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忧中国之一：官民纽带的断裂

文/吕伟明

2007年2月，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说，对人民群众上访“截访”不但花费巨大，还造成了矛盾的积累，堵塞民意通道。要搞好信访工作和促进信访畅通，关键应把老百姓作为执政党的根基和源泉，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对“截访”、“控访”立即叫停。

从这一则消息里，我们可以做出很容易的推论：一是老百姓上访数量很大，不然也不会造成“截访”花费巨大的后果；二是人民群众和其直接上级党委政府之间的民意通道在不同程度上已经阻塞，否则就不会越级上访，更不会因此导致上级党委政府“截访”。

为什么会形成老百姓越级上访的问题呢？我个人浅见，这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国人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强化，民众的权利诉求必然会更加明显和突出；其次，老百姓上访肯定是处于某种困境，而这种困境无非是哪一方占理，却都是法律能解决而未解决或政府能处理而未处理的，老百姓上访说明对政府还抱有高度的期许，在老百姓心里普遍存在着“越高级别的官员越是青天老爷”的心理暗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老百姓对基层官员普遍缺乏信任，这种缺乏信任说明了在某些地方腐败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

张贤亮的《小说中国》曾经对官员的腐败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他论述说越高级的官员越不容易腐败，因为他们要顾及腐败的成本，在他们那个级别不腐败则已，一腐败必是大案。但是论及基层官员时，他写道：“……而中、基层干部官员尤其数量最大的基层干部却缺少这种约束力，在公务员工资偏低、尤其是基层干部工资偏低的情况下，要违法犯罪，付出的“犯罪成本”也相对较低。如果一次违法犯罪用“投入产出比”来计算是合算的，风险程度不大的，就足以诱惑人去冒一次险。一次冒险成功，就难免不让人继续冒险，而中、基层干部由于所掌握的权力有限，每次的“交易额度”不会太大，屡次冒险皆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较高。”

在“权钱交易”中，用各种形式、方式、花样、渠道付费的买方也有很大收获（不然便不会发生交易），更重要的是买方的收获通常会大大高于付出的费用，因为官员手中的权不用官员本人花多少力气，既不用“十年寒窗苦”下功夫读书，又不用像西方国家那样要花本钱四处“竞选”，所以，“权”永远是“贱卖”的。这样，付费的买方也认为很“值”，极少有买方抱怨其交易所得而跑到检察机关揭发的事，于是不良性就会逐渐逐渐地在人们心目中变为正常性，最后被社会普遍承认。一般人会根本忽略这种现象是“腐败”、是“违法”、是“犯罪”，交易双方都心安理得。常此以往，蔓延开去，便自然而然逐渐衍化为社会风气。这种自下而上的侵蚀才最可怕，因为它随处可见、随时可见、随事可见。它是一种基础性的腐蚀，并有不可遏制的腐蚀强度和爬升力。当如“太仓之粟”，由最下层开始腐烂，那会像农村包围城市一般，逐渐向上层蔓延。

毫无疑问，是基层官员普遍性的腐败使人民群众丧失了对基层政府最起码的信任，是密布在官场中的种种“潜规则”颠覆了老百姓的传统观念：以前为人民服务是基层干部的本职工作，但现在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却是极为难得的好官，现在若当老百姓遇到这样一个好官，甚至会受宠若惊。

这样一来，有些问题就已经昭然若揭了。一些地方“截访”的动机很可能就在于某些部门及工作人员有掩盖腐败之嫌。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2006年中国反腐倡廉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0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件中，有46.2%来源于信访举报，如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案件，江苏省人大原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武龙案件、安徽原副省长何闽旭案件，都是根据信访举报查清的。所以那些对群众上访如临大敌、不惜代价围追堵截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他们的动机其实是十分可疑的。更深一步说，如果把人民群众的上访和基层党委政府维护安定团结的“政绩”相挂钩，那是相当危险的。我们中国是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上访强力压制下去，让群众在孤苦无助之际对党和政府不再抱有希望，那只能是暂时性的、表面风平浪静的“安定团结”，那只能造成政府与人民之间联系纽带的断裂。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们宁可多听百姓的怨言，多接百姓的诉状，也绝对不可置之不理。

十几年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对香港廉政公署的机制非常感兴趣。他们在处理贪污贿赂案件的时候，对涉案公民先执行“无罪推定”，就是说先假定他是无罪的，先找他无罪的证据，直到无罪证据不足才判定其有罪；而对涉案的官员则实行“有罪推定”，先找他有罪的证据，直到证据不足才判定无罪。我想，对我们的官员和人民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吧。国家培养一个干部虽然很不容易，但在官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孰轻孰重？我不能直接回答，但想起一个“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和那句振聋发聩的话：“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官员干部是国之肌肤，肌肤之痛只有一时。人民是国之脊髓，骨髓之伤足以致命。此一忧也。

2007年3月26日

十忧中国之二：贫富两极的对立

文/吕伟明

最近从报纸上读到一则题为“人贩子为还赌债卖亲儿”的豆腐块新闻：贵州籍人贩子王某为还赌债，竟然将亲生儿子以7000元的价格卖到福建省永安市，给别人当儿子。3月9日，王某被永安市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看到这一新闻，我不禁陷入沉思。卖亲儿还赌债只不过是这则新闻的表面现象，从更深的层面上分析，这则新闻包含了这样的内容：第一，王某所在的贵州某地赌博成风，赌注之大甚至可以卖掉自己的孩子；第二，福建比贵州富庶得多，而整个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贵州所在的中西部要高得多，一直以来，中西部的雄厚资源支持东部的经济腾飞，而中西部自身的发展却远远落后；第三，这则新闻虽是特例，但也隐藏着一个隐患：在极端贫穷状态下的人民群众连最起码的尊严和保障都放弃了，甚至能够放弃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法则带动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却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初具扬眉吐气的规模，那条河流仿佛已经被我们甩在了身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在各个领域都开始取得收获，名利双收，不仅进入富豪排行榜，也被罗致为各级代表和委员。

当然，今天的富豪大多数是凭借自身的努力才争得今天的财富和地位的。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典范，所以，我们的政府也积极争取他们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国家在经济起飞的时刻，最需要的是经济领域的精英人物。可是，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十几亿公民之中，富裕起来的仍然是少数人，当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名额被富豪占据，那谁来代表多数贫穷的公民的利益？难道富豪代表或委员就能完全做国人的楷模？那些先上富豪榜、然后因种种罪行东窗事发的超级富豪，又有哪一个不是戴着某某委员、某某代表的金字招牌？由此可以看出，几乎全民性的“仇富心理”不是毫无来由的，更不是社会转型期内贫富分化的强烈对比造成的心理失衡。我想，或许正是顾及社会公平的因素，才产生增选民工代表的呼吁。

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可以共享的市场资源和信息资源都是有限的，国人几乎从同一个起跑线上赛跑，每个人都有几乎完全相似的基础。但是，若出现极为特殊的情景，出现超越常规的速度，那几乎只有一个答案：这个人找到了一条捷径。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内，市场竞争的捷径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行政资源被人为转化为市场资源、权力被异化为竞争筹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相当一部分富豪的“第一桶金”往往与权钱交易密切联系在一起，相当一部分财产来自于灰色收入或来自不法渠道。因此，才有学者说：《物权法》的实施并不能洗清非法财富的“原罪”。

自古有“为富不仁，富不及三代”的说法，在中国贫富差距的逐年扩大已经日趋明显，在富豪享受帝王级生活的同时，广大最下层民众的生活质量在不同程度地下降。长此以往，富豪以及一些资源持有者会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将会垄断和控制市场资源，而下层民众的竞争空间会越来越萎缩，也会很难摆脱艰难的处境。最近几年，对遗产税、利息税和燃油税等等话题始终未曾平息，像燃油税提了几年仍然不见动静，像遗产税的征收标准始终高低不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立法是否触动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利益当前，不顾长远，所以很难见到一些更有价值的提案。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太绝对，所以不一定是真理。但是纵观中国历史，违反这句话所体现的社会意义的朝代已经全部覆亡。贫富差距永远都是引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线，中国如此，世界亦然。自古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颠覆者举的旗帜虽然不同，但是消灭贫富差距的口号最容易打动人心。由此反观我们自身，现在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毕竟还在萌芽阶段，还在民众容忍的限度之内，所以民众更希望国家对贫困地区施以援手，让下层民众更有条件享受完整的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让国家采取强力措施（诸如高额消费税收等等）缩短贫富两极之间的差距，这才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当每个归为富豪阶层的成功人士驾着宝马、奔驰寻欢作乐的时候，当每个自诩为“小资”的白领在糜烂的生活方式里不能自拔的时候，甚至当一些华丽的城市里流行所谓“换妻”的时候，所有的当事人可曾想过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人民缺吃少穿，在荒凉的土地上为几粒粮食而奋斗？或许这些人会嗤之以鼻，认为所有的穷人都是愚昧的，正因为愚昧，才只有贫穷的果实。可是，他们似乎忘记了，穷人的孩子也是国家的未来，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在歧视中成长的孩子该用什么样的眼神去衡量这个世界？如果贫富差距无限制的继续下去，我害怕这个无知、渴望的眼神总有一天会转化为失落和仇恨，当仇恨产生的那一刻，世界上再也没有世外桃源。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是西汉王莽，他通过币值改革，大肆搜刮民间黄金。当新朝灭亡之时，长安宫中竟有黄金70余万斤，超过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的全部财政收入。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悬殊最大的一次贫富差距了吧。财富藏于民，国家才能保持稳定。国家和人民之间不用博弈，人民安居乐业，国家自然富强。

然而，极端的挥霍与极端的贫困同时出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象本身已经超出了社会主义学说的阐释范围。如何改正这个错误，如何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是未来的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此一忧也。

2007年3月28日凌晨

十忧中国之三：社会公德的衰微

文/吕伟明

中新社3月20日报道，某日记者对部分医院的工作作风进行暗访，将茶水当做尿液样本送到10家医院检测。结果有6家医院不同程度地检测出了白细胞和红细胞，还给记者配了1300元左右的消炎药。

这真是天下奇闻，在严谨的现代高自动化仪器检测再加上镜检之后，一杯茶水竟然“发炎”了。一个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茶水之中既无白细胞也无红细胞，然而在2007年的中国这样的荒唐事竟然就这样发生了。这不是一个笑话，因为它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医生低估了患者的智商；第二，医生高估了自己的智商。前者的结果是医生将患者作为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后者的结果是工作作风的极不严谨导致医生公德心的败落。所有的目标都可以简化成一个，那就是医生怎样把1300元药费从患者的口袋里取出来。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密布着种种“潜规则”，这些“潜规则”之所以被成功运用主要有两个推动力，一个是“名”，一个是“利”，而出名则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益驱动是“潜规则”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邓小平的超凡气魄推动了中国人民稳步走向富裕之路，既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致富自然是最光荣的事情，勤劳的中国人民很快融入了市场经济大潮。金钱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最直接的标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民向富心态。与之相对应的，是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信念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风行。

邓小平同志曾说：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每年以高增长率增长，但精神文明建设却罕有起色。二十年前国人对违法犯罪几乎同仇敌忾，连毁坏公物者都会被公众唾弃，而二十年后国人面对歹徒行凶只肯围观不肯救援，国家不得不设立奖金来鼓励见义勇为；二十年前学生接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受高尚的品德熏陶，以奉献作为比较标准，二十年后全民向钱看齐，以收入多少、财富数量作为比较标准；二十年前市场商品匮乏但质量高，二十年后市场供应充足但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二十年前向往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二十年后各处寺院香火弥漫。二十年时间，中国人追逐名利，追求享乐，但这二十年里，道德在哪儿？在整个教育体系之中，道德占有多大比重？在整个社会综合治理体系之中，是否有公民道德建设的位置？在考量官员的政绩的同时，是否曾以当地的社会公德情况为官员打分？我们不禁非常悲哀地看到：在全民向富、经济挂帅的大背景下，本没有给道德建设留下一席之地。在个人主义极度张扬的大环境之中，人们对最新一代看重的是生存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培育牺牲和奉献精神。

既然金钱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那各行各业竭尽所能获取财富就成为社会公众默许的普遍心理。于是，正常的职业道德观被扭曲了。官员在其位以权谋私成为必然，因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因此行政程序尤其是行政审批程序成为实现“寻租”的工具；医生动手术收红包成为惯例，不收红包患者家属就不放心；教师收受学生家长的礼物就成为学生家庭尊师重道的象征，这样教师就好对自己的孩子进行重点栽培……中国社会之中的人际关系就这样被商品化了，所有标的物都变成了商品：权力、责任、教育等等等等。一个金钱万能的时代已经来临。道德臣服于金钱的势力之下。

中国是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几千年来文化传承连绵不绝，是世界上惟一一个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文化的柔韧性使中国面临异族入侵，甚至被颠覆的时候都能确保自身安全无恙，反而使异族被不断同化，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那中国文化为何具备这样的柔韧性？我看还是思想的力量，是道德的力量。在经史子集之中，在中华历史之中，是川流不息的思想精神，一直流向今天、流向未来，百川归海。在中国历史上，每朝每代，文化是最神圣的殿堂，“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是个人最高的精神追求。几千年来道德文章一向与市侩铜臭势不两立，因此保留了一个中华民族完整的精神内核。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以金钱衡量个人价值的境况！

在道德被遗弃时，文化必然没落。当地铁车厢里没有人再为老弱妇孺让座，当儿女不再抚养父母，当后代因争夺遗产而反目成仇，当婚外恋成为都市流行病，当中国再也听不到一句真话，那新一代少年的精神支柱又在哪里？在不知苦难为何物的这一代人心中，是否愿意担当民族的脊梁、肩负民族的使命？百年树人，我们已经蹉跎了二十年，能用多久来弥补一代人道德的缺口？当少年男女纷纷汇入“哈韩、哈日”之列，我们还能不能再指望他们回过头来学习中国历史，重新培养起民族自豪感？

如前所述，“茶水发炎”只是工具，目的在于金钱。中国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中国人的发财欲望如此强烈，已经没有什么精神追求能够凌驾在金钱之上。现在如果让每个人在金钱、爱情和自由之间选择其一，那我们国人多数会选择做金钱的奴隶，因为金钱能够让你买到一切。然而这个选择会让甘愿抛弃金钱和爱情的诗人裴多菲失望，这难道不能说明国人的道德素质被金钱腐化，已经倒退二百年？

历史学大师汤因比曾说：历史在螺旋中上升。因此在当今中国，许多历史事件在不断重演。像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有没有？有！今天你买宝马，明天我买奔驰；今天你建宫殿，明天我买岛屿。像慈禧太后每餐皆为山珍海味的有没有？有！数十万元的奢华盛宴已经不足为奇。享乐主义使国人欲壑难填，使国人无休止地攫取金钱，也是各级官员前“腐”后继的原动力。可是，今天我们不禁要问：当你坐在夜总会纵情声色的时候，你可曾联想到一千多年前的陈后主，也是和你这般听着靡靡之音，只不过区别在于：你看的是钢管舞，他听的是《后庭花》。

中国即将迈入大国门槛，但国民素质却迟迟与大国地位不能相称。只有改变全民向富的心态，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国家虽然富足，但社会公德衰微，也属末世之象，如北宋徽、钦二帝时期，即是如此。此一忧也。

2007年3月31日

十忧中国之四：人治秩序的变数

文/吕伟明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3月18日报道：在云南永善县，被判缓刑者，要向法院交纳缓刑考察费，收费标准从1000元到5000元不等。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制度是由法院党组集体研究决定的。

在中国，帝王“口含天宪”的封建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现在是21世纪初叶的“依法治国”时代，法律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永善法院的所作所为似乎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执法者往往会借鸡生蛋，披着法律的外衣追求市场利益。更可悲的是，执法者属于权力阶层，这样以来法律就会成为他们待价而沽的工具。所以，法律执行力渐渐弱化。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文规定“罚款”不过是行政处罚手段之一，但在实际操作中，“罚款”成为最直接、最普遍的首选方式。为何如此？还不是罚款额与执法者收益直接挂钩的缘故？违法者交纳罚款之后，执法者就可以通融放行，所以造假者年年造假，超载车年年超载，一个官司拖上一年半载，直到原告筋疲力尽。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因素在不断分化组合，社会公众不断面临环境适应压力和心理承受压力，因此对社会公正的期望值就普遍增强，司法公正就成为社会公正惟一的源泉。然而，见诸报端的这篇报道无疑说明我国的司法机关机体内部尚存在利益驱动现象。据报道，永善法院收取缓刑考察费是借鉴了外地法院的做法。那么这则报道反映出了什么样的深层信息呢？是司法腐败。或许法院会给出种种理由：如经费紧张、制度改革等等，但是所有的理由最终都能归结到“司法腐败”上面。众所周知，对于一般的刑事犯罪，缓刑意味着罪犯可以监外执行，而根据永善法院的做法，收了当事人高额的考察费，必然会做缓刑处理。那这种缓刑考察费和“保释金”又有何区别？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预先准备一笔“考察费”，就可以在永善境内犯罪而没有牢狱之灾？司法公正性何在？人民安全感何在？法院是不是要发展成富翁的庇护所？

我认为，当社会发生转型的历史时期，除去表面化的贫富差距之外，社会心态和价值观、人生观乃至道德观都在发生变化，转型期的人们是在忍受着巨大的失落感的同时来做自己的主人。因此，社会需要稳定，而社会稳定则需要一个减压阀来减轻民众的压力，释放有危险的蒸汽。法律，是民众最后的救命稻草、最后的希望。当民众的生存环境被残酷改变的时候，惟一的指望就是法律来做公正的裁决。只有当司法制度的公正性深入人心，司法才真正能够成为社会稳定的减压阀。当民工辛苦一年而血本无归的时候，当企业因债务官司久拖不决而最终破产的时候，当个人的肖像权被侵犯用在商品上的时候，当遍地盗版逼得余秋雨将《刑法》有关条款印在著作封底的时候，我们作为当代历史的见证人，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幻灭的感觉？在我们的心底里法律是不是还存着一点分量？

上个世纪90年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说过，当时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这种现象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那些缺乏关注与保护的残疾人、农民工、失业小商贩等处于社会结构边缘的弱者，属于掉队的人群，也是失落的一代。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即使掉队的是很小的比例，其数量也是非常惊人的，而且这个社会群体越来越具有边缘化的倾向。以农民工为例，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农民，但又长期生活在城市；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身份是工人，但又不是城市居民。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障形式的呵护，被封闭的城市体制抛向城市公共政策和城市管理的社会边缘。于是这种新的边缘化群体随着中国局部的过度城市化而膨胀，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试想一下：假如这些边缘化群体既脱离了美好制度的呵护，又脱离了法治阳光的普照，是否就此与社会形成难以愈合的断痕呢？当执法人员单纯以罚款的形式来惩治一些轻微违法的时候，法律是不是还存在教化作用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能。

在政治趋向积极的前提下，严刑峻法始终能够保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远如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法纪整肃，号令严明，使弱蜀足以雄视吴魏。近如新加坡，一个弹丸小国，法律精细到不准进口口香糖以免污染环境，所以成为天下知名的花园国家。但新加坡尚存鞭刑之酷，似乎证明只有严刑的威慑才能抵挡罪恶的蔓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保持国家安全稳定的基本原则。我们的立法工作卓有成效，是有法可依的，但有了法律不去执行，法律还是一纸空文。永善法院收取缓刑考察费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当利益驱动等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进入司法程序的时候，法治难免再次沦为“人治”。当执法者为了填补自己的腰包而去执法的时候，法律将最终被执法者视若无物。当司法失去公正性，民众不得不铤而走险，寻求法律之外的非法渠道来达到公正性，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远景。

自春秋战国以降，中国历朝历代都修缮律条，历史发展的轨迹也都有一个近似的定律：民众的不满多自法令废弛而起，当权者的贪赃枉法亵渎了法律，受到欺凌的贫苦民众就不再有说理的地方，于是在秩序被破坏之后不得不起来破坏制度。王朝更替，更新的不是法律，而是执法的官吏。用清廉的一批官吏更换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是每个新王朝最初的气象。如《大明律》在明朝末代诸帝时期不过一卷废纸，而清代沿袭《大明律》却有康乾盛世。非法律之过，乃官吏之过尔。有法可依而不依，开人治之端，绝民众之望，执法官吏坐收渔利则世间必黑白颠倒，若长此以往，未来中国必生变数。此一忧也。

2007年4月27日

十忧中国之五：教育制度的废弛

文/吕伟明

据新闻报道，2007年1月20日陕西省西安市无线电监测站根据事前接到的群众举报，会同西安市警方一举捣毁了西北政法大学附近一个研究生考试作弊团伙架设的无线电发射台，8名参与作弊者被当场抓获。事后查实，该作弊团伙的作弊手段和方式是：先由几个人冒充考生进入考场，使用针孔摄像机将原题传出考场，由考场外专门雇佣的“高手”负责做题，然后再将答案传给使用隐型耳机的参考人，后者向作弊团伙按每科交纳1000元至2000元的费用。

这个新闻报道已经很老了，后续报道我也并不清楚，也不知道处理结果如何。但是这则旧新闻肯定了考试作弊在年轻考生中的蔓延程度，动用了如此高科技的手段、准备了如此严密的作弊套路，说明这些违纪考生也是耗费了相当的聪明才智的。可惜的是，聪明才智用的不是地方。所以，我不能不揣测中国的教育是不是存在一个漏洞？不然又怎么可能让一代又一代考生前仆后继地去作弊呢？只是这个漏洞在哪里？我许久以来都没有答案。

前段时间阅读孔庆东的《千夫所指》，读到《泯灭人性的分数》之时，不知不觉热血沸腾。孔庆东先生对目前教育体系的弊端都刻画得淋漓尽致，我在此不吝篇幅地摘录如下：

……虽然我们的教育部门还表面上把苏霍姆林斯基列为伟大的教育家，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根本没有热情去读读他的著作。苏联不是垮掉了么？所以苏联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现在流行的是哈佛女孩剑桥小子什么的，快乐教育素质教育狼心狗肺教育等等。不能讲狼牙山五壮士了，因为弹尽粮绝了还不投降，那叫“没有人性”。不能讲草原英雄小姐妹和戴碧蓉、欧阳海了，因为那是给黑暗的年代涂脂抹粉。不能讲岳飞是民族英雄了，因为他抗拒全球化，大搞窝里斗，屠杀少数民族兄弟，是野蛮的民族主义的“暴政前哨”。不能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了，因为那是赤裸裸的弘扬暴力，一个基层警官公然殴打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破坏了招商引资的大好局面。不能讲武松打虎了，因为他是虐杀珍稀保护动物，造成景阳岗地区环境严重污染的罪魁祸首……有些学校连王愿坚的《七根火柴》也讲不下去，因为学生们质疑道：红军过草地，明知道没有人烟，为什么不带上方便面？起码的野外生存常识都没有，饿死活该。《白毛女》也讲不下去了，因为学生们认为那完全是瞎编：喜儿为什么不嫁给黄世仁？杨白劳欠债不还钱，这是公然破坏法制，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喜儿一旦嫁给黄总，就会过上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怎么会头发都变白了，最后投入了恐怖主义分子的环抱……
学生们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就是在美国思维铺天盖地狂轰滥炸的教育中长大的。中国真正分裂的不是海峡两岸，而是人心。教师们放弃了自己的教育责任，一是不敢教育，一教育就是干涉人权，一生气就是禽兽教师，饭碗掌握在由家长的金钱所控制的校长手里；二是也不会教育，因为自己的头脑就不清楚，自己就认为只有低劣的人性才是人性，只有贪生怕死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欺软怕硬才是人性，高尚一点的、慷慨一点的、勇敢一点的、侠义一点的，全是没有人性。所有的英雄楷模高士名流，一定要寻出他的不高大不光明的若干隐私而后快，以证明自己并不格外卑劣。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当时我理解不深，心想大家都是平等的，谁教育谁啊？
苏霍姆林斯基说：“每个人在少年期和青年早期就应教育别人，为别人的利益和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有这样一条教育信念：如果一个人不教育任何人，不关心任何人，不保护也不爱护任何人，不往别人的心灵倾注自己的点滴心血，那么，他本人也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而可能成为一个难以教育的人……”（第一卷708页）我在十几年前当中学老师的时候，也给学生讲过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些话，还跟北京二中的校领导说：要让学校的墙壁都会说话，这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但那时不过是在“引经据典”的意义上用他的话的。
针对智育第一的状况，苏氏批评道：“分数已成了学校衡量人的标准和尺度……人在分数后面消失了，他的无限性和多维的精神世界也在分数中泯灭了……有多少儿童和少年早晨上学‘像是去受苦刑’……灾难不仅在于他们走出学校时是个失败者，而且还在于一回忆起学校都终生感到痛心，并对严肃的阅读和书本毫无兴趣。”（第五卷528页）这是苏霍姆林斯基讲《公民的起点》时说的。我这几年的教育问题讲座中，也经常指出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千千万万心智愚昧的打工仔还是千千万万精神健全的好公民的问题。我们是真心搞社会主义也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资本主义也好，总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既合群又独立的、既能干活也能思考的快乐的人吧？

是啊！孔庆东先生的分析至为深刻。我们的学校教育是在培育一个精神健全的好公民还是一个心智愚昧的打工仔呢？据此推断，我们的学校最大的漏洞是放松了理想主义教育，学生在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过早地被色情和暴力俘虏了。学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成长，对金钱和利益比上一代人敏感得多，欲望也直接得多。同时受到全民向富心态影响的父母把后代的教育视为一种投资，当看到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毕业即等于失业”的时候，会对学校教育采取漠视的态度，往往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多上两年学将来也是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早点就业多挣两年钱”。这也是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学生辍学率往往居高不下的原因。当前，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最关心的是经济指标和市容市貌，几乎听不到关心教育的声音；当公务员考试成为热门、公务员加薪成为焦点的时候，也听不到多少增加教育投入、改善教师待遇的呼声。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教育门槛之高，使大部分平民百姓无法逾越。一千年前唐太宗有“天下英才皆入吾彀中矣”的喜悦，而如今中国是不是真的和贞观时期一般野无遗贤呢？中国的教育系统是不是能够尽到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职能作用呢？难道真的是人才太多了，政府再也没有必要学周公吐脯了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方能天下归心，四海升平。当天下脚下的北京城高考分数线属全国最低水平的时候，难道不正说明教育在阻挡着寒门子弟孜孜以求的理想吗？

话说回来，分数只不过是一种教育的手段，却不是衡量教育水准的惟一方法。如果说考生为了分数而作弊，那说明对这个考生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他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品质——诚实。而最起码的道德品质，则是每个学生在学校里所受到的最基础的教育。如果偌大的一个国家，连最基础的教育都无法完成，那将来怎么在世纪的角逐中获胜？民族如何能够复兴？

中国的教育是始终存在功利性的，这不仅表现在考生对分数的崇拜，也表现在终身教育的无法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阶段已经开始，全新的发展时期需要相应数量的行政管理人才和行业精英，因此必须要有相应的教育体系与之相配合，以实现对管理层面人员的终身教育。但以公务员为例，公务员的地位不会受到竞争或威胁，因此任何终身教育很难有实质内容。目前各地公务员只有为了提升才去参加文凭考试，而且往往选择最容易的党校文凭。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截然不同的是，党校教育体系是相对独立的培养党员干部的学校，党校考试通常考纪松弛，考生甚至拿着课本参加考试。但让人不解的是，党校文凭竟然能够作为公务员的学历依据。对公务员教育培训的目的在于使其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更好地运用法律法规，更好地掌握各种新科技手段，但是当用一场作弊来完成这个初衷之时，我们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呢？显然，在终身教育中学历文凭变得一文不值。全国人民都在追求功利的时候，教育已经达不到目的。

教育制度的废弛会影响整整一代人，这一代人无论从整体的竞争力，还是对外界的感知能力方面都无法与上一代人相媲美。上一代人有进取精神，有艰苦奋斗的传统，有理想主义的信念，有丰富的历史阅历，这一些优良品质，在学校的教育和环境的潜移默化之中统统流失了。孔庆东文章里的那些孩子天真的质询已然成为现实，而将来中国的教育又往哪里去？怕只怕“头悬梁锥刺股”也起不到任何勉励作用了吧！

当教育成为一个摆设，当教师或为衣食担忧或忙于走穴，当那些喝着糖汁长大的孩子已经懂得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当孩子们懂得给教师送礼来争夺班干部名额，当公务员用作弊得来的文凭换取职务的晋升，那么这一代人心目中会建立怎样的价值坐标？没有教育的支持，一个诚信的和谐社会能不能实现？毫无疑问，当金钱的势力玷污了最圣洁的教育殿堂，那下一代人会坚定不移地将攫取金钱视为最基本的品质。可想而知，若干年后，当全球变暖导致大饥荒之时，我们的子孙后代或许还会发出和1800年前晋惠帝同样的疑问：“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教育废弛，民族精神必将萎缩；当民族精神萎缩，下一代中国人将出现真正的“东亚病夫”。此一忧也。

2007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