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资本主义危机以来，新的一轮社会主义革命好像已经隐隐出现在世界的地平线上了。在新一轮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我认为有必要充分讨论和吸取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和我国文革失败的教训，以为未来革命参考。关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和我国文革失败的教训，当然不是我一篇短文就可以搞清楚的，但主要的方面还是能够探讨的。　　

各国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其实核心只有一条，就是国家政权及其社会运动的领导权，没有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是被并非马克思主义的通过它本来的执行组织升迁起来的新官僚篡权了。斯大林死后是被赫鲁晓夫们篡夺了。　　

各国的革命组织无不是分作两块，一是领袖层，主决策（系于党的领袖集体或个人），除此都可以看做另一块，即执行层。实践中，领袖层之所以会是领袖层，是因为革命实践最终证明了他们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其思想、方法和决策主要的方面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而执行层中的人之所以仅仅会在执行层还进不了最高决策层，起码有一条原因，就是因为实践往往还证明不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或说他们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还不够。　　

赫鲁晓夫们在多年的革命和建设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行组织成员或许应该是合适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来决策恐怕就不再合适了；D们在多年的革命和建设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行组织也应该是合适的甚至是出色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决策就也不再是合适的了。而后来的历史实践不过是一再证明，他们都不是与过渡时期发展了的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连书本上的那点马克思主义都还远远的达不到，或者干脆就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只是代表各自所代表的革命阶级在革命中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工作中混了个革命家的名头。当然，他们也进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进了中央和政治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了吗？实践证明也不一定。共产党是议行合一的组织，它的中央层多数的也还要归在执行层。做将才还可以，做帅才就勉为其难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可以代表人民挂帅。　　

当然，这并不是说执行组织中就没有有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说通过在执行工作中的升迁，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产生党的领袖是危险的。执行能力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通过组织工作升迁起来总执行机构及其成员，也并不代表其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只能代表其组织方面的能力。即使这样的人升迁起来了，资格再老，威望再高，也依然还只是证明着他们执行组织工作方面的能力，而不是证明他们就可以是和新的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做党的领袖。　　

所以，一切由于组织工作中的资历和威望，就自以为可以有资格冒替马克思主义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坐拥天下的想法，都不过是“老子打的天下，就要老子坐天下”的反动封建思想，是凭借执行机构中的资历威望，对马克思主义领袖地位篡权的野心想法。　　

在人民解放了的年代，没有人可以坐天下，即使革命有功。只有人民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组织起来坐天下。执行组织永远只能是人民通过马克思主义领导的执行机构，是人民坐天下的工具。　　

然而，斯大林毛泽东后，党的领袖却无不是通过党的执行组织升迁起来的总执行机构（后演变成官僚机构）产生的。从而未能实际阻止通过执行机构升迁起来的那些新官僚对党的领袖地位的篡夺。　　

而这就是各国革命失败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在十月革命以来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当革命高歌猛进的时候，无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最终实现了的成功领导的结果；而当它最终失败的时候，又无不是源于它坐大了的执行组织——实际上演变成了官僚、总官僚、总官僚机构，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篡夺和替代。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在对苏联的分析中是注意到了一些问题的，他已经认识到官僚只要是官僚注定是要背离革命的，也就是要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也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一些问题，他才发动了文革来阻止苏联的教训在中国和世界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重演。但毛泽东的认识可能还并不够彻底，也正是由于认识的还不够彻底，他才还只是把能不能找到一个自己革命事业合格的接班人（不像赫鲁晓夫一样的）的问题，仅仅看成是一个人才的选拔问题，才依然还仅仅是在过去年代自己所领导的革命的执行组织中——在那个他已试图打破的正成形着的官僚组织中甚至是在它的总官僚中，不断挑选着自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放弃了刘，就选林，林也不行了，就再选邓。总之是还在延续战争年代选择LSQ时的选人思路。这样他就也还没有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新的解决思路。　　

或许，这么说也是不够准确的。也许毛泽东已经看的很透彻了，在林邓的任免中，或许他已经认识到了把自己限定在必须从自己过去的追随者即执行组织中选择自己未来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就是未来领袖，这一条路子是危险的。只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比如当时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少），还不可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而只能通过文革的形式，培养锻造出更多的共产主义新人和自己的理论专家，为后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条件。并且，毛泽东在否定邓小平后，通过左中右的权利设置，实际上也已经是在试图从政治体制上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了，只是历史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　　

以上只是可能，或许就没有认识到。　　

总之，不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当时对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多么重大，当毛泽东没有能成功的完成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接力,寻找到中国未来革命合格马克思主义领袖的时候，文革连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就注定要失败了。毛泽东一过世，他曾经着力限制过的那个官僚组织也就是党曾经的那个总的执行机构，就以党的名义，篡夺了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党的领导权，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中国从此右转。　　

有的人会说，党的领导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吗？　　

回答：否！这是偷梁换柱。　　

党的组织只是个名义，不一定就有马克思主义之实。 不是党的领导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只能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才会是党的领导。　　

通过党的组织或官僚机构升迁起来的官僚、总官僚或总官僚机构，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也不一定。　　

当它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运作的时候，这个组织是马克思主义的执行组织，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因而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挂边。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由于在政权中的特殊位置，这个阶层很容易产生自己特殊的利益，从而或快或慢地官僚化，而通过官僚组织升迁起来的官僚总官僚，总是会或快或慢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这些总官僚往往是保护特殊利益的产物，而不是保护革命的产物。他们往往不但不会继续革命，而且可能还会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越弱，官僚化的程度越深，这个阶层扩大个人利益反革命的步伐就会走得越深。　　

所以，要保证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就不能在制度上限死了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执行组织和官僚机构中产生党的领袖。　　

很多提法实际上都是不科学的，比如无产阶级的领导。如果抽除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这个核心，无产阶级的领导、包括党的领导，也至多只会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从而最终滑向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在社会各项事业上的实际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就最终要滑向资产阶级专政。　　

小资产阶级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吗？没有。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和无产阶级接近，但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接近。无产阶级的成员如果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它也必然的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内。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它的战略家理论家，才可以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代表党。　　

所以，如果要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权，那就必须首先要保证决策机构是确切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战略家理论家的机构，党的领袖也不是从随时存在着官僚化倾向的党的执行机构中产生，而应该是直接从马克思主义者中从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和理论家中产生。　　

　　

这样就需要打破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现有的党体和政体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现有的这个旧党体和旧政体形式，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是与当时具体的历史任务相适应的，曾经有它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夺取政权后，在和平年代进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这个旧党体和政体的不足就显露出来了。　　

比如，关于领袖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天然的就在革命运动内就在党内。它不但要在与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占据运动和党的领袖地位，并且必然的往往也是在党内寻找自己新的领袖。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在夺取政权前的运动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应该囊括在了党和革命运动之内。所谓党外运动外的布尔什维克，恐怕是没有的。　　

然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情况就根本性的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无产阶级运动，本来就在于引导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在人民群众已经解放了的时代，在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件锐利的思想武器，并在社会主义革命正反两方面教训中，对这个马克思主义不断加深着理解，从而在群众自己已经可以更加娴熟运用和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成为运动主体党已成为群众运动之沧海一粟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就已经不再是仅仅在某少数人或团体中，而是已经寓于亿万人民大众当中。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解释权，而不再是某少数人或团体——或曰党，才可以拥有这个解释权。　　

这是重大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在群众中产生的，它也必然要回归于群众，加强群众。群众中自然会出马克思主义。那种在人民已经解放了和解放过的时代、在人民群众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还不相信群众的观点，一定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而不是在什么党内，更不会在官僚中。　　

再比如，党。　　

党在政治革命中，本来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是领导和解放群众的组织，但在群众已经解放了的时代，它的成员已经应该消融在群众当中，而新时代的党已经应该成为群众自觉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的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早期，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党内，因而党的组织仅仅表现为党的工具，但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已经在群众当中的时代，党已经应该成为群众中这个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共产主义革命的工具，和群众自觉组织起来自觉组织自身进步的工具，总之已经应该还原成群众自己的工具。　　

在新的时期，党应该完成这个转型。　　

然而，这个转型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却一直没有能完成！斯大林没有完成，毛泽东也没有能完成。结果社会主义革命后，本来应该成为解放了的人民群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执行工具的那个东东（曾经的那个党），却最终没有能成为群众的工具。这当然也就使这个工具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寓于群众当中），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曾经叫党的那个东东自然也就成了一具失去了灵魂的僵尸。而正是这具僵尸，最终被资产阶级借尸还魂，完成了资产阶级复辟。　　

鉴于此，如果我们今天总结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政治原因包括毛泽东试图挽回这种失败的行动也最终失败的政治原因，大体就可以归结于此，——群众还没有最终完成自身的组织 ，党还没有完成向群众自觉组织工具的转型。核心是，整个政权的决策层或说党和国家的领袖还不是产生自群众。　　

在社会主义时代，在整个过渡时期，党的领袖必须是群众中自觉涌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整个过渡时期的政体，必须体现群众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自觉的组织，而不应该再是那种自外于群众的组织对群众的组织。群众不能老是被解放、被组织、被代表。在群众已经组织起来的时代，它的领袖核心必须产生自群众。　　

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社会主义革命中，这项转变必须完成，也必将完成。而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政体形式的升级和完善，也依然是一项伟大的政治革命。　　

　　

基于此，我提出如下设想供所有的关心此一问题的朋友参考。　　

　　

1. 我认为可以不设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而代之以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组织。　　

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领袖体制，作为旧党体，由于它们本身的产生自执行机构而非作为过渡时期运动主体的人民群众，是与新时代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要求不相适应的。　　

而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则是由国内（外）群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和定期选举的。　　

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民主产生党的领袖，并受专家会议监督罢免。　　

我认为这就保证了党和国家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出身和来源问题。党和国家的领袖和决策机关，必须从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中产生。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家理论家不能代表共产党，恐怕就没有人可以代表共产党了。　　

从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产生群众自己的领袖机构领导党和国家、领导共产主义革命，是过渡时期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解放自己的必然的形式。　　

而现在，我认为由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这个专家会议的条件也已经成熟，因为网上舆论界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出现。　　

2.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会议代表无产阶级国家，负有宪法的解释权、修改权、维护权。　　

专家会议在学术民主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主要任务的布置，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战略决策部署。　　

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从科学决策的目的出发，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领导组织好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民主活动，和领导好人民群众对各级执行机关的监督。　　

3. 另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考虑现有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参加并入到新的中执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对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负责，领导和组织政府和地方执委会，执行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制定的任务、大政方针和战略决策。　　

4. 党的中央和地方执行委员会、政府机关，按组织民主原则定期选举，组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优执行组织。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的设立和产生方式，解决了官僚组织以执行组织之实利益膨胀坐大篡权的问题。那么，强大的马克思主义中央领导下，执行机构的组织民主化建构，就防止了执行组织的利益膨胀和官僚化问题。　　

执行机构就是搞执行的，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利益存在。　　

共产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着力分别发展好学术决策民主（马克思主义）和组织执行民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决策和最优执行。 　　

这也就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问题。首先，中央是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的，整个政权本身就是群众自己的组织，然后，是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学术民主和决策民主，从而科学决策。党争票决并不代表正确，只有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科学决策才可以代表正确；党争票决是不是在追求最优执行的组织民主和执行民主中可以派上用场，可以实践来检验。不过执行过程，共产党在实践中实际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总之，离开以上原则奢谈民主一定是不正确的。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能否实现的问题，奢谈所谓的党内民主，不过是反动的官僚民主，它不是为发展群众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服务的，而是为官僚的特权服务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决策民主和执行组织民主，奢谈什么多党民主和票决民主，也一定是不对的，那不过是向资产阶级民主的倒退，也绝对是实现不了新社会新政权群众自觉组织起来对人解放发展的自觉组织和科学决策。　　

5. 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政府），人大（立法）、司法、军队，各自对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负责。　　

在这个前提下，行政、立法、司法可以三权分立。　　

6.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代表无产阶级和大众，对立法、行政拥有监督权、否决权。 　　

　　

以上还只是个大体的方向，有没有现实性希望引起关心此一问题朋友的思考和讨论。任务是摆明了的，过渡时期要求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但群众只有在可以不断把自己最优秀的分子把自己不断产生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尊放在党的领袖地位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完成自己对自己的组织和解放。也只有人民群众真正组织起来的时代，毛泽东所提出的课题才可以真正解决。　　

2009.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