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 终结

(第一部)

沙黑 著

母亲的巨痛，

牵动儿女的心肠；

积久的呕吐，

是想起母亲的悲伤。

——作者自题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

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

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道家经典《老子•道德经》

日期像是驿站，

命运之神

就在那儿换马，

教历史换调子。

——拜伦《唐璜》

目录

第 一 章 泛起（之一）-----------------------------------------

第 二 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幸福---------------------------------

第 三 章 泛起（之二）-----------------------------------------

第 四 章 泛起（之三）-----------------------------------------

第 五 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一）-------------------------

第 六 章 泛起（之四）-----------------------------------------

第 七 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二）-------------------------

第 八 章 壮年（之一）-----------------------------------------

第 九 章 宗进庭的往事回忆：故人-------------------------------

第 十 章 壮年（之二）----------------------------------------

第十一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三）------------------------

第十二章 壮年（之三）----------------------------------------

第十三章 壮年（之四）----------------------------------------

第十四章 壮年（之五）----------------------------------------

第一章 泛 起（之一）

一九六六年的特别明媚的一天，他跨进了中山塔亭州市人委朝南洞开的大门。他有好几年不到那块地方去了。

令他惊奇的是，“审干办”依然存在，而且人员也大体没有变动。他们和他，在一刹那间似乎有亲切的感情交流，似乎就像老友乍然重逢一样，不过，诧异的神色像一片乌云飞至、停在了他们的脸上，让他们脸都黑了，他所熟悉的对他的厌恶，也像一队受到召唤的士兵似的，随即站到了他们脸上，让他感到这间屋子里的时间并未流逝，空气也永远凝固。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新写的申诉书，说，这是我的申诉。没有人接他的，他放在桌上，他们也不拿眼睛去看。一个人冷冷地讥讽地说，你反正是年年都寄一份来的。有的人因为这句话的尖刻讽刺而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说，我不知道你们还在这里。没想到，有一个人立即厉声问道：什么意思？好像他触犯了什么绝不可触犯的东西，使得这个人愤怒了。他忙说，没有什么意思，时间长了，我不了解这个办公室是不是还在……所以……好吧，再见，不打扰了……他自言自语似的退了出来，身上惊吓出了冷汗，卑微之感像石头压抑着内心……

乔丽走后，他每月必去一信，甚至两信，在信上与乔丽谈心，但乔丽也像“审干办”这样对他不理，没有一个回音。他对乔丽，像对一个新的恋人一样不舍地追求。也许他注定要这样再追求一次，然后才能重新得到乔丽。他和乔丽这样地渺小，而且成了“社会渣滓”，可是还都活着，与别人在表面相同的时光里过着，却过得极不一样。何以不死？他追问着自己，他发现，答案只有一个：岂能不明不白而死？看来，生，倒是为了死，为了在怎样的状况、怎样的名声下死去！

他要改变他上次的窘迫，同时也出于一种焦虑，不久之后，他又到“审干办”去了。他将要斗胆地对他们进行一些追问。

那是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的的日子，周恩来、邓小平分别在首都和上海的欢迎大会上讲话。报纸上的宣传中心大体有两点，一是要“把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二是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把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他是放下手中《人民日报》，走向亭州市人委的，报纸上的通栏标题“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久久显现在他的头脑中，一切令他费解困惑而且恐惧。

他的事情一定会被这种新的他还完全不了解的大形势往后推得更远，他觉得自己这个预感是准确的。但他还是向中山塔走去，好像固执地不肯承认任何身外之事的到来，固执地要把握住只属于自己的事情。其实，他向来的努力，从来不曾能把管定了自己的恶运，这个压在整个身上的巨石，移动过一点点。他这是有点偏执狂了，但他无法停下自己的脚步。

他得到的是极其冷淡的对待、近于粗暴的回答：你的申诉，早已有了批复，怎么还不停地写申诉？你的问题结束了，不要再写、不要再跑了！他没有被吓住，他说，你们至今没有把给我定案的证据给我本人看，这是不对的，过去我在省里上访时，省里负责接待的一位女同志说过，这样的证据应当同本人见面。至少，当然，这是我想的，也要以某种方式，明示给本人。

没有想到，他这样委婉的话，这样谦恭的态度，得到的回答竟然那样粗暴、挖苦：那你叫她给你看好了，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他挨了想不到的当头一击，哑口无言。是的，看来他首先得去把规矩到底如何打听一个分明，才能晓得应当怎样说话。他就这样吞下一个大苍蝇似的，什么也说不出，自己连连点头，离开了那里。但他注意到，那些人也正在看那份《人民日报》。

他意识到自己对世事的漠然过份了一些，以至于产生了这样的固执。事实上亭州也是有事的。五月份，开始动员批判“三家村”，不光是读读报纸、讨论讨论，市里还曾宣布出两个不能算小的“三反分子”，一个是亭州科委主任，一个是某初级中学校长，在一个小城里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他们平时喜欢吟诗作赋、夸夸其谈，被选中“上挂下联”，也就不奇怪。他心里也曾为之一动，但终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了下来。这是不对的，很危险的。

于是，他倒赶忙抓紧起来，到学校图书室翻阅五月份以来的报纸。他需要把眼前的政治形势，好好研究一下。他看到各报转载姚文元的大文章《评三家村》，看到“我共青团不派代表团参加苏联共青团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严正声明，因为“苏联共青团领导已堕落为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修正主义的工具”，他看到《人民日报》上的一系列社论，他的目光不由得停留在那些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字句上：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

“谁要反对毛主席，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要反对党中央，谁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是一场严重的、尖锐的、复杂的政治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将来面貌，关系到世界革命”，

“任何牛鬼蛇神，任何阴谋家和野心家，想要从内部来夺取我们的堡垒，在中国重演赫鲁晓夫篡党篡军篡政的丑剧，都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点他们的名，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

这些字句，真是使他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他由衷感到他自己和妻子蒙冤受屈的事情确实是显得太渺小、太渺小了，而他这样执着于自己的事情，也显得是自私的、不对的、可恶的了。他立即原谅了“审干办”那些人对他的态度。

目光所及，他从报上看到北京大学正在发生很大的风波，而《人民日报》予以极大关注，对北京大学的一份大字报表示支持，说：“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左派队伍迅速扩大……保皇党吓破了胆……”

他还看到北京市委出了事，被中央宣布改组，社论说“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

这些，多么令人震惊而又迷惑、恐惧……

在七月份的报纸上，他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声明”，说：“中国准备承担最大民族牺牲，支援越南人民战胜美帝。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后盾，中国辽阔国土是越南后方。中越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是战胜美帝的最可靠的保证”。

他看到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报道和照片，他久久地看着身穿浴衣、十分健康、正在向群众挥手致意的一代伟人毛主席。毛主席在畅游长江之后说：

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报纸上说，“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他觉得自己很理解很赞成这句话，而且他也得到个人小我融入全国大我的一种幸福，从冷眼旁观的角度，他也无法否认这种情感。这说明他和多数人民还是一致的，他没有站到少数敌人方面去。由此他获得了一种慰籍和对自己的放心。因为如果因为自身的不幸而开始对这个社会反感、仇恨，那就不好了，那是违背他自己的。

作为教员，他跟着全校学生队伍走出校门，步行到亭州大会堂，生平头一次听到了“中央首长”的声音，那是讲话录音。大会堂里坐满了人，除了播放的录音讲话声，别的没有任何声音，都静静地聆听，要把每一句话都听清楚。

在他心目中最著名的职业革命家、党中央第二位的领导人刘少奇说：同学们，这半年吃饱了饭干什么？干革命！还说：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还有好几个中央首长都讲了话。因为口音的关系，不是每一句话都能听得清楚的，这有点遗憾，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句话，好像所有的人都听清楚了，也特别让人感到有趣。作为远离首都的偏僻之地的人们，总的并不记得讲话内容，主要只是为第一次听到那些伟人的声音而激动不已，想不到自己还能有听这样重要讲话的权利，果然也就听过了，感到自己的身份也被提高了似的。听了录音，所有的人心中都既欢欣鼓舞又有点莫名紧张，准备迎接“文化大革命”运动切实来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城、来到自己身边，准备积极投身滚滚革命洪流，经受运动的考验，同时也暗暗提醒自己注意，不可犯政治错误……

他却考虑，“革命”这样的事情，与他是没有关系的，他哪里有资格、哪里有心思去“革命”呢？他倒想找个什么地方隐起来似的。但他没想到，这“革命”，对他来说，首先是他的被捕。

那天在学校图书室里，他正跟管理员商量，要将从来不曾有人借看过的全套《资治通鉴》借出，书已经全捧出来了，正在点数，但有人叫他，他只好丢下书，而被叫到校长室去了。

市委工作组在大约一个星期前已经进校，召开了动员会，学校里很有秩序地在逐步开展运动，学生按班级集中学习讨论，教师分成两个大组集中学习讨论。到处是大标语，旧的比如：“坚决批判《海瑞罢官》，坚决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还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最新的标语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好像是作为一种时代标志，学校里添置了一种叫做“高音喇叭”的东西，极其响亮地播放着一些革命歌曲，比如《毛主席著作闪金光》、《工农兵，革命路上打先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情况有点比过节还热闹，人们在心情上一方面为这种热闹所感染，难以按捺血液的沸腾，一方面却有一种自我的收紧，也许就像手持入场券，在长长的甬道上缓步进入演出一部大剧的剧场，并且自己还将在旁边担任群众演员的角色，心中防着会被戏剧兴之所至地拖上场做一个可怕的牺牲品。

他在校长室看到两个公安人员，还有一个他见过多次的人，是“审干办”的，只是不知道如今是否还在那里工作。王校长端坐着，脸上严肃得异常。王校长的旁边坐着工作组长。这一切令他暗自诧异，他镇静着向他们礼貌地点点头。他们都只是瞪着他，没有一个人向他答礼的，连王校长也失去了礼貌上的起码的“修养”。

他正不明白，王校长说话了，那声音比平时经过了某种过滤似的，过滤掉了所有的热情，而变得极其冰冷，好像不是出自王校长之口。他不明白王校长今天为什么要这样跟他说话，但他一字一字听到那可怕的话了：

郁平，根据当前正在开展运动的要求，结合你本人的历史问题，按照上级指示和批准，公安机关对你实行逮捕。

不！他不能相信！他站了起来，好像要抗争，又好像知道抗争是不可能的，钢质的手铐冰凉有力地锁住了他的双腕，有如命运之手一下子扼紧了他，这大约是他的人生最后的结局了！难道正在远远而来的那样重要、而他也正等待着要加以观察、甚至也让他心中燃烧着热情的运动，与他就是这样的关系吗？怎么才一上来，他就遭了这样的命运？那么，他与这个运动，是一点关系也没有，而只有这样的关系了？是的，报纸上不是说“横扫牛鬼蛇神”吗？你就一下子被“横扫”出去了。

什么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就是。他不必有任何惊讶、委屈和遗憾，别的没有你的事，你就准备把牢底坐穿，或者在劳改农场了此残生吧。他和乔丽连一声最后的道别也不可能了，他心中绝望地喊着：乔丽……天啊……！

他被解出了学校。从校长室出来，一路上都有师生观看，他们茫然着好奇着，恐惧而有所同情。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个恶梦？通过眼前种种迹象，他终于判断、终于承认，这是现实，绝非梦中。

街上群众发现了他这个被捕的人，都延颈伫步，惊疑而害怕地望着他，心中猜测着他犯了什么事。不用指点，几乎是讽刺式的，他好像是自动就走进了中山塔旁边的看守所，从他早已熟知的大门进去，并且进入二道门。

他站了下来，被解了手铐，关在一排牢房之中的一间里。看守人员把栅门哗哗地上了锁链。他忽然觉得异常性的轻松，本来他的肩上好像是有无数责任和负担的，现在一下子全没有了，全被很干脆地取消了，连他自己这个人也正被取消，渐入无何有之境，无价值，无意义，无所谓还存在。这似乎倒是十分好的一种大境界！

按《金刚经》妙理，我相，就是非我相，只是名为我相而已。如果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称不得菩萨。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这些意思真是不错不错、第三个不错！他的遭遇，能从中得着很好的说明，他的思想，能从中得着很大的安慰。将一切视为虚无，于虚无中看待一切，对一切也就无所谓了。眼前牢房，也并非牢房，只是名为牢房而已，你完全可以把它视为人间正常的住所，平时想来还来不了呢，这也是缘份，缘份啊！

第二天下午，他被戴上手铐，带出看守所。他看到机关干部们很正常地走进中山塔去上班，他们有的人看了他一眼，有的人则好像因为害怕、因为事不关己，而故意不看。

他被解回学校，临时关在体育室里，给他松了手铐。学校教导处高主任好像是负责陪着他的，一直不离。体育室外面就是操场，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手捧书本心向党，心呀么心向党……毛主席著作闪金光哎………”。他听到一队一队的学生正在很有秩序地进入操场。有人关了歌曲，试了试麦克风，接着继续播放歌曲。“……拿起笔杆去战斗，牛鬼蛇神要肃清……”。

大约是要开大会，把他当作“反面教员”吧？正想着，高主任对他说，老郁，首先要跟你交代一下，按照市委布置，我们学校首批进入运动，开展文化大革命。上级有指示，这次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所以我们学校必然而且首先要涉及到你，你态度上要配合，一切服从安排，这些，你比我懂。

高主任对他的态度倒不像是对一个敌人的，而是像一个导演，正在解释剧本，和蔼细心地对他这个扮演“反面教员”的角色作布置交待，让他不要理解错了。高主任的话在表述上有一种客观性，实际上好像告诉他，甚至是暗示他，学校并无逮捕他的意思，运动如此也都是上面的要求，弦外之音，要他忍耐，要他冷静，至于将来情况，暂时不必多想。其实他也无法去想这个问题了，一切确实不是学校所能自作其主的。

当一个大的运动之初，总会这样以“典型”开路，打开局面。在医校，要在教员当中找一个“牛鬼蛇神”，他当然是首选之人。在态度上他一定要配合，也就是说，绝对服从。到了将来，就要实事求是一点了，他仍这样往好处想着。

也许，他今后将不断重复这样的遭遇，原因就是他以前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他成了有一条政治尾巴的人，所以新的一次运动也就弄到了他。凡是以前有问题没有结清的人，都必然在下一轮的运动中不同程度地要挨整到，是政治上的所谓“老运动员”。他当然不认为自己就是“牛鬼蛇神”，所以他心里似乎也并不怎样真的害怕，所谓“心不偷，凉嗖嗖”。但不管怎样，遭遇是不妙的了，他进入了无情的命运之磨的新的一轮碾压，无可拒绝，无可抵抗。虽有可能苟延残喘、绝处逢生，却也可能粉身碎骨、永劫不复。从本质上看，实相就是非相，终归虚无，不要当回事；从眼前看，非相却是实相，劫数难逃，还得准备受罪。

他乱乱地想着，努力调动知性理性，让自己能够镇静不慌。高音喇叭里的歌曲声突然中断，响起雄壮可怕的口号声，他被从体育室带出，并且由一个公安人员押解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面对全体师生站在主席台下，至于背后的主席台上有什么人，他看不到。

在一只手的按动下，他的头顺从地低了下去。他对自己满意的是，心中做到了比较平静，如果给他量一量血压和心跳，可能一点也没有增加。但当口号声又起，脚步杂沓中押解而来站到他旁边的竟然是一个学生娃娃，他的心就止不住一阵乱跳，头脑发胀起来，他真的难以估计他正在经历的这场气势夺人的运动了……

大会由一个副校长主持，他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得很高很远，不知是一种什么效果，竟在天空中回荡。

副校长宣布了他的罪状，说他是隐藏在教师队伍里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长期以来妄图利用党对他的宽大政策为自己翻案，是一个道道地地梦想变天的牛鬼蛇神！对这样“人还在、心不死”的老反革命分子，必须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观念，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经上级批准决定，对历史反革命分子郁平，实行逮捕！于是有喉咙大的老师领着全场高呼革命口号，公安人员给他上了手铐。

他感到了一点仪式的戏剧的味道，但虽然如此，这却不是在戏台上，不是让你暂时扮演某个角色，而是认定了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副校长又说，学校所有教员职员，都要用向群众坦白和向组织交心这两种方法，交待自己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切问题，触及自己的灵魂。所有的学生也都要在自己班上以今天的大会为契机，进一步认真学习，认真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运用大字报，但一般不要张贴到教室或教研室的外面。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入我校已经一个星期，实行了有力的指导，今天的大会，为我校进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让我们迎接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

他正想着最后这句话的复杂意味，想着“序幕”之后的“滚滚洪流”将是什么，副校长忽然用一种很特殊的悲天悯人的语调说，阶级斗争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在我们学生队伍里，也有了阶级斗争的反映，甚至已经产生了一个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就是站在这里的刘镇琛！

大喉咙老师又领着全场高呼口号，公安人员给那个学生也当众上了手铐！这对于全场学生的刺激一定非常之大。他想，这该不是“杀一儆百”吧？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正乱想时，一个女学生上台发言，自我介绍说是跟刘镇琛在同一个班上学习，这女学生极其慷慨激昂，说刘镇琛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孝子贤孙、忠实走狗，她要把脑袋拎在手上和他拼了！

女学生分析说，刘镇琛借革命烈士诗抄，表达自己对新社会的刻骨仇恨，狂妄叫嚣要为他的反革命的父亲报仇，这是决不允许的！对这样的人，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完全拥护对刘镇琛逮捕法办！

他听下来，刘镇琛的罪状实为两条，一是名字取得不好，镇生之镇被分析出有好几层意思，他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掉的一个“匪镇长”，所以，刘镇琛这个名字是为了怀念旧社会他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了牢牢记住共产党的杀父之仇；第二个罪状，是该生在自己的数学书上写了一首革命烈士诗抄，这首诗是：“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女学生说，请问，他这样出身的人，抄写这首诗，是什么用意？他的用意就是要记住他的一家跟新社会的血海深仇，要跟人民算反革命的变天账！

确实，就连站在那里的他听来，诗中的每一句都是可以这样去附会解释的。但问题在于，这只是对某种可能有的内心世界的分析，并无真实凭据说这个学生的真的就是要借这个来表达自己的所谓“变天”思想，怎么能够以此构成罪名呢？这不是“想当然耳”、不是古代以“腹诽”定人之罪吗？

他看得十分清楚，这个学生是被冤枉了！这个刘镇琛只是十分欣赏这首革命烈士诗抄，因而随手写在课本上罢了。在审讯中，这个学生也一定是这样回答的，但还是要遭逮捕。

过去，不管什么家庭出身的人都可以参加革命，有的还做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难道现在反而就该是这样粗糙地看待和对待一个人吗？刘镇琛站在他旁边，一点摇晃也不曾有，他不知道这个男孩心里是怎么想的。

以前抛出过两个“三反分子”，这回又这样逮捕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一个有“现行问题”的学生，亭州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深入开展了。下面是什么呢？他不知道。既很难去想像，也与他无关了。

他和刘镇琛被押解而去，出了校门，被“横扫”出去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口号声在他们身后冲天而起，在操场上空回荡，空气都震动着了。学校旁边园田上的菜农们站在地里停住手中的锄头望着他们被押解而去。

[NextPage]

第二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幸福

一九五九年。候车室里不免一副乱糟糟的肮脏景象。但十几年前，连这个汽车站也没有，亭州中山纪念塔上还是国民党的党徽。

他就要见到他的妻子和他尚未见到过的儿子了。一个月之前的一封电报，宣告他从此做了父亲。今日到车站来接她们，心情很不一般。这车站里的人们能知道他的幸福吗？他们即使了解到他正在等待他的妻子和儿子，也不能在他的深度上了解他的幸福，甚至还会很冷漠地看这件事呢！一切确实也与他们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在思索生活，只是思索得不一样，幸福却好像是不用思索就可以知道的。

但是，有谁知道，他的幸福甚至是一种秘密，就连他深爱的妻子乔丽也并不了解……

他还拿不准，要否把他经历的那些事情告诉乔丽。他总是想，还是不要告诉她的好。他自己对于过去是竭力淡忘的，何必要在乔丽的心上也笼罩那可怕的阴影呢？有一位诗人说过，逝去的一切都将变得美好，可是对于他来说，却并不是这样，有些事是永远也不会变得美好的。也许，诗人指的是那种忧伤之感，不是指的忧伤之事本身，以至于“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样的亡国之音，也成了美丽的诗句。

不管怎样，他得感谢他的父亲。父亲做过一些荒唐事，但父亲还比较开明。十多年前，他去读盐阜师范，那是新四军办的学校，当他向父亲提出这一求学的去处时，父亲只用明亮的眼看了他一下，而后就说，好吧！就这简洁的两个字的回答，决定了他的一生。

他在家读初中时，已经参加过宣传活动，办冬学和夏学，在乘凉讲座上发表演讲，向农村大众宣传革命民主的思想，还在乡村剧团里扮演角色，搬演抗日民主的小戏剧。但作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知识青年，他不能留在家里准备做小地主，他应当走进新的时代。

穿过家乡的水网平原，越过高粱玉米的田野，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庄，踏上一条泥土的道路又一条泥土的道路，一九四四年，他十七岁去投奔了革命。他的肩上是一个小小的蓝布包袱，用双脚走了四百多里，到达凤谷村，吃上了新四军的公粮。

他意识到自己禀性不刚，他无意于做一个战斗员、指挥员，他希望在革命的队伍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父亲做荒唐事与他做商人一样成功，他勾引宗老二家如花似玉的女儿，造成了当地很大的事件。他记得父亲明亮的眼睛里有许多的静气和不易觉察的狡黠，眉宇间刚武决断，而父亲却常是笑声朗朗的。父亲这很有魅力的一切，他却丝毫没有得到传留。

父亲作为一个地主、一个强人，同宗家发生多方面的冲突，明争暗斗，此起彼伏，构成了村史上一个真实的重要侧面。使他不寒而栗的是，这些已经扩展到他们下一辈人身上，似乎意味着他们将接着前辈人继续仇恨下去。绝大多数人的认定本身就好像已经是你自己的存在。改变这一切岂是他力所能及？

在盐阜师范，吃的是粗粮，睡的是地铺，捧着河水洗脸，蹲在地上吃饭，却觉得充满活力和未来。你所做的哪怕是琐碎微小的工作，你也会觉得那是在具体地用自己的手去推动了那总体的革命事业的车轮。你知道你是最普通最渺小的一员，但你心中同样无比充实。每寸光阴都有神圣的价值，每一天都没有白活。这一切既真诚又真切，虽然它已经成为过去，甚至已经没有人提起。

人人要学会做宣传，再腼腆的人也得在节目中扮演角色。他被选中扮演过地主，他们演出给部队和民众看。他至今记得他的一段自报家门的快板：老身本姓关，家住在淮安；地有三十顷，长工三十三。那时他脸搽白粉，口挂胡须，头戴瓜皮帽，身穿长绸袍，一副可笑模样。这段有趣而光荣的历史，他有一次情不自禁讲给乔丽听过，她灿烂地笑了起来。

他在盐阜师范还是办墙报的积极分子，他写过《给傍徨的青年们》，是结合读郁达夫《沉沦》来写的，在全校得到过好评。新四军打下日伪控制的城镇，他们就随后开进去，刷标语，做演讲，演出活报剧。他还编写过几个活报剧。如今想去，说他那就是参加了革命，似乎有点夸张，但填写履历时不那样写又哪样写呢？

阴影开始于大槐树下的一次选举。在一个预先的小型会议上，他被大家提名为班干候选人，这似乎是自然的，因为他为人真诚，成绩优秀，并且负责办墙报，在各项活动中都积极投入。可是，后来领导最终决定的名单上，却唯独划去了他。无论如何，他思想准备很不足，他觉得当头浇下了一盆冷水。

他不觉就独自一人到田野上散步而去，心情抑郁。他努力说服自己，你这个地主的儿子来投奔革命，虽然吸收你、团结你，但对你也当有较长时间的考验，你不必情绪低落。他说服了自己，他感到他成熟些了，但也失去了一种单纯美好的东西。他于是第一次得到一个女性的关心。朱芸叫住了他，她落落大方对他要有所关心的意思，使他不能拒绝并且感到了温暖。朱芸身材娇小，平静开朗的脸上透着聪明，好像一眼就能知道你的内心。不过她并不光彩照人，人们甚至并不注意到她，但当她那样对面跟他谈话时，他发现，她五官端正玲珑，很秀气的。如今他同这女性是十多年不见了，现在也不知她在何处，回忆起来却这么清新。

朱芸教他不要有任何动摇。她说不管什么人都会受到挫折，重要的是不要动摇。她还说命运有一头是在当事人自己手里，也就是由你本人的思想性格决定。

他真惊讶这个不起眼的、年龄只比他大一岁、看上去却只能当作小妹妹的女性，竟有那样的洞察力，竟会抓得住他的思想情绪，并且对人的命运有这种比较哲理的看法。当时，他从心里接受了她的劝告。他感到朱芸像一个革命的大姐或者未来的一位这样的人。他为他刚才的心情抑郁而惭愧，眼前的这个小朱芸就比你高明，领导与群众都没有选她当班干，连候选人也不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她，她正如她的小型号的身影那样被人忽视了，可是她却如此心平气和。朱芸这样的性格，才真有值得学习之处呢！惭愧之余，他的心情完全地好了。

朱芸是湖州人，父亲在宜兴教书，她是跟着她的同学一起跑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来的。她在一种平凡的平静的外表下，有着坚强的个性。

不久，朱芸却有事来找他商量。她说领导抽调她参加政治干部训练班，这虽是光荣的事情，可她不想去，因为她本来不想做一名政治工作干部。她仰起脸来看他，似乎她的去留要由他来决定。他头一回得到女性对他这么大的信任，他心里似乎是不愿朱芸离去的，可是他不敢肯定自己是对的。他说了些一般说来正确不错的话，他对自己真是不满意极了。朱芸忽然抬头仰视了他一下，他感到了什么，可是他不能回答。

朱芸说那我就去了？似乎是再一次征求他的意见，似乎只要他说出一个不字，她就一定会坚决要求留下不走，好像他比组织上对她还有决定权似的。他沉默着，仍然不敢决定。朱芸深叹一口气，忽然开朗起来似的，说，从那里毕业之后，不知会分到什么地方工作去呢！这一句对未来的遐想，标志着放弃了对他的追问，使他既感到轻松，又感到惆怅。这一段事情朦胧、美好而遗憾，他的感觉不会骗他，这一切都是真的。后来彼此海阔天空，也许今后是再也无缘见得着了。当时她如果留下，那么她、以至他的一切，都可能是两样，但对于他或她，祸福如何，那也是很难说的，别说是战争年代，即使是和平年代，生活有时也复杂而难以料想，一切也只有顺其自然……

但决定他后来的生活道路的却不是他没有当上班干，也不是朱芸，而是他的一场疾病。他四肢无力，精神惚恍，预感自己将有大病。他不愿给学校增添负担，就请假回乡。

回乡的路曲折难行，他持有身份介绍信，根据地的区乡政权一站一站，用驴、船、独轮车，把他像邮件一样，往下传送。对一个普通学生这样负责，他都感到不可思议，这是很能说明许多东西的，至少也说明着革命为什么会胜利。

时令已是夏季，田野载满绿色，到处景物鲜明，空气清新。他选择的终点是他的舅舅家。

由于他一路看到农村政策已从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而农民热火朝天瓜分地主浮财的场面，他也目睹了，在那种情况下，他何必回家去呢？

把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思想，他在学习中是接受了的，知道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不过，看到土地革命的具体景象，他不由得还是有点胆战心惊。他到达舅舅家里时，已经病得很重了。

土地革命争取到了整个农民阶级对共产党的支持，解放战争胜利辉煌迅速得如同奇迹。个人算什么呢，他所出身的地主家庭算什么呢，像父亲那样一个地主遭到剥夺算什么呢。现在，他在课堂上讲到这有关的内容时，他的情感特别真诚。他觉得他早已而且坚定地抛弃了一切可能有的偏见。

但当时他躺在舅舅家那缺少光线的土屋里，听着从家中传来的令人担心的消息，他无可避免地感到自己犹如树叶一片，不知何时就会被卷没在社会大变动的漩涡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传来的消息说，父亲如果不是及时逃走，在土改中也许会性命难保，宗进庭是主宰家乡一切的人，对他家特别地不客气。他判断这样的说法基本可信，但也无可奈何。如果一个人把一个乡的革命运动搞好了，其中只对一家有挟私报复之嫌，你怎样指责这个人呢？运动汹涌澎湃，整个社会沉浸在解放战争大潮之中，历史来不及倾听过于琐细的声音，绝对纯净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呀。他头脑清醒，没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十多年来对此从不去说，他感到自己是正确的和成熟的。

他在舅舅家听到了关于战争的消息，后来又直接听到了远方隆隆的炮声。他的心揪紧了，他明白这是国共两党开始了空前规模的战场较量。

舅舅的村里紧张交公粮。村里摆开了二十个炉子，日夜赶做烧饼，然后组织民工送交王必成江渭清的第六师。不久之后，村里就下来了几百名我军伤员，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

住在舅舅家的一个排长使他知道了一些战争的情况。这个排长打过宣家堡、泰兴战斗，如南战斗，这两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一万几千人，获得重大胜利。排长伤势虽重，情绪高涨，讲说他们如何远距离奔袭，如何出敌不意，如何英勇作战。排长说，我们一定打败蒋匪帮。

他对这排长很是羡慕，能同眼前进行的伟大历史这样自然地水乳交融，并且为之奋斗，流血，以至牺牲。而他呢，却像一个多余之人，怀着渺小的对于巨大事变本能似的惊惧，无所作为，也许正像雷电交加、风雨大作时，躲在树叶下的一只惶惶小鸟。他觉得无论是自我条件还是客观条件，他都难以做一个英雄，他不可能像排长这样热烈而单纯地去战斗了，他陷入在一种特殊境况和自卑之中。聊以自慰的是，他当时正在养病。

他站到室外去，仰望天空，凝视原野，年轻的身体感觉出秋风的吹拂。村里伤员的迅速转移，说明那一带解放区暂时的放弃。空气紧张起来，农民的脸上有了很具体的慌张，有的农民暗中把土改得到的地契给地主送去，而地主却又不敢接受。

有一个地主的儿子把他引为同类，跟他说共产党不会胜利，因为历史上农民起义早已打过地主分过田地，但无不归于失败，地主还是地主，农民还是农民，几千年来，中外古今，统治者永远是统治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被人治。他所学过的课程帮助了他，他所读过的一些进步文学著作也帮助了他，使他不但没有附和，并且还对那个不乏英武气概的少爷有过婉言相劝。

这件事让他头脑格外清醒起来，他着急地要舅舅代替他回家一趟，关照一定不能让父亲做出什么对抗土地改革的事来。舅舅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中农，一想起那目空一切刚愎自是的姐夫，出于担心，也就不辞辛苦地去了。

随着身体复元，他想他要回盐阜师范去了。他不但没有必要从已经走上去的道路退下来，而且那也是他的现实里唯一可去的路。他没有等舅舅回头，就辞别了舅母，独自走了。老家对于他而言，没有了任何留恋之处，没落就由其没落吧，毁灭就任其毁灭，他要去寻求新的生活，朱芸那样的女性堪为他的榜样。

他走在苏中平原上。他并不急着赶路，他顾及他的身体，学校就在凤谷，他只要不停地朝那个方向走近就可以了。一路上他没有碰到战争，但战争在四周进行。他看到多少人在运粮，用独轮车，用驴子，用扁担，用船，往北运，同他所去的方向一致。不用问也知道形势紧了，把每一粒粮食都要抓在手中，决不能留给敌人。

他半途碰上一个姓孙的同学，这改变了他的方向，因为孙同学说学校已经转移了，情况不明，淮阴已经放弃，军部到山东去了，大部队也撤向了陇海线以北，如果乱走会走到敌人地盘里去。他听从了孙同学，二人一起到阜宁找组织，听说地委设在阜宁。孙同学亮出一支驳壳枪，还有三夹子弹。是从野地里捡到的，发生情况我们可拼它一拼，孙同学兴致勃勃。他可是摸也没有摸一下那东西，他只是说你别走火啊。

孙同学给他表演了上子弹、退子弹、上保险、退保险，叫他绝对放心。孙同学的家在洪泽湖畔，说如果找不到组织，干脆回去拉队伍、打游击。孙同学像一面镜子，使他知道自己确实属于另外一种气质的人，他向孙同学羞愧地承认了这一点。

他的身体在走路当中是全好了。到了阜宁，一颗心放了下来，因为阜宁还在这一边手上。他们到了地委，但文教处无力帮助他们找学校，却叫他们参加地方上抢运粮食的工作，说苏中马上就要全部为敌人控制，抢粮是最重要的事情。文教处的处长看上去是个大知识分子，案头还放着一本北新书局版的《呐喊》。他觉得他是凭对处长的这个好印象才接受任务的，虽然当时事实上他们也不好不接受任务。处长把介绍信开给他们，给了他们一大把饭票，派他们到建阳县去。

他和姓孙的同学在建阳县后勤司令部投入了忘我的工作。他们掌握着全县船只的情况和抢运粮食的数字，凭他们开出的介绍信就可以派出船只到某区某乡突击运粮，完成了任务的船只又必须立即到他们这里来接受新的任务。他们的工作做得紧张而有序，而人们也都那样服从他们的调度。副县长对他们大加赞赏，说他们到底是地委派下来的干部。

在建阳县的十天仿佛一瞬之间，又仿佛工作有好多天了。实际工作使人接触多少人和事啊，他甚至觉得改变了他的一些性格。

副县长突然通知他们说，敌人打通了通榆公路，这一带马上进入游击状态，抢运粮食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你们是地委派来的，还是回地委去吧，并且告诉他们，地委转移在羊寨。

副县长给了他们许多饭票，仿佛这时才觉得他们两个只不过是学生，看了他们一眼，问，要不要派人送？他们说自己能走，不要送。孙同学亮了一下他的驳壳枪，副县长赠送了两夹子弹给他。他们就离开建阳县，按照副县长画给他们的地图，往羊寨方向而去。

他们大约走了一百里路，到了羊寨。地委设在一个祠堂里，文教处已经找不到了，说是打游击去了。他们不免吃了一惊。接待他们的是地委办公室王副主任，看了建阳县的介绍信，上面有几句表扬他们的话，王副主任夸奖了他们，并且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了他们的名字，简要写上了他们是盐阜师范的学生，在建阳县抢运粮食表现很好，然后划了一道有力的线条，下面写了一行字：着回家坚持。对他们说，机关全部分散打游击，根据精简原则，不可能带着他们，作为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回家坚持。

没想到，那么富有强者气质的孙同学当场急得哭了，说，我们回去一个人怎么坚持呀！王副主任哈哈大笑，说，坚者坚贞，天变地变革命立场不变，持者持久，要隐蔽在群众之中迎接胜利，同时还应当适当地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尽可能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孙同学伸手到后面摸了一下他的枪，说，好吧，回家坚持。他一定想到了洪泽湖。可是我没有洪泽湖，我有个在土改中遭到打击的地主家庭，回去怎么坚持呢？他于是提出到新华书店或苏北文工团去参加工作，但回答是这些单位都打游击去了。

王副主任给他们写了条子去领路费，条子才写好，就被人叫走了，王副主任掉头说，二位同学，没有办法，回家坚持吧，我会记住你们的。

他们二人怏怏而出，没有话说，漫无目的在羊寨转了一圈。后来孙同学说，你跟我回去吧，我们一块儿坚持。他心事茫茫，摇摇头，没有同意。孙同学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地图给他，写上了他的地址：淮宝县东李堡乡孙家庄。说你在家里如果不能蹲，就来找我。

他们在羊寨小饭馆吃了面条，就出门挥手告别。

与孙同学也一别十多年了，完全音讯不通。虽只是十多年，却经过了从战争到建国和建设的时期，使人觉得时间是很漫长了。

那对他真是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还是只有先回到舅舅家去为妥。

舅舅对于他的返回并不奇怪，因为每个老百姓都知道中国大地上正进行一场什么样的较量。到了舅舅家里，听到了北撤这个词，也就是说那里已经放弃了。现在从资料上看，长江下游北岸一带，靠近国民党统治中心上海南京，人民解放军苏中七战七捷消灭敌军五万多人之后，主动北撤，苏中遂为国民党军控制。

舅舅说，已经到处看不到一个共产党干部，大概都北撤了或者打游击了。舅舅还说起了还乡团，使他心中一震，又担心起父亲来。虽然舅舅说，你父亲一直在荷州没回家。但他还是不放心，叫舅舅再去看一看家里的情况，让父亲呆在荷州就呆在荷州吧，免得回来被什么人拉进还乡团就不好了。舅舅又一次不辞辛苦地去了。

没想到，舅舅从他家里返回，带来的不是他的父亲的什么坏消息，倒是他的哥哥郁富的恶耗！哥哥被当作除奸对象，半夜里让宗进庭抓走，打死在村西北乱坟地里了！他一听，昏了过去。舅舅一家手忙脚乱，把他弄醒。他默默流泪，他不相信哥哥会成为除奸对象，他认定这是冤枉，很可能还是陷害！他虽然没有看见，但哥哥被强行抓走和被无情打死的景象，却在想像中清楚地停留在他的眼前。

他去读盐阜师范时，都没有来得及跟哥哥告别，因为郁富是在区里不常回家的。也许由于他才十七岁，在哥哥眼中他还幼稚，加上工作忙，哥哥对他还不曾有足够的注意。在他到达凤谷村之后，他写过一信给哥哥，得到过一封回信，表示作为兄长的关心，而这关心好像本来也就一直深厚地存在于哥哥心中的。他至今记得信上那几句话：弟读盐阜师范，即是走向革命事业，实为光明之途，兄闻之甚喜，知吾弟恒非庸常人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八言赠弟，亦以自勉。

舅舅说，你哥哥本来北撤去了的，怎么又回家来的呢？一到家，除奸的人也就跟来了。

他所知道的情况，至今还是舅舅的这两句话。是否还能有更多的情况，他既不知道，也似乎不可能知道了。哥哥到底是自己开小差，还是组织上有所布置？或者有什么偶然情况？处决他有没有经过认真的审讯？他是否来得及说明有关情况？当时本地运动情况，是正常的呢，还是存在有“左”的错误倾向？如此等等。但哥哥决不会已经做了叛徙特务。问题的可怕性只在于，宗进庭手握除奸生杀大权，是不是挟私报复？他心里的疑团是无法解除的，但他从没有无根据地去加以议论、指责和指控，在思想上也没有否定当时的运动，只是此事有时会如此萦绕心头，他不免咀嚼着一种很苦的滋味罢了。

总之，哥哥或者是有罪的，或者是无罪的，但哥哥的一生是太短了，才二十几岁，所谓命运，对于哥哥而言，真是太不幸了。一片树叶在时代洪流中被打碎和沉没，至于打沉时的具体情况，如何去考证，并且考证了又有何意义呢？

当时，连舅舅一家也认为他不能回去，他更进一步感到即使住在舅舅家也未必安全。他忽然想到他读初中时的一位颜老师，曾经说过，有事可以到丹阳长江旅馆找他。他告别了舅舅一家，踏上了去丹阳的路。

一个必须冒险的情况是，他得穿过他家那一带，才能到达有轮船码头的最近的一个地方，叫做神潼关，否则，绕一个大圈那就不是百十里路的问题了，而且他路途不熟。他站在深夜的天空下和寂静的田野上考虑，决定冒险。

假如他迟一天出发或早一天出发，假如他迟半个小时或早半个小时动身，假如他穿过家乡一带时走的另一条小路，一切都不会发生。但他偏偏在那个时候走在了那条路上，于是，一切都发生了……

他在自己选定的那条小路上摸黑地走着，忽然听到沙沙的芦叶响，还有脚步声迎面而来，他本是早该听到的，那就可以躲起来，但他一时走神，所以没有听到，想躲已经完全来不及了，对方低沉而严厉地问：什么人？接着三个黑影到了他面前，黑夜像更黑了一块。硬梆梆的东西顶住了他，那是枪啊，他几乎魂飞魄散。一支火柴划着了，在他脸上照了一照，有人认出了他，说这是郁家二少爷，并且说出了他的父亲和哥哥的名字。那应该说是碰上了自己人，可是他却格外害怕了，他说不出一句话，觉得他就要被打死在那深夜的小路上了，可他是赞成革命的呀。

怎么不说话？深夜到哪里去？

他让自己恢复了说话能力，说，学校北撤了，地委的同志叫回家坚持，但他不想回家，现在是去找他的同学，他说出了一个同学的名字和地点，没有说颜老师，因为颜老师是在国统区，说出来自找麻烦。

对方听后不再盘问，却说，跟我们走！他又一次魂飞魄散，连说我要赶路。对方说，不要怕，跟我们执行任务去，我们这会儿不能放你走。他忙说，我不会暴露的，你们让我走吧。对方说，我们去除奸，这是对你的考验。他一听除奸二字，简直更加魂飞魄散，说不出话来，对方已经把他一推，命令说，走！就这样，他竟成了除奸队里的一员。

他的心里却还在害怕，他想也许他们会打死他的，只当又除了一奸！那是何等可悲！但一个人却把一支手枪塞在他的手里，说，子弹已经登膛，一扣就响，到时叫你打哪就打哪，现在枪口朝下！天哪，这是逼着他做一个执法行刑的人吗？而做了之后又会怎么样呢？也许还是打死他！

他全身哆嗦起来，但知道后退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被夹在他们当中走着。

很快地，进了他家的村子，他的心猛跳起来，是要去打死谁呀？村子里同田野上一样寂静，因为转入游击状态后狗会妨碍工作，所以叫百姓把狗都杀了，深夜听不到一声狗叫。

走过一家又一家，也经过了他的家，与四野一样的没有灯光，母亲一人睡了没有呢？他心里默默地向没落着毁灭着的老家致以悲哀的问候。

忽然停下来了，来到一座大屋背后。他心里咚地一跳，这不是兰贞的家吗？兰贞家里会有何人成为除奸对象呢？是要把老地主杀掉吗？不容他细想，除奸队马上分散开来，一个人奔东，一个人奔西，一个人拉着他奔屋前，一个人翻墙进去，四面看住了。事情很快发生，只听得一声大叫说跑了！接着惊心动魄地响起一枪。来不及回味那特别响亮击破黑夜的枪声，带着他的人把他一拉，追了过去。那人朝前面逃跑着的黑影开了一枪，枪声之响使他惊呆了。怎么还不开枪！这话自然是命令他的，他条件反射似的举起枪来，朝前面黑影所逃之处扣动了扳机，很响的一枪猝不及防地从他手上发了出去，他的手毫无经验地被一股力量一扯，而他的子弹也不知打到哪里去了，他似乎在等着听到说打中了，但只听得一声追，他被推了一把、跟着追了向前。

他们在黑夜的田野上追得飞快，竟然没有谁跌跟头。他们追到了大圩上，被追的人已经逃进了比较安全的芦荡。有人朝芦荡开了一枪，但看来除了打断几根芦苇，别的没有打着。

芦荡里听不到那种逃窜的声音，只是风吹着一片正常的沙沙声。

到底打的是谁，他还不甚了然。他昏昏沉沉跟着那几个人走着。忽然，他们停下来了，从他手上拿走了枪，夸奖他经受了考验，又叮嘱他不要乱说，最后，却对他说，你知道今天除谁的奸吗？宗进庭！你们的乡长！任何人背叛革命都没有好下场。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

他惊住了，他刚才用枪打的是宗进庭啊，他这不是报仇来了吗？可他是不知道的呀！幸好宗进庭没有被打死，要不然，他就成为复仇英雄似的了，这是他不愿意有的名声，然而，哥哥定然就是这样被宗进庭领着人打死的，真是可怕！

走你的路去吧，我们从这里走。他们把他往原来的路上一推，就从他身边消失了，走上了黑夜里芦苇中的另外一条路。他赶紧走了几十步，回头听听，那几个人显然已经走远了，他才不由得就地坐了下去，死了一样把自己在地上放倒……

他躺在那地上问自己：到国统区去，而逃避已成游击区的解放区，能算是回家坚持吗？他拷问得自己头疼，也没有能有一个最完满的答案。可是，他还是不得不爬起来继续走去。

那天夜里，宗进庭到底如何了，他打的一枪有没有伤着宗进庭，其人后来如何，现今怎样，这些，他都不知道。他至今没有同家乡联系过，从未回去，也不写信。他现在对他的父母对他的舅舅一无所知，家乡人现在也不知道他。他成为一个没有根本家乡的人了。

毫无疑问，以现在和平建设时期的眼光去看宗进庭谈恋爱的问题，也就可以宽容些了，此一时彼一时。宗进庭敢于猎取并且果然获得了兰贞，虽是仗着当时担任的一乡之长的职务，他个人的这股子蛮野，跟他的那个投进我的父亲怀抱的堂姐，倒不愧同出一门，都有着烈火般的不顾一切的性情。哥哥郁富不愿有兰贞家这门亲事，无非因为对于一个投奔了革命的人，何必再娶地主家的人呢？哥哥比起宗进庭，在勇气等方面是不如的，哥哥不正是这样误了自己吗？如果哥哥娶了兰贞，也许确如所料的不能有很大进步了，但一切的情况就会不同，也许不至于会死！

那一夜他不知疲倦一直走到天亮。白昼的来临更让他觉得夜间发生的一切如梦。家乡已经被抛在后面，他逃出了家乡之网，不会被牵扯在里面挣扎扑腾了。他分明来到一个城镇，经过打听，他是到了亭州的海安镇。狭小的街道，铺着麻石，仅容一辆黄包车通过，两边是连家小店，冷冷清清。

当他坐在吃食铺门口喝豆腐脑、咬烧饼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了国民党军。所幸他并没有碰上危险。

他叹了口气，似乎是猛然醒来，回到亭州车站候车室乱哄哄的声音里。

那天从海安继续上路，就到过亭州，并且在西河街客栈住了一夜。他在小客栈三楼上眺望楼下城河水，黝暗的波光和两岸稀疏寂寥的灯火，至今还有印象。想不到他现在是定居亭州了，等有空是要再到西河街那里去看看的。

颜老师是个好人。没有颜老师，他将不知如何度过那身无分文的日子。长江旅馆就是颜老师家开的，有一座小楼、一个后院。颜老师听了他的经历后说，这都是那一世界会有的事情，你现在到了这一世界，就不要多想过去的事了，这一世界又会有些事来让你经历的。

丹阳在沪宁线上，正如颜老师所说是另一个世界。当他看到地主类的人物活得依然如故，就有一种滑稽之感。他想到他的父亲在荷州也是这番残照里的一个景象，他的心中感受着历史的悲喜剧，而觉得思想的提高和精神的升华。不过，中国大地上两种命运在做最后的较量，而他却如此游离出来，连何去何从也没有着落，又是多么空虚。

颜老师说，你继续上学吧，战争不会永远不停，知识总是需要的。他留心报纸，决定报考“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他接受了颜老师的钱，第一次到了上海。幻想的翅膀刚刚张开，马上折断了，因为那个学校的学费是一百五十万法币，即使颜老师的支付不成问题，他却于心何安？乘着火车，他回到了丹阳。生活当时并没有为贫穷的青年提供顺利的阶梯，虽然在荷州他有一个正在花天酒地的父亲，可是他已经不能想像他会去用父亲这个地主的钱了。

当时，在上海，在丹阳，他看到做各种职业的人，可是他似乎不愿意像他们那样辛苦麻木陷进具体生活的漩涡。回到丹阳不久，他就做起了小学教员，既似乎超然，又似乎也走上了人生。

几乎是难免的吧，他碰上了一件很遗憾的事……在他教书的班上，有的女学生岁数颇大，他记得，他的眼睛不听话地对于一个叫钱素红的，是不免多看几回的了。

这个女学生一对大眼睛沉静无比，在课堂上专注地望着他，好像要把他的声音，动作，形象都尽力吸收进去，他感到那已越出听讲的程度，并且实际上已经不是在听讲，那里面有让他不愿去深想的意思。他告诫自己他在丹阳不过暂时存身，节外生枝是没有必要的。

然而，一天下午，当他一个人在丹阳行人稀少的街巷闲步时，钱素红突然到了他的面前，他慌乱而又高兴，但他马上看出钱素红急切的样子，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钱素红说，郁老师，你虽平时没有跟我特别说过什么话，但我晓得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你带着我赶快离开丹阳，随你把我带到哪里去！

他当时的吃惊现在是记忆犹新的，他让钱素红简单说明了她的处境，原来，她是她舅舅收养的，她舅舅是钱庄职员，如今想把她嫁到武汉一家钱庄给老板做小。他听到这不幸的命运，内心同情，但他面对的却是很现实的情况，他得马上作出抉择，答应？还是拒绝？他原是应有相当勇气的，完全可以带着钱素红远走高飞，而不管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但他考虑到了颜老师，他如果一走了之，背着诱拐女学生的骂名，在小小丹阳城里颜老师将受到怎样的牵连？他复又想到他似乎是负有使命的（地委指示：回家坚持），怎么可以这样盲目乱动呢？钱素红这样的不幸早已在进步小说上读到过，他能一个一个地搭救她们吗？他不是成了小说中多少有点可笑的智识青年了？

钱素红看出他的为难，对他并无怨恨，一下子认了她的命似的，哭着跑开了。

他意识到那一时刻的重要，喊着她，追了过去，但钱素红掉头向他摇了一下手，坚决地跑走了。也许可以夸张地说，这女子爱他是胜于他爱她的。他当时只能惭愧而无能地呆站在那里……

国民党丹阳公安局突然从颜老师的长江旅馆抓走一个住进旅馆才两天的客人。颜老师不放心，打听了一下，说是共产党侦探。颜老师是在苏北根据地工作过的人，对于从自己家里捕走共产党人，心中不安，就同他商量办法，他提出花钱营救，颜老师就那样去试试看了。不料，所拜托的人说，公安局长不肯收钱，而且扬言要查一查颜老师的老底，这明摆是要敲一个大竹杠，颜老师只得又花了一笔钱才免了麻烦，而那个共产党人却是救不出。这件事在颜老师心上笼罩了阴影，他一面宽慰颜老师，一面也就提出自己应当离去，以免那个国民党公安局长再来找麻烦。

颜老师让他到了丹阳乡下一个地方，住在一个殷实人家。那个国民党公安局长看来是个狂人，当时人民解放军就要渡江南下，他却在小小丹阳城里抓共产党。此人如今何在？是去了台湾？是死于战争？还是解放后被镇压了？不得而知。但那个所谓共产党侦探当时却是被枪决了，是押往镇江公开执行的，贴了告示。那人到底什么来历，是否真是共产党侦察员，他至今也不知道。

那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渡江之战，不但一下子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一下子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像一条因为退潮而滞留沙滩即将绝望的鱼，又忽然得到潮水的激荡而回到了汪洋活泼的水中。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镇江丹阳一线也就望风披靡。他从乡下回到了丹阳城里，还赶上看到了解放大军的入城仪式。那是一个傍晚，夕阳在战士的刺刀上燃烧，战士的脸庞都如紫铜的雕塑，武装齐整的队伍如同钢铁洪流，肩上的枪支如同移动的森林。

他是欢欣的，又是羞愧的。他虽然没有成为这铁与火的大军里的一兵，但他本来是可能成为那随军而来的工作队里的一员的，他看到了队伍里那些随军的知识分子，不胜羡慕。历史曾给了他时间和机会，可是他失去了，他成了一个落伍者。他于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丹阳军事管制委员会走去。

他陈述他多少算是革命的履历，要求参加工作。他受到信任和热情鼓励，但一时还不能吸收他，因为来要求工作的青年很多，需要统一研究。

军管会里一位热心的人告诉他，“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招生，并开给他一份介绍信，他就赶到无锡报考去了。他已经是第1251名，而在他后面还有源源不断来报考的人，可是录取数却只有180名。无锡客栈里满是这样的青年，他们憔悴而兴奋。回想起来，那实在是旧社会崩溃之际失学失业状况的写照，也反映着新政权初建时充满希望的景象。

他的考试获得优秀成绩，完全靠了以前读过盐阜师范，学过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靠了他在根据地生活工作过的实际体验，而当时参试人员中有相当多的人连科学社会主义为何物也不知道，这就很难考得上了。

生活让他切实接近了自己的理想，先前的磨难只是对他的考验锻炼罢了。这样，他等于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跟盐阜师范一样，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社会运动。他们穿上旧军装，组成了农村工作团，开展的工作是发动群众，民主反霸，废除乡村旧政权，成立农民协会，打倒地主阶级，实行土地改革……这些，对于他，都不陌生。

他至今保存着他所在的农村工作团的合影照片，那是极其珍贵的纪念。

他读过盐阜师范，参加过根据地的工作，这个资格得到了组织的确认，所以他被光荣列入首批提前毕业的八个人之中，而到《苏南日报》当起编辑来。每天上下班，进出于有解放军战士站岗的报社，多么自豪和欣慰啊！以往所有的时光都没有白过，都是为了造就他能坐在省报编辑的位子上。感谢命运使他走上了正确道路。也感谢在羊寨时地委给予他们关于“坚持”的指示，他终于坚持到了胜利的一天。

现在已经是一九五九年了，他仍不想回去探亲，他不想让家乡对他产生“衣锦荣归”的印象。即使有一天他回家看望父母，他也要一个人衣着简朴、悄然而去。他是属于现在和未来的，他不属于过去，只可惜没有一种利斧，能斩断一个人跟以往的联系。现在，他多么幸福啊，他好像已经嗅到了乔丽身上的香气，沁透肺腑……

已经记不清了，那个叫李云珠的女子是怎么跟他认识的。回顾起来，李云珠的意思也并不错，她满怀对他的崇拜，毫不掩饰因为拥有他而骄傲，但是，他所讨厌的也正是这一点。

他对李云珠说，他是学生出身，他的父亲是地主，他并不是了不起的革命者，他只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个小知识分子。李云珠不听他的，依然用一种小市民的热情来爱他。李云珠是一家布商的女儿，即将从护士学校毕业，他本来倒也愿意接受她了，可是她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到报社散起糖果来，这是特别意味着订婚的，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反感，她说这是别人出的主意，她承认她错了，她主要是太爱他了，可是他不能原谅这件事，就跟她断绝了，他尖刻地说，以你现在的行为看你的今后，你是会有一天毅然离我而去的，我们趁早分手吧！他丢下她一个人在大树下掩泣！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也许他太过份了。但谢天谢地，他有了乔丽……

他过去的一切，都还是暂时不要告诉乔丽，不要让她的天空有一丝乌云。在某种意义上，李云珠也是单纯的。他对李云珠确实苛刻无情了些，但事情已成过去，也请原谅他当时的某种单纯性吧！可是乔丽的单纯更为纯净，里面一点杂质都没有。

省统一调配委员会调他到第三野战军干部速成中学任校长，他没有同意，调他到苏州工业学校任教导主任，他还是没有同意，调他到苏州体校任副校长，他觉得再拒绝就不好了，他想到自己毕竟出身地主家庭，调他出报社、安排他到教育战线，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拒绝的，他于是提出只当教员，不担任领导工作。他打算从此以后把自己沉浸到书本的世界里去，也许还可以做点学问，依然是积极的有用的人生。结果，他到了苏州体校，介绍信上明确写着担任语文教员，只不过后面有个括弧，说明着他的级别。

于是，在体校医务室里，他看到了乔丽，他美好的时光开始了。好像是命运在暗中让他一步步来到乔丽身边，而让乔丽在这里等着他的……

他表现出的自信和勇敢是他从未有过的，他早已不是一个失学的青年，他也多少有了一些人生的经历，他成熟了，虽然他的岁数并不算大。他拜托一位女教师做介绍人，这样他跟乔丽有了约会。他望着如约来到面前的乔丽，只觉得火在他脸上燃烧起来，他说乔丽我向你求婚，我请你做我的妻子。乔丽闭上眼睛好像喘不过气，转过身去哭了起来，他也就勇敢地把她揽进怀中，心中涌起无限的怜爱。乔丽接受了他。乔丽是他的甘泉，是他的蓝天。在某种精神世界里，乔丽浑沌未凿，而他却复杂得多，这复杂却使他更热烈执着地去爱乔丽。人生是多么美好，命运对他是多么周到而慷慨……

他和乔丽住在体校里，但他们梦想一个单独的住所，工作之外拥有自己的环境。借着一个机会，他们双双调来这个小小的亭州市，《左传》有记载，吴王夫差早就跨江而来开辟了这片土地，古名“亭间”。

他和乔丽现在居住的是当年美国传教士留下的洋房，上天花下地板，又大又好，四周有树木花圃，是个小花园。大约因为他那个括弧某级，所以他得到了这个住宅。他在省立亭州医士学校任教，而乔丽在亭州医院做医生，在小城都被看作高贵的阶层。亭州工人俱乐部周末的舞会，都让医院和医士学校的人包了。除了他们这些外来的“洋人”，亭州本地几乎没有人去跳舞，只有一两个小孩子趴在窗外好奇地观看，小城保持着朴素拘谨的古风。

过去的生活像云影一样飘去。时光不经意地抹去了个人经历的一切，只有历史粗线条地记下历史本身，活生生的生活却总是在消逝。但是，他的幸福，他的之所以幸福，无可置疑地是真实的，所以他是幸福的。他和乔丽如期有了一个孩子，马上他就要看到他们共同的作品了，这人体的作品却是两颗心灵结合的产物。

他有儿子了，也就是说他的父母有了孙子。可是，他是否应当通知他的父母呢？他现在连他的父母的生死都不知道，而且不想去联系，这到底对不对呢？乔丽当然问过他的根本家乡，动员他回去探望，但他总以一种难色摇头拒绝了这一建议。现在，他感到他的内心在起变化，负疚的意味渐浓。也许，是到他可以跟父母联系一下的时候了。

汽车到了。晚点半个小时。他已经一眼看到了车窗内的乔丽，她更美丽了，她的怀里抱着用苏州花布襁褓裹得好好的孩子。乔丽在张望，还没有看见他。还得忍受几分钟。出站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通道。叫一辆三轮车。乔丽出来了，像娇艳的嫩色的鲜花，所有的人都望着她，多么可爱的年轻女人。让人们看吧，你没法叫人不看。孩子睡着了，脸上显然已经改变了初生婴儿那种红红的起皱的皮肤。看得出像他。可是他倒愿意他像乔丽。他在孩子的小额头上轻吻了一下，贪婪吸了一口襁褓里的奶香。旁边一些人善意地笑了。上车吧！他们在许多人注视的目光下离开了汽车站。在小城人心中，他们是富裕的，有知识的，高贵的，十分幸福的。当然，事实上也是这样。

我想给儿子起名亮，小名亮亮，大名郁亮。

乔丽往他身上靠了靠，实际上是倚在他身上了。她轻声回答了一个字：好！

[NextPage]

第三章 泛起（之二）

他不由得想起了宗进庭。这个有着生杀大权的人，对于他郁平的这个被捕，不会不知道。也许，他的被捕，以至乔丽的被判刑，都是经他批准、都是有他具体指示的。他不禁就要这样地去想，觉得很有把握。

在现实中，虽然他知道宗进庭在中山塔里上班，家也就住在旁边的一条小街上，他是完全可以见到的，但他觉得，他和宗进庭之间隔着无形的、无法穿越的东西，所以好几年来他索兴就不朝那块地方走了，而感觉上似乎也就很遥远。不过他相信，他们是互相知道着的。

在看守所里很平静地呆了有个把月，没有人来提讯，就只是把他关在里面。白天所看到的监狱和夜晚所看到的天空，都看腻了。他想起以前乔丽坐牢时的那个看守所长，但这个人显然已经调离。他和刘镇琛被关在一间牢屋里，他们成了“难友”。

他问刘镇琛，你除了抄写那首诗在课本上，别的还说了什么不好的话、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刘镇琛痛苦地摇头。他说，不要怕，照大会上所说的内容，你是被冤枉了，会无罪释放你，让你继续上学的。刘镇琛无言地流下了眼泪。

他说，你还年轻，不要悲观，人生有时难免会遭到冤枉，这没有什么大不了，这对你是个锻炼，好像是列宁讲过，没有坐过牢的人生不算完整的人生，这当然是就革命者、就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专制社会而言的，但这句话，对一个被冤枉了的普通人，我想也有意义，精神上可以受到磨炼。

刘镇琛既警惕又茫然地看了他一眼。他看出这孩子的思想处在一种自我禁锢之中，不敢跟他说话，怕他的话里有着一种“老反革命”的欺骗和煽动。

时间对于他们变得很富有。刘镇琛虽然出于某种害怕而不想跟他说话，他还是一句一句问出了这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的母亲在他父亲被镇压之后，就改嫁出去了，他是由祖父母抚养大的，而祖父母也就只有他这一个后代，一家三口靠着祖父在煤库做会计每月三十多元的收入，祖母在院子里养鸡，鸡蛋家里吃一些，多余的就卖给邻居。

他也把自己的情况说给刘镇琛听，刘镇琛听了虽然没有说话，但表情上是有所反映的，惊讶，闻所未闻，将信将疑，既有所同情，又不敢同情。

他说，我并不想说服你相信我是这样受了冤枉，你太年轻了，还只是一个中学生，有的事情你是不可能理解的，即使你相信我、理解我，又能怎么样？我不需要你的相信和理解。既然我们一起坐牢，又住在一间牢房里，我应当把我的事情告诉你，不能让你因为对我不了解而产生疑虑，又因为这种疑虑而睡不着觉。我发觉你跟我住在一起有点紧张，你内心在想着如何才能跟我划清界限，是否要跟看守所提出与我分开来住？

刘镇琛的头低了下去，后来才抬起来，说，是的，你所说的你的冤案，听起来还是真实的，现在我对你确实有点放了心，和你坐在一个牢里，本来我对你是很害怕的，确实希望能和你分开来，因为说我是现行反革命，我心里是不承认的，但说你是历史反革命，我心里无法判断，我就很怕。现在我有点感到你也是一个正常的人。

他说，他们定你为新生反革命，你怕受我这个老反革命的不好的影响，所以你想跟我保持距离。但你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保持这种距离，因为总共就这么大的牢房，关着我们两个人。即使我过去真的是一个老反革命，你也看不到我是怎样反革命的，你看到的只有我是一个人，是一个跟所有人一样的人，从表面上是看不出任何东西来的。现在我跟你，处在这个小小空间里，互相不说一句话是不可能的，就像一张学桌坐着两个学生一样，即使用粉笔在当中划一条界线，表示互相不理睬了，但有时在无意中还是会互相碰到，还是会说起话来，结果那条纷笔线不知不觉就擦掉了。

刘镇琛脸上现一苦笑，笑容随即就收敛消失了，因为绝无笑的心情。他继续说，现在你不这样想了，甚至你渐渐对自己说，即使郁老师是个历史反革命，那也是过去历史上的事情，落到现在这种境地，也很可怜的。你实际上从一种不正常的绷得紧紧的心理，转到了正常的心理，一切也就很平常了。

我的经历告诉我，人是会被弄出不正常心理来的。这方面我身受其害，所以特别能感到，但也无可奈何。不过，现在我们的问题并不在此，你看可有人观察我和你坐牢的情况？没有！根本就没有人理我们。问题在于为什么要这样把我们抓起来？难道这场运动就是从教职员里，以至于从学生里，抓几个反革命出来吗？就我看到的《人民日报》，看不出这一点来。我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图和目的，但我敢肯定，不管是搞什么运动，这样对待我们两个人，尤其是这样对待你，绝对错了，将来是要纠正的。当然，也总是要有一段时间的耐心等待。

刘镇琛茫然不解，也不知道该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他说的这些话，只是呆呆地听着，但一种信任也就渐渐产生，就是说，刘镇琛感到自己无知，作为学生，从来就不知道这些，而他不但是一个年长的人，是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并且确实比他这个学生要阅历丰富、有头脑得多。

刘镇琛不一定要相信我，也不一定就已经完全相信了我，但对于和我同住在一间牢房里，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了，反而感到能听我这样跟他谈谈，于他是很受教益的，比在课堂上所得到的还要多。

这样，刘镇琛也能跟他谈自己了，说，宣布他是反革命、给他戴上手铐，他一下子吓得都不知道恐惧了。只觉得自己倒大霉了，但也好像是不足为怪的，是本来就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委屈固然也有，但也有点无所谓了，因为平常是时时记住自己“出身不好”这四个字的。被捕被斗时也没有想得很多，想的倒是如何服从，叫低头就低头，不要反抗。坐到牢里之后，好像才想到自己一生的前途完了，想到对不起祖父祖母。其实，他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那时他的父亲还没有当镇长，而父亲被镇压是一九五一年，他被取名镇琛跟父亲做镇长根本没有关系。但到这种时候真是一切都说不清、也不会听你说了。又说，上初中时就懂得自己出身不好，以后考大学是很难以至就不会被录取的，所以初中毕业填报了医士学校，心想读个中专算了，将来走上工作之后，自己再努力进修，从实践中好好钻研，也一样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好好地做一个医生吧。但想不到，理想还是这样一下子就破灭了。

刘镇琛哭了起来。他的同情的眼泪，也不禁一下子随之而出。

渐渐，他们听到外面的世界极不平静，白天或者夜晚，中山塔门前小广场会传来喧闹的声音，还会腾起呼口号声和唱歌声，他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看守所的所长对犯人们说，你们考虑自己的问题，不要竖起耳朵听外面，外面的事和你们无关。但这话说了没两天，他们却被释放了。

他们先是被叫到外面一间办公室里，接着看守所长陪着一个人进来，这个人他是见过的，就是以前“审干办”的一个干部，也就是宣布逮捕他时以某种身份在场的，但这个人做出很冷漠的毫不相识的样子，对他们两个说，根据运动的精神，现在释放你们二人回到学校去，对你们的逮捕取消了。回校之后，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经受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考验。

这时大约是下午三点多钟，他们被送出了看守所，门外却是数不清的学生，臂膀上戴着红袖章，上面印着黄色的字，向着他们发出了欢呼声：“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有一面红旗在队伍中挥舞着。他看清了，大旗上是“红卫兵”这三个很大的字，“卫”字是繁写的，字体雄霸而又优美，臂膀红袖章上也是这三个字，只不过是缩小了的。

“红卫兵”，是学校里组织学生上街破四旧时就有的。作为一个新词，词意很好懂。也就是说，在这个运动中，学生有了一个特别的身份和名称，这就是“红卫兵”。红色的卫兵，为保卫红色而战斗的士兵。红色是革命、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共产主义等等的象征和代名词。红卫兵也就是一支红色军队的意思，表示着学生对解放军的学习和模仿，要做解放军的后备力量或辅助力量。总之，这三个字加在一起，十分革命，庄严伟大、不可侵犯、不可战胜。但是，他觉得“红卫兵”的队伍似乎扩大了，以前只是出身好的学生，而且人数有限制，不多，眼前这么多学生都成了“红卫兵”，一定是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了。

但他忽然很不恰当地想起了《金刚经》妙理，那么，红卫兵，就是非红卫兵，只是名为红卫兵。妙理是由此岸指向彼岸、指向未来的。在彼岸和无限未来的回眸面前，愈是过去了的，将愈是失其真相、难以捉摸、以至于“非”。而此岸不是彼岸，现实不等于未来。《金刚经》面对“红卫兵”，依然不失其妙理。

他赶紧收敛了这样的胡思乱想。六祖慧能不识字，一旦悟出并说出“菩提本非树”的高明见解，也就逃亡了十五年。可见，思想不是自由鸟，虽是人的快乐，也是人的痛苦和危险。

他不知道他们被释放跟这些学生有何关系。两三天以来在外面喧闹的看来就是他们，难道他们一直就在看守所门外这样聚集着吗？但看守所门口也就是市委门口，他们就这样一直聚集在市委门口吗？是专门为了他们二人而喧闹的吗？他们怎么敢这样做？怎么可以这样做？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难以理解这件事。但事情也明摆着，他们的获释，就跟这些学生有直接的关系。

一个多月前，学生是被集中在教室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中在操场上观看他们的被捕的，而现在，却这样等待在看守所门口来迎接他和刘镇琛，欢呼这是“胜利”，并且他们都成了“红卫兵”，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看不到一个老师和学校领导？他既高兴又弄不懂，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个奇怪的梦？但哪会有这样奇怪的梦呢？

他们糊里糊涂被学生们簇拥在队伍里面上了大街，好像成了他们所欢呼的“胜利”的象征而被炫耀着。他还看到，一路上有别的学校的学生也打着“红卫兵”的旗帜到来，加入了游行队伍，学生队伍在不断呼喊的口号声中一路游行，最后进了医校。

“……毛主席著作闪金光哎，闪金光！”

学校的高音喇叭里的歌曲声渲染出一派热烈的气氛，洋溢在天地之间。这歌声把他带回到一个多月之前被捕的那时，好像歌声一直未断，戏剧的情节就在不变的歌声中变化着，这有点不可思议。

他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和刘镇琛竟然被请坐到操场主席台上，胸前还戴上了红纸扎的大红花。

突然，像上次一样，高音喇叭里的歌曲声关闭，响起了领呼的口号声。从体育室里脚步杂沓地有人被押解出来，押到主席台下，头上戴了硬纸做的高帽子，胸前挂了硬纸做的牌子，上面是用黑墨写着什么的。他看到这是王校长，不禁大为吃惊。

时隔一个多月，他和王校长的位置竟然发生这样相反的掉换！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校长？这是怎么回事？《毛泽东选集》上的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到过农民协会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那情景大约也就这样的了，但怎么能用到今天来呢？为什么？

一个大喉咙学生从高音喇叭里领呼的口号像雷一样炸响，不亚于上次大喉咙的老师，一字一字十分清楚，是“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淮兴”。

光是“王淮兴”三个字从学生嘴里这样粗暴地喊出，就令他心中震动，有天崩地塌之感，过去即使是教职员也从未有人这样对校长直呼其名的，何况是学生，何况是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大声，何况是“打倒”！

王校长不仅这样被直呼其名、被“打倒”，而且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什么叫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这是第一回听到，但“修正主义”这个词是早在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中以及报纸上就读到过的，至于这样在眼前现实生活中跟具体人联系在一起，还是头一回见到，而在前面加上“反革命”三个字，可能是表示含义的强化和情感的愤恨吧？在运动之中这当然也是很可理解的。不过，他平时所知的王校长，是个很好的领导干部，怎么就成了这样极其可恨的“分子”的呢？“反革命”与“修正主义”两个词组合在一起，被指向了一种极端反动的性质。他不知道王校长为什么被这样“定性”？他从学生的发言中听出，原因就是王校长执行了“镇压学生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所谓“镇压学生运动”，就是用逮捕他和刘镇琛来“挑动学生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在以前的学校工作中，王校长也“一贯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成了“帝修反的忠实走狗”。他感到这里有一种粗率和夸大其词，需要摆出理论的前提和事实的依据，来论证其“教育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才行，而结论若无充分论据支持，就有扣大帽子之嫌。

所以，对这个大会，他不能算是完全听懂，也吃不准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但听出了王校长实实在在的错误确实有一个，那就是逮捕他和刘镇琛，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是不应当这样进行的，有个“运动重点”的问题。这“重点”不是学生以及他这样的“群众”，而恰恰是王校长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王校长是当权派，至于是不是“走资派”，证据又不充分。学生的不言而喻的逻辑是这样：你能用逮捕无辜师生这样的手段转移斗争大方向，你就有可能是一个“走资派”，至于你如何“走资”，以后是会揭发出来加以证明的。这有点像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然，假设也是有一定基础的，不是盲目假设。

他谅解地想，运动嘛，一开始总不会那样细致，至于究竟是不是王校长要逮捕他们二人的，究竟王校长是不是属于“走资派”，这些问题，将来总会依据事实做结论，目前必须“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学生这样的勇气和逻辑也就罢了，可是，在医校这样的地方，在新中国的环境里，事情弄得像几十年前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总让他心中不安。

他想起了两年以前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大论战，想起了那些大块的著名的“反修”文章，那都是出自中央顶尖的大秀才之手，当然，一定是在毛主席的指导下、经过了毛主席的修改和认定。那震动天下的文章，不但在中央报刊上发表，而且都印成了活页文选和小册子发行。他珍爱地完整地保存着一份，并且到印刷厂去请工人师傅装钉成了厚厚的一本书，自己做了一个封面，恭敬正楷写上了《九评》二字。从其中《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关于斯大林问题》等文章可以了解到，南斯拉夫是如何“资本主义复辟”的，赫鲁晓夫上台后怎么反斯大林的。所以，《九评》提出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这个严重的问题，说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说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这种“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而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从学生当时写的作文上看，学生读了《九评》都觉得自己任重道远，表示一定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发表《九评》两年后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看来就是这样的一次“反修防修”的运动了？一代青年，过去只是在书本上读到毛主席如何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恨自己生得太晚，现在想不到自己也赶上了时代，能在毛主席领导下干上了革命，真是无上的幸福，唯一遗憾的也许只是这场革命规定了是“文化”的，不是转战千里浴血奋战的，假如那样，一定会更带劲。年轻人的历史感不免充满浪漫色彩，他们心目中好像认为正是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引导着历史的前进，这有毛主席的气势磅礴、充满激情的诗词为证！

虽然他还不能弄懂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如果就是逮捕他和刘镇琛，那确实也就很难说有什么“反修防修”，确实是“转移”了方向。但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呢？至少他得到报纸上去研究一番才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作为偏僻一隅的人，对于全局的了解，只有依靠报纸。事实上如果有人要从收音机上参考不同的声音，这个人就会获得一个可怕的罪名叫做“收听敌台”，这几乎也就是“反革命”的代名词之一，所以好多人，包括他在内，是干脆不购买收音机的，免得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王校长这样被“打倒”，工作组的人也看不见了，而且学生在发言中已经提出，工作组长必须到学校来作检查。那么，现在学校领导是谁呢？副校长哪里去了？高主任哪里去了？怎么一个也看不见？他虽然被释放出狱，心里一下子轻松下来，却越来越觉得不踏实。他注意到领头的一个学生，他记得叫史家旺，想不到非常会演说，博得阵阵掌声，全场都沸腾了一样。这使他想起了历史上的学生运动。这个学生的演说中提到，“要进一步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红卫兵战友们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言词让他紧张出汗，他分明被卷进了他还一点不了解但很重大的事情之中，正如他二十年前被身不由己卷入到“除奸”队伍中去一样。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中有“拥护市委释放被捕师生的正确决定”这一条，不管怎样，既然是市委的决定，既然学生是拥护市委的，他也就放心了。

刘镇琛被他的同学们簇拥而去，他被带进了学生会那间屋子。原先写着三个蓝字的“学生会”的小木牌不见了，挂上了一块写着红字的“井岗红卫兵总部”的牌子。

在大会上发表演讲的学生史家旺戴着眼镜，是个猫脸，脸盘较大，不如说是一张虎脸，粗粗的眉毛横在眼镜上方，神神的猫眼藏在眼镜后面，睁得圆圆的看人，专注而有几分好奇。四周坐着站着七、八个学生，而他则被指定坐在他们的对面。

这时他看到学校的魁梧高大的总务主任像个最小心谨慎的下级一样，躬身向史家旺请示，发工资的时间到了，王淮兴的工资是不是照发？史家旺很沉着回答说，这些事情我们学生不管，难道有人认为不应当发他的工资吗？总务主任嗫嚅着说，是产生……这样的……疑问，所以来……请示。史家旺一听，说，不允许从行政的方面干扰运动，学生无权停发学校里任何人的工资，学校里的总务工作，正常运转，不要再拿这种发工资的事情来问我们。总务主任既肃然起敬又十分汗颜，连连点头称是，躬身退出，始终未敢仰视。

他望着这些满面脸稚气但神情严肃的学生们，心里提醒自己不要小看他们，他想到，一九四四年他只身一人去投奔新四军盐阜师范学校时，才十七岁，并不比他们现在的岁数大，而他的工龄却正是从那一年起算的，那就算是他参加革命了。于是他觉得，刚才他暗自涌动的对当前“革命”的某种疑虑，似乎成了一种亵渎，而学生还是把他从狱中救出的人呢。他心中多么有愧，又是多么羡慕人生这样单纯热烈、血气方刚的年岁，他也怀念自己的这样的年岁，他实际上并不喜欢总是冷静着沉默着却暗中思索不已的自己！

史家旺对他说，郁老师，我是三年级二班的，我叫史宏，历史的史，宏伟的宏。他一愣，史宏解释说，本来叫史家旺，这是才改的名字。他听了点头，领会到这是追随时代之意，而原先的名字显得陈旧落后了。这种自改名字的现象，在大约五十年前一些走向新时代的“五•四”青年当中，早就有过的。历史多么会重复某些现象啊。他一点不想轻视青年，他对青年唯有热爱，仰慕，甚至崇拜！人类的理想之一不就是让自己永远年轻吗？已经不是青年了的人就会产生对青年的崇拜。只是人总会像他这样变得老于世故，而他其实还不到四十岁，不能算是老，他为什么却总是感到自己都老得有点沉重了呢？

史宏说，你讲的课，我们很有印象。市委已经宣布，你和刘镇琛都取消逮捕、予以释放，并且承认，学校里和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定撤销市委工作组，王淮兴必须接受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

他微微点头，表示自己在听着。

史宏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通过逮捕有一定问题或根本没有问题的群众，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把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你们获释，是我们医校井岗红卫兵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斗争的结果。必须向你说明，红卫兵已经不再专门是“红五类”的学生组织，现在成了全体革命学生的组织，这就有力打击了对我们学生分化瓦解的反动路线，也打击了形左实右的“出身论”。在我们静坐市委期间，全市各学校纷纷成立了这样全体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前来声援，参加静坐，工人阶级也来支援我们……

他听了，心中暗吃一惊。学生静坐市委！工人也来支援！一切真是惊心动魄、难以想像，好像党在从前领导城市斗争的模仿和重现。他和刘镇琛在看守所里听到的外面的喧闹声，看守所长叫他们不要竖起耳朵去听的，原来是这么回事，而且这么复杂！

另外一个红脸膛的学生说，把逮捕师生、把审查教职员、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读报、学习、互相提意见，说成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完全是篡改，可以说是阴险毒辣、肆意妄为！至于把刘镇琛定为“现行反革命”，把你定为“历史反革命”，定得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仅凭刘镇琛在书本上抄写了一首革命烈士诗抄，根本不能算是“反革命”，如果这样，那我们每个学生都有被定成“反革命”的可能。这就是“资反路线”，是白色恐怖、法西斯专政。

这个学生似乎有着某种独特的感觉和思想。

一个戴着深度眼镜，面容好像只是苍白模糊一团的小个子学生说，你郁老师是什么历史问题，我们学生也不知道，但在这种时候把你作为“历史反革命”实行逮捕，是不正常的，如果你真有严重历史罪行，过去就不应当把你从农村召回学校代课。所以，这次对你的逮捕，是别有用心的，是本地区某些人精心策划用来扭转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当时就意识到了，但意识到的不等于认识到的，也不等于就能够加以反对的，从产生意识到能够行动，要有客观条件，要有一个过程。我们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跟毛主席心连着心，哪怕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也永不后悔！郁老师你也要从根本上来理解这件事，不要只想着你个人的事情，现在，你个人的事情，已经被“资反路线”弄成了政治事件。

听到此，他真觉得十分敬佩和感动。但他不可能把眼前的这些学生娃娃当成“组织”，并且这些学生算什么，他确实还弄不清。学生们对他是这样热诚，他却沉默不言，连一点谢意也不表达，他内里很抱歉，他保持着一种沉默和呆样，他对眼前世界确实有如梦之感。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以“莫须有”逮捕师生，阻止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开展。他们用“恐怖”来“催眠”，想让人们躲进被窝里去睡大觉。其实，被愚弄的人们一旦觉醒，将会十倍地回敬他们。而他们却把自己的真面目、把自己的火力点，给暴露了。他们有可能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至少属于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害怕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有意地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用这个来吓唬群众、镇压群众。《十六条》明明不让这样说、这样做，他们却一定要这样说、这样做，他们敢公然不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十六条》就是鉴于这种情况制定出来的，而在我们这里，却还要照《十六条》之前的错误做法做，这是有一条又大又粗的黑线在起作用！这正深刻说明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你和刘镇琛以自己的被捕，为亭州的文化大革命立了大功！

史宏这样说罢，旁边的学生们笑了起来，他一下子头昏脑胀，毛骨悚然。

史宏继续说，郁老师，你个人的问题，肯定是要放到运动后期调查处理了，我们是相信你的，希望你不要消极悲观，而要振作精神。不过，你可以把你的历史问题客观地写成一个材料给我们参考参考。如实写给我们，不要害怕，只要实事求是，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而我们需要真实的情况，才能有正确的判断。你的问题，即使全是真的，也并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十六条》的第五条写得很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北京五十多天里的错误方向。《十六条》的制定，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现在可以说，亭州的“重点”正在暴露，我们也正在继续观察，我们将以《十六条》为武器，有理有利有节地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像剥笋子一样，把隐藏最深、资格最老、骨头最硬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你去领工资回家休息吧，你的工资应当全部补发给你。休息几天以后，你照常到校。

敬佩之余，他感动着，吃惊着，思考着，也努力理解着和警觉着。最后，史宏给了他一份油印的传单，还给了他一本正式出版的小册子，说，你回去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走到门外，他一看，粉红纸上油印的是一篇不长的文章，题目是《炮打司令部》，副标题是“我的一张大字报”，署名是“毛泽东”，还有写作的具体时间，是“八月五日”。

他以前没有看到过毛主席有这篇文章，是新发表的了？这文章的题目非常不一般，能这样雄奇的，大约也只有毛主席。而副标题也不一般，毛主席以最普通人的身份写起大字报来，他老人家难道需要用这种方式说话吗？还是出于要提倡这种形式？要用“炮打”的，是“司令部”，那就是在中央最上层里面了，多么意味深长，又是多么让人的神经为之一紧！他迫不急待、一字一字认真阅读起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反映了很严重的事情，严重到让他的心跳陡然加快，背上冒出汗来。“反动”、“围剿”、“白色恐怖”、“资产阶级”、“何其毒也”，这些不同寻常的词，竟可以用来形容身处“中央”的“领导同志”，这简直太让人吃惊，以至于令人又害怕又兴奋了。而“中央”的“领导同志”是谁？曾经有过“错误倾向”，并且在最近以来的五十多天里，“反其道而行之”，要把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可见不是一般之人！“反其道”者，与毛主席主张之道相反也。

他久久深思，但他不了解情况，似乎也害怕了解这种很严重的情况，这情况是发生在从八月五日往前数的五十多天里，就以六十天来算吧，那就是六月七月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呢？他也无从知道，而史宏好像是得到过某种传闻并且有着一定领会的，成为那种战斗激情的一种精神的、思想的来源。

他在思想深处很自然地暗暗发生着一种本能似的逃避。他和刘镇琛的被捕与被释放，医校“红卫兵”，还有“静坐市委”，分明跟毛主席这张“大字报”有着一定的关系，归根到底是毛主席这张“大字报”救了他和刘镇琛。他们遭受的，不就是一种“恐怖”吗？既然是不正确的，而且这样置无辜者于坐牢的死地，这种“恐怖”当然就是“白色”而不是红色的。好像就连毛主席也知道亭州的情况，好像小小亭州跟伟大北京的情况客观上是受着某种共同规律支配的，真是不可思议！正如那个学生说的，他们亲身体会到跟毛主席心连着心了。

这张“大字报”看来不会假，别人做不出这样洒脱、磅礴的文章来，即使作伪也作不出来。全国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将要怎样？他看了一眼那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史宏说的《十六条》，并且说是中央的一场大斗争的产物，他心中又是一紧，连忙放进衣袋，似乎怕被人发现他在看这样重要的文件。

他回去关了门，看了小册子，对这场运动似乎明白了一些，他又接连几天到图书馆去翻阅报纸，把以前看过的前几个月的报纸，以及个把月以来没看过的报纸都看了，竭力能对全国发生了什么有一个了解。

报纸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样的文章夺人眼目，学生们确实正在“造反”。至于加上“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定语，当然就表明着这样的“造反”是有前提的，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发动和领导之下的。

“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红旗》杂志社论中这样的话，跟《炮打司令部》里的话，不是存在某种联系吗？他又一次感到那种暗暗的心惊和莫名的兴奋，但一切仍无法想像得更具体。

找来找去，报纸上并没有发表《炮打司令部》，但他相信，这份“大字报”不会是假的，一定是从北京流传过来的。毛主席竟然写起大字报来，这反映了情况的某种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他已经从史宏这些学生身上感受到，确实是让所有的人吃惊并且产生特别的兴奋和一种紧张的，任何人不可能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特别是年轻人，会很自然地产生要奋勇无畏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感觉。

以前的人只知道自己鼻尖面前的身边的那一点点，脉博只在自己身上跳动，现在好像不同了，普通中学生的身心也一下子就连接了北京、中央、毛主席！这确实是从未有过、也从未想过的事情！他不禁想起印度大文学家泰戈尔的名著《红夹竹桃》，里面写到国王从他深居的地方走出来，加入了起义的、造反的人群，这一笔一直令他吃惊而费解，视为浪漫主义笔法，现在倒似乎在现实中得到了一种理解。

就在他往返图书馆的路上，他收到中学生们一路散发给群众的各种油印传单，其中有陈伯达、江青的讲话，从中可以看出，首都一些学生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为此分成了赞成和反对的两派，双方发生了大辩论，陈伯达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江青的讲话赞成陈伯达的建议，并且说，“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

他模模糊糊地想：这个问题过去是人人心中皆有，而人人皆缄口无言的，现在可以这样公开讨论并且可以批判“血统论”了，这是很令人感到进步的。

还有一份传单是《红卫兵誓言》，说：“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纲领。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这显然浮夸的语言，有点煞有介事，令人不寒而栗，但意思是不错的，他觉得可以理解和马虎过去。他也就更明白医校“井岗红卫兵”这种名称的由来了。

传单中还有毛主席八月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其中有“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这句话，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

读了令人紧张，真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外还有翻印的外省的传单，其中有“湖南长沙八•一九事件真相”，“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声明”。

在描绘“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历史场面的各种作品里，总是有学生散发传单的意气风发的形象。看来，青年人散发传单，是历史发生动荡的一种标志。

一切似乎在告诉他：一个革命时代来到了！他似乎从整个的空气中受到一种鼓舞和启发。史宏那些学生对他的有所要求，不就是鲁迅说过的一种“将令”吗？他一下子想定了一个题目：《捉放之后：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回顾》，在这个题目下，可以把他一九五九年如何突然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前前后后，都写进去，也就是说，其中采用倒叙的方法，把他与宗进庭之间发生的历史上的一切，都坦然地尽可能翔实地写上去，以求说得清楚，至于他的妻子的情况，他也打算公诸于世。这真有点“豁出去”了！

他想到，如果他发生意外，比如，突然无疾而终，那么这就成了他留下的真实资料。是的，假如他就那样被宗进庭关死在牢中，他又怎能让人们知道他的冤情和苦难呢？他似乎早就该把一切写出来了。他虽然比学生岁数大、阅历多，但他在革命精神上，是多么地不如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啊！写吧，怕什么呢？都写出来！

自从宗进庭对他加以迫害，他持续数年申诉至今，他是“就事论事”的，他在任何一份申诉书上都没有涉及他与宗进庭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就说，他没有“揭发”宗进庭作为被“除奸”对象的事情，他是有不忍之心而留有余地的。尽管宗进庭这样对待了他，这样造成了他的巨大不幸，他仍没有跟宗进庭把脸撕破，他没有向组织向别人说出宗进庭的那段怎么也不能算是光彩的历史。实际上，是他自己给宗进庭瞒起了迫害他的原因。他至今未对王校长说起过，至今未对”审干办”说起过，在省接待站他也没有说，在中央接待站他也没有说，在任何一份他写的材料上他都只字未提，在坐牢时对“难友”刘镇琛也没有说过。他记得他至多只是曾经向宗进庭夫妇本人提及过这件事，目的却不是为了威胁他们，而只是向他们表白，请求他们的理解和原谅。

实际上，是他自己使得组织上、使得人们想不到他的案情会存在迫害和打击报复的背景。组织上以及一些人们甚至会认为，宗进庭对他的处理已经够宽大的，是讲了“老乡情面”的。某种意义上，他真傻，他为什么不拿着这个最厉害的“武器”，逼着宗进庭放老实点儿呢？也许，假如向组织上提出这件事，组织上就会找宗进庭谈话，会叫宗进庭不要带着个人恩怨处理问题，乃至会叫宗进庭回避，让别人来处理这个案子，一切也许不至于拖到今天，更不至于发生以后的一切。一念之差，结果如此！

他真觉得，至今为止，他的事情，完全是他自己给耽搁了，完全在于他没有向组织说出内在的真情，他一点也不能责怪组织，他是自己误了自己。他被弄得这样家破人亡，可他仍然活着，真是所谓“人还在，心不死”，于是，宗进庭趁着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运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他来下最后的毒手，竟然下令（他已认定是宗进庭下令，而绝不是王校长或工作组下令）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逮捕他，让他坐牢，假如时机允许其这样下去，岂不是能做到彻底置他于死地么？这跟“杀人灭口”的区别，只在于见血与否罢了。假如不是还能被“红卫兵”给翻过来，假如不是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十六条》，他岂不是要把牢底坐穿、要被害死吗？一切都在告诉他、对他说：你该听从学生的吩咐，把情况写出来。

他是不能不把那段秘密给宗进庭公布于世了。如果他遭到不测，谁还能知道他的冤枉和其中秘密呢？他不能把秘密带进坟墓，不能给自己钉死了冤屈的棺材盖。而这一点，他以前却没有想到，他真是太天真、太愚笨了。传单，大字报，红卫兵，报纸上的言词，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宗进庭对他和刘镇琛的迫害，而他们竟被学生放了出来，这一切让他明白，某种旧的秩序、老的做法，正在被冲破和崩溃，可以说，几乎“天下大乱”。他虽为此而感到某种害怕，怀疑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但他内心是欢欣鼓舞的！这不可思议的一切，不正是党和国家在推动社会进步吗？既然如此，他也不必一味循规蹈矩以给“组织”写信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他领教得太多了，“组织”是由人组成的，而人却总是服从他的上级，”审干办”的那些人总是在真理的面前掉过脸去而为虎作伥，宗进庭这种人不就是古人所说的“虎而冠”者吗？

一时，他觉得自己如同报纸上常说、歌曲里常唱的，“跟毛主席心连着心”了！本来他对毛主席就无限崇仰，从来不曾因为自己的不幸和苦难而有所动摇。他有了一种豁然敞亮和浑身来劲的“解放感”，他似乎看到一种给人以宽松和自由的“新时代”正在到来。这不是幻觉、错觉，这至少是他自己一时的真切感受，而且也已经是一种群众性的局面。

当前，市委这一级组织，正在忙着如何领导本地的文化大革命，哪里有空来处理他这样的一件具体的、拖了多少年的事情呢？从前他也不是没有在这方面努力过，但一切都落在了宗进庭的手里。现在他对市委这一级组织，更不必用自己的问题去打扰了。而学校里，在王校长被“打倒”之后，组织何在？学生们好像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朝着北京、朝着毛主席，就连亭州市委甚至一省的省委，也不一定在他们心目中有多重要的位置了。

民众与中央直接沟通，中央把政策直接给了民众，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真的不知道组织何在，他的个人问题该向哪一级组织去说？难道要直接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吗？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样小的事情有资格向党中央毛主席去反映。既然宗进庭这样处心积虑要置他于死地，而这必须让组织知道，根据当前情况，他索兴把事情写成传单，让所有的人，让社会，同时也就让组织，都了解到真相，这真是最痛快、最直截了当、最为可靠而无误的。

“唯恐天下不乱”！他记起了这个古训，心中一阵胆寒，好像自己就成了“乱臣贼子”似的，他几乎要取消自己的计划。但他又想，是宗进庭“乱”来在前，而他“乱”来在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宗进庭位高权大、居高临下，正如韩非子所说，在“法，术，势”这三个方面都十分有利，以至于能堂而皇之、一再对他进行迫害，其实这是盗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现在这样的形势，毛主席是从上而下发出号召，群众是从下而上响应号召，以人民的“乱”，来治宗进庭这种当权派的“乱”，从而达到一种新的“治”，这是他衷心拥护的，这不就是民主吗？

名者实之宾，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真实才是根本的东西。他不能连事实也不敢说出，那他真是辜负了学生，辜负了毛主席发动的这场大革命了！他铺开稿纸，奋笔疾书。

某些关键部分他很注意措辞委婉和公正允当，因此写得不快，但宗进庭的“画皮”是无可避免地一层一层地给“剥开”了！在这篇写了两天，动情讲理、字斟句酌、文气贯通，大约八千字的材料的末尾，他写道：

如果还有人要抓住我的所谓“历史问题”，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新的迫害，那就只能进一步暴露他自己，其所作所为，正如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所英明指出的，是“实行白色恐怖”，是“何其毒也”。

他到附近一个他很熟悉的小学里借了钢板蜡纸，用他久练有素的一手仿宋体刻写起来，后来又自己动手油印，整整忙了一天，直到天黑。晚上，他看着堆在桌上的传单，闻着那油墨香，心中很感慰籍，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眼睛一睁，他从床上跃起，他将精神饱满地去散发传单了。

他给自己留下两份，作为收藏，其余的装在一个布拎包里。他先是到了医校，给各个教研组送去，凡是遇见的老师都给了一份。然后到了“井岗红卫兵总部”，史宏不在，里面有正在写大字报的几个学生，其中有红脸膛的那个，看来也是头头之一，于是就给了好几份，其中一份转交给史宏。

他出了学校，就到乔丽以前所在的医院去。各个门诊室都给了一份。然后他就到中山塔去，一个办公室一份，“审干办”自然也有一份。“审干办”的人虽然早已厌烦了他、斥责过他的，这一回见了他，却没有吭一声，任他走进去，把材料放在一个办公桌上，而后离开了。好像对他也有了一点“民主、平等”的意识。

他大着胆，也没有人阻拦，深入到了机关大院里头，最后到了一个安静的小院，里面有一座两层高的办公楼。楼下突然就有一个人走出来用手势挡他，这显然是个秘书，他急中生智说我是宗市长的老乡，那人虽有疑惑，但看他不像坏人或无理取闹的人，却也就放他登楼，他走了上去。

上面是一间一间的办公室，他先向西头走去，门都关着，他从门下的缝隙里送了一份材料进去，只要一开门，就会发现的。他复向东走，门也都关着，他也都照此办理。

他没有遇到宗进庭，这使他松了一口气。他并不是来找宗进庭的，他只是认为既然看到了这座大约很重要的办公楼，他的传单就应当散发到上面去。

他走向楼层最东头，迎面一架立地镜子，他看着镜子里的自我，似乎第一次看到自己。他问镜中人：你是谁？你就是叫郁平的人吗？你是在梦中吗？镜子好像给他一种提醒，他几乎就要抽身而退。但他告诉自己，这就是现实之你、你的现实。

一步之外，门是开着的，他一看，里面坐着一个人，一双眼睛正盯着来到门口的他，可能早就在镜中发现他了。

他寒毛一竖，似乎想后退，就像林冲误入“白虎节堂”一样。但他同时也就称叫了一声“宗市长”，并且明确了自己老熟人老同乡老当事人的身份，毫无惧色十分镇静地走了进去。他想，正好，当面送给他，越发的光明正大。

宗进庭做了一个手势，请他在对面靠墙放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样距离较远，大约有两公尺以上。宗进庭起身拿茶杯，要给他泡茶的样子。他忙说我不喝水、我马上就走。宗进庭也就听他的话，放弃了要给他泡茶的姿态，坐下来面对着他，等着他开口。他注意到宗进庭伸手到办公桌后面摸了一下。

他想要对宗进庭说的话，当然是很多的，他有好多话憋在肚里几年了，但一时却觉得无从说起，而且都不必说了，他只需要说眼前的事情。

他说，最近我忽然被捕，又忽然被放回学校，逮捕我时说我是“历史反革命”，放出我时说取消这次逮捕。我的个人问题是个小事，与当前运动本来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想不到这样影响了运动，所以就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让人们对我的事情有所了解。我写成了一个材料，没有抄成大字报，里面有些事情是第一次公布，油印了一百份，刚才在医校、医院、还有机关里散发了一些。

说着他将一份材料送到宗进庭面前，也就告辞，说，不打扰你了，材料如果写得不对，希望能得到你的纠正。说到这最后一句话，他已经觉得自己所说都是废话而且虚伪了。

宗进庭憋着内心的不安，保持着他的尊严，僵硬着头，眼睛被牢牢吸引在他的材料的题目上。

他及时抽身，下楼而去，顺手从拎包里抽出一份材料给了迎面走来并且好像为驱逐他而来的秘书，大步离开了那座办公楼，感到心头一阵畅快和轻松，恨不得像一头叫驴似的跳起来欢叫一声。

他立即想到了王校长，一直对他很关心的，可他写这份重要的东西，竟然忘记了跟王校长商量一下，潜在的原因是王校长已经被“打倒”了，而且被“打倒”是与他有关的，这造成了某种尴尬，当然，他并不认为王校长就成了什么人似的。拎包里还有最后一份材料，他就到王校长家去。

王校长的夫人在家，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似的看着他。他说，我是郁平，学校的老师！王夫人说，我知道你是郁平，你是来……？他想，王夫人因为学校里的事情而对他误解了，或者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他。

他说，我是来看望王校长的，他不在家吗？王夫人说，他到学校去了。他说，那我不等他了，我写了一份材料，本来是应当跟他商量的，现在我已经刻印出来了，留一份在这里，让他看看，他一直是关心我的，但有些情况，他还不了解。他拿出钢笔来，在材料上写了一行字：

王校长，我写出了这份材料，上面的事情以前没有对你说过，也没有对组织上说过。这可能也是我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原因。现在，我把一切都写上去了。过去我无端地有点“怕”，现在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不应当再怕什么了，而且我已经从牢门里进出过了！

最后写得有点浮夸，他真的什么都不怕了吗？大约并非如此简单吧？可是已经写下来了，就算了，反正是心情的一种表达吧。

他这样在外面转了一大圈，散完了传单，回到家中。心中却渐渐不安，好像自己做了什么不能做的、胡闹的事情，很有些后悔和后怕似的。他想起了胡风的被批判的名言，“精神奴役的创伤”，他真的很难弄清自己在精神上是否正常？他这样问自己精神是否正常本身，又是否精神正常？

他有些茫然无着地拿起一本许地山看起来，就被《蝉》这篇短文吸引住了，许地山写道：

急雨之后，蝉翼湿得不能再飞了。那可怜的小虫在地面慢慢地爬，好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松针穿不牢的雨珠从千丈高处脱下来，正滴在蝉翼上。蝉嘶了一声，又从树底露根摔到地上了。雨珠，你和它开玩笑么？你看，蚂蚁来了！野鸟也快要看见它了！

他把这篇短文反复看了几遍，心中被一股无名的惆怅和恐惧抑郁着，他决定躲到乡下去。既然学校里不上课了，他还去做什么呢？是去“革命”吗？虽然他有了一种“解放感”，但他和年轻的学生娃娃们不同，他的翅膀正如蝉翼，是湿透了的，而且是受了重伤的，他飞不起来了，他心里不知为何还有点为史宏这样的学生担心着呢。

他立即给“医校总务处”写了一封请假信，说自己因为“坐牢”，受了很大的风湿，身体疼，不能到校。他把信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就到下河码头去，搭上了夜班的轮船。他的心，飞向淳朴的乡村，心中想念着父母，满怀愧疚……

[NextPage]

第四章 泛起（之三）

自从乔丽出事，亮亮死了，五年以来他一直不敢回家乡，他怕见到他的父母，他无法对父母交代，他把乔丽的事情，把亮亮的事情，写在信上告诉了他们，自称“不孝儿”，就不再跟他们有联系了。他们的痛苦虽可想像，却也无可奈何，即使他下乡去陪着他们一起痛苦，于切身的现实又有何补呢？大约倒不如不见面的好。他只是在过年的时候寄五十元回去以示孝心而已。父母给他来过几封信，他们反过来安慰他，叫他在城上好好工作，要相信组织上会弄清他的问题，叫他常写信给乔丽，鼓励她在农场好好表现，争取提早获释。父母的信虽写得简单，却关心着他的一切。他真的感到岁月多么漫长，而父母似乎将会永远地陪着他过下去的。

他回到了几年不见的家乡农村。轮船依然谨慎地停靠到泥土的高岸边，搭起跳板，让到站的人们下船，然后收了跳板，突突地倒退着，搅起浑浊的泥水，拨转船头，开向下一个站头。

还是那条田间小路，曲曲折折走十里，就能到达他家所在的村庄，但小路并未到头，它继续蜿蜒伸向远方的村庄。田野上秋收在望，少数田块上早稻开镰，像是从大地的米糕上整整齐齐切下一小块来。他大吸了一口带着水稻清香的新鲜空气，望着满眼看不到人的秋原，嘴里念着陶渊明的句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这只是所向往的而已，自己的现实还是沉甸甸地坠挂在心中的。

穿过一节节田野和几个村庄，他到了韩家舍，大半的路走下来了，他知道父亲是在韩家舍供销社工作的，但父亲六十多岁了，不知道退休回去了没有？他是可以到供销社里看一看的。

供销合作社也就是某一片农村的一个中心的综合的商店，供应的商品五花八门，从布匹到纸张，从锅碗到大锹，从煤油到针线肥皂雪花膏，都有；但跟城里一样，有些东西，比如布匹、煤油，是要凭证供应的。

韩家舍供销社设在过去地主的房子里，砖木结构，高房大屋，供销社用着后面两进房子和中间的一个大天井。他走进大门，站在天井里，南北两边屋里都是货架，柜台里面站着供销社的人，相当于城里的售货员，但他们比城里的售货员懂的和做的事情要多，而且都是男人，中年以上的占多数。大约由于是在一座旧房子里的缘故，里面光线幽暗。

他一眼看到父亲也在柜台里面，跟别人一样，手上捧着一个大茶杯，见到他，就把茶杯放下了，看着他。

父亲比起五年前是明显地老了些，白头发占了一半，但人还是那样，一点也没有瘦下来或弯下来，他为此感到高兴。但他也就忽然想起了亮亮，这么老的父亲失去了孙子，心中是什么滋味啊，父亲忍受过的东西真是不能算少。他的出现，大约只是使父亲想起了孙子、想起后继无人而已！

他让自己镇静着，就像是天天在一起的一样，依照家乡话，叫了一声：“父拜 父拜”，走了过去，说，我来看看你可还在这里上班。他看到父亲的眼睛正在湿润和起红，但父亲竭力用一种很正常的口吻说，乡下，能上班就上班。说着这句话时，也就把内里的某种情感全控制住了。

旁边一个花白头发说，在家里也是闲着，不如到这里来大家一起混混，七十岁能上班就不算老，三十岁不能上班就算老了，真正老了就在家里等着那一天吧。众人为最后一句话笑了起来。他问父亲，妈在家吗？父亲说，在。他就要走，父亲说，你等一下。父亲就走出柜台，出了供销社。

他在里面四处看看，有人问他，还在城里教书啊？他点头。又有人问，听说城里学生现在叫做“红卫兵”，造反了，打老师、打校长，是真的吗？你就是趁着这时候回来看看的吧？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

这时另一个人说，造反是要杀头的啊！于是有人回答说，现在是搞运动，假如真是造反，那还得了？就这么个说法罢了。

又有人说，学生懂什么？依我看，是瞎闹！这些人就这样讨论起来了，看法上有时大相径庭，实际上不需要任何解答，而任何解答也都会引出不同意见，所以他也无可解答。

这时一个年轻的人走了进来，他们介绍说，这是我们杨主任！

年轻的杨主任身穿一件灰色的对襟单衣，向他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笑笑，他明白了这就是供销社负责人，在四周农村以至于在一个公社的范围内，也算得上是一个受人恭维的人物，因为他手上有物资有商品。

他恭敬地称呼了一声“杨主任”。杨主任说，不客气，小杨！是郁老师吧？众人说，对，脸上写着呢！意思说他生得像父亲。

杨主任说，好几年不下来啦？

这话有点抬举了他。他惶愧地点头说，是的是的。

正说着，父亲来了，手上提着一挂猪肉，进了柜台，伸手从下面拿出一个半旧的小竹篮，将肉放在里面，又从柜台上取下两瓶白酒，也放在里面，给了他，说，你先走吧，我家去吃饭。

旁边的人说，爷儿两个要对扳一下呢！

杨主任说，老郁你下午就不要来了，爷儿俩个“四两棉花八张弓，细弹（谈）细弹（谈）”。

在一片温暖友善的笑声中他接过小竹篮，向父亲的这些一团和气的同事们点点头，说着再见，走了出去。

进了家，妈妈见了他就撩起了衣角，他喊了一声“妈妈”，就走过去把满头白发又瘦又小又老的妈妈拥抱在怀里，妈妈却已经抽泣起来。

他说，妈妈，对不起你们！说了这句话，他就要下跪，妈妈拉住他，说，这是命，不怪你们！我一个都不怪！

妈妈的话使他眼泪直涌，他想，父母作为父母，是伟大、高贵的，是普通平凡的一种伟大、高贵。

母亲忙菜忙饭去了，他洗了脸，正站在天井里，门外走进一个青年的农民来，中等以上身材，挺结实，大脑袋大脸盘，剪着短桩子头发，灯泡似的有点暴突的明亮的眼睛看着他，走到他的面前，谦恭地问候他：二先生你回来了？他唔唔着点着头，不知道这后生是哪家的、该怎么称叫，却及时得到了“自报家门”，说，我叫文槐，文化大革命的文，槐树的槐，我父亲是老俊德。

这下子他想起来了，俊德就是队里的耕牛饲养员，他被遣回原籍时对他是很好的。他忙笑着问，你父亲好吗？文槐说，有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是队里的“牛父拜 父拜”。他说，还能用牛，说明身体就是好的。文槐说，把自己的口粮做下来，把自己的嘴管下去，别的有什么？对不对？

他一听，这文槐看来是个无端地就会有点怨气的人。他不知道该怎样跟农村这个一团大疙瘩似的青年人交谈。文槐却问他，二先生，城里学生造反了？他一听，真的吓了一跳，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文槐说，依我看，就是要造反！要不然，像我们“老社员”，哪一天有出头之日？在生产队里限得死死的，天天只有上工下工，什么事只有队长、支书说，哪有你说？六0年那时，支书的婆娘还生养呢！那年头只有死的人，哪有出生的人？但是他们家有！他们家半夜里烧一锅饭吃下去，然后再睡，社员呢，一天只有四两米，而且在大队食堂里，天天拿着碗去等那一勺子薄汤，他们家也做样子去打粥，回去是当茶喝呢！有四两米还算好的，差点就连这一勺子也没有，因为这之前公社书记问他，你们大队还有多少稻？他说多呢，还有几万斤。公社甄书记不信，下来看，稻子堆在仓库里呢，好像真有几万斤，甄书记不看上面，把当中的摺子一拎，手伸进去抓一把出来，尽是稻稳子，就是瘪子、碎草这些东西，粉碎了给猪吃也不算好饲料，原来是虚报，其实全大队就要断炊了。书记发了火，把他带到公社写检查去了。这样才由公社粮站按每个人四两米发下来。四两米够什么？但公社的存粮也不多了，全公社二十三个大队呢！我的哥哥就是那年饿死的！现在他支书照当，哪个敢不尊敬他，马上有颜色给你看！比从前的地主还狠！毛主席叫学生起来造反，真是对头！只有学生才不怕他们！不过像甄书记这种干部，还是好的，你说呢？

文槐暴眼红红的，睁得灯泡一样，炯炯地看着他，就等着他的回答似的。他心里承认这个乡下青年一定说出了某些方面的事实，并且让他联想到《九评》上也曾指出过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这种问题，把这列为“反修防修”在农村中要解决的事情。

他正听得惊心动魄，文槐接着又说，听我父亲 告诉我，叫我不要往外说，我们村里有个坏人在亭州城里做大官呢！你哥哥是个大人材，假如活着的话，官要比他大，他公报私仇打死了你的哥哥！他就是怕你哥哥把官做到他上面去。他的老婆是地主家的，他是拿手枪逼着先奸后娶，差点开除党籍，后来又混进党内！土改时他帮助他的丈人把金银财宝藏起来了，把你家里弄得精光！

他听了，心惊肉跳，不知如何回答。文槐说，他把他的两个舅子都安排了工作，一个在王埝公社粮站，一个在向阳公社粮站，远走高飞，把老地主也带走了，眼不见为清。他们吃不完、用不完，可是人站出来有哪里比我们强？他们成了公家的人，一个月就是几十块钱工资到手！我们到年终分配才能分到一点钱，平时盯着鸡屁眼把蛋生下来！十个蛋拎出去卖不到一块钱！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呀！现在社员的小命都捏在干部手上！队长把你派上县里的大型水利，三个月才能回来，婆娘呢，夜里就把门给队长留着吧！总有一天我要把红卫兵请到我们这里来，斗死这些狗日的！

他觉得，文槐虽然直率可爱，但知识有限，观点混乱，情绪躁动，他既害怕、也无法跟这个农村青年讨论这类问题，一种最起码的政治头脑提醒他，这个人很容易惹祸，不宜多接触。可是，这青年分明是正直的和热心的，他不忍加以冷淡的对待。他怎样才能不露形迹地打发走这个青年呢？想不到，这青年却看出他的心思来了，说，二先生，我不要你说什么，我心里全有数，有好多话你不好说，也不能说，你是知识分子，我们“老社员”随便说说怕哪个？我的话是瞎说说的，随风飘走了，你不要介意。你难得下来看望父母，我也不打搅你了，你跟大姑爹大姑奶好好叙谈叙谈，两个老的真可怜哪！

文槐说罢就退到门口，又大声说，大姑奶，我走了！

厨房里已经飘逸出红烧肉的香味来，妈妈在锅灶门口烧着火答应着说，文槐，留下来吃饭吧！

文槐说，不啦不啦，二先生家来了，你们一家子团聚！又向他点了一个头，就出了门，昂昂的走了。

他走进厨房，心里想着，关于他从前曾被卷进除奸队，文槐一点没有提起，看来这事情知道的人是很少的。妈妈一边烧着火，一边对他夸奖文槐，说这孩子平时走到这里总要进来看看，叫一声大姑奶大姑爹，有要用大力气的事情就帮一手。俊德是个好人，儿子也好。他问妈妈，文槐这“姑爹爹姑奶奶”是凭什么叫的？妈妈笑道，农村人就这么叫。

父亲比他善饮，满满一小杯酒，端起来一口就汲下肚，呵出酒气来，然后便伸筷子拣了肥肉搛到嘴里咀嚼着，很觉得有滋味似的，他看了觉得欣慰。

父亲说，街上又有运动了？他说是的。他差点就要把他的忽然被捕和忽然获释说出来，又想到这事情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何必增添白发父母的忧愁？话到嘴边没有说。

父亲说，你要留点神啊，《水浒》书上怎么说的？吃饭防噎，走路防跌。

他说，是的，运动一到，历史上有斑点的人就可能要被吆喝到场子上去溜几圈。

母亲责怪起父亲来，说，他才到家，你吓他做什么？

父亲说，不是吓他，亭州有人看着他呢，他的问题到现在得不到解决，这就是有人在暗中作对啊，运动来了，更要留神，人家有权！

他说，是的，是要有一定思想准备，说不定突然之间，一点理由都不要有，造个理由出来，打“死老虎”，打给别的许多人看，平白无故就吃多少苦，而且没处喊冤。

父亲用眼睛看着母亲，说，你看，我可说错？母亲就叹了一口气，咕哝着说，才到家就说这些。她服了这男人的世界。

母亲问，乔丽可有信给你？他说，五年了，他每个月必写一封信去，但既没有退信，也没有回信，说明她是收到信了，但不想回信。父亲说，你光是写信做什么？你不可以抽个空，哪怕请几天假，到农场去看看她吗？我还以为……

母亲忽然撩衣边揩眼泪了，说，五年苦吃下来了！还有十年！就不可能提前吗？父亲一杯酒抓在手上，饮不下去了，开了瓶塞，倒了回去。说，盛饭吧。妈妈一边揩眼泪，一边到厨房去盛饭。

他心里计算着，再过十年，父母就是七十多岁的人，而他也将是五十岁的人。岁月流逝真是无情，他确实应当到农场去看看，可他好像一直就不曾有空。他不能守株待兔似的等着乔丽的刑满释放。

吃饭时，他说，现在学生闹革命，学校里不上课了，我可以抽空到农场去一下。妈妈说，买些吃的用的东西去，袜子手套多买几双不为多，球鞋、高帮套鞋，做生活时用得上。

他不由得感到，他简直是个白痴，他早该买了给乔丽送去的！还有家里乔丽留下了什么适合的旧衣服，也需要找出来送去。他觉得五年来他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而让时光白白地过去了。他愧疚着，在五年都没有到农场去过一回这件事上，不仅感到对不起乔丽，而且感到对不起父母。

他说，袜子手套球鞋套鞋，供销社都有吧？供应到农村的东西也会适合农场，下午我就到韩家舍去买。父亲说，要等进货，不着急，你在家里先过几天再说。

下了几天绵绵小雨，无事可做，他索兴代母亲到生产队上工，好让母亲在家里把一些针线做掉，也让母亲得到些休息。不知不觉在家里过了有两个星期。供销社也进货了，一天下午，他到韩家舍去，就在杨主任手中给乔丽买了十双袜子五副棉纱手套，一双球鞋和一双中帮雨靴。他到会计那里交钱，杨主任说，找块外包布来！有人就找来了一块草绿的包装布，给他把这些包在里面，像个包裹似的好提在手上。他道了谢，也跟父亲道别，就拎着东西走了出去，心里想着乔丽将会怎样地使用这些手套袜子球鞋雨靴，一丝安慰似已来到他的心间。

他走下韩家舍，踏上回家的小路，却见文槐迎面走来，一把拖住他，说，你不能回去！他吓了一跳。文槐说，我就是来迎着你的，我先到你家，老姑奶说你到供销社买东西来了，我关照了她不要说我找你的，立即就朝这里赶，要拦住你。

他问，什么事？

文槐说，你们亭州来人了，公社里有个人陪着下来的，在大队部，被我听到了，是来找你回去的。我想不是好事情，就赶快给你通风报信。

他说，我不怕他们，我不曾犯法！文槐说，二先生，你的事情我早就听说过了，你虽不怕他们，但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能落在他们手上！你赶在他们前头回亭州去，你是学校里的老师，你把你的事情告诉红卫兵，让他们主持公道，总比你一个人被他们逮去要好些吧？

他一听，倒也有道理。文槐说，你掉头向西，直奔沙埝，正好赶得上县里下来的轮船，他们找不到你，要拖到明天才走得成呢。姑爹爹 这里我也不必告诉他，晚上我再跟他说。

这乡下青年农民的正义感和机智，真让他刮目相看，他感激地握了文槐的手，就掉头西去。

轮船在晚上十点把他送到了亭州。他走小街小巷，以免被人发现。小街小巷里早已没有一个行人，百姓家都关门睡觉了。他几乎在黑暗中行走，但他知道，这很安全。他像一个机灵的夜行的动物似的准确到达宿舍。他开了门，大起胆来开了灯，给自己烧了水，煮了些吃的，心里似乎准备着门外突然响起吆喝声，有人来逮捕他，但一切平平静静。后来他也就关灯睡了，只觉得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于是一下子也就睡着了。这一夜竟然睡得特别地好。

最要紧的问题也就在一种异常清醒的状态中来到了心间：亭州是谁要找他？是宗进庭派出的人吗？是老故事又要重演吗？这是有可能的，他想起了他散发出去的传单，一切好像才是昨天的事，上面是公然地在宗进庭脸上数麻子的，这不是做得过份了吗？能这样在传单上指名道姓去说市委的一个领导人吗？而且还说他打过宗进庭一枪，说宗进庭曾经是被除奸的对象，这还得了？现在谁又能证明历史上的这件事？这让市委怎么办？特别是，这对全市运动是何影响？过去他敢这样做吗？过去他在申诉书上从不这样涉及宗进庭。过去他“怕”，但也是谨慎小心的，也是心地宽厚的，他这一回是有点过份了。他现在是认为文化大革命真的可以这样“大鸣大放”了吗？学生这样做，你也可以这样做吗？想到此，他有了一点真正的害怕。也许可以扣他一个很大的帽子，也许可以真正地无可解救地逮捕他呢。

他必须到学校去，他不能坐在家里不明不白地被抓走。虽然他不想如文槐所说的请红卫兵为他主持正义，但他确实是红卫兵放他出来的，他的情况还是应当让他们知道，重要的是不能因为他的事情而给这些满腔热诚的学生带来什么被动和危害。可能他是做错了，好在他在传单上写的都是实话，而决非污蔑，但这样把市委一个领导人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问题写上传单、散发出去，终归是惊心动魄的事情。

他越想，心越往下掉。但也就想开了，怕什么呢？难道能不承认客观存在的事实吗？他只是摆事实、讲道理，他只是要求对他有一种平等的负责的对待。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他竭力让自己若无其事似的出了门，一边却防着有人突然出现来逮捕他。没有走出多远，就看到满街不同寻常的大标语，令他的心为之一紧：

坚决批判静坐市委的反党行为！

打退新老反革命向党猖狂进攻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些标语还很新鲜，而他昨夜走小街小巷没有看到。他的心怦怦不安地恐惧地跳着，感到空气都有点绷紧。

到了靠近中山塔的中心地带，许多人在仰面观看刚刚上墙的大字报。他站在后面看到了题目，是“三论医校学生向何处去”，他才看了几行，就发觉文章出自老手，语言之中，大有要将史宏等少数学生说成反党分子之意。大字报的书法也很好，署名是“煤炭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

问题的严重性明摆着，形势急转直下，本来在医校问题上因逮捕师生而被动了的，不知为什么得到了主动，于是一个巴掌反拍过来，这样的大标语大字报上墙，分明形成了对医校学生的围剿之势。而且其中好像还涉及到他，因为他正是一个“老反革命”，并且他的传单岂不正是“猖狂进攻”？

面对这样一边倒的舆论，医校学生为什么没有一张大字报大标语来为自己辨护？是被压倒了？是没有写作的能力？他们目前处境怎样？他的心压抑着，恨不能立即飞到学校去，也恨不能立即去帮助学生回击这个“红扫帚”。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是谁？是市委吗？难道市委完全听宗进庭的？根据他的传单，不应当得出什么“向人民反攻倒算”的结论。

他个人的事情和安危，他已经置之度外，他为学生担心着，不能因他而连累学生。但这些看不见的人们这样对待学生，不还是一个“莫须有”吗？学生在政治上是稚嫩的，可以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也许真的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而他，才不怕呢，他和宗进庭一样经过“历史”的锻炼！

他走进学校，一眼也就看到所有的标语都跟大街上的一致，而且多出一条来，简直触目惊心：右派学生史宏必须老实交待反党行为！

接着，他看到了明确与他有关的一条标语：不许历史反革命分子郁平向党猖狂进攻！

他注意到，在这些标语的下面有一行小字，是“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学校里满眼看不到什么人，景象萧疏，气氛宁静得不安不祥。他几乎就要后退，然后逃走。犹豫之间他转向右边一条小路，进了总务处。

女会计惊恐地看着他，好像看见一个吃人生番走了进来一样，但他毕竟是她平时认得的、彼此有说有笑过的人，她立即把头埋到她的账本上去了。

他走进总务主任的那一室，高大魁梧、三棒打不动的总务主任正在给自己的茶杯斟水，抬头看见他，一惊之下，手中的水瓶塞子竟然掉到了地上，滚开老远。他弯下腰拾起来，揩了一下，给了他。

主任有点结结巴巴地说，你，没事？他说，我的事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大家又不是现在才晓得，其实不是我的事，是别人加给我的事。主任不像笑不像哭，“嘿”了一声，说，你的传单……。

他说，我的传单就是把这件别人加给我的事写出公布于世。主任说，你，你好像还不晓得……。

他说，我晓得，我全晓得，外面大标语上不全写着吗？帽子就只有做这么大了，如果能说我亲手杀过人的就更干脆了！

主任张大了嘴巴瞪着他，说不出话来。

他说，我是来请个假的，我要去看我的老婆，五年了，我还没有去看过她，正好趁现在学校不上课……

主任忙说，这个，你不要跟我请假，你要跟“文革委员会”请假，他们正好要找你呢，你大概是才从乡下回来的吧？全校正在开展大讨论。老郁，我是关心你的，你要注意，要有点具体的思想准备呢。

他感到主任是个好人，特别是“具体的思想准备”这句话是一种暗示。他嘻笑着说，医校出名了，出了一个右派学生，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哈哈！

主任把他的衣服一拉，低声说，这是运动，你严肃些，史宏已经挨斗争过了，正在整他的材料，另外还有几个学生，解放以来学生里面最大的一个反党分子，可能就是史宏了……又忽然提高声说，到处找不到你，你跑到我总务处来做什么呢？

总务主任这最后一句话高声大嗓，突发得有点滑稽，既是糊弄可能正在偷听的人，又是让他快点离开。

他向主任点点头，就如其所示离开总务处。他勇敢地向学校深处走去。他看到了许多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以史宏为首的右派学生”和他这个“历史反革命”的，对他必须“痛打落水狗”，对“史宏为首的右派学生”必须“剥开画皮”，他是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闹翻案”的“牛鬼蛇神”，“人还在，心不死”，而“以史宏为首的右派学生”是“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要向党夺权，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偶尔走过一两个师生，都惊愕地可怕地看他一眼，就只管缩着头走自己的路。简直是阴风嗖嗖，凄惨可怕，万马齐喑，空气绷紧得用指头弹一下也会撕裂开来似的。但这一切似乎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他和史宏，也似乎就应当这样倒大霉了。他一步步正在走向埋葬自己的深渊。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就是会产生、会揪出史宏这样年轻的“右派分子”的吗？至于他这样老的“牛鬼蛇神”，也总是要跳出来继续表演，与人民较量，其结果是又一次碰得头破血流！

他却几乎笑了起来。不，产生于一定具体历史环境中针对一定对象的语言和逻辑，并不能直接套用别的历史环境和别的对象，如果这样，就会张冠李戴、似是而非，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只有一条，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是实事求是。这么一想，眼前的一切，就像被解除了魔法似的，在眼中都不可怕了，而且变得虚张声势、有点可笑。

他看到，“井岗红卫兵总部”的牌子被两块牌子所取代，一块是“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块是“医校红色保卫军”。这正是某种此起彼伏的象征。他还看到，学生们都被集中在班级上，窗户里露出了男女学生们黑色的脑袋，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大约确如总务主任所说，是正在“大讨论”史宏等一些学生的问题、表示与之“划清界限”。他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太湖石竹林旁边的围墙一角上劳动，是在清除杂草。这正是王校长。他走了过去，轻轻喊了一声“王校长”。

王校长似乎认了一下才认出是他，也略微有些一惊，说，你怎么来了？你不碍事？他说，我在乡下老家过了几天，不知道学校里正在批判我呢。他们还没有发现我，我准备再被逮进去。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被定成“历史反革命”的，大概就是上次逮捕我和刘镇琛的时候吧？我是“历史”的，刘镇琛是“现行”的，史宏呢，成了“右派”，而你呢，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这是怎么回事？算数不算数？

王校长说，既然你相信我，我对你就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运动我很不理解、很不习惯，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搞，要搞成什么样子。好在我“靠边站”了，我就这样也好。真是长期不劳动，变“修”了。但“反革命”，我自问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自问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长期教育的共产党员，也不会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在我虽不能算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也算是一个老兵遇到了新问题吧。我对学生没有意见，他们“打倒”我，是可以理解的，对照《十六条》，我确实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我是感到那样做不对头的，即使没有《十六条》，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也是不对头的。但在运动的问题上，我怎么能反对上级呢？现在我也不把问题往上推，学校里的事情，本来该我负责嘛，我当时没有敢把不同意见提出来嘛。我对不起你和刘镇琛，一个做校长的，不能保护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眼睁睁看着你们无辜被捕，不管怎样，心里不好受，但情况确实特殊，我确实没有办法！

王校长脸上充满痛苦，眼睛里泪花闪耀。

他说，王校长，你也不要这样自责，情况确实复杂，你多保重。乡下一个农民教我说，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得走了。我要找宗进庭谈一谈，如果能遇到市委书记，我就跟市委书记谈一谈，谈过了然后我就让他们逮了去坐牢。你虽然不把问题往上推，但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宗进庭在背后起决定性作用，他这是很错误的。他拿我来压学生，这算什么？他想一箭双雕，既打击我，又打击学生。可是我的问题本来就是“莫须有”，是他一手造的冤案！他这不是错上加错，一错再错吗？不管运动该怎样搞，他这都是不对的。他起码应当做到正派，他不能这样假公济私，把个人的东西掺到运动里来。我这个老乡一贯喜欢这样做，他一贯用他的个人品质损害党的事业。

王校长看着他，听他说完，对他说，你留在我家的材料，我看过了，我相信你说的一切。但散传单的方式，造成了市委的被动，这不好。我听说正在追查你，可能要对你采取措施，看来还没有找到你，你要作好思想准备。你为什么要把问题这样公开化呢？给市委书记写一封信不也可以吗？唉，很多事情往往就出在这里，预先没有多考虑方法与后果。你要相信，事实最后总会澄清的，市委终究不会维护某一个人的不正确的做法，时间会暴露一切、改变一切。你也要防止自己犯错误啊，你跟学生毕竟还是不同的。你的个人问题也要尽量避免搅到当前运动里面来。但前一阵不能怪你，以后你还是有意离开得远一些为好。他说，王校长，我记住你的话。他朝围墙看了一眼，说，刚才总务主任也要我作好思想准备，看来是要有那么回事了。我估计这时候大门口已经有布置，我只有从这里出去了。他就爬上墙头，外面是乱草地，他先放下两条腿，王校长喊道“当心”，他很有把握地手一松，成功地掉在了围墙外面的地上，除了感受到腾空与落地的一点危险之外，倒也并无任何损伤。

就在往地上一落之际，他忽然想到他写了宗进庭的材料，并且四处散发，从自己品德上说，似乎是有问题的，因为客观上看，他等于是借学生的力量、乘运动的形势，来攻击宗进庭。问题不在于他写的东西是否符合事实，而在于他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这样地做呢？这虽不是落石下井，却也是趁人之危。而且他这样做也没有顾及学生！王校长叫他“远离”，其实他已经深陷了！

一时，他真的很沮丧，怎么就犯了这种品德上的，也就是真正的错误呢？他这样使自己难受了好一阵，思想才慢慢又回头，他想：他在主观上并没有要对宗进庭这样做，他只是像狗一样被宗进庭打急了，回过头来露了一露牙齿而已，因为他也是一个有着生命反映的人；他当然是受着一定形势影响才这样做的，但难道受了宗进庭这么多的迫害，在某种有利形势之下，他就不能这样叫喊一声吗？当然，他如果连一声也不吭，可能更好一些，是的，很遗憾，他没有能达到这种圣人一般的境界。另外，他没有想到他的传单会给救过他的学生造成这么大的被动。确实，他很欠考虑，他在政治上虽不是无知，却有些笨拙。但拿他来压学生，难道不是一种居心叵测的借口？不是一种很不正派的政治品德？其实，学生在政治上无论怎么幼稚，也不可能来保护一个“历史反革命”的。

唉，他何必这样苛责自己呢？宗进庭可曾这样自责过？如果有他这样百分之一的自责，对他就不会迫害至今了。宗进庭眼下仍在追捕他，看来要对他实行第二次逮捕！难道他真的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宗进庭这不是一直在欺骗组织、欺骗人民吗？而可怜的他，却还在没完没了似的自责！他真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无可救药的愚人！他不能再这样愚下去！该以牙还牙，就以牙还牙吧，他忍让得够可以的了，难道要等到宗进庭将他迫害到奄奄一息吗？他把一切公布出来是应该的，是必要的，是起码的自我保护措施！

他为自己这种内心的软弱、这种自己对自己的苛求、这种进退两难、这种深深感到的不平，而感到更为根本性的痛苦，他竭力对自己说：你没有做错，你是被迫无奈的，你之所以这样做，是能说得清，而不是说不清的！

他想他最要紧的事情还是去看望乔丽。为了万无一失，他可以先将东西给乔丽寄去，然后再去看她，这也是考虑到他有可能发生意外。现在他已经“打草惊蛇”，宗进庭可能正在对他“收网”，他必须“与时间赛跑”。

他就真的跑了起来，与假想中的追捕者抢时间。他看到，家门口附近并无可疑人影。他赶快取出那包东西，迅速离开，到邮局去。好在亭州城里小巷连着小巷，在小巷里就能走遍全城。他就从一条一条的小巷里曲曲折折到达邮局，摆脱了可能的追捕者。他把包裹寄了出去。邮局的人说，还能赶上早班呢。他松出一口气来，然后较为轻松地走出了邮局。

他走到一条较大的巷子里，一眼看到了刘镇琛。

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只有一间，里面贴墙搁着一张铺，卧着一个显然有病的老人，在另一侧，还有一张铺，大约就是刘镇琛的了。家徒四壁，一张破大桌上摆着锅碗瓢杂和几本书，还有一个长胡子老人的遗像，一个煤炉上正熬着中药，向外面弥漫着中药味。

刘镇琛正低头做事，他走近一看，是在刻竹尺，身旁一边的一堆已经刻好，另一边的一堆正有待于完成。原来，平常所见到的裁缝手中的竹尺，就是这样手工刻出来的。

刘镇琛专心致志，竟没有觉察门口站了一个人。他走了进去，刘镇琛一见是他，吃了一惊似的，马上丢下手中的活儿站了起来，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

这个学生的生活处境实在是狼狈的，加上自己遭受的特殊情况，所以也就不到学校去了，好在学校里也不上课，他就在家里刻竹尺弄点收入。他问，没有人叫你回校“大讨论”吗？刘镇琛摇头。

他于是问明，那遗像上是他的祖父。当刘镇琛被捕时，祖父还在，家也住在原先自己家里的三间一院里，刘镇琛被放出来之后回家一看，房屋却易主了，住着一户他不认识的人家，祖父母也不知去向，一时他真惚恍以为自己是在梦中。后来才明白，家中房屋是他被捕坐牢时，街道主任领着街道上的“红卫兵”（待业青年）来宣布没收了，并且“破四旧”，把他祖父所珍藏的古字画和上百本佛经堆在外面空场上一把火烧光，把他的祖父母送到这个小屋子来住，至于家中的房子，去住的虽是普通人家，背后却是有靠山的，这靠山与街道主任串通好了让自己的亲戚来住这房子，街道“红卫兵”是受了利用……其实街道青年是不能称为“红卫兵”的，刘镇琛忽然愤慨地指出了这一点，但随即又愧然一笑，好像也明白他特地指出这一点简直是没有意义的。于是言归正题，说到了祖父一病不起，祖母硬撑着等待着孙子能放回家。他在看守所里的一个月，对于家里的老人，简直就是一年，也许比一年还长。他一回家，祖母也就病倒了……祖父在煤炭公司有每月三十多元工资，祖父一死，就只有煤炭公司发给祖母的每月八元生活补助了，所以一个好心人就让他领了这刻竹尺的事情来做，刻一把尺是二分钱，他一天手不停已经能刻到一百把，是两块钱，简直是较高的收入了，正好给祖母治病。

这样的情况，他听了不知说什么好。但刘镇琛眼前的困难却是十分显然的，而他的口袋里也正有些钱，他打算送一点给刘镇琛。

他就拿出二十元来，说，请你收下它，给你的祖母买点什么吃的……说着，他看了一眼那躺着的老人，只看到露在外面的一团稀疏白发。

刘镇琛推着不肯要。他说，我们毕竟一起坐过牢啊！不想，刘镇琛却不肯收，而且有点紧张地说，郁老师，坐牢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听了这话，他有点生气，说，这点钱，我是送给你的祖母的，你不要怕！他把钱丢在桌上，就跨出门。

他走了几十步，刘镇琛追了上来，对他说，郁老师，你不要误解，我，我……。

看着说不出话来的这个可怜的学生，他说，是我表达不准确，我不该提坐牢的事，你只当没有听见好了。他问，你知道煤炭公司“红扫帚”的文章是什么人写的？煤炭公司有比较会写文章的人吗？

刘镇琛的眼睛左右一闪，说，这事情我倒是听说的：“红扫帚”不在煤碳公司。

他一听，这事情有点神秘了。

刘镇琛放低了声说，郁老师，刚才见到你，我真吓了一跳，我听说你写了传单，散发到市委里头，有关方面正在到处找你呢。他拍拍刘镇琛的肩头，说，可能确实在追捕我，不过我写的传单不是反动的，是实事求是的，我没有逃跑，我只是下乡看望我的父母，我不是自己回来了吗？但我是准备再被抓到牢里去的。

刘镇琛说，郁老师，人家要迫害你，你也没有办法。不过，我是不想参加运动了，他们也没有理由再抓我了。反正不管怎样，我已经是个牺牲品，我在某个运动中被捕过，总会写到我的档案里去的，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只是没想到完得这样早、这样的没有意义。我刻一把尺，二分钱是我自己的，我去写一张大字报，结果又会怎样呢？何况，我能说谁是“修正主义”？能说谁是反党分子？我什么也不知道，也没有嘴去说别人。我班上那个女生，说要拎着脑袋跟我拼了，其实她对我、对世界，又能晓得多少？人还能拎着脑袋跟人拼命吗？她跟我有这样大的仇恨吗？其实，在我的事情上，她也是一个牺牲品！她会后悔的，要不然她就是一个大脑不健全的人。我不恨她，我当时就不恨她，我当时就觉得她其实比我还可怜，我平静得我自己也想不到，我还应当这样平静下去，这是我唯一可取的态度。

他听了，也跟听了王校长的话一样，感到说得有道理。

刘镇琛低声地说，现在形势又反过来了。史家旺和另外几个学生头头，可能要被定为“反党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正在整他们的材料。听说，运动原定九月就要完成一半，因为发生了这些预先没想到的事情，就拖下来了。据说全国的运动也都恢复了正常，年底就会结束的。运动本来就是要在教员当中“引蛇出洞”，学生里面的“蛇”也不放过。我们这里的运动比北京要落在后面一两个月，听说北京的教师学生里被引出洞的“蛇”，比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时候还要多。文化大革命到最后，其实就是一次更大的“反右斗争”……

他听了，真是呆了半天。他怅闷着，一时无话可说，点点头，就离开了这个善良胆小而遭了殃的学生。

似乎正是王校长和刘镇琛给了他影响，他心灰意赖，觉得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了，连他的抗争也是无意义的。他的传单确实是错误的，并非内容写错，而是写即是错。他需要的只是“急流勇退”而已。眼前人生，不过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一切相，皆是非相，只不过叫做相而已，何必执著？人生并不是人生，只是叫做人生而已，不必当真。什么才是人生的意义、而可以努力地去抓住的呢？这问题本身就有点可笑。他大可以躲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可是，哪里有这样的地方呢？亭州已经派人到乡下去找他，或者就是要逮捕他，他还能到哪里去呢？一切对于他，似乎还是回到了老早的一点上，即：他是活在他的问题里的，对于他最可怕的倒不是坐牢，而是失去他的问题，若是有人管他的问题，也就证明他的存在。这样一想，思路又曲折地绕回头。眼前一切，对于你，仍是实实在在无可逃避的。回宿舍去“束手就擒”似乎倒是唯一出路。思想回到现实之中，心却是极其无所谓的了。他从容不迫地朝着回宿舍的方向走去，考虑着怎样为自己弄饭这样一个最具体最现实的问题。饭，就是非饭，只是叫做饭而已。

他想不到兰贞会走在这样一条又长又狭的巷子里。但他不想转身掉头，他只有与之迎面遇见。这时你怎么念着“相，就是非相”，也不能否定对面走来的就是兰贞。

他注意到，兰贞的后面走着两个中年的妇女，作为伙伴，好像是起保护作用的。是的，眼下可算一种非常时期，兰贞也不是一般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兰贞分明看见了他，似乎也犹豫了一下，但最后同样决定并不转身掉头。也许她在想，你把宗进庭历史上那件事公布于众了，你更加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现在，你不但有历史问题，你还成了一个现行的反革命，你就等着坐牢去吧！

可是，他的心中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似的，涌起一股友好的温情，似乎嗅觉到了家乡炊烟的味道，他几乎就要向兰贞点头致意，要开口说一句问候的话，然而，这是不必的，因为兰贞呈现出一个严厉冷峻的面孔，分明已经把脸板了起来，她的眼睛直直地越过他而瞪着远方。她的架势不会向他让路，而他当然不能跟她对面撞着，他礼貌地让到一旁，几乎贴墙站着，让她们走了过去。兰贞绝对地目不旁视，好像就没有看到他的存在；那两个妇女有一人从眼角上瞥他一眼，但似乎更为蔑视了他。

一阵屈辱的和憎恨的心情掠过之后，他羞愧难当起来，在他用传单公布了宗进庭的历史污点之后，他怎么还能以乡亲自居、并且幻想他们以乡亲看待他呢？这不是太天真、太无耻了吗？可是他怎么就落到这种精神的无耻境地里来的呢？荒谬与无奈，或者不如说是人性本身的复杂无聊，使他几乎要放声大笑。

那时他忽然想到托尔斯泰老人推崇的《福音书》，说是“不可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吧”。还有，“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多么正确，多么深刻，正是为了根治人性本身的复杂无聊！但他没有做到，他所做的正好相反。他距离哲人的要求，他离这种“成佛”之境，何其远也。他申诉，是没有把左脸也给人打；他写了传单，是没有为迫害自己的人祷告。他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虽然他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做的，但现在他这样做了。假如他能像托尔斯泰主张的去做，并且做到底，哪怕仍然被迫害坐在牢里，心情却可以保持一种宁静，人格也可以高于宗进庭，何至于像现在这样觉得对不起人，何至于会处在一种仇恨敌对之中而骑虎难下呢？这里面确实有玄妙高超的哲理可以探究。

现在，他已经跟宗进庭是一样凶狠而可恶的了，而他正惶惶然准备着对方再报复过来。但是，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跨出，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就像掉进一架绞动的机器里去了，或者也可以说是自己跨进去的，想停也停不下来了，只有跟着在里面绞动，也许能逃出来，也许会被绞得粉身碎骨。

于是他又想起一句名言，他已经到了“地狱的入口处”，只有鼓足勇气走下去！他记得，就在《福音书》上，耶稣也宣布过，“不要以为我是带和平到世上来的；我并没有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我来，是要使儿子反对他的父亲，女儿反对她的母亲，媳妇反对她的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耶稣何以说这种话？简直不懂。但至少，这句话客观上反映了人间充满着自相残杀的矛盾斗争。

一个启示像闪电一样掠过脑海。一切反正如此了，一切也本来如此，温情脉脉的面纱是一文不值的，他已经成了露出牙齿的狗，活该挨打，本来他没有露出牙齿，也照样挨打，他何必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宗进庭像他这样老实吗？他不想做那凶狠的耶稣，也不能做那呆子似的托尔斯泰，更不能面对现实却说什么“相，就是非相”，因为现实就是现实。他何不如此虚晃一枪，逃之夭夭呢？也就是说，他饭也不吃了，直奔汽车站，登上了开往劳改农场方向的班车。他们如果要逮捕他，终究会逮到他的，他并不惧怕再一次被捕，不过他却可以偷个空儿去看望一下乔丽。

[NextPage]
第五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一）

一九六一年。火车开动了。他在北京只有三天。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来信来访接待站填写了登记表，静静地坐在长椅上，再三斟酌话该怎么说，接待站的人却拿着他的登记表来找他了，要他立即返回亭州，并且给他看了亭州检察院打来的电报：如有亭州市被开除公职人员郁平在京上访，请通知他立即返回，因他家中出事需其料理。

尽管电报让他心中一沉，他还是抑制住了，而要接待站的人听他把他的冤情说一说。那个人很和蔼地拍拍他的肩，对他点点头，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理解似的，在不言之中让他不必说了，还是快回去处理家里发生的事吧。他也就犹豫起来，感到这已经不是说的时候，而且的确也不必说了，巨大的深厚的同情和温暧似乎已经到达他的心里，他已经很感动了。

那个人给了他一张已经填写好终点站的单子，凭单到火车站可以领到车票。那人对他说，有什么问题写材料来也一样的。他被很亲切地推着，然后自己走出了中央接待站。

家中出了什么事呢？灾祸！无非是灾祸！降临他头上的似乎只有灾祸，这就是他的命运。但是，他已经这样地不幸，难道还要让他加倍地不幸吗？悲哀像老朋友一样来到心上，他在心中熟练地一转，让心情从无用的悲哀那里拐弯而过，进入虚无，然而仍在自己的把握或者说是把玩之中。不管对他是什么新的打击，他都挺得住，他将极其平静地从命运手中接受所有依次出现的不幸。

火车开向天津，在京津之间的原野上奔驰。虽然他被切身的问题所苦恼，但行进在这条不平常的路上，他仍有一种历史感。多么匆忙，许多重要的历史场面也就过去了，清末以来那么多历史人物，各种书本上不断地提到他们的名字，却都过去了，也只是只留下了名字而已。

那么他又算什么呢？真是微不足道啊。但他在奔忙。三天前他一日一夜来到北京，三天后他又要一日一夜赶回南京，然后往西再坐几百里汽车。他的活着是有意义的吗？如果跟那些重大的历史相比，简直没有一丝一毫的意义。但那些重大的历史也可以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以至不存在的，你如果从一种跟宇宙的深广相称的眼光去看的话，就是这样。他何必看重自己？但反过来，他又何必不看重自己呢？问题就是这样地妙不可言啊！

堂堂亭州市检察院为他发出电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来信来访接待站负责地把电报内容告诉他，并且发给他回程车票，这就证明他这个人仍有意义。在这一刹那间，他好像是被抬高了些，而等他回到亭州之后，就将是对他的贬低、损害和蔑视了。尽管如此，却也仍说明他的存在，说明他是有意义的。这样反复地想，使他兴奋。

火车奔驰得有力而轻快。他四周的人没有谁知道他这位乘客的经历和不幸，他也不知道别人。人们的脸上都善良而单纯，也许连他也是。中国人的脸就是这样，几近于无表情，这是历史的杰作。但表情不丰富，不等于心情也很简单，要不然，我们就不应当能欣赏那些世界文学名著，同样不应当能产生自己的文学名著，可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是高水平的。

车窗外是北方大地的景色。不管他心里有什么，不管他个人发生了什么，千里大地上生活照常进行，就像有无数部文学名著在看不见的字里行间进行着，而有待人们写进看得见的字里行间。什么是写？段玉裁说，凡倾吐，就是写。他还怕人不明白，又说，作字作画，皆曰写。这可算迄今为止对“写”这个字最有诗意也最有哲理的解释，而人们一般只是作机械的理解，简直是丢掉了活的灵魂。他今天乘坐的这趟车，明天在同一时刻依然运行，他不在上面了，却同样会装满了有灵魂的人。所谓自暴自弃、失去生活信心，任何时候都是没有道理的。

三年前，一九五九年的那天，学校人秘科通知他到市人委“审干办”公室去一趟。他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审干办”的人问他：你的自叙中写到你曾经寄居在丹阳长江旅馆，你在那里的主要情况你都忠诚老实写出来了吗？他回答：都写出来了。他于是看到了极不信任的表情，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写漏了？“审干办”的人又问他：你有没有到当时国民党的公安局去过？或者与他们有什么联系？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他确实与当时的国民党公安局没有任何关系。他回答了没有二字。但“审干办”的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向他宣布：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根椐我们掌握的确凿材料，你与国民党公安局有着绝对的联系。你现在必须好好回忆交待。根据审干复查的要求，你的性质是隐瞒历史上的特务活动，告密我党地下工作者，而那位地下工作者被捕后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你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现在还要看你交待的态度如何来决定对你的处分。

他浑身冰凉，让这不白之冤一下子打得昏昏沉沉，魂飞魄散之感似曾相识。他这才看清，他的对面判官一样一共坐着三个人，都极严重地瞪着他。他立即申辩起来，但他感到一种虚弱。他的力气似乎仅够他很勉强地说出了“我要申诉”这句话，大约还没有能让人们听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答理他这句话，却只是对他说，你先回家，关于对你如何处分，市人委会做出正确决定的。他们说的这每一个字听上去都那么权威，公正，而又可怕。

他预感到灾难降临，被从政权里、组织里、队伍里清洗出去，乃至被除掉，都是可能的。时空好像又回到了根据地。相对于全世界的范围而言，共和国政权也就是一块红色根据地，除奸依然是必须的！哥哥郁富的阴影一下子笼罩了他……

学校里准他回去写申诉。一切都想起来了，他充满信心地写着。他希望这事情悄悄地就能过去，而不让乔丽知道，他以为是能悄悄地过去的，而且能很快地过去。他这样一厢情愿和天真简单，而事实上现在已经三年过去了，他的事情像山一样没有移动一点！

就在第三天上午，学校人秘科把他叫去，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王淮兴在场，由市人委”审干办”的一个人向他宣读对他的处分决定。那是一个十分晴朗的早晨，人秘科屋子里辉映着窗外绿色树荫过滤来的阳光，飘逸着学校松树林的新鲜气息，他看到人们都由于好天气好环境而身体舒适、精神健旺，唯独他却失去了这一享受的心情。

市人委对他的处分决定里有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他佩服文件起草人，能用那么短的几行公文，表述出那么了不起的语气，有一种节奏感、推进性，他就被一字一句地推到一种绝境里去了。

决定给予开除公职的处分。他听到这一句之后，仍然凝着神，好像还想听下去似的，但下面已经没有了。有人把那纸公文交到他的手上。他仍不免要一字一字地看一下，例行公事似的，但他其实一个字也没有看得清，只有几行黑影在白纸上乱晃，下面是红红的圆圆的一团，那是市人委的大印。

人们在等待着他的什么。他的眼却盯着那黑影红影，不知道在上面乱找着什么似的。他知道那是公文，写着他的恶运，但那上面除了写的是他的姓名，说的其实不是他的事情，那样的处分也不应该落在他的头上，可是，公文的确是为他而写、向他宣读、针对他而发、交给他、要他服从的。也就是说，他们认定了那上面写的就是他的事情，处分的就是他。多么奇怪呀，他想笑，可同时知道这是极为严肃的，某种难以承受的苦难将要开始，他笑不出来。他抬头看着对面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心里猛地一个寒颤，他看到他们的眼睛变了，他们已经把他看作了敌人！

我正在写申诉。他用尽力气挣扎着说出了这句话。他要改变他们的眼睛。

你可以申诉。处分从即日起执行。

这一说法是无可挑剔的。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他们要走了，他们的事情做完了，没有他们的事了，而只有他面对着自己的事。他最后一个走出了那间屋，人们在屋外离去，都不掉头看他一眼。他带着对室外阳光的头晕目眩之感极其孤立和孤独地走出了学校，努力地让自己坚实地踩在地上，而克服着两腿的无力。

他本来打算第二天到学校问一下，他的公职被开除了，组织上总该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岗位。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乔丽上班去才走了一会儿，就有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学校人秘科的人一起到了，通知他：根据市人委对你的处分决定，你不可以留在亭州城里了，你必须回原藉农村“三边”：一边劳动一边改造思想一边彻底交待你自己的问题。他们口气冰冷强硬，不可能有商量的余地，也不是来和你商量的，你只有服从。

他几乎就要爆发他的怒火，然而他控制住了自己，问题不在于你能不能愤怒，而且跟这些做具体事的人员讲了也没有用。他以自己也想不到会有的一种冷静说，你们不好这样处理，我正在申诉。其中一个人的语气温和了一些，对他说，对你的去向的安排，是组织的决定，不是我们这几个人决定的，遣送原藉也不是不让你申诉。

他忽然灵感到了似的，把他遭到的一切概括了起来，说：你们对我，结论不符合事实，处分不符合结论，处理不符合处分。我是有家庭的人啊！

那些人惊住了，好像不知道他胡言乱语说的什么，又好像很佩服他这时候还能说的几句顺口溜，但他们马上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他们说，这是市人委的决定，必须执行，今天是给你做准备的时间，明天早上就会有人来专门送你回去，如果说得不客气，实际上也就是把你押解回原藉。你就不要这样嚣张了，以为你是做老师的，会说些，放老实一点吧！

一下子，正像来的时候一样，他们又一起走了。他只觉得空荡荡的。他虽然还在他的家中，在美国人留下的洋房里，他虽然还衣冠齐整像个尊贵的学者似的，但这一切都已经是虚假的了，他的一切马上就要起变化，就像被神仙吹了一口仙气、施了某种魔法似的，变化成完全相反的情景。

列车在摇晃。是的，这一切都是可以使人发疯的。但他没有发疯。因为他不相信白的被说成黑的就是黑的了，他相信白的终归不能被说成是黑的，而那“三边”的说法也能给人幻想，既然是“三边”，那就是说事情不能算结束。

他自己怎么活着倒好像无所谓，但他不能想起乔丽，不能想起孩子，当然，也不能想起父母。他聊以自慰的是，这灾祸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是被冤枉了，但是，聊以自慰在无情现实面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本来，他认为他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申诉，他虽预感一种迫害的可怕阴影，但他却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事情，他竭力在心里维持着一种平静。那天乔丽回家后，他竟没有告诉她。他独自回想，丹阳的所谓党的地下工作者被捕被害，他在其中充当的角色，实际上跟“审干办”说的正好相反，他是和颜老师一起设法营救那个人的！这并不难证明。相反，要证明他与当时的反动公安局有联系，却绝对不可能，因为那不是事实。既然不是事实，他们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证据，而如果他们是有证据的，那就是经不起推敲的东西。那天晚上，他一气呵成了他的申诉书，他的心情甚至有所轻松。

当对他宣读处分决定，他走出去时，头脑好像被掏空了，一切恍恍惚惚，他的不知所措的手插进自己口袋时发现，他写好的申诉书竟忘记拿出来、忘记交给他们了。

他感到他不能面对乔丽，他在桌上留了一个纸条，说不回家吃饭，就走出了家门，好像已经被什么力量把他驱逐到社会之外，或者他要放逐自己了，最后，他无力地歇在了公园湖边的长椅上。

时令是深秋，一棵老柳树往下飘着落叶，落在地上，落在水边，落在他的身上。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弋。他心里对这一泓清水和游鱼起了一种感激之情。他就把自己在长椅上放倒下来。他感到自己像个闯了祸的小孩，歇一下就可以没事人一样回去了，或者他可以就那样躺着不再回去也行。他想，以后他是会被另外安排工作的。如果是他告密而害死了党的地下工作者，就该杀他的头，而不是开除公职。总之，他不要怕，他不要想得太严重。他想他可以在工作变动之后，把事情跟乔丽说开。

那些人向他宣布了所谓遣送原藉的处理决定，走了之后，他就像被禁锢了一样。没有人看守他，没有人监视他，实际上他如果不顾一切走掉也成，可是他却觉得自己不能随便走动了，他不可以不按照所吩咐的去做。他心里有一种乖乖地服从的意识。他的错案将来仍然只有靠组织给他纠正，他不可以抗拒组织。无可回避的是他必须把一切告诉乔丽了。乔丽将怎样接受这一现实？即使他对乔丽说一万声对不起，让她放一万个心，也无济于事。他既然是从旧社会污泥浊水中爬出来的，他就不应当让乔丽、让任何一个女人做他的妻子。他使乔丽的世界污染和破碎了。他突然起了一个大疑问，问自己：你是什么？你何以要存在于世并且娶妻生子？他发觉，他回答不出。为什么他回答不出呢？他想通了，因为这是个自然的问题，你不能以某种社会人的身份去加以责问。他佩服自己的思辨能力。

他想起了他久违了的家乡，他一直怕回去的，却终于不得不回去了。他不再是高级别的、有资格的教员，不再是亭州街上受到街民注目的高贵而幸福的人，也不再是国家干部，而只是一个外出谋生、小有经历、终于一败涂地、落魄而回的人。他的身上将有如此的意味，他无法让人们不这样看他，实际上他暂时就成了这样的人。假如他一辈子也不能洗刷自己，他就真的成了这样的人，也就是活活地被污蔑掉了。踏上如此艰难危险的人生旅途，是否还能安然返回，所谓希望，虽然总是抱着，却有可能终于是渺茫无有的啊。

但你难道就是什么有资格的教员、有身份地位的人吗？倒不如说是那个奔向盐阜师范的十七岁的少年。所谓人，用一种灵肉二元论来说，就是不知从何而来的灵魂寄生父母结合所给予的血肉之躯内，在人世上吃喝拉撒、悲欢离合、经历一番而已。假如从根本上消灭你的躯体，从而也就消灭了你的灵魂，让它返回茫茫所来之处。强者就是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人。人类的历史是血肉横飞的。他，和血的历史有关，是从血的历史中走来的，正如鲁迅所说，身上带着污秽和血，他难免会这样被审查、遭冤枉。所以他不应当娶乔丽为妻、不应当娶任何一个女人为妻，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妻子，就要有一个特别能和你一起忍受苦难的人，而且事先要说明白。

经过一阵胡思乱想，他竟于沉重中获得了一些轻松，觉得自己能够告诉乔丽了。但他只有指望所谓中国妇女善于忍受的美德来让乔丽度过此劫，别的办法是没有的。

平时，除了星期天，他们基本上是吃食堂，那天他却忽然有了自己做一顿饭的强烈愿望，他提着菜篮子上街，梦游一般把许多菜肴买了回家，抑制住许多虚虚幻幻的感觉，把饭菜忙上了桌，连桌椅也擦拭了一遍，如同一个最认真过日子的优秀男人。当他坐下歇一会的时候，一种很苦的心情攫住了他，他的眼睛热热酸酸地湿润了一下。

中午很快地到了，移过来的阳光，渐渐多起来的人语声，都告诉他，乔丽就要回家了。

他的心收紧着，预先想好的如何镇静，如何措辞，如何劝慰，如何交代，都忽然不知道了。他满屋打转，似乎想躲起来。

乔丽一头进了屋，抱着孩子。他们四目相对，一切都不用说了，显然，她已经知道。乔丽脸上是痛苦、疑问、恐怖，又有着一线希望或者说是很可怜地抱着幻想，但乔丽从他的脸上看出，一切都是真的，于是她掩了脸，从他身边冲进房间，里面立即传出一声啜泣，随即是呜呜的哭声！

他呆若木鸡站在屋子当中，好像等待头上落下什么来把他打死，又好像只是局外之人一样在深入体味这幕惨剧。那假借人之平凡肉体而盲目来到人世的灵魂，这时却没事人似的无动于衷，虽然麻木，却一心要咀嚼出人生最真切的味道来。

一个浓重的阴影徐徐降落，把他和他的一家无情地笼罩了。一个严峻可怕艰难的现实，真正开始了。他真切地感觉到了时间，它只是像一个恶作剧的调皮鬼罢了。

那时，他才第一次把他的经历说给乔丽听。他把申诉书拿出来给乔丽看，他知道乔丽看不进一个字，就在一旁竭力地阐述，说明着他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他们弄错了，而这种弄错，历来都会有，是不奇怪的，是有改正的一天的。接着他就说到了对不起她，说到她将面临的各种困难，乔丽流着泪，无力地蜷缩在一张椅子上……

一九六一年火车在接轨处的颠动，“咚”一下撞在他心上，他叹出一口气来。坐在他对面的人睁开眼关心地看了他一下，又疲倦地闭上了眼。车窗外的田野旋转着向后退去。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成了回忆，但一切却仍是他的现实……

那天，乔丽神情的痛苦，声音的绝望，身子的摆动，手臂的挥舞，都说明她感到她的不幸是那样深，她感到她不应该有这样的灾难，她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但她终于还是渐渐安静下来，听天由命的顺从的神情出现在她的脸上。从前的乔丽就那样一去不返了，这其实是最为可悲的事情，而他的事情却算不得什么。

他向乔丽保证起来，他保证半年、一年之内，就能得到纠正，他保证他很快就能从乡下回来，他保证他的一切都将恢复。他看出，信任开始在乔丽心中艰难重建。他本想说，如果一年之后他的问题还不解决，她可以跟他离婚。但他没有能说出口，那是一句混账话，如果他真是有问题的人，离婚就能解除他给乔丽带来的灾难，就能把乔丽失去的一切还给她，就能让他自己心安理得吗？人们常用来责问这句混账话的一句最朴实的话是：你早做什么的？可是，这句最朴实的话真能咽得死人，因为在命运的问题上，人恰恰是盲目无知的，《俄狄浦斯》的这一主题是多么永恒啊。

乔丽听从了他的安排，下午提前下班回家，为了他明天的起程和离别。乔丽抱着孩子上班去了，她走出房间，走出屋子，走了出去。他满意地看到，她开始有了一种镇定的、毅然的神情。她去了，他忽然一阵轻松，却奇怪地觉得自己的灵魂深处躲藏着一个骗子似的……

那天下午，他到市人委去了一趟。跨进“审干办”公室，他看到屋子里那几个人见到他就都一愣，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但从这一瞬间他看到，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他们也有同情心，他们甚至是有所内疚的，这个印象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上。不过，在那个一瞬间消失之后，这些人脸上就都换上了冷淡的戒备的厌恶的神情。他当然受到了刺激，但他在心里原谅了他们，就像一个知道自己身带传染病的人，原谅别人对他的戒备和厌恶一样，这往往只是恐惧而已，而恐惧来源于人的本能。他恭恭敬敬把他的申诉书呈了上去，他就转身走了。

他觉得，只要看到他的申诉书，重新调查一下，真相就会明白，结论就可改正。那时他不知道，为什么三年过去了，他们还是维持原来的说法，而他不得不进京上告。可是，他的家里却又出事了，难道“祸不单行”这句老话，的确是有道理的吗？

三年前，他和乔丽度过了一个凄惶的夜晚。从相识，到结婚，到有了孩子，从调来亭州，到发生这样的灾祸，他们欢乐过、幸福过、无忧无虑地生活过，令人羡慕和妒嫉过，那一切都是真的，但忽然到了尽头，痛苦，不幸，忧愁，分离，飘泊，贫困，遭人鄙视，这些任何人都不愿拥有的东西，忽然降临，并且也都是真的。他们二人和他们的小家庭，如一叶扁舟，正被突如其来的汹涌波涛吞没，并且人们都让得远远的、也许有一丝同情，却无法帮助你。你们就自己忍受下去吧。

他们终夜悚惧地坐着，昏昏沉沉，半醒半睡。惨白的晨光把他们惊醒，他们悲伤地互看了一眼，意识到那个完全不同的命运已经站在门口守候着了。他们服从了命运，收拾好了一切，他抱着孩子，乔丽坐在他身旁，等待着那分别的时刻。阳光照临窗户，外面各种声响渐多，生活又开始一天的喧闹，他们的屋里却分外寂静。

他换上了一身旧衣服，在他的网篮里也尽是旧衣服旧球鞋一类的东西。他在服从，他的全家也因他的服从而在服从，就连抱在手上的小孩也是这样。他们感到这服从的神圣庄严，他们反而因这服从而心里踏实起来，觉得有依靠似的。他们等待的这个时刻之所以重要，倒好像不在于他们就要暂时分离，而在于这个时刻是被指令的，他们将不言而喻继续受到这种特别的关注，乃至于可以要求这种关注，直到把强加于他们的东西拿掉，把所剥夺的再还给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所以，那一份晨光是灰色的，那一份时刻是沉重的，但另一面也似乎正产生着乐观和希望。他极其平静，他甚至认为自己是理解一切、是宽厚大度的了。

当从窗户看到那些人来了时，他站起来，把孩子给乔丽，看着她，说，你就在家里，不要出去送我。记住，相信我，我会得到平反纠正的。他提起网篮走出了屋，向那些人迎去，他好像不希望那些人踏进他的屋里。他看见了那几个人眼中的疑问：你的老婆孩子呢，不来送送你吗？他说了一句走吧，就在头里走去，那些人只好跟了上来。他感觉得到乔丽在窗户后面望着他在几个人的押解下走去。当走到从窗户里开始看不见他的地方，他回头向后挥了挥手，他要表达一种坚强信念，并且让这一点去感染乔丽，给正在看他的人们至少留下一个较为坚强自信的形象。在他掉头挥手的瞬间，他看到了乔丽抱着孩子站在窗后，像一幅列宾式的凝重的油画，永远留在了他的心里，虽然他并不是那些了不起的十二月党人，他只是一个暂时倒了霉的人罢了……

他就这样让乔丽知道了一切，并且他下乡而去。至于他哥哥郁富的事情，他没有告诉她，他不能加重她的恐惧和忧愁。

火车的颠动催眠一样使人昏然欲睡，然而，有一样什么无形而又最宝贵的东西悠然掠过心头，大有所失似的。那是什么呢？他努力捕捉着，体味着那隐隐作痛之感。终于，他体会到了，那是时光的飞逝。三年时光好像就在刚才的一瞬间倏然飞去，心中万分惋惜地被陡然抽空了一大块。但时间，那个促狭的恶作剧的调皮鬼，却仍站在一旁，以观看他的痛苦为乐！

从亭州到乡下去，乘坐的是内河小轮船。船从城里的码头开出后不久，渐渐就是乡村景物，愈往远处，就愈是纯粹的乡村了。他知道他正在一寸一寸，分分秒秒地向他的家乡接近，他的心于是异样地收紧。他的一生，已经简化为他同家乡的关系。十几年前，他是那样地离开了他的家乡，十几年来，他是这样地回避着他的家乡，十几年后，他却如此地即将回到他的家乡。家乡就像一个黑洞，他不但飞不出去，终于还要掉在里面。

十几年以来他的努力、还有他的幸福生活，成了一枕黄粱似的，当他一旦回去，人们就会说起以往，用过去村史上的一切来看待他、界定他，于是他身不由己、梦一般被送达以往，一只小虫落入蛛网一样被迫在其中挣扎。

押解他的人很和善地对他说，你现在是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且没有给你戴帽子，很宽大的。

他听了，点点头，不必说什么了，但一切并没有了结。

不管他脑海里如何翻腾，轮船还是无情又宽厚地，一里一里，把他送往家乡而去。在突突的机声中，他分明感到强大的牵引。押解他的人跟他寸步不离，是因为他们要圆满完成任务；他之所以有种种失去自由失去幸福失去权利走向黑暗之感，是因为他有他的情况；而世界，却是平静，安宁，自由，幸福而光明的。坐在船舱里的男女老少乘客们正享受着光明的世界，他们不了解他的处境，不知道他虽然坐在他们当中，却是多么孤独、处在一种黑暗之中。但渐渐地，这种孤独暗淡之感却在减弱，一直紧缚着他的一种东西在松动，他渐渐汇入一种广大之中去了……

两个押送他的人把他送到了公社，交割之后，立即显出轻松来，到招待所休息去了。公社办公室有个人却看着他，叫了他一声二哥！原来是他的一个堂弟，在公社当秘书。啊，原籍！一阵返朴归真之感，一股特殊的气息，一种深厚的亲情。

那天他不要堂弟送他，而独自走向乡野，他乐意孤独地走完那段路程，好像要一寸一寸跟家乡的土地亲近一下似的，腿脚也仿佛有知，到了乡下就能徒步远行。

庄稼都收割完毕了，田野显得特别空旷明净。一方一方的地里尽是些新鲜的稻桩儿，一趟一趟鸡鸭鹅在觅食收割后落下的稻谷。一年劳累下来的耕牛，自由地放在外面吃草，青草在秋耕之前也特别茂盛。一眼望去，草屋聚簇的村庄都掩映在浓密的绿树之中，打谷场上高高的草垛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光，蓝色的雾气笼罩远方，白色的船帆无声地在远处天边移动。稻谷稻草的清香到处充满，无所不在地飘逸，使他神清气爽，好像在脱胎换骨。

后来，走到一半路程时，他在一片田地当中的田埂上很舒服地躺了下去，青草遮没了他，泥土味，青草味，稻桩上发出的香味，混和一起，让他贪婪呼吸着。他久久望着高远的天空，他多少年没有望见那样的天空了，无边而又接近，深邃而又透明，单纯而又浑厚。他忽然想起一句古语，是的，他那时想起了这句古语，叫做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中国古人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的，政治观上也是天人合一的。他不正是在享受天地的无边慈爱吗？而且从古老而永恒的思想里获得着最深厚的滋润。他一下子悟到什么根本的东西似的，一切都无所谓了，心里涌起大的喜悦，感到了大的自由，体会到了大的幸福。

作为一种精神准备似的，他在地上躺了很久。当他从地上起来，继续他的行程，他已经是一个新的他了，他比以前健康，成熟，也比以前年轻有力。他感到他可以平静地在乡下做一个农夫，忘掉外面的世界，忘掉一切的历史，以至于忘掉妻子孩子……

他走进了老家的村庄。茅屋，灰堆，猪栏，河边的芦苇，弯曲的小路，一棵随意长着的树，都含着浓郁的精神性的东西，令他感动而惭愧。有人把他认出来了，他也认出了一些人。

这不是郁平吗？乡亲们以各自的方式跟他招呼，他怀着感激，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在家里办冬学的初中学生。等他走到自己家路口，身前身后已经全是孩子，他当然一个也不认得。他家那三进大瓦屋到了，而他脚下却分明有一条小路通往最后的一进，前面的两进不言而喻在土改中没收和分配掉了。他的心一下子收紧，那东山墙上开的门显然就是他的父母进出的门了，有两个孩子走了进去，是主动去为他报信。

他又走了几步，他站在门口了。他看到他的老得多了的母亲慌忙地从里面往外走，他们蓦地互相对视着了，母亲的眼睛里涌出无限悲哀和爱怜。她的头发全白了，稀疏零乱。他于是知道了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十多年也不回家看望。他痛彻心扉，悔恨无比。妈妈！他悲叫了一声，这一声悲叫，在喊向天地的同时，却撞击他自己的心扉，震撼他的全身，而让他直挺挺地跪在了母亲的面前……

一九六一年的火车在前进，像烈马狂奔。

与父亲的见面是在晚上。当父亲那样健壮，满面红光，气宇轩昂地出现时，他几乎怀疑这是不是他的父亲了，并且，父亲身上是笔挺的中山装，那样子像是县里下来查工作的老资格的一个副县长。六十岁的父亲的头发有少许白色，大体上还是黑的。当他带着困惑看着父亲时，父亲的依然明亮的眼却把他由表及里地全看下去了。在那一瞬间，他确实有过一种软弱的情感，觉得自己是稚嫩的不成熟的，他的飞翔失败了，翅膀折断了，他无处可去，只得回到父亲身边，而父亲，永远是强大的，无比成熟的。当然，他克服了这种残存的童少心态，然而，父亲确实自有他的过人之处，从解放前到解放后，自有其艰难历程，至少已经适应了新的社会时代，不但没有垮掉，而且活得硬朗。

他看出，父亲已经从某种途径知道了他的情况，不但抱着随和的态度，而且感谢得到了失去多年的所剩的一个儿子。父亲总的显得平静，自足，对于祸福荣辱有着比较超然的明智的态度。

你家来了？

家来了。

这就是经历了两个时代、十多年不见、连生死也不知道的父子二人，在见面后所说的话，平淡到了极点，少到了极点。但他们在心中一切都交流过了，他们当然能够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一起面对往后的特殊的时光。

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也没有问过他什么，父亲好像只是心安理得地跟儿子生活在一起。他在外面遭到如此大难，父亲似乎觉得极其平常，不足以大惊小怪，而他如果当真有过那样的告密行为，现在还能被宽大留下一条小命，还得谢天谢地呢！当然，父亲能想像得到可能会有的冤错，那也只有逆来顺受等待澄清，或者根本就不管它能否得到澄清。父亲虽然没有问过他什么，但对于他一向的生活情况，父亲还是逐渐知道了的，因为母亲总是要细问他的一切，母亲自然又把一切告诉了父亲，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孙子，在亭州、在他的妻子身边。这是不幸之中的一个幸福的消息，父母在无形中就长了些精神，并且有了新的期待。

那天，生产队长到他家来，很客气地对他说，二先生，你既然家来了，就是一个人口，生产队要给你口粮，但你的工分哪里来？你又不会农活，劳力一时也练不上来，我们想把队里的两条小牛交给你放，你让它们把草吃饱，到晚送回，这样，队里给你记一个整劳力的工分，你的口粮也就做回来了，年终还能得几个零用钱。

他这才想到了他的吃饭问题，他竟好像忘掉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马上向队长表示感谢。让他放牛当然是照顾了他。

就这样，他成了一个挣工分的人。他每天得十分工，合人民币三角钱，按当时米价一角钱一斤，够一个人活了。不过，他在城里时，每月工资是八十多元！什么叫做开除公职以及遣送下乡，这就更具体、更清楚了。

队里的负责养牛用牛的“牛父拜 父拜”——直译就是“牛的父亲”——俊德老头，把两条小牛交给他，看着他，笑道，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骑牛，都是我把你抱到牛背上去。他记起来了，俊德老头从前常在他家里做短工。他愧笑着，连说记得记得。俊德老头说，你转啊转的转回家来了，你还会转出去的，当真要你放牛啊？你不是放牛的人！他茫然而又相信地把头点了一点，笑笑，就牵着两条小牛走向秋收后的田野。

小牛吃起青草来，一下一下有力地撕扯着，鼻孔埋在草里呼呼出气，吃得好香甜。小牛的大眼睛多么单纯善良，他很想跟这样单纯善良的小牛交谈，但很可惜，那是不可能的，而他也没有精神恍惚到那种程度。

两条小牛一时成了他的伙伴。这幅放牛图，在农民看来有点新奇，在他自己，倒也悠然自得，大有田园诗的境界。中午回家，他把它们拴在门口，给它们一堆青草，晚上，就把它们送回牛舍。他放着小牛，走遍附近的田野。过去的一方一方的千年老沤田，被改造为旱田了，并且方整化，一眼望去面积很大。田野上兴建了四通八达的田间灌溉系统，有路有渠，也显出阔大的景象。

当他牧放着两条小牛无意中走到村西北乱坟地，不觉大吃一惊。这里就是传闻中他的哥哥郁富被“除奸”的地方。他的眼睛四下寻找，好像可以看到郁富正在申辩，或者可以看到那可怕的血腥的场景。他当然什么也没有看到，那些杂乱荒凉的土坟什么也不可能告诉他。小牛在茂盛的草丛中“呼嗤、呼嗤”吃过去，大河在前面哗哗东流。他默然站了一会儿，感到有什么不适宜，而且一阵恐怖，就把小牛牵了出来，远远地离开了，恐怖久久残留在心头，压抑着。

他后来有意走到十多年前那个夜里走过的小路上，两边芦苇依然，也依然静静无人，他似乎在往回寻找他的命运的线索，有一种神秘的东西似有若无地存在着，他几乎就能触摸得到，但什么也抓不住，只有芦苇与小路，只有悄然无声。以前的事，似乎只是他做过的一个奇怪的梦，人原来是可以这样寻梦的，但梦永远不能再现，因为它消逝了！

小牛有时会向着田野尽力地长长地叫起来，沉郁而昂奋：哞……！他很喜欢听这一声，多么可爱，多么苍凉而又清新啊，生命的原始的意味，宇宙之感，天覆地载，尽在其中！

大地在旋转，华北大平原升起了暮色。他自己如何已经不算一回事，假如乔丽或孩子出了什么灾祸，那可么办呢？他感到他的承受力是不够的了，他会失去生活下去的信心，他不敢想下去了，他倒愿意那封电报只是把他骗回去的诡计。

有一天，绵绵秋雨里，他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站在田野，小牛在吃那雨水中的青草，似更香甜可口，棕黄色的牛毛在雨水中闪耀，雨雾中的田野与乡村分外宁静而美丽，有什么触动了他，他的泪水于是同雨水一起在脸上流着，尽情地流着，四周无人，天地茫茫。他决定要回亭州一趟。

母亲叫他回头时把小孩子带下乡，而父亲则对他说出了一件可怕的事。当父亲以一种不由自主的严重神情告诉他，有一个人也在亭州，他就预感到了一种可怕性，当父亲说出这个人是宗进庭并且在亭州当领导人时，这种可怕性的全部可能有的内容他一下子就都看清了。有一股巨大而阴沉的力，一把将他拽住，已经如烟的往事忽然又成了现实的一部份，立即与他有了更深更紧的关系，可能就是他目前处境的根源，只是他自己这之前不知道罢了。这是真的吗？他的事情就简单到这种程度，仅仅是家乡村史上宗族矛盾斗争的延续？仅仅是他与宗进庭狭路相逢？他不敢轻易相信事情是这样的。旧社会早已消逝，新社会早已确立，党有纪律，国有法律，宗进庭可以为所欲为吗？而那陈旧遥远的关系，他一向认为自己是早已摆脱了的啊！

他看着煤油灯光阴影里的父亲，他看到，父亲在严重的关切的神情下，还有着很深的内疚、自卑。过去，他多半知道的，是父亲的强干以至凶狠，回来后看到的父亲也还是比较刚强自信的，但在这煤油灯影里的父亲却软弱，退缩，达人知命而且善良。

事情会简单得如此令人失望，但无法排除确实可能真是这样。他带着又复杂了一层的心情，踏上了到亭州去的小轮船。

船到亭州，是凌晨三点半，他从难熬的瞌睡中醒来，轮船靠岸的声音震荡头脑，码头上的灯光雾气和晃动的人影搅成一团。他昏昏然作为最后一名上岸的人站到了码头上，跟随人流而出，进入一条阒然的漆黑无人的小街，两边好像是古代遗存似的东倒西歪的平房，在人们匆忙而过的杂沓的脚步声中震颤着。出了小街便是一条大街，远远近近不多的昏黄的灯光给心头送来城市的温暖和寂寞。他的右手提着一只式样很旧的藤包，里面装着百十个鸡蛋，他的左手拎着一只老鸡，这都是母亲叫带的。他心里想的是就要见到乔丽和孩子了，好像去和自己生命的另一半会合。深秋寒夜，肚里的饥饿使他颤颤的，也使他从困倦中完全地清醒了。

虽然离开亭州不过才一个多月，却仿佛已经隔世。夜中街道熟悉而陌生，似梦非梦。他走到医院门口了，大门与边门都紧关着，门灯亮着，忠实地守候着长夜，柔和的两团光晕冷清清地照着一片白地。他的心猛地跳了几下，温暖的家，妻子孩子，都似乎是他不配拥有的了。他诚然是被冤枉了的，但他为什么这样自卑这样不自信起来？他自己也不能回答。只能说，是人毕竟就有脆弱的一面。

他试着推了一下大门和小门，都没有推得动。他退了下来，不敢惊动值班人员的睡眠。那种罪人夜归，夫妻悲喜交加的场面，也免了吧。他于是在亭州大街上踯躅，除了偶尔一有的夜游的猫和狗，别的就是他和他的影子了。社会是极其太平的。

那天凌晨，他也曾走到他教书的医士学校。也是两扇紧闭的大门，也是两盏忠实地亮着的不算明亮的门灯。过去他从那里进出时，并无特殊的感觉，而当他作为这样一个被开除出去的人站在那门外时，他不禁感到那里的尊严和高贵了，大门内的一切也神秘而高深。他想到，假如确实有人要跟他过不去，把他作为某种要加以欺凌以至要加以斩除的对象，只要有能耐，首先是要把他从这大门之内逐出的。他的冤枉到底是有关部门在工作中无意地造成的，还是人为地有意地造成的呢，这的确要弄清楚，可他已经隐约地觉得，他倒有点畏惧那个清楚了。

天渐渐地亮，黑夜退去，白天来临。他想起他要赶在上班之前才能在家里遇到乔丽，就忙回到医院门口，边门轻轻一推就开了，值班老头已经起床，正在洗脸，是他从前没有见过的一个人。

老头把他上下一看，责怪他来早了，并且活鸡不准带进去。他忙说明他就住在里面，他的爱人叫乔丽，是医生。老头疑疑惑惑的，手一抬，让他进去了。

他急忙向里面走，好像是一下子就到了自己家门口。那洋房令他惊讶，仿佛第一回知道自己住这样高级的花园洋房，而四周围都是普通的平房。

洋房的门向外推开了，走出一个陌生的但似曾相识的人，他不觉大为吃惊。但对方已经认出了他，主动走近他，说，乔医生搬走了。接着就告诉他怎么去找乔丽的新住处。他忍受住一种悲哀，感谢了那个人，转身往回走。很清楚，因为他已经被宣布为罪人，乔丽和孩子失去了住这洋房的资格，被另外安置了。

门口的老头看见他原样返回，不禁诧异，但他已经顾不得做解释，他走出了医院。

他走着，忽然想到了他的落魄形状，黑了，瘦了，头发乱着，衣履不整，灰灰蒙蒙，手提藤包，拎着活鸡，他就这样当众出现在乔丽面前吗？让乔丽留着美好印象吧，在他的问题解决之前，他可以甚至应当尽量隐蔽起他的这副窘相，他可以多写信，在信上，在字里行间，他将还是他，在信上表达一切也更从容更完整。

他的行动路线就从街当中移到了街边上，后来他就隐蔽到一丛小树后面去了。他一眼判断出那条小巷顶头的一间小屋就是乔丽的所谓新居，要说条件，是一落千丈，但这是无奈何的。残酷的命运还拿他开了一个小玩笑，让乔丽在那小屋门口露出了半个身子，而且就朝着他这个方向，往空地上倾泼掉大约是洗脸水，而后又回到屋里。那一瞬间，一阵痛苦直冲上来，他几乎就要控制不住自己，想放弃所谓隐蔽的念头而跑过去，但他终于没有那样做。

他眼看着乔丽抱着孩子上班去了，乔丽神情抑郁，匆忙脚步中的意识只有一个，那就是赶快把手中的孩子送进医院幼儿园，以便能去上班，在工作中忘掉她的不幸的生活。乔丽在受苦，乔丽有着不同的处境，某种意义上比他更困难。

他没有能看清孩子，孩子还小，算起来才四个月。孩子使他激动，那是他的儿子。他望着乔丽的背影，很快地，她拐弯消失不见了。他苦笑了一下，从隐蔽的小树丛后面走出来，他走进了那条小巷。

他站在那间小屋门口，望着那简陋的两扇小门和门上的锁，多少有点发呆，他发觉，一个人对自己的现实的了解，有时会是可怕的无知。他从门缝里往里看了一下，黑通通看不清什么，他只是想看一下罢了。

他拜托了一户邻居，请将鸡和鸡蛋转交给乔丽，就说是乡下亲戚带上来的，人已经走了。邻居老太一边答应一边在暗中判断他的身份，好像已经有所明白，但他已经转身而去。他若有所失，但他是确有所失的。

他想，孩子还是不要带到乡下去吧，乔丽是这样孤独，一个人带着这样小的孩子虽然辛苦，但也可以“有个伴”，消解几分孤寂。他的步子迈得坚定有力了一些，他走向亭州市人委。就从那时起，他开始了他的上访生涯。

“审干办”公室还在那里，也还是那几个人。那里依然如故，就像昨天他才离开那里的，而他实际上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人间去过一趟了。不幸不仅是不幸，它还向遭受不幸的人展现人间多样的生活呢。

他从那几个人看他的目光与神情中看到，他们从他身上看出了生活与经历的痕迹，他们对此是好奇的。不过，一刹那间之后，面对着他的，就是冷淡、戒备，甚至蔑视了。

那天去的结果是，他们答复他：申诉书已经呈报上级，你要安心等待。这样的回答是无懈可击的，他不能以一己的迫切心情去衡量和要求人家的工作。他走了。他的话，他的心情，在申诉书上都写了，重复说一遍是没有必要的。

外面天黑了，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车厢里的灯也亮了起来。一九六一年的列车不知疲倦地奔驰，坚韧而有毅力。有节奏的颠动摇晃使人迷糊起来，他睡了一小觉。

那天从市人委出来，他茫然站在门口好久，他不知道底下他该上哪里去。他似乎是个自由人了，其实是可以任意遨游的，如果他不必记着他的案子，不必记着他的公职，不必记着他的妻子孩子，不必记着他的父母，不必记着一切，那么，他爱到哪里去都可以，中国大着呢。于是他知道了自己完全是一个庸人、凡夫俗子，并且他以后还将作为一个庸人、凡夫俗子而活着，因为那些不必记着，他一个也做不到，那些恰恰都是他必须记着的，没有那一切必须记着，就没有他这个人了，那一切加起来才能说明他这个人。一个人从出生起，就是处在各种关系中的，也必须以他的若干关系才能说明他，这的确有点奇妙。

一时间他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走了开去，走出了一大段路，但他马上又使自己成为一个局中的当事人，他几乎就要回头再进市人委，去问一下，亭州市有没有一个叫宗进庭的领导人？可是他意识到他不可以这样去打听，那些人也没有义务要回答他这个问题，不会好好回答他的。他对自己暂时取消了这个打算。

要见到乔丽并且跟她过几天的欲望，乘虚而入似的，突然抓住了他，使他苦恼之极，他愤恨这种属于人的软弱。他望着可以到乔丽住处去的那条小街，久久地望着，他犹豫不决。他想，假如他与乔丽如此团聚，复又如此离开，那么，这算是什么呢？这是一种精神的堕落，这对乔丽、对他们美好的过去，是一种玷污。他的脑海里甚至浮现出几个他见过的，遭了事而拖累着妻子儿女的窝囊男人。不，再怎么样，他也不会让自己处在那种可耻的状况里，人一定是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那样的，而他，决不能！

他选择了到邮局去的路。他在那里买了信纸信封，给乔丽写信，写满了四页信纸，寄了出去。他觉得他做了一件最为恰当的事情，他对自己很满意。他走出邮局，走向轮船码头，下乡去。这第一趟亭州之行的任务似乎也算是完成了，他迈开了重要的一步，他开始为自己的冤案上访了，他有了一种主动性，生长出了粗犷豁达的意气，这似乎是他先前所没有的。

[NextPage]

第六章 泛起（之四）

六六年初秋的那个傍晚，长途汽车在一个寂寞荒凉的路口让他下了车。暮色四合。他按照在车上得到的指引，沿着一条漫长的土路，朝着劳改农场走去。一路没有看到过一个人，他甚至担心会从野地里窜出一条饥饿的狼来，但他知道，地图上这片涂着绿色的平原地区，已经被人类耕作了数千年，就连偶尔出现的田鼠，也会一见人就惊惶万分一溜烟逃走，哪里还会有狼？

他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个小镇上，天早已黑了，小镇上乌黑沉沉，几乎没有任何灯光。经过打听知道，出了小镇，向东再走五里就到农场了，但他只有明天早上去。小镇上并无正式的旅馆，但由于是探望犯人的必经之地，镇上有的人家是准备了空房让人借宿的。他于是就在一个人家住了下来，这人家只有一个老汉和上小学的孙子。老汉弄了一碗蛋炒饭给他吃，而后还给他泡了一杯自家采制的茶。就在天井里给他搁下了长澡桶，弄了热水冷水，拿来半个皂荚，让他在夜色之下囫囵洗了澡。他连声道谢，觉得一切很满意。

老汉问他，来看什么人的？他说，看我的老婆。老汉抬头看了他一眼，又问，她是几年的？他说，十五年。老汉就不则声，并且叹了一口气。坐了一会儿，又问，你怎么一样东西也没有带给她？他说，我有事，先从邮政局寄出了。老汉点点头，站起来，给他点起了煤油罩子灯，说，客人你就早点睡吧，铺上有芭蕉扇，自己把蚊子邀一邀，把帐门弄好，乡下蚊子多呢，火烛小心，我不陪你坐了。

他在床铺上躺了下来，心里升起奇怪的感觉。他好像很清楚地看到乔丽这时正睡在五里外另一张床铺上，作为一名女犯睡在一些女犯中间。同样的夜晚、同样的星空、同样的一片土地，她却不知道他正睡在这个小镇上，明天就要去看到她。他们就这样被隔开着，这样靠近而又这样遥远。可是这隔开并不随着他们明天的见面而消除，他与她之间除了已经隔着“五年”，还将隔着“十年”。时间与空间就这样被错开，成为人的痛苦，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刑罚的原理，好像是从“活人存在于一定有限时空之中”这一认识入手而设计的，取得十分有效的结果，多么直截了当啊。宗进庭只不过现成地运用了千古相传的这一手，他和乔丽被时空切割分开的痛苦与无奈，宗进庭却是先于他们而代他们体会到了的，这才化为一种安心和快意。统治的与被统治的，迫害的与被迫害的，强大有力与弱小无助，就有着这样的同而不同。人类啊，从这上头说，世上还有什么生物的智慧，能来相比呢！

蚊子在耳边执着地鸣叫，渴望着他的鲜血，却被厚厚的夏布帐子挡住了来路，而老鼠也出动了，梭梭地爬上了灯柜；这些动物多么地低级啊。

朦胧夜色照临窗户，小镇上阒无声息；老汉和他的孙子都睡了，像两滴水溶入了寂静的海洋。

他在想像中升上星空，朝下望着这人间和这小镇，望着躺在床铺上帐子里的他自己，而这个人一时不能入睡，倾听到蚊子、老鼠、还有一丝震颤摇曳着的万古的声音，思念着已经近在五里却还有十年才能团聚的妻子。从这一茫茫俯瞰凝视之中，他找不出任何的意义，就像手是五个指头的道理他说不出来一样。

从窗户望出去，乌蓝的天上繁星闪耀，深邃无边。他对一切忽然有了理解，立即得到了一种最宽广的慰籍，也就与夜色、蚊子、老鼠、万古，浑然成为一团。于是，他在极其淡漠无为、平和从容的心情中，沉沉睡去。

走在那五里路上，他与乔丽将会如何地见面，涌上心头。他想，也许她会很激动，也许她会很冷淡，也许这次见面会使他们彼此更想念，但也许这次见面会很不成功、使双方都更加痛苦。她的外表变得怎么样了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她的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许她会变成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他们之间会感到一种陌生。他想能和她紧紧地拥抱，在身体的互相压迫中产生一种痛切的交流，回到以往的基础，并且重新开始。他希望看到她的激动和流泪，两个人的眼泪能流在一起。他希望他们能同时想到和说到亮亮，希望能让他对乔丽说“我每天都在想你，我更加无比地爱你，我等待着你归来，我们要重新生活”。他希望得到乔丽相应的毫无保留的回答。他要尽力消除乔丽的痛悔心情和自卑感。他要把“伟大”这个词斗胆地用在乔丽身上，对她说，你是伟大的，因为你承受了最不该承受、最难以承受的一切。你不是在服刑，你是为我、也为那不公平的做了牺牲，一切的罪都放在了的肩上，而真正有罪的不是我，更不是你，是那不公平的东西。他要带着一种宗教式的崇拜和虔诚跪吻她的脚，把她当着受难女神。他不知道他们的会面是隔着铁栏，还是什么也不隔？是可以单独呆几分钟，还是必须有看守人员在场？总之这次见面是越想越重要、越想越丰富、越想越有内涵，也越想越让他激动不安了。他相信，这对于他，和对于任何一个无辜的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具体的生活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尽管他去得较早，门口接待室里却已经坐等着几个人了，他们也是来看望在农场劳改的亲人的。他不知道他们家在这里劳改的人是真的有罪，还是像乔丽这样含屈蒙冤，但他们作为家属，是像他一样都是很可怜的。他们都是暗灰色，脸上都写着长久的不幸和煎熬，眼睛都呆板而同情地地瞪着他，心想这个人家里会有什么人在这里劳改呢？这个戴着眼镜的人也跟我们一样不幸吗？

登记的时候，一个浓眉毛、肉鼻子的中年的工作人员对他说，你来得不巧，天不亮她们就坐船出去了。他忙请问什么时候能回来？给他的回答是：起码三天，还可能不止。他又请问是去做什么事？工作人员浓眉下一对白多黑少的无表情的眼睛就盯在他的脸上，好像直到弄清了来者是个书呆子，这才对他这么“坠人”予以了原谅，回答他说，去做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总而言之是劳动。他说，那么我可以等三天，我每天早上来看一下，行不行？那人回答他，这就随你了，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他忙说，对对对。

他心中盘算就在镇上老汉家住上三天。但他觉得白来一趟未免可惜，他何不求见农场的某种负责人，了解一下乔丽五年来的情况呢？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能求见一下有关的负责同志吗？五年了，我因为有事，从没有来过，写的信也没有回信。那人看着他，似乎从来不曾听说过有这种要求，但终于还是答应了他，说，我可以给你联系一下，队长也出去了，直接给你问一下场长吧。一部手摇电话机就在桌上，“呜呜”地摇了几下，给他要的是“徐场长”，接通了。搁下话筒，浓眉毛指着旁边小门，对他说，你从这里进去，向前一百米，右拐，到办公室去，门口有个牌子写着场长室，徐场长等你。

里面远望是没有尽头的农田，他到了办公室，抬头见了场长室的牌子，一看，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个女人，人高马大，气象威严。他走了进去，说，我是来见徐场长的。他得到了回答：我就是。接着就问他：你是乔丽的丈夫吗？他回答：是的。一边回答，一边心中也就万分愧疚起来，几乎有点语无伦次地说，我，我因为自己有点事情，五年了，没有来看过她；信，我是常寄的，但她从不回信；她不是正常犯罪，她有特殊情况……他止不住自己，好像要把许多话对这女场长一齐倾吐出来。

但他的话被打断了，女场长说，你坐下，你们的事情我全知道，你放心，乔丽好好的。这句话使他忍不住一声啜泣，但马上抑制往了。他说多谢，多谢你们对她照顾。徐场长忽然问他，你自己是个什么问题？他说，我？五九年审干复查把我查了下来，开除公职，下放回家，但这是弄错了，我估计有人陷害我，我是没有问题的，我一直在向组织申诉，我的事情实际上影响了乔丽，要不然她不会出事，而且，我们也失去了孩子……。

他的眼泪成串地流了下来。徐场长离座，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他忙站起来双手接过。徐场长说，不要灰心，要相信组织，这样的事情是不奇怪的，要经得起考验。他一听，感到就像到了组织面前一样，更止不往流泪了。

徐场长说，还哭什么呢？这也是对你的考验嘛。徐场长的话令他越发的感动，而且他好像还没有这样得到过尊敬，他说，是的是的，我现在有时变得很脆弱了。

徐场长问，你们亭州文化大革命怎么样？他觉得这问题很难回答，他说，学生静坐市委……徐场长问，你没有事吗？他说，来了运动，我就可能有事，我是老运动员，但我的事也就是所谓历史上的事，我其实是没有事的。学校里运动一开始，把我抓了起来，还送进了看守所，但后来又放我出来了，抓我、放我，大约都是市委的决定，本来是不应该逮捕我的。

徐场长问，亭州市怎么给我们来电话，说如果发现你来了，不要让你走，他们来带你回去。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了？他说，这是一言难尽的，既然他们电话打到了这里，我就把情况全告诉你。当然，农场与亭州是组织之间，你们照样把我交给他们，我是无所谓的。情况主要因为一个常委，现在是代市长，跟我是老乡……

他把散发传单的事情以及传单上的内容也说了，听了他的诉说，徐场长好半天一声不响，后来说，你来得不巧，乔丽到远处有劳动任务，三天不得回头，亭州下午就有人来，你这趟是见不着乔丽了，你放心，我跟你说过了，乔丽好好的，你以后再来看她，你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吧。今天见了你本人，我都有数了，我会帮你跟她说说的，会叫她给你回信。

徐场长停了一下，说，这文化大革命，是国家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所有的人都应当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我一直琢磨社论上这句话：“不管他职位多么高，资格多么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具体指的是谁呢？这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不就是因为他这个反面教员吗？徐场长这样问他，好像见他是知识分子，很愿意跟他谈谈，但又欲言又止，明白这个问题也不是可以随便谈论的。而他，心里虽然似有所悟，但不好说，也不敢说。他倒有点为这个女场长的某种单纯和热情暗暗担心起来。他摇摇头。

徐场长说，如果社论所说的“不管他职位多么高”的这个人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那就不是他个人的私事，而是天大的大事了。那他不会是一个人，而是会有一帮人。我们无限相信毛主席、坚决跟着党中央。按照命令，我们农场不开展运动，但国家情况既然这样严重，我们当然也要格外提高警惕。你刚才说的你自己那些情况，我听得懂，听起来不像是你自己瞎编的，反正你自己有数，党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不准欺骗组织，是不是？你回去要好好学习中央的精神，按毛泽东思想要求自己，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态度，总不会错。我找个地方让你休息，到时你就跟亭州的人回去，不要硬顶，要想着你还有乔丽，还有你的父母，嗯？

他对这番劝告十分感激，连连答应。

徐场长用手敲敲墙板，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徐场长说，带他到学习室休息，泡一杯茶，中午送一份客饭，多打一点菜。亭州公安局的人来，就让他跟他们走，记住收下他们的介绍信，要他们签个字。

他被领出了场长室，他回头对这位好心的女场长说，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不会有事的，但不要对乔丽说……

徐场长挥挥手，说，你走吧，不要多想，管好你自己的事情，我们会按政策对待每一个人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他的估计是对的，宗进庭正在追捕他，而他没有能逃脱，他本来也知道他是无处可逃的，于是，他到农场来，就成了自投罗网。他不悔此行，因为他终于踏上了到农场来探看的路，他走过这条路了，他到过农场的大门口，他进了农场，看到了农场，他见到了场长，得到了礼貌的对待，他被告知乔丽好好的，叫他放心，而这位女场长是一个很朴实的能体谅别人的人，还设身处地指导了他，这一切是多么好啊。虽然没有见到乔丽，但一种距离一下子变得很近了，生活对于他也一下子踏实了许多。本来他就应当把全部思想和精力都用在这上头，用在挂念乔丽和经常到农场来探看上，可是他一直不知在忙什么，在读那些永远也读不完的书，他还做了写传单、发传单的事情！他这才看清了自己很蠢、蠢在何处。

但现实还是要关心的。徐场长谈话中引用了一段中央的社论，他记得他在报纸上看到过，可又好像是头一回听说。学习室里报刊收拾得很齐整，他也就看起报来。

他于是从最新的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的报导，林彪发表讲话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他吃了一惊，因为他总算从报纸上，而且是从“副统帅”林彪讲话中，证实了的确是有“炮打司令部”这一说法的，亭州学生早就散发过的传单《炮打司令部》，是可靠的没有疑问的了。他揣摩着，结果却从林彪那后半句话中发现，他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么重大的运动，确实只有青年学生这样的“革命小将”，才能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挥手之下，以其纯洁无瑕之身，高举红旗，呐喊着，义无反顾地勇猛向前。这对于他这样的人，倒是一件好事。

多年以来，只要一提起四类或五类分子，还有什么牛鬼蛇神，人们也就会在心目中把他列进去，或视为那个边缘上的人物，他得当心点儿。而他的父亲的“工商兼地主”的成份里也确实就有“地主”二字。他不由得想起二十多年前他在新四军盐阜师范不能被选为班干的事情。革命，似乎从来就有一个资格审查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怎么能让非无产阶级的人，甚至反动阶级出身的人，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呢？就说刘镇琛这样的青年学生吧，不管有没有出那件冤枉的事，“出身不好”这四个字总是严重阻碍其人生的前程的。可是，历史知识却又告诉他，许多革命领袖的出身情况正好相反。他是弄不清这些问题的了，而他考虑这样的问题，简直是一种不该有的奢侈。但他又觉得林彪那后半句话只是一种习惯用词，或者就是具体有所指……

他的目光仍然不由得继续看着报纸，于是看到林彪还有这样的话：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他的心一下子就狂跳起来，觉得这些话才是实质性地与运动有关的，是对运动形势的一种描述，所以也好像是针对着亭州说的，史宏这样的学生在学校里不是挨斗了吗？社会上不是以“煤碳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的名义在批判学生吗？宗进庭就是“有些人”，他在亭州这样指导运动，正是在让亭州的人们“上当”。看来，运动这样发展是不符合中央意图的，而且是一个普遍性的全国性的问题。是的，他感到这是不奇怪的，各地都会有宗进庭这样的“有些人”，他们因为自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害怕和抵触，乃至是会对抗中央、自行其是的，而大多数的干部，也会正如王校长带着痛苦所说的，很不理解、很不习惯……。运动的某种深刻性，反过来正可以这样得到验证。

他竟然有些兴奋起来！他的血管里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似的奔流着一种“造反”的欲望和热情，而不顾他的那些自卑感、那些将自己排斥于社会、排斥于人群、更排斥于“革命”的灰暗的个人的情绪。

梁山好汉的“造反”，标榜的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现在却是“皇帝”（这只是一个比方）号召“造反”，总的来说，也仍然是为了“反贪官”。这确实是令他、令老百姓兴奋的，虽然他和大多数老百姓一样，表面上都没有把这一点说出来。

学生的“造反”前面加上了“革命”二字，或者“无产阶级革命”六字，作为定语或状语，这就指定了范围和方法，又给予了一种合法性和安全保障，要不然，谁又敢呢？“造反”在几个月前还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但看来，尽管如此，史宏这样的学生仍然会有一定政治危险，因为宗进庭这样的人是“当权派”，至于毛主席，对于亭州而言，是“天高皇帝远”，宗进庭这不就有权下令来追捕他吗？可是他何尝真的有罪和犯法？史宏那些学生不就在学校里挨整吗？大有要打成新的右派分子之势！刘镇琛就恐惧地谈到了“秋后算账”。

他忽然觉得，他从文化大革命上直接理解了毛主席，而作为县团级领导干部的宗进庭，内心倒是对毛主席有意见的，他们会拥护报纸上一再暗示的那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无风不起浪，斗争是实实在在的。

他就这样心中乱乱地想着、狂狂地兴奋了一阵，恨不能站到大街上去发表什么演讲似的。可他转又感到悲哀，他问自己：这些对你有何意义？你能懂得多少？你还能成为什么英雄吗？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

他又看住了报纸上“牛鬼蛇神”这样的字眼，心里一凉，无论如何，“牛鬼蛇神”只能是他，而不可能是宗进庭啊！他刚才头脑里乱七八糟的一团，简直是一种或多种“反动思想”，是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呢，只不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罢了！他可不能犯“挑动”之罪啊，宗进庭实际上已经说他是“挑动”学生反党了！

他觉得自己坠入一种无法弄清的糊涂与恐惧之中。文化大革命是他没有资格去思考、去兴奋的！但一个人怎么就失去了这种资格的呢？人在生来的时候，不是平等的吗？人把人的世界弄得多么复杂啊，以至于让人感到活着、存在着真是不容易！宗进庭要来抓他，就让他来抓吧，倒要看看命运还会玩些什么把戏出来。

他望着玻璃窗外，农场的田野望不到头，同样是秋收在望了，真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就是乔丽已经劳动了五年的田野，是在被看守的状态下的劳动，是强制性劳动。这种劳动据说能把人的思想改造好。对于真正有罪的人来说，沉重的体力劳动也就是一种令其后悔的手段吧？这仍是建立在人的某种自然属性上的，因为人害怕这样受苦。只是这一切用在乔丽身上，是否有什么好的“改造”作用，他觉得就很难说了。在这“改造”的后面有着宗进庭的阴沉而快意的那张长脸。宗进庭是在盗用“国家”、滥施“专政”，打个比喻，也就跟偷盖公章没有什么两样。

他就在农场的这间“学习室”呆着，时而翻弄报纸，时而看看窗外，脑子里纷乱地想着，等待着亭州公安局的人来把他带走。他听说过，别看壁虎子在墙壁上行走如飞，但一碰到蚰蜒（鼻涕虫），甚至一碰到蚰蜒爬行时留下的那条闪亮的斑渍，它就不敢动了，就像接到了死亡通知一样，等着蚰蜒前来把两个短短的触角伸进它的鼻孔里去，把它的身体的汁液吸空，只剩下一具空壳。多么可怕的关系。他现在不是就像壁虎子的处境一样吗？但壁虎子是绝无生的希望了，而他处于曲折的“斗争”之中。

他从窗户里看到一队男犯从田野边走过，他们是灰黑色的，在几乎有点明丽的秋天的天空下，有点丑陋，蠕动着消失了。他的心揪了一下，难以想像自己是这其中的一员，生命这样阴暗地耗去。如果说这是应该的，确实只应该用在真正侵害别人侵害国家的那些罪犯身上。乔丽已经这样过了五年，并且还有十年！无罪的乔丽的苦，要多少倍于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啊。无私覆的天，无私载的地，对此却是沉默的，但它们好像有着超越人间的大智慧，它们将是公正的！

中午，给他送来了一份饭，并且确实加了些菜，让他交了五角钱。到了下午，亭州公安局的人赶到，穿着便衣，是两个他不认识的人，看样子三十岁，问了他的姓名，就要他在拘留证上签字。

他说这字我不好签，我没有犯罪。

其中一人对他急起来，说，既然上面是你的姓名，而且指的就是你，你就要签字，我们是执法，不是萝卜青菜讨价还价的事情！

另一个人立即和气地说，郁老师，我们也是奉命办差，这只是一个手续，你不要跟我们具体办事的人为难。

这话对，何必在这上头对抗着呢，一切都是宗进庭，而不是这些当差的人。他也就签了。那发急的收了拘留证，态度缓解下来，说，你早这样，不就行了吗？

他们要给他上铐子，他说，这当然是你们的规矩，不过我有个请求，请你们出了农场，再给我上，行不行？说话和气的看着会发急的，那人爽快地说，行！对他把手一挥，说，在前面走！

于是他走出了“学习室”，他们跟在他后面，实际上把他押了出去，但他显得是正常地从门口出去的。他掉头看了一下，徐场长叉着腰，站在她的办公室门口看着他们。他站下来，朝徐场长那里鞠了一躬，而后掉头走去。

乔丽，再见了，我们就像大海波涛中抱着我们的沉船的残片各自漂流的人，可能会越漂越远，再也不能团聚……但希望仍然存在，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大海上，你在农场，我在亭州，即使将我判刑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劳改，也还是有个地名的，我们总可以联系得到，只要不死，总有见面的一天，只是不知道这见面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而那时我们是多大的人了。把握不定的令人恐惧的未知，对于人甚至是一件好事情，好像也能给人一种活下去的力量和趣味似的。

两个人带着他站在公路边上等候过路长途汽车，他们是查询过的，一定可以等得到。他们暗中防着他出什么事，所以一边一个站在他身旁，不跟他说话，有时仅仅用一句关心的话来减缓他可能有的紧张情绪，然而这改变不了他们押解他并且防范着他这样的关系，铐子已经铐住了他的手腕。他不恰当地把他们两个想像成了董超薛霸。这是宋元小说中解差的固定的名字，正如梅香一般是丫鬟固定的名字一样。但他并不是林冲，他哪有那样英雄？时代毕竟不一样，在他的感觉上，他跟他们是完全平等的，不但都是公民，甚至都是国家干部，他只是暂时有点特殊情况，他和他们都热爱党、服从组织，也都崇敬毛主席，受着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不但不把自己跟他们两个对立起来，相反却想跟他们做一种同志间的交谈，防范与被防范的关系是很令人难受的，是不符合内在的真实情况的。

于是他开口说，辛苦你们二位了。

容易发急的一位咧嘴笑了起来，说，你老先生早这样说就好了，其实我们跟你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另一个说，对对，这很正常，不要紧张，你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申诉，回去再说，到时自会有人负责审理。

他感到这两个人都是通情达理的好人，经过这一沟通，他更犯不着拿他们为难了。他说，你们也不要这样一边一个夹着我似的，我不会跑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呀，我正好也要回去跟组织面对面地谈，某种意义上，你们来带我，也是好事。

两个人笑起来，说，你想得开就好。话虽如此，我们有我们的任务，要把你安全带回去，大意不得啊。你是做老师的，说话有水平，万一被你哄了，我们回去就交不了差啦。他说，其实我知道，这事情是宗进庭在上面直接管着呢。

两个人赶紧地说，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听我们科长的布置，我们离市长远着呢。他也就觉得自己不该这样说，他这不是对押解他的人有“反侦察”之嫌吗，虽然他并无这个意图。他说，对不起，我说多了。他们说，郁老师，具体情况，我们这里就不说了，等汽车吧。

就这样，一路无话，长途车在暮色中进了亭州汽车站，他们避开大街，领着他从小巷曲折走到中山塔。天已黑了，中山塔门前小广场空无一人，黑暗中也看不见什么大标语。他们把他押进了看守所，进了二道门，给他解了铐子，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

这是他的“二进宫”。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有时要抓进抓出”，鲁迅的这一幽默让他不禁笑了起来。阿Q后来糊里糊涂挨枪毙了，鲁迅说，在阿Q想来，“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阿Q是这样被弄到麻木的地步，作者为阿Q而悲，却无力从刑场上救下阿Q来。同样麻木的未庄的人们认为，阿Q既被枪毙，便是坏人，而刑场的麻木的看客们则遗憾地认为，枪毙没有砍头好看。鲁迅笔下的那一社会，是整个地麻木了。鲁迅提供了一种永远的证据，说明着革命的理由。

他的情况跟阿Q当然有很大不同，首先他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写过申诉、散过传单，他可以期盼组织上来给他澄清问题，而群众呢，也不是那样地麻木，比如医校红卫兵就直接干涉了他的问题。跟阿Q一比，他看出时代有了哪些进步，他和乔丽处在时代发展链条的哪个环节上。

我决不灰心失望！他向空中做了一个手势。

第二天就审讯了他。负责审讯的人从他的姓名年龄问起，这是“验明正身”的意思，然后把他的那份传单给他看，问，文章是你写的吗？传单是你亲手刻印的吗？刻印了多少份？散发到了哪些地方？散发了传单之后你还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到过哪些地方？做什么去了？他一一作了回答。其实，他根本无须隐瞒什么，相反，他正要把一切向组织详细说明呢。但他得让他们例行公事，好让他们做一份审讯笔录。他们让他在笔录上签了字。他想不到的是，审讯就这样结束了，他们一边收拾着桌上的纸笔卷宗，一边就吩咐带他下去。

他问，到哪里去？他们惊讶地看着他，说，你想到哪里去？他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是说他只有回到他的号子里去，但他也就更深一层知道他们确实只是来例行公事的，他们所做的笔录，将作为给他定罪的材料，也许再也没有什么审讯了，剩下的只是对他宣布判刑，至于公开还是不公开，这就根据需要而定了，反正都可以的，也可能会不声不响在一个夜里就把他送往什么劳改农场去。他觉得要乘着这个机会说一声才行。他说，我要求见市委书记！

他们神情恐惧互看一眼，然后极其严肃地斥责他说，你没有这个资格！其中一人冷笑一声说，你也想“造反”吗？他们就让人把他强行带下去，他叫着，请你们带个信给宗进庭，他这样迫害我，是党不能容许的！我清白无辜！

他被重新关进号子。刚才只是情境较急迫，他不得不大声呼叫了一下，然而这大声的一叫，却使他自己的身心受到一种摧残，好像用尽了大部的生命力似的，他差不多只剩下空空的躯壳了，他的心虚弱地跳着，好像随时就会停下来。

“你没有这个资格”这句讥讽地狠狠地说出的话，依然在他耳边嗡嗡地响，说这话时，他们的眼睛一齐对他瞪得那么大，他却看出，他们都是一些谨慎善良、忠于职守的人，是跟他一样的人，只是身份地位不同，并且囿于偏见而已。但他们所说的这句话，是他最不能接受的，比把他投进牢狱还要不能接受，比他到目前为止的命运还要不能接受。

他躺在号子里简陋的床铺上喘着气，好像头一回承认自己在这世上的渺小无力、受尽欺侮，他恨不能有巨人一样的力量，挥手之间把那不公平的一切、把那傲慢的、侮辱人的东西，给纠正过来。

他们讽刺地问他是不是“也想造反”，真是意味深长！一是对红卫兵的“造反”，以至于对文化大革命，骨里是嘲笑的，只是没有明说出来。他们虽然强大，目前却不得不有所韬晦。二是把他们自己不言而喻地站到有威权的社会等级上，而认为他属于只值得蔑视、可以妄加嘲弄、没有任何权利的社会等级。

这种不言而喻很奇怪，他们是如何就能这样不言而喻的呢？他们生下来的时候，不也是跟别人一样是很脆弱的生命吗？他们对他，就有点像假洋鬼子看不起阿Q。

鲁迅特地以第八章“不准革命”来表现阿Q的“委屈”。但阿Q也有他看不起的人，比如小D，比如认为小尼姑就可以随便凌辱。一个思想火花在他头脑里一闪，假洋鬼子不正是另一种阿Q吗？而阿Q也正是低等级上的一个假洋鬼子。等级社会里的等级是无穷的，人们就不免一时会成为各种假洋鬼子、一时又成为各种阿Q。但如果你在观念上已经看破了这种侮辱自身的东西，无论你在现实社会中是处在高位还是处在低位，都会在心中战胜这种把自己变成阿Q或假洋鬼子的习惯力量。

鲁迅就做到了这一点，当润土喊他一声“老爷”时，他并未觉得沾沾自喜而成为假洋鬼子，他感到的却是一种深沉的悲哀。佛家也从等级社会里得出了一种相反的和有价值的思想，所谓“等慈众生，如视一子”。

他倒高兴起来，思想的快乐是不受坐牢的限制的。

过了两天，又提讯他，这回却是另外的几个人，全是他没有见过的，从年龄上风度上看，级别要高一些。他觉得，他们要问他一些实质性的东西了。果然，他们要他回顾二十年前他被卷进“除奸队”的事情。

他感到，他们是做另外一种工作的，他们想把当年的情况弄清楚。他甚至判断，他们来提审他，宗进庭并不知道，或者不能干涉，这对于宗进庭是“背靠背”的。

他说，我在传单上所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被他迫害得那样，都一直没有对外说过，但他借文化大革命加紧了对我的迫害，可以说他想“灭口”，所以我才不得不把他写上了传单，这是“四大”允许的，如果没有“四大”，我这样的人就很吃哑巴亏了。我没有犯法，我没有趁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做不好的事情，为什么要逮捕我？我认为倒是他在趁着文化大革命来继续迫害我。他的问题当然也是历史问题，组织上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并不是故意要揭他的短，是他不应当一直怀恨在心，我是被他逼得没有办法了。当年我作为一个学生，是身不由己的，也可以说是在特定情况下对组织的服从。传单上我只有一点没有写，就是我的哥哥被“除奸”打死，是宗进庭当场直接下令打死的，但我也不是亲眼见到，我们那里的人都说他打死我的哥哥是公报私仇。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所以我从来都不提这件事，在传单上也没有写，我不翻那个案，今天只对你们、对组织才说出来。在他心中也许认为我向着逃跑的他开了一枪是为了报我哥哥的仇，其实当时我并无这样的思想动机，当时的情境你们是可想而知的。但这是说不清的事情，他一定要这样看我，我也没有办法。他迫害我，说我历史上有“告密”的罪，其实我从来没有告密地下工作者，而且我还参加营救过这个地下工作者，这都是可以调查的，我的申诉材料上都写得明明白白。我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得我渐渐认定就是宗进庭卡住。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我已经被他整得只剩下半条命了。但我坚信组织，坚信实事求是。我对传单上写的没有要补充的了，当时那个“除奸队”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漆黑的夜里，一个也看不清，我现在不可能把他们回忆出来给我作证。这样的事情现在要调查一定很困难，知道的人不会多了，但这事情决不是我杜撰的。组织上如果到我的家乡去向群众调查，或许群众能给你们提供有关线索。但我自己从来没有私下调查过，我是避之唯恐不远的。你们去问宗进庭本人，去问他的妻子李兰贞，他们自己应该很清楚。

他们也做了笔录，让他签了字。他们走了，这次提审是不寻常的，体现着还有人做很负责的工作。他扪心自问，他不想拿宗进庭怎么样，他所揭发的问题也不能拿宗进庭怎么样，因为那也是历史问题。只不过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他作为知情者给捅出来，确实打击了宗进庭。但他只是要让宗进庭知道：你不可以继续为所欲为下去。

他于是领悟到，有两个系统在工作着，一个在忙他，可能准备给他定罪、把他送去劳改；一个在忙宗进庭，要把他在传单上揭露的历史问题弄清楚，或本来虽然已经知道，却想有进一步的了解和发现。第一个系统是宗进庭掌握的，第二个系统不是宗进庭掌握的。他既然已经在他们面前诉说了遭受宗进庭迫害，那么他们是有责任向组织报告的，所以这就有可能干涉宗进庭掌握的那个系统的工作，让他们停止对他的迫害，取消对他的拘捕，把他放出去。在这两个系统之上的，只能是市委的核心领导，也许是市委书记本人或者是上一级的机关。他的事情，就是静静坐在看守所的牢房里，等待某种变化的结果。正因为他的传单，使得对他的处理成了一件并不简单的事情，而这次拘捕他的人，却犯了简单化的错误，这个人就是宗进庭。现在，宗进庭已经很难再来迫害他了。

他不由得心中对宗进庭冷笑一声，好像这才体会到他跟宗进庭是较量上了，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现在已经像一个总是挨主人鞭打的奴隶，忽然觉醒过来，于是发现自己不是没有反抗之力的。表面上他坐了牢，实际上被动的却是宗进庭。安稳坐在家中的宗进庭，并不比他更好受、更自在些。在他和宗进庭之间仍是有一种平等的，这平等就是上面有组织，就是客观的事实与是非，就是作为人都有着内心世界，而不是只有外在的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不同于壁虎子与蚰蜒。

他忽然想起了惨死的哥哥。终于第一回把郁结心中的这一疑问和痛苦说了出来，而且是对组织说的。

他过去一直在理性之下保持着心平气和，避免对宗进庭个人抱有私恨，更避免对组织抱有怨恨，不让那种有害无益的情绪在心中滋生，日子确实也就这样过来了，这当然是对的。

可是，宗进庭对于他，可不是这样，一旦发现他在亭州，迫害也就随之而来，至今没有停止，巴不得他死掉，就连乔丽也不能放过，斩尽杀绝之心可想而知。

但是，战争年代毕竟过去了，宗进庭不可能很简单地把他拖到漆黑的野外一枪结果性命，然后用一个借口去蒙混组织。所以这才带来他的问题的复杂性，由一枪结果而改成慢性致死。宗进庭对他这样穷凶极恶，其实内心是虚弱的。为了自己的幸福，就来剥夺他的幸福，为了自己的生存，就不让他生存。尽管他并没有去妨碍宗进庭的幸福与生存，只是他的存在就等于是一种妨碍，所以他最好是从这世界上消失掉才能使宗进庭称心如意。问题在于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自己死掉的，可能活到九十岁也未可知，这就是宗进庭最为恼恨而又无可奈何的一件事。

组织从来不准许一个人以权谋私，现在如此，过去也如此，任何政党、任何政权都应当是有这一条原则的。宗进庭过去能找到机会一枪打死郁富，现在却不能一枪就打死郁平，这个事实可说明的东西很多，也说明着平等这个东西是逐步地和不断地充实的。他和宗进庭手里现在都没有枪，只是所处地位与条件不同，就像洪教头与戴枷的林冲，但洪教头一棍子打过来，林冲既可以躲一下，也可以一棍子打过去，胜负还未知呢。坐在牢里的他照样可以跟组织派来的人谈论宗进庭的问题，善哉善哉。

狱中的岁月虽然难挨，十天、二十天的也就过去了。天气很凉。某一天的上午，他被提到看守所长面前，所长对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了，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要来审讯你在学校里的问题，你态度要老实，不准耍花招！

所长手一挥，他就被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

果然，有七八个人坐在那里，臂上都戴着红袖章，正等待他的到来。当中众星捧月似的一条大汉，好像是企业里一个较高级别的领导人，但本来定然也是工人出身，带着一种质朴粗犷，就好似电影上领导大罢工的那种工人，大脸盘有棱有角的，鼻子也很大，令人一望之下就会十分信任他。一个黑胖、浓眉大眼、却有点脂粉气的青年工人指着大汉说，这是我们老刘同志，代表工人阶级问你的话，这是给你的一次立功机会，你不要在我们面前耍诡计，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历史反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时他看清他们臂章上印的是“主力军”三个字。

老刘说话了，他说，我们本来也不认识你，不想跟你有什么为难，我们只是想了解医士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具体说吧，请你说说你跟史宏这个学生的关系，你跟他说过些什么，他跟你又说过些什么，有过几次接触，你们有没有一起策划过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你说吧。

老刘说话的声音语气倒是挺温和的，不像他的外形那样粗犷。有点脂粉气的黑胖青年却立即用一种较为严厉的口吻把老刘的话重复了一遍，一点也不觉得这完全是不必要的。指了他一下，说，现在你回答问题。

他想，他们怎么要来调查史宏的情况？他忽然想起从报纸上看到的林彪讲话：“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这讲话当然不是林彪个人的，而是代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眼前的这些工人，不正是要从他这里得到某种材料去整学生史宏吗？其实他跟史宏之间并无他们所想像的特殊关系，他无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但他们怎么会认为他跟史宏之间一定会有什么关系的呢？他想起胡适说过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不觉哑然失笑。

他们全都愕然了，黑胖青年愤怒地发问，你笑什么？他当然不能说出反动文人胡适来，他说，我笑我自己很可笑。他们互看了一眼，老刘很温和地问他，你怎么就觉得自己可笑的呢？他说，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进行了才几个月，我这个很平常的人，已经接连两次被捕坐牢，忽然重要起来了，这不是很可笑吗？黑胖青年把桌子一拍，说，你放毒！你确实是一个老反革命，一开口就反动！

他不作声，对于这样简单的逻辑、凭空的污蔑，他无法回答。但他不必计较这个青年，他明白这种说大话、空话、给人加大帽子、待人极不平等，是某种很坏的习得，也不是一天的了，这种凶恶的口声，其实也是硬做出来的，他不相信当其这样欺负人、伤害人时，其内心的良知就完全沉睡，将来，这并未完全沉睡的良知，会让其回首而感到惭愧的。

老刘说，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还是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不要在头脑里七想八想的。你们这种人，思想就是复杂，所以总是弄不好。

不知为什么，老刘的话里有着令他感动的成份，看在老刘份上，他决定回答他们的问题，但当然是如实回答。他与史宏并无任何个人交往，在学校批判王校长的大会上，他跟在场的医校师生一样，听到了史宏在大会上的演讲，后来史宏在红卫兵的办公室里跟他谈话，在场的还有七八个学生，史宏给了他《十六条》的小册子，还有《炮打司令部》的传单，让他回去学习，他写八千字传单《捉放之后：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回顾》，与史宏无关，传单也没有交到史宏手上，而是交给了红卫兵办公室里的学生（在这段话里，他有意隐瞒了史宏建议他把自己的历史情况写出来供他们参考这一细节，他意识到至少不可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说出来，他们会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而他就有告密或招供之嫌，成了一个不光彩的软骨头。他体会到，人到这这种时候，人格的考虑就成了第一位的本能。）

没有想到，就他所说这样简单的情况，他们听了也觉得很有价值，用问两遍的方法跟他核实了“《炮打司令部》的传单是史宏亲手交给你的？你写你的传单是在阅读了《炮打司令部》之后？”还用其他几个问题来跟他核实，比如“史宏对你说过‘亭州的问题正在暴露，我们将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这样的话吗？”他心中一惊，史宏当时好像是说过这话的，可见已经有在场的学生在某种情况下告密或揭发了史宏。看来，他们是要寻找他写传单与史宏这句话之间的联系。他们问道，你是听了史宏这句话的暗示，回去写你的传单的吧？你是要用你的传单配合史宏的吧？你大约是想用你的实际行动报答红卫兵把你从监狱里接了出来？

他当然是不能同意这种说法的，他回答说，我写我的传单是我的自己的事情，我的事情是从七年前的一九五九年“审干复查”就开始有的。我跟宗进庭之间的事情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我根本用不着史宏暗示我做什么。七年前的史宏才是一个小学生呢。把我和刘镇琛从狱中放出来，虽然跟学生有关，但毕竟是市委的决定，要不然学生大概也做不到这一点。我坐在牢里，外面学生进行了什么活动，我不知道。我用不着特别感谢学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独立思考、独立决定的。除了报纸上宣传的中央精神，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够左右我个人的思想行为。把我跟史宏联系起来，用史宏说明我，用我说明史宏，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是他，我是我。

黑胖青年工人咆哮着把他“批”了一通，给他罗织了可怕的罪名，他成了利用学生“炮打”市委的“黑手”，史宏成了和他勾结的“新生的反革命”，他们是“新老反革命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混水摸鱼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我们工人阶级决不答应”。还说他“攻击党中央”。一阵咆哮，虽然在逻辑上强加于人，但确实能让人心惊胆颤、觉得自己就能被那种大罪压扁似的，心跳不由得就加速了许多，这样下去是很容易弄出心脏病来的。

老刘说话了，态度温和得多，但所说内容却决不同于他表面的粗犷。他说：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不要孤立地看问题，要辩证地、有联系地善于分析问题。不错，你的事情早在七年前，一九五九年就发生了，但你为什么不早不晚，恰好就在史宏对你谈话之后，回去写了传单呢？史宏给你的《炮打司令部》的材料，难道对你就没有一种决定性影响吗？史宏说亭州的运动重点已经暴露了，要有理有利有节地把他揪出来，这样的话对你的思想行为，就不起一点暗示的鼓励的作用吗？还有，学生起来“造反”，用静坐的绝食的方法，逼着市委释放你们二人，还斗争了校长，你心里就没有某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感激吗？你是有阅历的人，你不觉得这些情况在从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吗？有这些情况的存在作为前提，你能说你写传单仅仅是你个人的、孤立的事情吗？你这样的人，就一点也没有想到，你的传单一出，将会对运动产生什么作用吗？你是不是把自己说得太孤独、太单纯了一些？而事实当真是这样的吗？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有丰富的阅历，也不要以为只有你是知识分子，我们也见过许多世面，我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说着他指了指身边一个瘦瘦的、脸上略带微笑、故作镇静的人）。立场不正确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伪装自己，而唯物辩证法却能剥开这样的画皮！知识分子有时确实是最无知的，他们只是自作聪明而已！

他无话可说，他几乎觉得真的没有了还手之力，他被这个老刘表面的粗犷迷惑住了，他小看了老刘，他确实犯了“自作聪明”的错误，他无言以对，但他却不能承认他与史宏是勾结的或者默契的。

老刘最后说，我们不要你向我们承认什么，但你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一切。你的传单是白纸黑字，是到处散发的，这就是铁证，它产生的时间地点和背景，就能说明一切。今天我们来，只是跟你核对一下事实本身，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谢谢你的合作。我们历来是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有了证据就可以分析嘛。你不要以为我们大老粗就没有这种分析能力，其实，知识分子往往最愚蠢，必须老老实实服务于工农兵，无产阶级专政的道理就在这里。

他感到说不出来的一种压抑和郁闷，并且不知为什么用眼看了一下他们里头那个“知识分子”，好像要观看，当听到这些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时，这个知识分子是种什么神情。老刘的话嘎然而止，起身离开了，剩下他一个人孤另另地坐在那里，好像丑陋的灵魂遭到正义的沉重打击而惨遭失败一样。他确实又独自郁闷了好久。这老刘真是厉害。

第二天，他再次被叫到所长面前，所长说，现在带你去参加一个大会，你要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的大批判。于是他就被交给一队戴“主力军”红袖章的工人押解而去，进了一个大门，到了一个大会堂。两个有力的青年工人立即叉住他，让他半点也不能动弹，肩胛被弄得很疼。

他们把他叉上台，在台子前边捺低了头，那角度如果不是他们同时使用着拉住他的力，他势必就会头朝下栽到地上去。台下会场上坐满和站满了工人群众，都戴着红袖章。也有高音喇叭在播放革命歌曲，他听到了一种新的歌曲，显然是用毛主席语录谱成的。这样，作为一个“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跳出来跟无产阶级较量”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受到了批判。

大会的主持人是老刘，声音洪亮，口吻威严。有一个老工人一个青年工人上台发言，其主要精神就是老刘和那个黑胖青年说的那些钢铁一样的道理，语言清楚，有逻辑性，内容有所发挥，他估计发言稿出自他们那个知识分子之手。说他“挑动青年学生反党，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引起了台下群众的愤怒（这时一般也就需要表现出这种愤怒），炸耳的口号声好像要立即置他于死地才解恨。

会场上发生了一些惊动不安，分明有一些人从外面闯进了会场，并且大喊大叫的，而里面的人则要把他们往外赶，双方冲突起来。于是，他被匆匆从后台押出去，乱中挨踢了两脚、打了两拳。他像王校长一样被戴上高帽子、挂上纸牌子，他看出，上面写着他是“反党黑手”，是“历史反革命”。

他被押在队伍前面走着，后面就跟上了从会场里涌出来的人们。在一种混乱中他被押到大街上，工人们在巨大喉咙的领呼下，高喊着通行的各种革命口号，高唱着革命歌曲和毛主席语录歌，就这样押着他游起街来，队伍估计有一、两千人。

在亭州的有限的两条大街上游了一圈，队伍走回中山塔，在市委门口又高呼了一通口号，然后把他送交给看守所。所长着人把他带回牢房。

他躺了下来，头脑一片空白，天旋地转，昏了过去。他将要到四个月后，才会因为运动的又一次“反复”，而被“解除拘留”放出，那是后话……

[NextPage]

第七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二）

一九五九年初冬，在返回家乡的船上，他痛苦起来，并且为克服这样的痛苦而做着努力。那天在船上，正如在这一九六一年的列车上一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事情，而他，也不想跟任何一个人谈起。他的人生，他独自一人经历着，忍受着，坚持着和品尝着，这是理当如此的。

他两手空空回到了家乡。见到母亲后，他才想起他至少应当从亭州带回两盒糕点，说成是乔丽的心意，可是他好像就不曾有时间考虑这样的事情。母亲的确流露出了失望，但母亲的失望是因为他没有把孩子带下乡。他这才觉得一阵内疚，认识到自己多么不懂生活。他只好对母亲说出了实情，母亲看着他，一句也没有责怪，反而宽厚地说，下次回去再说吧，接着就让他洗脸，吃东西。他永远记得母亲的那种凝眸，还有母亲的那种胸怀和坚强。

那天傍晚父亲回家，见到他就一愣，奇怪他这么快就返回了，父亲的眼里有许多的疑问，但父亲没有说什么，接着就进屋去了，随即又出来，似乎在暗暗地找着什么，又看了一眼灶披间，那里母亲在默默地烧晚饭，父亲于是目光黯淡、神情松驰，无聊似的朝天上望望，挑起水桶浇菜水去了。这使他很难过，他知道父亲也是在找孩子，但判断出了孩子没有带回来。他的心里又是一阵内疚，他想他不该那样离开亭州，他原是可以跟乔丽见一下面，商量把孩子带下乡的……

晚饭桌上，他望着父亲沉静的脸，对父亲说，这次去，不曾有机会打听到宗进庭。他并无跟父亲就此深入交谈的意思，他只是对父亲给予的关心有个交待罢了。但父亲停下筷子，好像有什么重要情况要说，果然，父亲说，你不晓得他，他可能晓得你。亭州凡是案子上的事，都要经过他的批准。

听到父亲这句话，他的头皮麻了一下，这消息比上次的进一步具体而可怕了，可是他还是觉得某种意思是难以置信的。当然，父亲也没有说一定是宗进庭在害他，但父亲似乎有那个意思，只是不好说，父亲好像怕自己的想法被儿子讥笑为陋见，父亲也不便于用什么观点影响于他，父亲当然不可能确凿地肯定宗进庭如何如何，但既然听到这样重要的情况，又不能不担心，不能不说出来……

他理解了父亲，但他还是不想如何重视父亲的话。

那天，在一盏小油灯昏暗而温暖的灯光下，他躺在铺上，房间里塞满农家的坛坛罐罐。他又一次认真考虑了他的一切，决定直到来年麦收之后再回亭州去。亭州方面用半年时间总可以经过调查弄清他的问题、回答他的申诉了，也有可能用不了半年，他们就会主动找他来了。于是他觉得可以从容不迫。他倒有些振作起来。他想起他在亭州给乔丽写的信，信里的他是冷静自信、不慌不乱的，对乔丽体贴关心鼓励，努力让她镇定、树立信心。他对于这封信是满意的。写，比他当面的说，要表达得好一些。他感到，他有渡过难关的能力。

公社一个副社长在路过时发现了他这个牛倌儿，就对大队干部说，不能给这种人这样照顾，应当让他下田劳动。当然，这也是出于一种原则性。从此，他告别了他的小牛，扛起了大锹，挑起了担子。腰酸背痛、肩头红肿都经历了过来。麦收时，他挑着沉重的麦把，由跟不上趟，到跟上了趟。粮食进仓时，一百二十斤重的笆斗竟然也照样扛在了他的肩上。隐藏在他体内的劳动力焕发了出来，使他在身心两方面进入了新的境界，好像回到了本来的人一样。他体会到，一切自然的劳动，都是有益于人的，让人能返朴归真。那么，拿劳动的艰难，来作为惩罚的手段，不是错待、错用了伟大的劳动吗？马克思好像说过，劳动只应成为人的乐趣。

那半年，他第一次与妻子分别那样久，时间一月一月地过去，别离之苦有时就悄然来到心头。看来，这种强制性的分离，也是针对着人的本性来造成的，从另一面承认着人性，只要你算得上一个人，你无法不在乎，你无法不对实施者引起一种巨大的敬畏。正如把你“遣送原籍”农村劳动，你无法不抱有某种敬畏一样。这里面确实有一种对于人性、对于现实世界的真知灼见，只不过是反其道而用之，虽不明说，却已作为前提隐含其中。给他带来这许多痛苦的人，是自以为出于正当呢，还是仅仅盗用了正当的名义呢？问题就在这里。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想去恨谁，并不是他特别能逆来顺受，而是他有某种理解。他也还很难把事情往父亲所担心的那方面去想，好像不愿贬低自己、不愿玷污某种美好的东西似的，好像要把自己的冤枉维持在一种较高的品位上。

他用一封信告诉乔丽，他不回亭州过年，考虑下乡不便，她最好是带着孩子到江南婆婆家去过春节。

他心中发誓，如果他的问题不解决，他决不回去过任何一个春节，也不让乔丽到他的老家这里来。他后来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他已经有三个春节不跟乔丽在一起了。

他在农村度过了一个多雨而阴暗的深秋、多雪而严寒的冬天，也迎来了灿若美锦的五月，当夏收结束，水稻栽插已毕，他带着虽然黑瘦却比以前结实多了的身体，和一颗似乎成熟了许多的心，出发到亭州去。

这一班轮船是上午到达。他想，他何不先到“审干办”公室去呢？而且对于回“家”也是顺路。他走进了市人委。从时间上说，“审干办”对于他的事该当是认真研究过了，一定已经根据申诉书提出的线索进行了有关调查，既然他的问题那样简单明白，那么要改变对他的结论，并不费难。也许正要找他来谈改正的事呢，他们会对他说，你来得正巧，现在你的一切都没有问题了，你回到医士学校教书去吧，所有该恢复的都给你恢复。即使事情并不如他想像的这么完美，他们的工作也应当进行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了，决不会说经过调查不能改变结论吧？总之，无怎么能说成有，白怎么能说成黑呢？

思绪不由得就往好的方面转过去。如果他能拿着改正了的结论出现在乔丽面前，出现在乔丽医院同事们面前，那是多么好啊。他和乔丽重新得到幸福安宁，实际上由于经历了苦难磨练，他们的生活是更幸福了。看来，幸福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而当某种因素突然失去了的时候，你才知道它的宝贵，并且你会尽力地要重新获得它。比如，他的清白的失去所给他带来的一切影响，就是这样。他的脚步加快起来……

不过，当他一步跨进“审干办”，他在联翩浮想中建起的空中楼阁就顷刻瓦解和消失，那几个人，还是那几个人，对他一齐睁大了厌恶的眼，而且露出惊奇的表情，好像在说，你来做什么？这里难道还有你的事吗？这里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已经是社会沉渣，滚得远远的去吧！

他准确无误地感受到了那使他沮丧的一切，他强忍悲哀和绝望，低声下气地问，对他的申诉有没有研究？对他的问题有没有重新调查？他已经在乡下等待了半年以上，他想他可以来问一下了。他看到，大约由于他的态度的低下，在一个甚至两个人眼中有同情的火花一闪，但这种同情不能改变对他的回答，他们说，你的申诉书早就报上级研究过了，上级认为证据确凿，维持原结论、原处分。你不要再跑了，再跑也没有用，历史是抹不掉的，安心在原籍务农吧。

原来，他这半年是白等。他诚心诚意地等待，而这些人，这个“审干办”，还有他们的上级，却根本不再想到他；他的申诉书，也不知他们认真看过没有，或者就算是认真看过研究过也调查过，却终于被认为不值一提，早就塞在卷宗里睡大觉，结束了，这件事早就过去了，心安理得地让他远远地呆在乡下，让他妻离子散、分文不名，说他是罪有应得，而且得到了宽大处理！他说不出话，也没有话说，浑身无力，眼中发黑，耳中鸣响，心中涌起一团红热和莫名的狂喜，一下子使他极度疲倦，他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了。后来知道他是凭空摔倒在地了，但一点疼痛也不曾有，什么感觉都没有，就跟死了一样。

从那以后，他有了这个毛病，这样突然失去知觉，凭空栽倒，而不觉有任何疼痛，须得好几分钟之后才会苏醒，就像死而复生，极度虚弱，如病初愈。

那天，他醒来后发觉自己是被送在机关卫生室，人们怀着恐惧看着他。医生说，不要紧，过一会儿就没有事了。他挣扎着坐起来。有人说，给你打了一针葡萄糖，你可以再躺一会儿。他说不，就离开了那里，在人们怜悯的目光下保持着镇静走了出去。

他在外面走着，没有选择到乔丽那里去的路，而是让自己游荡起来。他要在心中寻找什么，却寻找不到，心里是空空的和麻木的，就像刚才肉体失去知觉一样，心灵也失去了知觉。

他一时也就不想回“家”，尽管那里有乔丽和孩子。他感到无处可去，不觉走到邮局，他记得那里很安静，有长椅可供休息。他进去了，在一个角落上安放了自己。他坠入一种痴呆之中，茫然地望着空荡荡的邮局大厅，好像要费力地把什么弄清，但终于是什么也没有弄清，连要弄清什么也不明白了。

邮局大厅里再好，他也不能老是呆在那里，他走出了邮局，很顺便地一拐，进了旁边的小巷，于是在一条连着一条的曲曲折折的小巷里梦游似的走，没有目的地，不知道方向，也不希望小巷到头。

但巷子终究把一个出口亮在他面前，出去就是熙熙攘攘的大街。他站在巷口，望着无数个陌生的面孔，望着人们的匆匆来去，似乎想拉住其中一个，向这人倾诉他的事情，但他从人们的脸上看出没有人打算同他交谈，甚至，还有一个妇女带着害怕的神情看了他一眼。

他忽然想到了医士学校的同事们，虽然他到亭州工作时间不长，但毕竟也熟识了几个人，他想他可以向他们倾诉和讨教，他也很想听到在他出事之后人们对他这件事的议论，他要把他是受冤枉的这一点告诉他们。他想了片刻，摇起头来，因为他想起了人之常情这个东西，以及他多少已经从实际中体会到的、古人文章里有过写照的一句话：“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他笑了，也就似乎从一个长梦中醒来，他能面对和考虑他的现实了，眼中一切不再虚无飘忽。

于是，他感到了一种可以说是新的严重性，这新的严重性把他以前面临的严重性加以肯定并扩大，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立即又想到了乔丽和孩子，因为任何严重性对他又算什么呢，只是一切给乔丽和孩子带去的不幸将是长久的，而以前却估计不足。乔丽毕竟是另一番处境，他的出事所带来的一切，每天都在无形中包围着她、压在她的头上。人是以个体存在的，谁也无法代替她去承受生活。乔丽的存在状况不能不让他为之焦虑。

他一时陷入了孤愤和混乱之中，他想他真是一个大俗人，他本来何必要结婚呢？更不该要孩子。他这样的人，只应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才对。他的冤枉有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他可能要受一辈子的罪，他为什么让一个叫做乔丽的女人做了他的妻子、生下孩子，并且跟着他受一辈子的罪呢？他简直无法回答。他又想，他全家还不如死了的好。他如果用刀子把乔丽和孩子全杀死，然后他自杀，那真是痛快而彻底的事情。可是他有什么理由和权力剥夺乔丽和孩子的生命呢？

他马上取消了那种非常解恨的无限狂想，他还不至于失去理智到那种程度，但他已经那样血淋淋可怕地想过了，这使他对于人性对于自己都增进了新的认识。然而，现实的确是他不能不考虑的，他过去把他的事看得太简单了，他应当有长期的全面的考虑才行。离婚二字便很自然地显示于他的头脑，只有那样，他才能马上解除生活因为他而加在乔丽身上现在与将来所不该有的重负。

他的路是立即并终于走到这一步了，他将失去妻子，他大约不得不让乔丽离他而去，而人们似乎也正默默地等待着他会有这样的结果。人们似乎愿意看到别人的不幸，这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兴趣和话题。

孩子？啊，想到父母，他是应当留下孩子的。可是，这被留下的孩子，又将获得何种命运呢？到需要填写某种登记表时，祖父与父亲将使登记表蒙上无法抹去的浓重阴影而使之前程黯然。可是即使让儿子跟乔丽走，跟别人去姓，他实际上的生父也还是改变不了的！这真是世上一件无法弥补的事情。这种种的一切，本来他是看到别人有的，怎么就落到他头上来的呢？可是，既然可以落到别人头上，又为什么不可以落到你的头上来呢？生活好像会说话，在他的心中跟他辩论，对他说：这就是你的命运。你不配有老婆，你本来就不配有老婆，你只应该孤身一人，你应当离婚！

他重新在大街小巷走啊走，走了不知多少路，忽然发现自己又走进了亭州公园，又站在那湖边、那长椅旁，老柳树也依然如故，他在湖边水草间又看到了游弋的小鱼。一切都似乎没有改变，时间并未流逝，万物尽皆安然，只是他这个人如此可悲地惶惶无归，陷没在泥潭里徒然地焦虑、挣扎、无力自拔。但时间毕竟是流逝的，自然界由去秋而到了今夏，万物也毕竟是流变的，眼前之鱼未必就是昔日之鱼，恰恰只有他被戴上看不见的枷锁、被无形地禁锢了，多么高超的法术啊。

他在那张依然故我的长椅上坐下，深深考虑他的问题。如果乔丽正如他看到的千千万万妇女那样，可以逆来顺受，愿意无条件地继续做他的妻子，永远地信任他，为他而乐于忍受任何的屈辱困苦，他就可以心安理得了么？不，即使乔丽是那样的，他也不能让她的日子继续这样下去，他是于心何忍呢？他不是很无耻吗？就他本人来说，他似乎也正需要摆脱一切后顾之忧，他不由得想起了林冲休妻。林冲也是不得已的，是为妻子作想的，是英雄本色。

问题在那样地考虑了之后，也就成了一种存在似的，找不出更有力的东西来否定它，他努力否定多次，但它更加成了一种结论而坚定不移。于是，他到商店里买了一本信纸，就坐在人家店门口台阶上，无师自通地写起离婚协议书来。那措词颇费踌躇，他是承认了他的现实，以他和乔丽两人共同的语气，提出了解除婚姻关系。啊，笔到此处，狠狠心竟然也就过去了。至于孩子，他写道，鉴于他的处境，暂由乔丽抚养。他在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给乔丽留下了签字的地方，他久久望着那留下的空白，他难以想像、并且似乎不希望乔丽会在那里签下她的姓名……

一下摇晃，一九六一年的列车停下来了。他从忆想中醒来，马上又想起了眼前这封召他回去的电报。几年来，他的心没有片刻的安宁。他无聊地望着窗外，一列客车呼啸而过，那车窗里的灯光被高速拉成了飞去的一串，灯光里人影模糊。他反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在人海里的渺小，可是他却无法让自己不思考不痛苦，无法不重视自己的事和自己这个人。他们的列车又启动了，他重新昏昏然坠入混乱的思绪之中……

那天，他是必须去见乔丽了，可是他的口袋里却是一份准备叫乔丽签字的离婚协议书！这简直和他从家里出发时的初意截然相反。但这荒谬却是合理的。他把离婚协议书从口袋里取出来看，那确实是他写的，他想去做一件痛快的事，这事做起来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可是好像正因为如此，他处在一种冲动之中，可又不是一时冲动，他是深思熟虑的，他必须去做，就像自杀者认为自己必须去自杀并且就真的自杀了一样。他几乎想放声狂叫，但他所见的人们都是那么庄重、正常，每一个人都规规矩矩、平平静静，他也只能是规规矩矩、平平静静的，其实他的外表本来就比一般人更规矩更平静，一位总是沉思着的文士。是的，他的内心并非全部如此，现在就正可怕地汹涌动荡着，然而，这内心别人是看不见的……

他的手在口袋外面摸着那折叠着的纸，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冷静的凶手正走向目的地，扑向妻子孩子，本来所想的什么解除乔丽的重负，甚至什么林冲休妻，好像都太美妙太动听了，真正的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想去给社会造成一个永远的缺陷，给这些庄重、正常的人们一个狠狠的刺激。也许，他确实是能杀人的……他成为一个歹毒的人了，他无人可以伤害，他只有去伤害乔丽……

他一时心力交瘁在路边一个稍微隐蔽之处歇了下来。他至少需要调整一下心情，他刚才精神上到了一种崩溃边缘，使他喘不过气来。他得重新想一想他要去做的事。他马上想到他忽视了重要的一环，他是应当征求乔丽的意见、看看乔丽的态度的，他豁然开通，也绝处逢生似的，甚至看到了某种希望，而且希望也仅仅在此。于是他好像才知道，他是不愿失去乔丽的，他希望乔丽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管怎样也跟着他、等着他……。他是自私的吗？可以说是自私的；但他现在如果弄得失去乔丽，万一他忽然获得改正，而乔丽已经另有所适，这不是反而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吗？还有，即使他永陷冤屈，万一乔丽却认为离婚的痛苦更大更深、因而不想离婚呢？他何必把离婚强加于她？而且还有孩子……

他觉得至此他才把问题考虑得比较全面而切实了一些。他朝乔丽的住处走去。他走进了乔丽居住的小巷，走到了那间小屋面前，一步就跨了进去，他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只觉他得有点可笑和虚张声势，好像提足了一种勇气。

他看到，乔丽看见他回“家”，涌起多少复杂情感！其中有令他感动和心酸的成份，这些成份也许多一点；也有令他心寒和失望的成份，这些成份可能少一点，可是这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也就足够了！他知道他在乔丽眼中已经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他，他的那副模样像一面特殊的镜子，让乔丽更看清了她自己的可悲处境，这处境好像是难以改变的了。这一瞬间虽发生在乔丽心中，他却看在了眼里。他认为有了充分的理由，促使他下了一种决心。于是他结结巴巴不知说了些什么开场白，手里已经拿出了那一式二份的协议书，甚至还有钢笔！

接着而来的是乔丽的失去控制，她的那所有复杂情感化为窒息、呜咽，身体一下子就巨烈起伏，喘不上气来。他的心乱了、碎了，他后悔他的简单和冲动。他结结巴巴说，要不……但乔丽忽然向他扑来，在一刹那间，他看到乔丽挂着泪水的脸上有一种绝望和对他的痛恨。他本能地躲让了一下，乔丽毅然拿去了他手上的东西……他忽然想起了李云珠，觉得乔丽正是他斥责过、预言过的李云珠，甚至连容貌也都有相似之处了。他一阵心寒、恐惧……

他记得他从地上捡起了那两份协议书还有他的钢笔，至于乔丽怎样就签了字，他怎样就跑了出来，他都记不得了，只记得那一切都在极不正常、很不理性的情况下发生，有着违背真正情感的一面，也违背着乔丽心里真正的情感，一切都有点像很复杂的戏剧化的场面，而且门外就有观众，但一瞬之间一切都已经发生了，似乎是不可改变的了。他们的脚踏上了另一条路，好像不想走也得走，好像这倒是很正常的，至少，他们可以走一段试试，也许，的确是一条必然的路……

他昏头昏脑地走着，只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只觉得自己无颜再见乔丽，可是他偏偏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依恋，巨大的失去感使他沉重得寸步难行，懊悔煎熬着他，他又可笑又无能，而且他的确可恨。他灰心得认为自己可以去死了，但他还不想死，还有什么在支撑着他，还有什么要他努力去做，前面还隐隐约约存在着希望，他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他也不能就这样可悲地结束。他倒有点坚强起来，也罢，他就无挂无碍去走他的路，这条路过于复杂艰难，他确实还是独自一人去走的好，至于他会不会真的失去乔丽，那就听天由命了……

他明明是从乔丽眼中看到善良和同情的，他却计较那另外的成份，可能还仅仅是他自己的过于敏感和错觉而已，即使真有，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他是用一种自己变化了的心去观看去要求乔丽，把一切看得太严重、看偏了。这不是过份了吗？他错了，他是全错了。想到此，他几乎就想走回去，向乔丽说明一切，纠正一切。他确实往回走了好几步，可是他停下来了，他似乎应当硬着头皮去走自己选好了并且走上去了的路。这条路未必不对、甚至也许很对。他倒好像是做了一个真正的人，正如林冲的休妻，林冲岂不痛心？但林冲毕竟是一个英雄，狠狠心还是把这事情做了，免得牵连、牵挂。当然，他谈不上是英雄，这只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

他朝着与大街背离的方向走去，走向行人越来越少的偏僻去处。他那时心中有一个怪念头，就是要躲起来把乔丽签了名的协议书仔细看一看，他要去玩味玩味、欣赏欣赏。他的精神开始发烧，他知道，他不怕，他正要把这发烧当一杯烈酒去品尝、以求一醉！

他到了亭州古玉带河边，在乱草杂树丛中坐了下去。他从口袋里拿出那两份协议书，眼睛盯着他和乔丽的签名。他想得到他心中预期的、那种痛苦转成了红热与狂喜的感觉，他想饮上一口由他的又苦又深的心窖酿出的烈酒，让自己醉死过去，但他未能如愿以偿，相反，他感到这一切是多么无聊啊！人家已经把你害了，你还这样自己害自己！

那时，河边芦苇带着一片新绿蓬勃生长，清新空气进入肺腑，使头脑清醒，青蛙蹲在它所惬意的地方亢奋地鸣叫，在炫耀着、赞美着生命，纯净的蓬勃的大自然抚慰着、滋润着他的心，从某种根本的方面纠正着他，他感到他仿佛变得多么重要起来，他比一只青蛙重要得多吧？他作为一个高等的生命，为什么要辜负这美好的自然、美好的生命呢？而人间不仍是很美好的吗？人们不都在过着日子吗？难道人们都没有不如意的事情，而只有他是不幸的？将来，他仍是会站到讲台前，面对可爱的青年们，讲授那些精选的美好的课文的。小河边的一切，渐渐让他从无形中汲取到了新的生命力，得到了一种提高和超越。他不再瞻前顾后，他要去完成手上的这件事，以便像林冲一样解除后顾之忧。他似乎已经无所谓痛苦、无所谓不幸，仿佛已是超人，他是大无畏的，又是踏实的。

他不知怎么走的，已经走过几条街巷，到了设在旧的深宅大院里的民政局。他想，这事情很简单，只要收下协议书，发给他一式两份的离婚证就行了。他问一个坐在桌子后面的女人，到哪里可以办离婚手续？女人抬起头注视着他，好像要从他脸上看出有趣的故事来。可是他的脸上没有故事，他是一个乏味的男人，女人于是不再看他，而指给他对面的办公室。他看到了那里坐着一个人，他走了过去，说，我来办离婚手续，就把协议书用双手放在那人面前。

那人没有抬头，顺势就看起他的协议书来。一字一字地看，目光在二人的签字上又停留了好一会，这才抬头看着他，对他说，协议书我看过了，理由是明确的，双方也签了字，按照一般程序，还需要双方工作单位或街道居委会盖章证明情况属实，还需要经过调解，如果双方确实无法共同生活，并且财产、孩子这些问题都谈妥了，才可以批准……

他一听就急了起来，想加以说明，但那人用手势制止了他，接着对他说，对你们这件事，就不要那么多过程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只有两个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上级有过规定。那人说罢就把协议书从桌上拿起来，放在他的手中。他还想开口，那人把手一挥，说，这是规定，谁也不好自作主张。

他手上拿着那两份好像已经没有用了的协议书，茫然若失走出民政局，又感到很侥幸，甚至感到正是组织在给他宽厚的对待。他就像一个孩子，自己在任性做对不起自己的事，而大人却不让他任性，这是为了他好。他竟然嘻地笑了起来。可是，问题也就来了，如果一个人确实成了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准他的妻子离开他呢？这不是要求妇女无条件作出可怕的牺牲吗？如果是出于考虑到可能的错案，那倒能成一说，但民政机关没有说明这一点，显然也不是因为这一点，根本就不会有这么一种考虑。世界在他面前展示出另一种深度，他显得很无知，但他一时倒真的高兴起来，而且变得厚颜无耻了，并且这厚颜无耻是得到支持的……

不准离婚对于他似乎是这样地好，他几乎就要认定这样的事实了，想像的翅膀已经开始把他作为丈夫，重新带到作为妻子的乔丽身边，可是他马上感到事情不可能那样简单，不准离婚给乔丽带去的感觉会和他的一样吗？不会。如果乔丽也不认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是真的，如果乔丽相信他的问题会有纠正的一天，如果乔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愿失去丈夫，也许，她会认为不准离婚是太对了。但如果情况正好相反，那么不准离婚对于乔丽，就只能是一种新的刺激、更大的打击，本来如果没有提出离婚倒反而好些！他是触动了一种疼痛，又去加重了这种疼痛！

他的脚步慢了下来，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他又漫无目的走向偏僻小巷，失魂落魄地转悠，眼看天色黄昏，行人归家，夜晚降临。他给自己选择了轮船码头作为过夜的地点，没有吃任何东西，没有喝一口水，在破长椅上直手直脚地躺了下去。他多么疲倦啊，对于在他脸上飞旋叮咬的蚊虫懒得用手一挥，他用衣服遮住头，就昏然睡去……

但他必须把离不成婚这一侥幸又残酷的情况告诉乔丽。第二天一早，他醒来，简陋的候船室里许多人还在睡觉和打盹，他走了出去，吸了一口外面的的清新空气，考虑到了他应当如何，就坚定地一直走到乔丽住处的门口。

他轻敲两下，就果断地推开已经半开的门，走了进去。乔丽在酒精炉上刚刚烧好泡饭，孩子睡在铺上还没有醒。他正视着乔丽的眼睛，十分镇静地说明了民政局不办这样的离婚，他既理解又失望地从乔丽的神情上看到了惊奇、疑问、愤慨，但也看到她身上一个原来紧绷着的东西松驰下来，这给了他安慰。然而，乔丽一句话也不说，她陷入了严重的考虑之中。可是，作为他，还有什么可等待和企盼的呢？他站在那里的时间长度和他的人格的下降，是成正比的。他把协议书取出一份放在桌上，说，在我们二人之间，协议还是有用的。他这样说了，既觉得痛快和一种有效的自救，还感到这对自己对乔丽其实都是不对的，可是如在弦之箭不得不发似的，手指一松，箭已发出，想拽也拽不住。这种一边做一边后悔却又来不及了的情况，和一开始他提出离婚时的情况一样，他缺乏相应的控制能力和巧妙变化能力，只有可悲地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重犯、自堕深渊。令他失望的是，乔丽既不叫他坐下，也不问他可曾吃早饭，她只是一言不发看着那份协议书，她好像难以作出决定。但仅仅这种犹豫就已经够了，他毅然转身走了出去！他头也不回地走着，他似乎希望乔丽会追出来，把他拉回去。可是，没有出现他实际上期待的脚步声、呼唤声，他的心在下沉。他让自己继续地毅然地走着……

他有了一种忧惧，如果乔丽另有所适，如果乔丽发生了精神崩溃甚至比这还严重的情况，无论如何，对于他，都是更为可怕和最为可怕的，不管他将来如何，他都将终生为此痛苦，他将带着这最深的痛苦死去。他越来越意识到他是错了，他错得有点出奇，如果确实存在离婚问题，也应当由乔丽提出，在乔丽坚决要求并且真正要求的情况下，他才可以同意，那样他就不会有后悔、不会有内疚，可是他却把一切都弄反了、弄糟了！他的精神内部总有一部份会一下子跑得飞快，带着他往前冲，当他的其余部份都跟着到达之后，就会发现跑过头了，跑到了决不该到达的地方。啊，他真有一种悲剧的性格内涵……

亭州的电报在北京的人海中找到他，如果乔丽出了什么事，天哪，他自己的这个错误比他的冤案确实更为可怕……火车前进时钢铁发出的声音震荡着他的脑袋，打击着他的心房，不祥的预感令他窒息……

那天，从乔丽那里出来之后，人间对于他十分陌生，他彻底被抛在人间之外了，谁也不关心他、谁也不要他，眼中耳中的一切又都变得奇怪起来。他不知怎么就走到了市人委门口，但他并不想进去，好像他只是一个好奇的乡下人，走到那里去看看的，那里有一种神秘性庄严性混合着，令他陶醉、迷惑、敬畏。他似乎一点也没有想他的案子，但他又知道那里面有他的案卷，与他有些关系，然而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他已有好多个小时没有吃一口东西了，他这样站在中山塔前面是毫无意义的，他还远远没有变成疯子呢，可是他这样下去也就像是个疯子了。路过的、不相干的人，也向他投来疑问的、审视的目光了。他走了开去。

他清楚地记得他从乡下是带着希望甚至满怀希望而来的，虽然才不过三十个小时吧，他的现实却变成了这样，真是从何说起！这可不能怪别人啊！但他不可能像上次一样复又下乡而去，他是必须另外动点脑筋了，因为亭州市已经回绝了他，等于说他的问题已经是铁案，从根本上否定了他的申诉。很自然地，他想到了上诉。他摸了一下口袋，钱还有几个，而乔丽那里他暂时是不用去了，这倒也好。但愿她能懂得他的心情。就这样，他乘上了到亭州市的上一级部门（地委）去的长途汽车……

从那以后，到此时此刻他坐在火车上，他的上访生涯已经两年，他的双脚已经第一次跨进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像一个过程一样，一切都似乎还在某一发展阶段，抛物线的另一头何时落下，落在何处，从而标志过程的完结，还不知道。也许马上就会迅速落下，也许还要在空中游曳，飘荡，划出一条长长的曲线，甚至还会被一阵怪风吹得更远。他得有毅力，他得坚持，这是一种比赛。

地委、地区专员公署就在大街上，沿用着古代府衙的大门，气势一点不减。欧阳修苏东坡都曾坐在轿子里或骑在马上从这大门下进出，在这里做过太守，这真是一个显赫的值得仰视的大门。他站在街对面望着，他在考虑进去还是不进去？因为他忽然感到希望渺茫。他还想到丹阳就在江对面，他何不自己找一下颜老师呢？等跟颜老师谈过之后，回头再来找地区吧。他怎么这时才想起自己可以到丹阳去一趟的呢，真是奇怪！是的，本来他是相信和依赖亭州“审干办”的，而且他为了避嫌疑，出事之后有意没有跟颜老师联系……

他想起了无数往昔，他忽然发现，他与颜老师在一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颜老师却与他密切相关。当年，在乡下，颜老师是第一个影响他的思想的人，指引他去报考新四军盐阜师范，后来，是颜老师在丹阳安顿了他，最后，是颜老师为他送行去读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在他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站着颜老师的平凡的身影，现在，他出事了，能给他的无辜以最有力证明的，却又只有颜老师！

啊，人不过是来这世上经历某种偶然而已，就连他这个人，也出于偶然，可是，人是多么执着啊，也许，这才形成了人的历史，但人的历史，在茫茫宇宙中岂不也是一个偶然？从这个极其虚无的角度，作为一个人，他渺小到了极点，但他却是活着的，尽管他不幸，他仍是在参与着人的历史，在得到着人生的意义。不能说只有幸福，只有从前的那些好日子，才有人生的意义。

他重新见到了颜老师的长江旅馆。按照社会主义对私改造的精神，招牌上早已加上了“国营”二字，不再是颜家私有的了。颜老师的父亲是把旅馆献给国家的，这当然是受了颜老师的动员。见到那没有什么改变的旅馆和那条临街的巷子，他仿佛又成了十多年前的他，岁月好像倒流，人生正在重过。颜老师是五十岁的人了，有较明显的变化。他想到，当年，颜老师也不过像他这样才三十出头，可是回想起来，却比现在的他老成和有用，而他好像总是一个无能的书生，甚至永远是个孩子！

颜老师在饮服公司工作，担任业务科长。当颜老师听他说了他的事情之后，就大为惊奇起来，说，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并且说，全弄反了啊，如果说你有问题，那么我不是更有问题了吗？可是在丹阳，我不但没有问题，我在这件事上还是大家都知道的英雄呢，成了我的政治资本，我们当时营救那个烈士，不止一个群众可以来做证明的！

颜老师安慰了他，义不容辞地马上写了证明材料，写得很详细，把他们二人师生关系来龙去脉也写得清清楚楚。最后，郑重签名，某省某县某公司科长某某，还注明是共产党员。

当时，他觉得，负责审查他的问题的人，只要一看到这份证明材料，再来核实一下，就可以改变对他的结论，从而改变对他的一切处理。可是，他的事情这样与颜老师有关，亭州方面怎么也没有来向颜老师做个调查呢？难道不需要吗？是的，他听他们说过有铁证，但不管有多少铁证，难道就一点也不需要来问一下颜老师吗？至今，据之对他下那样可怕结论的铁证，从不肯拿出来与他本人见面，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会有某种条文说罪证不可以直接给本人看、也不必让本人认定的吗？他也看过审案子，在法庭上还要把作案器具之类的罪证，让罪犯本人认定，在审干上为什么就不必呢？他不相信父亲那隐隐约约的暗示，好像宗进庭可以一手遮天。他难以想像！可是，他得承认，也许正因为是审干而不是上法庭，才反而会出现他遇到的这种情况，扯皮到最后，至多轻描淡写地以官僚主义作为原因，这是可以想像的，受害者就白白吃许多的苦了，也许还会冤屈而死……

颜老师为他设想周到，还为他找到有关的人，写了他何时在丹阳做教师何时结束的证明材料，又带他到乡下去，让那个人家回忆了十多年前他如何躲避在那里。这样，他一共有了三种材料，说明着他在丹阳的主要情况。这些材料都费事地用复写纸写成了一式四份，每一份上都有签名和指印。

他带着希望，带着颜老师的许多温暖，离开了丹阳。他本来还想到丹阳公安局问一问，在公安局的老档案里有什么能证明他是一个告密者？他好比面对一座迷宫，那里面有他的问题的真相，他得大胆走进去，才能找到隐藏的一切。但颜老师劝他不要去，所谓旧档案，一般人查阅不到，何况是当事人呢？

他登上轮渡，再过长江，回到了地区所在地的荷州。连同他在丹阳写好的新的申诉书，他寄出了一份材料给省里，一份给亭州市“审干办”，至于给地区的，他交给了传达室。传达室的老头把材料收进了抽屉，再三叫他放心，说马上就会交上去的，他也看到那抽屉里还有不少信件，并且老头很负责地上了锁，他确实放了心。

弄到能证明他无辜的材料，是一件重要的也值得高兴的事情，他马上想到他应当告诉乔丽，虽然他们有了离婚协议书，虽然几天前他们闹得很不愉快，但如果不把这事告诉她，是不对的，也算是一种弥补吧。他写了一封语气平静的信，让乔丽知道他从丹阳获得的成果。这封信对乔丽将产生有力影响，该是不用说的，也是他所希望的。

接下去他的事情就是只有等待了。他走向车站，他唯一的去处就是老家乡下。

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他在乡下老老实实和满怀期望等待了整整一个秋天又整整一个冬天，投寄出去的材料却如同丢下了水，连个响声也不曾有。

那是怎样的一个秋天又一个冬天啊。日子难熬，但也就一日日地熬过去，田里的稻子眼看着成熟，收割，大地变换着颜色，麦子又长了出来，严冬降临，雪花纷飞……

他总是想像各级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他的事情重新调查，总是想像关于他的结论已经纠正了，马上就会通知他返回亭州，接着就是恢复他的一切。他不知道这同样的想像竟能无限地重复不厌，成了一个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

他思念乔丽和孩子，但他记住了自己的诺言，他用离婚协议书这根他自己亲手搓成的绳子牢牢约束着自己，只要乔丽不来信叫他，他决不会自己主动到她那里去。至于他的父母因此而不能见到孩子，他已经不再多加考虑，反正会有让他们见到孩子的一天的。

他很想写信给省里、给地区、给亭州，问一问对他投寄的材料如何回答？可是他不应当成为讨厌的人，他应当相信组织，所以他克制着把写这封信的时间一推再推，就这样一个月企盼着一个月，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拖延下来。当冬天过去，春天从田野上显露，他才确定他等的时间已经够了，他已不必写信去问，他是又得动身了。

他在乡下等待的这半年，乔丽一封信也没有来，他却几乎天天在等她的来信。对于乔丽会怎样，他越想越没有了把握，他的心被煎熬着，可又只有忍耐。他是自己使自己的困难变成双重的了。不过他也反复想过多次，他不可能是别样的，既然已经如此，就只有自己捱下去，他所做的一切也许都是对的，如果不那样做，反而不对。他可以写信对乔丽说说他想要说的话，但他发觉那很难下笔，也好像违背他自己的一种意志，他多次放弃了已经写开头的给乔丽的信。

难道他就没有别的活法吗？比如，走到一个遥远的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去，就在那里开荒，打柴，放牧，钓鱼为生，行不行？他不时地有这些空想，但也就随即明白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不可能的事，他还是只有在他既有和已定的一切当中生存，挣扎，努力。

原野上的菜花催动着他起身，他再一次从农村出发了。

当他看到亭州“审干办”的牌子，他的心放了下来，因为他生怕这个办公室撤销。办公室里的人们看到他，就有了一种神情，意思是说他的到来乃在他们预料之中。时间一下子又被压缩起来，好像他在乡下一秋一冬那样漫长难捱的等待，只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好像他寄出材料只是刚刚不久，而他们也才刚刚看过，所以他们在等候着他的到来，以便当面答复他呢！

你寄的材料我们收到了，你寄给地区和省里的那两份，也转到亭州来了，都在我们这里……向他说这话的人停顿了一下，好像要让他体会体会其中的幽默和对他的挖苦。的确，那样费事弄出来的一式三份材料，竟然这样汇拢到了一起，好像立即一文不值了。这让他难堪，也好像他玩的什么鬼把戏现在当众戳穿了。

材料我们当然看过，也到丹阳“外调”过了，不过……说话的那人又停顿下来，好像是于心不忍，又好像是一种说话的艺术。的确，这“不过”二字立即让他感到不妙，喉头立即干燥起来。

不过这些材料不能改变对你的结论……

血往他脸上冲，他要询问以至责问他们，但那人轻轻用一个手势有预见地制止住了他，而要他继续往下听。

至于为什么没有能改变对你的结论，不是我们随便说了算的，那当然是有根据的。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不是个人，它不会跟你有意过不去，组织永远是实事求是的。

眼泪涌进了他的眼眶。这不是脆弱，也不是绝望，是他多么想和“组织”像面对一个人一样交谈一下啊！

我，我要看看你们说的那个证据！

他的要求脱口而出。那些人都看着他，好像他的要求是离奇的，并且要他自己能明白他的要求是过份的。

我已经说过了，组织不是个人，你要相信组织。

那个人又耐心又有原则地回答了他，而那种又耐心又有原则的态度，就足以使他感到一种权威性，让他不必再问了。

我，我不相信！

他竟然说出了这句可怕的话（尽管他满含委屈的泪水），那几个人十分恐惧，并且马上转为一种气愤，以至几乎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责问和批判他。

还是那个善于言词的人对他说，不要这样嘛，组织对你的问题是重视的，组织至今并没有抛弃你，你提供的材料一到，组织上就外调复查，组织会对每个人负责到底，你如果认为你确有道理，你就要有更多的耐心。组织最终是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的，对这一点，我们不仅要相信，而且要坚信！

好一个“我们”，好像他们的身份和处境，和他是一样的、是无差别的了，多么平等，多么有人情味，他还有什么话说呢？他带着无奈何的绝望心情和对那个人的口才的佩服离开了那里。问题在于：难道他当真做过那件坏事而忘记了吗？他一再这样问自己，并且努力去回忆。最后，他对自己说，不，决没有那样的事。决不能把自己弄糊涂了。

他走出中山塔，忽然想起父亲的暗示和那担忧的神情，他似乎有点信了。他就找了一个不惹人注意的角落蹲下去，他要等，他要等着看到宗进庭，他多么想见到这位多年未见的老乡。他至少可以肯定，他的问题宗进庭是一定知道的，除非所谓宗进庭在亭州做领导工作是讹传。他等着，他一定要等出一个宗进庭来。

机关里下班的人陆续走过，渐渐越来越少，以至于好像再没有人出来了。但他不死心，仍在那角落上守着。正当失望又一次掠过心头，他看到了宗进庭。他不怀疑，虽然隔了多年，他看到的正是宗进庭。尽管从环境到衣着都不同了，但宗进庭身上还是有股子乡野之气，这乡野之气他是感到亲切的，同时分明又感到了害怕。一时间，他仿佛置身乡下的土地上，仍然没有走出他的少年时光。这感觉多么令他不寒而栗！当然，他没有停滞在这使他沮丧的感觉里，他悄悄跟上了宗进庭。

他看着宗进庭的后背和后脑勺，忽然耳中响起了枪声，三枪，然后又是一枪，第三枪是他打的！黑夜中的乡野，小道，芦荡，吆喝声，追跑声……依然震撼心灵，但恍如一梦！那一切就发生在他和这个在前面走着的人之间！他手中竟然有了握枪之感，他努力克服着这种错乱。

他这才明白,在这个人和他之间,存在着多么深的怨仇。不论一切是如何解释，这怨仇在宗进庭是难以抹去的。可是他竟然这样地跟着宗进庭，好像就要上去认个老乡，并且诉说自己的不幸，求得人家的帮助！如果宗进庭对他冷笑一声呢？当他想到这一切，再看宗进庭的背影时，他感到的威胁和压力，真是无比巨大。可是，他总不能因为证实了宗进庭在亭州，就反而放弃为自己昭雪的努力。恰恰相反，他大约是找到问题的症结了，解决的途径也就不言自明。一切不再神秘，一切如此而已，确实就是那样简单。你失望吧！但你还是得用最认真严肃的态度去努力解决它，并且不要说破那深处的，而要注意“就事论事”。

因为方法的明确，他似乎获得了新的信心，并且认为宗进庭没有什么可怕；至于过去的事，不但完全可以解释，也应当放在当时条件下去认识。他这样想过之后，抬起头来，宗进庭已经消失不见了。他赶紧走了几步，看到宗进庭正站在一个很大很整洁的天井里，同一个正往绳子上晾衣服的女干部说话，那女干部怀着孕。

他马上看出来了，那女干部正是兰贞啊，曾经可能成为他的嫂子的！他在心里向他的最可悲的哥哥郁富致默哀了。他本能地往旁边一躲，使天井里的人看不见他。他进一步想起了家乡村史上宗郁两家的复杂怨仇，他感到信心忽然下降，某种难度在加大、不可逾越……

他从宗进庭家门口悄然离去。如果认为是宗进庭在报复和陷害他，也得有证据；他不必就把问题扯到宗进庭和他个人的关系上去。只是到万不得已时，才可以提醒宗进庭：我知道你在亭州为官，但愿我的案子不是出于你对我的报复！

这样，他以坚定有力的脚步，走进亭州邮局，在那里写起信来，这封信是写给宗进庭的。提起笔，他清醒意识到，如果宗进庭夫妇确实知道他在除奸队里打过一枪，那么他同时也是兰贞心中记着的一个仇人了，在宗进庭夫妇和他之间，可能存在着多么可怕的误解啊！他一定要解释，不是他现在需要向他们解释，而是他本来就有向他们解释的必要，他不应该处在那种可怕的误解之中，他不应当成为他们仇恨的对象。无论如何，要肯定他们是知道他打了一枪的。

这样，虽犹豫再三，他还是在信中就他被卷进除奸队作了如实说明，他请他们原谅。当然，信的另一部份谈了他在审干中遭到的冤枉，请作为老乡和长辈的宗进庭能予以关心。这封信朴实诚恳，他要提醒宗进庭的话虽然一个字也没有说，实际上都已在不言之中。把信贴上邮票，投进信箱。他走出邮局，一时倒很舒畅。他不但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他让自己走出了某种躲藏着的状况，而能够光明正大地面对世界，面对可能拿他当仇人的人。但他实际上并不确切知道宗进庭的职务，他刚才的信中却不言而喻把宗进庭当作了一个领导人。他想来想去，决定去见一见王校长。

王校长很谨慎地接待了他。看得出，尽管知道他在申诉，王校长对他有那样的历史问题基本上仍是无法不相信的，也就是说，把他看作一个出卖过地下党员的人。他不得不向王校长再一次诉说他的冤枉，也告诉了他的努力。王校长也许这才觉得事情可能不那样简单，但王校长也只能很原则地安慰他，肯定他有申诉的权利，叫他相信组织。他向王校长打听宗进庭在亭州的职务，于是得知，宗进庭是常委、副市长，审干归他管。这一情况，终于被证实了。他心中交织着希望与恐惧，顿时又一次有了将要昏过去的感觉，虚弱、发热、呼吸紧张，他控制着自己，还来得及向王校长说了一声再见，就赶忙走了出去，不得不把王校长丢在困惑之中。他在外面扶着墙坐了下去，那种特殊的毁灭的狂喜，产生一团温热的红色，吞没了他，随即陷入黑暗，他失去了知觉，在失去知觉前的瞬间，他明白，他就要完全像死一样了，但这一回能不能还会苏醒过来却不知道……

他终于是苏醒过来，没有死去。生命啊，是顽强的。他虚弱地走着，王校长的儿子追上了他，把钱塞在他的手上，说，我爸给你的。他看着那十元钱，心里说，我一定要报答王校长。当时，亭州一个普通职工的月工资是二十四元，能养活全家三、四口人，所以这十元钱使他一时成为富翁了。

他走在黄昏的亭州街头，想让自己好好吃一顿，以庆祝他对宗进庭的发现。但正逢自然灾害的年头（听说北方大旱，南方的粮食往北调动），物质匮乏，一只所谓高级饼要卖到一块钱。他满街走，最后在一个巷口看到有炕山芋的，他买了五个。山芋不值钱，一斤米换八斤山芋。炕山芋的人说，煤很贵，要到煤碳公司批条子，才能买到一点。亭州不产煤，要从北方运来。

那山芋他没有急着吃它们，他要找一个好地方慢慢享用。他走到亭州古城河边上，那里是旷野。对着宽阔河水，他坐下来，一边用山芋充饥，一边想着他的事情。他面对着了自己的一种心情，他已经明白无误是要同宗进庭打交道了，这使他又恐惧又厌恶，他的手都抖动了起来。

他又得在轮船码头过夜了，他占了一个长椅，躺了下去，但他想念着乔丽和孩子，他难道又一次这样到了亭州却不同妻子孩子见面吗？孩子已经快三岁了，他却还没有抱过一回，现在连孩子的样子也不知道，何等荒唐啊。在这样的夜晚，乔丽在那小巷里孤独凄凉，而他却不为人知地蜷缩在同一个城市的一个破长椅上，仅仅就因为他作茧自缚的那份协议书！不，不行，他一定要去看一看乔丽和孩子！他跳了起来，很急地走着。商店都关门了，他买不到可以带给孩子吃的东西，街头上就连炕山芋的也不见了。但也顾不得这些了，要紧的是能看到她们。他有好多话要对乔丽说，乔丽也一定在挂念着他等待着他……

他走到了那个巷口，乔丽小屋窗户里和敞开的门里映射出灯光，一下子温暖了他的心，好像他本来是冻僵着似的。他要走进那灯光里去，就像去和自己的另一半会合。

他一步步走近那迷人的灯光，心想，乔丽在做什么呢？当他站在可以看见里面的地方，把他颤栗的目光从那窗户里望进去时，他一眼望见了他想见到的乔丽，可是，还有一个男人！这幅景象，已经足以击倒他。他让自己镇静了一下，他看出那男人大约也是个医生，那人来到这里，乔丽略有些不自在，那大门不是开着的吗？他感到他不能指责乔丽，他们不是有了离婚协议的吗？而且他说过那是有效的！一切都看乔丽自己的选择了，他是多余的人……而且，一个长久单独的女人身边，怎会不出现一个男人呢……他自信只要他走进屋，那个医生就会有所明白，就会自动走开，可是他不能那样做，他不能那样给乔丽难堪……

他悄悄后退，离开了那个浅巷。他用整个心胸去迎着一种感受，悲哀，酸楚，无可奈何，还有一种隐秘的讥讽。他反复对自己说，是的是的，乔丽身边怎么可能不出现男人呢？于是，那种狂喜和温热又向他袭来，他让自己在路边躺了下去，很甘心地进入了那种死亡，心想这一回不必再醒来了……

但他终于还是醒来，他又回到了轮船码头。长椅已经被别人占有了，他看了睡在长椅上的流浪汉一眼，好像看着另外一个自己似的。他打算到别处去寻找安身之地，就在那时，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肩上，是警察，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人。

跟我们走，我们有地方让你过宿！

那天夜里，他被收容在水上派出所。小床倒是有一张，被子也还干净，只不过电灯一直地亮着而不给他关掉，他立即理解了这一点，并且很快也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被叫起来，送他上了轮船，票是让他自己买的，他被交给了船上的人，关照让他在何处下船。他意识到他的处境似乎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已经被注意上了。真是无理！他到亭州来，难道会妨碍治安吗？他的妻子孩子不是还在亭州吗？而且民政局并没有批准他离婚！可是，有什么可说的呢，你又跟谁去说呢，只要案子不从根本上解决，像这样遭受种种的无理，今后还有！

轮船一里一里把他往北乡送去……

[NextPage]

第八章 壮年（之一）

一

兰贞向他提出了疑问，说，老宗，你对当前运动的处理，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吗？他的心情一时无端失控，冲冲的反问了一句，是哪个中央的精神？中央的哪种精神？兰贞睁大了眼，屏住了气，吃惊于他的不满情绪、费解于他的突然激动和所用的尖锐言词，疑惑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他说，运动一开始，是批“三家村”，那是在五月，上面的指示就是“上挂下联斗黑帮”，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联了两个人，一个是科委的老郗，一个是东坝初中的校长，把他们宣布为“三反分子”，发动群众去揭发批判他们，说他们就是亭州的邓拓、吴晗。这两个人当然吃了哑吧亏，运动嘛，总是要找几个具体对象的，不是你，就是他。但现在看下来，远不是这样简单了，真是没有思想准备！

中央对运动的指导，确实前后有两套做法、或者所谓两条路线，就是说，中央内部并不统一。可是中央的分歧也不是我们能一下子就看得清楚的，这就又走弯路！市委分工我负责运动，我从地委开会回来，布署了全市运动的开展，精神当然来自地委，地委来自省委，省委来自中央。

亭州无大学，医校作为唯一的中专学校，是“最高学府”，所以我把它列为开展运动的第一个。我的计划是先医校，后一中、二中，然后是八所初中，最后是小学。这个计划是在常委会讨论通过的。按上级指示，运动是分类排队、审查教职员，如果高中三年级学生里面出现右派分子，也要揪出来批判斗争。我布署了医校的运动，把郁平和一个有变天思想的高三学生宣布逮捕。运动开头总是这样以典型引路。

郁平如果本来没有问题，我想找扎他，也找扎不住。逮他还是不逮他，是我可以决定的事情，这个问题在常委会上别人不曾、也不会有异议。事实证明，第一，这样做，对各学校确实起到了镇慑和引导的作用，第二，我选择郁平也没错，他一放出来，就跟反党学生弄到一块去了。他比学生胆还大，他要煽动学生打倒我。按照他的传单，我这个人就要撤党撤职。这样一来，市委前一阶段运动，就是我这个有问题的人领导的，这还得了？亭州市委不是像北京市委一样要加上一个“前”字了？

不管搞什么运动，都是“引蛇出洞”，文化大革命也不会例外。蛇出来了，就要及时地逮住，不要让他再缩到洞里去。他把那个传单一散，到外面躲了十几天，但我还是又把他逮到了。我让老刘组织工人阶级去批判他，这说服力还不强吗？我就是敢逮他，就是认为他的历史问题不能放过，也决不允许他这样的人在运动中浑水摸鱼。对这样的人，七分弄错，也不要紧，只要有三分是对的。

他的历史问题，我一直没有给他确定，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如果我有这个决心，他早枪毙好几年了，也就不会有他今天的传单。他公然把传单送到我的办公桌上来了，多么嚣张！对于他，运动后期一定要判十五徒刑。之所以不枪毙他，是因为他的历史问题，严格说来，还差那么一点点铁证！将来就让他在劳改中过一辈子吧。不管怎样，我不能在亭州这里枪毙一个老家的人。

各学校像史宏这样的学生，还有前一阶段已经暴露的教师，暂时不予逮捕。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揭发、认识他们的反党面目，并且让他们写检查。各学校都布置下去、都有成效了。只要名单在册、材料在手，运动后期一个都跑不掉！中央的具体指示早就有了，运动后期要划出一些右派分子来，大学生里面是百分之一，高中应届毕业生里面，个别的也要给戴上右派帽子，只有高二年级以下的基本不划，至于学生当中产生了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当然还要依法处理。这不就是这次运动的底吗？运动到最后，就应当是这么一个结果。我觉得对运动这样的理解、这样的指示是比较顺的。可是《十六条》……

兰贞问，那两个人呢？“三反分子”还算不算呢？

他说，那两个人的事暂时就理不到了，成了“死老虎”了，运动后期处理吧，无非是调动一下工作，“分子”算不算的，还要看运动后期是个什么情况。

兰贞又问，这次逮捕郁平，经过常委会讨论吗？他说，常委会通过了，是拘留，不是逮捕，反正是把他关起来。但杨书记还说关于郁平的历史问题，等这次运动过去之后，要再行复查……

兰贞脸上一阴。

是的，还复查什么呀。当时他对杨书记说，原定运动只有半年，再拖也不会超过明年春天，抓他有利于“收”。至于他的历史问题，我敢担保没有弄错，倒是有可能嫌宽大了一些。而杨书记认为上次已经逮捕过一回，接着再逮捕不太好，具体处理还是放到运动后期。

兰贞问，你怎么不照杨书记说的做呢？他说，到了常委会上，我忍不住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兰贞说，上回你逮捕他，哪里会想到学生来静坐市委？你认为你真的吃透中央精神了？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看这场运动？杨书记是不是另有看法？他是不是有点相信郁平的传单？你是不是……？

他说，我有我的想法。兰贞抓住他的手，说，你要告诉我。

他说，我告诉你，对这个运动，根本我就不理解！我感到莫名其妙！这跟我们从前经历过的太不一样了。现在我明白了，这次运动，很明确，是发动群众整干部的，世界上、历史上哪有这样的国家！我感到不能这样弄下去！对于在亭州领导这个运动，我不能不错，我正确不起来。我不能真的照着《十六条》、照着报纸社论去做。我认为全党全国各级党政所有干部，都跟我是一样的想法，我们骨里是铁板一块的！

兰贞睁大眼听他说下去。他说，《人民日报》说“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聂元梓的大字报就这么伟大吗？说北大校党委是“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一级党委，怎么成了“反动堡垒”？并且还“多年来一直盘踞”！即使当年的右派分子，即使一个凶恶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敢公然说这样的话呀！既然如此，说北大的那些领导人是潜伏下来的美蒋特务岂不更妙？但中央是吃什么饭的呢？还有，说“前北京市委贯穿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都是些什么话？前北京市委不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吗？不就在党中央身边吗？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党中央在说话，还是有人在分裂党？全党不知道，知道的只有报纸上电台上的一面之词！问题在于，运动确实是伟大领袖直接发动和领导，这就叫人难以理解了！

兰贞屏气凝神。他说，现在，一些人可以说自己“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我也可以这样说，但只要我能起作用，就不是什么“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而是要采取另一种做法。我不能发动群众来打倒我们自己。只有毛主席至高无上，他可以发动群众整任何一个人。我记得他在十年以前曾说，要用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说一万年以后还会有革命，要允许学生闹事、工人罢工、农民打扁担。除了他，谁还可以这样说？想不到现在果然这样做！好像过去我们怎样鼓动群众反对旧社会的，现在也要怎样鼓动群众反对我们自己，这真是“彻底革命”！这还过什么日子？一般群众有社会经验，特别有一九五七年的经验，不敢乱说乱动，看见一个普通党员，也毕恭毕敬，他就叫学生起来，鼓动他们“五敢”、大闹天宫，谁反对学生运动就不得了。可是学生才出世几天？他们以为得到“圣旨”了，就可以不怕。其实，不会有好结果！再说，用群众运动打下了江山，还能用群众运动治理天下吗？自古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

兰贞的手在微微发抖，说，小点声！他继续说，我记得他在64年12月有过一个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这样的批示，客观上对全党有一定教育作用，让大家不要脱离群众。但怎能真的就在党里分阶级、搞斗争！这不全乱了吗？你注意到了吗，“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说，这次开会吸收了“中央文革小组”参加，还吸收了北京高校师生参加。你说，这符合党章党规吗？这不是为所欲为、违背组织原则吗？假如换别的一个人这样做，其性质不是严重反党吗？

兰贞小声问，他是怕中央委员会通不过吗？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继续说，现在，给全国学生，还有什么“广大工农兵”，一种所谓的“民主”，就是反当权派。好吧，我们确实一直是当权的。那么当权派是不是公民？有没有“民主”权利呢？有，就是接受群众揭发、批判、斗争。这是怎么回事？单方面的民主不就是专政吗？过去我们斗地主、消灭反动派、对私改造，就是专政，难道可以对我们自己也这样做？这样下去，国家就要经常处在犯上作乱、无政府的状态，这还是正常的社会、正常的国家吗？这个民族还怎么过日子？所以我看，即使是“反修防修”，这条路也走不通，这个方法绝对不行！

可是他说，你们对无产阶级从来就不允许有平等，跟你们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些，都明确写在几个月之前的中央5月16日《通知》上。这个《通知》，只传达到县团级，你在外面可不能说这事（兰贞点头），两个多月以后有《十六条》，这是公开的。他像是站在一个普通而又简单的老百姓的立场上说话。这也许很可贵，但实际吗？自古以来，中国外国，有这样折腾自己的政党和国家的吗？你即使让最纯洁的青年来取代官员，有一天不也照样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吗？只怕变得还要快些，他们才受了几天党的教育！再说，哪有什么纯洁的青年？秦始皇治国也有他自以为是的出发点，但秦国的结果是什么？是二世而亡！

兰贞赶紧捂他的嘴，不让他说。停了一下，他继续说，五七年的重点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里的右派，现在呢，是自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到底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十年下来了，各级政权、机关、事业、大小工厂、公司、公社、农场，全民的，集体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在计划经济之中，到底有几个当权派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怎么走？走到什么程度了？党内怎么就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而学生又知道多少社会实际？比我们还知道吗？再说，赫鲁晓夫，南斯拉夫，全党有多少人亲自考察过？从《九评》上其实可以看出，人家也许是突破一些死框框，是搞一点调整，让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弄得太纯、限得太死。我们凭工作经验也有体会，在一些制度上确实需要活一些、松一些、退一些，但很难办到。

这个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基层，只能是“守土有责”，可能还要为党的利益“阳奉阴为”，软顶硬抗，叫这个“大革命”受阻、失败、或者扭转它的方向！总而言之是不理解，抵制、反对！乳臭未干的学生，读了几本书的哲学教师聂元梓，算什么东西？我们几个人已经跟驻亭州部队党委交换了意见，沟通了情况。部队几个领导人的观点，跟我们基本是一致的。我倒要看看，谁能动摇我们？我们加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地方，就代表国家！所谓国家政权，就是我们这些人，这是很具体的，不含糊的！但现在我们暂时要忍，准备忍受最不能忍受的事情！

兰贞说，你说的这些，对谁也不能漏出一点点来呀！我真怕有人偷听了以后加油添醋。他说，加不了，我这样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其实中央情况跟下面一样，多数人都不赞成这个运动。少奇同志讲话录音里就有这一句，说，“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听到这几句话，心里就很有数了，这等于告诉我们，中央里头分歧和疑惑很大，中央内部不统一，他本人也不同意，并且他也吃了“莫名其妙”的批评。我们再把报纸上天天说的那些强词夺理的话联起来一想，问题就更清楚了。

兰贞问，怎么清楚？他说，这个运动，上面要解决的，在《人民日报》上都暗示出来了。什么“赫鲁晓夫那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什么“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些不等于已经明说了吗？老百姓可能还将信将疑、糊里糊涂的不去深想，但县团级以上的我们这些人还听不明白吗？真是心跳都加快了多少，事情是闹大啦！报纸还说，“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这对全国，特别是全党，不是晴天霹雳吗？赫鲁晓夫上台以前是莫斯科市委书记，但北京市委书记在目前的中国，大约还不够资格做“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要有一个地位比他还高的人才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报纸上，这个人就进一步被暗示出来了，他在中央的地位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等于向全党全国半公开了。这个人，你说是谁？兰贞对他瞪大了眼，好像不敢回答，又好像真的很糊涂。他说，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他的名字了！

兰贞怕冷似的身子一抖，抓住他的臂膀，说，这太可怕了，到底是什么矛盾？他摸了一下脸，脸上好像麻麻木木的了。他说，矛盾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退”字，他就是主张“退”的。他不赞成过早实行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也不赞成对私改造的步子走得太快，六二年调整的时候，他提出，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我理解，他主张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对私改造之前的那个社会，而不主张清一色的、过高过广的公有化。他认为要让个体的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一定的发展，补资本主义这个阶段的课，把落后的生产力发展上来，把资本主义的本事学过来，这样在物质上精神上为走向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就我多年所知，虽然他有时显得比别人都左，但那是没有办法，不左不行，宁左勿右，至于他自己的主张，其实是在这里。这是很理性很清醒的，不是光凭着信仰办事。很多人对他的主张很拥护，他在干部里很有威信。

我心里也一直认为，建国以后应当发展中农以上的农村经济、让城市大大小小的私有工商业有一定发展和繁荣，客观上对新社会是有好处的。大的不说，就说这些剃头的、做烧饼、做豆腐的，还有各种手工业，你把他们也公有化起来做什么？这不硬是背起一个大包袱吗？这不是把社会弄得很不自然吗？从国家角度看，总有一天要放包袱、要回到比较自然的状态！比如开药店的，或者开饭店的，大大小小，人家自己开办得好好的，而且各有特色，有的有几十年几百年的传统，你叫他守法、让他纳税就是了，结果也把他的“私”给改造了，集中起来，成立公司，由我们委派干部去经营管理。既然到处公有化了，就需要大批干部，城市里就从职工当中提拔，农村里就从农民当中提拔，这些人就比人家品德好、能力强吗？我们负起了这样的责任，把什么都抓在我们手里，有事就找你，这是何苦呢？如果把为人民服务理解成包办一切，我们这样多的人口，那不成了神话、童话一样的国家了吗？我们包办得了吗？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领情，我们这样好心、这样辛苦，右派分子反而说我们是“党天下”！但如果不是这样普遍公有化，情况会好得多，人家各显神通繁荣经济，受你的管，交你的税，还说你好，什么“党天下”也无从说起。这样执政，才算正规，也跟世界合拍，而不是吃力不讨好！

不要以为公有化天生就好，私有化天生就不好，不是这回事。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有一个阶段是私有化取代公有化的，私有化对历史有大贡献，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化，按照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那是要有相当的条件的，要看资本主义是不是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我们是打江山夺取政权的，我们远远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实行了社会主义，这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我们十年以来社会主义的实践看，要专门说一说我们这个公有化的不好，真可以摆几十条出来，干部也不满，群众也不满。我们过早对私改造，过早把资本主义消灭了。其实呢，社会在客观上却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时期的发展，它还有很大的活力，所以它成了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每日每时到处都有，在那里“自发”。一个人能被活埋掉，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发展必经阶段，是活埋不掉的，它在地下喊着要出来。我们反问一句，社会主义怎么就不成为“自发势力”，而需要人去大力提倡的呢？如果社会主义成为自发势力，那就好了。

可是，现在弄得老百姓都知道，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则，是天大的罪。单干绝不允许，集体所有制只能是小型的单位，至于中等和中等以上的企业，不言而喻要国营或者地方国营。但往往集体所有制的就活一些、发展得好一些，有的发展得比国营的还大了，你要让他上升为国营，他心里还不一定乐意。国营的活力不如集体的，是个什么道理呢？可集体的工人都愿意上升成为国营，把自己越公有化越好，生老病死、子子孙孙依靠国家，捧一个铁饭碗，有关系的就捧一个金饭碗，什么都不用愁。把忧愁都给国家，把安逸都给自己，这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好吗？我看值得研究。从实际出发，也许还是要实行一个“退”字，至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有步骤地试行一个“退”字，国营的可以退到集体，集体的可以退到私有，农村可以包产到户，城镇可以让各种个体经营恢复。但这是动不得的，谁要想试一试，他就是触犯天条，事情变成这样非此即彼，绝对化了。

一个人当了工人，就以工人阶级一员自居，就想着自己属于领导阶级，要无条件的让他三分！这不是专门培养懒汉、败家子、投机分子、无赖、不负责任、无法无天的人吗？至少说，这样的人你很难治他，而他们每天每日在影响其他人的积极性。这种人其实是流氓无产者，是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做劳动模范太苦太累，做懒汉滑头不学也会，至于“造反”嘛，更是无师自通了！从经济的角度看，一名工人就是企业里某个岗位上的劳动者，做一天工，得一天报酬，做一年工，得一年工资，如此而已。可是谁做了工人，谁在政治上就成了活祖宗似的，这很不实事求是，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很多被动。用一个大概念套一大群人，用几个大概念，就把全社会的人都概括了，不是太简单了吗？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现象，我们目前的制度太好！群众是不是珍惜这个好呢？往往相反！马克思讥讽过“把无产者看做神”，他说过，在无产者身上已经完全丧失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这是批判资本主义罪恶一面的，但不正好指出了工人队伍的人员情况吗？我们要利用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但也有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任务，这样看工人阶级和一个具体的工人，才算全面。

说到人性，这其实是最基本的东西！什么是最基本、也最值得注意的人性？就是单个性和社会性，就是自私性和协作性，这两方面统一在每个正常人的身上，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什么是不同的阶级？不就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吗？所以就斗起来了，都想自己好，进一步的是想自己这个阶级好，都想上升，这就是自私；一个人，一个阶级，太自私了，就是不公，就会引起一定范围内的改良或者革命。实际上，打得天下的无产阶级成员，也就有利益分配的问题，为此巴黎公社还特地作了著名的规定，后来得到马克思和列宁在理论上的重视。就以你我来说，不也有了自己的利益吗？降你的级别、减你的工资，你愿意吗？人是社会一员，他得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在社会上的生存发展。所以人性就是动力，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永恒来源，你不能束缚人性，你要因势利导，视人性为生产力，最大限度、最高水平地发挥出来，利用起来。三座大山是恶的束缚，被我们推翻了；但善就不会成为束缚吗？善的束缚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善转为恶，遭人唾骂。农民不是最会说牢骚怪话吗？他们对我们好心好意的合作化、公社化不满，他们要做真正的农民，不要做公社社员。就是说，你好心好意把他们集体化起来，可是他们觉得你把他们限死了，认为是你的国家利益跟他们的个人利益有冲突。人性在控制不住自己时，有可能成为破坏力，这就需要警察、法庭、监狱。所以就连国家也是因人性而有的。列宁不是说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吗？说到底，也就是人性的产物。动物有动物性，它就没有产生国家这个东西。我这个人性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理论界一提到人性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好像马克思主义就不讲人性，这真是大错特错，但现在人的思想就是这样混乱，连高级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到处都有很多的混乱！

兰贞说，你上党校时，确实是认真听课的呢。他说，地委党校有个钱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好，一讲起来就头头是道，我讲的这些，是从他那里贩来的，但经过了我的消化、接受。

他继续说，在农村，农民的土地证还没有在心口捂热，小生产的积极性正准备发挥，就叫他们交土地证，入社。从合作社员，很快成了公社社员，天天只有上工下工、在大田里劳动，怎么种地、怎么经营，都成了农村各级干部的事情，而不是农民可以考虑的，农民成了单纯的劳动力，他们作为一个农民的能力、活力闲起来了，甚至在退化，这叫做社会主义大农业。这样大的国家，总是要求抓好粮食生产。为了粮食问题，用户口把农民限死在农村，这不公平！农民当中多少人就被埋没了！虽然农业形势总的还是好的，对国家贡献很大，农田基本建设，大中小型水利，农业科枝推广，都有进步，城市也经常“支农”，也从农村户口的退伍军人中招工，但整体上说，农民不能进城，土地归集体所有，四处堵死，这样的日子并不美妙。所以也有人说，合作化以后的农民，是社会主义农奴，真难听，但其中有道理！

旧社会的农民社会地位也低，但他还能跑到外面去做工、做小生意、捡垃圾，甚至有发大财、做大事的机会，现在就不行，连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他永远只能是个农民。当然，一个农民在外面挨了资本家打手的鞭子、或者做工累死了，那也不好。但我们新社会也不能这样把农民关死在农村里呀，你说是让他们共同富裕，但你这样做，太包办代替了，他们不领情！而一个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的经济好丑，全在于那里的干部好不好、能干不能干。这两级干部本人也是农民，并且他这个农民不见得比别的农民优秀，多数的有了权就不得了，“农民伯伯”就在他们手下过日子，说不定家里老婆也不能自保。不是没有弄得好的生产队，但那总数至多只占百分之十。农民们就想，我单干可能要好一点，什么时候让我有自由就好了。也就是说，农民想真正成为农民！所以在农村一直有农民想单干、想自由，只要有一点头脑、有一点活力的，都会这样想，这就被叫做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毛主席最痛恨党内有人代表这种倾向，他认为只有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政社合一的形式下，中国农民才有幸福生活。经过调整、统一，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算是讲了一点实际，但其实对于农民来说，你让他单干、让他自由，他才最有积极性。

大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面对中国的实际，怎样实现大农业？毛主席认为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资本主义大农业走不通，会让多数农民受二茬罪、吃二遍苦、回到万恶的旧社会，中国一定要实行社会主义大农业。党内有争论，但毛主席的意见最终获胜。有一个叫李准的作家，写了一篇小说，叫做《不能走那条路》，就是说农民不能走单干的路，要走集体化的路，观点适合，写得及时，就这样出了名。这个作家后来又写了电影《李双双》，提倡集体主义精神，以此教育农民克服小私有思想，其实，这正好说明了一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一百部、一千部这样的电影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现在问题是集体所有制把亿万农民限死了，生产力受束缚。农田是并到一起了，大是大了，也取得了一些农田基本建设的进步，但美国是一个农民养活好多人，而我们是好多农民养活一个人，至今我们是农村人口占多数。这样看来，我们的大农业，只是在形式上大，还不是真正的大。你说我们这样坚持下去会真正大起来的，大家都学习李双双，就会真正大起来，但这实际吗？如果这是实际，就不要有这个电影了。严峻的实际是集体经济难以坚持下去，需要解放农民、解放生产力。依我看，某种意义上说，确实需要回头走一点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不能走那条路”，而是一定要走那条路！只不过要把弯子转得自然一些，不是一哄而散，不是回到旧社会一盘散沙的情况上去，这些在我们的坚强领导下是能够做到的。

中外古今，天下总是有穷人！人与人不一样。人首先就是他本人、他这一个。你穷，我不应当跟在你后面穷。即使弟兄二人也不应当这样。哪有一个班上的学生成绩都一样的？没有这回事，永远也没有！还没听说让学生的学习也提倡社会主义、大办合作化的，有哪个学生愿意？怎样行得通？提倡一点互相帮助是可以的，捆绑一起就不对了。十个指头有长短，总是有好有丑。孩子生来就有聪明的，有不怎么聪明的，还有怎么也不开智的，要不然个个都成科学家了？科学家是极少数的人，是宝塔尖子上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很人性，也很深刻。但农民在“三级所有”之下，这人与那人，这家跟那家，都被看得一个样，都要求一个样，好像跟一麻袋山芋胡萝卜一样无须区别。你家有个猪圈，养了一个猪，我家也有一个猪圈，也养了一个猪，这不要紧，但如果我家养了三头猪，或者养了一个能下小猪卖钱的婆子猪，问题就来了，就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了，就有遭议论、遭打击的危险了。这还有什么积极性？还怎么发展生产力、怎么让经济得到繁荣？说养猪，还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总之这“三级所有”很容易就这样走到极端上去，把农民的聪明才干，把人的积极性，也把人的自由，给束缚住、限制住了，农民、农村、农业都被管死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一起绑死。

天下哪有学校叫学生不要升级，都跟着留级生一起留级的？这样的善，就是违背人性，就是残酷的。可是我们对这么大的农村、这么多的农村人口、这么重要的农业，就这样做！岂不是欲速不达、倒行逆施、善转为恶？但学生的事情比较简单，一目了然，而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不容易看得清楚！真正的社会主义需要社会生产力相当的发达，需要人有很高的觉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一定要以资本主义的发达为前提，这已经被革命的胜利所证明，而这样取得胜利之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就面临生产力和社会状况不发达的难题了，就要从实际出发了，光记得列宁在十月革命年代的几句话是不够的，光有坚定的信仰是不够的，还要从实际出发，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

兰贞听了不作声，呼吸气都重了起来。他说，我告诉你，主张适当地“退”一“退”的人，在中央不止一个两个，他们都认为不论工业、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总之，这个意思就比较实事求是！将来的弯子一定还是要从这里转。

“合”就好，“分”就不好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农民说，合牛瘦，合船漏，合养的猪子不长肉。这不就是说“合”不如“分”吗？至少总是一种道理、一种普遍性的事实！农村里一个大队支部书记、甚至一个生产队长，有时就是当地一个土皇帝。他希望把全体农民管得越死越好，都听他一个人的，让他成了唯一的主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实际上比从前一个地主土豪还威风。你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社会主义”吗？不是的！农村里有了什么好处，比如国家招工，部队招兵，当地招收民办教师，等等，这些利益哪里分配到普通农民头上？还不是被农村里的大小干部瓜分了？我不也打电话到那边为农村亲属谋取过好处吗？目的就是让他们能脱离那沉重的体力劳动，能在农村的环境里活得好一点，成为乡村里的“特殊阶层”。但农民不骂吗？骂得可凶呢，只是你我听不到，听到了也装着没听到。社会主义是最讲平等的，结果却成了这样的不平等，真是始料不及吧？资本主义钱狠，社会主义权狠。既然问题出在权力上，于是就不断地整干部，另外也要求群众爱集体、不要想单干。这两方面加起来，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叫做思想政治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但回头一想，何苦要这样费劲呢？解开绳索，各奔前程，不是省事多吗？主义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解决问题，以至于问题更大，就要改进，乃至就要改变、就要修正。还不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过去是反动的，现在用得上。

先把农民解放出来，让农民自由！比如一个农民是瘸子，又无独特知识和手艺，他在生产队里永远不能算是大劳力，只能拿二、三等的工分，他这个生产力，他的所有潜力，就给束缚住了，但其实他说不定是某一方面的一个天才，他有创造亿万财富的可能性，有为国争光的可能性。再说农村里比较好的生产力，过日子认真、会种田、会做点生意、懂得把孩子送出去上学的人，往往是中农，他是更加被束缚住了。中农当队长，生产队就搞得好一些，他们比较踏实、会当家，但我们的阶级路线是强调依靠贫下中农的，好像一个人越穷就越可靠、越能干，是“无产者神”，所以没有哪个敢提出生产队让中农以上的人当家。其实，只要一看就知道，虽然都是集体的社员，门口菜地弄得井井有条，里里外外又清洁又有兴旺气象的，一定本来是中农或富裕中农人家。至于富农，也是会搞经济的，但他们在过去的运动中已经被打垮，又一直受着管制，没有任何积极性了，一般过得比贫下中农还差，富农这个生产力实际上遭到了摧残、摧毁。

可以说，我们做着不少束缚生产力的事情，能干的、不能干的，都不想让自己能干，无法让自己能干，无所作为。我们总是教育农民怎样做一个好社员，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让他们关心和管理好自己“三级所有”的集体，共同富裕起来。但不论你怎么好心的去弄，总的情况是，一百个生产队，只有十个能搞得较好些，百分之九十都搞不好、很难富起来。百分之九十，这是个什么数字啊！假如我们顺着人性的情况，顺着落后的实际，让人自己发展，让有办法的人起带头作用，不是自然得多、省事省力吗？至今观世音菩萨也没有能叫天下没有穷人！

老是讲消灭“三大差别”，讲消灭贫富不均，弄得好像越是在农村越是光荣伟大，越是从事体力劳动越是值得尊敬，家里越穷越是政治可靠，这很值得研究，这还怎么消灭“三大差别”？到底从哪一头来消灭“三大差别”？应当是从城市的、工人的、脑力劳动的这头，来消灭农村的、农民的、体力劳动的这头，而不是相反。这个道理太明白了，可是做起来相反！贫与富也是这样，消灭的结果应当是大家都富以至更富，而不是相反，让大家都穷以至更穷。其实，不管什么差别，人与人不同这个根本的差别永远消灭不了，想消灭这种根本的差别，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残暴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能做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这就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一个社会如果能尽可能让个人有自由的发展，这个社会就是好的，生产力相对地就能充分发挥出来，那么对照一下，现在我们做得怎样？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种东西，个人被吞没、被限死在集体里，你让农民有什么自由发展可言？这就是束缚生产力！

有一百个人，每个人给他一百元，让他们自己谋生，其中必有几个人能凭这一百元活下去并且还能发家，也必有人两天就把钱花光了，多数人都想把一百元渐渐变成一万元或更多，但终归不能个个成功。这就是人的现实。人的能力不同，决不是一模一样。你如果把一百个人集中起来，把他们的钱也集中起来，让他们作为集体去谋生、过日子、求发展，这问题就复杂了，极有可能你操死了心，也无法把他们这个集体弄好，人心不齐嘛。还不如大家分开，其中两天就会把钱花光的人也许会饿死，也许会犯法，但那少数人会弄出大局面，那多数人也会跟着有所上升。应当把我们的社会往这个方向上发展，这个是绝对可靠的，而且不要你去费事。打江山要代表穷人，照顾到富人，坐江山要反过来：代表富人，照顾到穷人。革命的时候讲穷光荣，建设的时候就要讲富光荣。人就是希望自己富，不希望自己穷，我们不能连这个社会人性也不承认。守着一个死框框是不行的，如果我说得不错，那么就要改变所有的政策，从根子上改！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修正主义！

二

兰贞倒抽一口冷气，猛地抱紧了他。他说，你不要怕，我说的是真理，我是躲在家里跟你说的。党内一直有不同意见，但好像渐渐不敢发表个人看法。总的问题其实不在于“走资”，而恰恰在于“走社”。不是嫌右了，而是嫌左了。但还是怕人要“走资”，还是强调反右，认为只有“走资”、只有右才是问题。其实一切都弄反了。所谓社会主义，按列宁的说法，还是做资本的文章，只不过是由国家来做。把资本家赎买了，由国家来做一个总的资本家。我看由国家做总的资本家，还不如由资本家做资本家，而国家做国家的事情。世界上资本主义目前还是统治的势力，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虽然早就说它到了垂死的阶段，但这是一个历史大概念，实际上寿命还长着呢，毛主席也说过要跟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就比较通，我们跟世界就不是紧张对立的，而是可以沟通的了。

新民主主义在建国初期行了几年，其中有国家没收官僚资本后形成的社会主义成份，居于领导地位，也有城市资本主义成份和农村个体经济成份。后来认为不能让资本主义发展，而且要对私改造。现在，十多年过来了，暂不去说世界发展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些人对那些不太了解，我们仅就我们本身来看，也可以看出存在着阻碍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是让我们回过头来从根子上去找原因，到底是我们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结束得早了一些呢，还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需要往回退一点？但我们忌讳谈这个。我们不断地搞政治思想运动，一味强调反资本主义，还说要支持世界革命，这样下去恐怕不行。我看，既然说资本主义不好，既然现在的社会主义也有问题，那么还是过去的新民主主义最适合我们，那就是一个最切实的道路，相对而言，能让每个人有自由的发展，也能跟世界有更多共同性的东西。

兰贞听着，看样子并不都能理解，她确实从来没有听他这样宏论过，而他也好像忽然有了什么灵感似的，无限地发挥了起来，许多观点平时也没有明确形成，而这时却如泉水一样自动涌现，连自己都吃惊、都没有准备似的。

他继续说，一九五三年的时候，他老人家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说是“确立”不起来的，今天“立”了，明天就不“确”了，所以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间是十五到二十年。可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九五六年就建立起来了，真是快马加鞭。党内一直有人“反冒进”，说走快了走快了，而毛主席则批评说不要做小脚女人、不要泼冷水。你看，针锋相对！那几年呀，今天才互助组，明天就合作化，今天才合作化，明天就高级社，接着就是对私改造，消灭资产阶级，一直到公社化、大跃进、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民大炼钢铁、粮食高产万斤、城乡大办公共食堂！日夜忙，恨不得不睡觉，群众也热情高涨，好像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那时全党发热，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说了许多过头话。临了呢，其实是失败了，要调整。一个美丽的童话，一个不能实现的神话，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信仰和实际谁更厉害？还是实际厉害。

压缩、降温、调整。虽然提出反“左”倾，但还要看主流、看成绩、爱护积极性，要不然有个帽子要你戴，叫做右倾机会主义！那时全国饿死的人，数字可能很大！亭州农场也饿死四十六人，我也有了责任，因为农场是我一手办的。办农场那时是为了安置城里下放人员，就是执行调整的方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这些人留在城里也是个死，到农场有活的可能！亭州城里饿死的人其实更多，浮肿病，青紫病，说死就死，走着路就一头栽下来，都是饿出来的；但城里人每月还有一两油、二两肉、二十四斤供应粮，八斤山芋算一斤米！这几年调整，才好了几天，又闹啥“文化大革命”！真不知道搞什么鬼！

兰贞急忙又捂住他的嘴，小点声，你小点声！她低声说，我也记得一些过头话的，已经浮夸到亩产一万斤了，还要求土地再深翻、再多打些，说再过几年就只要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了，说超过英国只要二年三年，超过美国只要七年八年就行了，还说在座的都能看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他看着兰贞，问，这些话是谁说的？你怎么记得的？兰贞说，我记不得谁说的了，反正开会传达过的，报纸也登过的，我当时也特别兴奋，到现在印象还深。

他说，那时全党都热情高涨，那时不说过头话就跟不上，比这些话还要过头的话也有。不仅是党的领导干部浮夸，画家、作家、人民也浮夸，什么“划着花生壳儿过长江”，什么“打的粮食堆上天，就着太阳吸袋烟”。浮夸的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有认识了，都不提了。但是，如果五二年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哪里还会有五六年的对私改造、五八年的浮夸风呢？根子在这里！

停了一下，他又说，土地改革以后，让新民主主义“确立”二十年、五十年或者更长时间，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有些地方真是穷得全家人合穿一条裤子、合用一个饭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在经济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前提是资本主义发达到在自身之内再也无可发展了。“十月革命”是在经济落后国家胜利的，打破了这个原理。但取得政权以后怎么在经济上赶上去呢？这就必然成了大问题，就不是暴力所能解决的了。总要下得马来调查研究，采取一些适合的经济政策。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如何既要现代化，又要社会主义呢？中国的这个“确立新民主主义”，就是一条比较实际的路、过渡的路、第三条路，是个创造。

兰贞睁大了眼。

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大量地经常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我寻思，这不正是说出了一种基本事实吗？说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普遍性永恒性，你不重视它，你就不行。谁不想发财啊？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如果要搞社会主义，何不搞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

中国革命之所以爆发和胜利，因为三座大山堵死了这种积极性，遭到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多数人的痛恨，《毛选》开头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描绘了这种积极性全被堵死的状况，所以革命的爆发才是不可避免的，正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推翻了三座大山之后呢，人们这种自然的历史的积极性就有理由要发挥出来，其结果就是社会经济的繁荣，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天赐良机。但过早的、清一色的和过头的公有制，就不符合这种历史要求，阻碍经济繁荣，是无产阶级左派幼稚病的表现，这就丧失了良机。不错，我们发展得是快的，也许全世界数一数二，真是迅速改变了国家面貌，但也许我们本来还可以再快几倍，如果能避免刚说到的不合理的东西，如果能更合理一些。

列宁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无法独立自主，要么拥护资本，要么拥护劳动，绝无当中道路可走。那么，我们要问，如果是在落后的农业国里呢？是不是需要让小资产阶级，以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个大的发展？给这个社会提供一个厚实些的基础。我认为这是必然的，是符合列宁的逻辑的。这首先是眼睛看得见的实际问题，然后才是理论上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农业上应当鼓励发展中农以上的经济，工商界应当恢复“林家铺子”，恢复《子夜》里的那些人物，当然，也要帮助祥林嫂、阿Q、润土、骆驼祥子这些人，我们领导的社会跟旧社会还是不同的嘛。本来我们应当守住“新民主主义”，并且坚决地“确立”起来。那时这个文章是好做的，现在如果回头做，就难了！

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我们所处的中国这个现时社会，你听了不要泄气，只能是初级而又初级的阶段，你不承认不行，事实就是如此。你看这个亭州市，地处苏中，在全国也不算穷，解放前就是方圆百里的商业小城，但解放十七年了，到今天连自来水还正在破土动工，电灯也不普及，全市只有市委一辆小汽车，还是上面分配来的一辆旧车，市委书记市长到地区开会才用，一到晚上，亭州基本上一片黑暗，这算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上是的了，可实际上差得还远。

这就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矛盾。其实是过去实行对私改造过头了，现在应当倒过来实行对公改造，把一些东西改回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从根子上权衡一切、调整一切，恢复不同的经济成份，使之处在互为促进互相有利的比例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清一色公有化是弄不下去的，要大踏步地“退”、“退”、“退”，直到“退够”，要我说真心话，我理解和拥护这条路线，但这并不等于我改变了社会主义信仰。

这些话，很容易被视为主张资本主义，其实不是，也不是我发明的。这方面的争论，说是涉及主义、道路、党的存亡这些大问题。我如果公开说我赞成这种主张，我就要被打成党内的一个“右派分子”。这次《十六条》就好像拿着这个帽子，准备在我们这些人里找这样的对象。进入六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论战更加激烈，这方面的分歧是很大的。到底谁对谁错？谁是马克思主义、谁是机会主义？问题出在修正主义，还是出在教条主义？还是应当把二者加以调和？其实把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加以研究解决，就是最实际的事情，何必说许多空话？问题不一定非此即彼，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有折中的、中间的道路可走。

兰贞崇敬地、轻声问他，你是先知先觉吗？他说，要说先知先觉，“确立新民主主义”就算得上，这“确立”二字用得多好！不过，正确同时就可能是不幸。在一开始，多数人往往把真理看作谬误，只知道教条而不知道从实际出发，可能还要加害于提出真理的人，群起而攻之，就是报纸上说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不是盲目、盲从、愚昧吗？

兰贞害怕地说，我们级别不够，我们不考虑那些大问题，让上面去考虑、去争论吧，我们既不当“左派”，也不当“右派”，我们不说话，到最后再看。

他说，是的，我们没有资格考虑这些大问题，但上面的斗争，总的还是能听到一点的。比如毛主席以前说，“想翻案的人不少，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还说，“党内有人听说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就舒服得很，说赫鲁晓夫是对的，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你看，从大约十年前的这些话，透露出上层内部的斗争一直有多么激烈？证明我们平时偶尔从窃窃私语中听到的一些东西不是空穴来风。我一直暗中捉摸体会这些话，猜测中央内部分歧的情况，只不过从来不对人说。现在矛盾这样公开，《炮打司令部》也出来了，等于公开宣布在党中央里另有一个司令部。这是真的吗？简直惊天动地！

兰贞紧张地抱住了他。他说，我记得在反高岗饶漱石的时候，老人家就说过这话，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现在又说这话了，问题还小得下来吗？全党没有疑问的权利！只有相信老人家，跟着老人家走。而老人家这回是走了极端，情况好像倒是他被压抑好久，现在起来写大字报“造反”，豁出来了。全党一边服从着，一边也就疑惑着，真有必要这样做吗？问题到底在哪里、应当怎么解决？要全党的干部像大中学生这样闻风而动，怎么可能呢？干部的头脑总要冷静一点复杂一点，我们是能体会和猜测到分歧的一些来龙去脉的。

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大中学生的多数、甚至全体，是一点儿、半点儿也不懂的，他们单纯、无知、狂热，是最幼稚的“左派”，而少数早熟青年，是有个人野心，梦想“造反做官”，接我们的班、夺我们的权，他们是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青年在思想上容易信仰教条主义的、极端的东西，喜欢夸大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复辟呀、苏联变修啊这些可怕的事情，好像他们去考察过的一样，好像只有他们才为红色江山的前途命运担忧，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只是跟在《九评》后面起哄，少数人是窥测方向，耸人听闻，用大谈这个做为资本起家，是一种政治投机。

南斯拉夫、苏联人民都是傻瓜吗？不是说不干涉内政吗？不是说国家民族的命运只能由那个国家民族自己决定吗？如果人家果真变成什么样了，那也自有人家的道理。对于人民而言，是一样过日子，说不定还过得好些。教师里面有很坏的家伙，有潜在的老反革命、右派分子，他们想利用我们党内的矛盾斗争，利用这个特殊的运动，在背后煽动学生，唯恐天下不乱，希望看到共产党搞糟，有个别人已经向我承认和检讨，表示要立功赎罪了！

这些，我们在常委会上，在常委私人之间，是不好随便议论的，各人自己心里去分析形势。上层内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下层怎么办？《通知》和《十六条》上批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接连三个“很不”，说明着大多数，也说明着毛主席对于党内的思想情况很清楚，但他要用学生来推动、改变这种情况，使我们能转变三个“很不”。《十六条》上说，要使群众、使年青一代，得到锻炼。我们各层各级呢，做年轻一代的活靶子！

正常的工作、经济建设，都没法管了！也只有学生，还有一些青年工人，才会感到莫大的兴奋，像吃了什么兴奋剂一样。他们想不到毛主席能这样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甚至还找出毛主席青年时代的一句话来鼓舞自己，叫做“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人民者，我们的人民。我们不问，谁问？我们不管，谁管？我们不干，谁干？”乖乖，哪百年哪千年有过这样大的“自由，民主”啊！简直给了特殊政治待遇似的！

闹市委的时候，许多家长要把孩子拉回去，他们根本不相信天下真会有这种“自由、民主”，他们是知道有“反右派”、“秋后算账”这么回事的。确实，一些人到时哭也来不及！《通知》和《十六条》当然没有说算账的事，但我们作为具体的各级政权，对这个帐不算不行。一定要狠狠算，以后才没人敢乱来。

让他们来闹这么大的“革命”，他们能闹出什么来？又能讨到什么好？这根本就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对群众不负责任。古代把我们称为“牧民者”，把群众比作羊群。那么羊群的实惠是什么？是绿色的草原、清清的河水、安静的日子，而不是被驱赶着奔啊奔，奔向美丽的海市蜃楼，那其实是一滴水一棵草都没有的沙漠、戈壁！

兰贞敬佩地看了他一眼，听他说下去。他说，谁都无限崇拜他老人家。但回顾起来，对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面确实有过很原则的分歧。至少县团以上的人都知道，十年前有个“八大”的《决议》，我昨天在办公室特地把原文找出来细细看，我刚才说那么多，其实都没有离开党的这个决议所提出的问题。有一段最为经典，我一字一字背得出来：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你看，十年前的一九五六年就这样说了。真正是经典啊。先用了两个“已经是”，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什么，其中最关键的是指出“落后的农业国”这样的现实，你想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就应当考虑与此相适应的途径，而不是不切实际、操之过急。但这是从远处、从几年前说来的，其中意思隐含不露。接下来一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这就把前面两句话并成了这样一句高度概括的话，拉到一九五六年的当前来说，“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这其实是在说，假如我国尚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呢？那么，几年之前的“这一矛盾”，在那时，本来是有另外的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就是“确立新民主主义”，只可惜没有那样做，而发生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情况”。至此，就对这种“情况”在理论上做了一个不总结的总结，作了不清算的清算，作了不回答的回答，也作了不是伏笔的伏笔。但没有停留在这种总结、清算、回答和伏笔上，而是顾全大局，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现实出发，委曲求全来想办法，这办法就是努力发展生产力！“落后的生产力”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先进的制度”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而已，实际上不言而喻在说：既然生产力这么落后，你制度这么“先进”，不是太超前了吗？既然超前，还“先进”什么呢？但事情已经做了，又不能不说“先进”，所以就把现实的主要的矛盾，概括为“先进的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不言而喻，面对这一主要矛盾，就应当把制度“退”下来，但没有说“退”，不好这样说，只好强调问题的另一面：发展生产力，抓生产力才是我们的主要工作，而不是相反地来做所谓巩固制度的事情，比如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道路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党内斗争，等等！

你看，多么强有力的逻辑，多么外柔内刚，多么清醒，又是多么高度概括，指出了正确方向，也指出了正确道路，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绕了大圈子，坚持了真理，而又不伤和气，真是了不起，真是费了苦心，多么高的政治水平、语言水平！从根子上来说，主张确实不同！但也不是不可调和的，因为都是要把国家搞好嘛。“八大”这个《决议》本身，我认为就已经是党内协商的产物，特别这段话，何止千锤百炼！全党要真正能在这个基础上统一到现在就好了。

兰贞说，好像是你分析的这么回事。他说，确实就是这么回事！老人家当时也没反对，可能还很欣赏，但后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就说：“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这个提法是不对的。于是他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他这样提，客观上是东欧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还有西方的反共高潮，使他重新考虑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也不是说毛主席就不关心搞建设，只是这一改就把务实放到了第二位，把务虚放到了第一位，或者说是要用务虚领导务实。

到现在已经十年，在主要矛盾的提法上谁也不敢再改回去。“八大”以后，“九大”到现在也不召开，就是说，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一边搞建设，一边就要记着那个“虚”的东西，防着不要犯“走资本主义”的错误。

老是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好像计划经济就是好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坏的，就是资本主义，几乎要完全拒绝市场，在理论上不通，在实践上不可行！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内涵被弄得很混乱、很狭窄。老是有“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矛盾。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批判“合二而一”，批判坏电影坏小说坏戏剧。批个不停，这也不行，那也不是，弄得手脚放不开，大家神经紧张，既好像清楚，又觉得糊涂，一切僵化了。务虚就这样完全妨碍了务实。

人们越来越觉得应该把脑筋把力气用在按照“八大”《决议》的指引，搞好经济建设上！一边搞建设，一边必然还要对所谓“先进制度”做些调整，也就是“退”。

可是六一、六二年以来天天强调阶级斗争。其实地主资产阶级不是早就被剥夺或者赎买了生产资料吗？他们不成其为剥削阶级了。后来又提出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么说，是斗争对象转移到共产党内来了，或者共产党里产生新的地主资产阶级了？去年社教《二十三条》提出了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党内有《通知》，党外有《十六条》，还是说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斗争就这样真的斗到党内来了，绝不是说说而已的。这其实是把正确的“退”字方针，当成反动的东西来斗。党内推不动，就请党外的学生来。

按照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学生运动是历史进步的先锋。但难道要在党内划分阶级吗？怎么划呢？难以理解，也很难办！除了搞运动整干部，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关系老是紧张，但国家的各项工作又要靠干部做。林彪用他的军事术语加油添醋说思想战线永远不停火！你说，这日子怎么过？井岗山、延安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套，巴黎公社绝对平均主义的一套，当时是令人感动，一时产生很大力量，但不能照搬到正常社会中来，不能靠那种方法、照那种样子，来要求和建设这么大的国家、管这么多的人口。首先在党内就通不过。要真的照中央5月中旬批转下来的《五•七指示》过日子，谁都会感到太紧张、太刻板、没意思。那是半军事化的社会，只能用于一时，不能用于长久。我就不愿意过那种生活！

老人家已经七十三岁，他在的时候要统一于他的认识，他认为只有他是对的，他想得最远、最周到，别人都跟不上。但“万岁”之后呢？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老人家会老是像照片上那个样子到永远似的，让人感到心里踏实。就好比一个人家，老父亲这棵大树不倒，就是全家人的幸福。但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要说世界上了，即使小小亭州医院里，也每天都有死人。可是我们往往就不去考虑，好像我们自己也会永远活下去、不会有那样的一天，其实每个人都有那一天。

老人家老是担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在《九评》中提出了接班人五条标准。他老是在想，如果他眼睛一闭，共产党打来的天下，是否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天下？共产党会不会起什么演变？他成天在想这个，也不能说不该想这个，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他强调得太过份了。再说，党内不能这样斗下去。但现在看来，这个斗争已经公开化、社会化了，不斗出一个结果来，就不会结束，党内党外混战一场！

我现在看不出这场混战能解决他多年考虑的“反修防修”问题。这是在表面正确的口号下，维护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错就错在没有坚持“八大”决议的方向。他怕的就是“接班人”以后改变了他的“社会主义”，怕的就是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还有匈牙利事件、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复辟这些事情。

他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一九六五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讲了中央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总是这样怕人。但我们一般人听到这些话也很难往深处想。现在他下了大决心，要创造一种革命的新阶段。

但是，一切其实还是“八大”所反映的老问题，我们面对的，其实是要“退”一“退”的问题。多年以来，问题不在于出了修正主义，而在于出了教条主义，当然，也不是不要反对修正主义。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矛盾不到过程完结是不会结束的。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多长的过程，又将是如何结束呢？你能想像吗？

他以前说过，不怕几十万群众上街，蒋介石就是我们发动群众把他斗垮的。现在，真的这样闹起“大革命”来了，发动群众进攻各级党组织，说是“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还要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那么，这两个方面加起来，从干部到群众，不是人人都要扒层皮吗？我看，这将会成为最大的现实问题。运动才开展四个月，这不都看到了吗？你斗我，我斗你，而学生很敏感，《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那里给学生打气，矛头指到各级干部头上，叫做“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

我们决不能被这样牵着鼻子走、不能任其泛滥啊！到最后，我看一切就要倒过来了，由我们跟他们算账，要查一查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大中小学教师，还有各行各业的人员，看看他们在运动中的表现如何，哪些人可以划为新的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运动就会这样轮流地斗争下来，达到“大团圆”。

无论从哪方面看，总的来说，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这些青年人，而不是我们。我们已经冷眼看出了他们的结局，他们呢，还正在起劲、正在像肥皂泡一样膨胀，终将破灭！从现在开始，正常的日子已经过不成了，中学生没有大学上，大学生误了学业、误了分配、误了恋爱和结婚。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过去，到他们要考虑切身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没劲了，到时有一天他们也会说，不闹了，停止吧，让我们上学、让我们工作、让我们谈对象忙结婚吧！到大家都感到过不下去的时候，运动也就结束，再也不想他斗你、你斗他、斗争不止了。事情就将这样，从正面走向反面，肯定的走向否定，否定的走向肯定。我心里真有这个预感、有这种预见。天才人人都有一点，我这番话就算是个小聪明吧！

兰贞轻轻抱紧他的腰。他说，我也许永远都不能看得清，即使我看清了也不能起什么作用，我的地位只不过是县团级。虽然我有些思考，但我受的也是毛泽东思想教育。他老人家不是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吗？我先要充分了解“实事”，然后还要去“求是”。最好是到苏联，到南斯拉夫，到欧洲，到美国，到全世界，跑一跑、看一看，也把我们全中国跑一跑、看一看，然后想一想。我是有这个心愿，有这个精力的，我才四十五岁嘛。但现在这样叫学生造反，叫自己的天下大乱，怎样去“实事求是”呢？现在我们只有跟着运动走，走到哪算到哪。

现在我们市委，就像“维持会”一样，维持住一方的太平，不要让我们管着的这一小块地方乱得不可收拾，就是对国家的负责，也是对他老人家的负责。我怎能放手发动群众来反对我们自己？我要放手发动群众来和这个运动做斗争。我们这是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全国的党委都让运动就这样顺当发展，让这些“假左派、真右派”得了势，那不是完了吗？矛盾总有两面，不可能把我们这一面取消掉，对这个运动，我们不能无所作为。我们是基层政权的实际工作者，我们天天面对的是很具体的社会实际，不能天真，不能麻痹大意，不能头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匈牙利事件不就是教训吗？事情过去才十年呢！

兰贞不由得抓住他的臂膀，说，你这些话永远不要对别的人说。他默默搂住兰贞的腰，把头点点。

他问，儿子睡了吗？兰贞说，还在练字，老先生要求他的，早晚练字，白天作画。他听了不则声。儿子二十岁，高中三年级，本来应当上大学去，但文化大革命来了，中央决定高校推迟半年招生，发表了《社论》，说要“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但怎么改革也没说具体。北京“女一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入学制度，北京“四中”全体师生响应这个革命倡议，认为高中毕业生要先到工农兵当中去锻炼，取得工农兵给予的“毕业证书”。还有上海六十一中的、长沙一中的高三毕业班学生控诉旧的升学制度，要求取消高考，好像都发了疯。高考这就停下来了，全国大中学校师生都投入了文化大革命。

从六月算起，运动已经有了四个月，一切都超乎原来的想像，再有两个月又将如何？能结束吗？一旦结束，这些高中毕业生怎么办？怎样组织他们到工农兵当中去？大学怎样招生？教育怎样改革？这些都得等待中央的指示。但毛主席正在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小将，运动方兴未艾，高考这件具体事情看来有遥遥无期之势了，而学生们也正在兴头上，他们把高考上大学这件事好像给忘记了。其实这才是他们最为切身的事情呢，可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成了一种大势所趋，没人再提高考这件事了。

儿子宗真对运动不怎么感兴趣。这孩子性格内向。运动刚开始是由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去“破四旧”，他们市一中最早“杀”出校门，首当其冲是把学校后面一座古庙破坏殆尽，造成了古代文化遗产的严重损失。宗真跟在一群学生后面去破“福音堂”的“四旧”，里面空空的，原先墙上的耶稣雕像没有了，张贴着一张毛主席画像，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破”，又看不到一个人，找不到一本《圣经》或教会的宣传品，到处打扫得很干净，看来“福音堂”已经被别人、或者自行地“破”过“四旧”了。后来意外地在屋角上发现了一堆书，书上盖的却是“亭州市工人文化宫”的戳子，这些书不知怎么到了“福音堂”的。于是几个人就各取所需，宗真取的是一本《芥子园画谱》。他就带回家里照着作起画来。后来兰贞发现这孩子作得挺认真，临摹能力很强，说，“四旧”不管怎么“破”，将来总还是要文化的。不如找个画家教他吧。他说，你想儿子成名成家呀？郭沫若都说了，他写的书都要烧掉，他也要到越南前线向美帝国主义扔手榴弹。兰贞说，郭老这么大年纪了，说这些话做什么？难道有人逼着他这样说吗？是的，他心里也不觉得郭老这些话说得对，即使有人逼着，也不应当说这样虚假的话，听上去都不像一个正常的人了，好像很可怜。他当然知道，郭老的话说得再认真，其实也是不能当真的，倒可以当作故意说的反话。他就托人暗地里找到了一位老先生，六十多岁，因为历史问题受管制，长期以来没有生活着落，靠给人刻章、还有“代写书信”过日子，但在亭州，山水画方面没有超过他的了。宗真就每天都到老先生家里去接受些指导，回来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用功，进步很快，卧室墙上贴了几张临摹的山水，像是那么回事了。他跟民政局招呼了一下，暗中将老先生作为老艺人给了一份生活补贴，每个月二十四元。这孩子在书画上可能会有点出息。不过这并不是做父亲的希望。他希望儿子将来做金融、外贸方面的工作。但将来的事情还是将来再说吧，现在这样度过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光，从各方面说，还是比较有利的。

正想到这里，女儿宗静却来长途了，从北京打回来的。兰贞拿着电话听里面叽叽呱呱说了好多。兰贞问要不要爸爸跟你说话？里面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兰贞叮嘱了安全，要她赶紧回来，就把电话搁了。兰贞说，她们今天见到毛主席了，天安门广场有上百万人，她距离毛主席很近，看得很清楚。大家举着《毛主席语录》本，不停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把嗓子都喊哑了。人向前走时脚都不用沾地，整个人潮往前往后地涌，像波浪像潮水一样。她们一起去的都冲散了，但最后都回到了住处，不曾有被踏伤的，只是脚上鞋子有掉了一只的，有两只都掉了的。同去的带队老师上街去给大家买了鞋子袜子。说广场上收集到的“臭咸鱼”用大卡车装，也无法去拣找。她说有好多话要回来跟你说，所以电话里就节约了。

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好像看见了女儿调皮可爱的笑脸，并且想起了正睡在床上的六岁的小女儿宗欣。他心有余悸说，丫头才十四岁，要是跌倒了，成千上万的人踩过来……。兰贞说，还好，她们没有听说有损失，组织工作做得是好的。想到女儿竟然见到了毛主席，他心头不觉一热，眼睛都湿润了……

他说，记住这个好日子，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对毛主席的朴素阶级感情，不光是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我们也有啊！这是他老人家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他是放出哪吒来闹海，放出孙悟空来闹天宫呢！让我们挨闹！

但招呼是有的。5月16日《通知》，还有《炮打司令部》，县团级以上是得到传达的。不但有招呼，而且有晓谕，对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处理，对我们就是一个晓谕，你不跟着走，这就是榜样。还有比北大党委、比北京市委更大更显赫的党委吗？没有了！他现在用了林彪，他接见红卫兵时穿上了军装，这些意味着什么？我敢说，老人家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是有安全布置的。肖华上将作的歌词不是这样唱的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兰贞倒抽冷气，小声问：安全布置，真的吗？他说，我有根据。5月16日《通知》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你说，这情况怕人不怕人？这些话是写发给全党全军的，每一个字都是值得掂量的。为什么他接见红卫兵时，穿上了军装？要从这段话去理解！他对形势既然有这样的估计，却不作一定布置，岂不是纸上谈兵、打草惊蛇？孔子早就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请设左右司马”。你说，5月16日《通知》上说的这些，是杯弓蛇影呢，还是情况确凿呢？

兰贞颤抖着劝他，不说这些了，我听着都怕。

他说，这个《通知》的一开头就说了一件事，说中央决定撤销一个叫“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文件，说这个文件在没有得到毛主席同意的情况下，采取极不正当手段，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忙发到全党。中央在《通知》里向全党说出中央内部这样的事情，可见斗争真是很激烈！《通知》的内容就是对这个“提纲”的十点批判，并且要求把这个“提纲”跟《通知》一起发到县委以上展开讨论。这个提纲过去我们是收到的，那时哪里想到这个文件毛主席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斗争恐怕真是很复杂！

兰贞颤抖着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无限相信毛主席，我们对毛主席的感情跟全国人民一样比海深、比山高，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你跟杨书记一起把亭州的运动处理好，太太平平的到结束，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对党负责。兰贞几乎是大声说了这些，就扑在他的怀里，啜泣一声，哭了起来，身子颤抖着，处在一种特别的恐惧之中。他心里乱纷纷的，鼻子一酸，眼睛也湿润了。

可是，亭州小城的运动，却也不是那么简单……

[NextPage]

第九章 宗进庭的往事回忆：故人

一九五九年。他似乎看见了十多年没有看见的一个人，但视线被电影散场的人流隔断了。他忽然感到胃里作泛，耳边响起了那三枪以及后来的那一枪，震撼心肺。在一种黑夜的背景上，他看见自己仓皇逃命。

一颗子弹“卟”一声打进旁边的树里，那沉闷的死亡的声音。他就势滚下大圩。无边无际的芦荡救了他。河水很凉。他清醒了，知道自己错了。

他们穷追到圩上，又打了一枪，子弹嗤嗤穿过芦苇。谁能保证你今后不会向敌人招供呢？就凭你没有按布置北撤，就应当除掉你。就凭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你，竟然睡在地主女儿的床上，就应当除掉你。

那时他不顾一切舍不得丢下兰贞，他要得到她。也许北撤以后兰贞会被嫁出去，或者落在别人手里。他越想越受不了。谁也不知道北撤以后实际上何时能打回来，对于个人而言更是命运难卜。他没有想到会派人来除他，但其实他应当想到，因为在这之前他按照同样性质的命令，毫不留情除掉了几个可疑分子，执行者心里充满保卫革命的坚强意识。

他的错误在于侥幸地以为，除奸镇压作为一项工作大约是过去了，而且他是在自己的辖区之内。但组织是严密的，如果能让人侥幸过去，就不叫组织了。一切他都懂，可是他还是犯了错误。

决非神经衰弱，他刚才看见的是郁平。当然，一切都已做过结论，看见谁都不该引起他害怕，但似乎不应当再遇着来“除”他的这几个人，虽然他们也是奉命行事。

活见鬼，郁平怎么会参加到除奸队里去的？他是一个学生而已。但郁平朝他打了一枪，事后他有机会听传闻说那第三枪就是郁平打的。那一枪不同寻常，子弹从他头旁尖啸而去，郁平一心要打死他。

他回到家里，兰贞系着围裙，正在水池边洗衣服。她把晚饭忙好了。至今没有看见过比兰贞更好的女人。他不知道该怎样理解兰贞那始终诱惑着他的从神情到身体之美。

人生的好时光并不短暂.一九五九年那时,兰贞也才三十二岁，他也才三十有八，但他们已经恩爱十多年了。兰贞没有变老，由于进了城，当了干部，生活条件好，她比从前更美。他把路子走对了。连当时那样不顾性命要娶兰贞，都是对的，因为兰贞就是兰贞，不能用“地主的女儿”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她。他顺从了内心深处的愿望和自己的看法。当然，他后来更对，要不是他只身北上追赶队伍洗刷了自己的错误，现在他将算是什么人就非常难说。多少人不能两全其美，而他却做到了。险啊！

老宗，你的脸色怎么不大好？兰贞的关心总是体贴入微，兰贞的好听的声音总是像一只温柔的小手能抚慰他的心窝。没有事。说着他走往屋里走。洗一下手！兰贞提醒他。他又折回，挨在兰贞身边，心里温暧着，接过兰贞递在他手上的肥皂，把手洗了一洗。

郁家的人就是那个模样，高个子，背微驼，下巴长，神态冷静沉着。十几年前他虽然已经注意到郁家的老二郁平，但郁平那时还小，他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他记得郁平后来是读盐阜师范去了，那是新四军办的学校，郁平去读书就等于参加了革命，如果没有周折，资历从那时算起，也不短了。

那一枪是想把他除掉的。他竟然吃这小毛鬼的一枪！以前郁平每遇到他就会恭敬地站到路边去，完全知道一个学生在本地革命政权领导人面前应该如何。

刚才看见的那个人衣着庄重讲究，有身份的样子。郁平不可能在这小城里工作，要不然他不会不知道。是他眼花了吗？

那天夜里那么黑，是兰贞警觉，推醒了他，说外面有人。兰贞赶紧地穿衣服。他一下子想起了事情可能有的严重性。他有了很准确的判断，马上溜出房间，窜到院子里，上了墙头，然后跳到外面撒腿就跑。

老宗，你的脸色确实不太好。不要紧，我想起了一些事情。什么事啊，不要盯着想它。我想起了我从你家逃出去，差一点被枪打死。啊呀，现在还想那些事做什么，那是误会，做过结论了，你命大福大。对，我命大福大。兰贞真会劝人。他在几千人面前也能做长篇报告，可在兰贞面前，他就有些脆弱甚至幼稚了。

后来，在路上看见的那个像是郁平的人，好长时间，他再也没有看见。

他忘不了他的堂姐。堂姐是当地最好看的女子。回想起来，不能否认他心里暗暗爱他的堂姐，不愿意他的堂姐属于任何别人。他记得他在那种年龄曾经于想像中对堂姐有过放肆，但那只是想像而已，堂姐堂弟是不能做夫妻的。

堂姐是他二伯父的女儿。她真是个大美人，那么高挑妖娆。她的脸上有一颗二伯父式的黑痣，就在右边脸颊靠近耳垂的那儿，人们都说那痣在女人是风流，或许会要她的命的。

堂姐和兰贞是好朋友，但她们相差好几岁。她们是何时做起好朋友来的，他不甚了然。他这才注意到，原来兰贞是一个小美人，这一定就是堂姐喜欢她的原因。堂姐的归宿他试想过若干回，总没有一个使他放心满意的结果。

如果堂姐当时知道他这个堂弟的痴情，也许她就会珍惜她自己了。不，也许她会大笑着全不当一回事的。多么羞愧啊……

他曾痛心地预感到堂姐是个没福的女子。堂姐后来投河自尽，别人也曾这么说过。

郁平的父亲那老狗，如今算来当时岁数也不是很大，不会超过四十五的年纪。那老狗身强力壮又富有钱财，作为地主有相当多的田地，作为商人开着两爿大店和几个作坊。在当时社会那老狗是一方能人，比一般地主高出好大一头，脚上似乎终年穿着贼亮的皮鞋！

二伯父家的那个小店必须到郁家大店去进货，堂姐早已被郁家老狗弄上手，二伯父不会不知道，也许他出于贪财本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堂姐作为乡村女子当时那么大了还留在家里，原因现在当然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就是由于郁家老狗霸着她，而她也心甘情愿！

使他回顾起来仍然痛苦难消的是，堂姐竟能做到外表上一点不露声色，作为堂弟，他也是被她欺骗着的。但在堂姐眼中，他只算个孩子，而郁家老狗才算是一个男人。想起这些，他好像永难摆脱一种愤怒。

他一听说堂姐被老狗拐到荷州住旅馆去了，心里就如戳了一刀咕咕地冒血。他当时以至现在都不能想像，明眸皓齿艳若桃花的堂姐，怎样被老狗拥在怀里肆意所为，所谓的美人痣被老狗油光光的大嘴吻了多少，堂姐同老狗穷欢极乐、以她如玉之身百般淫浪不知羞耻……

二伯父财迷心窍而又胆小怕事。堂姐跟老狗走了他一定知道，但他一声不吭。有个闲人在荷州看见堂姐与老狗双双坐在黄包车上，就把这事说了出来，事情传到大伯父耳里，这才引起轩然大波。

大伯父打了二伯父一个嘴巴子，并且就叫起八个本家弟兄赶往荷州。他们在荷州大街小巷找遍，也没有抓到这一对可恨男女。但堂姐却悄然回到家中。

堂姐遭到空前蔑视并且失去自由。大伯父谋划把她远嫁它乡以便根除丑闻。当时他已夜夜同兰贞相会，兰贞说她去看过堂姐，你的堂姐死了心只跟老狗，老狗已经给她在荷州买了房子，到时她往荷州一住完全是她的自由，你这个堂姐说话叫人羞耻叫人害怕。兰贞为堂姐流过多少泪水，大骂那老狗害人不浅。他完全理解兰贞的心情，把她搂抱怀里……

郁平的父亲那老狗躲在窝里不动声色，走出来仍然一本正经是个人物。全族的人恨得牙痒，但没有拿住、不好冒失。

堂姐抗婚，夜里爬进大河，族中有人振臂一呼，众人七手八脚，把堂姐的尸体抬进了郁家大门摆在堂屋正中，并且大打出手，把郁家一堂红木桌椅全部打坏。郁平的父亲那老狗从后门逃出却从大门进去，后面就跟上了郁氏家族的男女老少。两军对垒，仇恨的目光如箭直射，懦怯的神情却同时在脸上闪烁。那老狗振振有词，责问得宗氏一方无言以对，认识到没有硬铮证据就属以尸讹诈。这事情当时震动四乡八野，根据地革命政权只能叫宗氏族人把尸体抬出郁家，燃放了足够的爆竹作为赔礼。

十几年之后隔了时代，看这事情完全如同一场离奇的恶梦。当时宗氏一族蒙垢受辱，想起来还是叫人愤恨不已。

后来大伯父去世，大家都说是老二家那不争气的姑娘送了大伯父半条命。但二伯父却能把头埋在裤裆里一直活到现在。

堂姐爬进大河香消玉殒，他正挎着盒子枪在区里开会，族中一人奔去告诉他这一恶耗，他一口气就闭了过去。

堂姐的事情决不是一条人命的问题，他心中认定了这一点，暂时咽下了这口恶气。

堂姐被匆忙入土。大伯父不让堂姐葬入宗氏坟地。二伯父在他面前诉说此事，如果不能葬入祖坟，就只有到村西北乱坟地里去了。他的圆弯没有成功，堂姐就这样葬在村西北乱坟地。每当大水，那里就都淹没在水下，叫活着的人心里不是滋味。

堂姐下葬那天，族中平辈和晚辈的女人都去了，她们放声嚎哭，几十个女人走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行进在高高的土圩上。嚎哭之声向四野传去，天上疾走着大片的乌云。

兰贞后来说她哭的时候想到的全是堂姐命苦。兰贞说，好人，你以后会不要我的，我晓得你们里头规矩大，我以后一个人过，或者就找你的堂姐做伴儿去。兰贞把头埋在他的胸前不肯抬起，他的胸前被她的泪水弄得一片潮湿。

他感激兰贞的一片深情，他终于没有丢下兰贞，而且还差点为此丢掉性命。不管曾经怎样为此受过处分，至少在自己心里和在兰贞心里他是有情有义的人。一时，兰贞成了他的历史污点，但也是他心中的骄傲，那些背地里不怀好意闲谈着他的人，内心里也许却是羡慕和赞美的呢，他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了解人心。

大伯父在其最后几年用尽全力同郁家老狗展开经济斗争。大伯父广筹资金开办五洋百货商行，同郁家商行对抗在那乡间小镇。郁家店寸步不让，同时又做起粮食生意。老狗在外面头路颇大，与上海申大无锡九丰拉上了关系，专门收购大黄皮小麦，转手之间获利无算。有一年郁家老狗收购黄豆三千担，已经装舱准备外运，但对方油厂失火无力接受。老狗受到打击。人心大快。没想到黄豆在郁家仓库积压不久之后，豆价上升，老狗坐收暴利一万二千大洋。大伯父气得吐出饭来，大骂苍天瞎眼。

从那以后，大伯父知道自己力不从心，不能斗倒郁家老狗，就把眼光深沉落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大伯父对共产党不以为然，作为侄子的他做了共产党的乡长，他也从不看作荣耀。作为一种垂青，大伯父召见了他，说，进庭，你听我的话不要贪恋兰贞丫头，她生在地主家庭，你既然吃共产党这碗饭，就要守共产党的规矩，你怎么能娶地主家的人做老婆呢？这叫做“妻族不旺”，这件事你万不可任性而为啊。大伯父说，子孙当中就是你一个有用，光宗耀祖就全靠你一个人了！

大伯父的秘密召见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说的许多话并不对，但语重心长，总的意思却也叫人无法回避。那天夜晚从大伯父家出来，他顿感自己与进门之前已有不同。

大伯父属于农村自己生长出来的乡村政治家，可以说有一套无师自通也很管用的理论，从前几千年的历史就与这些人有关，他们的智慧给人以坚实之感。时间愈远，父辈就愈显得是一个整体，是你的根基，化为你的内在。他们虽然离开人世，但仍在你的心中活着，你越是有地位，就越是光宗耀祖。对此，他虽能感觉得到，却一向有意看得很淡，因为他参加了革命，所受教育所见世面全然不同。但当心中偶尔触着时，一种深沉，一种辛酸，伴随一种欣慰，油然升起，这也就是人生的一点意思了。

郁家老狗在经济上压倒了大伯父，堂姐的丑事象征着一方的屈辱和另一方的兴盛。两大乡族的较量淹没在时代洪流之中，没有任何意义可言，若不是土生土长并且亲身经历的人，对这一切将很难理解，以为是一个没有年代的古老的故事。

大伯父并不是召见一个共产党的乡长，他只是把他的侄子叫去“庭训”而已。在大伯父看来，作为一个成功的地主、有名的乡绅，在侄子面前没有自惭形秽的必要。

大伯父直接了当要他防着一个人在共产党里爬到他头上去，这个人就是郁平的哥哥郁富。你不要以为郁富是个文士，你就马虎大意，自古武将定戈矛之后，就是文臣安社稷，你们共产党如果坐了江山，郁富就比你有用了。他是共产党学校的校长，教出来的学生都是共产党的，他一年就送出几百学生，都是他的脚子。日后郁富能做大官，你却不能。你如果连这些都没有想过，你就真是草莽一条，人家把你按个罪名、发配充军，你还在做梦呢！

大伯父的话他只听个意思，不过大伯父不说，他也早已多少想到过了。

郁富的确是郁氏一族的希望，是唯一能在共产党势力里跟他相提并论较量高低的人物。表面上他们井水不犯河水，但实际上是一双对手，谁叫他们生长在同一块乡土的呢？

从辈份上说，郁富比他小，从岁数上说，与他同年。这辈份是两族之间何时所定，似乎谁也不甚了然，但就这样排下来了。他当时二十四岁做着一乡之长，可算是年轻有为，但当时郁富二十四岁做着区中心校长，同样年轻有为。

那老狗送郁富到荷州读的高中，外面世界不太平才没有再到上海读大学。对于只念过私塾的他来说，他不能不承认对郁富有些畏惧有些恨意，一种阴影难离心头。

他和郁富小时候是田野上的朋友。他们一起在沟头里掏过螃蟹，互相拍打过叮咬在肚皮上的蚂蝗；他们一起在大河边坐过多少回，观看天上的浮云和浪中的游鱼；他们一起偷过人家的西瓜一起在芦荡里找野鸭蛋，还一起打过交配在一起的野狗看它们各奔东西艰难逃跑。上私塾时他和郁富坐在一条板凳上，一起做过无数恶作剧的事情。他的文化就是在私塾里学的，他的大伯父喜欢他这个侄子，出钱让他念书。在私塾里，他曾经跟郁富比赛背诵唐诗和古文，可以说，旗鼓相当。而他的毛笔字，无师自通地写得长长的很有气势，小时候的郁富也承认毛笔字没有他写得好。当然，这都是童年的事情，后来的郁富在全区以毛笔字闻名，而他却默默无闻，因为他仍然停留在私塾时仿佛无师自通的水平上。许多童年往事现在都想起来了，当他下令枪决郁富时却一点也没有想起过。

当郁富在枪声中像顿时抽去骨架一样瘫倒，他有过一阵解脱的轻松，也有过异样的空虚和一种惭愧与恐惧，他努力否定着对自己的否定，而坚决地肯定着自己。那复杂之感如云影掠过心头，他清楚记得的是当时旁边大河里特别响动的哗哗波涛之声。

郁富那年从荷州回乡，他正好当上乡长，他们在路上相遇了，都才二十二岁。郁富穿长衫，一副文相，他敞着短袄，插着短枪；郁富有一个挑夫，而他后面跟着两个下级人员。郁富的个子本来高他半头，但当时他却觉得他比郁富要高出一截，郁富是他管辖之下的一个百姓、一介无能的书生而已了。郁富神情慌乱，浑身掠过一丝震颤。他慷慨有力地伸出手去，握住了郁富的畏葸的无力的手掌。美好的少年时代就在那一握之中永远消逝，并且转向反面。那日，初秋的天空层云密布并无雨意，天地之间是阴凉的碧色，遍野水稻长势正旺，树木百草繁茂，凉风带着草木与水稻的清香阵阵吹拂。那是原野上最为宜人的季节和天气。

他与郁富就那样交臂而过。他们都成年了。他们已经不能平等，不能重温什么了。他们心中也许有过那么一点点留恋，但他们还是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友好无间了。他们在实质上甚至已经成了对手和仇人，一切深藏形迹之下，只待日后展开明争暗搏。

也就在那年的那天，圩下小道上，几个小女孩迎面走来，路很狭，小女孩们自然给插着盒子枪的他让路了，静悄悄的一个一个打他身边过去，他把她们逐一看在眼里，其中一个使他着了迷，那显然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孩，像一枚鲜桃一样处于将熟未熟之际，那股清新妩媚，而且可以想见将来的温柔忠贞。都给我站住！他故意严厉地喝住了她们，一一查问她们是哪一家的，叫啥名字。他于是知道了她叫兰贞。后来他暗访到兰贞那年十六，当十六和二十二放在一起时，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多虑的了，好像所有一切都在心中盘算好了并且稳操胜券。其实后来因为事情繁多，也因为还不专注，他有好长时间没有再想起这事，当他再发现她时，她不知何时已经成了他的堂姐的一个小妹妹似的了，他心中的一团火这才“哗”地真正燃烧起来，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当时下令逮捕郁富并下令枪决，理由只能是郁富从北撤队伍里私自跑回。作为区中心校的校长，郁富是一个重要知情人，他是应当撤走也确实撤走了。然而，郁富却突然出现在村中，所以情况发现之后把郁富抓起来有充分的理由。枪决郁富这件事后来没有追究，也没有正式的调查。不负责任的议论是有过的，但也就过去了。现在，可以说是永远地过去了。

郁富既然从北撤途中跑回家来，本乡的除奸队就不能置之不理，为了对革命负责就应当采取果断措施。他一向是一个有魄力的人。

他当时请示过留下来坚持的一位县里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后来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由组织作了秘密安排。不管怎样他是请示过上级领导的，他一贯强调这一点。

郁富到底有无问题，到底会不会背叛，还是回来有特殊任务的，这只能是一个永远的谜。但要说他宗进庭有意公报私仇，这也缺乏根据。在清除危险分子的过程中，虽然会发生个别误杀，乃至会有扩大化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一点。一切不能离开当时紧张复杂的斗争形势看问题。

真正无法回避的却只在内心。郁富好像是一个族仇，又是一个情敌。但也许这只是自己心中的一种夸大和想像。不能因为他们二人分属二族，就说他们是族仇，如果说他和郁富还是好朋友呢，这倒真可以举出若干事例。也不能因为兰贞的父亲和郁富的父亲想做亲家，要不是郁富不从父命兰贞就成了郁富的人，就说郁富是他的情敌。谁也没有这样提出过这个问题，但不能保证在一定范围内不会有人背后有这样的议论。然而现在都早已烟消云散了。

按照他布置的人向他的报告，兰贞的父亲已被说动，只等他派出正式的媒人前去。表面憨厚内里精明的人，终于能在想像里肯定了他这个女婿的远大前程，于是拿女儿下了赌注，要知道，兰贞的父亲是一个中等的而且特别精明的地主呢。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的一天，他正好在大圩上遇到了兰贞，十八岁的兰贞好像一下子显得高挑而又丰满。你怎么一个人走路呢？他就把她拦进了圩下的芦荡。他说抗战胜利了你知道吗？兰贞不知怎么就被搂在了他的怀抱。他第一次搂抱到了姑娘人家妖娆丰软的身体，用嘴亲到了那柔嫩羞涩的脸颊，贪婪地看着她惊惶、欢喜、羞涩、纯洁而分外美丽的眼睛。他把兰贞亲得脸上红通通的出了芦荡，并且勇敢地说晚上一定去敲她的窗子。

他从此熟悉了兰贞家的墙头，和兰贞每晚都有相会。有一天，他和兰贞惊心动魄越过了那条界线，从此他一次又一次地越过，紧张、短暂而又甜美，留恋难舍。

兰贞的父母托人对他说，鬼子投降了，他该派人前去做媒提亲了。这虽然使他有点惭愧，但他头脑清醒，他告诉兰贞，同时也使其父母知道，还有个蒋介石要打掉，你们做老百姓的不晓得形势骨里紧张着呢，这一仗非打不可，但我们一定胜利。

尽管他得到了兰贞，他想起郁富还是心中不平。郁富凭着门第财富还有在外面上过学, 被所有的地主家庭视为可意的女婿，而他却不生来具有社会所承认的那些自然的东西，他是凭了勇气凭了腰间的短枪做成了这事，如果不是郁富不要，他还得不到。那个现成的社会是为郁富准备的，而没有为他准备，他须得杀条血路为自己争取。这多么使他愤恨！

好多地主阶级子弟都投奔了革命，他们接受了革命理论，知道不能跟着他们出身的阶级一起完蛋，事情说穿了也就是这么个实质性。所以他根本不相信区中心校长郁富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郁富在区里办学名声大振。有一种无知的观点认为郁富的地位与前程是他比不上的，兰贞的父亲也暗中问过别人，宗进庭能比郁富还强吗？他的人回答老地主说，郁富腰眼里有枪吗？老地主听了不由得一惊。这事情使他恶心。他从没有叫过兰贞的父亲一声“爹”，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兰贞的爱恋。

在一九四六年夏天匆忙抓紧进行的土地改革当中，他相当地表现出了他的魄力。那时内战爆发了，老蒋扬言要消灭我党我军，为了动员农民支援我党我军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党中央发出了土地问题指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那当然是一场艰巨的斗争，谁愿意活活被剥夺呢？但在根据地，我们毕竟有政权，还有在土改中将获得土地的农民，这二者的结合是不可战胜的。

作为乡长，他领导了全乡的土地改革，作为村里的人，他实际上掌握着本村的土改进程。郁家老狗遭到沉重打击，先是一阵分浮财、挖地财，由于仔细认真，使其损失惨重，至于按规定比例没收其土地分给农民，对于所有地主来说都是一样。按规定不能侵犯工商财产，但郁家工商部份的财产也损失将尽，两爿大店里的货物连同桌椅板凳全被搬走一空，仅剩下店面还在，事实上你不能保证地主不把他的封建财产隐藏到工商财产里去，出现违反政策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郁家老狗带着账本逃走，也许只剩下荷州钱庄里的存钱。

大伯父慷慨传话，叫宗进庭该咋办就咋办。不言而喻，由于他的存在，村里对大伯父手下留情，兰贞家里也得到了他的无形的荫庇，这属于人之常情，与他并无直接的关系。

只要完成了土改，就是胜利！国民党军队已经向解放区进攻，很快爆发了苏中七战七捷，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在当时是可以用肉眼看得见的事实。他个人在土改中的工作也得到了不算过份的表扬。谁也不能因为百分之一的问题而否定百分之九十九的成绩，而所谓问题，在那样大的运动中是难免的。

郁富该注意的是从思想上真正拥护土改，而他宗进庭该注意的是掌握好政策。他和郁富在革命阵营里的地位由此显出了根本性的不同。经过土改，他个人在乡村中威望空前，而郁富已经不算什么了。

黄百韬薛岳兵团向我根据地进犯，我淮阴淮安失守，大部队向北方贫瘠的沂蒙山区战略撤退。北撤之前，组织上为兰贞的事找他谈过，他夜夜翻墙与地主的女儿相会，影响已经不好，他必须与兰贞一刀两断不要陷进泥坑。那一次谈话他永难忘记，但他至今不能判断组织上的这种要求是否正确，是不是他和兰贞的事就绝对妨碍革命？只能说对他的提醒在当时形势下还是对的，但他心中一直坚持认为，他可以既要革命也要兰贞。

经过再三考虑，他大白天只身一人闯进了兰贞的家，同他的丈人在房间里单独会谈。他说，共产党的队伍北撤是为了胜利，退出去正是为了打回来；过去我们红军只剩下三万人还发展到了这样，何况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半壁江山。我们一贯得到人民拥护，你不要怀疑我们的力量。哪怕我们撤出十年八年，你也不要发生动摇，王宝钏十八年守寒窑，我们不可能十八年还打不回来。当着你老的面我告诉你，兰贞是我的人了！

老地主点头称是，不敢说一个不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那样的霸气是绝对有必要的。

他后来也就不必掩饰什么了，他当着老地主的面走进了兰贞的房间。他跟兰贞说尽了最重要的话，立下了新的山盟海誓。兰贞紧紧偎抱着他，眼泪如断线之珠，说，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啊，要的就是从兰贞嘴里说出的这两句话！当时把兰贞那个吻啊，吻得她昏了过去，他情不自禁把她拥进了被窝，他注意到本来忘了关的房门被从外面悄悄关了起来，这是兰贞的妈妈。

他完成了那一重要布置，满意而从容地走出了兰贞家的那两扇大门。他知道兰贞的父母正在窗户后面偷偷看着他离去的高大的背影。

他投入了除奸镇压的紧张工作。在全面内战爆发而共产党力量北撤的情况下，阶级关系正在明显变化，从外部到内部，许多人在动摇甚至背叛。如果不及时有力开展除奸镇压，革命和人民将蒙受的损失可想而知。

他一生中不曾再有第二次像那时那样手握生杀之权，当然他现在还是手握生杀之权，但情况已经不同了。那是非常时期，哪里像现在这样一个办公室又一个办公室，上下左右都有些扯皮。那时你可以想像尤其是由首长一人说了算的。由于除奸不得力或别的什么事，自己反被除掉了，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因为你的上面还会有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在掌握局面。哪怕是自己的老子，如果是除奸对象，你也不可手软，当时已听说有这样的同志赢得了组织的信任。总之为了保卫革命保卫人民，在特别残酷的反动派进攻面前，有时根据地内部斗争也不能不是带有一点残酷性的。

他下令逮捕郁富，师出有名。北撤之后，敌人将至未至，根据地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气氛，所以他们要针锋相对完成一次红色恐怖。当时郁富突然只身一人回到家中，这就有擅自离队之嫌，并且有给组织带来损失的可能，联系其家庭出身以及在土改中受到的冲击，不可不予以足够的怀疑。大家意见一致，他下达了行动命令。

黑夜里四下包围了郁家大院。过去堂姐的水淋淋的尸体曾经在这里抬进抬出，他想起了那场屈辱。郁富被顺利逮了出来。郁富说不要胡闹。郁家老狗当时远在荷州，老女人呼天抢地，拖住不放，只好强行拉开。郁富说妈妈不要喊这是内部的事。他高站在郁家墙头，短枪提在手中。不可否认他有过公报私仇这样不好的感觉，但他立即克服了这种动摇，在墙头上站得更为稳定。他大喝一声“带走”，郁富的妈听出是他就在黑暗中叫着进儿你不能啊。他跳下墙去，同时短枪朝天扣出一火。经过这种预料中的小小骚动，郁富终于被成功带到村西北乱坟地上。

当时，预定执行的地点是河对面的龙王庙，还有十里路程。通过乱坟地时郁富忽然往地上一坐，用双腿勾住一棵榆树，说我不走了，宗进庭你就在这里把我打死，称了你的心吧。郁富的行为激怒了除奸队，但他还是开口问道，你从哪里回来？目的是什么？这符合程序，也就是说，这就是必要的审讯。但郁富不仅不正面回答，反而竟然冷笑道，你别装模作样了，我对你太了解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有这样也就够了，他愤怒地后退了两步，这等于下达了命令，在一刹那的寂静中郁富忽然大叫起来，声音都变了，但时间只够他喊了一声“宗进庭”，枪声响了，半个脑袋在黑暗中飞走，双腿把榆树夹得更紧。事情就这样完结了。

郁富到底为什么从北撤途中返回，后来也未能弄得清楚。战争牺牲了好多人，许多事情无法能有准确答案。但这件事他不可能不让人们有许多看法，成为一个阴影跟随着他永远无法摆脱，他的心情因此而不能轻松愉快。他渐渐想到，因为这一枪他应该离开家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干了一件蠢事，哪怕有十足的证据说郁富是绝对该死的叛徒，有上级领导的手令叫除掉此人，也应当由别人出面去完成这一任务。这件蠢事使他在家乡人面前总有负疚之感。血腥斗争的时光转眼过去，和平正常的日子无比漫长，此一时，彼一时，以前能接受能理解的东西，以后未必仍然还能理解接受，你就遭人们永远的非议吧！

可以肯定的是，当郁富喊他那一声时，他认为他是想制止开枪的，但枪声响了，一切无法挽回。除奸队员们是依次轮流执法的，但你也不能说这一天的执法人员性子急了些。真是非常复杂，微妙莫测，千钧一发，许多事情有时人力无法掌握。他当时确实有过一阵茫然。

谁要是想钻牛角尖，那就连历史都能弄得是非颠倒。但这岂能允许？

除郁富时，他心情紧张，堂姐的坟茔就在乱坟地，他竟然没有意识得到。但事后人们却说他是拿郁富的人头祭了他的堂姐。这真是十分可怕的说法，无论如何他不能接受，他不想充当这样的英雄。杀郁富，性质是除奸，是有领导布置的，是经过审讯的。

就在那以后不久，想会一会兰贞的欲望越来越强烈。那个夜晚他走了三十里路，利索地跳进了那院墙。他轻叩着兰贞的窗子。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好像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门开处是兰贞站在那里，然后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后来的事情不用说了，他使兰贞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是他在三年之后才知道的。

那天夜里他对兰贞说了什么是除奸镇压，说了许多革命道理。但他却不得不对兰贞保证说他还没有亲手打死过人。就在那时，他想到了要让兰贞走出狭小的家庭尤其是那个地主家庭。三年以后，他从北方打回，实现了他的这一理想和诺言，他让兰贞参加了工作。兰贞现在的资格也就从那时起算了，是一九四九年的四月，比起这个小城里在解放后由工人店员和学生培养成的干部，兰贞还算是从根据地来的老同志呢！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不想北撤的，他是在兰贞的床上产生了机会主义的思想。

上级对他早有指示，说你那一乡的除奸运动已经结束，你留不下来，必须撤走。上级还对他说过不要再贪恋女人了，不要拿政治生命开玩笑。他从内心认为上级的指示都是对的，他本来只打算在兰贞那里过一夜，但他后来不知怎么就舍不得离开了，要不是除奸队杀来，他还会过几天的。除奸队来得也太快了点，不能怪，组织上命令他第三日晚上八点到达龙王庙，而他第五日凌晨还熟睡在兰贞的床上，当时形势也许十万火急，敌人的大军已经不远了。

他不想北撤有他的想法，他想他可以拉一支游击队进入芦荡坚持，以后找个借口搪塞并且将功补过，而他则可以达到不离开兰贞的目的。当时他跟兰贞难分难舍，他的想像力使他认为兰贞身边不能没有他，人有时就是会那么固执不可逆转，要不然哪会有犯错误的人呢？于是他的头顶上响起了那三枪以及后来的一枪……

幸好他吃尽辛苦重新回到组织身边，受了批评斗争。他的问题以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做了结论。

现在他有时被请到学校去作报告，他就常讲除奸。在他的故事里，对郁富的分析越来越深入。那是一种在一定时期能参加革命，而在另一时期又会离开革命以至出卖革命的人，查一查老根子，不奇怪，这种人的出身本来就是地主富农家庭，对自身的改造又没有跟上，他们在抗战期间还能留在革命队伍里，也许还有工作成绩，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土地改革触犯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就背叛了，所以成了除奸对象。

每次作报告之后，他自己心中也得到提高，对历史重新认识了一回，荡涤了污泥浊水，获得一种优越感和自信力。至于对坐在下面的师生们，那种教育意义是不用说的。

他从兰贞家里逃出，直窜芦荡。那时他才认识到他糊涂了，他的身份只是一名北撤人员，不再是一乡之长，乡政权已转入地下另有人负责了。

他向芦荡深处走去，恐惧而凄凉。还好他从小在芦荡里玩大，对于神秘寂静的芦荡并不陌生。他怕来除他的人堵他，好几个能上岸的地方他都没上。天亮以后，他在芦荡里又走了一天，为了解饥他吮吸了几十个野鸟蛋，强烈的腥味令他欲吐。大芦荡连着四县，他只管向北走。他看到了小火轮拖着五条运兵船穿过芦荡，船上大兵们的脸他都能看见，他蹲在水中不敢稍微一动，以免召来子弹。那是国民党军，他头一回看见。他于是完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理解了除奸队对于他的行动真是十分的及时和必要，他不抱怨组织。

他爬上岸到了北边的县份，在一个打鱼人的草棚里得到了帮助，人家相信他是生意人遭了荡匪。离开鱼棚，他一路平安走了二百里，见到了共产党的队伍，又走了三十多里，他找到了他所属的组织，作了检讨，得到了饶恕，分配了他的工作。

他在后来的工作中吃苦耐劳做出了成绩，这使他从北边回来时保持了他的地位。总之那是他最为艰难的岁月，背上包袱的滋味不好受啊。在组织面前，他同兰贞的关系也就如实做了交待，尽管如此，在后来“查阶级”的内部运动中，他不可避免还是挨查了一阵。党内给了他严重警告处分，谢天谢地，如果被弄出了党，那一切就不好办了。

郁家老狗是个人物，后来还敢于同他斗了一场。那是五O年，天下大定，老狗作为地主永远失去了他的土地，作为商人却暂时保存着他仍然握有的资本。老狗写了状纸告到县里，说他宗进庭违背政策、挟私报复杀了郁富。他得到这个消息，嗤之以鼻，但也不敢完全渺视。郁富被除，确实引起相当同情，内部也有一种惋惜和疑问。大伯父说得对，郁富作为校长自有其根基。时过境迁人们喜欢回过头去看一看，感觉当然不同。但事关对除奸镇压运动的评价，组织上自会慎重对待，天平一般也不至于倒向老狗那一方去。

对郁富的结论也就产生了，他在根据地担任区中心校长期间，工作是有成绩的，后来在北撤中意志薄弱擅自离队回家，受到了在当时合理的处分，今查无背叛言行，对其历史不作叛徒反革命对待，但也不平反，算是自然死亡。

当时老狗错误估计形势，竟然在县城租了旅馆住下告状，一时震动乡里，弄得他抬不起头来。幸好组织上明察秋毫，认为那事情不能由他个人负责，叫他沉住气。

有关方面动员郁氏本族的人把老狗劝了回去。那个结论一锤定音，对他的非议渐渐消失，但老狗进城告状实属惊心动魄叫人难忘。郁家老狗至今健在，其两爿商店加入公私合营，其本人成了乡下供销社的职员，而他的大伯父却早已作为一个永远的地主入土而去。

郁平很早就不在村里了，一九四六年忽然出现在除奸队里，参与打了他一枪之后又突然消失不见，这始终是一个谜。他存于心头的想法，就是要找到郁平，要把郁平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但他到底要拿郁平怎么样，他自己似乎也不知道。

从北方打回之后，他心里最着急的事莫过于要见到兰贞。那时，他在一个新区里当区长主持工作，离家有六十里水路。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热火朝天，要想获得半日闲暇绝不可能。他周密安排，使兰贞仗着念过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千家诗的文化基础，到本县边远的一个乡里参加了工作。这事是拜托了一位战友的，但这没有什么不正当，当时好多人还不敢参加共产党这边的工作呢！

兰贞从此跳出了她父亲那个毫无希望的地主家庭，投身到朝气蓬勃前程万里辉煌伟大的革命事业中来了，这对她来说当然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在乡机关里她还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呢。这样，他就借一次会议的机会，与兰贞相会在那边远的乡间。兰贞像许多参加革命队伍的女同志一样穿起列宁装，开朗的笑容挂在脸上，还会主动与人握手了。她再不是那摆着沉重家俱、光线暗淡的闺房里的地主姑娘。

那是久别重逢，那是苦尽甜来，那是失而复得，那是又一回如愿以偿。他们在相互的感激里面，他们在共同的希望之中，他们是旧的恋侣，更是新的情人。过去的一切带着一切的阴暗恐惧和不安过去了，到来的一切带着一切的光明幸福和安乐已经到来。

兰贞说，你的儿子已经三岁了，在我家里，你只顾自己走了，你啥也不管，但我不怪你，你回去看一下吧，抱一抱你的儿子，儿子没有一处不像你……唉，女人就是女人。一种震动使他的感激之情达到了高潮，他感到了女性的伟大、兰贞的伟大，甚至感到了男人的渺小和他自己的渺小……

在后来适当的时候，他向组织详细汇报了个人的生活问题，取得了领导的批准，他和兰贞正式地结婚了。不管人们过去与现在将来如何非议他和兰贞的事情，他和兰贞矢志不渝终成眷属而且是革命夫妻的事实，大约也使这些人心中暗暗羡慕吧！

他和兰贞婚后各自工作生活在自己的地方，没有双双回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

兰贞说你的堂姐她太苦了她太可惜，兰贞伤心落泪，他魂魄震动悲从中来。啊，堂姐如果穿上旧军装或者列宁装，那将是多么妩媚多么可爱，她将那么高贵那么出众。可惜她的一切都毁了，毁得那么彻底而且不值！人啊人……

组织上对人是体贴入微的，他和兰贞双双从农村进城，甚至从一个地区转到了另一个地区。完全崭新的生活开始了。他带着他的革命履历光荣业绩，他只带着这些东西，其余的一切负担都从身上卸掉了，随着历史的大潮荡涤而去。他就像池塘里的荷花荷叶，干干净净全然一新露出水面，摇曳在清波之上。他愿意向家乡告别，告别大圩，告别兰贞家的围墙和她的窗子，告别芦荡，告别村西北的乱坟地……从往昔里他唯一需要唯一留下的，只有兰贞，就让兰贞代表家乡的天空、土地、流水那美好的一切，永远在他身边吧！

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他和兰贞早已习惯了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他的职位如今是市委常委兼副市长，兰贞在劳动局当科长。总之他们就在这个舒服的小城扎下来了，可以说已经成了亭州人。

那个像是郁平的人，搅乱了他的心情和生活。他现在已经增加了上街散步的次数和时间，他想再遇到那个人。他不由得回忆起许多往事，这对他并不轻松愉快。他用逐步扩大圈子的办法，在四周街巷里转来转去。他深入观看到了角角落落小百姓的生活。他的一生注定与郁家有不解之仇吗？他目前所在的小城不过是家乡那片村庄的延伸吗？现在的他还是以前的他吗？这真是奇怪的事情！但那个人确实就是郁平又怎么样？他怕什么不成？岂不滑稽！

一些很特殊的羞愧之感使他不安。他为二伯父而羞愧，他为堂姐而羞愧，他为兰贞家的墙头而羞愧，他为郁富的死而羞愧，他还为别的许多事情而羞愧。好像有谁逼着他承认，在一个胜利的光荣的他旁边，还有一个不很高明的他，本来是已经忘记了的，现在却越来越清楚可见了，本来已经荡涤而去的，好像还在自己身上，这一切都是因为看见了那个像是郁平的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但心里确实有许多阴暗的浪花在翻腾，情绪不稳定，使他感到恼怒不快。

他的儿子是在他和兰贞进城之后，由家里的一个亲戚专程送来的。他给儿子取名真，与兰贞的贞谐音，姓名宗真，又与忠贞谐音，表示他和兰贞共同有着这样美好的品德。一九五九年，儿子十三岁了，女儿宗静也已七岁。一切都已如此安妥稳定，可是他偏偏看见了那一个人，使生活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他不明白他为什么变得这样脆弱！

终于，他重新看见那个像是郁平的人了，那的确就是郁平本人！非常偶然，他到医院去看望一个住院的同志，在医院的小道上就清楚地看见了郁平。那样的少年完全长成了郁家式的男人，长下巴，高个子，背微驼，神情沉静。他的心一下收紧起来。他冷静地悄悄跟着郁平，一直跟到了医院最东边小花园似的一个地方，路口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宿舍区闲人免入。他老老实实止了步，看着郁平进了一座挺不错的洋房。他后来又悄悄去观看了两回，弄清了郁平确实居住在那里，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和一个抱在手上的孩子。

无论如何，郁平不应当出现在这里！郁平这样的人，与他只能永不见面。他不能若无其事心平气和跟郁平在同一个地方存在。想一想吧，郁平曾经是对他执法的人，曾经以革命的名义要开枪把他打死！哪怕郁平永远缄口不语，问题也是一样。这个城市里不能有郁平这个人。他不能自欺，他不能只当自己没有那回事。现在他的脑后甚至有了一种感觉，好像老是被人用驳壳枪口对着似的。

有一天早上，他隐身在一棵树旁，看见郁平提着皮包走了出去，进了离医院不远的省立医士学校。他回到他的办公室，拨了一个电话，问医校传达室：郁平有没有上班？他得到的回答是上班了，你把电话打到基础课教研室，号码356。他就这样使用了一点侦察手段，知道了郁平的工作单位，后来，全部的情况他都弄清楚了。

[NextPage]

第十章 壮年（之二）

八月初逮捕郁平跟那个学生，对于按部就班开展运动，起到了好作用。各个学校的“教师集训”，在工作组安排之下开始进行，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学生也按照要求写大字报，内容是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兴无灭资，也可以给老师提意见。学生的大字报只悬挂在自己教室里统一拉起的绳子上，根本就没有人想在学校里随便乱贴。教师每天下午到教室里去看学生的大字报，然后到集训组里谈体会，并且进一步交待自己的问题。宗真所在的“市一中”有个老教师叫王叔仙，有个学生的大字报说“王叔仙想叫我们喊他王大仙”，这位高三学生的大字报无中生有、写得也太奇怪了，但王叔仙对自己的检查却一点也不含糊，说这反映了本人平时以“学术权威”自居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还有个学生用大字报批判自己有小资阶级情调，决心高中毕业以后放弃高考，下乡当农民，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运动就这样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虽然有时有点夸张，毕竟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并且都自觉把握着正确的思想方向。这时候还没有一个师生会想到要来提校长的意见。按照上级布置，各学校以“红五类”出身为标准，发展红卫兵，发给红袖章，原则上是作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在这场运动中经受考验、发挥作用。虽然已经发现了不稳定因素，但工作组通过秘密召开积极分子会议，牢牢掌握着局面。

他在昭阳初中视察检查运动时，有一男一女两个青年教师走到他面前，男的有三十多岁，女的是二十多岁，自我表白都是“出身不好”的人，问在运动中应当注意什么问题？他问了他们的姓名，一个叫范公望，一个叫柳春芳。他顺手拿了一个有半杯水的茶杯，说，你们的情况好比这半杯水，如果再倒半杯进去呢？他把另一个杯中的半杯水倒了进去，直至就要溢出来。

那两个教师看着满满的、正在往外溢着水的杯子，说，明白了。

这种不言自明的警告是很善意的，但又是严肃的。事后他打听到，柳春芳是一个“才女”，因为家庭出身资本家（父亲过去是亭州一家烟庄的老板），所以高考没有被录取，经人推荐，被吸收做了代课教师。范公望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五七年反右斗争时，本来是反右积极分子，但在一个私下的场合，他却说大右派储安平的一些话还是有参考作用的，听到这话的同学觉得这种同情大右派的言论不报告上去不行，就揭发了他，结果在让他做了检查之后，考虑他年龄小（他比一般同学小三岁），给了他一个“内定中右”，让他读完了学业，工作分配到极其边远的新疆阿勒泰做了外语教师。二年前，辞职回乡，到亭州教育局求职，被安排进了昭阳中学代课英语。范公望的父亲过去是国民党亭州县政府的科长，解放后以工程人员的资格录用在市政公司，因其历史上加入过“中统特务”组织，被开除公职、就地管制二年、原单位留用。因此，范公望不仅“出身不好”，而且本人在政治上曾犯过“右派”的错误。看来，这范、柳二人，均难重用，将来有机会转为正式教师，就算不错。

凡事都有规矩，国家不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而德，首先是指政治条件，主要就是出身成份。范、柳二人，“德”上显然不合要求。赫鲁晓夫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苏联社会已经到了可以这样做的程度了吗？国家、政党，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物，永远也不可能是全民的。从现实看，难道我们自己的子弟不优先使用，反而用范、柳这些人吗？不可能的！可以说，一百年内都不可能。

文化大革命如果照着运动初期这样掌握、这样发展下去，岂不很好？说是半年完成，这个估计，也就差不多。但后来被突破了，原因很清楚，主要是上面，上面与下面一接通，就天下大乱、难以收拾了。

昭阳初中先乱了起来，提出了“打倒”他们校长的口号。群众反领导，这在全市是第一个。当然，在北京，是老早就这样了，连北京大学党委、连有那样高的名望的北京市委书记，都被“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了，别的还算什么呢？南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也被“揪出”，在中央的《社论》上被说成是“黑帮”、“反革命分子”。这跟最初的“三家村”之类，含义有着不同。所以，尽管报纸上公布了这一切，在偏僻的十二万人口的县级小城亭州，人们还只是暗怀一定程度的恐惧、好奇心理而已，总的觉得距离自己很遥远，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人敢联想到自己单位的党的领导，更不要说联想亭州市委了。

先是出现署名“海燕”的大字报，批判曹校长关于语文教学的讲话，认为曹校长一向以语文教学研究的“学术权威”自居，鼓吹“教语文，在本质上就是教语、教文、教语文本身”，这种“语文工具论”是“修正主义”的，是“抽掉了语文教学的思想性政治性阶级性”。这是全市第一张自发写领导的大字报。

其实，就以他这个外行人来看，曹校长的话也并不全错，而且曹校长的原话可能不止这些，对语文教学不可避免的政治性质、思想教化作用，一定会首先指明或多少说到一下的。

于是工作组追查“海燕”是谁，组织教员就这份大字报的性质进行讨论，要求“海燕”站出来说话。结果，“海燕”站出来了，就是柳春芳，她却是教历史、地理的，她曾经向曹校长提出要求教语文，没有得到同意，因为教语文就得做班主任，而这个职务还不能给她。她是否对此怀恨在心呢？问她时，她坦白说“是有一定不满”，因为曹校长回答她的要求时，在语气上、在神情上对她极为蔑视，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她这个“海燕”遭到了教师们的批判，柳春芳站在大家面前，低着头，头发挂在脸上，流着泪，样子很狼狈，大约是想到自己就这样将要成为“右派”或“反党”分子了。

形势如果这样下去，倒也正常，只是反击得嫌快了些，应当鼓励继续“放”，而不要急于开“海燕”的批判会，让乌鸦、麻雀、苍蝇、蚊子都出来。但学生忽然出来干涉，贴出了支持“革命的海燕”的大字报，几十个学生把教师大组会冲散了，在学校操场上游行，又进而从办公室里揪出了曹校长，戴上了纸做的高帽子，押解在游行队伍前面，喊出了“打倒修正主义分子曹家骏”的口号，使得一个老教师（他是宗静的数学教员）被惊吓得当场倒地、抬进了学校医务室。

形势真是急转，游行好像成了对学校里所有师生革命还是不革命的检验，加入进去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把“昭阳初级中学”改名为“朝阳中学”，成立了“朝阳中学红旗兵团”，派两个学生给市委送来了《坚决要求》，提出要对曹家骏“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批判斗争”。这全是照着北京的一套来的。工作组在学校里发展的红卫兵销声匿迹，许多人参加到这个“红旗兵团”里去了，好像自发的无政府的东西反而吃香，有组织有政府的东西反而不光彩似的。

他接到的这份《坚决要求》，上面已有杨书记批语：请宗进庭同志负责处理此事。他久久地看着杨敬尧的批示，看着那好像带点书法的字，忽然体会到了从前体会不到的东西，看出了处在“第一”的人原来有这样大的好处，他可以让你先去做，你做对了，成绩里首先有他的份，你做错了，却不是他的错，他可以来纠正你。另外，他还可以有意让你去栽跟头，然后他来做好人，或者“收拾残局”。当然，在局部上，在他分管的方面，他也是处在“第一”的，某种程度上他也是这样做的，这正是一种工作方法，客观上，一是让下级各负其责，二是让上级留有余地、便于调整，但确实也可以成为权术。他从前对这一点不很自觉，特别在跟上级相处的这一层上，他竟然就没有意识得到。这是政治上的幼稚，但有时也是身不由已。

杨书记似乎也在发挥“第一”的优势，可是他却不好推脱，他是下级，过了河的小卒子，没有退路。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正在被引出洞来！是谁引他出洞呢？与其说是杨书记，倒不如说是运动本身就有这个必然性！这是一出哪嘛通哪嘛的戏？这样下去，我引你出洞，你引我出洞，全国有谁不会是被引出洞的呢？他已经听说和尚也有“革命行动”了，离昭阳中学不远，有个规模很小的“白云寺”，寺里的一个年轻和尚打碎佛头，脱掉僧衣，不知去向。这条小小的出洞之蛇一去不回，老和尚气得在菩萨面前上吊死了，死前写下了“梦幻泡影”四个汉隶大字。

他找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局长李宝安，把《坚决要求》给李宝安看了，问他这事该怎么办？李宝安对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很激动，说学生背后一定有坏人，不是老的牛鬼蛇神，就是新的反党分子，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不能侮辱人格，不能侵犯人权，更不允许推翻学校的领导，做出阶级敌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来！曹家骏是个很优秀的校长，不但有政治水平，而且有学术水平，穷苦家庭出身，又红又专，人才难得，是组织部门在册的准备提拔的文教干部，已经安排为局党总支的成员。至少，这是有心怀不满的人嫉妒他，趁着文化大革命在背后搞鬼！凭着那一点学术争论，就说是修正主义，就要开除党籍，这是什么理？符合哪一条？

李宝安头脑清醒，慷慨陈词，他心中大慰，对李宝安说，你的观点，我是赞成的，但你到学校去了之后，要讲策略。心里的话不能像竹筒倒豆子似的，一下子都倒出来，要不然人家就会揪住你不放，你就被“引蛇出洞”了。你不但要让昭阳中学平静下来、走上正轨，还要注意保护你自己。全市的运动我还要依仗你呢。怎样既坚持原则，又处理好问题，怎样去说话，要有充分准备。先听取师生意见，然后再表态。一定要讲策略。市委的意见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不急于做结论。政治问题，也要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用文斗，不用武斗，这都是《十六条》上说的。市委欢迎革命师生改“昭阳中学”为“朝阳中学”，同意他们成立“红旗兵团”，希望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作组指导下，按照《十六条》，正确进行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个人的党籍、职务，如何处理，是组织上的事情，群众可以提建议，但不能提“坚决要求”，好像组织非得答应不可。到底是党组织领导群众，还是群众领导党组织呢？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不能颠倒。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嘛！党的领导是由各级党组织来执行和体现的，这不能动摇。目前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党籍问题撤职问题，关系到对人的处理，是一件慎重细致的工作，要放到运动后期。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参加运动，不要考虑这些具体事情，要重在揭发批判、以理服人。市委希望革命师生要冷静，要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要在运动中犯错误。党希望年青一代经过运动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总之，就这些话，你会比我说得好，你要尽可能说服师生冷静下来。

结果呢，尽管李宝安对师生讲话很策略，还是出了问题，真的被“揪住”了。他在遭到学生无理纠缠的情况下，对学生发出了警告，竹筒里的那些豆子全倒了出来，于是遭到了围攻和批斗，被戴上高帽子游校，最后，把他在学校里拘禁起来，向市委送来了一份《紧急要求》，说教育局长李宝安在朝阳中学公然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公然攻击文化大革命，堕落成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我校革命师生十分愤怒，决定将其扣留我校，勒令其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我们紧急要求市委将李宝安与曹家骏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以打击反革命嚣张气焰，以支持革命师生的正义斗争。

他得到这样的《紧急要求》，气得浑身直抖，恨不得叫公安局去把领头的学生和幕后指挥者立即逮捕，可是过去可以这样做，现在却一点也不能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谁要是这样做了，就是“镇压学生运动”，就是“反动”。衡量事物的标准，看问题的方法，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全反过来了。真是《论语》说的“草上之风，必偃”。

杨书记打电话给他，叫他赶快了解具体情况，准备到常委会上讨论研究。他本来是想亲自到学校去一趟的，但怕像李宝安一样被无理地缠住，那就更复杂了。他觉得昭阳中学这时就像一张大网，正等着更大的鱼撞进去。

他让秘书打电话到工作组，叫组长老秦火速来一下。他心里很生这个老秦的气，这样大的事情怎么还不来报告请示呢？各学校的工作组长是从学校以外的各单位抽调来担任的，给他们的任务是把学校里的运动领导起来，学校党支部起协助作用，斗争方向是教职员里的牛鬼蛇神、学术权威以及有问题的人，对高年级的少数学生也要注意。从情况看，这些工作组长的水平能力真是参差不齐、因人而异，极个别的人竟然违背市委布置的方针，在支持不好的倾向，需要考虑调换这样的人，对于能力太差的，也要考虑调换。

从昭阳中学到市委，骑自行车大约二十分钟，老秦提前到了，一下子出现在面前，气喘吁吁的。看到老秦有点焦头烂额、不胜内疚的样子，多话也就不说了，只是命其汇报学校情况。老秦就呈上一份传单，题为《李宝安反动言论》，标题下面在应该写着“根据讲话记录，未经本人审阅”的地方，却写着“众多师生为证，本人不得狡辩”。内容一段一段记录着李宝安在昭阳中学说的话，然后在括弧里加了“批判按语”。

他接过来，仔细从头看到尾，那些话确实可能是李宝安说的，大体不像是歪曲记录。李宝安说，党中央颁布的《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就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又叫做修正主义。在一个具体单位，是谁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是谁已经变“修”了，有什么铁的事实，走到什么程度，造成了什么危害，在这样弄清理论和事实的基础上，才好“大揭露大批判”，而大揭露大批判也是为了治病救人，不是为了把人一棍子打死。经过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嘛！在学校里，把一个校长定成“修正主义”，主要地就需要有这个校长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量铁的事实。但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还需要理论上的确定。总之，在任何单位，对任何人，都不能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动不动就给一个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戴上高帽子游行，甚至动手动脚搞武斗，好像做了领导就是修正主义、就该受到人身侮辱和伤害身体，这些都是不对的。侮辱别人，也就是不尊重自己嘛。任何人，都是有人的尊严的。如果全国从首都到县城，从大学到中学，从工厂到农村，都这样一哄而起、草草率率，国家还成什么国家？社会还成为什么社会？人还能算是人吗？这不是给了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以攻击的口实和可趁之机吗？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这样表面上是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是帮毛主席的倒忙、给他老人家添乱、让他老人家成为孤家寡人、最终要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样我们势必只有靠军队、靠枪杆子、靠专政工具，来维持一个社会所需要的起码的秩序和法律了。这一切不是文化大革命所希望、所应有的。我们一定要防止这样的现象和悲剧出现。中央首长说，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是很谦虚的，但也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那么，我们新革命就不需要注意一些最基本的老问题吗？只有新革命注意到最起码的老问题，老革命才不会遇到目前出现的新问题。在我们党领导的历次运动中，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在运动中的表现，都要既对革命事业、对党和国家负责，又要对自己的政治生命负责。政治可不是好玩的，有放就有收，哪有秋后不算账的？秋后算账是天经地义嘛。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或者有私心杂念的人，要赶快悬崖勒马，要不然，到时就来不及了。有句老话叫做“勿谓言之不预”，丑话说在前头才是真诚关心每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十六条》上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话，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要求“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句话也要提请老师和小将们不要遗漏。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有过的嘛。一九五七年不是有个“反右派斗争”吗？事情过去才八年嘛。多数老师是经历过的，但我们年轻的同学不了解，老师的责任就在这里，要把历史告诉同学们，而不是相反地做不负责任的事情，好像现在什么话都能说，什么事都能做，这是不对的。一九五七年先是欢迎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但右派分子把向党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说什么“党天下”，说什么要跟共产党“轮流坐庄”，否定合作化、否定对私改造，总之要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来改变我们的世界，这就不对了，他们的理论是离开中国国情的，至少在客观上迎合了国际敌对势力，让他们这样进攻下去，就要天下大乱，他们就要取而代之、终成大业。事情这就起了变化，不能任其发展。于是毛主席同意将帮助党整风转变成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的闹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有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有送到边疆去劳改的，这些人有的很有才华呀，一辈子也就完了，但这保证了国家的安全。反过来想一想，如果让他们这样乱说乱写下去，让他们出来实行自己的那些主张，岂不是要由他们来代替共产党吗？或者被他们把人心搞乱、把国家搞散，让帝国主义侵略进来。这样反过来一想，对他们也就不能同情了。这对我们国家、对我们许多人，是多么无情的教训！你们都看过电影《槐树庄》吧，那上面就有一个右派分子，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被送到农村改造思想。到时，当了右派分子，别的方面再优秀、主观动机再好，也没有用，反党反人民了嘛，不能任其这样随心所欲下去嘛。现在我们也要全面吃透中央文件精神，对于《十六条》，不要主观地各取所需，只盯着一句话而忘记还有另一句话……

他板着脸看着，却几乎要笑出来，因为言如其人，他好像看到这位在本地算是有一定讲话水平的副部长兼教育局长李宝安，在怎样慷慨陈词，自以为能用情感的“真诚”、理论的“深刻”，事实的“雄辩”去打动师生、影响他们的思想，其实他没想到，他就要被下面竖着耳朵找岔儿的人踩住“狐狸尾巴”了。什么“老人家成为孤家寡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样的话，怎能说？人家是会断章取义的！

他把传单放下，询问学校目前情况，老秦说，他们可能要有更大的动作。他问，哪个他们？什么大动作？你怎么知道的？有多可靠？说具体点！

老秦说，学生可能要上街游行，要到市委门口来请愿，要坚决打倒曹校长和李局长，要不然就决不罢休。

他一听，头皮就像炸裂一样。但他让自己镇静着，问，学生后面是什么人？老秦说，隐蔽较深，目前还看不出。他查问领头的学生，老秦说，有两个，都在初三年级，普通工人家的孩子，平时没有问题，成绩中上，都是共青团员。

他对老秦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但不便于批评。这种能力不强的人，不可能立马就把能力提高上来。他问教师的动态，老秦忙从口袋里又拿出一张传单呈上，说，教师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山花烂漫”，印出了这个《成立宣言》。

他把那所谓《宣言》看了一遍，用的全是报纸上的那些漂亮的大话，具体看不出什么主张来，但“造反”的倾向是明确的。他问是全体教师，还是部分教师？掌握他们的名单吗？老秦说，一共五个人，并且说出了五个人的名字，五人之外还有一人，就是范公望，跟这几个人在一起，但《成立宣言》名单上没有他。

他听到五人之中就有柳春芳，而且实际上也有范公望，不觉哼了一声，说，什么山花烂漫？枯枝败叶！他问，他们跟学生的“红旗兵团”之间，没有联系吗？他们是支持学生，还是不支持学生？老秦说，他们支持学生的斗争大方向，但不支持学生的具体行为。不主张把校长戴高帽子游校，不主张提出打倒李局长，也不主张上街游行。那么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老秦说，他们的主张是召开辩论会，请校长和局长上台与群众平等对话展开辩论。他问，你怎么知道这些的？老秦说，就在刚才，柳春芳跟我谈了他们的观点，并且还准备把这个观点写出来。

这一情况让他感到意外，这“山花烂漫”葫芦里卖什么药？是不是可以利用来引导学生？他问，你看他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老秦说，也许是真实的，老师嘛，总比学生多个头脑。但现在学生谁的话也不会听，只听得进相同的意见，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一听到不同意见就会用革命还是不革命去衡量，而且只有他们自己才是革命的，他们自己就成了革命的标准，说做什么马上就做，十分冲动，不考虑后果，无条件地是革命的，是不能反对的。我怀疑他们一个个大脑膨胀、体温比平时要高。真的，我真是这样想的，我简直无法理解，学生怎么能提出打倒校长、局长呢？他们当真看不出曹校长李局长其实是好人吗？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苦着脸的老秦一口气激动地说了这么多，眼睛竟红了，要流泪的样子。看到在下面做工作的同志这样痛苦，他心里也酸酸的。

他又问，李宝安讲话，是谁做的记录？初中学生有这样速记的能力吗？是不是某个教师？老秦说，是一个学生记的，很快就整理出来、刻印出来了。他听了一愣，觉得自己是小看学生了。谈到此，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吩咐老秦立即回校，找范公望柳春芳这些教师，希望他们能劝告学生，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只在学校里进行，不要上街，更不要搞请愿，现在不是旧社会了，共产党又不是北洋军阀、不是国民党。他们如果这样做，是不符合《十六条》的。至于李宝安和曹校长的问题，欢迎师生揭发批判写大字报，或者上台大鸣大放大辩论也可以，真理应当越辩越明，但不要搞人身侮辱，不要剥夺人身自由，到了下班时间，就要放人家回去，不能不让人家休息，而且人家是有家庭的人了，上有老下有小，这样休息一晚，第二天上班到校，继续开展“四大”。要找学生头头个别谈话，正面劝告与暗示警告相结合。他告诉老秦，他马上就要去参加常委会议，研究全市的文化大革命，包括昭阳中学发生的事情，叫他沉住气，带领工作组全体同志坚守阵地。他让老秦记住常委会议室的电话号码，如有必要，就直接打这个电话。

他把《李宝安反动言论》给常委们传阅了，把从老秦嘴里得到的情况说了，也把他对老秦的布置说了，有的常委就控制不住感情，七嘴八舌，说出许多属于三个“很不”的话来。杨书记不则声，让大家说。

最后，大家形成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不怕学生闹，让“疖子”出头，把“脓”放出来，让坏学生坏教师得到充分暴露。再闹也不至于杀人放火，谁要是杀人放火，那倒好办！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就让他们闹，让他们“放”，看能闹到什么程度，“放”出什么来。就这一点来说，要求工作组以组织的名义跟曹校长李局长说明白，叫他们沉住气，任何情况下都要相信市委，经受最严峻的考验。不是“引蛇出洞”吗？他们二人现在就是“引子”，但“蛇”是吃不掉他们的。第二，要求工作组更加紧密团结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加强暗中联系，不要松掉，用他们来及时了解情况，记录坏学生、坏教师的言行，收集各种证据，到“秋后算帐”的时候，手上材料就现成了。要对这些秘密依靠的学生说，到运动后期会给予他们政治上的重视。

他对这些意见表示同意，杨敬尧也表示同意，并且叫秘书就这两点做好记录。但对昭阳中学目前事态如何具体处理呢？杨敬尧说，这个问题，宗进庭同志已经给工作组作了布置，我看很好，现在就看工作组能否把工作做下来，能做下来是一回事，不能做下来又是一回事。反正，大家相信一条，天，塌不下来！杨敬尧腰板坐得直直的，目光遥远直视，左手慢慢往嘴上送着香烟，右手在桌边上一拍。

老秦的电话打来了，报告说，经过做工作，学生不但不答应，还提出两个小时之内如果得不到市委的答复，他们就上街游行示威、到市委门口请愿。有两个常委说，对共产党根本就不可以这样说话。等他们上街再说，看看到底是什么人领头，什么人在背后，有多少人支持，让左中右的情况进一步暴露出来。对这样的意见，他当然是理解的，但分管运动的是他，他的想法就有了些不同，他怕这影响到全市的学校，万一全市的学校都因为这件事而动荡起来，恐怕就不好收拾和交待了。

杨书记问他的意见，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说还是不能让他们上街，但不理不问也不行，那样他们一定会上街的，他们上了街，到了市委门口，到时可能还会有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声援，厂里的工人说不定也要受到影响。

杨书记问，怎样才能让他们不上街呢？他说，运动是我分管的，我到学校去，跟学生坐下来谈，总要把他们说服，或者让他们把我也当成反革命扣留起来，大多数师生就要冷静想一想了。如果他们一定要上街，我就挡在学校门口，让他们把我撞倒、从我身上踩过去。杨书记说，万一他们就真的从你身上踩过去呢？或者把你推开去，然后他们照样上街，市委不还是要给他们答复吗？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事情是过不去的。水来了是挡不住的呀。

杨书记这样一说，大家就费解了，他也不知道杨书记的主张是什么。杨书记又是那样把香烟慢慢送在嘴边抽了一口，巴掌慢悠悠在桌边上一拍，说，我看，干脆，准备答应他们的要求！

常委们都惊讶得张开了嘴巴，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准备答应？怎么答应？群众这样要求，市委就这样答应？以后闹事的都照此办理，怎么办？杨书记说，中央顺应学校这股潮流，拿掉了北京大学陆平，拿掉了南京大学匡亚明，就没有担心什么“以后”嘛，要的就是“以后”，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从另一方面说，也是让所有想出来的都出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有多少？我们必须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也更加自信和坚强一点，这样才能由被动化为主动。

大家沉默着，他也沉默着，杨书记抽着烟，好像让大家有个理解的过程。他却在竭力思索，有无别的更好的办法？

杨书记说，对曹家骏李宝安的处理，就好比对北京大学党委的处理，要顺应潮流，不要想不开。《十六条》说，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首先要“经过”嘛，但也就是“经过”而已。北京大学党委被改组掉了，陆平、彭佩云这些高级干部，作为“黑帮”被打倒了，靠边站，没权了，不理事了，这就是“经过去”了。我们让曹家骏李宝安也这样“经过去”。事实上这之前我们已经有两个同志“经过去”了，那是根据“上挂下联”的要求，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在，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到最后，这些同志是不是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个数字里呢？我认为是的，但现在不好说这个话。“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个大数字，不是个小数字，总应该争取进到这个数字里吧？只要在这个数字里，一切都好办嘛。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运动中，都要挺得住，经受党的考验，随时准备“经过去”，到最后呢，都要再回来。一九五七年，全国不是放手把几千个“小匈牙利”引发出来吗？结果，各条战线上的定时炸弹都暴露出来了，把他们的雷管拔掉、火药去掉、威风打掉，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叫做“右派分子”，放在群众中去改造，起反面教员的作用，有的还要送到远处去劳动改造，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取得了国内政治上的安全和稳定，接着就是搞经济建设。政权在我们手上，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一次，《十六条》上没有这样明说，但照我的理解，也不是一点都没有说到。即使没有说到，或说得不够明确，甚至确实主观上没有这个意图，也不要紧，阶级斗争是有客观规律的嘛，题中应有之义是少不了的嘛。

杨书记又说，一九五七的时候，开始也是真诚欢迎帮助党整风，后来事情起了变化，国内国外都有情况。有人是以为时机到了，杀气腾腾，说共产党这一套不行，说社会主义这一套不行。其实呢，是他们的那一套政治主张经济主张不符合我们的情况，不能听他们的。照他们主张的办，就要认为社会主义搞错了，就要改变，那样一来，共产党就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就要失去政权，中国就会大乱，二万五千里长征就白跑了，鸦片战争以来所有志士仁人的鲜血就白流了，就连鲁迅、茅盾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也是错的，而国民党宣传部领导的一切才是对的。有的人在民主革命中也属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志士仁人，是我们的同路人，但他们的思想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是迎合西方的，对中国是不适用的。他们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而且要我们“下轿”。谁来“上轿”呢，当然是他们。这样，原先的帮助党整风，就变成了右派进攻、变成了“反右派斗争”。这没有什么不合逻辑，也谈不上不光明正大，是阳谋，不是阴谋。

听到这里，常委们点着头，不由得有点轻松。

杨书记接着说，我们首先要相信毛主席。我们要回顾我们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拿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来说，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后来又有非常明确的讲话和批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还有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方向，这个任务，还有这个方法，当然是对的，要不是这样，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建立不起来。至于让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那在井岗山的苏维埃时期就定下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的。好，在这个理想鼓舞下，你把江山打下来了，面对一片战争废墟，上海一夜大雪收尸三百，三百万人口有十万妓女，这样穷，这样烂，你怎么建设呢？想招引外部力量来帮你建设吗？好吧，来看看：

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阵营，有援助，但也不长久，苏联专家、苏联援助，弄了几年，后来不是都撤走了吗？还逼着你还钱！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阵营，求得他们的援助行不行？他们有钱，请他们来呀，来改变我们的农业、建设我们的工业、发展我们的交通、搞好我们的水利、治理我们的沙漠。这想法可以，但这根本就不可能！他们对年轻的新中国实行的是封锁。才建国不久，美国不是就在东北大门口发动了侵朝战争吗？那仅仅是为了朝鲜吗？我们不跨过鸭绿江，他们就要跨过来，至少要把封锁的铁丝网一直拦到鸭绿江边。而新中国赖以发展的重工业基地就在东北！

一九五0年十二月，美国利用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的“禁运”，南斯拉夫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还投了赞成票。“禁运”了，里面的运不出去，外面的运不进来，贸易不就切断了吗？跟世界的经济交往不就切断了吗？这就是封锁。跟清朝的时候不同，不是我们闭关锁国，而是人家不承认新中国、来封锁新中国。

为了瓦解二战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在1947年，美国发明了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掀起了反共高潮。西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被从联合政府中赶出去。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就是匈牙利小农党的头子纳吉，请求美国将杜鲁门主义应用于匈牙利。当时那样的世界形势，你想请美国这样的国家来援助你建设一穷二白的中国吗？这不等于说，要请人家到中国来实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那么中国本来又何必要有共产党呢？大家都拥护蒋委员长、在美国帮助下过日子就是了。

现在是一九六六年，我们建国都十七年了，美国跟中国的建交，仍然是跟台湾发生的关系，而不是跟大陆！也就是说，一直封锁到了现在！南京解放后，毛主席派黄华同志跟司徒雷登秘密联系，要建立友好关系，但美国政府阻止司徒雷登访问北京，这样，毛主席写出《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

毛主席的思想，是跟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做生意，而且还要学习他们先进的东西，但他们一直不承认你，用第七舰队的大炮管着太平洋这一片地方对着你，怎么办？这种情况下，你只有自己搞好自己，还要准备反侵略。

建国以后十七年来，毛主席领导我们做的就是搞好自己和准备打仗这两件事，表现了最伟大、最坚韧的民族精神和高度智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了一个旧中国，建设起了一个比以前强大多少倍的新中国。这只要把国家跟解放前的状况比一下就知道。虽然我们的工资不算高，享受不算多，群众有的还很困难，但国家是强大起来了！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施的是大仁政，而不是小仁政，对全局有轻重缓急的安排。这向时，我不由得思考到这些方面，就是要坚定地相信毛主席！

停顿了一下，杨书记接着说，毛主席在抗战最困难的一九四0年，就高瞻远瞩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明确地公开地重申革命的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但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出发的，也是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的。我找出他老人家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的一篇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重新学习了一遍。

他老人家两次说到“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所有制的改造，几年之内就完成了。这比他原来设想的十五年或二十年，提早了十年以上。这是哪一个人要提早就提早的吗？不是的。而是国家在客观上有这个急迫性，人民在主观上有这个积极性。

实际上就是国家工业化的问题。要把这样一个老大而悠久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走上现代化，靠什么？靠资产阶级行不行？解放后是让资产阶级发展了几年的，但资产阶级的表现不怎么样，靠他们来领导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能了，只有靠无产阶级，也就是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社会主义改造“来得急促”，毛主席说，这就像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这个“慢慢嚼”，就是一边搞经济建设，一边不断地从思想上政治上，也就是上层建筑的方面，来巩固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从这个根本的一点上，来理解毛主席，理解以前一系列的运动和当前的运动。

毛主席还说过要“放火烧身”，要定期“放火”。这次运动这么大，跟以前比，好像也有所不同，但还是不是一次“放火”？我们还要不要准备“烧身”？我看还是应该这样看问题。文化大革命仍然是一次从思想政治上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革命。冲天大火从北京一直烧下来，要把全国都烧红。

毛主席下了大决心，要从上到下“经过”这么一遍、“烧”这么一遍。既然是“放火”，是“烧”，是这么大的冲天大火，我们的思想就要跟上来，不要前怕狼、后怕虎，不要像革命导师说的那种庸人，怕烧伤自己的手指。有这个正面的积极的认识比较好一些，要不然就会很不理解，就会有抵触情绪，那就感到被动，很难做好工作了。

但“烧身”，不等于“烧死”，如果把大家烧死了还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是谁，想趁着这个运动把我们大家烧死，或者乱起来，你要烧死我，我要烧死你，这都绝对不行！那就像一九五七年，事情就要起变化了！所以，我们是积极的真诚的，我们又是警惕的有准备的；我们不消极被动，我们也不天真烂漫。一句话，我们党是成熟的党。

听着杨书记讲的话，常委们的呼吸气都加重了。

杨书记继续说，《十六条》，就是党内5月16日《通知》的党外形式，一个是对内的招呼，一个对外的指导，所以要理解《十六条》，就要回过头来好好学习《通知》。运动的重点当然不是针对学生和教师，平白无故要搞教师和学生做什么？重点确实是说在党内。《通知》特别指明是在上面。这就是与以前有所不同之处。这不是一般的一次整风，而是有一个重点。主要在上面，党、政、军、文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做这样的人物，你有资格吗？我有资格吗？在座的都没有这个资格。就连省委书记，是不是有这个资格，也要打个问号。既然是少数人的问题，何必要在全国弄这么大的运动呢？就是要让全党全国都接受教育呀。

运动重点不在教师学生，但如果教师学生里面、群众里面，出了反党分子，也不等于可以不管。上面把“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搞出来，这是最主要的，下面把各种反动分子“引”出来，这是副产品，同时呢，各级干部、全体人民也受到考验和锻炼。最后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全面的结果。

我们准备对这两个同志作出顺应的处理，是基于对运动这样全面的理解，而不是软弱，不是机会主义。不要怕，让他们“经过”一下，“烧”一“烧”，将来出窑的时候，会更鲜更亮更美、更有响声。但也不是假开除，真保护。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一级党委的秘密。有没有解密的时候？我相信是有的，我相信他们有一天会很自然地纳入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个数字里去。也许还有半年，也许还有一年，时间不会很长。我们如果这样想，就会主动得多、理解得多。有一点不理解可以，不要很不理解嘛！很不理解就对立起来了，我们怎么能跟这个运动、跟毛主席、跟群众对立呢？不要取这种不正确的、也十分不利的姿势嘛。

常委都点起头来。杨书记问，老宗，你看呢？

他说，只怕万一带来后遗症……。

杨书记说，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不怕这种“后遗症”，可能还要有意引发这种“后遗症”，引发出来就好办了。这事情我看可以表决，同意基本答应学生要求的，请举手。通过了。

杨书记说，这是作为决议通过的，请秘书同志郑重记载：对这两个人，“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运动后期处理”，三句话十四个字。宗进庭同志具体负责实施，首先打电话把老秦召来，党的秘密是不能说破的，对老秦也不说，但要让老秦给曹李二人提出经受考验的要求。在老秦找他们谈过话的基础上，请宗进庭同志亲自到学校去，以口头宣布的方式，宣布二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根据群众强烈愿望，决定开除二人党籍和职务，交群众揭发批判，同时要求群众按照《十六条》办事，要文斗，不要武斗，每天要放二人回家吃饭、睡觉。这样，昭阳中学这一阵浪潮就会过去。要说可能有“后遗症”，那就是别的学校也有人照此办理，那就来吧，我们经受考验就是了，怕什么？

常委们情绪轻松、振奋得多。杨书记又说，我们的一条教训是，虽然派了工作组，但工作是不是很得力呢？运动处在自发自为的状态，实际上让躲在学生后面的个别人，或者让学生里面极少数有私心杂念的分子，操纵了运动，他们进攻，我们被动！我们没有注意，或者还注意不够，在师生中间培养听我们话的、能够正确执行《十六条》的力量，让他们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对运动、对中间的群众，起另一种作用，对于不正确的倾向，成为一种牵制的抵消的以至于克服的力量。

《十六条》上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在运动中孤立最反动的右派。明明有这样的指示和布置，可是我们却视而不见、不知道运用，这才真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人家反而运用得很好，好像《十六条》是专为他们制定的，这面大旗被他们拿过去举在手上挥舞！好像敢于向领导进攻的，就是革命的。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难道不应当是我们说了算吗？只不过我们现在不说，将来再说；说早了不好，保留我们说的权利比较好。

现在，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阶级斗争观点、一分为二的观点，到哪里去了？我们为什么束手无策？世界不就是一分为二的事情吗？我们不是批判过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吗？我们还是不是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共产党人？毛主席早就说过，箭不光是拿在手上说好箭好箭，而是要拿它当武器射出去。哲学的作用，就在于指导我们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希望全体常委，都要结合运动实际，运用“一分为二”的哲学，开动脑筋做工作。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务必充分注意。说到这里，杨书记把《毛主席语录》红本本举了一举。

说实话，他领会了杨书记的意思，全体常委也都领会和佩服了杨书记，到底是解放前的老高中毕业生呢，而且杨书记看的书多。杨书记家庭出身小地主，要不然家里哪有钱供他上学？解放前上学是要钱的，不像现在，中学里还给家里穷的学生发放生活补贴，多的每月发到八块钱上下，比亭州的城市贫民每月的最低生活费还要高一点，上了大学就更是国家的人了。老百姓好像认为他们只管生孩子，别的自然有共产党管。正想到这里，思想不知怎么一跳，忽然想到了郁富这个死鬼，好像杨书记就是一个没有被打死的郁富似的，而郁富的资格比杨书记还要早好几年呢，杨书记是解放后新区土改当中吸收培养的干部，只不过进步较快。他心里哆嗦了一下，马上从心中抹去了郁富这个历史的阴影。

他怀疑杨书记刚才的布置，骨里是得到了地委书记的指示，只是不便于说出来罢了。不过，昭阳中学这样的难事却是要他去做的。杨书记的方法实际上是“假开除”，是把这两个人“抛出去”。但毕竟假戏还是真做的，他确实对“后遗症”有很大的担心，可是他也想不出在目前能够两全其美的方法来。这样，他就要充当去向昭阳中学“红旗兵团”屈服的角色了，他就要代表市委去宣布开除曹校长和李局长的党籍了，而且还不能泄露秘密，对于这样两个好同志，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他们成了“引蛇出洞”的两块肥肉，并且像什么似的被放到“火”里去“烧”、去“经过”。这在思想感情上，是一点也通不过去的。你只好对自己说，这是一场特珠的斗争。

他打电话叫老秦立即到他办公室来。

那天老秦带来了新情况，给他看抄来的柳春芳的大字报，题为《我的声明》。其一，认为当前运动应当深入揭露学校领导在过去工作中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事实，用大字报或辩论会的方式，进行深入说理与批判，而不是简单提出对某人撤党撤职，因为结论和处理应当产生在充分揭露与批判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其二，目前对市委提出开除某人党籍之类的坚决要求，缺乏坚实基础，不易得到群众的理解，也不易得到市委的支持。组织上如何处理和给以出路，是组织的事情，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更不应该对市委提出“最后通谍”式的时限。其三，本人主张，红旗兵团可以撤回对市委的《坚决要求》，转为召开与曹家骏和李宝安的辩论大会或对他们的揭露批判大会，可请市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讲话。只有这样，本校文化大革命才能打破僵局并且得到正确开展。

他问老秦，这张大字报有无什么影响？老秦说，影响不小，不少师生认为有道理，但大字报上立即被一些学生加了许多反对的批语，老秦打开笔记本，都记在上面，有“胆小鬼”、“红纸包里的烂肉”、“机会主义”、“变相的保皇派”、“不敢革命的滚开去”。

那么学生还会不会按照原先说的到市委来请愿呢？老秦说，学生正在激烈争论，很难说他们不来。他感到杨书记在常委会上说得是对的，我们的工作落在了后面，至少是做得还很不够。而这个柳春芳是个教员、代课教师，没有多大作用，她这张大字报，可能只是出于她个人的考虑，她这个“革命的海燕”，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曹校长了，想来挽回影响、弥补自己的过失。

老秦低着脑袋，好像学校里出这样的事情，全是因为他这个工作组长无能。是的，如果是个能干的，早就该在学生当中深入地做些“一分为二”的工作了，而现在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眼看学生就要上街到市委门口来，这影响是多么的大！但柳春芳的大字报毕竟是个机会，事不宜迟，要作最后的努力。

他给老秦布置说，你要立即回校，召集全体班主任和学校干部开会，表示工作组支持柳春芳的大字报，让他们到学生当中去做工作。老秦脸上有难色，他说，不要怕，要放手做我们该做的工作。工作组要成为一个战斗堡垒，党考验每个人在阶级斗争紧要关头重大时刻的表现。对于红旗兵团的学生，也要做工作，要找头头个别谈话，动以情，晓以理，苦口婆心，也可以分化瓦解。

他看了一下手表，说，你立即回校，尽量做工作，有情况及时报告，我在办公室里专等你的电话。如果你能把工作做下来，不需要我去，是最好的。如果红旗兵团一定要冲出校门到市委来，你就拦住他们，像黄继光堵枪口一样用身体挡住他们，对他们说我代表市委马上就到，让他们等待半小时。但我希望得到你的好消息，能把局面扭转过来，我就不用去了。明白我的意思吗？老秦听懂了他的话，说，尽量争取第一种前途，实在不行，我哪怕躺在地上让他们踩！总之要把他们劝阻在学校里。他点头，又说，红旗兵团背后是什么人？他们左右了学校局面，你们怎么做的？你们这方面的工作落后了，被动了。学生是单纯的，你们要开动双腿，放下架子，动动脑筋，到学生当中做工作，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左派在哪里？到处都有，红旗兵团的里面外面都有。有红旗兵团，还可以有红星兵团、红军兵团、红枪兵团，红炮兵团，红刀兵团，等等、等等嘛！不要光是依靠共青团组织，那个现在不起多大作用了，要灵活机动嘛。老秦如梦方醒恍然大悟眼睛发亮，很有信心地走了。

老秦走后，他焦虑地等待着，时间十分钟十分钟地过去了，眼看那个两小时的期限剩下了半小时，奇迹看来不会出现。但出现了另一个奇迹，秘书领着柳春芳站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自从那次在学校里看见她，一晃好像有好长时间了，其实时间并不长，只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而柳春芳没有记住他用茶杯里的水做的警告，已经犯下了反党性质的错误，将来难免是要算这笔账的。

一刹那间，他注意到柳春芳的复杂神情，她正努力让自己大方自然，却无法克服来到市长办公室的一种自卑感和紧张性。他忍受着对这个贴校长大字报的女代课教师的某种厌恶（虽然她秀丽可人），做出亲切的自然的以至于高兴的样子，说，柳老师，请进。柳春芳终于让自己基本上做到了大方自然，她撩着头发，坐了下来，看着他，说，宗市长，我是来检讨的。

他说，你的《声明》我已经听说了，写得很好，检讨什么呀？柳春芳说，我不该写曹校长的大字报，现在学生发展到要求对他撤党撤职，我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是想积极参加运动表现自己，有这种私心杂念，但没有想到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他说，运动还在深入发展，《十六条》不是说了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但你写曹校长的大字报，对语文教学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文章激烈一些也不要紧，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不要想得过多。现在支持你的《声明》的老师学生有多少？能劝阻红旗兵团到市委来请愿吗？

柳春芳把头低了下去，脸上顿时红红的，后来抬起头来，对他说，我不知道，看来没有把握。他说，来请愿，我们也不怕，但最好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人民政府嘛，又不是解放前的旧政府。你已经尽了你的努力了，我们对你的《声明》是感谢的，党会注意到每一个人在运动中的表现和诚意。我正在等老秦的电话，但愿他能给我们一个好消息。你的《声明》为什么以个人名义，而不以“山花烂漫”的名义呢？

柳春芳脸上又红起来，说，有人建议我用个人的名义。柳春芳说的“有人”，大约是范公望。电话响了，虽是等待中的，但铃声还是让他吃了一惊，几乎在柳春芳面前失态。

老秦在电话里说，宗市长，学校里发生了紧急的情况，工作组处理不了，请市委首长能亲自到学校来接见革命师生。他放下电话，问，你们学校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柳春芳摇头不知。他说，我这就到你们学校去，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吧。他下了楼，叫上秘书，骑上自行车，出发了。一路上他想着，大约学生已经集合，准备出发上街了，工作组、老秦的身躯是阻挡不住那种“滚滚洪流”的。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嗨，升起了红太阳……”

很远就听到了嘹亮的歌曲，是学校的高音喇叭，他的心随着就跳得厉害了些。老秦和一些人在学校门口等着他，一些学生正在往大字报专栏上刷很大的标语，是“打倒腐朽糜烂的曹家骏”。他头脑里出现了一个问号，曹家骏怎么又有“腐朽糜烂”这个罪名了？

他被簇拥着往里走，一下子像被卷到了漩涡中心一样，远远近近许多学生往他这边走来。他被领进一间会议室，很快也就座无虚席，屋里屋外站满了人，都是学生，从众多学生当中也能发现有个别年轻的男女教师，好奇地或面无表情地瞪着他。

外面的高音喇叭突然关掉了。老秦坐在他身边，站起来说，欢迎市委常委、市长宗进庭同志来我校指导文化大革命！一阵礼貌性的鼓掌，然后安静下来，多少双幼稚而严肃的眼睛小灯泡一样亮亮地盯着他，都在等他说话。

他的心中急于看到为头的学生，想看看他们是什么样子。他说，红旗兵团的负责同学请来了吗？老秦指着他对面的几个学生说，他们都来了。他低头看着对面的这几个学生，他们满脸稚气，表情严肃，一本正经。他注意到，一个男孩是长脸，耷着眼皮，满脸疙瘩；另一个男孩四方脸，眼睛很亮，两道浓眉；还有一个男孩圆团脸，面带微笑；此外，还有一个是女孩，清清秀秀，也作为学生头头坐在他对面。这女孩盯着他，好像要他特别注意到她、应该得到他的夸奖似的。他想起该是认识她的，是叫过他宗伯伯的，这似乎是一个机关干部家的孩子，而且到他的家里去过，大约是兰贞的女同事家的。他想起来了，她叫小琴，姓冯。她的父亲是手工业局的局长，一年前才从部队转业安置的，而她的妈妈，正是跟兰贞同在劳动局。他装着没有认出她来，只将她与那三个男学生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个小丫头是跟在后面瞎热闹罢了。

他心中的矛盾是：他很难将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看成是运动中跳出来的“反党分子”。他说，谈谈情况好不好？满脸疙瘩的学生就递过来一个半大的旧信封。他把信封里的东西倒出来，是一张照片。他拿起照片来看，模模糊糊的竟然是一个全裸体的女人的背影。他的手几乎一抖，照片掉在了桌上。

他让自己镇静着，问，这照片是哪里来的？怎么回事？学生说，这是从曹校长宿舍里查出来的，还有这个。说着，递过来用旧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他打开一看，是十多片串连一起的牙牌，上面刻画着中国古代男女秘戏图，简直惊心动魄。

他不及细看，就像怕碰到细菌似的把这些都包了起来，推到老秦面前，说，给他收好！他心里生着曹家骏的气，一个做校长的，让学生查出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说，简直是堕落！他气得眼泪都出来了。

学生都看着他，屋子里寂静万分。他心里想，本来似乎还可能视情况不宣布那个决定，现在的情势，是一点点这样的可能也没有了。现在如果要劝说学生放弃《坚决要求》，不等于是在火药桶上点火吗？他让自己在心里调整了一下，他需要完全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了，他得扮演一个很开明、很革命、与这热烈的时代完全一致、显得有几分浅薄的角色。

他说，同学们，我代表市委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话音未落，屋子里就哗哗一片响起了坚脆有力的掌声，使他受到着一种感动，但在他的心里，同时也就袭来悲哀的阴影，因为宣布杨书记所提议的市委决定，对曹家骏和李宝安“双开”，不但已经势在必行，而且好像已经完全是真的了。但这两个人将被“烧”成什么样呢？

他用更为庄严的语气，但其实更加浅薄起来，说，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朝阳中学的革命师生们，文化大革命在我市开展以来，你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在党的领导下，以《十六条》为武器，积极投身革命洪流，成了勇敢的革命闯将，揭露出了曹家骏这样的腐朽堕落分子，并且揭发批判了他在语文教学等方面的修正主义教育思想，还揭发批判了李宝安错误的反动的言论，市委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大方向！

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响起，并且有人领呼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屋宇。

他说，市委认真研究了红旗兵团提出的《坚决要求》，也认真研究了李宝安曹家骏所犯错误，已经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决定，完全同意你们的要求，从现在起，立即开除二人的党籍，撤销二人的一切职务！

屋子里两秒钟的奇静之后，立即响起了炸耳的口号声，“坚决拥护市委正确决定！”“打倒曹家骏！打倒李宝安！”“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也把手一次一次地举着，跟着呼喊这些口号，并且让面部有着相应的既庄严又激动的表情，一种本能告诉他：这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

刹那间，他在眼梢上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柳春芳。他刚才一路而来，不知为何已经把她忘得干干净净的了。这时她的眼睛里闪耀着对他的表态的惊讶、怀疑、讥讽。刚才他说的话，她是全听到了，他的表情和表现，她也全看到了，而她在他的办公室里所感受的他的立场态度和整个的人，却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她弄懂了看穿了他的什么把戏似的。

小知识分子这么一点点聪明和尖刻，甚至是无知，在这种时候，他当然置之不顾，但心里十分痛恨。

口号声过去之后，他说，市委要求你们，继续认真学好用好光辉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学好用好党中央颁布的《十六条》，对曹家骏李宝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深入揭发、批倒批臭，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学校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客观世界和我们的主观世界，让朝阳中学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大学校。

希望你们按照《十六条》上说的，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对曹家骏李宝安这样的人，主要是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而不是伤害其身体。不要关押他们。如果有拘禁的需要，也要通过公安机关来执行。他们必须每天按时到校，接受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老实交待和认识自己所犯错误，同时在学校从事一定体力劳动，以改造他们的腐朽反动的思想意识。希望工作组做好自己的工作，与革命师生一起，开展对曹家骏李宝安的批判斗争。今天到学校来，从我个人来说，很受教育，更加感到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是无比英明正确的，感到红卫兵小将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以后我还要来向老师同学们学习。他站了起来，并且向对面的学生伸出手去。令他欣慰的是，学生的稚嫩的小手，也就向他伸了过来。屋子里又一次响起了鼓掌声。

我有话说！一个稚嫩的嗓子在掌声中尖叫起来，大家吃一惊，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又瘦又高、小头歪脸、发育得明显不好的学生，眼睛瞪得挺大，夸张地向前伸着他的手臂，表情十分严重，急忙地说，市委的决定难道就不会是骗人的吗？这话说得大家一愣，说得他心中暗惊，但屋子里随即有了哄笑声，不仅笑这句话，而且笑这个学生丑陋的体形以及脸上那严重得可笑的神情。哄笑声表现了群众的倾向。他和群众一起注意到，为主的两个学生头头皱了一下眉，看来不想支持这个学生的发言，而且认为不应该这样节外生枝。于是，多少张脸转向了他，要听他的回答。

他说，请大家放心，市委的决定是常委会研究通过、记录在册的。同学们，我们都在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掌声再次响起，在老秦示意下，旁边的学生让了开来，学生头头们也站了起来。他朝外面走去，没有再出现意外。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他赶快离开了朝阳初级中学，心里发誓，再也不到这种鬼地方来，再也不出现在这种鬼场合，再也不想见这些鬼东西了。

其实，曹家骏只是不检点而已。但个把多月之前，按照统一布置，红卫兵早就上街“破四旧”了，同学家中也不放过的。社会各界闻风而动，自己动手把“四旧”的东西都破了，不知烧掉毁掉了多少“封资修”的文化遗存。他作为一个做校长的人，自己身边藏有这些东西，怎么不早点处理掉，或者藏藏好的呢？严格说，那秘戏牙牌，还有那张大约是给他的老婆拍的照片，对于成年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有这么一点低级趣味，也可以理解，只要不给孩子看到就行了。但现在挨学生这样抄了出来，确实有点惊心动魄，并且令人气愤，认为这样的人是“修”得够可以了，不配做一个校长，也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总而言之曹家骏是太荒唐了，而且把个好端端的李宝安也带下了水。令人不放心的是，不知老秦可曾跟他们二人见面，把要经受考验这句最重要的话跟他们有个暗示。

他回到中山塔里，向杨书记做了汇报，杨书记把头点着，脸上出现微妙的笑容。正在这时，老秦来电话说，学生要到市委门口表示拥护市委对曹家骏李宝安的处分决定，已经出发了。他告诉杨书记，杨书记对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有远见地说，得准备一下，到中山塔门口接见他们，你主持，我讲话。

当杨书记身穿军装出来时，他惊讶而佩服。按规定，市委书记就是本地人武部第一政委，杨书记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既然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时是穿上军装的，那么作为人武部第一政委的市委书记也就可以、甚至应当照此办理，学生们会感到这是对他们的重视和尊敬。

从男女学生幼稚的敬仰的脸上，他看到，杨书记身上崭新的草绿色的军装、红色的帽徽和领章，使他们眼睛发亮，有一种圣洁明朗的光停留在他们面庞上，甚至让站在对面的他们也被照亮、也被感动了。军装是一种象征，象征革命，象征理想，象征光荣，象征勇敢，象征战无不胜，象征着社会主义祖国，也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穿上军装之后的市委书记，无形中显得崇高、可亲、不可侵犯。就连他，心中对杨书记也多了几分敬畏。

杨书记站在中山塔门口，在讲话之前，首先庄严地向学生敬了一个军礼，这就博得了非常热烈的鼓掌。至于杨书记的讲话，不用说，自始至终充满对朝阳中学以红旗兵团为代表的革命师生的肯定和赞扬，充满对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伟大意义的深刻理解和赞美，然后又语重心长提出了几点要求和希望。全篇讲话十分革命，十分全面，热情洋溢，也博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

本来杨书记就很会作报告，人们说，只要杨书记手上的香烟接下去烧，他的报告就能接下去讲，他常常是不用稿子、凭着写在一张半张纸上的提纲，就对着满会场的干部作半天的报告的，记录下来就像是用书面文字写成的那样严谨，并且都是符合中央和上级文件精神而又结合着实际的，不是随意的离题万里的发挥，现在对学生作十分钟的演讲，在他根本算不了一件难事。要知道，杨书记在来亭州这个县级市担任市委书记的一年多之前，是省委宣传部的处长。

这些学生，平时从来没见过市委书记讲话，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市委书记，一下子也就被杨书记征服住了。确实，干部的个人形象、个人才能是党的宝贵财富，党需要德才兼备的干部。

最后，杨书记领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革命口号，并且从学生手中双手接过他们“红旗兵团”的大旗挥舞了两下，又郑重庄严地授给他们，使接见达到了成功的高潮。

市委书记挥手送行，游行队伍掉头向南，一路高呼口号，回学校去了。

杨书记的策略大获全胜，朝阳中学的浪潮得到了控制，市委和杨书记本人也得到了一种政治上的成功，这两点对于稳定亭州局势，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可是……

[NextPage]

第十一章 郁平的往事回忆：大地（之三）

一九六0年暮春，他就那样实际上被强制地送上轮船。愤怒既然是无用的，他倒不由得高兴起来，因为，已经可以认定他是受到了迫害、并且知道是谁在迫害他了。邪恶钻进了他的心里，好像他本来就希望有一个具体的对手，好让他能够看清，好让他能够回击。现在，他不再是猎物，他要反过来变成猎手了。他相信，他和那个迫害他的人在组织面前是平等的，总有一天，组织会发现真相；他在组织面前是无辜的，而那个人，不管有多高的职位，在组织面前却是有罪的，至少是该受谴责的。

他对船员们简略地说了他的情况，他们听后都大为惊讶。他就要求他们在前面一站让他下船，那里还有汽车好乘，他要到地委去申诉，要不然，把他送远了，他的钱就不够了。

这样，他又到了荷州。

以往的书面申诉不曾有用，材料都回亭州了，他今后要学那些不会写字的人，开动两条腿，也就是说，上访！

地区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处大约有十间房子，上访者不少，他们形神各异，但共同有着晦气的颜色、忧愁的面孔，好像使屋子里的光线都暗了一些。他多么怕看到这些人，怕自己变成他们之中的一个，虽然他其实早已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了，也许他自己正加重着这里的晦气呢。他在心里对自己冷笑说：这里现在就是你该到的地方！

接待他的是一个表情冷淡，却具有可信任感的女干部。他反映了他的问题，着重指出，在他提供了那么充分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亭州“审干办”仍不改变对他的结论，请问他们的依据是什么？这依据为什么不给他本人认定？这样做，怎样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呢？他要求上级组织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

女干部认真作了记录，说有关部门会考虑他的要求的，叫他回去等待答复，如果感到等的时间长了，还可以再来问问。

走出接待处时，他安心得多了，那女干部体现的是一个严密的工作体系，只要上面把给他定案的材料和他自己申诉的材料都看一下，很快就会清楚了，可以再去调查嘛。然而，明明是很简单的问题，也许仍然不那样简单。他望着那值得仰视的庄严的大门和那里面古木参天的深深的机关大院，他意识到，这方面一定有他不知道、不懂得、也不成文的许多规矩，而这些规矩大约都是阻碍像这种问题的解决的……

他把目光投向熙熙攘攘的荷州大街，城市在他眼中成了纷乱而无意义的一团，然而，他还没有资格进入这纷乱而无意义的一团呢，他已经被排斥到外面来了。他必须牢牢记住自己的问题，他如果连他的问题也失去，他就更加什么也不算了。

就这样，两个月之后，他重到荷州。接待处上次的女干部不在班，但对他的答复已经有了，就记录在他上次的登记表下：亭州“审干办”电话回答，关于该人员的审查结论以及处理，正确无误，该人员应服从处理，安心原籍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他冷笑一声，什么也没有再说，就走了出去。

他又一次面对着城市的纷乱而无意义的一团，但来来往往的人们，不管年岁大小，身份如何，却又似乎都活得有其意义，真正没有意义的唯独只有他，因为他现在可以说是连问题也失去了，人家已经不承认还有他的问题，他想以此来作为什么依据或立足点，是办不到的，不要以为自己大约还能算个什么。

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宗进庭，他越发认定这一切的后面就是这位老乡。他感到有必要再给宗进庭写封信，一方面也许上一封信没有寄到，另一方面再把话说得透一点，也算是先礼后兵吧，他已经被迫要撕破某种温情脉脉的面纱了。

在荷州，他跟踪了一位妇女，因为那个抱着小孩的妇女，背影太像乔丽了，他明知那不会是乔丽，却还想像着也许正是她，他就跟在后面走着，眼睛没有离开过那可爱的背影。那妇女进了一条小巷，踏上一个大门口的台阶，掉头看了他一眼，进去了，大门嘭的一声赶紧地关上了。那不是乔丽。他告诫自己再不可以这样。他继续走着，对自己说，别的一切都不属于你，你只有你的案子，你现在连你的问题、连你的案子也快要失去了。

他在空荡荡黑洞洞的菜市场过夜，在一个剁肉的大案板上放倒了自己疲乏的身体。夜里风雨雷电大作，他坐了起来，缩成一团，孤独，饥饿，寒冷，肮脏。他很怕自己有一日会那样死在外面，成为一具无名尸体。他于是想到要写一封信给乔丽，跟她商量，能允许把孩子接到乡下去抚养。他觉得这对他来说，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这封信，他也在荷州写发了出去。

他又到了丹阳。颜老师告诉他，丹阳档案馆的旧档案里竟然确实有对他不利的证据。这已经是颜老师想方设法打听到的，但所谓证据的具体内容，人家却无论如何不敢透露。

他浑身冰冷麻木，好像他真的曾经犯下大罪，只是他自己忘记了而已。他甚至都不敢正视颜老师了，因为他仿佛看到就连颜老师也对他有了怀疑。

不，不可能。他有点口干地费力地说出了这句话，这当然也正是颜老师期待着的一句话，可是他自己听着自己的声音都感到虚弱无力，好像只是在抵赖。他喝了一口茶，让自己较为坚决地说：不可能！颜老师只是同情地看着他，似乎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他只有回亭州去找“审干办”的人，他只问他们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证据？

亭州的那些人里的一个主动对他说，你这个人，早就跟你说过，你不要跑了，再跑多少趟，不还是一回事吗？该回答的我们都给你回答了。

他不客气地自己坐下来，接住那人的话说，该回答的都回答了，我想来问的是，你们所认为不该回答的那一部份。于是有两个人同时厉声责问他：什么意思？所有的人都用惊讶的谴责的目光看着他，好像他用这样的口气说话，说这种简直是尖锐犀利的话，未免大胆，也未免太忘记自己的身份了！

愈是这样，他愈是显出几分沉着冷静，这是他到“审干办”来还不曾有过的态度，他心里对自己真是吃惊，但他并未退缩，他说他有两个要求，第一，要求见到给他定案的依据，第二，如果这个证据还不能给他看，他要求组织上对证据的真伪做科学的鉴定……

他的话被打断了，他们的表情在告诉他，你太放肆！其中一人十分严厉地说，你到这里来不好这样说话！什么第一第二的！我们早已告诉了你，给一个人定案不是随便的事情，证据当然有，当然真实，我们不可能答应你的这些要求，那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他忽然产生了一个恶毒的挑战的念头，他说，直接领导你们的人，是不是宗进庭？

办公室里奇静，施了魔法似的，都噤住了，他们显然十分意外，又十分害怕，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但随即，他们一齐清醒了，纷纷指责他：你不可以这样！你说话太随便了！你想干什么？！

他豁出去了，干脆把话挑明说，我对我的每一句话都敢负责，宗进庭是我的老乡，我们都是同一个村庄上出来的，而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你不要说了！你回去冷静冷静！他们很气愤地对他吼了起来，他看出他们误解了他，但分明也有着不愿被看出的慌乱。

他感到他们好像逼了过来，他离开坐椅退到了门口，但他不甘示弱，他掉过头来，接住他们的话说，我在亭州有合法的家庭，有老婆孩子，谁也不可以随便驱逐我！

他走下台阶，离开了“审干办”公室。既不是懊悔也不是害怕，但他身上有些发抖。他刚才的消耗也很大，他不得不在路边街民家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歇了一会。

人家打了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送过去给他打。托尔斯泰主张的这种精神，如果他按照着去做，其结果是一辈子就这样被冤枉被埋掉了，他觉得他做不到。如果把他遭到的不幸，当作正常的秩序服从，那才是不对的，他还是应当积极地正面地去努力推动他的问题的解决。

他于是又回到“审干办”去，重新出现在那些人面前，他不管那些人已经对他满怀警惕，而且“同仇敌忾”，他对他们说，刚才我态度冲动，请你们原谅。不过，我以后还是要来的，因为我的问题还在这里，我这也是对组织的一种负责态度。在一种寂静中，他走了出去。这有点像是一出戏，但他们应该看得出来，他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天他去看了他的儿子。一晃，儿子三岁了，他与儿子几乎漠不相关，可是儿子是在他心里的。他想像着，儿子向他伸出小小的双手，趔趄着走来，他心里一紧，泪水几乎要流出。他应当带给儿子一份礼物。路过一个商场时，他在那并不丰富的玩具柜前停下，玩具汽车飞机他买不起，洋娃娃他买不起，漆得红红的小皮球他也买不起，他羞愧而悲伤地走出了商场。他走进一个食品店，觉得买两块蛋糕也许最好，那里面含有鸡蛋的成份，是营养食品，而且松软香甜，对小孩特别适合。但他的钱只够买一只。他也就买了一只蛋糕。营业员小心地把那只小小的蛋糕在一个纸袋里放好，给了他。他一手托着那几乎没有份量的纸袋，一手捏着纸袋口，就那样在街上朝医院走去。命运这个促掐鬼，把悲剧当成喜剧，对他可真是不留情，竟然让他脚下一绊，跌了一个跟头，可是他的两只手却高高地举着那个纸袋，一点也没有碰坏或挤偏它，他的双肘却是跌得很疼。

他进了医院，走向托儿所。他注意让自己不要被什么人看见，他不是感到自己没有权利，他只是羞愧罢了。

他一眼认出了他的儿子。亮亮！他轻声地喊道。他的儿子看着他了，而且眼睛不离开他，儿子在想，这人是谁？他的声音里为什么对我有无限的爱意和渴求？他对我热切的神情里为什么夹杂着凄凉？他的笑容为什么又讨好又羞愧？他举着手里的纸包在向我暗示，那里面给我带了好吃的东西，这是真的吗？我能吃他的东西吗？他和儿子的眼睛对视着，儿子向他蹒跚地走来了！亮亮！他多么动情地又喊了一声，就把儿子一把抱在了怀里，急忙让儿子吃上了蛋糕。亮亮双手抓着那圆圆的烤成焦黄色的蛋糕，吃得多香啊！

托儿所的老妈妈走来了，马上看出了他们的父子关系，对他说，你是下放了？他无端有点紧张地点点头。老妈妈就去有别的事去了。

别的孩子在看着亮亮吃蛋糕，默默地看着，暗暗地羡慕。啊，假如他能买好多来，使每个孩子都有一份，也使亮亮在吃蛋糕时没有自私感，多好！可是这却成了他的乌托邦了。

他注意到亮亮呼吸道似乎有毛病，亮亮的眼睛因为瘦弱而显得很大，如梦似幻。这使他十分心疼，乔丽没有把孩子照料好，她是医生，这是不应该的。尽管他下乡了，没有收入了，但他本人没有要乔丽负担，以乔丽的收入和家中的积蓄，带一个孩子，在亭州小城，也还算是宽裕的，可是这孩子不健康！

乔丽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照料孩子是有困难的，何况心情不好。现在，他必须同乔丽见面，谈谈孩子。把亮亮带到农村的自然环境里，加上有奶奶照应，一定会健康起来。

他不必等到乔丽下班了，他这就去找她。

原来，乔丽已经从内科调妇产科了。可是她学的不是这一门，那么她到那里去只能做辅助性工作了。他感到这是意味深长的，可他也只有惭愧而已，完全无能为力。在妇产科门口，他一眼看到了乔丽，穿着白大褂的乔丽多么美丽！他爱慕地心疼地望着她。乔丽看到了他，向他走来了，在众人的目光下，她竭力让自己显得自然。在一瞬间，他看见了那个做医生的男子，那人也在看着他，他们的目光交会着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注视着研究着对方与乔丽的关系。他把自己的目光收缩了回来，他不愿意和那样的目光对视，他看到，那人也及时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他转身向妇产科外面偏僻一点的一棵树下走，乔丽跟着他。在那短短的一段路上，他让自己战胜了心中无数的他觉得应当称之为软弱的情感，让自己超越再超越，把自己定在一种极其理智冷静的态度上。

我的信，你收到了吗？他看着她，开门见山地说。

收到了。乔丽也在努力从某种压抑之中挣扎出来，抬起头回答了他。

那么，关于亮亮……

不行！我不能让你把孩子带走！

可是，你又要上班又有小孩……

我忙得过来！

他看着乔丽，似乎想弄清她这坚决的态度后面的东西，可是女人舍不下小孩是正常的，而在他如此糟糕的状况下，乔丽更可以这样不肯让亮亮离开。

亮亮身体看上去不太好……

会好的！我不会让他到乡下去的！乔丽竟然叫了起来，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失去了谈这事的耐心。

他只有让步了，他说好吧，孩子就全靠你了，我的事情还不顺利，还要去奔波，你进去吧，我走了。他转身而去，没有掉头。他的心中出现了那个男子的身影！阴暗的心理像乌云袭来，他有一种直感，他感到悲伤，可他无可奈何！他是许诺给了乔丽某种权利的，如果他想像的一切都已是真的，他只有寄希望于乔丽的理智了。可是乔丽坚持要让孩子留在她身边，这是什么意思呢？各种猜想一会儿给他安慰，一会儿给他悲哀，最终他处在一片可怕的茫然之中。他觉得，没有比他更不幸的人了……

当他往医院外面走去时，他却一眼看见了宗进庭，还有兰贞！他们相距很近，但因为他在侧面，又有一棵树遮挡，他们没有看见他。兰贞的怀孕的肚子是格外大了，宗进庭和另外一个大约是帮忙的女人在旁边护卫着她。那么宗进庭是送兰贞到妇产科去。不知这是他们的第几个孩子？他望着他们，觉得所有的一切都衔接上来了，一切的历史都是活的，都并未消逝，而一切的活的也都连着历史，都有某种深度。他像一个置身世外的人，在惊奇地看着人间，这人间是多么充满联系，充满重逢，充满巧合。他努力要看出什么意义来，但意义对于各人显然是不同的，而且有可能是彼此冲突的！然而，他爱自己的孩子，宗进庭也爱自己的孩子，这不应当冲突。比如，他对兰贞，对小心翼翼护卫着兰贞的宗进庭，至少一时间就充满同情以至怜悯，他多么想跑过去，给他们以自己的问候和帮助，称他们是自己的弟兄姐妹！

然而，在他们之间，实际上却存在着多么可怕的隔阂，简直像无法填平的深渊一样！

他只有躲在那里目送他们进了妇产科的房子，在那里，乔丽也许将参加为孕妇兰贞检查或接生的工作，而她们相互之间却并不认识！不，也许他们骨里是知道乔丽的。多么可怜，乔丽！

他离开那棵树，一身轻松似的走了出来，他让自己忘掉那似与他有关又与他无关的一切，走向他自己的茫茫未来。

但他又到了托儿所，他想把亮亮带出来，带到妇产科去，他要对宗进庭说，看吧，这是我的孩子，我也有一个家，你想把我怎么样？你陷我于死地，就不曾想到我也是个人，同样有妻、有子！你看我的孩子，成了没有父亲的人，这样瘦弱、可怜，你觉得这是应该的吗？如果你实际上知道我是无罪的，你却一定要加害于我，那么，看到这给我的家庭带来的不幸，当你面对你的家庭的时候，就不觉得有愧吗？你让我这样地活着，你能活得自在吗？

这是多么痛快的一幕，面对面的交锋，短兵相接的较量，彼此的妻子都在场！他知道，接下去，他就会被人们架走，人们会说他疯了，而且他威胁了市长，扰乱了医院，他会受到有关方面的“照应”的。但这些对他其实都算不了什么，使他犹豫着不能那么去做的唯一因素，只是他不想让孩子受这种惊吓，孩子有孩子的好梦境好世界，不应当用大人的如此不愉快的现实世界去让孩子痛苦。

他站在托儿所那里，这样反复考虑着，那一幕只能存在于他的想像中，而宗进庭一定是不害怕这种场面的，凡是他所想像的如何泄愤的一切，宗进庭一定都知道、都不怕。他灰心丧气地转身离开了托儿所，什么想像都没有了。

想像的世界不等于现实的世界，但现实的世界也就是人们使它这样的世界，假如人们不同了，世界也就会变得不同，至少，就他这件事，人是可以变得好些的，主要是宗进庭应当变得好些。

他在外面不知怎么走的，结果是绕着医院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医院门口。他为什么还要来？他来做什么？他问自己。他望着医院里面，是的，此时此刻他的一切不都在里面吗？受他的沉浮影响的他的妻子孩子，主宰他的沉浮的宗进庭及其妻子，可能会卷进他的沉浮里来的那个男子，都在里面！都集中在一块儿了！他应当冲进去发表一通精彩的演说，震撼人们的灵魂！

他看着医院的大门，就像看着他的人生的大门，他好像是在外面看着他自己的那一切，但他同那一切却隔开着，无法接近，真是不可思议啊！一时间，好像他还想有另外的一个他和另外的他的故事，可是，无论他在心里怎样努力，也没有用，他还是只有这个已经定了的他和他的故事，并且无法改变、无法重新开始。于是他知道，人的绝望是怎样产生的了。

宗进庭兰贞从里面出来了，帮忙的女人仍然在一旁帮着忙。看样子还没有到产期，这是回家去。宗进庭的神情对兰贞关心备至，那样殷勤、体贴、小心翼翼。他记得他对乔丽也有过这种时候。他忽然作出了决定，他跑进托儿所，抱起他的儿子，也没有来得及跟老妈妈招呼，就急忙走出了医院。

他追上了他们，面对面挡在了他们前面。

宗市长！他很含蓄地尊称了一声。

你？你是谁？谁？宗进庭本能似的向后退了半步，但其实一开始就把他认出来了。

兰贞！他不理宗进庭，却故意戏剧性地喊了兰贞一声，他的确想恶意地刺激他们一下。

啊呀，这是？这是郁平呀！兰贞的确是从认不出到认出了他。兰贞表现出来的是极为复杂的神情，其中有使他感到厌恶的成份，有使他感到寒心的成份，但也有使他感到了一点点温暖的成份。

噢，你是郁平！宗进庭表示把他认出来了。他看着宗进庭，他不说一句话，但他的眼睛在说，是的，是我，你加害于我，看吧，我抱着我的孩子，你可也是养儿育女的人！

宗进庭马上让那个帮忙的女人扶着兰贞先走，而自己留下来对付他。兰贞略微转过脖子向他颔首示意再见。他清醒地知道，表面上的这么一点点温情脉脉的礼貌，并不能说明更多的东西。他以鞠躬的姿势回报兰贞的表示再见，这多少有点夸张，但他心中极力要表现的，确实也是一种真实的、不应当否定的东西，那就是乡亲之情。

你，怎么样？宗进庭努力装出一种和气问他。这慷慨的和气，大约因为刚才兰贞认了他这个老乡，而他刚才对兰贞表现得也很恭敬。

对不起，我拦住了你。既然你问我怎么样，说明实际上你不言而喻是清楚的。不过，我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我只希望在我的问题上能实事求是。你们给我定那样的案，肯定是弄错了，历史上我没有做那样的事，相反我还积极营救过那个地下党员。所以我有充分理由和把握怀疑你们手中的所谓证据。我认为你们不给我本人认定证据就定案是不对的。我有家庭孩子，剥夺我的工作，遣送我下乡也是不妥的。你们对我，实际上是结论不符合事实，处分不符合结论，处理不符合处分，是矛盾的混乱的……这些，我在信上都给你说过……

他不说了，他看着宗进庭，感到某种距离的缩短，因为他面对的是普通的人脸和脑袋，有毛发，有皮肤，有五官，有内在的骨骼系统……

噢，好的，你的意见我知道了，我会让有关方面去认真研究的，你要相信组织。兰贞的身体你刚才看到了，我就不陪你了……

宗进庭不等他答应，就赶紧离开了他。

他站在路当中，麻木地站在那里有好一阵。他抱着孩子往回走，心里很空。孩子始终一声不响，好像完全理解似的。而宗进和兰贞，对他抱着的孩子，竟然都没有一句问候和关心！但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刚才的一幕毕竟很滑稽、很痛快！

他将孩子送回托儿所，内心带着对孩子的无限愧意离开了那里。当他在亭州街上梦游一样走来走去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一左一右走到了他的身边，没有动手，但语气不容反抗，说，我们是治安队的，跟我们走！他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不但不紧张，而且觉得有趣。他就老老实实被夹在当中跟着他们走。

他被带进一个大门里，是街道工作区。绕过天井，到了后屋，进了后院，有一间空着的小屋，里面有一张小床，被子也有，是个临时可以让人住一夜的地方。两个人就坐下来看着他。他注意到，院子的角落上有一个厕所，那里是可以爬上院墙逃走的。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负责人，没有作任何自我介绍，就对他说，你曾经是级别比我们高的国家干部，很多事情是不用我们教育你的。我们请你到这里来，是保护你，没有我们许可，你不可以离开。你的食宿我们会负责，明天我们就送你下乡，你应当安心在农村劳动，有要求有意见可以写信，等待答复，不要老是跑来跑去到处乱闯，这对你没有好处。负责人说了这些话就走了，留下一个眼睛有点斜的很卑微的人看守着他。

显然，他被软禁了。他推测，这背后自然是宗进庭在布置。面对现实，他冷静得没有了愤怒，他只是在思考。于是，他对宗进庭与他的关系的认识，又上升了一步，可以很明确地断定：他的不幸的原因，就是宗进庭对他的迫害；他那样有力的申诉却毫无作用的原因，也是由于宗进庭在从中作祟阻挠。关他一夜算得了什么呢，把他送下乡算得了什么呢，他会继续申诉、继续上访的，这已经不仅是为了解决蒙受冤屈，而且也是为了对自己有所保护，因为现在需要有意让事情扩散，以防宗进庭进一步下毒手。他显得平平静静。他的心里，也确实很平静。他感到崎岖的路虽然可能还有好长，但他已经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只要他的生命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就行，也就是说，他要活下去！

那天到吃晚饭的时候了，那个斜眼的人已经有准备地泡了两个脆饼独自在吃，可他的晚饭却还没有。他想，该是什么人给他送什么样的晚饭来呢？当他听到脚步声，抬头看时，他真是痛苦万分，原来他们是通知了乔丽来给他送饭，乔丽还一手抱着亮亮！

好一幅送饭的图画呀，还是要请俄国大画家列宾来画才行！他感到这对他太恶毒太嘲弄，可是从普通眼光来看，让妻子给犯了事的丈夫送饭，是很正常的呀！不批准他们离婚，大约就是为了这一点吧？有些事情免得让公家麻烦。

我真是没有想到……他万分惶愧，结结巴巴地说着，一边抱起了亮亮。乔丽没有说话，默默地给他在桌子上放下了饭碗菜碗筷子。

他们叫你来送饭是不对的……他继续地说着，好像这就可以免除乔丽的痛苦，乔丽从他手上抱过孩子，不满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了。他站在那里，望着临晚的空荡荡的院子和前面的屋子，乔丽的抱着孩子的身影在眼中消失不见了，他仍牵挂着失落着揪心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喂，你老婆这么漂亮啊！斜眼的人忽然对他说，说的这句话和那种腔调令他恶心，他没有回答这句意思复杂甚至很下流的话，他努力忘怀一切，坐下来，拿起了筷子……

他发现，有二十元钱压在碗底，他心里感动着，而这钱，他确实很需要。

当天下半夜，他逃走了。

他就像个真正的逃犯一样，脚步很快地往亭州城外走，他要沿着公路一直西行，到亭州的下一站等待长途汽车。深夜的亭州小城空荡宁静得像历史遗迹似的，而郊外黑夜让他觉得像走进了亘古，他的一切所谓问题也都暂时不存在了，他简直像是孤独的自由的唯一者似的。但他知道，不用几个小时之后，到处就都是熙攘的人间，迫害的阴影就会追随着他。

他一定要写信给乔丽，说明一下他被那样软禁的原因，他还要写一封信给宗进庭，指出这样软禁他限制他，是愚蠢的！

他走到了邹家楼，那是亭州以西第一站，距离亭州已经十五里，他松了一口气。时间是早晨了，农民们已经在稻田里蓐草。农民的辛苦在夏天有第一批收获，到秋天有第二批收获，可他在忙什么呢？他有什么收获？他望着自己的双手，他是两手空空，但时间是一样过去了。假如有个农民开导他说，你这人如此惶惶若丧家之犬，是为了什么？他该如何回答呢？

他将说他有不白之冤，他不能平白地失去他的公职、工资、名誉和家庭。农民听了也许只能是茫然不解。是的，面对田野、面对农民，他很羞愧，而更羞愧的是他不能改变自己，有比他强大多少倍的东西在决定着他，超越是不可能的。

从亭州方向开来的第一班长途汽车到了，车子如他之愿在他面前停下来，他准备上车。

车门开处，下来了两个人，大约是短途的乘客，他去登车，那两个人却抓住了他的臂膀，把他拖住，他于是认出了其中一个是已经抓过他的。长途车关上车门，开走了。

为什么？我被剥夺人身自由了吗？

上级命令我们来送你回农村。走吧，我们还要陪你走回亭州，赶轮船。这是你老大人挑我们的好差事！

跟两个执行任务的人当然没有什么好说的。让你们辛苦了。他不由得反而向他们道歉。啊呀，你就不要讽刺我们了，我们没有你辛苦，你还会跳墙头呢，想不到知识分子也有这一手，那么高的墙，你把腿子跌断就不上算了，不管什么事，以后别冒这种险！

从这斥责中，他体会到了一种质朴的关心，不由得认错地点了点头。

走了十五里，回到亭州，到了下河码头，他被守候在那里的一个便衣给他上了手铐。他抗议说，我没有被捕，你们不可以这样！那三个人一起劝他，说，郁老师，下了船就给你拿掉。就这样，他被铐着押上了轮船，那三个人一起送他下乡。他说，你们想把我怎样？难道能叫农村里把我管制起来吗？恐怕没有这么随便吧？即使管制了，我也照样可以上访、申诉、喊冤！他们说，郁老师，我们不了解你的情况，我们只是奉命把你送到目的地。他不无恶毒地说，我的情况很简单，宗市长是我的老乡，他公报私仇迫害我。那三个人又惊讶又恐惧地看着他，说，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你不要跟我们说。

到了一半路程时，他们就宽厚地给他松了手铐，也好像已经不怕他会逃走了。船到他家乡的码头，他们没有下船，让他上了岸，就跟他招手道别。

他在家里没有住几天，就出发到省里去。

他告诉了父母，乔丽不想让孩子到乡下来。母亲揩起了眼泪，说要抽个时候到亭州去看看孩子。他告诉母亲，到亭州后怎样可以找到乔丽。

在从乡下出发到省里去时，他身带两封信，是在家里的煤油灯下写成的。在给宗进庭的信里，他老实不客气地奉劝了这位老乡。在给乔丽的信里，他解释了他的被软禁和他的逃跑，他对乔丽只字未提宗进庭，他不想让乔丽置身那种复杂的历史之中。他在省城用挂号寄出了这两封信。

在省人委的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处，他把填写好的登记表依次放到桌子上时，一眼看到他前面的一份登记表上赫然写着：被领导诱奸，要求调入省城，与家人团聚。他走出屋子，在填过了登记表而在外面等候的来访者当中，他估计那位年轻美好的女性也就是那个不幸的当事人了，她所写的她的不幸，当然一定是真的。他只看了她一眼，就把目光朝别处看去，他有点想到了乔丽。他的心中升起一团忧伤，但他马上对自己说，谁会带着愉快的问题到这里来呢？这里本来就是个报忧的所在。这么一想，对一切便都心安了似的。

他没有想到省里的接待员说话十分公正彻底，说亭州“审干办”不把证据给当事人认定的做法是不对的，表示他们会为他跟亭州方面联系，让他暂回家中耐心等待。他还反映了他在亭州遭到的驱逐和变相拘留，省里的接待员也认为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他说了宗进庭和他之间是有老乡关系的，家族之间历史上是有过矛盾的，他请组织上能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他满意地看到他说的这些也被记录了下来。当然，他没有具体说除奸的事情，他想到如果把事情说得太复杂，就会令人难以置信、望而生畏，反而会影响问题的解决进程。

他比较满意地走出了省接待处。他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了省报社的大门，他在那里面当过编辑，他往日的同事们一定还有在里面工作的，但他觉得还是不去的好，他没有下车。省报社是他的命运发生转折的地方，如果他不被调出报社，就不会遇到宗进庭，一切就不会发生，可这是无法预料的，命运的偶然与必然的因素你无法分清。

他回到老家乡下时，屋里空着，父母是到亭州看孩子去了。他感到了一种悲凉，还感到一种歉疚。他使自己、也使他的父母，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他以前是不当一回事、不认为有多重要的，现在却越来越觉得重要了。仿佛只有他出了事，才使他回到了真正的生活里来，懂得了什么是最可宝贵的。生活，是慈爱的，在生活面前，你永远是个孩子，就像人在大自然的面前一样；生活纠正你，教育你，让你成为一个人，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生活在人伦关系里的人。

他觉得他渴望去劳动，他请生产队长给他派工，给果他被派去脱粒。他的工作是较为轻松的，只要手拿一把二齿草叉，站在脱粒机面前划草。脱粒机是电动滚筒式的，农民们站在机后，抓着稻把子，让滚动着的栽满钉子的滚筒把稻谷打下来，打飞到前面来的稻草很多，就由他用草叉划开。工作虽是简单，从早到晚站下来，也就不简单，还不曾要他打夜工呢。

郁平，你把老婆一个人丢在街上，怎么放心的？郁平，你怎么不把你老婆带下来让我们大家伙儿看看的？怕晒黑了她吗？郁平，你老婆大概不要你了吧？

在农民的天真、率直、粗野面前，他往往猝不及防，无言以对，只有憨厚地笑笑。也有个别农民想照顾他的面子，从旁边加以制止，但拿他善意而尖刻地开心却是一种大势所趋。他在这种开玩笑当中得到了一种关心、温暖、甚至鼓舞；因为农民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的，并且是在帮他恢复着人的意识。农民在观察、评价他的生活，农民作为土地上的劳动者，觉得世界上的许多东西是虚无不实、莫名其妙、非理性的。

几乎正是在农民对他的这种激发下，他提起笔来，写了三封信，一封给亭州“审干办”，把他在省里得到的回答告诉了他们，并且说两个月之后他将到亭州去听他们新的答复，如果仍然既不改变对他的结论、又不肯出示给他定案的证据，他将继续上访。另外两封信是分别给乔丽和颜老师的。他之所以要给乔丽写这封信，目的是修正自己以前的态度，他不能硬把乔丽推开去，他应当给她以希望，而从省里得到较好的回答之后，这希望是较靠近了。至于写信给颜老师，是为了通报情况，让关心他的人放心。

他的父母回到了乡下。他们看到了乔丽，也看到了亮亮。他们不放心的就是孩子瘦弱，但乔丽不肯让他们带走亮亮。他们在亭州住了两天旅馆，整天的时间都是在医院的托儿所度过的，到了下班的时候，他们就看着乔丽来抱走了孩子，乔丽叫孩子跟他们说爷爷奶奶再见。做祖母的量下了孙子的脚的尺寸，要回来给亮亮做好几双棉鞋单鞋，一回家老俩口就忙着糊骨子，母亲找碎布，父亲打浆糊，有了新的寄托似的。他鼻子一酸，走了开去……

眼前好像火光一闪，好像听到亮亮在遥远的地方喊了他一声爸爸！他几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忽然感到，是他的儿子亮亮死了！亭州电报所说他的家里出事，其实就是亮亮出事了，他的潜意识一直在回避，但那是回避不了的了，终于化作亮亮的呼叫从心底升起！那孩子瘦弱有病，郁郁寡欢，一双因瘦而大的眼如梦如幻，不正是夭亡的征象吗？天哪，如果真是那样可怎么好呢？他感到仅仅想像了一下就已经浑身无力了，好像他的生活本来还残存有一点意义，眨眼之间就全无意义了，一点点也没有了，包括他的问题得到纠正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九六一年的火车在不停地前进，而车速是太慢了。亮亮不能出事，千万不能啊！

那么是乔丽出事了？死？伤？不，也不能！都不能！啊，所谓人的幸福，是多么脆弱的东西啊！

他让自己某一方面过于活跃的思绪定了一定，努力不去想电报上所说的“出事”二字，不去想，不去想……

去年的秋天，他就在乡下等待了两个月。几乎很准时，差不多正好两个月的时候，队长来通知他，叫他马上到公社去一趟。队长祝贺他，说，有你的好消息！他出发到公社去了，一路上农民们都说你马上要回城了。他不知道农民们是不是有确切信息，他不敢让自己高兴得太早，他不相信宗进庭这么容易就甘心松手，不相信好事来得这么顺利。

公社副书记和他谈话，说接到县人委办公室电话通知，由公社安排你做民办教师。副书记说，公社中学里正好缺少有水平老师呢，早就想请你了！

可是他所想的却不同。他问，这个安排是不是跟亭州方面有关？副书记说，当然是有关的。他又问，那么关于我的问题，亭州方面有没有新的说法？副书记说，没有听到。他于是立即说，对于我，最重要的是撤销加在我身上的错误结论和处理，如果对我的工作安排是出于亭州方面的意思，那么我不好接受，请公社原谅。

副书记劝他说，不要这样嘛，工作是本地安排的，首先是家乡对你的关心，你是本地人，应当为家乡工作，我们确实早就有这方面的考虑。至于你政治历史上的事情，属亭州市管，你仍然可以跟亭州市联系，并不因为我们初步安排了你的工作，就不准你为自己切身的事情去做努力了，相反，我们还应当支持你关心自己的切身问题。再说，亭州方面招呼我们这边对你临时做个安排，也不是坏事，组织上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做的……

盛情难却，加上说得有道理，他接受了这个临时的安排。

不管怎样，他有了一个生活的立足点，更能从容不迫去作坚韧的战斗。他相信一切都一定由于省里有了指示，但如果宗进庭以为从此可以让他偃旗息鼓，就未免想得太简单了。

他又给乔丽写了信，把他的新的情况告诉她，也把他的新的决心告诉她。他实际上是用一封封的信，来预防和挽救离婚协议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他已经不能肯定自己提出离婚做得是对的了，他越来越知道自己是好得很蠢、蠢得很好的一介书生。

在寒假之前如果得不到对他的问题的纠正，他就要到北京上访了。他的心情也随着寒假的到来而变坏，知道他所认为的极简单的问题，依然如故、不动如山，宗进庭和亭州“审干办”好像以为没事了、可以把他忘记了。如果这样，他们就想错了。他于是就上了北京。

火车在向南奔驰。亭州那里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呢？他忽然觉得自己是久炼成钢、坚强成熟的了，他能经受一切的打击和灾难！他在心中对自己说，挺住，要挺住！可是泪水却不听话地涌了上来，他觉得自己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

第十二章壮年（之三）

他在常委会上对于“后遗症”的担心，很快也就得到了验证。一大清早，当医校工作组报告说医校出现动向，他的心中就一惊，立即意识到要出什么事了，并且在不为人知的深处是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果然，所谓医校的动向，就是出现了一张署名“井岗红卫兵”的大字报《为什么逮捕师生》,认为工作组和学校党委“合伙”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谓“井岗红卫兵”，跟原先由学校领导组织的红卫兵不同，工作组在电话中说，里面什么出身成份的学生都有，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是人们没有听说过的。

听着电话，他想，这张大字报不是一件小事，不仅是针对着学校党委和工作组，而且也针对着市委和他本人，至少是有这种必然趋势。他于是联想到北京的情况，北京大学党委不就是被一张大字报冲垮的吗？接着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本来那样显赫、那样受到党内敬重的大人物被明显降位，这不正是“顺藤摸瓜”？在亭州，决不能这样重演。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确实是有来历的，确实不是医校学生所能发明的，只是他还不能、也不便告诉工作组。而医校学生已经知道了这个词，说明着他们一定是跟北京的大学生有了联系，他们正在“活学活用”这个来分析亭州的运动。他心中挨利刃划了一下似的，打了一个寒颤。

他给工作组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查清大字报是什么人写的？背后有什么动态？要赶快组织左派积极分子，发挥原先的“红卫兵”组织的作用，形成自己的核心队伍，并且团结多数群众，要写出不同意见的大字报大标语。

当时，郁平被关在看守所里，以前也没听说对他有同情或较接近的师生，他跟看守所外面是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但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郁平和那个学生成了棋盘上的一着棋，你拿逮捕他们来给运动定向，别人也就拿否定这个逮捕来做突破口，要给运动重新定向，把你架起的炮口拨过来朝着你了。这是政治斗争，但一切又不像一着棋或炮口那样简单明白，甚至写大字报的这个“井岗红卫兵”大约也未必就能明白这种实质。问题就有这种微妙性深刻性，其实质是极为严重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斗争就这样深入起来了，须得好好对待。

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边等待着医校工作组随时报告情况，一边不由得想着自己跟郁平的冤仇关系。他恨的是郁平顽强不死，可他又不能公然置郁平于死地。至今不死的郁平确实经常让他做同一个恶梦，梦中景象总是他在深夜漆黑的原野上狂逃，而郁平拿着驳壳枪追杀他，要报杀兄之仇；醒来之后心脏怦怦跳得难受，并且头脑里还久久继续着那可怕的梦中景象。

自从在亭州发现郁平的存在，自从借着一九五九年的“审干复查”把郁平一棒打下乡去，这个恶梦渐渐就在头脑里生了根一样。这是何等的痛苦，又是何等的难言，除了对兰贞略微说过，他对任何人都无法诉说这一内心深处的痛苦，若是自我控制不住，将来的一天是要得精神分裂症的。

他有时也曾想，松手吧，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必跟郁平过不去呢？所谓郁平的历史问题，其实证据不足，只能说有点影子，并且只有二分可能，八分却是不可能，但他就凭着这二分的可能，给郁平定了七分的罪，开除了他的公职，并且就他老婆的事情因势利导，真是弄得他家破人亡！时间长了，他也就以没有给郁平定十分罪（判死刑、死缓或二十年徒刑）来宽慰自己，认为还是讲了乡情、刀下留人的。他当然不能做得太过份，总要让自己有几分道理。既然问题在是与不是之间，处理也就在罪与非罪之间。一方面这是不够干脆的，另一方面当事人的日子并不好过些，缺点是拖泥带水，至今还在纠缠。

在省里建议让郁平在农村做代课教师这件事上，还有医校提出让郁平回城代课这件事上，他确实也没有反对，就是受着自己思想中那些潜在的不同意识的支配，也可以说是一时软弱和让步了。当然，事实已经证明，加害郁平并不使自己轻松。也许只有彻底松了郁平，才能彻底松了自己，可要做到这一步，简直是难以想像的。当初定郁平于十分的罪也就罢了，但这又不是随便能做到的。现在要叫他完全松了郁平，也就不是随便就能做到。事情就变得这样有点怪。

医校情况的发展让他感到完全出乎预料，几乎使他一时失去了某种自信。工作组长老张又打来电话，说医校数百名学生呼喊着口号正向市委前进，都很激动，不听劝阻，他们要求释放被捕师生，要打倒王校长，要赶走工作组。有组织有纲领有口号有行动，还有背景：已经可以确定，前天有北京医学院的两个大学生到医校来过，跟学生史宏（原名史家旺）在学校小花园里密谈了半天，所谓“井岗红卫兵”的大字报，就是史宏写的，现在前往市委的学生队伍也正是史宏领头。

他问，难道学校里就这样一边倒吗？老张说，另一种意见也有，认为反对学校党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认为史宏是反党分子，但这种意见不占上风。

他搁下电话，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头脑里一片空白，仿佛面临不可思议的灭顶之灾，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猛醒过来，给秘书发下命令，叫把画着毛主席像的大牌子立在门口，把铁栅门拉起来锁上，只开旁边的传达室小门，让“文革接待办公室”程主任就在传达室办公，站到大门外面去迎接和劝阻学生，保卫科的人把守市委传达室，防止学生冲进来，让公安局便衣到市委门口和围墙外面布点监控，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另外，通知看守所加强警戒。

他向杨书记办公室走去，向杨书记报告了这一急紧情况和自己采取的措施。杨书记一面叫秘书通知常委到小会议室开会，一面用电话向地委作了报告。他听到了电话里地委郑书记那熟悉的有点嘶哑的声音。他的心稍微定了下来。

常委会上，杨书记说，这是一个紧急会议，情况越是紧急，越是要学习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就让常委们先用十五分钟把《十六条》看一遍，而自己去跟调用在北京清华大学工作组当秘书的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大明通电话。

过了一会儿，杨书记回到会议室，让他报告医校的情况。他告诉大家，医校几百名学生已经出发，带着三条要求，到市委来请愿。于是他不得不就一个多月之前逮捕郁平和刘镇琛作了回顾和说明。电话铃令人心惊地突然响了起来，秘书接话后报告说，学生已经到了大门口，席地而坐，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杨书记吩咐秘书让“文革接待办”先劝他们回校，请他们相信市委一定会认真研究他们的要求。秘书下楼而去。杨书记说，老宗介绍了基本情况，学生也已经到了，大家看该如何处理。

年龄最大的常委、组织部长老李用他那口词不清的乡音说，运动初期这样处理，还有先前的“上挂下联”，对于指导全市运动，是有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发生变化，特别是《十六条》发表了，中央对运动的指导进一步明确了，我们也就可以调整我们的做法。学生提出两个人的问题，我看可以考虑。那个教师是历史问题，那个学生只是出身有问题，情况算不上反标案件，用《十六条》的精神对照，当然也就不必逮捕。至于要求市委撤销工作组，要求“打倒”谁谁谁，我们不能同意，我们只能说欢迎对工作组提意见，欢迎揭发学校领导人的错误。我们也不能提倡到市委来请愿的做法，因为我们在各学校都派有工作组，有问题跟工作组反映，市委马上就会知道，不用请愿也一样能得到重视，请愿容易造成社会混乱，这是不允许的。至于释放人的问题，也不是这样闹事就释放，只能在原则上答应有错必纠。

老李口词不清的发言，虽然一如以往是平庸无奇的，但也一如既往说得不能算错。他心里虽不痛快，也只有接受，因为明摆着逮捕二人是有点不对了，而且，“逮捕师生”，说起来有点难听和理亏了，很难坚持说是正确的了，而老李的话里还是给他留了面子的。

事情变化真快，哑巴亏他是吃了下去，运动初期上面的指示精神确实是不一样的，但常委会上竟然无人提起不久前这样的历史背景了，好像成了他个人随心所欲而犯的一个错误似的。他当然不好这样抱怨上面，暂时也不必分辩。斗争确实复杂，他有成为“替罪羊”的可能。但他当然不能就这样认输，他觉得自己总的来说，还是对的。

杨书记征求他的看法，他说，目前也只能像老李这样说的做了，但我们若不作好后退让步的准备，恐怕他们不会撤退的。我看要作几步准备，步步为营，准备三天三夜。现在市委门口就是阶级斗争的活的现场，我们要让躲在后面的阶级敌人、还有藏在学生教师里面的坏人，得到充分的暴露，让群众增加识别能力。

上次昭阳中学的风潮，被化解在校门之内，我们的代价是曹家骏李宝安两个同志暂时做出了牺牲。昭阳中学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充分暴露，为了让学生不上街，我们不得不那样做了紧急的处理。现在不同了，他们已经上街了，所以我们也不急，让问题暴露得充分一些。不到一定时候，决不轻言允诺，否则，左派群众不理解、中间群众有误解，干部也会想不通。我们要让群众看到和经历一个斗争过程，为以后的反击打好群众基础。

上次杨书记就强调了毛主席关于放火烧身的教导，我们可以让眼前的火烧一烧，看能烧到什么程度，真金不怕火来炼嘛。医校是运动初期我直接抓的，逮捕一名教师一名学生是我布置的，我这样做自有根据，但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我们守土有责，不能把问题往别的方面推。

我们要发动左派学生，还有工人阶级，来用大字报大标语大辩论发表不同看法，让他们到市委门口来看看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一方面也起保卫市委的作用，以防止出现意外的暴乱性事件。各工厂的“四清”工作组还都在，要让他们组织工人里的积极分子化整为零到市委门口来跟学生辩论。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紧紧依靠左派群众，我们为什么不让左派群众来表达他们的意见、经受这样的锻炼呢？上次杨书记也讲到了这一点。现在，对方已经布下阵势，我们也要布下阵势。即使在医校，也是有左派、有不同意见的，但目前这种力量还不大，正在积聚之中，或者正等着我们的号令，我们要予以重视和支持。总之我认为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化被动为主动。我布置关上了市委大门，不是怕他们，也不是不让群众进市委，而是要在中山塔门口形成阶级斗争的现场。我认为要有这个过程，起码三天三夜。我们让工人阶级来，情况可能会不一样。总之，天是掉不下来的。

杨书记让大家发表看法。监委书记老魏耷着眼皮说，我看就这样，有人用学生来钓我们的鱼，我们要反过来钓他们的鱼，看看谁能把谁钓出来。

结果，大家对他的“三天三夜”的方案表示赞同。杨书记说，那就这样做。由老宗全面负责布置和处理眼前的这件事情，其他同志重点注意自己分管的方面。学生只管革命，我们不能不管经济。大家都要密切关注全市动静，一有情况，我们还是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来共同研究。

散了会，他精神饱满回到自己办公室，四处打电话，给方方面面布置了下去，像布下了一面无形大网，这样，中山塔门口就像无形大网包围着的一个舞台，等待着各种角色登台表演，到时自然会出现很多观众，但其中有一部份是暗中受组织指挥的。就是说，他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老蜘蛛，蛛网的中心是他暗中密切注视着、牢牢掌握着的。中心舞台上每一个主角和配角的表演都会有人给他们做出记录，并且及时反映到他的面前来。不但如此，整个现场实际上被安全而又不露形迹地保护了起来，一旦发生异常，或者有什么人想越过舞台，就会有无数“观众”涌上前去，面对面“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对现场实行有效控制。

这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二十三日。久旱无雨，天气炎热，数百学生静坐在强烈的阳光下，把中山塔门口小广场坐满了，四周东一堆西一堆是围观的群众；在市委门口，在中山塔面前的街上，这里那里的，有一些工人围着一个两个学生进行辩论，指出他们静坐市委是反党行为；不时有家长跑来要拖走自己的孩子，个别的拖走了，多数却拖不走。这些情况不时报来，让他忧喜参半。

学生们过一会儿就呼口号，其中竟然有“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他们几百人在小小亭州这样的行为，能跟这样两个“保卫”联得起来吗？毛主席党中央难道要靠他们来“保卫”？来静坐共产党的一个县级市委，就算是这种“保卫”吗？这一切是什么混账逻辑？他在办公室里听到这个情况，先是感到可笑，继而感到可恨。

来报告情况的“文革接待办”负责人老程似乎已经有所动摇。他说，不要怕，不要被这些危言耸听的口号所迷惑。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难道我们不热爱？难道我们倒不如他们有这样的感情和觉悟？他们里面有几个共产党员？有几个曾经迎着敌人的枪炮子弹冲过锋？可以说一个也没有！我们跟着毛主席党中央打江山的时候，你我在淮海战场上的时候，他们有的在吃奶、有的还没有出世呢！他们凭什么冲着我们喊这两个“保卫”？这两句口号是随便好喊的吗？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吗？这是强加于人，是欺骗人的口号，或者说是他们被欺骗了。要给他们指出这一点！当然，说话不要被抓住小辫子，他们就会这一套。大门要继续关着，要继续跟学生代表谈判，跟他们共同学习《十六条》，看看上面可有一条说可以来静坐市委？要指出他们的行为是不对的，他们的要求也是不对的，劝告他们回到学校里去，这是商量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坚持我们这个立场，说话要和气，态度要原则。

老程说，气温太高，只怕有学生要中暑。他说，我们不能负责，要把这个压力给学生代表，指出他们要负这个责任，他们是医士学校的嘛，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来静坐市委，是极其错误的行为，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水喝？难道还要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发放清凉饮料吗？我们如果这样软弱，政府还有什么威信？我们不搞虚伪的一套，也决不屈服于苦肉计，共产党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讲实事求是！

但后来群众有给学生送水喝的，这些群众暗中被记录了下来，并且很快查明了身份，都是居住中山塔附近的普通家庭妇女，其家庭里也并无五类分子，街道干部已经及时对她们作了教育和警告。

与此同时，在距离中山塔不远的机关食堂里，倒确实在烧大量的开水，在做大量的馒头，但那不是供给静坐的学生的，而是供给在暗中来保卫市委的人的。他们来自附近几个工厂，有他们厂里的工会干部作为领队。在他们之上暗中有一位总指挥，就是有着三千工人的亭州纺织厂工会主席老刘，同时也担任着市总工会的副主席，本人是一位全国劳动模范。这时老刘就坐镇在不远处的市总工会里，通过联络员的掌握，指挥现场的这些人，让他们分批地悄悄地进入食堂和离开食堂，做到岗位不空、肚子也不空，老刘把这叫做“陪公子读书”。老大粗说起话来，既一针见血，又风趣幽默，毒得狠呢。

学生中午吃饭是分批回校去吃的，而静坐的人数并未减少，一直精神抖擞地唱歌、呼口号。他们显然有了分工，有人继续作为“代表”跟市委“文革接待办”谈判，有人在学校里写大字报大标语拿到市委门口和附近街道上张贴，有人分头到其他学校去演讲鼓动。工人们在街头对学生的拦截、辩论，总的来说，没有起多大作用，甚至遭到了群众的指责。这些消息使他忧心忡忡，十分焦虑。

使他高兴的是，对立面终于站出来了，一条大标语刷在了机关食堂门口的墙上：“静坐市委是反革命行为！”真是旗帜鲜明。底下一行小字是“医校红色保卫军”。这里距离市委有二百米，远了一点，而张贴的几个学生也不敢久留似的很快消失了。但标语的影响还是很大，中山塔门口的人们都知道了，在群众之间引发了争论。得到这个消息，他高兴极了，立即给医校工作组长老张打电话，吩咐立即与“红色保卫军”的学生取得联系，不管他们过去在学校里表现如何、家庭出身是什么，都要代表市委肯定他们是运动中涌现的左派，市委对他们表示支持。要让“红色保卫军”在学生当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他们需要的纸张笔墨要尽量满足、不受限制。要他们在医校内外用大字报大标语大造声势，对在外面静坐市委的人“釜底抽薪”形成政治压力。“红色保卫军”可以在学校召开成立大会，让他们上街游行、呼口号，向人民群众宣传自己的不同观点，使在市委门口静坐的人孤立起来。总之要利用“井岗红卫兵”正在静坐市委，后方空虚，立即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还要让他们敢于做这边学生的工作，暗中分化瓦解，等“井岗红卫兵”回校时，学校里力量对比就会发生相反的变化，那时就把他们分割到班级上去，一个一个做检讨，人人过关、交代自己的思想动机。他一口气布置了这么多、讲得这么具体、一切都好像已经成了到手的现实，老张的情绪也被鼓舞起来，表示一定照他指示的立即去做。

他刚搁下电话，杨书记的电话就来了，也听说出现了这条标语，他就把刚刚给医校工作组长的布置说了，杨书记说，很好，这样就有可能把局面扭转过来。发现杨书记跟他的共同点，他总是感到高兴，但也总是抹不去心中的担忧，因为杨书记的思想是否跟他完全一致，那是不知道的，他并不完全同意常委会上杨书记讲的一些内容或至少认为没有必要强调那些在党内实际上有深刻分歧的东西，加上“文化大革命”这形势，杨书记与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存在着微妙之处。

夜色降临以后，他从旁边巷子悄悄来到中山塔门口，站在人群后面，看到大约二百名学生整整齐齐坐在地上，四周站着观看的群众。天气到晚上已经有点凉了。中山塔门口是个小广场，没有路灯，只有中山塔大门头上和旁边看守所门口有两个灯泡。学生唱起歌来，唱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唱得低沉，听了让人心里酸酸的，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文艺的作用确实是大，也确实有个方向的问题，此时这首很不错的歌其实就为错误的学生运动服务了。站在他前面的一个妇女忽然哭着说这些伢儿真可怜，捂着脸走了开去。有人议论说，市委领导人为什么不能出来接见一下学生？怕什么？另一个人马上小声提醒说，看归看，不要多嘴。他感到一种尴尬，悄悄抽身离开，免得被人认出来。

他回到办公室。学生不睡觉，他也不能睡觉。他恨恨地想着，年轻人好厉害呀，好像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似的，这种政治斗争的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我们可没有给他们开这门课呀。可是不对，我们是给他们开了这门课的，我们让他们学的政治书、历史书，以至语文书，还有提倡他们阅读的《青春之歌》呀、《红旗谱》呀，实际上不都充满了这种政治斗争的经验介绍吗？还有我们的电影、连环画、戏剧、诗歌、散文，等等，无不充满这些“革命现实主义”的内容，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学生，不就是在我们这种革命教育下成长的吗？认为从事政治斗争最伟大最光荣最有意义。天哪，就像教会了儿子来打老子一样呢，或者也可以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弄得我们自己不能忍受了，总之，一切有点不对头、有点不是味道，好像历史在开玩笑，或者是我们自食其果似的。

秘书给他送来两份材料，一份是医校学生史家旺的档案，一份是医校校长王淮兴的档案。一份厚厚的，一份薄薄的，同时摆在他面前，等待他打开、阅读、研究。两份档案并立地平等地摆在一起，显得十分异常。他阅读这个校长的档案，是准备着怎样从策略出发加以“处分”；他阅读这个学生的档案，是为了弄清这个学生起来“造反”的家庭根源、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差不多就等于是了解对手、摸清敌情。

作为一个学生，才二十一岁的史家旺的档案极其简单。他是本地人，家在天滋街紫竹巷“8-1”号。大约在史家旺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在表格上，他为他的父亲写下了“码头工人，正常死亡”这一行有点抑郁的文字。史家旺的母亲后来被安排进港务食堂工作，养活丈夫留下的三个孩子。史家旺的姐姐现已嫁人，姐姐与姐夫都在本地制革厂当工人，还有一个弟弟在读高中一年级。至于祖父，他在表格上写道：“祖父，贫农，亭州南门曹家庄人，解放前死于贫病交加。”在父亲与祖父的“政治状况”一栏里，他填写的都是“政治清白”。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史家旺以这样卑微的家世，来激发自己的某种意气，赋予自己在新社会里某种“资格”或“权利”。

史家旺从小学到中学，教师的评语总是“能尊师爱学，刻苦上进，成绩优良，有一定能力”之类，此外就是“希望戒骄戒躁，继续前进”。老师给他的“品行等第”，年年都是一个“优”字。史家旺在初中就被吸收入团，他在班上一直担任劳动委员这个踏实朴素的角色。

他反复看着这极其有限的档案内容，还有一寸照片上那个幼稚而倔强的猫儿脸，坚定而明沏的目光，再怎么捉摸，也看不出史宏有什么反动根源。史宏家庭出身，在我们的阶级路线的视野之内。可是这样一个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在这次运动中有这样坏的表现呢？过去，高中以上的学生在一起吟诗作赋、瞎说八道，或者手写、油印自己的“文学杂志”之类，根据情况，就可以打成反动小集团，在亭州就有过先例，也是在他手上办的，那几个显露才华的学生这会儿正在海边的农场里劳改呢。但这次闹这么大，史宏倒好像成了时代英雄似的。这是怎么回事？他虽然明白，却仍然惑住了气似的想不通，过了好一会儿才一口气叹出来，根子是通在中央呀，这一次是毛主席叫学生这样闹的，《十六条》不就是毛主席给学生的“圣旨”吗？而且党中央的报刊还在天天给他们打气鼓劲。

这样看来，史宏这样的学生，是自觉地抓住了时机以求一逞。那么，他们想“逞”什么呢？“逞”英雄吗？也许有一点，但还有野心。比如史宏，本来可以凭着出身红、品行优、成绩好，在我们的社会里得到培养、稳步上升，但现在有这样大的机会，而且是毛主席号召的，就迫不急待跳出来了，要当一个大大的英雄，做一个大大的“左派”，就像蛋壳里的小公鸡梦想着变做金凤凰，一飞冲天。

出身“工人”只是填写在表格上好看罢了，说穿了，不就是出身穷苦吗？是社会地位很低的、过得不像样的人家，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连人的外观都失去了的那种人。个性极强而处在低贱地位的史宏史家旺，从小一定敏感到世态炎凉，觉得自己很委屈，愤恨压抑在心里，而我们依靠工农的阶级政策所给予的优越感和希望，毕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地位，有某种比我们的阶级路线更强大的东西作为前提和环境存在着，一般说来，在任何时候，人们都嫌贫爱富，人们都趋炎附势。

完全可以想像，这样的一个思想早熟、各方面符合条件的学生，将来分配到单位上，当然会赢得组织重视，会有很大发展前途。但“文革”向他展示的“前途”似乎更直接更可观，可以像聂元梓那样只用一张大字报，倾刻之间就名闻天下、有出人头地之势。

他们如果真的取得“胜利”，我们将如何呢？明摆着，史家旺不正在“打倒”自己的校长吗？打倒了校长，他在学校里崭露头角，那么，如果要进一步崭露头角呢？势必就要来打倒级别更高的人！原来如此，骨子里不过是几千年玩“推翻”的老花样！

史宏史家旺这样的青年，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这样一个本来可能被我们选来接班的青年人，现在气势汹汹来抢班夺权，要用我们的血，染红他的革命桂冠，要把我们从坐椅上推翻下去，让他来坐。而在口头上，却说得比唱得还要好听，什么“反修防修”，什么“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什么“毛主席革命路线”，无比的真诚，还流着鳄鱼的眼泪！小小年纪，心领神会，为祸甚大，为谋甚深，抓住时机，以求一逞！

不能不承认，这样的内里早熟的青年，能力之强，出人意料，但这样的能力、这样的人才，恰恰是我们需要及早发现、及时清除的！这次运动，就下层而言，也许正是要从社会上把年轻人里头这种隐患人物引出来加以消灭以利于国家的稳定呢！消灭一下，稳定十年八年以至于几十年，反右斗争，正是如此。即使我们没有这样的本意，到后来必然还是这样的结果。

史家旺这样的青年，无疑等于自我暴露、提前爆炸。在其没有被消灭之前，总是不舒服的，一有机会，总是要闹点名堂。你把他们消灭（在政治上）一点，他们就舒服一点，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他们注定不能成功，根本的一条，是我们还没有老、还正当壮年呢！人家拿刀来杀我，我还要爱他、培养他、支持他吗？不可能的。史家旺不过是出了洞的一条小毒蛇而已。让他神气，让他跳吧，等待他的，只有可悲的下场，小公鸡将因自己疯狂的梦想而死在蛋壳里！但目前还得与他周旋，笑脸相迎，恭敬有加！

他气呼呼地把史家旺的档案推到一边去，把王淮兴的档案拉到面前来。

他不由得盯着王淮兴的相片看了好一会儿，这是一个在面相上就极其忠厚老实的人，正如事实上的那样。他认识王淮兴，是在七年之前，由于处理郁平的事情认识的。当时他看出，这个做校长的对自己学校的教师是很爱护的，作为一个人，是很仁义的，不忍心看到郁平遭此不幸，但在人前人后，却没有说一句不同的意见，也没有流露自己心中作为一个校长的悲伤，一直抱着相信组织服从组织的态度。

对于王淮兴当时没有足够表现出应有的政治热情，他虽心中略有不满，但人家总的是配合的，是帮助组织让郁平接受了这样痛苦的现实的，这就行了。从另一方面，却也看出这是一个好同志，很懂原则很有党性。可以想像，对于郁平的事情，王淮兴在任何别人面前都会只字不提，他用原则性把自己个人的看法和情感完全克服了下去，党性很纯正。他有时会忍不住跟兰贞谈一点心中隐藏着的东西，严格地说，是不妥当的，这是党性还不够，而王淮兴这样的人，一定真的能对老婆也守口如瓶。

王淮兴是亭州本地人，家庭出身小商，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实际上是参加了亭州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活动，主要是暗中刻写传单，夜里出来张贴，宣传我军在战场上的伟大胜利，号召人民准备迎接解放，起到了动摇瓦解国民党政权的作用。当时王淮兴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就在那时被发展入党。亭州解放之后，他在文教科做了科员，以后一直在亭州文教战线工作，做过一中的副校长、二中的校长，做过卫生局副局长、教育局局长。调任医校的校长之后，王淮兴已经是十四级干部，进步也是比较快的。

毫无疑问，如果“打倒”王淮兴，对整个亭州教育界，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可以说，就跟在北京“拿下”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一样。他又气又恼，一拳头砸在办公桌上，心里骂着：狠啊！冒火的眼睛就向史家旺的档案看去。

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东西，竟然要来“打倒”有这样革命资历的校长，还美其名曰“革命”、“反修防修”，真是它妈的岂有此理！王淮兴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为了民主解放跟国民党政权斗争时，史家旺才哇哇坠地！而王淮兴有什么“修正主义”的错误呢？没有！他们只是拿王淮兴当靶子，来跟市委较量罢了。进入“文革”，学校里是市委工作组当家，逮捕二人这样政治上的大事，是市委的决策，明摆着王淮兴只能配合执行而不能决策做主，他们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却硬要市委来撤王淮兴的职，好比给你刀，要你杀自己的将，然后再来收拾你，真是何其毒也！是可爱的青年吗？不，是魔鬼、强盗、阴谋家！不要因为他们还在蛋壳里嫩嫩的，就被迷惑住！

他看了一下手表，十一点多了，亭州小城多数人已进梦乡。他估计王淮兴是不能安然入睡的，他拨通了王淮兴家中的电话。家中有电话的人是不多的，王淮兴有这个待遇。接电话的是王淮兴的妻子，他说了自己的姓名，王淮兴就接过了话筒，声音有点激动，说，宗市长，你还没有休息？他说，你不也醒着吗？小将们都在中山塔大门口坐着呢，都是为了你呀。说这话时，他想到，王淮兴其实是代他受过。

王淮兴说，我个人不算什么，市委还是早作决定比较好。这话的意思是请市委早点对他作出“处分”，就像老将黄忠一样，一片忠心，愿意在“苦肉计”里挨打。他说，老王，你这个态度，我很感动，你是受委屈的，组织上有数，我也很清楚。

王淮兴立即说，学校里发生的事情，都是我负责，我会维护组织的安全的，请领导放心。他说，淮兴同志，你的党性值得我们学习。今后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都要挺住，都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天下终归是共产党的。你听到了吗？

王淮兴有点哽咽着回答说，你说得对，我听到了，我记住了。目前这种情况，请市委无论如何不要考虑我，要多考虑学生，多考虑全局，早作决定啊！说了这话，王淮兴主动搁下了电话。泪水立即涌上来，模糊了他的眼睛，多么好的人、多么好的同志啊！他心中恨着史宏之类小野心家，感情久久不能平息。

午夜时他悄悄去观看了一下，中山塔门口群众已经不多，四边四角只站着少数几个人，大约还属于老刘布置的暗哨。学生的人数没有减少，都坐在地上，东倒西歪互相倚靠着，女生在当中，男生在四围，他们抵挡不住一天下来的疲倦，都睡着或者半睡着了。他立即转身离开，因为感到一种惊心动魄。

说史宏史家旺是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是可以的，但这么多年轻幼稚的学生又是为了什么呢？只能说他们除了受史宏煽动之外，主要是受了报纸上那一片宣传，在响应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党给他们的教育，也一贯是要求他们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

可是，这些学生难道不晓得，静坐共产党的市委意味着什么？要在从前，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动啊！而现在，他们却理解成“革命”行动，他们“革”起老革命的“命”来了，胆子真大。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运动有很多次，可这回也确实很不同。党报上发表着“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且一论而再论，“造反”这两个字就这样上了党报加以号召，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在年轻幼稚的人理解起来，这一切是多么伟大、多么激动人心啊！

他想起自己在常委会上主张的“三天三夜”，心中似乎发生了动摇，万一学生的身体以至生命出了什么事情可怎么办？那责任就大了。王淮兴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是的，这成了眼前的现实，很难拖延下去。但这是一场政治较量，对方在拿学生做筹码，逼着市委后退，而市委一旦抛出王淮兴，他们就会像疯狗扑上来撕咬住不放，同时，那血红的眼睛还会看着像他这样的更大的目标,好不厉害！

王淮兴成了市委的一道防线，而这道防线看来是守不住的，事实上已有曹家骏的先例，市委是可以让王淮兴“经过去”的，只是要坚守三天三夜。北京的经验已经证明，硬顶着是不行的，只有迂回，暂时后退、让步、认输。你要让学生、让群众起来，行，我们先是不同意，以表明立场，然后就让他们起来，可起来之后呢？势必是一个“乱”字，发展下去是“乱”了谁，就难说了，到最后不还是要靠我们来收拾残局吗？没有我们，谁做工作？国家何在？那时就见分晓了！

好一场恶斗，要做较长时间的准备，退，退，退，乱，乱，乱，然后反击，进，进，进，治，治，治，直到否定这一场运动，实质上还要否定许多许多的东西，才能让一切上正轨。他觉得自己头脑更清醒、看得更清楚、胸中更有数了。但他也吃惊于自己思想的控制不住，吃惊于自己政治想像力的大胆和骨里的对抗性的立场。

回到常委楼前的小院，他看到一个人影在东边假山前的小径上徘徊，那是杨书记。他走了过去，他突然觉得有几句最重要的话要跟杨书记沟通，并且他相信杨书记是能理解的。杨书记看到了他，说，你到门口去的？他说，是的，我看了一眼，不想看了。

杨书记说，我刚才也到中山塔二楼上，悄悄地朝下面看过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杨书记手一指，说，上去谈！他们上了楼，秘书给泡了茶，退了出去。

他把跟王淮兴的通话告诉杨书记，杨书记说，老王是个好同志。他说，王淮兴是代我受过，我目前还不便于挺身而出。杨书记说，这个问题你不要考虑，运动是市委负责，不能推到个人头上。初期的运动，上面是有统一指示的，但我们也不好推到上面去，亭州的事情亭州市委承当，我们共同承当。但我考虑的不是这些，这些都是好办的，也是不言而喻的。老宗，我深感我们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很大的问题，如果是敌人给我们造成的，那不可怕，来自内部的深刻矛盾是最可怕的，这个矛盾的解决，看出来了，地动山摇，我也猜不透何以要用这种方法。黑格尔不是说了吗，“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天要下雨，自有成雨的原因，你不可能叫它不下，不管多大的雨，只有硬着头皮让它下。说实话，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都像吊着似的。我最痛苦的就是这个，虽然我是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门口这个小场面其实倒算不了什么。

他说，老杨，你这话就说到我心上了。就凭你这番话，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去做，上刀山下火海，我甘愿冲在前面。你说的这个大困难，一时还不会过去，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不到过程完结，它就不会结束。在这过程当中，确实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说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刚才我看到你，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班子，要有三套。一套散了，有第二套，第二套不能起作用了，还有第三套。总负责的是你。大约要做这个准备。我们现在是一线，在市委委员里找些年轻的组成二线，在后备人选里再指定十个八个人，组成三线。这对年轻干部，也是锻炼和考验。如果三套班子都被打散，那时就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了，但情况总不至于到那种局面吧？

杨书记说，这个想法太好了，是个创造，很有必要，我去考虑一下,并且向地委报告。黑格尔的命题还有后一半，叫做“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联系眼前，你怎么理解呢？他说，雨不可能老是下，不下雨的因素会在暗中发展，最后雨止天晴，又是一种天空。这既是必然的，又是一个过程。旧的矛盾统一体将被新的矛盾统一体所取代，又开始新的矛盾运动。总的是“否定之否定”。到下一个发展变化来到时，前一个阶段作为曾经存在过的，有的完全消亡，有的作为基础和有关因素留了下来。

杨书记点头说，对，应当用这个普遍原理来观察一切事物。实际上就是时间这个东西厉害，凡是眼前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下一个形态不会同于前一个形态。再过二十年，到我们退休时，党会对我们说，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身体，长寿健康，也就是说，不要我们再管事了，我们管不动了，我们个人是要准备彻底灭亡的。

他们一起笑了起来。他握住杨书记的手，说，党需要你这样的人，你我现在还不能灭亡！杨书记反握了他一下，说，我们都要保重，来日方长！他们的手更紧地握在一起，眼睛都有点湿润了。

杨书记说，朱市长电话里反映，目前北京的学校里是学生当家。他现在仍住在清华大学里，工作组撤销后，他就没有任何身份、任何工作任务了，但他也不敢擅自回来。我把亭州情况简单跟他说了，他说这相当于北京一个多月之前，他叫我们不要硬顶，总的要顺着。我把我们“三天三夜”这个打算告诉他，他说原则上可以这样，但要有灵活性。参考他的意见，我觉得我们常委会上决定的策略总的是可以的，只是那个阶级斗争现场不要摆得太过份，不能造成工人斗学生的局面。他说，行。嘴上这样说，心中却袭来一片阴影，好像自己又做错了一件事情、又承担起了一份有苦说不出的责任。

学生在中山塔面前的露天里那样过夜，他也就不能安心回家去睡觉，夏天还不算完全过去，秋天刚刚才到，他就在身上盖了一件衣服，躺在藤椅上，在一种极疲倦的状态中睡了过去。好像只睡了一会儿，鸟叫声就惊醒了他，清晨的金色阳光已经在窗玻璃上闪耀，预示着又一个大热天的到来。学生静坐的第二天开始了。意识到这一点，他一跃而起，他需要以饱满的精神应对学生的“革命”。他拿了毛巾脸盆，到水池去洗脸。蜷缩在用几张椅子拼起的“床”上的年轻的秘书，被他的脚步声惊醒，迷迷糊糊地爬了起来，也拿了脸盆毛巾跟上了他。

秘书从后院到他家去给他拿早饭，趁着这时，他走到前面去，悄悄登上中山塔，从二楼窗户边上往下观察，只见学生正从地上“起床”,有的一被惊醒就像自觉的战士一样站了起来，有的懵懂地懒懒的好像还以为是睡在家里。他们集合站队，都清醒了，知道新的“战斗的”一天开始了。在一个学生的指挥下，他们庄严而崇敬地合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嗬儿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泪水在学生稚嫩的脸上流淌下来，在旁边围观的群众有的也擦起了眼睛。他虽然有着反感，却也禁不住产生一种感动。他抽身离开窗口，倚在墙上，心怦怦地跳，觉得受到一种极大的冲击，也有一种极大的困惑。

他试着设身处地从学生的立场去想，学生会认为，即使郁平、刘镇琛确有问题，这个逮捕也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感到一种政治上的压抑。他们对照中央《十六条》，那上面明明写着运动的“重点”并不是教师与学生，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还有报纸上刊载着的北京的情况，运动的方向应当反过来，是对着学校领导甚至市委领导，而不是对着群众。所以他们认定学校里前一阶段运动是违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学校党组织、工作组，以至于市委，都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相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纠正。他们为自己能在现实中有这样的识别能力而感到了不起。他们为能起来参加直接与己有关、同时又遥遥与中央有关的政治斗争，而感到新鲜和激动。他们想不到运动就这样把他们卷进来了，而且他们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他们凭着这样高度的政治觉悟、高昂的政治热情，来跟市委“斗争”，而不怕指责他们是“反党”，这是他们勇敢正确的“革命行动”，可市委不但看不到这一点，却把大门关了，让他们在露天里过了一夜，这岂不令人伤心和愤怒？但毛主席教导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所以他们正在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得到锻炼。他们的想不到在这和平年代还能亲身“参加革命”，心中真是无比珍惜，一定要让自己做一回真正的革命者。当他们唱着《东方红》时，他们好像在向毛主席汇报和表示决心呢，觉得自己一下子跟毛主席息息相通了，觉得能这样亲身经历毛主席直接领导的伟大斗争，真是太有意义、太值得了。亭州虽小，医校的事情更小，但这场静坐的意义就可以是这样大。他们是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不得到胜利，就不可能回校。他们将迫使市委处理他们的校长，而不管他们的校长可能在其它方面多么优秀、多么无可挑剔，因为这是“革命”，是顾不了那么多的，是“残酷的”。他们甚至为自己能这样坚定、这样“残酷”，而自豪呢！

在历史上，“驱逐校长”本来就是学生运动的显著内容。毛主席本人在青年时代就这样闹过，许多革命者在学生时代都有这种类似的表现而传为佳话。学生时代就能这样“闹革命”是很了不起的，相反，埋头于书本的学生，往往是没有什么大出息的，甚至是不革命的以至于是反革命的，小说和电影《青春之歌》不就是写了这样一个大学生于永泽吗？于永泽崇拜胡适，一心读书、做学问，反对林道静参加学生运动，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林道静才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才是青春之歌。

中山塔外面这些学生的思路，大体就是这样，以至于人们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事情警告他们，也好像没有说服力，不能改变他们。如果用我们远谋深虑所想到的一切看他们，他们就是处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无知与黑暗之中。他们是不自觉地被一种狂热和血气方刚控制住了。这真是感情上不可沟通、认识上不可调和、政治上势不两立。一切就变得这样不可思议！

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对这些学生娃娃有着几分敬意，他们确实是我们多年以来用革命的传统精神教育而成的，能够让他们去完成任何艰巨的任务，比如，把他们送到越南前线去跟美国鬼子拼命，将是非常敢死的力量。可是，历史不相信小知识分子的这种纯洁和虔诚。在他已经有了自己冷静的看法之后，要他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受学生的纯洁和虔诚的感染，跟他们站在一起，这决不可能。党内的和国家的问题，要比学生所能想到的，复杂一千倍！眼前事实说明，他不可以恨这些学生，所可恨的只能是利用学生这种单纯和虔诚来跟我们搞政治斗争的人，包括像史宏史家旺这样个别的早熟的害群之马。他不可能恨所有这些学生，但他认为他可以恨史宏这样个别的学生头头，恨到底！

眼前的事情不能老是这样对立着。总的看来，工人上街阻挠学生静坐、找学生辩论，好像势头减弱，没有能如他设想的大规模地、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相反，据公安局报告，竟然有人署名“三布厂共青团员某某某”，写了支持学生的大字报贴在大街上，其中还批评说市委不应当组织工人上街围攻学生。公安局对这张大字报已经拍照，也已经跟三布厂联系过了，确有其人，今年二十岁，确实是共青团员，大字报确实是他写的和贴的。公安局请示他怎么处理？他反问说，你们看呢？公安局说，好像暂时不好处理。他说，对，那就先收在那儿，以后再说吧。搁下电话时，不知为何，他的手都有点发抖。这一情况，使他觉得自己在思想方法上犯了错误，他未免把所谓“工人阶级”看成“铁板一块”了。他忽然还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工人为什么好像成了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似的？这难道不应当深长思之吗？我们虽然总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把某种组织性教给了他们，但现在看来这也会有不利一面的。凡是我们曾经利用来对付敌人政权的东西，现在都应当反过来考虑考虑。

他走进传达室，“文革接待办”的两名同志和衣而睡一夜，也起来了。这里和学生只隔着一道木板的小门，而且上班之后就要打开，如果学生硬要冲进市委，是不费事的，但学生还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史宏史家旺指挥下跟共产党市委坚持“合法斗争”呢。他关照两个同志说，对学生还是这样的方针：一是劝其回校，二是密切观察。

回到楼上办公室，就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是医校工作老张打来的电话，报告说，“医校红色保卫军”将于两小时之后成立，参加的学生人数占全校的大半，成立之后就到市委门口游行，表示对静坐市委的反对。他关照说，我们对所有革命学生一视同仁，支持他们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在运动中“独立思考”，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左派，但我们不插手，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那边回答“是”，他搁下了电话。

政治斗争，风波险恶，他的所有言行都必须谨慎。至今为止，他和医校工作组长的通话，都是很策略的，假如工作组长背叛了他，也无法指控他与另一派红卫兵的成立有什么关系，他所说的话都是《十六条》上有的，他没有像《十六条》上所警告的“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他拿起电话，跟各个学校的工作组长一一通话，了解到各学校对于医校学生的静坐都有了反应，都有学生准备表示支持，但也有学生表示反对。“战斗队”等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正在纷纷成立，在学校里发表《成立宣言》，这些红卫兵的观点并不统一，围绕着医校静坐这件事，大体上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他一方面感到心惊，另一方面又为此叫好。心惊的是这样发展下去不知会出现什么局面，叫好的是中山塔门口确实成了阶级斗争的一个中心现场，四周许多的“小匈牙利”正在被引发出来并且将被吸引到这个现场中来表演，这正是预期之中的。他对这些工作组长重复说的话就是，要让学生“独立思考”、自己教育自己，在运动中证明自己是跟着党的、是革命左派。

秘书来报告说，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党委都有电话打来，说厂里出现了情况，少数工人可能会对学生表示支持。他指示说，密切注视，好言劝阻，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他放下电话，眼前似乎看到全市的工人群众都涌上街头，整个局面已经无法掌握。工厂的工作要点虽然早已布置下去，但确实，谁也无法不让青年工人像学生一样充满政治热情。《十六条》说了，“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这些话，对于工厂里的青年人，是同样充满号召力的，因为他们的大多数不久之前也都是学校里初中、高中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不再升学，于是由劳动局招工，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而工人，在“工农兵”这个排列中，是首屈一指的国家“主人”。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写在宪法上的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性质。

虽然工人处在劳动第一线，虽然科室人员和领导干部的实际地位高于普通工人，但在思想意识上，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却不言而喻更是工厂企业的“主人”。在理论上，从来也不会说厂长、经理、科长、车间主任、科技人员是工厂的主人。这里似乎存在着意识形态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脱节、名与实之间的不符，但人们一般抱着理解的、心照不宣的态度存而不论。让工人有这一精神上的权力感和优越感，对于厂里的实际权力，是一种既抽象又具体的制约因素。但他考虑到的那个问题，也确实是个问题。

毛主席把鞍钢工人参加管理之类的经验，命名为《鞍钢宪法》，要让全国贯彻，但至今并没有真正在厂里得到贯彻。厂长、经理、科长、车间主任这些人，怎么可能欢迎这个东西呢？这是一个很难克服的矛盾。事实上，如果某个工人真的在生产管理上、生活待遇上，要求自己的“主人”的地位时，这个工人的非份之想就会遭到他的伙伴理所当然的讥笑了。但这样的工人，一般也很少有。这就说明工人也有一个正常的脑袋，是承认科长车间主任厂长技术员工程师在厂里实际的较高地位的，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是能把自己限制在比较现实的范围内的。就是说，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明白自身的两面性，既是主人，又不是主人。而现在闹文革了，他们主人的一面正在被强调出来。他深刻感觉到了这一点，好像作为一个问题存在了心中。

我们的社会主义工厂，就是这样一个微妙的对立统一体，工厂的一切，就在其中运行，好丑成败，除了生产上的诸多因素，也就在于对这些矛盾的理解和调节。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好的厂长，也称得上是一个政治家。所以我们在厂里配置了党委书记，配置了工会主席，要求他们把政治方面的任务分担起来。但书记与厂长又常会闹不和，而工会主席则不起多大作用。所以有的厂干脆是书记厂长“一肩挑”，但这样的人材，却是不多，制度上也没有明确，甚至一时“左”、一时右，莫衷一是。这是我们头疼的一个问题。如果是资本家的工厂，就不会有这些问题，那只是劳资关系罢了，跟党和国家的距离隔开了一层。社会主义好像反而把事情弄复杂了，这确实值得思考。

想到工人会像学生这样“起来”，作为分管着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他心里真是如同《十六条》上说的有点“怕”，感到些“软弱无能”，血液里顿时失去了什么成份似的。可他一贯不是一个喜欢“怕”什么的人，也从不愿意自己“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不禁继续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这样让工人认为自己是工厂的、国家的主人，对工厂、国家较为有利？还是让工人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在厂里做工挣钱的人，对工厂、国家较为有利？也就是说，哪种情况之下，工厂更为兴旺发达、国家更为安全稳定？

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确实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在“工农联盟”这一方针下，才出现了如此空前的统一团结，不管人们在物质享受上多么贫乏，还是真切感到有着一个共同的意志和光明的前途，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似的温暖，天安门作为这一象征而成了全国人民仰望的中心，这是国家在政治上稳定强大的表现。但眼前情况是，连一个普通的渺小的中学生和车间里的工人，也都可以来跟市委指手划脚，甚至评议中央内部的事情，国家这时是不是还很稳定强大呢？是不是也有不好的一面呢？这个问号大约也是值得提出来的。任何国家都不会鼓励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不能让人民的权力有这么大。共产党的国家也不应当例外吧？

毛主席说过，要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作为理想境界，这是美好的，作为要求，这也是对的，若没有这个要求和标准，或离开这个标准和要求，是不好的。但在实际中，这也是最难做到的事情。眼下这样大的政治运动本身，就很难照那样的要求与标准去掌握。无论是杨书记和他，也无论是这些青年的人们，都面对着这一课题或难题。比如，昭阳中学的学生那样搞倒了他们的校长和教育局长，就不能算是符合这一要求和标准。现在医校的学生又要来这样做，不答应他们就不行，这也不能算是符合这一要求和标准。可是，正是毛主席要这些青年人这样做的，好像一定要弄得天下大乱才行，这与那个要求和标准岂不矛盾？但毛主席可能会这样回答：这是孙行者大闹天宫，这是让小鬼斗阎王！谁能跟毛主席强词夺理？

可是，代价是这样的大。曹家骏、李宝安、还有王淮兴，就是眼前在我们亭州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他们已经“经过”或将要“经过”去，就像要打到地狱里去一样，到底后事如何，也很难说。另一面呢，我们心里准备着跟这些青年人“秋后算帐”，到时也有好药搽他们的头。所谓组织，所谓国家，实体就是我们，而不会是他们。他们那一面现在闹得凶，但他们好像就没有考虑到、或者以为能避免他们将要付出的代价。孙猴子最后是要被镇到五行山下五百年才有出头之日的！如果一定要让小鬼斗阎王，最后吃亏的，将是小鬼！阎王最后毕竟还是阎王。这样一想，他又体会到自己那种坚强而有把握的感觉。

但综合各种情势，想到朱大明跟杨书记的通话，他决定，从“三天三夜”里去掉一夜，把那个不得不“让步”的日子，定在第三天的下午。

[NextPage]

第十三章 壮年（之四）

从市委后院家属区出门，就是府西街。名为街，只是一个大巷子。早晨时光，安安静静，几个居民妇女在门口刷马桶、生煤炉。还有一个老头蹲在地上做煤球，也就是将碎煤渣屑，包括没有烧透的煤球，捣碎，用水调了，面疙瘩一样一个一个做在木板上，晒干之后当煤球用，节约之意。煤炭是按每户人口凭证供应的，本地不产煤。

从这里往南走二百米，拐一个弯，也就是市委大门口了，学生们一天的热血正开始沸腾呢。他暂不去想学生，而是向西走去。走完府西街，就是柳家巷。向前，看得见是大街；向左，小巷蜿蜒之后将是府前街；向右，是狭小了一些的八角巷。

他向右走去，人口密集起来，一路都是居民在自家门口忙着早晨要做的各种事情，弥漫着生煤炉的呛人烟雾。八角巷里有一口古井，此时井台上有不少人正在井边汰衣洗菜，用吊桶从井里打上水来。亭州城里井很多，多数人家吃用靠井水，目前自来水厂正在开工，厂址就在城河边上、取城河的水。当然，城河水再清，也不如长江水好，但长江在几十里外，现在的经济条件还无法取那样远的水源。

出了八角巷，就是很宽很长、绕城一周的亭州古城河，八角巷面对的一段叫做北城河。河坡很大，是古城墙坍塌而成的遗迹，城砖都没有了，剩下泥土的高坡，依然围绕城河。高坡临河的一面长满野草杂树，背河的一面被园田生产队开垦成大片的蔬菜地，越来越平坦了。

亭州不但有四郊农村，城里也有相当多的农田分布在城内最靠城墙脚下的一带，是专门种蔬菜的，也种少量的粮食，在城里人眼前提供着十分真切的农村景象。种这些田的被称做“园田人”，城里一些百姓跟他们早不见晚见，很多就是邻居，但在生活上在外貌上在言谈风度上，却能一眼看出，这是街上人，那是园田人。俗话说，三世难修城脚跟，每年都有远处农村的姑娘嫁到园田上来，不断补充着这里的人口，增加着这里乡间的意味。这种现象可能是古代遗留。随着城市发展，这一块人和地，将来肯定是要城市化的。此时，城河边上有一些早晨来汰洗衣服或者取水的人。

他望着河边野景和晨光波动的河面，吐出一口浊气来。城河两岸，在市政府计划中，是建成环河路和环河公园，而不是让其这样自由自在的荒着，但现在是谈不上做这件事的了。河对岸明摆着已经有一些人在河边搭起了不少简易的棚房，正在侵占河坡空地，势必要给将来的建设增添麻烦。这个问题也已经在市政府办公会上提到过，但目前也忙不到这样的事情，只好任其发展。

北城河从天滋桥下向西几百步，向北拱出一个半月形，两岸河坡是用大城砖砌起来的，如同壁立，上面栉次鳞比的住着人家，从窗口吊下水桶来就能汲到清清的城河水，形成一片很有趣的人间景象。这里叫做月城，再往西，是西城河，连接着北面来的淮河水系，往南流为南城河，连着运盐河、济川河，也就与南边几十里外的长江相连了，受着长江潮汐的影响。济川河南浑北清，这是江水淮水交汇处“泾渭分明”的景象。

北门南门古代都有吊桥。吊桥以外就该算是城外了，但近二百年来已经自然形成亭州的城北区和城南区，商业比城中区还繁荣些，这是依靠了农村来的购买力。吊桥早已不存在了，城河不再是城里城外的疆界，而成了城里的一条大河。亭州将来的美化，是要把城河的文章做好的。

从天滋桥上走过去，是一条东临城河的单面长街，叫做天滋街。街边露出许多小巷的巷口。这些小巷都是东西方向，朝着北城河而来。你任意走进一条小巷，都能走到其它各个方向的小巷里去，脚下是走不尽的麻条石或青石板，散发着古老阴凉的气息。巷子到了里面就四通八达，很容易迷路。这是亭州城里小巷密布的一大块地方，里面住满人家。

这条临河的天滋街，显然很适合开设一些小型的商店，在市政府的计划中，是要在这里形成一条独特的商业街，甚至要竖立几座茶楼洒肆。但现在除了一家小茶馆之外，只是住着居民，他们享受着这一泓河水，仿佛天长地久，自得其乐。但也曾有人反对在这里形成商业街，认为保持这样民居的状况更好，这一意见虽然也有道理，但无所作为，而这里的民居也至为简陋，不值得保留。现在，市政府的这一很不错的建设计划，因为“革命”的到来，而在柜子里睡大觉。

他猛然想起，那档案上反映着，史宏史家旺的家就住在这里的紫竹巷，他何不作为一个过路的人，去看一看呢？不至于有人认出他来的。他抑制不住这样的一种好奇的心理，就进了紫竹巷，一个很小的巷口。

他记起了从档案上读到的史宏家的门牌号码是个独特数字：“8-1”。进巷很狭，里面豁然变宽，是四条巷子的交汇点，他面临着复杂的选择。他走了几个来回，弄清了往北延伸的是紫竹巷，很快也就发现了“8”号。

幸好巷子里没有人，他往“8”号里一看，住着不止一户人家，所以才有“8-1”这样的分号。他也就判断出住在最靠门口的自然就是“8-1”号了。是一个十分低矮的小门，看不到屋顶，因为头上有棚顶遮住。进那小门是必须低着头的，这时门关着，上面有一把锁。史宏也许正在中山塔门口，他的弟弟到学校去了，而他的妈妈是到港务食堂上班去了。可以断定，这里原只是一户人家的房子，后来经过房屋改造运动，成了房产公司的房子，就安排进了不止一户人家，最后，就连大门堂这里也改造成小屋，住进了史宏一家。

“8-1”号对面还有一个更小的小屋，跨一步就到，显然是“8-1”号的厨房，挨着就是下一户人家的厨房。这样，从外面往“8”号里面走，首先就得经过从“8-1”号门口开始形成的这样狭小的过道。这样密集的居住条件当然是很差的，就像蜂窝一样，如果失火，那就会接二连三全烧起来。住在这里的，可能都是跟史家社会地位差不多的人家。

就他所知，亭州百姓的居住条件，很多都是这样，有的连这个还不如。如何改善百姓的居住，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建设任务。住在这样屋子里的人们，按照理论，天然是有着“革命”的要求的。可是我们干部的居住条件也很一般，市委常委们就住在市委后院里，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一些平房，你家两间，他家三间的分配了一下，就算安家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上面一个调动，全家人跟着就走了，无所谓的。当然，若是紫竹巷“8”号里的百姓去看，还是觉得比自己好出许多，光是那环境就不一样，后院原本是古代衙门的后花园嘛。经过国民党时代，增建了一些平房，但总的还是一个花园。

此外，不少部、委、办、局的干部，是居住在民间的，他们的住宅是房产公司能拿出的最好的房子，单门独院，一座小楼的也有，都是我们进城后从剥削阶级手中没收过来的，或者是逃亡海外的人留下来的。社会住房紧张，眼下还无法解决。一个很显然的情况是，光靠这些没收、改造过来的房产，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也无论是用于安排我们的干部，还是用于安排老百姓，都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这个大的趋势已经出现了，我们势必要建设许多新的住宅。

市政府已经有建设两到三个工人住宅区的计划，地址也已经选好。但眼下的“革命”中断了这些事情的安排。从理论上说，“革命”在实际上总是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紫竹巷“8-1”号里的史宏史家旺，大约要来“再分配”我们的房子吧？在这孩子的思想动机里，潜在地一定有这个因素。平民的平等思想在史宏心中熊熊燃烧，成为一股强大的内力，其中也一定含有马克思说过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卑鄙”性，是私有思想在低等条件下低劣的反映；这也很能用来形容群众的一些情绪，那妒忌和仇恨的眼神令人恶心，那内心的对立令人担忧，如不加以引导或化解，就会有破坏性。重要的是需要一定物质基础。地区党校钱老师对“粗陋共产主义思想”的介绍和分析，结合着干群关系的矛盾，给他的印象很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他正犹豫着要不要进“8”号里去看看，一个灰蒙蒙的满脸皱纹的瘦小老头从“8”号深处走了出来，手中拎着一个大竹篮，里面是一些煤油灯和灯罩子之类，都是新的，显然是用于出售，这都是本地玻璃厂的产品。他看出这老头是整天坐在“昌寿”药房门口做这个小生意的。他一直很疑惑，靠这小生意，老头也能养活自己吗？但亭州城里的用电，确实还没有普及，大多数居民家中是用着这种煤油罩子灯的，在国营煤炭店里也凭证供应煤油，甚至机关里和他家里也备有煤油罩子灯，一旦停电，就用得上，比蜡烛好些。

他正欲离去，老头却抬起头，睁着两个细小的浑浊的眼睛，问他，你是找家旺的？他不觉就把头一点。老头说，他一早回家来喝两碗粥，又走了，他在市委门口，学生多呢，你到那里找他去。他点头称是，连忙走了。

老头表现出一种热情，好像高兴地觉得他们这个住满平民百姓的“8”号里出一个人物了，而老头的倾向性是不言自明的，他为这孩子感到骄傲，他无条件地是支持这孩子的，但他得卖灯罩，他这么一个老头也不可能到市委门口怎么样，可是他的心是在史家旺这一边的。他从老头身上能感知到这些，他并不觉得奇怪，也决不会对这老头存有鄙视。

作为一个从根据地参加革命的人，他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他在各种情况下接触过许多群众，他对这种群众情绪是很熟悉的，在一定时候，这也正是很可宝贵的情绪，虽然有其“粗陋”。共产党人正确地在历史上肯定它和利用了它，共产党人永远能够正确看待这种自发的群众情绪。他体会到，毛主席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这一点，来做一次“反修防修”，把我们干部“烧”一“烧”，火源就是群众，一点就着，“粗陋”之火熊熊燃烧。

问题确实很复杂，对待这个运动确实要有复杂头脑。他对郁平和那个学生的处理，从自己方面说，也是犯经验主义错误了，在这次运动中想那么做也做不成了，那么做是比较便当、比较体会到权力的快意的。他得转好弯，作好“纠正错误”的思想准备。他感到很窝囊。

他走出紫竹巷，往回走，没走几步，后面有一个人快步跟了上来，走到他身边，稍微压低了声叫他：宗市长！

他暗吃一惊，一看，正是他时常放在头脑里考虑的，昭阳中学外语代课教师范公望。一脸的聪明相，十分友好，好像正有许多的话要主动跟他谈谈。

一个普通教师这样随便跟市长接近，并且像朋友似的有交谈的意思，他从前还没有遇到过，这大约也算是新的风气吧。

他还得鼓励一下才行，于是他露出一个平易近人的微笑，按照亭州人的习惯，亲切地问候了一声：早茶吃过了？

范公望果然也就受到了鼓励，将自己进一步提高到适当的“平等”上，回答说：吃过了，宗市长出来转转的？

他也就用自己的声音和表情认同了范公望的“平等”，很懊丧似的说，一夜没睡好。你们学校目前情况怎样？

范公望说，我们学校相对平静，现在的焦点到了中山塔门口。昨天，我跟史宏交谈了好长时间。他侧耳听着，放慢了脚步。

范公望说，我先取得了他的信任，这很简单，我说我是朝阳中学的老师，他一听就受到了鼓舞。作为一个教师，我这样跟他接近，向他请教，他就认为我是支持他们的，何况还有两个我们学校的学生正好在我旁边，他们是来贴大字报对医校“井岗红”表示“坚决支持”的。

我把史宏领到旁边，离人群稍微远一点，开门见山问他，你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有一定理论依据，还是因为工作组逮捕了你们学校的师生？他说，如果没有一定理论依据，怎么能判断逮捕师生对不对呢？《十六条》是理论，指导制定《十六条》的思想，是理论的理论。

史宏说，他是读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书而信仰了社会主义，读毛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论著，认识到中国为什么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还给我说了《九评》里的许多内容。他说《十六条》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过去就思考过的。

噢？他很诧异。

范公望说，两年前，史宏读《九评》，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两行字：“农村党支书­——新地主，工厂厂长——新资本家”。对写在纸上的这两句话，他感到害怕，也感到下结论还没有把握，后来撕碎扔掉了。他说他现在知道他的思考是对的，反修防修就反的这个、防的这个，这就是他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

范公望说，史宏几乎把《九评》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复述了一遍，说假如不搞文化大革命，假如文化大革命被扼杀，中国将来一定就是南斯拉夫。

他一边听着，一边忍受着从心底泛起的深深的厌恶。如果这个史宏不是一个小小的政治骗子，不是一个精神异常的“狂人”，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诚的，这真诚就更令他厌恶。

史宏这样的立场观点，与他这样的人之间，思想上存在着谁是谁非的问题，政治上存在着谁胜谁负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党和国家何去何从。青年人以其敏感，抓住了某种实质，并且以他们那种盲目的单纯和急切的功利之心相混合的干劲，不顾一切冲在前面，但他们是肤浅的片面的，他们好像天生倾向于教条主义。这是一场特殊的内战，核心的问题，其实是：这个社会有矛盾，但怎样看待？这个社会要发展，但怎样发展？就是要面对“这个”，考虑“怎样”。虽不是人人明白，也好像并不十分清晰，却已经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斗争，正在拉开序幕，停不下来了！

史宏所说《九评》上的有关内容，只要读过的人，都是有印象的，它列举了苏联的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厂长、集体农庄主席的一些人。但反过来说，要求厂长与工人、农庄主席与农民、干部与群众都平均一样，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在中国也同样如此，那不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吗？

《九评》说苏联“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其实，权力总是有发展成特权的倾向的，但是不是成了“阶层”，是不是能用“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来解决，就很难说了。

还有南斯拉夫问题，其实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好像就相当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是务实的做法，适当从社会主义往后退一退而已，何必硬说成复辟资本主义呢？话说回来，如果人家真的复辟了，而且复辟成功了，那也说明符合人家的国情民情，人家在欧洲，你在亚洲，你指手划脚，也没有用，你把自己的一摊子弄好就行了。

所以，《九评》虽然写得好，骨里却有些绝对化，文章毕竟是文章。现在这“文化大革命”，好像要用《九评》那种理想的东西，来搞一场大运动，针对权力、针对干部。其实，中国的情况还远远没有到苏联、南斯拉夫的程度。运动引起各级的顶牛情绪，也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该怎样进一步发展，是一件需要好好研究和讨论的事情，决不是有了《九评》的文章就够，决不是简单化地来一场大斗争就行，这样其实把真正要讨论要解决的问题推到一边去了！什么是真正的问题呢？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经济。抓住这个主要的，来缓解次要的，社会就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往前走。社会不可能在干部受着群众这样的管辖之中往前走。首先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会嘛。

然而，在我们历史的和精神的字典上，毛主席这三个字代表着正确，代表着伟大，代表着胜利，也代表着人民的崇敬、拥护，这是事实。可是他也感到另一方（他不知不觉把自己划进了这一方）如果失败也是不可思议的。很难想像史宏这样的青年，以及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们，会被历史证明是对的，而错的倒是他这样的深知社会实际的人。很难想像靠着史宏式的、在紫竹巷“8-1”号里滋生发酵的、粗鄙绝对的社会平均主义“理想”，能够治理和建设国家。要知道，他对兰贞所说的那些思考，也是实实在在不可回避的呀。

他悲愤地望着远方，心里第一百次地问：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在党内上层用研究的、讨论的方式解决分歧呢？不管怎么说，即使分歧不能解决，用鼓动学生起来跟我们“造反”这种方式，总是有问题的！让史宏那种小小政治骗子或浅薄无知的小儿，把人心蛊惑下去，结果只能产生动荡和混乱。

范公望的所反映的这些，让他进一步了解到了对手的情况。他不得不承认，不管你怎样不想放在眼里，紫竹巷“8-1”号蜗居里的小小史宏史家旺，已经是你的对手。事实上，他与史宏史家旺，已经分别站在中山塔门口这张“乒乓球桌”的两边，发球、接球，要一决雌雄。这是一件很认真、很较劲的事情。他问范公望：你认为对医校问题该怎样处理？

范公望低声地、但极其简洁地说：让步。

他不则声。他们默默地走着。是的，只有暂且让步。这个范公望，不愧是北京外语学院的高材生（会英、法、德三门外语），而且有着一定社会阅历。

他丢开这一问题，问范公望：听说有北京的大学生到医校做了煽风点火的工作？背后是不是他们？范公望说，这情况我不了解，从史宏的情况看，是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运动中这些造反的学生，包括初中生，个性都较强，话说回来，不是这样的性格，就不是这样的人。有一种看法认为他们大约都是些坏学生，其实恰恰相反，一般成绩都较好、活动能力较强、平时在学生中就有威信。当然，我也不敢说他们就有多么成熟……

他插言道，虽然不是“有多么成熟”，可搞起这种合法斗争来的水平不低呢！

范公望说，这是学来的。他大笑起来，说，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抓得不错啊。范公望说，如果换一套教育内容，学生就会被培养为另外的一种样子，教育的作用就在这里。

他暗自思忖：将来到底是否还要安排那么多“革命”方面的教育？是否这方面的教育适当减少一些为好？江山已经打下来了，时代和任务不一样了嘛！

范公望似乎补充地说，史宏毕竟还只是一个中学生，总的说来是不成熟的。

他一笑，问：那么，他谈过个人的动机吗？范公望说，我确实这样直接地问过他的。史宏的回答是：如果说因为我理解了毛主席，如果说我从来未有地理解到毛主席和人民心连心，这鼓舞了我，你会怀疑我是不是说大话。你要我挖出纯属我个人的、心灵最深处的东西，这个东西好像是有的，总的好像要凭着自己的力量，至少是应当投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要让世界平等、更平等、永远平等。任务巨大，但不是虚无缥渺，至于进一步实现了平等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到什么程度，怎样坚持下去，心中也不具体，但毛主席指出了总的方向，具体的一切要在实践中创造，我们的任务就是奋勇向前、义无反顾，首先要夺取这一场斗争的胜利！另外，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心愿，就是将来要写一本关于“文革”的书，就像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法兰西内战》那样的书，或者狄更斯《双城记》那样的书。不过，“文革”这本书将一定是很难写的。我追问一句，你是悲观吗？史宏回答说，一开始他是看到学校里逮捕两名师生，感到压抑，但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认自己应当勇敢站出来。当然，不站出来也行，终归会有人站出来的，但他不是躲着缩着的人，不是那种性格。站出来就站出来了，也有点怕，但越过越不怕了，怕也怕不了。现在开始有一点不乐观，他感到他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唐•吉诃德。

于是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可以急流勇退呢？他笑道，一头冲出去了，后面跟上许多人，退不回头了。我说，那你想退回头吗？他说，想退，但不服气，还是要为真理而斗争！

我说，有人会认为你有野心，你怎么回答？

他说，也许我是有野心，但比个人野心更有决定性的是历史运动本身。有家长把学生往家里拖，也有学生从静坐队伍中悄悄退出去。家长们的担心就没有道理吗？有很大的道理！如果说我这样的人是有野心，那么写“静坐市委是反革命行动”的标语的人们呢？群众已经给了他们一个称号，叫做保守派。北京来的传单上有毛主席讲话，说“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人民日报》在六月份有过一篇社论，叫做《当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当资产阶级保皇派》。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当“老保”，从很现实的角度看，做一个“老保”更安全、更有好处，他们宁可不听毛主席的，而要去保玉皇大帝！请以此分析一下我们的社会，分析他们的内心世界吧。为什么不盯着分析他们，而盯着分析我们呢？你也许可以说，那最多是私心，而你却可能是野心。好吧，就算无条件地野心比私心坏，就算我有个人野心，那也只是我这样的个别人。个别人的事情好解决，我退到一边去就是了。但你总不能说孙悟空的人格，不及保玉皇大帝的那些天兵天将的人格。私心问题，从运动一开始就摆在每一个学生面前，对路线的选择成了对人格的选择。再说野心问题，抓住这一点做文章，也是没有根据的。你凭什么说我有野心呢？我凭什么说我没有野心呢？这是说不清的，也是无关宏旨的。野心可以促成一件好事，好心可以促成一件坏事，至于渺小的私心，则往往坏事。有人选择继续静坐，有人选择悄悄退回家，也有人选择反对我们。虽然一个学生是很渺小的，你选择不选择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对每个人都无可回避，你什么都不选择是不可能的，你终归要有一种选择。你首先面临的就是私心，就是人格，就是平常喊在嘴上的现在能不能真正做到。但我不是说应当回避野心问题，我只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也是无法证明的问题。个人在这个运动中，仅仅属于个人的东西也是有的，比如，《十六条》叫我文斗而不要武斗，可是我就是喜欢打人骂人或做更有甚者的事情，那只属于我个人的习性，我趁运动之机，释放我的劣性。面对鬼子的屠刀，你宁死不屈，我举手投降，你一心抗日，我以抗日为名谋私利，这是我们两个人不一样。鬼子的屠刀、抗日战争，这个是一样的。在当前运动中，我肯定有属于我个人的东西，比如我想证明我也是一个人，可能想证明我有能力，可能想证明我是热血青年，这些还说高了，如果要说得低一些，可能我只是想当干部，想在某个女生面前逞英雄，以及其它的个人野心，如此等等。融入运动之后，个人的东西就将受到检验，带着有问题的人格参加运动，必然会有问题。中央说这次运动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说得一点不假。每个人都不得不考虑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人家说我有野心，这就是要触及我的灵魂深处，这是且把路线问题放在一边，专谈我的内心世界，当然也可以，这是人家的自由，那就随他们怎么说去吧。历史会让一切卑污的灵魂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范公望看着采访本，把史宏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觉得已经听够，打断范公望，说，小家伙虽然很狂妄、很虚伪，但也说了一点老实话，实际上也等于承认了他有个人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说他有野心，可以说他有义勇之心，但就这一点自我膨胀，害了他！他确实将付出沉重代价！他用那些说起来好听的东西装扮自己，是为了给自己打气，也是为了迷惑别人，他特别需要正当的理由支撑他。他有胆量、有能力、有嘴巴，也会巧妙地美化自己，对学生有感染力，甚至也能引起一些成年人的敬佩，把他看成一个人物，但其结果呢？

范公望说，是的，本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而且克制不住自己。历史往往如此，多少历史人物都陷入这样的悲剧，何况他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呢……

交谈沉默下来，他的思绪也转回到市委门口。范公望所说的“让步”，正是一种“天机”，而史宏骨里也是把握了这一“天机”的，他不是盲目领着学生来闹静坐。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只是立场不同、阵营不同。这是政治较量。三条一旦答应，学生所拼命攻击的所谓“资反路线”，也就吃了一个大败仗，被撕开了一个不小的口子，正如攻城一样，这对于坚守的一方，是很危险的。可是，这局面是扭转不过来的了，史宏的暂时“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杨书记和市委实际上也作好了这种准备。史宏确实很聪明，跟赌徒一样看准时机、敢下赌注。

他对范公望点点头，说，你今天所谈对我很有启发作用，以后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想法，我还要向你讨教。范公望说，我确实很想研究一些东西。按照我的个人情况，也最好是呆在家里不要动。他说，我赞成你在家里看点书，搞点研究。

那天，在分手的路口，他给了范公望一个不用通过总机的、直拨的电话号码。他返回市委大院，老刘和“市文革接待办”的程主任正在等他。程主任原是市委党校的校长，市里布署开展“文革”，就把他抽调来担任此职，无论从理论水平（毕竟在党校做领导工作，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知道一些），还是从待人接物（此人瘦小、冷静、平和，柔弱胜刚强），他都比较适合。

程主任反映说，刚才学生贴上墙一份很特殊的大字报，题目是《炮打司令部》，署名是毛泽东，还有副标题“我的一张大字报”。从内容、语气看，好像真是毛主席写的，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毛主席有这张大字报呢？所以又怀疑它的真实性。大字报的内容好像反映着极其严重的问题。当时我去一看，就觉得头晕，不敢看下去，不敢相信。也有干部和群众来问我，这张大字是真的吗？我不敢说它是假的，只好说这个问题要请示上级。今天学生新上墙的大标语是“炮轰亭州市委”，还有“请求市委书记接见我们”。同情学生的人在增加。据了解，马上所有学校都有学生来表示声援。

程主任和老刘都看着他。这时，程主任手下一人送来了刚从墙上抄下来的《炮打司令部》，程主任接过看了一眼，说，就是这个，说着递给他，那瘦小的手有点发抖。

他接过略微一看，心中吃惊，学生抄上墙的这份“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字不错是毛主席写的，但目前还只转达到县委以上，党纪严明，所以科级干部的程主任不知道，别说程主任此时不敢相信，十天前他们在常委会上听到杨书记的宣读，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大家都避而不谈。

他对程主任说，你可以跟学生的谈判代表说，凡是中央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见报的，或者中央没有叫向下传达的，就不能公布，因为事关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这张大字报，我们要求他们立即遮盖掉，如果他们不遮盖，我们将派公安局来遮盖。

至于这张大字报是真是假，我们现在不好说，各人应该独立思考，历史自会证明一切。今天中山塔门口可能有一个小高潮，但我们仍然不能动摇，大门仍然不能开，市委领导仍然不会出来接见，我们仍然要劝告他们回到学校去。用正常方法向市委反映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原则和前提。天气热，要他们自己爱惜身体。要继续密切注视动态，要详细做好工作日志。

他让程主任走了，然后问老刘，你有什么情况？老刘说，昨天晚上，华兴机械厂有几个人到市委门口来过，他们跟史宏在墙角上交谈了好长时间。其中一个为头的圆眼大脸盘，中等个头，很壮实，有人认得，我一听，也记得有这个人，他叫刘克成，可能宗市长也记得这个人。

是的，老刘提到华兴厂的这个人，他就想起来了。刘克成是亭州园田上人，征兵入伍后，表现出文艺才能，参加了战士演出队，一直演进了中南海，受到毛主席接见，还跟周总理、贺龙元帅、薄一波副总理有合影。复员回来进厂后，在厂里的一次文娱活动中，以一段“数来宝”在厂里露了脸，为人所知。

厂里“四清”运动，刘克成写大字报说厂里某劳模让工人做超时劳动，工人要领牌子才能上厕所，只求产品数量，不问产品积压，得到名誉的是他，遭受损失的是国家。

竟敢写全国劳模的大字报，这事情在“四清”中很出奇。当时他就捉摸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捉摸了一下也就丢开了，因为他犯不着关心厂里的一个并不认识的工人。厂工会选举时，工人提名选他这个受到过毛主席接见的人，以得票第一当选，还有一个翻砂工也当选，党委安排的候选人反而落选。

市总工会将此事报告市委和省总工会，市委要等省总的态度，但省总至今还没有答复，问题悬着。现在，这个刘克成又出来了，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其人性格早已露出端倪，是个能说会道、胆子较大、对群众有一定吸引力的角色。这样的人自己不出来，也会有群众鼓动他出来的。加上个人野心，那就出来了。史宏一定也是这样，这是规律！

刘克成肯定是出来支持学生静坐的，如果这样，这就走上了邪路，这似乎也不奇怪，世界上就是这种“神气人”会出头，而不怕“枪打出头鸟”。

他对老刘说，你是市总工会的副主席，你可以找他谈一谈，让他把路走正，你就说组织上对他是了解的，对他很关注，前不久厂工会选举又得票第一，具体安排还要等待批复，作为一个工人，至少可以安排为厂工会副主席吧，将来市工会也可以考虑一个委员的位置，将来还有可能脱产当干部，调到市工会来当个部长嘛，要珍惜已有的成绩，不要把自己膨胀起来、迷失方向。

老刘点头，又说，据消息，亭州电机厂也有少数人打算今天到市委门口来支持学生，为头的工人叫陈安国。他说，这都在市委预料之中，可能还不止这两个厂，还有新的发展，都要继续通过工会系统，暗中掌握情况动态。不要怕，他们出来就好了，出来就名单在册、材料在手了，怕的就是不出来。你的任务是继续组织工人左派队伍，准备进行现在还想像不到的激烈斗争，坚决跟市委站在一起！

老刘目光炯炯，回答“是！”但脸上浮现出一种痛苦来问他，刚才说的那张毛主席的大字报，是真的吗？他反问，你看呢？老刘说，我看像是真的，不敢有人做这个假，我感到这一次情况有点特殊，不像是要搞反右斗争。学生好像就是在跟我们扳这个理。这个理被他们扳过去，我们就守不住了。

他不由得一笑，说，不像是要搞，最后就不搞了？老刘啊，你考虑的，我也在考虑。我们不必考虑这张大字报是真是假，我们只要考虑我们亭州的情况，这是一。第二，大字报如果是真的，它要解决的也就都写在大字报上了，离我们较远，我们不敢怀疑、不敢反对。但我们面对的，归根到底还是亭州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有了这张大字报，就可以把亭州市委也作为这种“司令部”来“炮打”。如果全国上下各级“司令部”都要这样“炮打”，这算是什么运动？外面有种说法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嘿，这样下去，性质恐怕要起变化的吧？一九五七年也是因为事情起了变化，才实行反击的嘛，反击起来就由不得他们了。关键在于事情是不是起变化。也许会起变化，也许还不至于，但我们要做好准备，不能到时无力反击，那工作就没有做好。现在是不动声色，让他们跳，让他们表演，这就是“放”。什么时候“收”呢？总有要“收”的一天吧？怎么“收”，就看闹的人闹到什么程度了。不管情况有多么特殊，规律总是这样一“放”一“收”，这一次一定还是这样，不会有根本的不同，千错万错，这个经验不会错。谁来“收”？不是我们，还能是谁？中央不可能直接派人到亭州这样小的地方来“收”吧？全国这么大，中央哪有这么多干部？再说，如果最后是我们倒了霉，这个国家还存在吗？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十六条》上都明确说了，经过运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就是底嘛，可以说，也不可能不是这个底。这个路线，那个路线，谁都离不开我们嘛！所以，要告诉下面的人，告诉我们的左派队伍，任何时候，不能离开党组织。党组织错了，也不能离开党组织。不能被表面的狂风恶浪、假革命、反革命弄昏头脑。五七年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杀气腾腾，这一次来势更汹、杀气更大，这才是个开头呢。不管怎样，都要镇定，不能失去信心，那就真要犯错误了。归根到底我们跟谁走？上面跟着毛主席、党中央，下面跟着市委呀。市委也是一层一级跟下来的，就是代表党的领导嘛。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现在可能发生动摇。总之，要跟领导走，不要跟起来为头的人走。现在不是许多学生、还有一些工人，开始糊涂起来了吗？老百姓有句话：千错万错，马屁不错。这是说，与其拍学生的马屁，不如还是拍市委的马屁。跟着领导不会错。跟领导错在一起也是好的。老百姓还有一句话：仙家还是仙家做，哪有凡人做仙家？这就是叫人不要跟我们作对、不要犯上嘛，作对没有好结果，犯上也没有好结果。说实话，这也不是什么真理，但这是社会常理，是社会经验，那些狂妄的人，就是不服这个，要来碰一碰、试一试，最后只有头破血流！

老刘感动得眼睛发红，说，任何时候，我肯定是跟市委走的，但刚才想到这张特殊的大字报，心里就忽然半明半暗，现在听了你的话，又全亮堂了。我一定把市长的话记在心上，告诉身边的和下面的同志，一定照市长布置的去做，请市长放心。

他笑笑说，不要这样，随便谈谈嘛。现在提倡独立思考，我这也是独立思考，仅供参考。但朴实忠厚的老刘却放松不下来，还是那样又感动又敬仰，伸出双手恭恭敬敬跟他握别，退了出去。

他为自己的所思所言能有这样的作用而高兴，为有老刘这样忠诚朴实的同志而高兴，一种成熟感让自己更有了某种迎战的和必胜的信心。

两个人离开之后，他忽然心中一阵颤栗：你会真的叫公安局去遮盖毛主席的大字报吗？虽然你说了这样做的理由，但你心中明白，这的确是毛主席的大字报，常委会上你是听过传达的！你怎么敢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不是给自己颈项上套绳子吗？要不，是否跟杨书记商量一下？

正当他焦虑徘徊、犹豫不决时，程主任电话来了，说关于《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跟学生代表谈过了，说明了我们的理由，希望他们自行遮盖，但他们不同意，还说他们将坚决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他忽然很冲动地对程主任说，即使是真的，也不能这样泄密，党的规矩，谁也不能违反！他“啪”地搁下电话，接着就拨通了公安局长老汤，下达了命令。

搁下话筒，他觉得做了一件最勇敢最了不起的事情，好像从未有过地做了一回人一样。这时他明白了自己，他并不是为了党的保密制度，而是他从思想上不接受毛主席的大字报，也不愿意《炮打司令部》在群众中传播，他甚至认为竟然有“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样的事情，是党的耻辱，是不应该暴露在群众面前的。

“我反了，我！”他惊讶于自己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他心中对自己说，这是我的党性在特定情况下的强烈表现。哪怕为此被开除党籍、去坐牢，也决不认错！遗憾的是，为什么没听说被“炮打”的人，或者不同意这种“炮打”的人，也用大字报来答辩呢？一片沉默，可能都在顾全大局，可能不同意见被压了下去，一切只有交给时间……

时间啊，走得是这样地慢，不到这一段过程完结，这一段的时间就不过去，简直像停止了一样！两滴眼泪“叭嗒”掉在办公桌上，他相信他猜测到了党中央里的情况！他于是后悔起来，你为什么不能也有这种庄严的沉默呢？你为什么做不到一种冷静呢？从上到下都像你这样的对抗情绪，不会给党造成被动和损失吗？党的统一和团结是最高的原则啊！而且，你对自己能这么自信吗？

可是，命令已经下去了，除非汤局长产生了犹豫，他心里倒希望汤局长来个请示电话……

他焦燥起来，下了楼，在庭院里徘徊，不住地抽着烟。从公安局到市委门口，只有步行五分钟的路程，眨眼就到，也许公安局的人已经跟学生发生了对抗？想到此，他更加焦虑，担心出事。

秘书跑出来，叫他接电话，却是程主任的。他摔掉烟头，大步走去，进了秘书室，抓起电话，问，什么情况？程主任说，公安局派了七、八个便衣，用“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遮掉了那张大字报，学生发现后，围攻上来，好在公安局的都身强力棒有武功，脱身走了。学生情绪激愤，呼口号说誓死保卫毛主席，说用“毛主席万岁”遮掉毛主席大字报是反革命行为。学生代表找我们说，他们对市委的要求增加一条:要追查这个反革命事件！情况就是这样。

他说，噢，知道了。他搁下电话，他的手在发抖，他让自己镇静着，一步一步往楼上走，腿都有点软。是的，这事情做得不好、不策略，学生和他们后面摇羽毛扇子的人是会抓住不放的。他个人的安危算不了什么，但他如果被学生当作什么瞄准了，将给市委造成很大被动。他似乎这才发现自己本来就是目标最大的一个人，这下子目标更大了。他仰在藤椅上，觉得要做最严重的准备。可能他将是市委这一级里像曹家骏李宝安王淮兴这样要“经过”去的人，他的心沉重着，他忽然抑止不住地冷笑和苦笑起来……

那天整个上午，好的坏的消息接踵而至，让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愤恨。他虽坐在办公室里，却有如坐在船上，感觉到外面狂风恶浪。你思想上站得再高也没有用，你的神经不可能不这样忽紧忽松地受着折磨。秘书送来了有关人员抄写来的中山塔门口与附近出现的大标语大字报内容，他浏览着，除了已知的“炮轰亭州市委”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学校的什么“战斗队”之类的《坚决支持》，基本上各个学校的都有了，就像季节一到，蛇虫百脚就一定会到处爬出来一样。

一份《大馒头，红烧肉，保卫市委有甜头》的大字报引起了他的注意，说是“揭露一个事实”，把老刘他们暗中组织人马围攻学生、保卫市委的事情说出来了，还有机关食堂里为这些人提供食物的事情。所说基本属实，只有“红烧肉”不确，可见情况也只是听来的。人多嘴杂，鱼龙混杂，这样的事情难保不被传出去，并且会被夸张。

大字报说，学生们白天烈日炎炎，夜里睡在地上，市委不给一口水喝，不来看望一眼，对照之下，爱憎分明，学生为什么还不赶快觉悟呢？这张大字报真是十分恶毒。

中山塔门口被这些大标语大字报占领了地盘，而反对静坐的大标语大字报则在稍远的外围地带出现，但数量也在增加。《医校红色保卫军成立宣言》上墙了，其中说到“我们认为，我校部份同学静坐市委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是被少数人利用了，我们希望这些同学悬崖勒马，及早与这一错误行为划清界限，回到正确立场、正确做法上来”。这些话让他看了觉得满意。还有一份引起他注意的大字报题为《从静坐的后果，看静坐对不对？》大字报列举和分析了静坐市委的严重后果，有：干扰市委日常工作，破坏社会正常秩序，损害党组织的威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影响工农业生产，影响各行各业的正常运转。认为静坐市委不符合《十六条》，不能算是“革命”，而只能算是无政府主义。静坐是用错误的方法，提出错误的要求，做出错误的行动，要达到错误的目的，只能引起比这些错误本身还要大的危害，不能因为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喊了几句革命口号，苦了学生年轻的身体，就看不到这种错误。全市学生和革命群众都要擦亮眼睛，看清本质，明辨是非。这张大字报写得有力，酣畅痛快。

他把这些材料交还给秘书保管。至于写《大馒头》这份坏大字报的是什么人，写这份好大字报的又是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两份大字报都用的是化名。

医校学生用更大的纸更工整的字，重新抄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重新上墙时，他们狂热地呼喊了一阵“誓死保卫”的口号，然后就调整队伍，静坐在大字报前面，大字报的两旁还像战士一样直挺挺站立着两个学生，形成了一种“誓死保卫”的样子，不停地唱着革命歌曲。

程主任电话里问，现在怎么办？他说，不要再去惹他们。他觉得，这是他第一次“屈服”，他去宣布开除曹家骏他们党籍的那次还不能算。

上午十点多钟，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在市委前后左右的大街小巷里，不断地有小队工人跑步，跑来跑去，都穿着皮鞋，脚步声弄得很大，他们什么口号也不喊，什么话也不说，一律身着劳动布工作服，就这么跑过去跑过来，住在平房小屋里的百姓觉得地都震动了，人心惶惶。市委门口顿时传说着：工人支持学生了，工人把市委包围了！接着学生有大标语上了墙，说是“欢迎工人阶级登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这似乎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召唤和借用，用来坚定信心、鼓舞士气。

程主任和公安局同时报告的这一动态，虽不能说是在预料之外的，但还是有点令人心悸。这是华兴机械厂、亭州电机厂刘克成、陈安国这些害群之马开始他们的行动了，他们一出手，就与学生不同，好像正如一首歌曲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但工人“杀”到社会上来“闹革命”，工厂怎么控制？工厂事关生产和经济，是应该有所规定和要求的。

他让秘书给有关主管局打了电话，以市委名义要求他们给各厂党组织指示，一是加强正面教育，动员工人不要上街，要坚守生产岗位，搞好厂里的事情，二是做好保卫工作，密切注意一些青年工人的动态，凡是有活动的、出来支持学生的，都要记下来。

杨书记打来了电话，问他：工人上街了？他说：听说了。杨书记又问：你有新的考虑吗？他说：适当提前，明天下午“让步”！杨书记说：好吧！就搁了电话。

这个电话反映着杨书记有点沉不住气了。他顿时有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好像觉得，到明天下午之前的一切，都得由他负责，都是带有他的个人意见个人风格的，他将处在首当其冲的不利的位置上。杨书记将会与上次一样，以与学生和解的姿态出现，给人一种开明的印象，可事实上市委是集体负责的，是在杨书记领导下的。然而，与学生以对立姿态出现的毕竟是他而不是别人。他就像本地抗战历史上有名的中间人物李长江一样唱红脸，然后杨书记像李长江的上级李明扬一样出来唱白脸。这一格局被生动表现在电影《东进序曲》里，李长江在电影里的名字是“刘大麻子”。现在，他就成了“刘大麻子”，这一总的格局不知不觉就这样形成了，好像已经暗示着他的一种命运。

虽然他不相信文化大革命会以学生的“胜利”告终，但情况确实已经显示了可怕的一面，像李宝安一样“经过”去，滋味并不美妙。悲哀袭上心头。但文化大革命毕竟不是说死就死的战场，这样患得患失是脆弱的表现，应当提起百倍的精神，做好思想准备，把“经过去”的痛苦，变成“经受着”的考验，这就有道理得多了！

他特地给程主任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今天可能是你们最困难的一天，要继续跟学生在谈判桌上“泡”，进行苦口婆心的说服，就说如果他们能撤回学校，市委杨书记将会像对待昭阳中学“红旗兵团”一样，接过他们的红旗、给他们授旗，至于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回到学校以后可以继续谈，市委不能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屈服于任何人，即使是红卫兵小将也不行。他把这一情况给杨书记通报了一下，就拿了草帽，带着秘书离开办公室，从后院走出了市委。

他要到外面透透气，也看看情况。才出小门，正好一队工人跑步而来，大约有十个，全是二十出头的青年，脚步齐整地从面前跑了过去，脚上确实都穿的是皮鞋，而且是作为劳保用品的翻毛皮鞋，很结实的，为的是弄出很大的整齐的声音来。他们所去的方向是市委门口，他们所穿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的背后，都汗湿了一大片。血往他脸上冲，那整齐的脚步声振动着他的心脏，那庄严的神情和汗湿的后背也令人敬畏。他跟路边的群众一样站住了，看着身强力壮的他们跑过去。刘克成在“用兵”呢，这是他的“战术动作”。这样一小队一小队的不住地跑，不明真相的人就会传闻有很多工人上了街。他一声冷笑。

阳光强烈，十分炎热，走路的人都拣着路边的阴影走，路当中空了下来，一片阳光炸眼，热烘烘的。秋天虽到，炎夏却毫无退却的意思。到底是心理因素呢，还是自然事实，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是特别炎热特别漫长的。他又一次想到学生在中山塔门口没有任何遮阳，想起了王淮兴在电话里恳切而言的“多考虑学生”。但没有办法，他只有这样拖下去，而这时他也不能出现在静坐学生的面前，那些血气方刚的学生将会用他们的“正义”和愤怒把他淹没和窒息。

他对自己的“阶级斗争现场”之说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能够出现在那个现场的，都是这些年轻人，“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一个也不敢到这样的场合来的，社会上任何稍有头脑的人也未必会让自己的身影出现在中山塔门口这个是非之地。你能看到的除了学生，还是学生。就连来声援的工人也有所回避而不在现场，他们只是在外围跑来跑去，并不停留，你能抓住他们什么“小辫子”呢？是的，问题已经不是用通常说的那种简单的“阶级斗争”能解释，而明明是人民内部许多说不清的东西的爆发和混战，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对抗的性质，并且小小亭州似乎与北京是气息相通的。

偏僻遥远、弹丸之地就这样起了风浪，给自己赋予庄严的意义、披上神圣的外衣，煞有介事，既呼应北京，又作为北京的基础，竟然也就跟亭州的城河一样，遥远地反映着长江的潮汐。事情就这样恶毒而合法地无中生有，这样地不可思议。在这样的较量之中，市委不知为何就处在“劣势”，准备“让步”了。并不是这些学生厉害，也不是市委怕这几百个学生，而是“形势”如此。

这些学生虽然年轻，却是把握住了“形势”的，所以他们在这炎热之下以悲壮的模样坚持着，而这“时势”造出来的“英雄”、紫竹巷“8-1”号的史宏史家旺之流，将会兵不血刃取得围而不攻的胜利。

在这政治的较量之中，我们平时所说的“地富反坏右”那些“阶级敌人”，作为“死老虎”，只有在一边“死”着。他们只要一露头，就会挨打，给打他们的人增添标榜“革命”的资本。当然，在运动初期，他对医校的布署，又何尝不是出于同一种思路？用“阶级斗争”、用逮捕郁平刘镇琛这两个“新老阶级敌人”，来对全市学校的运动形成所需要的高压态势，秘密不过如此。心里似乎也知道，这是“阶级斗争”的滥用和庸俗化，但似乎也无法突破。

学生对这次运动的理解，倒有点突破了这一点。在《十六条》中，“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些字眼也有，但其意好像主要是用来形容“走资派”、以及干部中像他这样对运动不满的人的，并不是用来形容习惯所称的“地富反坏右”的，这也就是这场运动的“新意”所在了。这大约也使群众觉得与以前有所不同之处，他们感到新鲜，甚至感到一种“解放”。

这正是用五七年“反右斗争”来企图吓退学生，却收效甚微的根源所在。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凡是强调要“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打击“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是像他这样的人；凡是强调要跟“走资派”斗争、要批判“资反路线”的，就是起来“闹革命”的人，他们抓住了这个“新”的说法，他们的“造反”就不是犯上作乱，而是冠冕堂皇的了！

可是他们要实现什么、能实现什么，他们是模糊不清的，在他们心中，充其量正是那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吧！他忽然想到，如果要总结教训的话，他这样的人，就是在新的运动中重复了旧的口号，而如果要调整过来的话，他这样的人就应该及时放弃旧的口号，接过新的口号。想到此，他觉得心头一亮。

但是，这样一来，运动的“对象”不在于“地富反坏右”、不在于群众里头那些新生的反动分子，反过来却是要在各级领导干部里头、在市委常委里头来寻找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怎么可以呢？这是内战，没有硝烟，却同样严酷。就自己而言，至少说，尊严所在，岂能让学生取得胜利！

他恨恨地考虑到，干部中如果有谁胆敢跳出来支持学生，这样的干部，将来就是要放到那个“百分之五”之中去的人！从根本上扭转方向，事情结果必将如此！

如果说市委门口可以被视为“阶级斗争现场”，就主要不是或完全不是针对着老的阶级敌人，而是针对着各种现在还看不清的政治势力，针对着在“斗争走资派”这一旗帜下登台亮相的各种“新人”。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新人”出现了，他们是“文革”以前所没有的一种人，虽然那时他们已经活着，居住在比如紫竹巷“8-1”号里，学习在我们大学和中学的教室里，劳动在我们国营或集体的工厂里，表面上还会给我们以好感，却正如蛹一样在悄悄孵化着他们今日的反动面目。他们有点像是当年的右派分子那些可怜虫，但他们是从另一个方向，不是从反对党，而是从保卫党的角度，来进攻的，更有迷惑性。我们会忠实地记下他们的名字和言行，将对他们作出分析和结论，然后将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跟老的阶级敌人滚到一起去。有朝一日我们也许会给老的敌人松松绑，也不会让这些喝着我们的乳汁、模仿我们的言论和举止、在我们身边成长起来的更年轻更危险的敌人有喘息之机！

那天一路上，他这样思绪万千，心里恨恨的，不觉已经来到了医校门口。他站在大门对面一个不太显眼的地方，记起了他第一次注意到这大门，还是在一九五九年，那是因为发现了郁平在亭州的存在，他暗暗跟踪到了这里，打听到这就是郁平工作的单位，从此开始找起了郁平的麻烦，在郁平看来就是“迫害”。那么是不是“迫害”呢？他不能不承认也许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他依然不想改变这一副铁石心肠，他反过来痛恨郁平让他极不愉快，像什么似的堵在他心里。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固执，但他不想认自己的这个错，他不想改正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想做十全十美的人，不想有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他一辈子也不会原谅郁平，他要把郁家永远踩在脚底下。

他满意地看到，医校大门两边墙上有两条新的标语，“静坐市委是极其错误的行为”，“欢迎井岗红卫兵的同学们回到学校里来”。下署“医校红色保卫军”。他记得一开始他们给“静坐”的定性是“反革命行为”，现在是“极其错误的行为”了，分寸感表现了斗争水平的进步。加上第二条标语，这就更显得成熟。

似乎眨眼之间，一支学生队伍从里面打着红旗走了出来，一出校门就高呼起了口号：“静坐市委是错误行为！坚决拥护市委正确领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队伍远去了，朝着中山塔的方向。好得很！这正与工人小队的到处跑步成为针锋相对、瓦解抵消的行动。他望着这支喊着口号渐渐远去的学生队伍，心中得到了一种慰籍，对这些学生充满喜爱之情。他能想像他们都是比较听话的孩子，而决非桀傲不逊之人，他们没有选择“新”的“革命”的思想，而是宁愿恪守“旧”的“保守”的信条，他们是没有任何“反骨”的，他们才是最可宝贵的。我们只能从这样的青年当中挑选和培养我们的接班人。要说聪明，这些孩子才真正是聪明的。运动中的左派队伍在哪里？这不就出现了吗？正如杨书记在常委会上深刻所言，谁是左派，最后是我们说了算。他看到了光明。

天气太热，散步观光的意兴已无，他和秘书从小巷拣着阴凉走，很快回到市委。他立即给医校工作组长老张打了电话，进行了表扬，要他进一步掌握和培养“红色保卫军”这样的学生左派队伍，鼓励他们像今天这样在革命大风大浪中有积极的表现。

程主任电话报告说，为《炮打司令部》站岗的两个学生都中暑倒地，被抬进了中山塔，机关医务室的人正在实施救治。学生群情激愤，不少人涌进了接待室，围攻接待人员。他指示接待室跟学生代表说，可以打开栅栏门，让他们进来在阴凉处“静坐”。他让秘书到门口去协助执行这一决定。

但秘书带回的消息说，学生拒绝进中山塔，而继续坐在强烈的阳光里。他一听，却也无可奈何，只是心中更加痛恨为首的学生。不一会，学生的歌声和口号声分明地传到了办公楼这里，更加“斗志昂扬”了。他给王淮兴打了电话，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也要拿出表现来嘛，你可以给总务处招呼一下，让他们用大茶桶送点开水来给学生。王淮兴“哎哎”地连连答应。打了这个电话，他感到自己更成熟更有力了。

好不容易等到夕阳西下，一天过去，凉下来了，他也松了一口气。但静坐的第二夜开始了，一种压力又回到他的心头。下半夜他悄悄去看时，疲倦已极的学生们都在地上睡着了，但《炮打司令部》旁边依然有两个站岗的学生，像两个幽灵一样，站得笔直的……

[NextPage]

第十四章 壮年（之五）

在早晨的阳光中，“井岗红卫兵静坐指挥部”一份《决定》的贴出，成了静坐第三天的开始。参加静坐的二百名学生，从早餐起，开始绝食，以表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抗议”。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怎么可能想到学生会用这一手来对待我们共产党呢？这跟“静坐”一样，本来是只有在历史书本上才会读到的事情，本来只会发生在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面前的事情，现在却从天而降，就降在你的面前，让你感到莫名惊诧、既新鲜又可怕。

学生的一切，都是在模仿某种历史，不言而喻至少是在这一时刻把市委跟历史上那种腐朽的、无能的、可笑的、反动的政府相提并论了，你若不支持他们，你就可能是那样的、或类似于那样的、或暂时就是那样的、或部份地是那样的。

不知这样的混账逻辑怎样就悄悄来到了现实之中，被这些学生所接受和运用，强加给我们，而我们怎样就一下子处在了这样莫名其妙的被动的地位上。

王淮兴打来电话说，宗市长啊，我听说学生宣布绝食啦，青年人正处在这个劲头上，是会说到做到的呀，还是请市委不要考虑我，一定要多考虑学生。我请求市委批准“打倒”我，只要党是知道的，只要我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就行了嘛，怕什么呢？先把这一关过去再说！我请求把我“抛出去”！

他听了这电话，心中又涌起已经有过的对这位同志的那种敬佩和感动，王淮兴这是主动要求“经过”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像临危不惧、抱定自我牺牲的战士一样向指挥部呼叫“向我开炮”。

他说，老王，市委理解、感谢你这个态度，也要求你经受严峻的考验。你今天还是要叫学校伙房里送开水来呀，他们说绝食，没有说绝水，天气又热又干，水是一定要有的。

王淮兴说，你这个想法好，我作为校长感谢你。我马上就办，我会尽可能让他们从水里得到必要的成份。不过，还不能说这个水是你、是我叫送的，要不然学生会拒绝喝这个水！以后有人说我是暗中支持学生的，你要为我作证呀。王淮兴竟然还幽默了这么一句，才搁断了电话。

程主任来汇报请示，说学生代表已经拒绝谈判，他和一个同志就到学生队伍里找那个主要的学生头头史宏说话。他们一直注意到这个学生，他基本没有离开过静坐队伍，但没有作为谈判代表，而是坐镇指挥，协调内外。

史宏说，他们的四条是完全合理的，是一块“试金石”，对他们的四条接受与否，就说明着市委的方向路线。如果不接受他们的四条，就不要找他们谈了，他们就一直绝食下去。

他对史宏说，你要对这些同学的身体负责呀。史宏说，你可以去问他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自愿的，是不是能对自己负责？市委好像也要考虑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吧？史宏要求我们把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好好学一学。史宏随身的书包里，就放着四卷《毛泽东选集》，他拿出第一卷来就读了几段，讲了一通。

这个学生像个特别会说话的怪物似的，猫眼睛在眼镜后面闪闪发光，猫脸似乎总是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是个“笑面虎”，又沉着又机灵，还有列宁式的手势。

当场不便于跟史宏发生辩论，更不便于就如何学习《毛选》发生辩论，所以他们显得比较狼狈，好像倒是去受“教育”的。作为党校校长，可以说深受耻辱，但表面上只有忍着。我要是有这个权利，真恨不得立时一枪毙了这个害群之马！我们的学校怎么培养出了这样狂妄的学生？程主任气得不知该说什么了，眼泪含在眼睛里。

他忍不住反而大笑起来。程主任可一点也笑不起来。他说，程校长，你这人太好、太认真了，你真是个呆子。假如是在从前革命战争年代，你呀，论打仗，可能还真打不过这个小小的“笑面虎”呢。他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还不出来好好表演一番吗？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时代不一样了，画虎不成反类犬嘛。失败就在前面等着他，他将失败得很惨，用不着你一枪毙了他。

时代社会需要各种“人才”，但如果都像这样“造反”成为“人才”，社会岂不是要永远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这是绝对不行的。此风不可长！目前出现的情况，只是从前真正革命时代的一种“回光返照”，是一幅漫画，就像你的徒弟你的儿子学你，却学歪了，成了对你的污蔑、讽刺、打击和教训，好像报应一样，这是最可恨、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我估计被打倒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一旁暗中笑得合不拢嘴呢。

日后呀，往好处说，比如史宏，还是老老实实学医、到医院里做一份工作，争取业务上的进步，如此而已；往不好处说呢，我们可能要送他去坐牢，让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如果没有这个运动，他的个人命运，可能要好得多。但他本人还看不清，他即使能看到一点什么危险，也不一定想往后退，利令智昏嘛，要强嘛。

你就不要生气、不要想不通了。他的家里一母二子住着不足十个平方米，等于住在棚子里，跟卖灯罩的老头之类的七、八户人家挤在一个院子里，在那个阴暗肮脏的角落里能产生什么正确的思想精神？不就是一肚子阴暗不平吗？现在趁着机会、打着光明的旗号、公然出来振臂一呼了！

程主任看着他，显然听出些味道来了，还希望听他说下去。他说，世上有永久性的事物吗？从来的运动不都是暂时性的吗？某个运动一旦过去，某个运动里的一切，自然也就过去了，其中的奇怪人物、奇怪现象，也就都会过去，留给以后的人去回想，去写它，或者去争论它。打江山那样伟大的时代也过去了，还有什么不会过去呢？难道我们会让史宏之流再来打一次江山吗？历史已经有这个要求了吗？你想想这可能吗？《十六条》上这样允诺过吗？没有！

毛主席是一方面考虑要搞这样的一个运动，一方面是考虑到国家作为国家的基本问题的。流水不腐是对的，但弄得洪水、恶水泛滥就不好了，户枢不蠹是对的，但把户枢、把大门都弄坏就不好了。所以说要看到暂时性这三个字。对史宏这样的怪物，你首先要这样在历史的纵深上藐视他否定他，把他看透了，然后你就能从容不迫心平气和地对付他了，不管他本来是有点价值的，还是本来就没有一点价值的，他都没有价值了，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我跟你说，我也经过了你这样的思想痛苦，但我已经能够藐视了，所以我不痛苦了，我进入了一种等待。一面尽可能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处理好眼前的问题，一面耐心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矛盾的转化。总有转过来的一天的。事态这样下去将非常复杂，复杂到我们难以预料，当妨碍到国家根本的时候，当全党全民感到不能承受的时候，转机就来到了，像“大反攻”一样反过去。眼前胜者则为败，眼前败者则为胜，其实如果我们眼前有“败”，也是假象，我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因为我们就是国家。我们将高举秩序，重新安排乾坤。我告诉你，谁也离不开我们。我们将从被否定的方面，成为被肯定的方面。那否定我们的将遭到否定，那肯定我们的将获得力量。但现在由于情况特殊，我们暂时处于“守”势，也许还可能出现表面上的“溃不成军”。你现在要一枪打死史宏，这不可能。但会有你在他面前做“列宁式手势”的一天，做得比他当然要好得多。我绝对相信有这一天。

那时，你将是英雄，他的命运的一半将由法律和秩序衡量，另一半要由你我的意志来决定，我们可能要研究给他一个多大的和什么样的饭碗。在我们的社会里，你是精华，我也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永远都是，而他只是跳梁小丑，他自我毁灭。记住，把你我的孩子教好，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战略性的，也是可以看得见的未来。我说的这些，可以称之为历史的秘密。

程主任几乎是“破涕为笑”，而他也感到自己发挥很好。

程主任又问，下面怎么跟他们说呢？他说，还是正面劝告。程主任犹豫着问，市委的打算是什么？他说，市委自有全面考虑。程主任就很有信心地走了。

身高而微胖的杨书记穿着圆领白汗衫，摇着芭蕉扇子，正好到来。杨书记说，开个常委会，怎么样？他说，是时候了。

杨书记就悠然点起一支烟来，躺到藤椅上，脸上浮现起他那自信的浅浅的带几分狡狯的微笑，眼睛里智慧在闪光。他记起了前天晚上杨书记在假山石那里跟他说的话，杨书记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但在眼前现实中，也跟他一样，只有耐心等待过程的完结。杨书记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政治风度，相比之下，他是显得急躁和阳刚一些的。

杨书记来亭州任职才一年半，家庭情况很简单，夫人王雪是卫生局党委书记，但不兼局长，其实是组织照顾；他们有一个读高中的男孩，也跟他家一样，基本上不让孩子参加学校里的活动，而在家里看书学习。杨书记的家就在机关后院的那排朝南的很旧的平房里，一切生活用具都是机关配给的，就连被子也是机关招待所的，是一种随时听从党召唤的状态。这些似乎给杨书记带来某种潇洒散漫的生活风度。杨书记的认真和威严体现在办公室里，还有他站立在台子上作精彩报告的时间里，除此之外则十分放松随和，有时喜欢跟人一本正经讲一句玩话，看到别人猝不及防遭了他的无伤大雅的愚弄，他就咧嘴笑了起来，笑得像一个天真而狡狯的农民。

杨书记悠然抽了几口烟，突然问他，你这里有蜡烛吗？他说有，就从抽屉里找出个蜡烛头儿来。杨书记擦着了一支火柴，示意他把蜡烛凑过去，点了起来，烧下几滴烛油在桌上，把蜡烛坐上去，稳稳地立住了，火焰渐旺。

杨书记抽着烟，问他，怎么样？他不解，反问什么怎么样？杨书记说，蜡烛怎么样？他说蜡烛就这样，烧着。

杨书记笑了起来，说，回答得好，蜡烛就这样，烧着！换句话说，这样就是蜡烛。他似乎领悟到了什么，笑了起来。

杨书记指着蜡烛说，没有办法，它已经做了蜡烛。亭州有一句用来形容人的方言，就是“蜡烛”。我捉摸，含义有三条。一是说，不点不亮；二是说，会一直燃烧到底；三是说，最后自己却没有了。亭州人如果是骂人的语气说“你是个蜡烛！”这就着重在第一义，不点不亮，不灵活主动；如果是评论的语气说“你做蜡烛了”、“我做蜡烛了”，这就指的是第二义与第三义，是很呆的意思。你说是不是呢？如果说“愿意做一支蜡烛，把自己燃烧，贡献光明”，这是反其意而用之，有了点诗意。

他说，杨书记，你这番考据，有现实意义。

杨书记说，我在思考这个小蜡烛头儿的作用，你说它没有作用吧，它被火柴点亮，正在勇敢地燃烧自己。但分歧就来了，有人会说，我们不但不需要它，还要防着引发火灾。但我接到了不许吹灭它的命令，就要看护着它，既让它烧下去，又不让它酿成火灾，这是一个任务。

他说，对，让它烧下去，又不让它酿成火灾。

杨书记说，从一方面看，任务就是这样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是蜡烛。一些老百姓正在这样说我们，是第一义上的，不点不亮、不灵活主动。

看来，蜡烛跟蜡烛也不一样啊，有人只能做那种蜡烛，有人只能做这种蜡烛。马上的常委会，可以叫做“蜡烛会”。

杨书记一扇子煽灭了桌上的蜡烛，说，还是熄掉为好！他们都笑了起来。

清凉的晨光很快变成骄阳，他身上直冒热汗，手中芭蕉扇子摇个不停。静坐了两天两夜的学生，体质一定是下降了，现在又绝食，这第三天的酷热高温将在中山塔门口造成什么，真是需要担心的事情。虽然常委会上就要解决问题，但如果顺利，大门口这出戏剧也要到下午才可以结束，这当中发生什么事情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然而除了提心吊胆地熬着等着，别的却也无法可想。就这样一个具体问题，也是不到过程完结，矛盾就不会解决。时间和生命就这样耗在里面，越是显得重大，越是感到虚无。但身为干部，本来就是国家的人，耗着就耗着吧，“遇到张果老，不得不烦恼”，又有什么可急可叹的呢？他倒几乎无聊起来。正好电话响了，是范公望，此时他乐于见这个人，就叫秘书到后院门口去接。

范公望才坐下来，就说，我是送喜糖来的。说着把一个纸袋儿放在桌上，估计有一斤糖果。这真有点新奇。

他一直没有问过范公望的个人情况，这时他头脑中浮现出柳春芳的面容身影，难道是她？果然，范公望红着脸说，对象就是柳春芳。

他忙说，很好，很好呀。心里似乎还有点羡慕。

范公望说，我们是很匆促的，因为忽然觉得很无聊，说我们不如结婚吧，她就到我家里来挤在了一起。在学校里也没有张扬，现在是闹革命的时候，悄悄把糖果塞在几个同事手里，就算了，好在别人也理解。

他说，我也理解，祝贺，祝贺。

范公望说，柳春芳特地找了个机会，给曹校长李局长也送了喜糖，并且向他们道歉。我们两人根据我们的家庭出身，还是在家里看看书、增加些教学的资本比较好，争取将来在业务上发挥作用，目前外面的事情就少关心、不参加了。

他听了，倒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就安慰说，“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嘛。嘴上说着这些说熟了的话，心里却感到这些安慰的话，其实让对方重复着受到某种委屈，但也没有别的更好的说法。

他继续说，当然，对于目前运动，你们作为教师，也不可能像学生这样去闹，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点考虑，也是好的。

范公望说，有一个小困难要请宗市长帮个忙。他问，何事？范公望说，校长室不办公了，学校里没有人给我们开证明，我们也不好到民政局领结婚证书，宗市长能否为我们跟学校工作组的秦组长打个电话，请他给我们开个证明。

他听了，马上就拿起电话，跟老秦说了这事。放下电话，他对范公望说，你可要带点糖去哟！范公望说，糖有，但还不曾敢给秦组长送，真的怕万一送出什么事来。他哈哈笑了起来，枪林弹雨的年代，也有男婚女嫁的！难道现在反而不行？不过你悄悄的就是了。范公望如释重负，告辞而去。

范公望走后，他剥了一块牛奶糖送在嘴里，品着那又甜又香的滋味，这样的糖几年前的困难时期一般是吃不到的，能吃到牛奶糖也是社会经济好转的一个标志呢。想着范公望柳春芳两个倒也般配，只是在他们的甜蜜中有着一种可怜和酸涩，然而他们也只有这样地活下去，生儿育女，走他们有点曲折艰难的路。

他叫来秘书，说，这是刚才的教师送来的喜糖，他不搞革命，他搞男欢女爱，也算是一种“独立思考”吧。这糖你看怎样处理？秘书愣着说不出。他说，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途径给学生送去呢？绝食了，补充一点糖份也是好的呀。秘书感到不好回答。他一笑，说，这就成了腐蚀革命的“糖衣炮弹”了。秘书一笑。他说，散给办公室的同志们吧，刚才说的是笑话。秘书把糖拿走了。

常委们到齐了，程主任列席。成了一种惯例似的，杨书记要大家先学习《十六条》，重点看前面的三章。然后让程主任简要汇报门口学生的情况。

学生宣布绝食，所提要求从三条到四条，从四条又到了五条。常委们脸上有的气愤，有的茫然，有的痛苦。

杨书记说，刚才我跟老宗说了，今天这个常委会，可以叫做“蜡烛会”。为什么呢？蜡烛，在诗人的笔下，常常是被歌颂的，它是赤诚的象征，唐代有“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的诗句。这种赤诚，或者是为爱情，或者是为友情，或者是对国家民族的忠情。在亭州俗语当中，说“你是个蜡烛”，或者说“你做了蜡烛”，意思都很复杂，要具体分析。门口的这些学生，我认为，要大体承认他们就是诗人笔下的蜡烛，我们没有理由用敌对的或讥笑的态度对待他们。

不论我们目前怎样认识当前运动，也不论学生当中是否有个别不纯分子，更不论将来会如何评价他们，至少目前在客观上，他们是响应我们党的号召，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闹革命的。内部的5月16日《通知》以及公开发表的《十六条》，都是我们党中央的决定。我们要承认他们是在闹革命，不是在闹反革命。至于他们闹得怎么样，水平高不高，有没有什么错误缺点，里面有无坏人在趁机做什么，那是另一回事，他们的大方向，他们的主流，我们要予以承认、肯定。这就是《十六条》第二章的基本评价，对照亭州的情况，我认为也基本适合。如果我们不是这个认识，眼前这个台阶也下不来。这不是机会主义，而是对青年应当有这个正面的积极的认识，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肯定，因为这些学生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教育出来的吗？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请大家讨论。

第二层意思呢，我要说，我们也是蜡烛，就是说，我们是有些被动的，像蜡烛一样不点不亮。《十六条》第三章说的四种情况，我们对照自己，大约属于第二种，就是三个“很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感到突然，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我们肯定不属于第一种情况，就是“能够站在运动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我们没有能做到那样，估计多数也都不会达到这种水平。但我们也不属于第三第四种情况，就是自己平时有问题，所以“怕”字当头，或者我们自己就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属于这两种情况。假如我思想不通，硬要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蜡烛，你用八枝火柴来点，我也不亮，我就是不亮，打死我也不亮。这恐怕是不行的，因为我不是我个人，你不是你个人，我们是市委常委。

运动已经这样起来了，门口已经兵临城下了，人家是有理有利有节，得到上方宝剑，得到群众同情，可不简单啊。我们何去何从呢？这是要考虑的。这样说了一大通，是为了统一思想，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向学生让步。这对于我们，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论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替我们解决了，就是要反修防修，要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没有讨论余地的。

5月16日《通知》明确说要解决党、政、军、文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有“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些，当然都不是小人物，都在很高的上层，距离我们较远，我们不会直接面对那样大的问题，我们也没有水平、没有能力评价那样的大问题，我们只要有一种态度就行了，我们的态度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但中山塔门口的事情，需要我们自己来处理，我们不能推给地委、省委，更不可能推给中央。我们依据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给我们的这个《十六条》，就是要承认学生的主流和大方向。今天的会议，首先对以上所说的基本原则，进行讨论，请大家发表意见，如果有牢骚，散会以后可以跟我发，这个会上已经没有时间说那些了，学生都在太阳底下晒着呢！

老魏耷着眼皮说，我有牢骚，但回家说去吧。我同意杨书记的说法。常委们接着一个一个发言，都说，同意杨书记的说法。他心里跟老魏一样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很难承认门口这些学生是什么革命的蜡烛，他恨不能从公安局调来人马、从消防队调来水龙头，把这些乳臭未干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东西冲散得一干二净。

如果承认了他们的什么大方向和主流，如果答应了他们的什么三条五条，将意味着什么，常委们虽不说，心里却明白，逮捕师生是他宗进庭干的，甚至与他个人还有点关系，这就说明他“平时有问题”，所以才在医校惹出这场学生运动来。当他们对杨书记提出的所谓原则，都表示同意时，虽然出于识大体顾大局，但多少显得有点糊涂或者装糊涂，乃至有点可鄙可恨。这些，他暂时还不好说什么。他也很难承认市委是亭州人所说的蜡烛。市委对于运动一直是积极的，怎么能用门口这些学生的要求为标准，来衡量市委呢？运动以来，市委辛辛苦苦，难道是不点不亮的蜡烛吗？市委能够像学生这样不顾一切地燃烧、成为唐代诗句里的蜡烛吗？当杨书记在他办公室拿蜡烛开玩笑时，他还真当是开玩笑呢，想不到认真是这样考虑的。杨书记这就等于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评价运动以来的市委？其实，《十六条》上把各级党委的情况分成这么四种，本身就是政治策略，就像哄孩子似的，叫大家向听话的看齐，顺着竿子爬。杨书记这番话是权宜之计呢，还是犯了本本主义的幼稚病？却也捉摸不透。

当杨书记说“在座没有一个人”属于第三第四种情况，他听了稍觉心安，好像得到了什么表态和担保似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虚弱心理？他对自己竟然有了这种心理十分不满。杨书记是不是含有安慰他的意思呢？他已经到了需要来一点安慰的时候了吗？这岂不可悲？也许，在座确有人心中已经认为，他宗进庭是跟第三种以至第四种情况有点接近的。他有点疑神疑鬼起来，好像意识到自己正在滑下去，会成为《通知》上说的“清洗”对象，而且他一九四六年“北撤”时有过脱节行为，当时就差点被清洗！他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天气虽热，他身上却陡地一凉。某种自信好像一下子失去而又不知怎么失去的，某种本来还不怎么意识到的东西此刻一下子清楚起来，总而言之，他好像将要倒霉了，情况对他十分不利，不知不觉之中某种格局已经形成，他像什么似的浮出了水面露出了头，成了一个明显的目标。这简直难以置信！

但一切似乎已经无法改变，他于是努力镇静着，也表态说，同意杨书记所说的原则。话说出去，就像手上松开了紧紧抓着的东西，身子似乎感到了一种漂移，心中感到了一种悲哀。

杨书记说，原则上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将基本上答应学生提出的全部要求，让学生打一个大胜仗。但不是简单地作一个宣布，而是要通过跟学生的所谓谈判来达成，通过谈判，请他们说明提出这五条的理由，并且跟他们有具体的商量，把一些内容明确下来。比如说，什么叫做打倒王校长？比如说释放被捕师生，具体是个什么说法？怎样释放？比如说追查遮盖毛主席大字报这件事，学生的措词十分激烈，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说这个问题为宜？这样通过谈判，一条一条地原则上答应他们的要求，也让他们感到来之不易，感到事情的份量。至于承认他们的静坐绝食是革命行动，我们可以从主流和大方向上承认，但不能肯定这种形式。这个谈判，我建议还是由宗市长代表市委出面，程主任是要参加的，常委里再去一个组织部长老李，办公室去一个科长一个秘书。会谈时，我们有记录，形成几条协议式的东西，双方签名，也可以不签名，这要征求他们意见，但不管签名与否，都算数，然后提交常委会审查批准，最后我到大门口对全体学生宣布市委的决定。接见之后，我就为他们授旗，欢送他们回校。这事情就过去了。现在就通知各学校工作组，包括医校工作组，以今天为期限，有条不紊撤出，只留一个人，作为联络员。学校应以革命师生为主，民主选举成立自己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如果像朝阳中学这样，有了红旗兵团一类的群众组织，就由这样的学生组织、教师组织互相商量，联合主持学校里的事情。工作组撤出时，给学校原有领导或群众组织作这样的交待，并且把联络员告诉他们，不是一走了之。这个，马上由办公室通知下去。另外，我要说一下，今天的会议精神，事前我请示了地委，取得了地委的同意。

一个机关干部在会议室门口出现，显得很急，有话要说的样子，程主任问，王科长，什么事？来人说，我有情况要报告。程主任说，你进来说吧。来人就跨进来说，有两个学生上身赤裸，把两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别在心口皮肉上，流着血，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站岗，学生情绪分外激动，大门口很乱，史宏威胁说，市委领导再不出来，一切严重后果由市委负责。

大家都看着杨书记，等他拿主张。杨书记对来报告的人说，你去找到史宏或者在门口负责的学生，就说市委领导要会见学生代表，让他们派三到五名代表进来，其中要有史宏。你叫他们先把那两个流血的学生撤下来，进行医务处理。然后你把他们领到大会堂旁边的小房间，宗市长李部长和程主任过一会儿就去。

来人走了，杨书记说，情况就是这样了，大家回自己的办公室，各负其责。老宗，老李，程主任，你们就留在这里商量一下，准备跟学生代表会谈！我在我的办公室，等你们的消息。散会！

杨书记派他代表市委出面跟学生谈判，这本来正常，因为运动一直是他管的，可是他却有得到信任之感。好像到目前为止，他的一切处置，他的工作思路，都被证明是不对的了。好像杨书记这是在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呢。大门不是他下令关上的吗？还无师自通地用毛主席像挡着！不是他把大门口说成阶级斗争现场、要看三天三夜的吗？如此等等！他的这种立场观点，分明是跟《十六条》相反的，而杨书记并不是这样！可是杨书记没有批评他一个字，还让他代表市委出面去答应学生的要求。虽然按照分工是应该这样委派的，但他不能不感到杨书记的宽厚和处理得当。

想不到运动进行到这一步，辛辛苦苦的，忠心耿耿的，他却陷入了这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境地，真是要把肺气炸。他意识到如果带着这种情绪去跟学生谈判是不行的。也许一切都是因为他不想向学生低头。在这一点上，杨书记比他强，竟然能说学生是诗人笔下的蜡烛了，岂不是说学生值得歌颂吗？这是真话假话？但退一步想，在目前，杨书记也只能这样处理，对常委一班人也只能这样统一思想，总不能领着头大骂学生、跟运动抵触吧？想到此，他才心平气和了一些，好像站得高了一些，能够去和学生谈判了。

他和老李老程交换意见，问怎么谈？老李说，大势所趋嘛，原则上都答应，但也有小的计较，要不然我们不是太软了吗？但只能软，不能硬。老宗，你可不要跟学生发火啊，硬也硬过了，该软的时候还要软，把他们当成是自己孩子就行了。

这家伙，倒可以这样想。

老程说，这样去谈，估计不会有大问题。学生也不可怕。

他说，不是学生可怕不可怕的问题，我也没有感到学生有什么可怕。

老程低头顺服，感到自己失言了。

他补了一句说，可正是学生造成了大门口这种可怕的场面，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当然，老李刚才说了，他们多数还只是些孩子。

老程说，这几天我接触，那个史宏，比一般学生要鬼些，但毕竟也才是二十岁的人。他善于诡辩，不过也好像很随和，而且有几分滑稽。

随和？滑稽？这令他感到惊讶。老程肯定地说，有灵活性，不像扳死理的人。老李笑着说，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呀，今天我们一起当面去向革命小将学习吧。

正说着，科长、秘书都到了，他们就下楼，到大会堂去。

老程手下的那个王科长站在大会堂小休息室门口守候着，这说明学生代表已经来了。他让自己沉着了一下，就走进门去，不想，里面哗哗地响起掌声来，五个学生代表都站着，用鼓掌欢迎他们的到来，表示了他们对市委领导的一种尊敬。他不由得倒是心中一愧，脸上微笑着，把手轻轻招了两下，并且示意请他们坐下。休息室当中是一个乒乓桌，椅子已经两边摆好，双方就坐了下来。

他问，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口皮上的学生到医务室处理了吗？

学生们回答说，处理了。

说话间他已经一眼把五个人都看下来了，甚至连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都已经大致有数。五个人岁数上跟他的儿子差不多。平时也有儿子的同学到他家里去玩过，那时在他眼中真是全没当回事。现在，就是这么大的人，作为谈判对手一本正经跟他对面坐着。坐在他正对面的，一定就是史宏史家旺了。确如人们说过的，是个猫儿脸，戴着眼镜儿。这张脸上可以挑剔的，倒不在于猫儿脸，因为这也是正常的脸型之一，虎头虎脑嘛。不相称之处，就是鼻子小了些，在眼镜儿下面露出了指头大的这么一点。如果是一个高高的鼻梁儿，或者是一个长长的大鼻子，这张脸就粗犷些伟大些了，现在却不免有点渺小有点不成器。那一对猫儿眼在眼镜后面也在凝神打量他们，闪动着几分天真好奇，内里却是沉着。

令他不快和不安的是，五个学生竟然没有表现出对他这样的人的仰视与敬畏，好像刚才已经用鼓掌表示过一定的礼貌了，现在坐下来就不同了，作为谈判，双方平等，作为斗争，还要警惕，也就不存在敬畏与仰视了。

从左边数起，第一个是三号小个子，身体结实，白净脸儿上有两分天然的愧笑，可能较为平和、务实；第二个身材高大一些，长长的红脸膛儿，浓黑眉毛，眼睛不大，嘴唇微翘，比较忠厚，但可能也很冲动；第三个是史宏，他算是二号个头，不高不矮，沉着机警是其总的特点；第四个身材很小，白团团的脸上一副深度近视的白糊糊的眼镜儿，看不清他的眼睛，似乎较为邋塌，也很糊涂，却可能乱读了许多别人不敢问津的大部头；最右边一个也是三号个子，身材姿态，比较精干，面容清爽，眼光灵活，有迎合之意，可能心计较工。

这样看了过来，真是都瞧扁了，斯亦不足畏也矣。

想像一下我们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吧，有多少杰出人材前仆后继倒了下去，也有多少不合格的人被大浪淘沙而去，现在留在各级岗位上的，都经受过战争时期与建设时期不同程度的考验和锻炼，就连人走出来，也很少有不像样的，所以党才把自己的干部称为党和国家最可宝贵的财富，这是容易的吗？怎么可能眼下一个运动，就会涌现出许多超过我们、代替我们的人材来呢？如果有，那也不会很多，总之不能跟久经考验和历练的无数革命干部相比，可以断言，他们不可能取代我们，无论从哪方面，都取代不了。所以《十六条》才说最后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眼前这五位学生领袖，以他的眼光，一个也看不上。他有所轻松下来。

他的脸上自然地表现出有感染力的微笑，一方面像对待到家中来玩的儿子的同学一样亲切，一方面对这“革命时代”产生的“革命小将”们以足够的尊敬，一一请问他们的姓名，隔着桌子伸出手去，握住他们那缺少力度和厚度的手，并且请教他们名字中某个字的写法，比如，是“林”字呢，还是“凌”字？是“生”字呢，还是“森”字？有着极大兴趣的样子。这样，他感觉着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认识着这些“对手”，缓解着某种令人不快、也不利于“谈判”的紧张空气。

他觉得自己的亲切并非全是虚伪和手腕，而是也有着真实的成份，是在群众工作中长期养成的习惯和政治风度，而几个学生的一本正经遮掩不了他们的年轻稚气，也让他油然而涌动着一些喜欢。他的态度使他们觉得面对着一个亲切的革命长辈，他们的某种僵硬也有所放松了一些，但他们仍保持一种警惕，在内心里坚守着一道不可背叛的防线，牢记着他们的使命，这也是有点可敬可畏可爱的。

他说，同学们，革命小将们，首先我要代表市委，也代表我个人，向你们，向静坐的全体同学们，表示检讨和道歉。前一阶段，我们思想落后，没有跟上形势，在领导和处理我市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认识不足。经过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市委认为，要从理解的方面对待小将们的这次静坐，爱护小将们的革命精神。所以派我和组织部长老李、文革办公室的程主任等同志，来具体商量你们提出的四条要求，让同学们能结束静坐、绝食，回到学校继续进行教育革命。我们这里谈妥之后，市委杨书记要出来接见全体革命小将。这样，我们一条一条地来商量，好不好？

红脸膛、黑眉毛、嘴微翘的一个学生（他叫江进海），神情严肃、有点结巴地说，我认为，在商量四条之前，首先要肯定这次静坐市委是革命行动。宗市长刚才说到“理解”、还有“爱护”，我认为，对静坐还要有明确的公开的肯定。本来，革命行动不可能立即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也不等于权威的肯定或否定就能决定一切，但作为领导我市文化大革命的亭州市委，应当旗帜鲜明作出表态。

这时，最右边的一个学生（他叫孙富生），以某种引起同情的丰富表情说，有大字报、大标语认为我们的静坐是反革命行动，如果市委不明确否定这种说法，也就是默认“秋后算账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难道最后要被打成反革命吗？那时我们是应该哭呢，还是应该笑？

不否定就是肯定，不肯定就是否定。深度近视的一个（他叫林集），突然说了这一句。那白茫茫的近视眼镜和那白糊糊一团的脸朝着他，好像要求深刻领会其言，然后又低下头去，不再看他，而去准备从他的脑海里随时拿出这样最简洁最深刻的东西来。

最左边的一个（他叫何银森）没有说话，总是低着头，但有时也抬头胆怯似的朝这边投来一眼。史宏也没有说话，脸上肌肉天然有着似笑非笑的线条，貌若心平气和，眼镜后面的一双猫儿眼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观察。

谈判桌两边的人们，神情姿态不一，但实际上都在观察、捉摸着对方每一个人的态度和思想。

程主任说，如果能就四条达成一致的意见，不就等于承认了你们的革命行动了吗？我们要考虑到静坐市委毕竟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式，也不是《十六条》所提倡的，如果明确肯定，对今后全市运动的开展不太有利，我认为从大局出发，这个问题可以绕过去。请小将们能理解。

江进海的红脸膛儿更红了，结巴着、用下劈的手势强调着说，我认为恰恰相反，如果明确肯定，将会对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起鼓舞的、推动的作用，如果不明确肯定，就等于给“秋后算账论”留下余地。

这时何银森又那样胆怯似的抬眼看了他一下。

他偏要让这个有点腼腆似的学生开口，他面带微笑看着何银森，问，小何，你怎么不说话？你的看法呢？

何银森说话的眼神和表情天然谦和，似乎有些胆怯，不过立场并无不同，他说，我赞成他们的看法，问题既然提出来了，就不能回避。

林集突然接上来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三章一开头写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硬拼的愚蠢举动。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

说实话，他心中暗暗吃惊，虽然这个脸上白糊糊混沌一团、好像五官也没有长清楚的学生有着严重的教条主义气息，但毕竟才是一个中学生，能这样随时想出一段列宁的原著来回答现实的问题，并且还是有针对性、能打动人的思想的，这总之有些了不起，是始料不及的。对这样的现象，他虽然也有点憎恶，但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人才的表现。

只有史宏还没有说话，好像有点“大将风度”。这使他心中很不舒服。最好当然是回避承认“革命行动”，但学生如果这样坚持，那就承认一下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四条都准备让步了，还在乎这一点吗？但他要看看史宏的表演，他也不能在史宏没有说话的情况下就给予承认。他以对史宏表示一种特别尊重的姿态说，史宏，你是总负责的，你还没有说话呢。

史宏说，在此时此刻，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温毛主席写于一九二七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说，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他听到其中“贪官污吏”这个词，心中特别不是滋味，像和尚听到人说秃子一样。当然，要承认，史宏并没有这个意思。

耳中听着史宏说，毛主席论述的，就是对待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的态度问题，这正好是同刚才林集所说的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一脉相承。今天市委领导接见我们，来商量我们的四条要求，我们很感动、很欢迎。是不是一定要求市委现在明确承认我们的静坐是“革命行动”呢？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可以不提出这样的要求。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最后要由历史来说话。但问题是：站在市委的角度，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在亭州，是承认这一点好呢，还是回避这一点好？我认为，是承认这一点比较好。承认这一点，也不等于给静坐的每个人打政治包票，比如，不等于给我们在座的这几个学生代表打政治包票。一个人今天是革命的，不等于明天他还是革命的，后天他成了反革命的也有可能，这情况历史上不是大有人在吗？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来了，但我们可以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这小子，狡滑得多。以退为进，给他出了难题，弄得他有点被动了。但如果“承认”，是否会束缚今后的手脚呢？这样一想，他不由得在内心讥笑起自己来：真正政治家的手脚是永远不可束缚的，而不管以前说过些什么，有时还需要说一些假话以迷惑、麻痹对手呢。再说，形势是发展的，过去说过的话，不等于不可改变。

他爽然地说，同学们结合实际，把道理说得这样透，确实是认真读马列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这个问题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考虑很具体，没有当成一个问题，正如史宏同学说的，它可以不作为一个问题。但现在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回去后，常委会再研究一下，可以明确表态说是革命行动，也可以绕开去不谈这个问题。行不行？他实际上巧妙地把这个难题又甩给了他们，形成了一个考验。

他发出的这个“弧旋球”让对面的五个学生刹那间一愣，是史宏第一个正确“接球”，说“同意”，接着都说了“同意”。可以说，双方“战”了一个平手。

气氛顿时轻松活跃得多。他说，这就作为我们今天商定的第一条。下面是不是就具体讨论四条？

史宏说，行，我们由江进海先说，他是静坐的“前线总指挥”。

听了这话，他感到他和李部长、程主任他们都暗暗一惊。对面这个红脸膛的学生，竟然可以有这样吓人的头衔，而且把市委门口称做了“前线”，真是岂有此理！但他们都镇静着，没有丝毫的流露。

江进海说，首先，我要把我们提出的四条再重复一遍：

第一条要求是，市委宣布无罪释放医校被捕师生郁平、刘镇琛，并且向他们本人和医校全体师生赔礼道歉。

第二条要求是，市委撤销王淮兴医校党委书记、校长职务，责令其向全校师生深刻检查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第三条要求是，市委宣布工作组在医校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撤销工作组，并责令工作组负责人向医校革命师生作深刻检查。

第四条要求是，市委宣布遮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事件为“8•24反革命事件”，坚决追查幕后指使者。

下面，我就这四条作三点说明：

第一，这四条要求的产生，不在于任何一个学生和教师，而在于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们。这是最基本的事实。

第二，当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这样被扭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得不到执行时，我们如果不起来抗争，而是像胆小鬼一样躲在一边，请问，党一贯教导我们应有的革命立场、观点、态度何在？所以我们是听党的话的，不是反党的。

第三，我们无须为静坐辩护，但我们可以问一句：用通常的正常的方法，能迅速解决四条里前三条的问题吗？答案很明确：不能。至于我们提出的第四条，必须肯定，毛主席的大字报是真实存在的，在北京那样的地方早已家喻户晓，指使遮盖的人，必然也是知道的，那么在他内心深处，在意图上，为什么一定要来遮盖呢？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对以上所说，如果没有原则分歧，我认为应该作为今天共同的思想基础，这才谈得拢。

江进海发言的每一句都捶击着他的心房，甚至都让他感到怒不可遏，他的内心就像堤坝一样快要被愤恨的波涛冲破，他的忍耐达到了极点。这不是因为乳臭未干的一个中学生敢于这样当面指手划脚，而是这个小小的中学生的每一句话都是狂妄已极的，然而，却是这样咄咄逼人。

使他恨上加恨的是，一种直感告诉他，他带来的几个人，以至于他本人心中的某一处，都似乎有点被江进海的什么所征服了，要不是考虑到身份、尊严和任务，组织部长老李甚至要对江进海竖起大拇指叫声好呢！

他控制着深心的波涛，表面上完全不动声色，他以至于能对自己说：就事而论，江进海所说全是对的，学生能这样是很了不起的，只是这些孩子不懂得，甚至坐在这一边的人也不是都能明白，如果不是就事而论，而是“跳出去”看问题，那么就还有一种更大的事物更大的真理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它处在劣势的、沉默的、忍辱负重的状态，无力主导当前形势的发展，然而，经过长时间巨大的压抑和生长之后，它终将转化、上升为决定性的事物和真理，而对眼前一切进行除旧布新的工作。

要江进海、史宏这样的学生能明白以上这种道理，是极不现实的，他们正在几百万、几百万地投身进来，激情澎湃，成了“革命洪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他眼前的这些学生，都只是梦中之人而已，当他们在历史发展的面前遭到否定时，他们倒下去的身躯，将正好撞开那通向未来的大门，后来人将踩着他们的政治尸体走过去，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去，这就是他们这代人悲剧的所在，而他们现在是不知道的！

既然如此，这四条，在未来的眼中，也就具有了嘲弄的意义；然而，此时此刻，对于学生而言，却具有庄严的意义；对另外一些人，比如王淮兴、老刘他们，则是非常痛苦的。我以未来的名义思考，但我对过去与现在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我身上有隐藏的黑暗，我不会向任何人敞开我的内心世界的这一角，这不妨碍我做一个现在这样身份的人，更不妨碍我将拥有更为现实的未来，我将更加自觉地为未来而与现实周旋和抗争，哪怕被这些学生“打倒”；我准备着在常委里第一个“经过去”，但在未来的眼中，这将成为一种光荣。

江进海发言之后，该是他们这一边表态了。老李老程他们都不敢贸然表态，不言而喻要尊让他，在组织纪律性上对比起来，坐在他们对面的学生，就是乌合之众。

他清了一下嗓子，说，江进海同学对四条作了三点说明，我们原则上都同意，现在逐条来讨论。运动初期逮捕医校师生两名，这是用过去的旧思路对待今天的新运动，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应该予以改正。接下来的两条，一个实际上是要“打倒”王淮兴，一个实际上是要“赶走”工作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第一条，王淮兴是学校的领导，工作组是指导医校运动的，他们要对运动初期的错误负责。所以，第一条是言之成理，第二条第三条是顺理成章，基本上也没有问题。无论是王淮兴，还是工作组，既然做错了事，那就要做检查，要向革命师生赔礼道歉，但在性质上，我认为要研究一下，对照《十六条》，他们大约还是属于“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提法上，是否可以向《十六条》的这一提法靠拢呢？具体说，是否不要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词语？这样更有利于说服、团结中间的人群嘛，《十六条》上也没有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语。

当然，医校运动初期的错误是严重的，必须消除影响，以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正因为这样，市委才决定让我们来跟同学们商量解决问题。至于第四条，遮盖《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问题，这确实比较复杂。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文件，怎样公布、怎样传达，党都有一定的规矩，这是保证党的事业能够胜利的重要制度，有时要一竿子到底，有时要逐级传达，有时要过一年半载或更长时间才能公布。我可以负责地讲，到目前为止，市委没有接到公布和传达毛主席这张大字报的上级通知，党报上也没有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至于北京家喻户晓，那是北京的事情，消息比较快，但最后还是要以党报为准嘛。所以，同学们把这张大字报这样公布出来，市委就不能不管。公安局用“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遮盖了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用尽可能恰当的方式执行了党的规定。同学们贴出这张大字报，公安局用适当形式遮盖了这张大字报，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知情与不知情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同学们由于不了解党内的有关规定，又出于对毛主席的高度热爱，产生一定激愤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不怪同学们，我们对同学们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要充分肯定。不过在我们商量的结果上，就不能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了。

至今下级党委来问市委，这张大字报是不是真的？我们都感到很被动，不好明确回答。同学们可能是从北京来亭州串联的大学生获得这样的重要文件的，我们表示理解。所以，同学们提出的第四条要求，我们是不是暂时放在一边，以后再讨论？也许时间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一特殊问题。所以，总的来说，市委基本同意同学们提出的前三条，加上可以肯定静坐是革命行动，一共也是四条。同学们这次革命行动，就可以说是获得了胜利，而市委是和同学们胜利在一起的。

他说了这些，他觉得他简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表现了最大的仁慈、发挥了最大的智慧。他问自己这一边的人们，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都说没有。

对面是孙富生头一个表态说，我基本上同意宗市长所说的四条。

江进海脸上陡地血红，说话有点急了起来，说，但在协议上，也要对我们原来的第四条作一个交代，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另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词语还是应该提到，因为逮捕师生，至少在客观上是压制革命、扭转方向，这正是毛主席在大字报上所说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这个性质不应当模糊掉。我们的提法可以这样说：王淮兴和医校工作组，由于墨守旧的章法，而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如果不这样提到，我们的静坐凭什么说是革命行动呢？

对手的坚持是值得引起尊敬的，他心中对江进海在人格上的尊敬，要大大高于孙富生，这也是很奇怪很矛盾的事情。

何银森以其腼腆的样子说，我同意江进海的意见。这小子虽然总是腼腆着，但骨里的立场却没有含糊过。

这时史宏说话了，他说，双方实际上已经接近了，但仍有小的分歧，我建议休会十分钟，各自研究和整理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再谈。

这一建议，表现出从实际方面向前推进的组织才能。他同意了这个建议。

到了屋外一棵大树下，老李吸了一口烟，说，妈的，想不到中学生会是这个样子的，我本来以为他们后面有人呢。

程主任说，这不奇怪，一代有一代的人才，不过……

他说，不过这些“人才”，我们是培养不了他们了。

老李说，对，我们确实是培养不了他们了，他们比我们还强，我们怎么培养他们呢？他们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哈！

这样背后对“小将”们讥讽一番之后，谈到正题，他们也觉得问题实际上已经接近解决，对江进海所说的，他们也准备让步，要不然就会僵起来。

十分钟后回到屋里，史宏说，我们由林集谈。

林集就拿出一张纸来（这真让他们暗暗吃惊），说，我们起草了协议，提供作为考虑的基础：

医校工作组和党总支在前一阶段工作中，由于墨守旧的章法，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为此，医校“井岗红卫兵”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市委门口实行静坐，要求纠正这种错误。市委经过研究，一，认为这次静坐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应予充分肯定；二，决定立即无罪释放医校被捕教师郁平、学生刘镇琛，恢复他们的名誉，并向他们以及医校师生赔礼道歉；三，决定撤销王淮兴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职务，撤销驻医校工作组，并责令王淮兴和工作组负责人就所犯上述错误向医校师生作出深刻检查。四，关于遮盖《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市委将根据有关规定予以调查处理。

林集宣读之后，补充说，协议当中“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词语，不能省略，要不然，问题就被模糊，这四条就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的“理论家”林集说罢，将手中的纸给了史宏，史宏交给了他。

说实话，至此为止，在某种意义上，他心里有一块固守着的地方，是被这些小鬼征服下来了。就是说，他内心不是那样强烈地渺视以至鄙视他们了，他对他们竟然也有点肃然起敬，他们一方面是幼稚的、错误的，另一方面呢，确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优秀的成份。

他接过这张纸，看着，要害所在的确正是林集强调的那两句话。他虽然不想同意，但是，必须让步，何况其实不过是空话。战场上有时还必须迂回、退却呢。

他说，我看基本上是可以的，我们基本上是同意的。他看着老李和老程他们，老李老程也就顺着把头点着说，同意、同意。

他说，同学们起草的这个协议，我可以代表市委接受作为我们回去研究的基础！下面，我们就去开一个紧急的常委会，请示杨书记，同学们呢，就去整一下队伍，让同学们喝点水，杨书记说了，如果达成解决，他要到中山塔大门外面接见大家，并且为同学们授旗，欢送同学们胜利回校！

双方握手道别。他握着个子很小、脸色苍白的林集的小手，问，你近视多少度？林集羞愧万分，回答不出来。他说，你看书很多。林集更为羞愧，头更低下去，说不出话，跟刚才谈判桌上简直判若二人。

他放了可怜的林集，握着江进海的很硬很厚的手说，你说话很干脆有力呀。江进海满脸愧色，涨红了他本来就红的脸，只是憨厚地笑着，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这夸奖的话。

他点点头，放了江进海，握着史宏的较大较厚的手（这手让他恶心），做出有所欣赏的样子，说，你很有能力。史宏为此而痛苦似的，说，是吗？现在我这方面最需要加强自信。

他不禁笑了起来，说，要怎样才有自信呢？哈哈哈！他大笑起来，心情好像得到了一种释放。大家都发出了笑声。

史宏他们也都憨厚地、羞愧地、甚至天真地笑着。

唉，人与人之间应该这样一团和气、交流情感、高高兴兴才对。

这时他忽然考虑到，有机会要见见“红色保卫军”的学生头头，一方面鼓励鼓励，一方面也看看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他握住何银森的手，问，小何，你是亭州人吗？何银森回答，是的。他又问，你父亲是什么职业？何银森说，公司里的一般干部。母亲呢？也是。在一个公司吗？在两个公司。噢，好。他放下了何银森的手，然后跟孙富生也握了一下手，一句话没说。

学生当场从看守所接出郁平、刘镇琛，并且在市委书记的欢送之下“胜利”回到学校之后，在学校里又红了几天，郁平写出了他那份恶毒的传单，但没有能掀得起大浪，整个形势后来就自然而然似的（他顺其自然做了应做的那些工作），有了一种相反的转化，大体来说，人们终于冷静下来，无论在昭阳中学，还是在医校，出了头的学生和极少数教师，成了人们侧目而视、不敢接近、暗中检举揭发的对象，即使像史宏这样的人，也失去了狂热和勇敢，并且处在暗中的监视之下，其势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秋后算账”；工作组从各学校撤出了，但留下的一名联络员却起了很好的作用，群众仍将其看作市委的代表，因而成功地指导着暗中整理材料的工作；在社会上，“煤碳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出于他的精心安排，真正作者是范公望）的大字报威力巨大，学生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街上和各学校里的大字报一边倒，都是批判“静坐市委”的。

形势出现这种扭转，与其说来源于看不见的大形势，不如说来源于人们的内心，一旦平静下来，人们就会想到该想到的一切，而回到比较谨慎小心的状态，甚至都有点暗怀恐惧了……

在某一天的下午，他让秘书通过适当途径，让医校的学生何银森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对这个学生作了较长时间的教育，可以说，最后让这个孩子从梦中醒来……

(第一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