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究竟因何而起？

　　

　　岳健勇 陈漫*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通货膨胀的势头逐渐显现，2007年通胀发展骤然加速，国内物价出现全面较大幅度上涨。2008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2007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了4.8%。官方公布的物价指数如此之低，与公众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相距甚远，因为无论是煤和油等上游产品，还是下游日常生活用品价格的实际涨幅均不止于此，部分产品价格涨幅已达到两位数，而与民众利益最为攸关的房地产价格则早已翻番。2008年春节前夕发生在中南和西南地区的雪灾，造成当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以及农业大面积歉收，致使物价涨势更加凶猛。2008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了6.6%，其中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7%，食品价格上涨了11.0%。目前多数民众明显感到生活压力不断加大，低收入阶层更是倍感艰辛。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反通胀”现已成为中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目标。

　　

　　严重通胀是否必然？

　　

　　 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不少海内外研究者认为，通胀是经济过热的表现，是中国外向型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必然产物；而经济过热是由流动性过剩引起的，所谓流动性过剩是指国内外游资以及银行信贷大量增加而导致的货币流通量过多。有经济学家不赞同这种一概而论的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并没有全面过热，而是存在长期结构性失衡，即上游国有垄断部门的长期“过热”与下游竞争性部门的长期“过冷”同时并存。无视这一结构特征而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对宏观经济实施强力紧缩，只会在更大程度上杀伤已经“过冷”的部门，却无法真正抑制国有垄断部门的过热，因而当前以紧缩银根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难以达到预期目标[1]。

　　

　　这一论断有相当的事实依据。产业发展过热必然刺激通胀的发生，但过冷产业因上下游价格传导关系则未必能避免通胀的波及。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尽管对当前宏观经济是否全面过热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解释，统计数据清晰显示，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出现连续上涨，全面通胀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既然产业发展存在结构性失衡，局部的产业过热何以最终引发全局性通胀？局部产业过热最初又是如何形成的？推动全面通胀的内外因素究竟为何？

　　

　　 国有垄断部门的“过热”对全面通胀的产生有一个逐步推动的过程，但垄断本身不是造成经济过热的直接原因。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垄断部门不需要通过规模扩张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而且，经过股份制改造，已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虽然在运行机制上与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国企并无太大不同，但经营动力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利润的追求已经优先于产业规模的扩张。既然垄断保障了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那末，垄断部门的“过热”必然来自下游产业部门提供的持久旺盛的需求。

　　

　　然而下游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竞争性产业的“过冷”或“偏冷”并非始于今日，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部分时期，因通货紧缩以及不利的制度环境，相当一批私营企业缺乏投资意愿。于是，经济分析人士倾向于将上游垄断部门的过热归结为跨越二三产业的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房地产业的畸形膨胀源于中国土地资源日益严重的短缺、以及1994年分税制改革给地方政府造成的负面激励。由于来自土地的收益相对于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地方政府遂不遗余力推动房地产的开发。但是，1993年中央政府实施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后，金融地产泡沫破灭，商品房以及商用楼宇即出现大量空置，尽管如此，各地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仍然有增无减。1998年住房货币化改革实施以后，国内居民持币观望心态浓重，地方政府便千方百计刺激居民的购买需求。例如，上海市在1999年对购房者实行了为期三年的工资所得税返还政策。

　　

　　由此可见，从1990年代中期直至2003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势头已趋缓慢，甚至呈现某种萎缩态势。尽管房地产业以国有商业银行大量资金沉淀、甚至坏账为代价拉动了上游产业的发展，并推动了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上升，却并没有造成上游部门的过热，更没有传导到下游产业部门，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依然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表象下，消费不振，市场萧条，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此外，从货币投放方面看，从1992年至世纪之交，中国对外贸易几乎年年顺差，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可是中国既没有出现人民币升值的明显压力，也没有出现流动性过剩。相反，由于持续的通货紧缩，中央财政积欠大量出口退税款，以及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2000年下半年）等原因，人民币甚至一度（2001年下半年）出现贬值的压力。通货紧缩意味着国内需求相对于投资的不足，对此，中国政府一方面记取1980年代末的政策教训，决意杜绝通货膨胀，在不断降息的同时，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流通总量；另一方面，又通过发行国债、投资公共工程等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增加总需求。

　　

　　这种近似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取得的即时成效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得以实现，但通缩依旧，中国经济堕入了“流动性”陷阱。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赤字财政和大规模国债投资来刺激内需，然而，由于国内普遍缺乏投资意愿，且公共工程腐败低效、并对社会投资发生“挤出效应”，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造成极高的经济社会成本，使中国经济难以维持高速增长的势头。事实上，在1990年代的后半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日渐衰竭，增长速度总体呈逐年下降之势。那么，对于这一时期所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实际经济增长率存在高估的可能[2]；其二、外向型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其三、中国经济在通货紧缩状态下取得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

　　

　　转折的出现：入世与“战略机遇期”

　　

　　 出口和外资对中国经济越来越显著的刺激作用，鼓励并诱导着更大程度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而经济增长的高度政治化在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原则指引下，随着中国经济对外资和海外市场依赖的加深，必然导致经济政策的极端自由化。不惜代价加入世贸组织（WTO）以维持经济增长，正是反映了中国在改革和经济增长日益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取向经济发展方针的激进化[3]。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是个标志性的重大事件，表明中国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从此不可逆转，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中国入世后，外资以中国为其全球化运作中最理想的超低成本生产中心，将其制造业的低端大举转移到中国，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遂告形成。伴随这一重大变动的是中国政府于2002年开始松动银根，尽管2002年仍然是通货紧缩之年，但中国政府以放松银根、扩大投资和出口为标志的宏观政策的重大转变已基本成型。促进这一转变的不仅有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国际政治方面的变化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2001年9·11事件使美国转向单边主义，并将全球反恐战争作为军事安全战略的核心，这令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一度紧张的中美关系得到根本改善。经济全球化及安全环境的改善使中国政府做出了如下战略判断：中国正处在一个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乃至“和平崛起”的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政府“战略机遇期”的提出，加强了海内外投资者关于中国经济在加入全球化后将持续高速增长的预期。作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价值链中最理想的低端生产环节，中国入世后成为了跨国公司向其全球营销网络提供最有价格竞争力产品的全球制造中心。在中国入世后的几年间，外资对中国产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4]，不但占有了相当可观的国内市场份额，而且控制了中国一半以上的进出口贸易和近90%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扩大则对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专事低技术产品生产的中国产业提供了强烈诱导。因此，中国入世导致国际贸易、特别是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剧扩大，外汇储备迅猛增长，由此造成了海内外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国外游资大量进入中国。而银根的进一步松动（2003年）导致银行信贷量大增，货币流通量迅速增加，流动性过剩问题开始浮现。

　　

　　走向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再度强劲增长的预期使房地产业迅速回温。2003年下半年，萨斯（SARS）疫情一结束，全国各地房地产业便陆续走出低迷，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过热苗头；从2004年下半年起，许多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出现较大涨幅，并加速上升。

　　

　　表面上看，房地产迅速升温是由国内游资炒作而起，其实是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利用“战略机遇期”所塑造的市场预期联手共谋的结果。这一局面有其特殊的制度和政策背景，不能简单将责任单方面归咎于谋求自利的地方政府[5]。共谋若仅仅立足于政策想象空间则难以成功并持久，只有发掘和引导出足够多的市场需求，方能使房地产的行情不断膨胀。这取决于市场供求态势、尤其是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意愿。

　　

　　在供给方面，国内可供开发的土地数量持续下降使房地产价值增值成为必然。换言之，原先房地产价格的低迷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宏观政策、以及住房改革措施的抑制；但就长期而言，中国土地资源的日渐稀缺使房地产投资成为可居之奇货[6]。因此，房地产价格已然蓄势待发，只待宏观政策的改变；一旦货币政策环境宽松，房地产价格便可能大幅上升。在需求方面，如同通货膨胀具有促进即时消费的功能一样，房地产较大的涨势以及房价将持续攀升的前景，促使许多购买者将未来消费转化为当期消费，因而出现了旺盛的市场需求[7]。与此同时，银根松动后，商业银行为实现业务品种和利润的多样化，争相发放个人按揭贷款和消费贷款；而银行间的恶性竞争又导致了贷款条件的不断放宽，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购买需求。需求的大量增加推动了房价持续上升，价差的扩大同时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造成供给紧张甚至短缺，吸引了新增开发资金不断流入。

　　

　　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自然希望房地产维持较高的市场价格，以便尽可能长久地支撑土地一级市场的出让价格，以确保地方政府投资各项工程、特别是形象工程的预算外资金。近年来，因土地和居民住房被强行征用拆迁所引发的城乡群体事件愈演愈烈，其背后反映的是地方政府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名，通过商业运作方式追求土地收益的强烈冲动。有关数据显示，地方政府每年从土地出让中取得的收入高达9,000多亿，约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8]。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共谋的结果是造成了房地产业惊人的暴利，吸引了大量海内外游资和银行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业。2003年下半年以来，投机严重的房地产价格连续大幅度上升，早已超出了绝大多数普通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正常的市场需求，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意志不坚决，是房地产业发生恶性膨胀的重要外部原因，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调控不力从根本上暴露出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下降。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中，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分权（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方式向地方下放权力，是造成今日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以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真正症结所在。与1980、90年代相比，地方当局通过垄断当地资源和操纵本地市场，已经积聚起相当可观的经济实力和舆论影响力，其力量之强大，捍卫自身利益态度之坚决已远非昔日可比。在缺乏制度创新的情况下，中央控制地方的有效办法似乎只有加强中央集权一途，然而，这不可避免地使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之争或政策之争最终表现为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争夺。房地产市场的快速泡沫化，实际上反映了地方对中央宏观政策在初期的成功利用和其后的有效抵制。

　　

　　现代工业经济的复杂性表现为产业部门之间的密切关联和相互依存，中央和地方在宏观调控上发生的利益冲突并不总是零和博弈。地方政府推动形成的房地产泡沫，为上游生产原材料、能源等国有垄断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需求，这些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国有企业全部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监管之下。

　　

　　上游国有垄断部门大多经过了股份制改造，建立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这种“一股独大”的公司治理结构固然保证了中央政府对企业的政治控制，但企业一经创立、尤其是改制以后，就成为了独立的利益主体。在忠实服从国家政治意志（讲政治）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利益）之间，企业自然倾向于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不受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监督，近年来在产业规模迅猛扩张和利润激增的基础上，已发展成为通过集体分肥保持内部凝聚力，敢于公开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甚至影响政策制定的能量极大的既得利益集团[9]。这些处于产业上游的寡头垄断企业一方面通过暗示自身的企业属性，不愿意承担协助稳定国家宏观经济的社会责任，采取各种手段使政府的价格管制措施变形或失效；另一方面又以资源短缺和投入品成本上升为由，要求政府当局提供巨额财政补贴，或接受其维持垄断高价、甚至提价的主张。

　　

　　上游垄断部门的持续过热，根源在于下游产业（主要是房地产业）提供的强劲需求。下游需求如果得不到及时抑制，将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上游的过热，而且“看不见的手”还会引导上游投资进一步增加。从理论上讲，如果需求控制失效，就只能从增加供给入手。但吊诡的是，投资扩大带来的供给增加未必引起价格的回落。这是因为国内上游产业必需的大宗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入世后中国进口量的剧增导致国际原油和铁矿砂等价格急剧上升，而中国恰恰缺乏对这些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面对那些专门针对中国的国际价格同盟完全束手无策。事实上，由于投入品的刚性成本压力，加之大型央企的行业垄断，上游产品价格非但没有随着供给增加而回落，反而继续上升。

　　

　　正因为国有垄断部门“给定”了市场价格，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一些非国有企业也向上游增加投资。江苏常州“铁本事件”是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处理上游产业投资泡沫的重要个案。其处理结果表明，中央政府既无意于深究私营钢铁企业“铁本”背后的地方政府责任，更无意于触动与自身财政利益密切相关的大型国企的利益。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的踌躇不决和力不从心，使通货膨胀向下游产业的蔓延终于无法避免。

　　

　　通胀的蔓延对居民生活以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公用事业价格上升直接影响到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动，以及大多数民众的生活状态。国内下游产业大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价格竞争异常激烈，很难通过相应提高产成品的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来转嫁上游传导的成本压力。发展的艰难导致相当一批低技术制造业投资意愿下降，一些企业减少了投资甚至淡出制造业转向了房地产和股市以牟取暴利，而部分企业则通过降低产品的质量标准以求生路。有行业专家指出，“中国制造”声誉下降有迫于上游成本压力，以及彼此间恶性竞争等客观原因[10]。但质量下降等同于变相提价[11]，且不说大多数产品的国内价格已经出现程度不同的上涨，这些不但说明通胀的发生与产业本身是否过热并无必然关联，而且还表明局部通胀已经波及到下游产业部门，引起全面通胀的爆发。

　　

　　食品价格上涨对分析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食品业自身的产业链成本价格变动通常是引起通货膨胀的一个独立变量。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特别是可耕地的大量占用，中国土地资源急剧减少，2007年已降至18亿亩的警戒线，农产品供给出现较大缺口。同时，入世后农业的开放使中国小农经济无法抵御来自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竞争，迅速丧失了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如大豆和小麦）[12]。而分销业的开放则令相关的下游国内食品加工业同样受到严重冲击，进而推动了产成品价格的暴涨（如植物油）[13]。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中国不再享有在粮食基本自给的情况下，通过保持某种买方垄断的地位获得低廉的国外农产品的可能。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全球能源危机迫在眉睫，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开始从农作物中提炼能源，大大减少了农产品向世界的出口，由此引起了全球农产品价格暴涨。这些因素都引起国内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直接推动了国内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显现于股市泡沫的时间相对较晚，2005年下半年，巨量游资以及银行信贷资金涌入股市，推动了股价全面暴升，出现了多年罕见的牛市奇观。宏观经济向好当然有利于股市回暖，但股市暴涨却缺乏上市公司业绩全面提高这一微观基本面的支持。表面上看，上市公司公布的业绩普遍有较大改观，但如果剔除与股市泡沫相关的资本交易等非主营业务收入，上市公司的业绩则无根本改善。这反映了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多年沉疴，即上市不过是圈钱的手段，并没有根本解决多数上市公司的产权约束机制问题。

　　

　　股市暴升的动力来自中国证券监管当局放宽外资（QFII）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准入标准。2001年，财政部坚持按照市场价格强行减持国有股的主张曾引起市场信心的崩溃，如此情形十分不利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上市发行。监管当局放宽准入标准，显然是为了便利国企上市融资。其背景是，中国在入世三年多的时间里，国内产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国际竞争压力。当局希望通过大型国企上市以补充资本金的传统办法，来提高这些分布于重要产业部门的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要力保大型央企在上游关键产业的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以此确保国家财政以及控制全局的能力。

　　

　　国外金融资本合法进入中国股市，进一步加强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大大加剧了流动性过剩，不仅带动了大量国内游资加入，还吸引了怀有种种复杂心态、渴望暴富的国人蜂拥入市。这一情形十分有利于国企加快上市，但牛市的局面明显来自于资金面的支持，进入股市的资金量之大很快把市盈率推高到几倍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股市泡沫迅速积聚。国外投资者在2007年几度在波段峰谷及时淡出，表明他们看中的并非中国股市的投资价值，而是人民币汇差和股市价差的双重财富效应。国有企业因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压力，在中国特定的体制环境下，通过上市增加资本金，加强产业实力，其意义自不待言；但中国政府机会主义的政策指引刺激了股票市场浓厚的投机行为，造成了严重的股市泡沫，间接刺激了通胀的发展。

　　

　　综上分析，中国通货膨胀的起因相当复杂，中国加入世贸之后有关经济将加快发展的预期与政策调整是主要原因，而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粮食危机和国企的生存压力，也从不同方面推动了通胀的发展。中央与地方行政分权的制度安排与垄断性央企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则在相当程度上抵销了中央政府化解通胀的宏观调控努力，以至于局部产业发展过热演变为全局性的通货膨胀。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与日本1980年代末的情形表面上很相像，重大区别在于两国的国力不同。日本当时已经是高度工业化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业和一大批享誉世界的跨国公司，这是日本能够承受泡沫破灭后长达十余年经济衰退的国力基础；而中国企业严重缺乏创新能力，产业升级遇到极大困难，因而无法通过“走出去”来缓解国内通胀带来的压力。即便是拥有技术垄断优势的西方跨国公司，由于在华经营的成本优势受到通胀的侵蚀，也有意撤资。笔者曾以“无技术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这一概念阐释中国产业发展状况：“无技术工业化意味着作为尚未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被牢牢锁定在国际分工的底层，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对外资以及对海外出口市场的双重依赖”[14]。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依赖与当前通胀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货膨胀将可能使中国失去出口和外资这两大经济发展推动力。一旦泡沫破灭，中国经济衰退的表现形式及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无疑将比当年的日本要严峻得多。

　　

　　目前，国内部分地区（如广东省）痛感外资大批撤离给当地经济造成的重大打击，提出了产业升级的口号。这显然触及到了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是，在中国经济业已全球化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本国产业升级和工业化？如果无技术工业化意味着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的制度性遏制，那么，谋求建立本国工业竞争优势的产业升级只能建立在全新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基础上。这必然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对全球化的拒绝，中国是否愿意或能否承受由此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代价？能否像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成功的后起工业化国家那样，在有限开放的情况下，通过制度改进和创新，特别是通过发展现代国民教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实行“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战略，从而实现“无全球化之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out globalization）？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精英阶层本着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精神，就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战略达成共识。目前的通胀恰恰是反思以往发展战略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工业化等发展问题的历史契机。

　　

　　* 本文已载于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季刊2008年第1期（总第100期），因版面限制，发表时略有删节。网址：本文为未经删节的原文。

　　

　　[1] 郎咸平：“从海尔之转向看房地产的本质问题”，2008年1月12日在“中国房地产20年”年会上的演讲。见中华金融网：

　　

　　[2] See Thomas G. Rawski, “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 September 12, 2001.

　　

　　Also see Lester Thurow, “A Chinese Century Maybe It’s the Next On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2007.

　　

　　[3] 中国总理朱镕基2002年3月在会见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时坦承：“如果（中国）不加入世贸，改革和经济增长都是不可能的”。Stephen Roach (from Beijing), “China: Straight Talk from Zhu”, March 27, 2002. See webpage

　　

　　[4] 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增加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同时，利用中国入世后国内市场大幅开放的契机，大肆兼并中国装备制造的龙头企业，以图实现对中国产业的全面控制。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从属和依附地位，因入世所承诺的一整套有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规则体系的迅速实施而被进一步强化。

　　

　　[5] 2003年6月，房地产业已出现明显过热，中央银行为此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121号文件），意在控制投资过热。这一措施激起了房地产商的强烈反对。7月，国内经济学界开始争论经济是否过热。据道，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与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的经济学家座谈时表态：“我有主心骨，不会动摇”，“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机遇期”。道指出，这两句话“给在坐的经济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月31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18号文件），房地产界为之振奋，有“地产界教父”之称的任志强表示：“可见国务院的水平大大高于央行一头”。见道“寻踪第五次宏观调控”，《中华工商时》2004年5月25日。

　　

　　[6] 例如，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如广东省，可供商业开发的土地已基本批租或拍卖完毕。

　　

　　[7] 这里需要提到一个特殊情况，在房地产价格出现较大升幅后，许多与权力部门有着密切关联的利益集团便以各种名义和方式，向其内部职工提供可观的购房补贴，使他们实际支付的购房成本不高于这一轮房地产涨价前的市场价格。房地产市场的火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这部分特殊需求支撑的，目前尚难以估计，但其提供的强大购买需求无疑助长了房地产市场的快速膨胀。

　　

　　[8] 见“地方政府‘吃’地为生数十年收益一朝耗尽”，《南方都市》2008年3月15日。

　　

　　[9] 一位中央政府官员曾对笔者说起，随温出访的某大型央企领导人在其面前口出狂言，说：“在（中央）制定政策上，总理现在也得听咱们的。”

　　

　　[10] 陈水来：“在‘中国有毒产品’被夸大道的背后”。

　　

　　[11] 例如，表面上国内服装价格基本没有上涨、甚至出现轻微负增长（2月份衣着类价格上涨了1.8%）。纺织服装企业为生存采取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牺牲质量之举，尽管其行为不道德，动机上或有迫不得已，实际上等同于变相提价。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同样涉及到许多已涨价的产品。

　　

　　[12] 李昌平：“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南方周末》2008年1月16日。

　　

　　[13] 占有全球90%市场份额的四大国际粮油交易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现已控制了国内85%的大豆加工能力，从而形成了从大豆原料进口、加工到成品（豆油）批发的完整产业链。外资的垄断竞争优势令国内豆农和加工厂无法与之抗衡，面临灭顶之灾。见道“【年终特刊】大豆沦陷”，《21世纪经济道》2006年12月15日。

　　

　　[14] 岳健勇：“人民币升值背后的去工业化忧虑”，《凤凰周刊》2007年第18期，2007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