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出生于六十年代中期，上山下乡那会年纪还小，不怎么懂事，对知青问题没多少发言权。既然大家讨论得热闹，自己免不了心中发痒，也来插上几句话。

　　

记得知青好像有两种：一曰下乡知青、一曰回乡知青。人们讨论的好像只有下乡知青，对于回乡知青，读了十来年书后回到老家继续当农民，似乎天经地义，诉苦的也不多，把下乡看成灾难的多是一些从城里来的一贯养尊处优的孩子。城里人干不惯农活是可以理解的，晒晒太阳身上脱皮，挑挑担子肩膀红肿，光着脚丫走在乡间小路上，更是像针扎一样。就本人而言，虽然不是农村户口，在农村生活了十八年，在父母鼓励下参加过农业生产，过去插田割禾挑粪样样能干，但如今要我去干农活也照样受不了，毕竟二十多年没干过了。这毕竟是习惯问题，适应一段时间也就好了。农村的生活虽苦，但农民一辈子尚且能够承受，当几年知青也不见得如下地狱。事实上，也有不少知青把农村生活看成是一生中非常宝贵的一段历练。

　　

我的老家在湘中的一个小山村，离县城十多公里，也算是比较偏远了。在我的记忆中，村里来过两位下乡知青，第一位是本村人，父亲很早参加了革命，在城里做了官，但他的叔叔伯伯都在村里，他叔叔还是大队支书。他回老家的目的也就是锻炼锻炼，没两年就当兵去了，这其间有没有腐败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老军人送个孩子当兵也算不上什么腐败，那时候只要符合条件，当兵并不是件什么难事，不像现在要送上几万十几万。此人后来官运亨通，做了某省武警总队的政委，我上大学时去他家拜访过一次，对待家乡人还算和蔼，但本人素来不喜攀龙附凤，总的来说对他的印象不深。

　　

第二位是从县城来的一位女知青，姓李。这位知青来了以后吃住在支书家，和支书的女儿住一起。考虑到她是女孩子，又没干过农活，大队特意在小学里办了一个幼儿班，让她当了村里的第一名幼师。因为我母亲是小学校长，她经常到我家来玩，和我母亲聊天，有时候还从县城带些糖果点心给我们吃，所以我对她特别熟悉。直到现在，她偶尔也到我妈妈那里串串门（老家县改市，我家也搬进了市区），见了她，我还是“　李　老师、　李　老师”喊得非常亲切。

　　

李　老师除了当幼师，小学里其他老师有事时也常请她代课。那时候会议特多，我母亲常常到公社开会，这时就会让　李　老师给我们上课。她上课讲得好不好我没印象了，但是每次上课她都会拿出一二十分钟给我们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福尔摩斯。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对这类侦探故事感到非常新奇，所以也特别欢迎她。

　　

那个时候每个大队都有文艺宣传队，　李　老师在文艺方面是一把好手，既当导演，也当女主角。学校有位男老师，姓殷，文采好，生性幽默，又很有表演天赋，常担当编剧和丑角。他们两个是一对很好的搭档，在一起排演了很多有趣的节目，有舞蹈、短剧、还演过样板戏中间的一些片断。有一段台词我记忆特别深刻：“我是姚千贵（要钱鬼），过去当保长，横行霸道在乡里，一日三餐肉酒饭，吃穿玩乐都容易。如今翻了个天，不许我乱说乱动强迫劳动改造在家里，大人小孩都把我欺，还骂我是老老老老狐狸，冒味冒味真冒味……”。　殷　老师由此得了个外号叫作“老狐狸”，即使我们当面这样叫他他也不生气。　殷　老师年纪大有妻小，听说　李　老师和常演男主角的一位青年谈过恋爱，那位男青年后来当了兵，复员后在某钢铁厂当汽车司机，　李　老师回城后被安排在一家国营企业工作，为什么两人没成我就没问过了。九十年代企业倒闭　李　老师下了岗，做一点小生意，现在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把下岗和当时的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是很无聊的，那时候没当知青而后来下岗的大有人在，现在也有不少人因为企业破产而失业，有些人那时还没出生，难道也要算在上山下乡的头上？我看都是拜“国企改制”所赐，或可称为“改革开放”的副产品，自由经济的牺牲品，和当时的计划体制是毫无关系的。

　　

在我看来，那时候农村对下乡知青还是很欢迎的，也颇为照顾。时过境迁，现在很多农民为了生计进入了城市，他们所受的待遇恐怕远不如当时农民对知青那么友好和优待。

　　

在某些市民的眼里，“农民”或“农民工”几乎是贫穷、下贱、肮脏、愚昧的代名词，他们有些人觉得农民工进城抢了他们的饭碗，有些人认为农民工扰乱了城市的治安，也有些人出于出生在城市的天生的优越感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看不起农民，从而对农民工怀有一种莫名的敌意，甚至出现公然歧视、故意刁难农民工的现象。农民工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挨打挨骂成为常事，欠薪事件屡有发生。

　　

几年前，笔者去广东东莞、深圳看望在那里打工的亲友。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我二伯父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位堂哥两家合租在同一套房子里，两对老夫妻住一间房，他们的儿女男孩住一间、女孩住一间，只有很小的卫生间和厨房。他们八十年代就到了广东，在那里生活十几年了，条件依然得不到改善，为什么？工资低，仅够勉强维持生活。在工厂干的时间再久，在城里生活的时间再长，也不能成为市民和厂里的正式职工，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外地人买房也比本地人贵好多倍。2003年二哥得了癌症，不仅丢了性命，而且把自己打工十几年赚下的几万元积蓄花了个精光，他工作了多年的工厂没有出一分钱的医疗费。三伯父的女儿、我的堂姐上班时被机器切掉了一根手指，厂里只给了500块钱医药费和一星期的病假。

　　

我父亲五十年代进工厂，很快就成为了工厂的正式职工，后来参军、提干、转业并完全融入了城市。母亲上大学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学校解散了，母亲被遣回原籍后还是被当地政府安排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我的舅舅、姨妈都在六十年代中学毕业后找到了工作，姨妈参加工作时正处于文革之中，而舅舅由于文彩出众做过县委书记的秘书，后来做了某银行的行长，说明那时候“跳农门”并不像有些人想象中那么困难。今天，就算你大学毕业，拿了硕士、博士学位，也不见得能成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表哥的儿子是华中农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水产专业，原来在武汉工作，去年到了上海，户口却留在老家，算得上是一位硕士“农民工”。姨妈的女儿在北京工作了十年，不仅有稳定的工作，而且买了房，成了家，儿子都上幼儿园了，可依然成不了北京人，今年还不得不专门请假回家更换身份证。我有不少学生，毕业多年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户口、档案、人事关系、组织关系该往何处挂靠。前几天，一位毕业五年的学生为了结婚只得把户口迁回了农村原籍，他的档案还放在我家里，不知道该往哪里邮寄。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尚且如此，农民工哪怕在城里干一辈子还是农民工，几乎没有融入城市的机会。

　　

从历史上来看，有几个城里人不是来自于乡下？尊贵如北京城里的高官后代，他们中相当一部分祖籍恐怕也是农村。从法律上来说，城里人也好，乡下人也好，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大家都是平等的。相比农民对知青的照顾和关爱，我们这些“城里人”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狭隘的胸怀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