点评《“红色亿元村”南街“神话”或终结 》

前面说几句：

这两天，南方都市报一篇《“红色亿元村”南街“神话”或终结》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关注。南街村作为一个企业，在当今市场经济汪洋大海的险风恶浪中或沉或浮、潮起潮落，是司空见惯正常不过的事情，全世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企业死亡，即使那些富可敌国历史悠远的著名大企业，面临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利益竞争，破产倒闭的也层出不穷。所以，南街村企业会不会终结？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应该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大做文章的问题；问题是南都这篇文章把南街村企业的起落兴衰始终与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化等等与共产党休戚相关的问题捆绑在一起，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倾向，即南街村“神话”的终结，意味着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失败。既然如此，那么不妨让我们依着这篇奇文的顺序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吧。
注：方括弧内是原文，点评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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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高举“毛泽东思想”坚持走共产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南街村或将伴随着“改制”走向终结。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超深圳，但实际上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积累而是靠贷款。据悉南街村集团已资不抵债，被列入银行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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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所谓核心，也就是该文最想表达的主题。但提示却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不是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集体化终结了南街村企业，而是“改制”使原来坚持集体化的南街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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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2月26日报道 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但是,这个号称资产数十亿的村办企业集团已经欠债十余亿,3年前悄然“改制”,背后意味着近30年来苦心经营的“神话”或将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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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事实上南街村在官方主流媒体上从来没有被广泛报道过，也没有被党和人民当成历史符号或异类的典型和“神话”；党和人民一直认为，南街等7000多个集体化单位，是改革开放多元化的体现，是当地老百姓根据客观具体情况因人置宜、因地制宜自愿选择的结果。倒是南都这些异类报刊总是象苍蝇那样死盯着南街、华西等坚持集体化的“鸡蛋”，总想在上面找到裂缝。在他们看来，欠债、改制就是裂缝，然而由此而得出南街将终结的结论，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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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真相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南街村村办企业迅猛发展归之于“毛泽东思想”。从此，自“文革”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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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直到目前为止。中共中央还没有宣布土地联产承包制与集体化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还应该是主体。事实是，南街村在那个潮流中也曾分田单干过，是南街人民在反复的实践对比中选择走上新时代集体化之路的。

既然那时候随便做什么生意都能赚钱，那么为什么南街人不去做个体户发财呢？事实是，极少数人发财，大多数人发不了财，甚至穷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南街人认识到集体力量能更有效的克服市场风险，能更快的富裕起来，因而选择集体生产，并很快走上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共同富裕之路；如果有人把这归功于毛泽东思想，也未尚不可，因为毛泽东毕竟对集体生产是大力支持提倡的；学毛选、念语录也没有错，仔细看看毛主席的话，里面没有诲淫诲盗、图名贪利，没有教人为一己私利去争强斗狠的自相残杀，有的却是教弱者团结友爱、自力更生、共同奋斗、用自己辛勤诚实的劳动创造全社会的幸福，只要人们自愿学习，这没有什么不好嘛。至于批斗会，恐怕是作者杜撰的吧，如果把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成批斗会，那更是无耻之谈了。看看一些血汗厂矿对工人的管卡压，听听那些被关在宿舍活活烧死被押在井下拼死劳作的工人的灵魂呐喊，孰是孰非？不是很清楚吗？

众所周知，作为现代企业，贷款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全正常的市场行为，能利用贷款加快发展壮大企业，正是优秀企业的基本素质之一。人们感叹南街的成功发展，不仅是指GDP或街市的外表繁华，而主要是基于她相对公正和谐的共同富裕，是指她能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满足当事劳动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合理需求。贷款固然是发展的物质因素之一，但发展的决定因素只能是运用贷款的人以及这些人的思想觉悟。同样的贷款，在好人那里，可以通过企业运作为人民群众谋发展谋幸福，而在坏人那里，只是谋取个人或私党利益的工具。现在用贷款发展成功的企业数不胜数，同时，贷了款一败涂地的企业也到处都有，否则银行也不会有天文数字般的坏帐了。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暴富的往往是极少数高管层，穷庙富方丈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象南街这样领导与群众基本平等富裕的能有几个？作者用贷款掩盖南街发展的真相，手段之卑劣令人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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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真相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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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南街村作为一个单位和企业，当然也得有规矩，何况这个规矩是村民自觉自愿共同制定的呢。对犯了规矩的人，单位和企业进行批评教育是正常的，对不能批评教育的人除名也属正常。试问，当今哪个单位不是这样的。被企业除名者，当然不能留在企业里，请该人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中，正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做法---既然你不能适应集体生产的环境，请你回到单干承包制的条件中去，放手让你走个人奋斗争取发财之路（这是目前许多地方农民的现实处境），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生产什么项目是企业经济行为，王宏斌作为一把手有权决定项目；王只是个凡人，是凡人总会犯错误，搞永动机就是个错误。当今企业，一把手决策错误的比比皆是，即使因此而破产，也应该与政治无关。作者把企业家个人问题与什么“红色”、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在一起，除了宣泄阴暗心理，还能捞到什么稻草？能把企业家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企业的社会性功能，即企业是为大多数老百姓还是为极少数个人谋福利。如果南街老百姓觉得王是真共产党，是真心为集体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即使王犯错也会原谅他，反之，就会用脚投票，用不着外人去指手画脚。

南街村不是世外桃园，领导层中出现败类完全有可能。人家发达国家的“民选”总统还经常发生很见不得人的丑闻呢；共产党里也有坏人，早的有刘青山、张子善，近的有胡长清、陈良宇，稀奇吗？

至于改制、高管层变身“红色资本家”一说，南街村已有澄清---不过是为应对有关部门的登记手续而已；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即使真有其事，也只能更加证明真正终结南街村集体事业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那些违背共产党宗旨精神的所谓地方政府行为。如果王宏斌等人真的要做资本家，终结了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反倒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哪里的人们一旦离开毛泽东思想，那么那里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事业就一定会遭到无情的破坏和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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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泽东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将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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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根据党章和宪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的指导思想，中国还在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象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全国许多城市有毛主席大型雕塑。可作者却独对南街的布置如此酸溜溜的描写，不禁让人想起那只葡萄架下的狐狸来了。

感谢作者写出了南街的福利供给制现状，当中国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在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的重压下苦苦挣扎时，南街村民非但没有为住、学、病发愁，居然连肉都免费供给，用不着担心肉贵买不起，这不能不让人羡慕眼馋。对于老百姓来说，物质资料的使用权是最要紧的，使用是体现所有的最有效的途径，何况，所有权在集体手里，只要自己没有脱离集体，法律上仍然是所有者的一分子。还有，自己自愿参与制定的乡规民约当然要遵守，否则一乱套，对谁都没有好处。犯了规矩，受点惩罚，督促自己遵纪守法，这样的常识谁都懂。你不愿受这个约束，可以单干嘛，按国家政策，分田分房给你。让你自由自在的走个人发家致富道路，这样的好事情哪里找？请作者说说看。

南街村接纳社会上的“私有制”，更不是什么秘密，“内方外圆”说明南街村人思想不僵化，能根据时代形势变化走适合自己发展的思路。作者把当地人所共知的改制、欠债当做“秘密”津津乐道，自以为得计，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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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党支部总书记。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中部，隶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户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约7分土地，耕地近1000亩，土地面积1.78平方公里。

因地靠县城，南街村民多是亦农亦商。王宏斌当年放弃了父亲给他争取到城里的工人指标，毅然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19岁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体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是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为了建立砖厂，王宏斌想出了“指山卖磨”的点子―――他们先卖掉还没有烧出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砖窑。在地处省级贫困县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们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然而，由于亦农亦商传统的影响，土地对村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

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他们却因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众怒。村民们开始咒骂领导无能。面对这种境况，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1984年，南街村党支部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继续由集体承包；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土地，村领导又做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最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逐渐，村民们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了集体的保障。彼时的王宏斌就像一个牧羊人，希望村民这些“羊群”进入集体的羊圈内呵护他们。交出手中的土地，就能进入羊圈的门。]

......点评：这是作者写得比较客观的一段，这里正好说明，南街村走集体生产道路是通过实践逼出来的，党支部带领大家搞集体经营是被群众骂出来的，也是完全建立在村民自愿参与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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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毛泽东思想”法宝

将面粉厂、砖厂收归集体，又将承包到户的土地再次集体化后，南街村开始走上了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对南方都市报说，南街村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1984年，南街村工业产值达70万，1986年，村办企业的产值则达到了320万元。

一个中原农村获得如此发展，南街村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彼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也让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集体感到困惑。

“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一本讲述南街村的书如此描述。王宏斌找到了“信仰”―――毛泽东思想。

“宏斌书记是找到了法宝，”知情者称，王一开始并没有坚定要信奉毛泽东思想，而只是利用其来调理南街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惩治那些不服从领导的村民。

很快，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迅速蔓延开来；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

在提出大学毛泽东著作以统一思想和大唱革命歌曲以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大学雷锋精神，以培养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锋的集体主义和傻子精神。南街村领导层提出的一句口号是“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是最后属于傻子的。”村干部们也自称是“二百五”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月薪仅拿250元。

从此，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与大搞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相伴的是，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彼时亦属于快速发展时期。早先就利用信贷资金等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体经济产值达到2100万元。]

......点评：这一段作者的逻辑是混乱的，读者不知道作者想表达什么，是想说南街的发展是靠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还是想说不是靠毛泽东思想？作者用知情者说这一神秘兮兮的语境，给人以许多联想。本来，毛泽东思想、雷锋精神、革命歌曲一直是中国人民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如果作者到北京许多公园去走一走，那里老百姓歌颂毛主席的热情可能丝毫不亚于南街村，去年江西官方搞的红歌会其火热程度出人意料。王宏斌作为一个共产党基层干部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员的起码要求，也是党章的要求。组织群众学雷锋，文化上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更是符合这些年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但作者却把这些现象说成什么大搞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居心何在？

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企业、家庭，想办成点事业，统一思想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团结群众、组织力量、齐心协作地完成事业。现在不是时尚企业文化吗？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基础性要素。一些企业经常在上班前组织员工整队训话，齐诵口号，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投入工作。人家搞是企业文化，而南街村搞就是“文革”复活，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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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现象引起关注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据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开始扶持这个典型，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

1990年9月17日，王宏斌在一次发言中说：

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全忠、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省水利厅、县水利局要在南街搞农田喷灌，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在两三年内把南街来一个大的转变。

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号，并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南街村迅速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彼时，中国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南街村不但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教育人”，正好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这（南街村）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曾有人如此评价。

彼时，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团）已下辖有26个企业，其中5个是中外合资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发展规划，并对“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做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当年，曾于1988年升格为党总支的南街村党支部，再次升格为党委，王宏斌依旧就任书记。

在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规划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因“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敏感提法，曾使王宏斌等南街村领导层感到不安。但是，这一做法很获得了个别要人的肯定和支持。]

......点评：这段文字用了几个不着边际的“据称”，也不知作者是从哪里得到的秘闻？退一步说，即使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上面或有关方面重视并予以支持，这也是很正常的嘛。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革开放30年，从地方到中央，树立的典型胜不枚举，“小岗村”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典型之一，政府财政支持可谓大力矣，却从不见某些人非难，而一对南街村进行宣传和支持，就马上阴阳怪气的说三道四了。大家都知道，党组织升格是由党员数量决定的，无所谓上面格外照顾，连这个都要拿出来说事，岂非咄咄怪事！

南街村的成绩是南街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干出来的，不是什么人恩施的。君不见有许多企业，包括堂堂上市公司，贷款圈钱不亦乐乎，却连连ST，老总高管卷款潜逃，国家和股东的钱打水漂。可见外界的支持虽然重要，但决定成功的，还是企业自己的素质和力量。

当然，对于南街的发展方式和途径，人们可以见仁见智，支持还是反对也是各人自由。但最有说服力的只能是南街村的现状！只能由南街村的老百姓根据自己物质精神生活的切身体会说了算！作者用“政治氛围政治需求”、“政治形势微妙变化”、“敏感提法”、“不安”、“个别要人”“神话终结”等政治敏感词汇，把原本多元化发展的正常现象拉扯成人为的政治路线对立斗争，制造紧张空气，究竟意欲何为？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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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同年，为了维护南街村及其企业的利益，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该所的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维护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势，并为南街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在村中设立。将大量款项贷给南街村的中国农业银行，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除了这些行政金融机构以外，南街村还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行），法庭、检察室、纪委等属于镇级的机构也在此设置。

至此，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

在这个“小国家”中，王宏斌是领导的核心。南街村人习惯称他为“班长”，这是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除了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外，王宏斌于1992年开始担任临颍县委副书记，这三个职务一直就任至今。

随着媒体宣传加剧，南街村声名鹊起。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确实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熟识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说，有一次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子里植树的王后激动不已，宣称自己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理想家园。

......点评：从这一段叙述里，读者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政治良苦用心了----用不负责任的道听途说，和“小国家”、“毛主席共和国”、“南街村的小毛主席”等耸人听闻的判语，制造一个“独立王国”的假象，这样，一可以嘲讽贬低南街村，二妄图希冀引起有关方面特别“关注”。搞国中之国，这还了得！幸亏当今政府没有上这种低级伎俩的当，否则，又将是一个天大笑话特大冤案了。不过，读者还是希望那些“自称、外人、熟人”之类的人能站出来证实一下你们说过的话，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这样说。顺便说一声，毛主席并没有深居简出，相反，只要身体和条件允许，他经常深入群众，这有《走近毛泽东》影视片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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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发展速度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胀大。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团雇佣的员工已逾万人。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1991年是1.01亿，1992年是2个亿，1993年是4.2亿，1994年是8个亿，1995年是12个亿，1996年是15个亿，1997年16亿，1998年16亿，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称，因为毛泽东是发展公有经济，邓却允许发展私有经济。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点评：该段无非想再次强调---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毛泽东思想，而是靠银行贷款。这里作者再次偷换概念，因为在南街村，经济增长只是手段，是让自愿走集体生产道路的全体有关劳动者共同富裕的手段而已，南街的成功主要体现在社会公正效应上，否则，贷款再多，企业再好，只要富的是极少数，穷的是大多数，从共产党宗旨的意义上说，仍然不能算成功。这个意思，在邓小平著作中，也有多处表达。问题是，作者在偷换概念中，还时时不忘从背后给南街村敲一棍。如：“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关于小平思想的正式提法是1997年15大的邓小平理论，要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在1995年以前主动提“小平思想”，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再者，南街村既然决定搞公有制生产，高举毛泽东思想有什么错？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胡总书记也说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对此，作者又有何感想呢？至于南街村在毛时代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之类的反历史主义的陈词滥调，人们听得老茧都出来了，不谈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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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

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再集体化之后，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大量雇佣外来劳动力。在1990年左右，外来劳动力的人数开始超过本村村民的人数，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万余名外来员工在各个企业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数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来员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冯仕政说，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

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这除了因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导致迅速扩张的南街村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也日渐稀薄。“为了贷款维持资金链，南街村驻郑州办事处的三层办公楼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说。

南街村啤酒厂（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胀的产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团最明显的一个败笔。1993年，声称将实现年利润1078万元的该厂自投产以来，年年亏损，最高年亏损达3000余万。2007年，连续亏损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声称“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开始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然而，该啤酒厂填报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均同时标明该厂“负债总额”为2亿6千万余元，而其“资产总额”仅为1亿1千万余元―――这意味着该厂实质已经资不抵债。对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却认为，这正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

啤酒厂只是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一名熟识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银行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当年整个集团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南方都市报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现在一提要贷款都贷不出来了，除了一家银行外，其他银行与南街村集团基本不再有（信贷）业务往来”。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此前，各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的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据知情者称，作为南街村集团一把手的王宏斌，从未看企业财务报表，对企业经营发展并无成熟规划，“他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

.......点评：又是一连串的据知情者称，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好厉害！这是造谣者的最佳逃避责任的办法，不过，这种方法现在也有些失效了，“狼来了”喊多了，自然就不灵了。关于南街村是不是存在对外来工或者对本村工人的剥削问题，这是可以研究的，因为南街村作为一个企业毕竟存在于今天这个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在实行“外圆”的方式时不可能不沾上“圆”的成分。问题在于比较，把南街工人和其他许多国有和私营企业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分配制度对照一下，事情就清楚了。孰好孰坏，劳动者自有主张。在一些发达地区企业都发生招工难的情况下，南街村如果真象文中所言---“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试问，南街村还能留住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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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开始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

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模式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1―5年，职工开除”这样的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在那养老还行。”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为了体现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优越性，南街村修起了一条被人称之为“长城”的城墙，其原本将修成环形，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庄隔开，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墙的一端，是一座仿天安门的城楼，名曰朝阳门。]

......点评：因此段大都涉及王个人作风问题，与南街村整体模式关系不大，特别与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集体化没有关系，故不作具体评论。只想提醒一句，请作者和读者把王的行为与目前许多国有私有企业的老总行为比较一下，看看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老总们是不是允许企业内部有公然的反对派别存在？员工违反制度纪律是怎么处理的？不管怎么说，王的反对派或违约者还可以退出集体企业继续在南街承包土地单干经营吧。王如果不严格执行制度纪律，南街集体企业还能存在吗？更何况这些规定是村民共同制定通过的，执行规定当然会限制个人的“自由度”，把责任推到王一个人身上合理吗？“在那养老还行。”总算是句真话，南街村能把失却劳动力的老人统统养起来，就很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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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决定的“永动机”项目

1999年，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做出了一个决定，南街村要上马“永动机”项目。这个已经被科学原理及诸多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

熟知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王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来八仙相助，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彼时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安装上了10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一共“九九八十一”盏。

晚上，村委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实际上那是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称，王宏斌上马“永动机”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计划：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陷于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省……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对当时“永动机”项目了解的南街村民及观察者，证实了知情人的这一说法。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位当时检讨会的亲历者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开向村民检讨，流下了眼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劳，还要受这等委屈”。然而，至今仍有关注此事的观察者提出疑问：200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说自己被骗了就完了呢？被谁骗了？骗子为何没有被抓捕归案？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设下一个局，把钱‘造’走了？”对于这些疑问，至今成谜。

除了“永动机”项目，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项目是，能让番薯增产100%的“丰植露”（一种叶面肥）项目，亩产万斤的“党员试验田”项目。“只有你声称信仰共产主义，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一位南街村的研究者说。]

.......点评：作者攻击的对象既然是王宏斌个人，那为什么又硬把南街集体生产方式和毛泽东思想拉扯进来呢？前面说了，王是凡人不可能不犯错，人家南街当事老百姓都原谅王了，作者一个外人喋喋不休的揪住不放，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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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在南街村，除了王宏斌对这些项目的痴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三当家”王金忠的突然死亡，也为人们提供了管窥南街村领导集体成员不为人知的一面。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随着这些解构南街村自我宣传的事件接连发生，南街村的意识形态在此后开始向大环境做出妥协，开始将南街村的“成功”归结为“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各界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南街村自称这是所谓的“外圆内方”―――对外与大环境接轨，对内坚持“共产主义”。

彼时，王宏斌亦放弃了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名字―――“洪彬”，将名字改为了现名。

王改名的缘起，亦如南街村开始悄然承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一样微妙。本报记者找到了直接促使王宏斌改名的当事人。他透露，有一次在深圳出差，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

.....点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就是作者自以为的“高明”之处，按他的逻辑，克林顿戏弄女性，美国总统就个个应该是淫棍！人有了某个缺点错误，就不能再当领导了！看来，某些人的“政策”比极左还要极左，让这种人当家，别人还有好日子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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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谁的南街村？

王宏斌改名，并没有阻止南街村经济的颓势。

2003年，为了使南街村集团获得充裕的资金，曾有几名高管要求运作南街村上市以便融资，但王宏斌与推动“永动机”项目上马一样，坚持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投了反对票。

彼时，运营逐渐规范、并有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也向宣传坚持“红色路线”的南街村亮起了红灯。

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为了使游客在南街村旅游变成对共产主义的朝圣之旅，南街村复制了毛泽东故居、遵义会议旧址、西柏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景观。在观光园中，南街村还特意修建了一座用于收藏毛泽东选集（1～4卷）书法作品的“四卷楼”，但据称因资金短缺，至今未投入使用已略显破败。

2004年11月，在“法律意义”上，南街村宣告了其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历史的终结。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

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南街村集团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集体性质）变成了1名法人股东及12名自然人股东。除了中原工贸仍属南街村集体所有外，其余子公司已将股本转让给原来的法人代表。

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

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其中，郭全忠是村党委副书记，贾忠仁是村委主任，王继春为南街村集团党委副书记，窦彦申为集团总经理，刘晓青是食品厂厂长，王金安是村办公室主任，邓富山为包装材料厂厂长，张平是南街村彬海胶印公司经理，王武军、卢林政是集团副总经理，姚喜兰是南街村集团麦恩鲜湿面公司总经理。

众目睽睽下的否认

在南街村集团提交河南省工商局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等级申请书”、以及新的“公司章程”及漯河信利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审计报告上，都证明了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的事实。此后，南街村的股东会议签章也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公章）盖章，变成了1个法人股东盖章及12名自然人股东的签名。

对于这一事实，王宏斌的回应只有寥寥数语：无稽之谈！

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则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南街村还是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台上说的和台下干的不一样，他们在南街村一天也立不住脚了。”雷说，

对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一事了解的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王洪凯解释说，在变更时，工商局的人说集团公司应该有自然人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本报记者从河南省工商局查阅的材料却显示，是南街村集团内部在2004年11月已经将股权结构、公司章程等变更完毕之后，才于2004年12月向工商局提交了变更等登记申请书。在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中，亦无集团公司必须有自然人股东的规定。

此外，在漯河市工商局，南方都市报记者查询到注册号为4111002103267、注册资本是8500万元，名为“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家企业。在其股权结构中的23名自然人股东中，除了姚喜兰外，南街村“三大班子”的11名成员均是该公司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包括王宏斌在内的南街村诸领导，对“改制”的消息均予以否认；如雷德全这样不属于企业高管的村委相关人士，也说这只是“形式上”的。大多数南街村的村民，更是坚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背后有那么多高参，他们怎么可能不懂，那么容易被骗？”观察者们如此质疑。

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们都坚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保证以上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虚假，甲乙双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一个私德高尚的牧羊人”

2007年岁末，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给南街村捐了10万元，并希望该款用于改善南街村领导班子成员的生活；王宏斌代表全体南街村民在给李讷的回信中则说，李的“无私捐助，体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以实际行动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破私立公政治课”，并表示此将激发南街村“加快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步伐”。

村民们既敬又畏的“班长”王宏斌，还是被认为是一个至今无人替代、私德高尚的领导人。以他为核心的“三大班子”，有责任像称职的牧羊人般，为已进入羊的门的村民们寻找水草、遮风避雨。

2008年2月17日，春节还未过完，南街村已迎来前来参观的游客。游客们在南街村导游小姐的引导下，感受这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取得的成就。南街村自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共产主义奋斗了近30年。走马观花的游客们，在听着导游小姐解说南街村的故事时，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也已到了30周年。特约审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研究员卢荻。（来源：南方都市报）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上官敫铭) ]

.......最后的点评：
因这几段老是翻来覆去揪住王宏斌和目前几个高管的问题，所以这里也一并批了吧。首先，作者没有直接找王和高管核实上述情况，只是旁敲侧击搞了点材料，而且通篇弥漫揶揄嘲讽的笔调。这样的东西能作为终结南街村集体化道路的铁证吗？看来还不足为凭！

其次，当今中国，因高管层罪错失误或市场恶性竞争原因把企业搞砸的事例多的是，南都们没有大惊小怪、幸灾乐祸，却对南街村“情有独钟”，迫不及待的大呼小喊这是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集体化道路“神话”的终结。只可惜事与愿违，南都们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使他们逻辑思维混乱不堪，结果这篇在他们看来是重磅炸弹的奇文，却把自己炸了个颠三倒四。

纵观全文，作者无非是想表达----高举毛泽东思想、坚持公有制集体化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终结了，所以在中国，毛泽东思想已经不灵了，公有制集体化已经走不通了。然而，有趣的是，通过作者的表述，读者却明白了，终结南街村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公有制集体化，而恰恰是“改制”，是高管层的“腐败蜕化、独断专横”，是债台高筑、贷款断绝。而这一切，也正是在改革开放中被南都们再三推崇叫好的高管层收购私有化、大力向能人型企业家放权让利、实行一把手高度负责制、腐败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金融完全彻底市场化、劳动力全面雇佣化等等反科学假改革的后果！他们本来想搬起石头砸毛泽东思想、砸公有制集体化，结果却砸了自己的脚！

看南街村是不是真的终结，其实不在改制、腐败、欠债什么的，因为法律证书是死的，人是活的，名义资产决不等于事实资产，领导腐败了也可以撤换，债务还可以陆续偿还。真正的终结必须看分配制度的变更，看那里的劳动群众的得益比例程度和实际收益的情况。如果南街村的分配还是公有制性质，领导和群众的实际收益比例事实上是公平合理的，那么南街村的集体化生产模式就不能说终结。但如果分配制度确实变成以资分配为主了，领导个人通过权力事实上占据大部分资产和分配了，那么这样的南街村就不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义上的公有制单位了。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能说---南街村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终结！但那样的终结，决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终结，而是背叛的终结！这对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者而言，也许将是一件幸事。（新马2008.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