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为什么没有一个好官？因为古代社会就无法容忍好官的存在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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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的《水浒传》真相第27期

　　水浒传中为什么没有一个好官？因为古代社会就无法容忍好官的存在。听萨沙说一说吧。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官场社会，或者说权力社会。

　　掌握权力的人，实际上控制了社会上的绝大部分资源，包括财富、地位、职务、名气甚至女人。

　　中国这种专制集权社会，本质上是没有法律可言的，而是权力治理一切，是一个人治社会。

　　古代史书中，记载了一些著名历史片段，是所谓的忠臣同皇帝争吵，要求按照法律处分犯罪的大臣，而不是因皇帝的一时冲动进行处理。

　　皇帝通常会勃然大怒，甚至会处死这个忠臣。

　　这些皇帝凡能够听一两句类似的劝告，就算是明君了。

　　比如东汉洛阳令董宣，不畏强权惩治皇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家奴白日杀人案。

　　董宣当街拦车，当着湖阳公主的面擒获杀人犯，并且直接处死。

　　光武帝刘秀听说姐姐被人触犯，勃然大怒，要将董宣鞭打致死。

　　然而，董宣不怕死，在皇宫中指责光武帝胡乱治国，随后以头撞柱自杀明志，因此获得“强项令”称号。

　　可以看到，董宣后来活命是极其幸运的。

　　如果他不是遇到贤明的刘秀，肯定是难逃一死。而湖阳公主仅仅是皇亲国戚，就可以公开包庇杀人犯，将国家法律视为无物。

　　如果皇帝尚且可以不遵守法律随便乱来，下面更是可想而知。

　　说起来，北宋的司法制度是比较健全的，也相当科学。

　　一个人犯了罪，案件的审理流程是这样：首先由县一级搜集证据和进行初步审理。如果罪行较重，则需要交给上级的州府一级（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进行审讯。这是避免县级的司法能力不足，导致出现各种司法问题。

　　州一级有两个院，也就是州院和司理院负责审判，两个院的级别相同。

　　那么，为什么北宋要在州一级搞出两个院？

　　主要让它们互相监督，尽量避免司法腐败现象。

　　如果犯人在州院审判后认为不公平，可以让司理院再次审判。

　　同样道理，如果在司理院审判有问题，还可以让州院审判，以寻求相对的公平。

　　即便两院审判终结，州一级还设有司法厅，负责审核法律条文，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到了州的上一级，也就是路一级（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省），也有提点刑狱司的存在。

　　提点刑狱司是中央派出的机构，代表中央监督所辖州县的司法审判活动。

　　它负责复查地方审断案件，如有疑狱及拖延没有判决的案件，就由提点刑狱公事亲自审问。即便是州县已经判决的案件，只要当事人喊冤，就由各路提点刑狱司重新进行审理。

　　最有名的提点刑狱司负责人就是宋慈，他的职务相当于现代的首都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专门在各地审理重大案件。

　　如果提点刑狱司都束手无策的案子，还可以提交给中央政府的审刑院和刑部进行最终的复审。

　　换句话说，北宋的重大刑事案件，最多可以经过五到六次审判和审核。

　　照常理来说，经过这么多官员审理案件，这么多双眼睛盯着，难以出现一手遮天、暗箱操作的局面，冤假错案应该少之又少才对。

　　结果呢？现实狠狠甩了理想一巴掌。

　　真实历史中，宋慈上任才8个月，就在广东解决了200多个冤假错案。他平均每个月处理30个案子，几乎是一天处理一个，频率高到惊人的地步。

　　可见，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没有制度上的分权监督，一切制度都经不住权力的轻轻一击。

　　小说中，官吏的腐败现象充斥着社会各行各业。可以说是“无官不贪”，贪污腐败深入骨髓。

　　即便是所谓的好官，严格来说也是贪官。

　　官场堪称“贪腐主题乐园”，从宰相蔡京到县衙小吏，人人有份，贪得理直气壮，腐得心安理得。所谓“好官”，不过是贪得比较有节操而已。

　　贪污？在官吏们看来，不过是入职福利！

　　书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清官”，就是开封府的孔目孙定。

　　所谓孔目，类似于今天的法官。

　　孙定为人耿直，心地善良，外号孙佛儿。

　　他明白林冲之所以倒霉，就是被高太尉陷害，才尽量维护他：他明知道这件事，转转宛宛，在府上说知就里，禀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周全他。”府尹道“他做下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问他‘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怎周全得他？”孙定道“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说！”孙定道“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据你说时，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断遣？”孙定道“看林冲口词，是个无罪的人。只是没拿那他两个承局处。如今着他招认做‘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滕府尹也知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禀说林冲口词。高俅情知理短，又碍府尹，只得准了。

　　本来林冲携带武器进入白虎堂就是死罪，孙定却给他定了一个误入重地的罪名，判处“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

　　林冲只是坐牢、流放而已，免去了死罪。

　　孙定之所以帮助林冲，也不是平白无故的。

　　一来，林冲的丈人张教头已经上下打点，送了很多行贿款，孙定肯定得到了好处，这才出手帮忙；

　　二来，这里可是首都开封府，尚且轮不到高俅作威作福。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在雍正的支持下，状元王文昭弹劾王爷举止不端。

　　结果呢，九王爷胤禟当着雍正的面，破口大骂王文昭：“你一个小小的汉人状元算他妈什么东西，不过是我们满人的一条狗！” 王文昭大惊，汗流浃背的反驳：“九爷，士可杀不可辱。”九王爷更大声的骂：“呸！我骂你了，狗狗狗，满人的一条狗！”

　　道理就是这样。

　　开封府尹基本都是皇亲国戚，很多时候还是王爷亲自担任。

　　高俅地位再高，充其量不过是世袭权贵集团的一条高级狗，人家开封府尹才是正经的最高权贵。高太尉是惹不起这些皇族的，平时还要百般巴结。孙定仗着上级领导开封府尹的更强大权力，才能不顾高俅的面子去保护林冲，不完全因为他有正义感。

　　同样道理，有名的清官，太尉宿元景大力帮助了梁山招安。

　　同高俅完全不同，宿太尉做的都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的好事，是标准的忠臣。

　　然而，宿太尉可不是分文不取，同样是受贿的！

　　书中写到：燕青、戴宗两个吃了些早饭，打挟了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拿了书信，径投宿太尉府中来。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宝物，已有在心。

　　梁山送给宿太尉这一大箱子金银珠宝，应该都是精选的珠宝，至少价值数千两甚至上万两银子。

　　宿太尉没有推辞，而是直接收下。

　　这还不是宿太尉第一次收礼，在梁山接受招安时就收过：次日清晨，安排车马。宋江亲捧一盘金珠，到宿太尉幕次内，再拜上献。宿太尉那里肯受。宋江再三献纳，方才收了，打挟在衣箱内。

　　整部小说中，根本没有一位清廉自守、不受贿的官员。

　　即便是声名赫赫的大清官张叔夜，也同宿太尉分别收下了一盘子金珠，少说价值数百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几十万元。

　　如果清官都公开受贿，赃官的贪腐更是可想而知。

　　赃官的代表人物，就是阳谷县知县。

　　知县曾亲手提拔了打虎英雄武松，让他成为都头，也就是县刑警大队长。

　　知县颇为信任武松，曾经让他将自己贪污的钱财送到首都，用于行贿升官。

　　平时对武松说话，知县也是和颜悦色：”当日便唤武松到衙内商议道“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城里住，欲要送一担礼物去，就捎封书问安则个。只恐途中不好行，须是得你这等英雄好汉方去得。你可休辞辛苦，与我去走一遭，回来我自重重赏你。”武松应道“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来不曾到东京！就那里观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点端正了便行。”知县大喜，赏了三杯。不在话下。

　　知县一口一个“英雄好汉”“修辞辛苦”“重重赏你”，又赏酒三杯，把武松当作心腹手下。

　　然而，在武松带着人证物证，去报官哥哥被毒杀案件时，知县却是另外一副冷酷的面孔：次日早晨，武松在厅上告禀，催逼知县拿人。谁想这官人贪图贿赂，回出骨殖并银子来，说道“武松，你休听外人挑拨你和西门庆做对头。这件事不明白，难以对理。圣人云‘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不可一时造次。”

　　知县打着官腔，直接指责武松是被人挑唆同西门庆为敌，还说是武松不讲理，又说他是鲁莽造次。

　　这就怪了？知县为什么不维护自己的心腹手下武松？反而帮助西门庆。

　　原因很简单：官场之人，第一看中的就是利益，做官的本质也是为了获得钱财。

　　古代有个俗语“千里为官只为财，万里奔波只为利”，就是这个道理。

　　万里奔波指的是商人，他们在全国各地艰苦跋涉，目的是为了卖出货物赚钱。

　　古代当官要千里迢迢的去外地上任，究其根本同商人一样，也是为了敛财。

　　阳谷县的知县，就是一个认钱不认人的官员！

　　西门庆已经许诺可以重金行贿知县，这是武松做不到的。

　　在知县的眼中，上下级情谊根本不值一文，为了钱完全可以包庇杀人的西门庆。

　　有趣的是，在武松杀了西门庆以后将事情彻底闹大，知县的态度竟又迅速改变了：且说县官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寻思他的好处。便唤该吏商议道“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们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写了招解送文书，把一干人审问相同，读款状与武松听了。写一道申解公文，将这一干人犯解本管东平府，申请发落。

　　那么，此时为什么知县又要全力照顾武松，让他免于死罪呢？

　　一来，西门庆被杀后，已经无人会对知县行贿。

　　得不到行贿款的知县，犯不上继续包庇西门庆；

　　二来，知县贪腐同武松的报私仇，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事情又闹的很大，上一级州府都知道了。万一武松不惜一死瞎闹，就有可能将知县也拖下水。知县想要保住乌纱帽，就必须拉拢武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送个现成的人情。

　　说起来可笑，武松虽是报私仇，可是活生生的杀了两个人，手段还颇为凶残。

　　武松斩了两个人的头，还将淫妇潘金莲开膛挖心。

　　显然，武松杀人案的案情比杨志要严重十倍，是地地道道的故意杀人，然而最终不过“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

　　可见，阳谷县知县是标准的只认钱不认法的官员。

　　在保住官位的情况下，谁给钱，谁就是知县眼中的大爷，会用尽手段帮他；谁没钱，谁就倒霉进大牢。

　　阳谷县衙就是钱权交易的黑市，知县就是小说中大部分官员的常态。

　　除了无官不贪以外，这个官僚制度最恐怖的在于：权力没有任何监督，官员们可以为所欲为。

　　作为最高权力集团一份子的开封府尹，就可以肆意使用权力。

　　他可以轻判林冲，连国防部副部长高俅都不敢反驳，更别说其他人。

　　后来杨志在距离首都知府衙门不远的街头，宰了来闹事的地痞牛二，府尹也可以曲解法律条文来轻判：牛二喝道“你说我打你，便打杀直甚么！”口里说，一面挥起右手，一拳打来。杨志霍地躲过，拿着刀抢入来，一时性起，望牛二咽喉上搠个着，扑地倒了。杨志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死在地上。

　　牛二只是赤手空拳的打人，武艺高超的杨志完全可以将他暴揍一顿。

　　然而，被激怒后的杨志，拿着致命武器还击，连刺3刀将牛二杀死。

　　显然，杨志的行为严重超过了合法自卫的范围， 重则是故意杀人，轻则也是殴斗杀人。

　　在北宋时期，杨志显然要被判死刑，不是绞刑，就是斩首。

　　然而，开封府尹认为牛二这种人渣本来就该杀，杨志是为民除害。他随手大笔一挥，杨志就得到完全不同的结局：推司觑他是个首身的好汉，又与东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没苦主，把款状都改得轻了。三推六问，却招做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满，当厅推司禀过府尹，将杨志带出厅前，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

　　只因为掌权者一念之仁，杨志就可以不用被处死。

　　如果杨志杀死的是府尹家人，判决就会完全不同。

　　反正府尹有权力在手，想怎么判就怎么判。什么狗屁法律？早扔后沟去了。

　　说来说去，古代的官员手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肆意妄为，毫无忌惮。

　　上面提到的孙孔目和开封府尹，都算是小说中的绝对清流了，然而仍然接受贿赂，也没有严格按照法律判案。

　　放在今天，他们就是犯了贪污罪和玩忽职守罪。

　　而小说中像开封府尹那样，可以为所欲为使用权力的官员占绝大多数。权力缺乏制衡，致使官吏可任意操纵司法。

　　卢俊义是北宋四京之一大名府的首富，家产恐怕有几百万两银子。

　　然而，卢俊义的巨额财富，却在官员的权力面前不堪一击。

　　管家李固只要上下打点官府，花费500两黄金（大约5000两银子），就可以买通看守所副所长蔡福兄弟，将卢俊义瞬间害死：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边，起身道“明日早来扛尸。”李固拜谢，欢喜去了。

　　区区一夜之间，地方首富就能被官吏弄死在牢中，命运悬于一线。

　　如果连卢俊义这种超级富豪，尚且在官员的权力下朝不保夕，普通百姓更可想而知。

　　最恐怖的是，官员们甚至不需要等到受害者犯法，而是可以直接凭空栽赃，将人弄死。

　　武松在孟州被张都监、蒋门神一伙陷害，因涉嫌盗窃被捕。

　　从古至今，盗窃都是轻罪，绝对不可能致死。

　　然而，张都监买通了知府，竟然要随便捏造武松一个罪名，将其直接判死刑：康节级答道“不瞒兄长说，此一件事，皆是张都监和张团练两个同姓结义做弟兄，见今蒋门神躲在张团练家里，却央张团练买嘱这张都监，商量设出这条计来。一应上下之人，都是蒋门神用贿赂。我们都接了他钱。厅上知府一力与他做主，定要结果武松性命。只有当案一个叶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这人忠直仗义，不肯要害平人，亦不贪爱金宝，只有他不肯要钱，以此武松还不吃亏。今听施兄所说了，牢中之事尽是我自维持。如今便去宽他，今后不教他吃半点儿苦。你却快央人去，只买叶孔目，要求他早断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

　　如果不是叶孔目还有点良知，不愿意胡乱害人性命，武松就被“合法”的处决了。北宋政府司法的黑暗，权力的滥用，由此可见一斑。

　　有趣的是，即便是有正义感的叶孔目，也是收黑钱的：施恩相别出门来，径回营里，又寻一个和叶孔目相知契的人，送一百两银子与他，只求早早紧急决断。那叶孔目已知武松是个好汉，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这知府受了张都监贿赂嘱托，不肯从轻勘来。武松窃取人财，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里谋他性命。今来又得了这一百两银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这文案都改得轻了，尽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满决断。

　　即便是非常有良知的官员，同样是受贿的，这又呼应了文章最初的观点，拿黑钱就是官场的普遍规则。

　　制度性的腐败蔓延到各行各业，导致北宋政府的管理逐步瘫痪，社会全面陷入混乱，最终彻底亡国。

　　北宋政府官员如此腐败，军队竟然比地方还要贪腐。

　　军队的权力更为集中，上级对下级有着绝对控制权，又缺少足够的监督机构，更容易出现贪腐现象。

　　北宋时期，牢城营属于军队管辖，专门负责管理重刑犯，类似于今天的监狱。

　　这个军队控制的监狱，就非常黑暗，比民间社会还要恐怖。

　　以孟州牢城营为例，就是黑暗透顶的地方。

　　牢城营的负责人是施恩老爸，老管营。

　　只要犯人不行贿，施恩老爸要么用杀威棒当场打死打残，要么用其他残酷的手段将人折磨致死。

　　这还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全国各地都一样。

　　给了行贿又有人脉的囚犯，处境就会完全不同。

　　林冲给了钱又有柴进的关系，在沧州坐牢时只需要在天王堂扫地，每天闲着没事干。

　　林冲平时可以在牢城营外随便活动，吃喝玩乐都没有问题。林冲哪里像是坐牢，比打工都要轻松得多。

　　宋江就更牛，拿到行贿款的上级让他做文秘工作。

　　然而，牢城营压根没什么文件要处理，这就等于没有给宋江安排工作。

　　于是，宋江几乎是在江州度假，到处吃喝游玩，去嫖妓也没问题。

　　军队的监狱如此腐败，作战部队的腐败更是触目惊心。

　　绝大部分军官是权贵阶层的世袭军官，有些更是花巨资买的官，有钱有关系才能当上将军。

　　关胜、花荣、鲁智深、杨志、林冲等顶级军事人才，就因为没钱没关系，只能当一个芝麻绿豆大的连排级小军官，壮志难酬。

　　最夸张的是，就连军队打仗时，也有很多贪腐现象。

　　军官们行贿，上级就将这个他安排在后方安全地区。没给钱的军官，则被安排在最前线做炮灰，随时有生命危险。

　　军官尚且如此，小兵就更惨了。

　　小说中的普通士兵形同军官的奴仆，地位低下。

　　他们粮饷微薄，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糊口，而不能养家。即便这点微末收入，仍难逃层层克扣，上至官吏，中饱私囊，下则士兵饥寒交迫：张顾行见贼势猖獗。一面行下文书，仰属县知会，守御本境，拨兵前来协力收捕。一面再与本州守御兵马都监胡有为计议剿捕。胡有为整点营中军兵，择日起兵，前去剿捕。两营军忽然鼓噪起来。却是为两个月无钱米关给。今日瘪着肚皮，如何去杀贼？张顾行闻变，只得先将一个月钱米给散。

　　只因这番给散，越激怒了军士。却是为何？当事的平日，不将军士抚恤节制。直到鼓噪，方才给发请受，已是骄纵了军心。更有一椿可笑处。今日有事，那扣头常例，又与平日一般克剥。他每平日受的克剥气多了，今日一总发泄出来。军情汹汹，一时发作。把那胡有为杀死。张顾行见势头不好，只护着印信，预先躲避。城中无主，又有本处无赖，附和了叛军。遂将良民焚劫。那强贼王庆，见城中变起，乘势领众多喽罗来打房州。那些叛军及乌合奸徒，反随顺了强人。因此王庆得志。遂被那厮占据了房州为巢穴。那张顾行到底躲避不脱，也被杀害。

　　这还不算，军队腐败到没有战斗力，却能够残害平民：说话的，田虎不过一个猎户，为何就这般猖獗？看官听着，却因那时文官要钱，武将怕死。各州县虽有官兵防御，都是老弱虚冒。或一名吃两三名的兵饷，或势要人家闲着的伴当，出了十数两顶首，也买一名充当，落得关支些粮饷使用。到得点名操练，却去雇人答应。

　　上下相蒙，牢不可破。国家费尽金钱，竟无一毫实用。到那临阵时节，却不知厮杀，横的竖的，一见前面尘起炮响，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当时也有几个军官，引了些兵马，前去追剿田虎，那里敢上前；只是尾其后，东奔西逐，虚张声势。甚至杀良冒功。百姓愈加怨恨，反去从贼，以避官兵。所以被他占去了五州五十六县。

　　北宋军队腐败透顶，本来士兵入伍要进行各种挑选，只允许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参军。

　　然而，由于当兵可以领一份军饷，一些老弱男人就托关系进入部队拿一份粮饷，实则没有战斗力。

　　或者一个士兵在军队名单上写成三个人，一个人可以拿着三个人的军饷，多余的钱被军官们瓜分。

　　更让家仆冒充士兵凑数，其实根本不在军营中居住，也是白白拿一份军饷。

　　到了上级派人视察部队的时候，下面就雇佣一些人临时凑数字，掩盖吃空饷和老幼残兵的丑态。

　　名义上北宋有50多万禁军，由于吃空饷等因素，实际上仅有30万左右，大多还是不堪一击的弱旅。

　　这些军队不能对抗敌人，反而会残害老百姓，最极端的就是“杀良冒功”。

　　北宋军队规定，如果一次战斗斩下三个敌人首级，就可以将军职提升一级，才有了“杀良冒功”的现象。

　　但是，这么腐败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根本对付不了敌人。

　　阮家兄弟说的更好：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尿屎齐流，怎敢正眼儿看匪盗。”

　　翻译一下就是，政府军队和警察只会祸害老百姓。他们借口捕盗下乡，只会将老百姓家的猪羊鸡鹅吃光，又敲诈老百姓钱财。现在梁山盘踞了匪盗，搞得那些军警哪里敢下乡剿匪。即便上级强迫他们来剿匪，这伙人也会吓得屎尿齐流，甚至不敢用正眼看匪盗，更别说作战了。

　　所谓“杀良冒功”，就是北宋军队没有能力杀敌人，却将老百姓杀了，斩下首级去邀功。

　　因此，当地老百姓反而怨恨政府军，宁可去参加匪盗。

　　这样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反而引起民众的切齿痛恨。

　　那么，如果真正出现一个正直仁德的清官，能够力挽狂澜改变北宋官场的问题吗？

　　当然不会，反而他会死的很惨。

　　水浒好汉中，有一个“铁面孔目”裴宣，就是一个人品高尚，行为清廉的好官。

　　身为六案孔目的裴宣刚正不阿，不肯同流合污的拿钱害人，被同僚和上级恨之入骨，认为此人阻挡了自己的财路。

　　因此，裴宣竟然被贪官污吏们联手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刺配沙门岛。

　　当年刺配沙门岛是最重的刑法，甚至比死刑还要残忍。

　　死刑不过是一刀将你杀了，刺配沙门岛的死亡率也高达94%，还会在死前受尽各种痛苦。

　　裴宣本来会被折磨致死，好在途经饮马川时幸得邓飞、孟康搭救。邓飞敬他年长，让位大寨主，才保住一命。

　　可以说，北宋末期官僚体系已经腐败到骨髓，导致全国政府和军队基本失去作用，老百姓无法生存，王朝灭亡也就不稀奇。

　　为什么会这样？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社会。

　　高级集权的特点，就是掌权者手中的权力根本不受监督，自然也不受限制，可以为所欲为。

　　老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乾隆同刘墉的轻松闲谈中，就轻易决定处死省长一级的高官。

　　在我们看来，处决省级高官，怎么也要走正规司法途径。

　　实际上，这些省长的死活，仅仅决定于皇上的一句话。

　　道理就是如此。

　　古代中国官员，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都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顾虑。

　　小说中的华州贺太守，仅仅是宰相蔡京的门生，就能利用权力霸占画师王义的美貌女儿玉娇枝，又捏造罪名将王义发配到外地坐牢。玉娇枝被贺太守奸污后，羞愤之下投井而死。

　　做下这种无法无天的恶事，害死一条人命又在当地臭名昭著，贺太守竟然根本没事。

　　为啥？在华州，贺太守就是土皇帝，他的权力是无边的，根本没有人能够将他怎么样！

　　道理就是如此。

　　而贪婪是人类的本性，只是全世界的通利。

　　萨沙打个比方，你一个月收入5000元，现在让你拿出1000元无偿捐掉，你会愿意吗？

　　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不会愿意，因为没有人愿意主动放弃自己到手的利益和权力。

　　所以，任何人类集团掌握权力以后，必然无节制的侵吞掌控的资源，不会考虑被统治阶层，也就是老百姓的死活。

　　明朝崇祯皇帝自杀前，国库长期空虚，只有几万两白银，军队有半年以上没有拿到过军饷，穷困潦倒，无法作战。

　　此时李自成大兵压境，崇祯为了防御北京城，只能哀求城内的权贵们捐款给守城军人发军饷。捐款最多的国丈周奎，仅仅拿出1万两，其余最多捐款一二千两，总数不到10万两，杯水车薪。

　　由此，北京城守军几乎没有防御，李自成轻松攻下城池，逼死了崇祯皇帝。

　　有趣的是，北京城破后，李自成杀掠这些明朝权贵搞钱，竟然抄出7000多万两白银的钱财，仅仅周奎家就有300万两白银。

　　由此可见，人性的贪婪让任何人不会主动放弃利益，哪怕明知道未来可能是毁灭性的。

　　而社会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专制独裁且权力不受监督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人民得不到资源无法生存，社会又混乱不堪，老百姓只得揭竿而起换条活路。

　　西班牙有个电影叫作《饥饿站台》，处于上层的犯人总是肆无忌惮的狂吃台上的美食，甚至吃不下就破坏。本来台子上的美食可以维持200层犯人吃饭，由于上层人无限制的大吃大喝，到了50层以下就剩下食物残渣，超过100层就连残渣什么都没有了。100层以下的犯人，只能互相残杀后吞食尸体，或者活活饿死。

　　想要通过上层人自发少吃，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就是基本的人性。

　　古代的西方社会也是如此，古罗马皇帝只要看哪个大臣不顺眼，就会派一个小兵去他家传话：伟大的凯撒赐你死！

　　这个大臣就得老老实实的自杀而死，不然就会被公开处决，甚至杀光你的全家。

　　西方社会逐步意识到，这种制度对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花费几百年时间慢慢形成了分权制度。

　　分权制度的本质，在于对于权力有一定的监督，以保证部分社会资源能够相对公平的用于老百姓，不至于出现人民被迫起义的局面。

　　中国封建王朝所谓的什么循环规律，少则几十年一百年垮台，多则不过200年，古代西方同样也存在。古代王朝的兴盛期，赫赫有名的唐朝开元盛世和贞观之治总时间不过40多年，已经是古代的天花板了。王朝的其他时期大多破败萧条，甚至战乱连连，民不聊生。

　　这不是什么循环，而是权力不受限制的必然结果。毕竟社会资源这块蛋糕只有这么大，权贵阶层最多几十年后就会分走大部分蛋糕，让老百姓活不下去，王朝自然会变成这样。

　　而欧美主要强国依靠权力分散和监督制度，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已经维持了200多年的强盛时期、内部还非常稳定，这就是区别了。

　　而两种制度的相碰，恐怕就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号称天朝上国的大清帝国屈膝求饶、割地赔款而告终。制度上的孰优孰劣，就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至于文章中的腐败问题，真的很难解决吗？

　　当然不是。

　　今天的香港是全世界最清廉的地区之一，然而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非常腐败。

　　比如五亿探长吕乐以及其他几个华人总探长，竟然将黑道行贿搞成统一标准的制度。

　　拿到行贿款的吕乐等人，公开的保护黄赌毒等各种违法生意，香港四大贩毒家族其实是吕乐的手下。

　　除了警方高度腐败以外，政府各部门也很腐败。老百姓生病上了救护车，不给司机红包就不开车。老百姓家里失火，不给消防员红包就不救火等等。

　　然而，进入80年代以后，香港用了三招就迅速解决了公务员贪污问题。一是司法独立不受行政机关影响，法官独立审判；二是建立独立的廉政公署，只对港督负责，不受干扰的办理腐败案件；三是开放舆论监督，允许民间媒体甚至老百姓曝光贪腐事件。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三招，就让香港在10年后成为全世界最清廉的地方。

　　尤其是腐败了100多年的香港警方，竟然摇身一变成为非常清廉的组织，让人叹为观止。

　　当然，这些对于香港掌握权力的人就非常不利。像收了五亿黑钱的探长吕乐这种人，再也不可能在香港警方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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