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　茅于轼　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茅　先生：　　

　　

　　拜读了您的《改革后，中国的贫富差距缩小了》，感到了您的“理论”新奇，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您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现就您的大作，向你请教几个问题，望不吝赐教。　　

　　

　　一、您的大作中指出：“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但一般并不表现为官民冲突，也不会是群体事件。”我想，您不能连中国历史都没学过。历代农民起义都是因为政府及官员腐败堕落、豪强兼并，收入差距过大，致使广大农民破产造成的。中国历来就流传着一句话：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主要矛盾体现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包括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历史上的教训是这样，发达国家更是这样，否则，发达国家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从何而来？发达国家的多数人能有稳定的工作，能买得起房，买得起汽车，看得起病，自费去旅游。中国的多数人行吗？　　

　　

　　经济学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官民冲突、群体事件表面看是政治问题，但问题的实质是过大的收入差距造成的，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如果您连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都搞不清楚，真让人怀疑您是怎么混上“著名的经济学家”的。　　

　　

　　二、您的大作的中心论点是：穷人富人在享受上差别不大。从而反证“中国的贫富差距缩小了”。您的论据是：“用享受衡量和用钱衡量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的现象。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大大低于所花的钱数，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您真的让我糊涂了，富人买得起汽车，穷人只能挤公交车，有的人为了省钱，不得不骑自行车。炎炎夏日，一身臭汗；寒冷冬天，瑟瑟发抖。富人的车内有空调，不用担心冷暖，闲暇时还可上网聊天，进行交易。穷人能享受到吗？乘私家车、公交车、自行车的享受如果差别不大，那买私家车的人岂不都成了傻瓜。再看您的鱼翅价格论据。　　

　　

　　价格的高与低，有时并不代表商品真正的价值。但通常情况下，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价格来衡量的，而价格是通过货币来体现的。按您的观点，价钱越便宜的东西，穷人的享受越大，好像货币已失去衡量价值的作用了。鱼翅、肉、蔬菜的价格是由生产过程的价值和营养价值决定的。作为奢侈品的鱼翅，其原料取自鲨鱼身上的鳍，只是鲨鱼庞大身躯的一小部分，只占鲨鱼身体的百分之五；捕鲨本身带有危险性，因为鲨鱼凶猛，能够攻击人类；鱼翅原料的处理，操作上相对复杂，要经过割鳍、去皮、刮沙、折骨、挑丝等工序；过去，对鱼翅的营养价值有很高的评价，近年来因海水污染其营养价值受到质疑则另当别论了。作为肉（野味除外）是人工饲养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而蔬菜可大面积种植，其生产过程相对更简单了。鱼翅、肉、蔬菜的营养素各不相同，其自身价值和营养价值是不能简单类比的，所得享受的差别无论从身体说还是心理说，区别非常大。如果在小摊吃几块钱一碗的馄饨，和到饭店吃几千块钱山珍海味享受差别不大的话，饭店岂不早就关门了！中国岂不早就解决了一年几千亿公款吃喝问题！您是大学问家，不知您的“有钱人吃海参鱼翅，比普通人吃肉，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鱼翅要卖三四百元，一碟带肉的菜不过二十来元。二者相差三百多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别可说微不足道。”的论证从何而来？　　

　　

　　再看您的另一个论点：“人们花钱得到的是享受，所以拿享受做比较也许更合理。穷人富人在享受上的差别远没有货币收入的差别大。”　　

　　

　　在挣钱的努力上，穷人和富人在心理上应该说区别不大，但富人挣钱是为了享受，穷人挣钱是为了生存。试问：富人可以把孩子送到日本去读书，毕业后还能送到美国去读，孩子愿意，还可去澳大利亚；穷人的孩子，有的家庭连大学都供不起，有的家庭生存都有问题，何来享受？连享受都谈不上，哪儿来的享受上的差别？穷人与富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生活水准不可同日而语，您用偷换概念的方法，不顾客观事实，发明了“穷人富人在享受上差别不大”论，实在不是很高明。就连您的大作最末一段也说明了穷人富人享受上的差别很大：“为了照顾穷人保持低电价，实际上富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穷人得到的好处。因为富人用电量远超过穷人用电量。结果是拿广大电力用户的钱去更多地补贴了用电量大的富人。”　　

　　

　　三、您的大作本身就推翻了您的“差别不大”论。请看您的文章第七段：　　

　　

　　“人们花钱得到的是享受，所以拿享受做比较也许更合理。穷人富人在享受上的差别远没有货币收入的差别大。改革前收入都很低，相差几块钱所造成享受上的差别很大。现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基本的生活都有了保证，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小了。不过货币收入的差别是可以测量的，而享受的差别无法科学地测量。所以我们还不得不用货币的差别来考虑。”　　

　　

　　经济学家就是经济方面的科学家，您怎么能用“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小了。”的可能性来证明呢。就如同一个医生，在检查患者身体时发现有阴影，不做病理切片来确诊，就断定可能是癌症，跟草菅人命有事么区别？再者，既然“享受的差别无法科学地测量”，您还能作为论据向世人昭示，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另外，您的“改革前收入都很低，相差几块钱所造成享受上的差别很大。”很难让人信服。那时一个处级干部月工资是一百多元，普通市民的月工资为四、五十元，按您的观点应该是差别巨大了。但给我的感觉，不论市长还是县长的家庭，都得和市民一样，凭粮食本去粮店买价格相同的粮食。虽然收入上有差别，但在“享受上”是平等的。您是过来人，不应该那么健忘吧。　　

　　

　　四、您的大作的倒数第二段更是提出了一个可笑的观点：“我们应该鼓励富人捐钱给低收入者。对富人来讲他们所失甚微，而穷人所得极大。”极少数的富人拿钱捐给穷人，还有可能。不信，您可试试。如果　茅　先生能鼓励百分之四十的富人各买一套住房，捐给低收入者的话，您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发达国家是靠对富人收所得税来均贫富的。中国也有征收所得税的法律，但执行的结果怎样，您是专家，应该比我清楚。　　

　　

　　还是在倒数第二段，您更是提出一个荒诞的观点：“暴力劫富济贫的结果是全社会都变成穷人。这是改革前三十年共产的结果，中国变成了穷人国。”如果说袁腾飞岁数小，对改革前三十年的历史事实不清楚，可以信口开河的话，您无论年龄、学识、资历都胜过袁腾飞很多倍，怎么连历史事实也不尊重了。按我的理解，您的穷人国的标准，应该是吃不饱、穿不暖、住不上房的社会。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年多吃不饱。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山下乡时，我所在的那个村子，小队有余粮，多数家庭有余粮，无论冬夏，没见过穿不上鞋的，没有一个人因吃不饱出外要饭的。一个国家的穷富，不是看经济总量，而是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的名次。现将在网上搜索的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摘录如下：1960 年人均92.01美元 世界排名88；1970年人均111.82美元 世界排名114；1980年人均191.84美元 世界排名141；1990年人均312.41美元 世界排名158；2000年人均949.18美元 世界排名120；2009年人均3315美元 世界排名106 。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各国的排名计算，2000年比1970年还下降了六位数。请问　茅于轼　先生，您的穷人国的观点从何而来？　　

　　

　　 仅此　　

　　

　　大安！　　

　　

　　四维　　

　　

　　　201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