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政治改革理论的荒谬性

曾飞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只有“争得民主”，才有可能“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没有民主，无产阶级所夺取的全部资本与一切生产工具都不可能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成为劳动大众据以获得劳动权利的保障。很快就会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落入官僚的手中，成为官僚资本来盘剥劳动者。马克思所指的“争得民主”当然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实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绝大多数人当家作主。而不是资产阶级当家作主，少数富人当家作主。更不是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那一部分人，少数富人中的极少数垄断寡头——官僚资产阶级当家作主。

　　而近来唱得非常响亮的吴敬琏的政治改革，却是极力呼喊官僚资产阶级当家作主，实现官僚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荒谬绝伦。人们需要剥去他的伪装而看透他的实质，坚决制止官僚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人民用生命与鲜血推翻的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决不允许重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恩格斯早就指出：“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已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34－335页）吴敬琏着急的正是他公开宣称的：“政治改革应加快，为市场经济护航”。吴氏倡导的“政治改革”，无非就是历来“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的历史重演。因此吴敬琏一再强调必须赶快建立资产阶级宪政来为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护航”。

吴敬琏的政治改革纲领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的吴敬琏教授，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吴敬琏还是中共党员。照理，吴敬琏教授建立的理论应该努力为实现共产党的最高宗旨而做出贡献。然而，在打着马克思主义和为了人民大众的旗号背后，隐藏的却是为官僚资本主义复辟效劳的荒谬理论。

　　对于吴敬琏的政治改革纲领，有些“知识分子”（决不是多数的知识分子）已经为其所迷惑，而拍手叫好。诸如：辽宁抚顺网友 ip：221.203.*.*的跟贴就明说：“吴老说的很对，其实中国目前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看的很清（按：是“看得”不是“看的”，是“知识分子”就不该错用），现在中国就缺乏伟大的改革家和实践家。”其实中国并不缺乏伟大的改革家和实践家，吴老就是。只不过他不是劳动大众的伟大的改革家和实践家而已。辽宁沈阳网友(116.2.*.*) 的跟贴指出：“吴敬琏代表的不是工人农民，不是劳苦大众，而是代表新生阶层在喊叫，害怕穷人起来收拾他们。当初坑害国企职工，让国企倒闭职工失业的就是他们这些经济专家。为祖国的建设在国企奋斗了一生的人们退休金才给几百元，到现在还没有事业单位退休金的三分之一，特别是在军工企业奋斗了一生的老工人，他们在职时工资很低，退休了工资更是低得可怜。” 甘肃兰州网友 ip：60.13.*.* 的跟贴也指出：“吴敬琏想说的，就是权贵们想到了没有形成文字的”。河北沧州任丘网友(221.195.*.*) 的跟贴还指出： “老吴表面上给了你们两条路让你们选,实际上他是限制了你们的思维!不想想,一个思想表面不断进步实际却是骨子不变，外在不断迎合时事的滑头能真正为大众说话吗？这个社会走到这样，难道没有他的‘功劳’吗?”着实老百姓心中有杆秤，是非曲直比自称为“知识分子”者更加明了。

　　我们先来看看吴敬琏是如何倡导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依照吴敬琏的说法是“政治改革应加快，为市场经济护航”，很好地体现了这个原理。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吴敬琏指出：“使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呢？用吴敬琏的话说，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那直接就是资本主义。只不过吴敬琏“科学”地把它界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罢了。——人们还记得，以前流行的口头禅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如今吴氏的新口头禅就应该是“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吴敬琏的经济改革分明就是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更详细的分析，笔者已经在《吴敬琏教授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错误》一文中给出。并指出“吴敬琏教授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彻底推翻了中央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方针。该方针这样表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方针。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在积极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以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体现在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体现在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坚定信心，明确任务，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95年5月22日、6月26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1370页）所谓的‘以民营经济为主’就是排除‘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以私有制为主体’，从根本上废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的一切基本原理。”吴氏的经济改革理论从根本上废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的一切基本原理，那就只能走向“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吴敬琏急于护航的所谓“市场经济”——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经济。

　　既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由吴氏的改革实践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表现，也就自然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其改革自然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

　　吴敬琏说：“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年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没有退路可寻。（中国经济时报：《吴敬琏：政治改革必须加快》） ”

　　什么是吴氏的“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呢？吴敬琏说“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现代市场经济制什么呢？在吴敬琏那里很明确，就是被吴氏称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的英美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呢？……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在威廉姆森看来，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赵晓：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而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北京共识”由拉莫先生所提出，“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通俗地讲吴氏的主张就是放弃独立的增长，追随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从而走向资本主义——美其名叫做“现代市场经济”。吴敬琏的“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也就是“是自由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那会是什么呢？很简单，所谓的“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是资产阶级民主，实质就是垄断资本专政。但在中国，秉承千年的封建官僚传统，经济领域内的垄断力量只可能是官僚垄断资本，而不可能是民族资本。因此，经济体制只能蜕变为官僚资本主义，而不可能是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只能蜕变为官僚专制，而不可能是民主宪政。

　　然而，吴敬琏似乎也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他说：“前面我们提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是‘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两者都赞成搞市场经济，至于政府作用大小可以存而不论。由于针对政府职能定位和国有经济地位等问题没有明确说明，这成为80年代改革目标模式上的模糊之处。早期这个问题不大，越到后来，这个模糊之处就越成为问题。它使具有不同倾向的人可以对这一目标作不同的解释。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理解。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政府官员，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这种体制中政府强力干预的重商主义倾向。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确立宪政，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的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

　　吴敬琏给人们出了一个二选一的中国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选择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或者选择“法治市场经济”。然而，这两个选项殊途同归，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都通向官僚资本主义。因为他们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完全不是邓小平说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而是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吴敬琏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选择都背离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原则，都是走向资本主义。并不存在他所说的选择重商主义的道路，才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而选择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就是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故意制造混乱的选择理论，吴氏的两个方向的差别仅仅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而已。其制造混乱的手法是把方向选择的依据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偷偷改换成“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从根本上篡改了邓小平的相关理论。

　　还需要说明的是吴氏反对的一直是“权贵资本主义”。最近人民大众强烈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他也就赶集似地来凑热闹，乘机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代言人，以便蒙骗大众。吴氏的“权贵资本主义”一词来源于西方的crony capitalism，译为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在英语-汉语字典中相似的条款 capitalism {名}资本主义；crony {名}密友；crony {名}老朋友；crony economy {名}裙带经济。并非指“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官僚资本垄断的资本主义。譬如旧社会的四大家族垄断下的半殖民地经济，就是典型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官僚资本主义必然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相伴而行。

吴氏“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庐山真面目

　　无须隐讳，所谓的“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就是西方的宪政论所主张的政治体制。西方立宪主义的政治文化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的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在分析宪政论的起源时,认为“它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西方宪政的价值与特点主要反映了基督教文化 ,“西方的宪政论是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 ”。弗里德里希强调：西方的自由宪政 ,从头到尾就是以基督教为其主要思想背景的。西方自然法思想家们认为“自然法 ”高于一切“实在法 ”,是“实在法 ”的最终根据和来源。近代自然法学说以护卫个人权利为自然法的宗旨。强调个人的权利 ,特别是私有财产权。洛克是这个时期强调个人权利的典型代表 ,他把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看作是自然法规定的不可让与、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 ,并强调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人们的私有财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如果说这个“私有财”是指个人所拥有的生活资料和与自己的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生产资料，那么应该说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然而，它最最重要的却是指维护通过剥夺他人的劳动剩余价值所得来的“私有财”（财富、资本）。这就是它的资产阶级本质：维护占有生产资料来剥夺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这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政治。而绝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把维护占有生产资料来剥夺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包装成天赋的自然权利和朱熹理学把君臣之理包装成天理是殊途同归：把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当成天赋的权利。

　　吴敬琏极力在中国推行西方立宪主义政治的目的是为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寻找合理性，也就是将其包装成天赋的权利。而在中国推行西方宪政的借口则是：“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则是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 同时“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转，必须有其他制度的支撑。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宪政原则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搞掂’官员。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吴敬琏高高举起了反腐败反两极分化的大旗以争取人民大众对实行西方宪政的支持。

　　2005年02月07日《经济观察家：吴敬琏论缩小贫富差距和股市监管》一文报道：“吴敬琏认为，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2010-01-13《吴敬琏：仇富浪潮从本质上利于腐败分子》“用民粹主义的煽情，很快会形成一种所谓仇富的浪潮。仇富的浪潮从本质上说，其实是有利于腐败分子作为权贵的，因为他转移了目标。可是如果不是这样，不能给它以科学的解释，它可以去引导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是对一般富人的斗争。在我们一半的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5000块钱的情况下，按照税务局的统计是年薪12万以上就是富人，那么专业人员以上的人大部分都成为富人，这显然是一种转移目标了、搞错对象了。”

　　2010年02月20日《吴敬琏：春运火车票应涨价 发20亿元给农民工》“吴敬琏：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是机会的不平等，一是结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盗窃公共财产、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 混同两种不平等，把矛头主要指向结果不平等的最大问题，是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矛头不是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分子，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这是错误的。” 而且“吴敬琏说，在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能促进劳动积极性，但是腐败造成的不平等，只有负作用，没有正相关。消除解决腐败的惟一途径，是实现市场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权力寻租现象。”（2006-06-27《吴敬琏:炒作收入差距于社会无益》）

　　因而，按吴敬琏的理论，“在机会平等前提下由各人的能力不同，贡献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不平等”就是“合法的收入差距”。也就是排除了机会的不平等的腐败之外，所产生的贫富差距就是合理合法，而且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必须用法制来维护。此理论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借大众对腐败的痛恨来转移视线，使人们不再注意在分配中利用权力来制造的体制性倾向：拉高资本与土地等资源在分配中的比例，而压低劳动在分配中的比例。譬如可以拉高房价，让资本与土地获取惊天暴利，剥夺广大劳动者的绝大部分财富；压低劳动工资报酬——比美国劳工低几十倍！实现全世界资本掠夺劳动的最高效能！这一类制造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官僚资本主义剥削手段，被吴敬琏的理论合理合法化了。

　　须知，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著名的“圈地运动”。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份地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完全是发战争财，对内屠杀掠夺印第安人，对外掠夺黑奴；在世界大战中靠出售军火武器和资源物资，在战后别的国家欠美国数百亿，从此美国算是崛起了。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著名的私有化运动，官僚和商家相勾结疯狂掠夺本来属于全民的财富，包括出卖国企、土地与环境资源，完成了官僚资本的原始积累——因而也就只能是官僚资本主义，不可能是自由资本主义。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为什么如今要刻意反对权力寻租、腐败呢？这很好理解。即使在英国、美国新生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完成之后，也不再允许暴力圈地，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垄断资本在这个阶段的根本利益是使用资本有序地对劳动者进行盘剥。因此高举法制与秩序的旗帜是必然的，这包括吴敬琏在内。

　　为了恐吓民众，防止他们对此的反对，吴敬琏还穷凶极恶地把“民粹主义”的大帽子扣在民众的头上，将他们打成制造“仇富的浪潮”的恶棍。因而贫富悬殊是反不得的，谁要是反对贫富悬殊就是有利于腐败分子，是搞阶级斗争，是大逆不道。这本质上与厉以宁赤裸裸地断言“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还“必须彻底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拉大贫富差距”的谬论是完全一致的。难怪厉以宁自己解释说，“我们关于改革的思路、大的趋向是一致的，都要求改革开放。在很多问题当中，比如怎么发展民营经济，我们的观点完全是一样的。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要着重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上，我们观点也是一致的。” （《厉以宁澄清与吴敬琏矛盾传闻：私人关系非常好》）观点一致在哪里呢？都在于要实现法治的市场经济，实现资本主义宪政，用以维护形成贫富悬殊的“合理”秩序。

　　另外，吴敬琏推行西方宪政就会制止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的借口也不值一驳。网民们早就一清二楚，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不是实现了法治的市场经济吗？结果如何？日本的官僚腐败与陈水扁的腐败尽人皆知。吴敬琏所谓的 “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吴敬琏：中国问题目前的症结》）的理论也就根本站不住脚。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就是吴敬琏推行的全盘私有化，而绝不是全民所有制。

　　因此，吴敬琏推行“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的真正目的也就一目了然了，那就是维护官僚资产阶级利用政治权利进行超经济的残酷剥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人民的谬论。

　　人们如果还想现实地了解什么是吴氏的“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我们只要看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典型事件就可以看清其庐山真面目。

　　在官僚资产阶级控制之下的法制不但无法制止腐败和两极分化，反而保护了腐败和两极分化。

　　我们来回顾一下出卖国企给私人和工人坚决抵制的通钢事件。看看所谓的法制起什么样的作用？是制止腐败和两极分化，还是维护腐败和两极分化？

　　据人民网2009年08月04日《吉林通钢事件始末：砖头钢块齐飞 警察冲不进去》的报道：“有人煽动不满情绪。针对陈国君遭群殴致死事件，在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7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喜东称，此事系个别非在岗人员发起并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聚集所致，并肯定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对通钢集团增资扩股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王喜东的说法是，7月24日，企业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有抵触情绪，制造谣言，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结较深，对通钢集团现状与长远发展、特别是即将实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所面临困难不了解的情况，激化企业原有矛盾。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将矛盾集中在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身上。……一位自称是‘通钢子弟’的网友说：7月23日，各单位骨干开晨会，居然从各位厂长的口中听到了如下令人震惊的消息：‘建龙集团控股通钢！65%！！’之前，建龙集团主席陈国君曾放出过许多狠话：‘我要在三年之内让通钢姓陈！ ’‘等我上台，所有通钢原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滚蛋！’这次，通钢人真的愤怒了！7月24日下午，部分建龙高层开始出现在厂区，在劝阻队伍时大多被暴打，傍晚，陈国君出现，命令复工，愤怒的人群失去控制，陈国君被多人围殴，防暴警察和救护车都被人群阻拦。到晚上9时左右，传出了陈国君死亡的消息，整个二道江区开始了燃放鞭炮，厂区里，工人，警察，群众，上万人挤在一起，场面并没有继续混乱，人群开始陆续撤退。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可见，无论是政府官员的权力还是防暴警察的武力，支持的都是贱卖全民资产，导致官商勾结的暴富的罪恶勾当。法制分明是在维护腐败和两极分化，而不是制止腐败和两极分化。

　　再看看赵东民事件。事态很清楚，赵东民帮国企职工维护自身权利的行为触犯了力图出卖国企，实现全盘私有化，掠夺全民财富的那一帮官僚与垄断资本势力的根本利益。因此，所谓宪政就从帮国企职工维护自身权利，破坏国企私有化改革的赵东民下手，企图杀鸡教猴，用法律的威力阻止职工维护自身权利。法制分明是在维护腐败和两极分化，而不是制止腐败和两极分化。

　　还有本田罢工事件。据网友waccc披露：“本田罢工升级工人被官方工会打得头破血流 。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工人罢工事件5月31日出现肢体冲突，多名工人被官方工会的人员打至头破血流。事后当局将工厂对外一公里道路封锁，派出大批防暴警察驻守，不让媒体接近。南海本田的工人不满收入太低，自本月24日开始罢工，导致本田在中国的4家厂全部停工。”大批防暴警察和官方工会都在压制劳动者争取合理的劳动报酬，维护资本的超额利润。法制分明是在维护腐败和两极分化，而不是制止腐败和两极分化。

　　因此，实事也表明吴敬琏要在中国推行西方宪政的目的就是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超经济剥削。这就是吴氏“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庐山真面目。

小结

　　吴敬琏推行的“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就是西方的宪政论所主张的政治体制。吴敬琏推行“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的真正目的就是维护官僚资产阶级利用政治权利进行超经济的残酷剥削的新秩序。

　　吴敬琏的政治改革理论直接与邓小平的政治改革理论叫板。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的目的是：“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还明确指出：“民主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民主。社会主义就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民主就是“社会收回国家权力、人民真正成为社会主人”。

　　吴敬琏的政治改革的目的一是实现所谓的‘以民营经济为主’就是排除‘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官僚资本主义，二是实现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的西方宪政，让官僚成为社会的主人。

　　吴敬琏敢于与邓小平叫板，就因为它背后有日益壮大起来的新生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的支持。人民大众必须认清其真面目，避免上当受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