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姜庄重返“共产主义”
本人要在今天再次指出：要解决中国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仅仅从分配上作文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政治上实实在在的坚持工农阶级（譬如人大代表，不说按人口的比例工农代表名额占95%，但像现在这样，几亿“农民工”才两个代表，还吹上了天，是肯定不行的——等于事实上否定了《宪法》上规定的工农主人翁地位，否定了国微上的麦穗和齿轮，也否定了党旗上的镰刀和铁锤。如果目前这种GDP的高速增长只不过带来了福布斯排名榜上富翁数和基尼系数更快增长的情况不彻底扭转，有几千年“均贫富”传统和几十年毛泽东思想熏陶的十几亿中国工农，是决不会无期限地忍耐下去的！如此，则中国危矣！因为，中国如果在国内巨额的社会财富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国际上已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的情况下重走全面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必然是世界上最黑暗，最腐朽的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还必须指出，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到今天，下一步的必然之路是全面工业化和信息化。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如果不迅速改变现在的小农经营为主的状况，是断然担当不起这个重任的。
因此，无论从消除两极分化、启动十几亿人口的消费市场、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来看，还是从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需要来看，今天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到什么地步都不过分。
当然，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且又当过下乡知青的过来人，笔者也对30年前经济体制的弊端有切肤之痛。因此，也有必要在此指出，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决不意味着要回到以前那种“大呼隆”的集体化。终于，中共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从战略和政策的高度肯定了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新型合作化！
附1：原文：
先锋 山东姜庄重返“共产主义”
星岛环球网 2008-10-13 毛泽东时代中国强制性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一制度有利也有弊。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然也是如此。一方面，这一制度使得个体劳动等基础概念变得合法化，这帮助广大农民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推动农村取得了巨大发展。
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农业集中了47％的劳动人口，只产生15％的国内生产总值，造成这一现状以及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集体化的缺失。家庭责任制终结了劳动力缺乏自由的缺陷，但也带走了很多集体化制度的优点。
市场经济需要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具有更强竞争力的生产单位，通过合作和集体化的模式强化集中农业生产。新集体主义正在中国农村重新抬头；山东姜庄合作社就是一个范例。
姜庄合作社负责人马宜场指出：“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体农广家庭几乎很难生存。”姜庄的很多家庭就像中国农村大部分家庭那样，依靠去城市打工的家庭成员来维持生计。这里有90％的年轻人在北京、上海和青岛等大城市打工。
2004年7月，姜庄的100户村民决定集中其土地，利用这86公顷土地在夏季种植水稻，在冬季种植小麦，并建立一个合作社。这一举措带来的成效是立竿见影的。合作社建立了一个小型的集体产业，对外销售鸭蛋。建立了合作社后，姜庄村用在购买化肥上的费用减少了，因为此前都是每家每户自己购买，现在变成了集体购买。此外，大米的销售价格也比以前高了，“集体的力量使得我们的谈判能力提高了”，马宜场表示。
在这片京杭大运河流经的地区，最大的大米购买者就是附近一家有机大米加工厂。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刘来发（音）指出：“进行有机、环保大米的工业化加工，需要集体化的生产模式，因为我们很难一个一个地去和农民谈判；要保证每个农民都没有使用我们‘绿色产品’标准所禁用的化学成分就更难了。”因此，他认为集休主义“对农业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农村问题专家李昌平指出，姜庄合作社现象不仅是一个大米和经济效益的问题，更是一个能够将一盘散沙变成一股凝聚力的问题。不管这是否是一种悄无声息的回归“共产主义”的过程，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30年后的今天，在一个非比寻常的中国，农业的新趋势正在启动。如果可行，这一趋势必略幽续下去。（ 拉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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