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明显，资本社会的两大基本特征，是其诸多弊端得不到根治的基本原因，要想转变政府没有经济效能的职能，就得先转变企业管理者不尽社会责任的职能，从社会效益的经济事务中，消除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从企业的管理机制中，消除形而上学的运作模式。但是，这样的职能转变，又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体制改革，也就是说，这样的体制改革，等于走以前曾经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等于按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进行管理体制的大改革，是通过思想文化的改革，推动生产关系的政治改革，作为解放生产力的根本途径。那么，为什么不能像毛泽东那样，以文化改革来推动政治经济的改革，或者说，以现在这样的经济改革来带动文化革命为什么失效呢？既然资本社会的种种弊端，十分明显，中国当局为什么不能遵循毛泽东的既定方针，还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难道共产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革命道理，不知道市场经济中，包含着资本主义道路的危机吗？　　

我无法想象，党中央政治局，对于选择两种经济制度时的激烈争论，无法知道，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据理力争，反对实行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但能够设想，最终被资本经济的理论家，或者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家，驳斥得理屈词穷。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谁碰到了，都一样，不会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应对。除非有像毛泽东一样的勇气，但无老人家那样精疲力尽的状态，再加以深厚的科学思维，采取适当的铁腕手段，以延缓这场争论的时间，发动更多人，思索中国的未来走向。不过，我不是在探究党内问题的争论，而是咱们探究的问题，涉及中共各思想观点进行会议较量的决策过程中，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被驳得哑口无言的原因。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辩证法，功夫不到家之外，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因素，就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效率问题，是直到今天的理论界，都还没能清楚说明的重大问题。市场经济等于效率，社会主义等于公平，已被理论家割裂成相互冲突的不同管理，也成为人们十分流行的看法，很少有独创的社会主义思想予以阐述。　　

见诸媒体的，往往是将效率与公平，进行机械式的拼凑，这种拼凑出来的概念，与资本社会的经济制度，不相上下，在主要方面的差异，已经没有多少了，毕竟成熟的资本社会，也是非常讲究公平的，一点也不讲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得以平静地存续下来，甚至可以说，要比咱们国家的拼盘，还要来得美味可口，将两者的接缝，在法律体系中，修补得完善周到。具有一定效果的社会主义举措，在资本国家中，在资本企业中，也经常被采纳，这种勉强拼凑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勉强拼凑不等于有机结合，资本社会的点滴进步，不等于质变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强扭的瓜儿甜不了，拼缝的碎碗不牢靠，一碰就碎。原因就在于不理解，毛泽东提出“救中国”的革命道理，是基于社会主义等于效率，这样一个核心逻辑。由于科学发展的条件所限，那时候的人民，对于这个基本逻辑的认识，尚停在感性认识的水平上，说不出个道道来，但方向十分明确，就是要调动一切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才能把社会主义的事业，建设好。因此，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受到官僚主义的紧紧束缚，不能调动劳动阶级的种种缺陷，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也就是我们现代社会所痛恨的腐败现象，是数千年文明统治的历史中，统治职能离不开职能腐败的必然规律，是阶级社会中的规律性表现，需要以无产阶级进行消灭阶级的利益斗争，才能展示出人类进入未来数万年无阶级的社会规律。　　

毛泽东主要以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进行处理。但因为处理的效果并不理想，影响的力度不够深远，不但不能转变政府职能，而且从苏联的情况证明，无产阶级不去转变中国政府脱离人民利益的工作职能，就要被资产阶级转变成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垄断职能上，转变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权能中，这在三反五反运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都有大量案例可证明，而许多案例，按照正规的法律途径，是无从可以发见、制止，根本不可能处理的，否则，也就不会有大量腐败案件的发生了，不会形成政府的管理机制，常常等于是承接传统思维与剥削制度的腐败机制，也就不存在用文革的方法，来根治官僚机制的必要，不需要转变并非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政府职能，不需要改造整个上层建筑，脱离经济发展规律的主观主义利益观。因此，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工作，来应对资产阶级不按常理出牌的市场投机，贯穿了毛泽东主政的政治路径，也是受到苏联路线在教训中国政府领导人后的必然选择，选择不同寻常的改革思路。　　

“苏联”的政府职能，只是安排人民为了“土豆加牛肉”，而投入社会的大生产运动，在对政府机制做出这样的定位后，领导人的政治工作，显然在非政治化的经济思路上，没有了方向。为维护手中权力的个人效用，而摒弃了对于权力来源与使用的规范与发展，当然是没有方向可言了，只有陷入了玩权术的党派漩涡中，不愿为无产阶级谋权益，必然要在谋求个人的私权方面运作，必然会在政治工作中构成无所事事的欺骗与愚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职能，定位在设法使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下的麻烦事情可就多了，既要管计划，管经济，又要抓腐败，抓政治；既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导向，大干快上，把经济搞活，保障人民生活，又要教育人民劳动的价值观念，为革命节约每一个铜板，勤俭持家，艰苦奋斗。这思辨社会机制的文章内容，也就连绵不断，繁复得很，只是工农出身的干部，阶级感情深厚，思想文化不深，即便大大小小会议不断，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认识，仍难得有普遍性的提高与根本性的掌握，连一些中央级的领导干部，脑瓜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都不很扎实，经不住资本家理论的攻击，谓予不信，看一下七十年代后期的理论斗争，就可见一斑。因此，苏联理论中，关于人民需求与生产供给的矛盾观，冲淡了唯物辩证法的利益观，也严重影响到向苏联学习的中国理论界，当今“初级阶段”理论关于“主要矛盾”的认识，就共产党系统内的最初来源，或许就是这个土豆加牛肉”的理论“创新”。这就使得形而上学的工作方法非常流行，粗暴地处理经济事务，狂热地推动社会跃进，也就不可避免。　　

毛泽东为此，在反对跃进思维中的形而上学方法，花费了很大功夫，我也是现在查阅了他的文选，才弄清楚毛泽东是非常反对极左行为的。主要因为他们狂热于经济工作，不愿意涉及政治工作，深嫌政治工作没有促进自己升官的绩效可见，往往劳而无功，吃力不讨好，故极“左”经济派，又以政治上的右派形象，与毛泽东产生严重的思想分歧，实际上是这些极“左”派，对于政治工作，缺乏深刻的认识，而且自持能耐大，不把无产阶级的权益当回事，有了手中的权力集中，就不允许有权力“取得与转移”之间的辩证运动，就要排斥劳动者的运动性障碍，以促使公共权力“停顿”在手头的静止模式，得到巩固。毛泽东又出于保护这些“同志”的工作热情，不去追究他们由于肤浅的经济观念带来失误的损失责任，反而被人把责任摊到了自己身上，被人误解成属于毛泽东的思想有急功近利的极左现象。所以，此类经济上的极左性，被政治上的右派性所掩盖了，很少被广大人民所了解，而这些经济极左派，还真得以反左的知识分子自居呢。不过。那是在后来的九十年代，我们才能看得很为分明，这一些囿于经济框框的极左派，出于形而上学思维的狂热性，终于以赤裸裸的路线决策方式，发挥到了顶点。当然，为了显示他们伟大的经济思想，跟毛泽东被迫承担五十年代的经济责任，完全的不同，所以很羞于沿用“大跃进”这个快速前进的词语，但急切地希望步子快了还要快的号召力，不减他们当年大跃进的神韵，没有一点节制的辩证思维，头脑的静止性，似乎失去了原本的理智，把经济工作的跃进速度，推到了超越政治速度的禁区，一切大是大非的问题，都顾不及了，迷信经济的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是非，可以消除传统的法制体系所固有的腐败问题。于是，改革家们依靠那脱离现实的脑子运动，使自己越动越快地离社会规律而去，直至进入幻想中的泡沫，以弥补思维与客观不能进行有机结合的静止性。从后来的特色改革来看，我们可知那喜欢泡沫的市场主义理论，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意，其实都是与那个先导于他们的“土豆牛肉”理论一样，为资产阶级的复辟，鸣锣开道，是必然的选择。　　

“土豆加牛肉”的领导逻辑，具有特大的欺骗性，毛泽东是清楚的，所以说，反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左思潮，也是必然的，即使我们看不到他的文选，我也相信他绝不会有极左的思潮，这从以前的讲话和决策思路，就可以认定毛泽东处事的逻辑依据，很少有偏激的极端主义言论，经济极左派根本不理解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也就远远达不到毛泽东的思想深度。受传统模式的管理局限，毛泽东没法加重处理这些极左派人物的思想方法，不去放手让这些领导“同志”展开工作，又能怎么样呢？换一批人来干，还不是一样的老问题。所以，重在教育，是毛泽东的基本精神，所以，不得不宽容他们的思想意识，在党内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决不宽容他们对于传统模式的维护，不宽容他们对于人民权力的各种法律束缚。毛泽东的眼中，是容不得政府官员有腐败的，坚持自己对于政府职能的定位，是让劳动人民有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机会，有自己解放自己的决策能力和意志表示，是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等民主人士，担心中国政府会否重复国民党官僚的腐败，怀疑中国政府的进步性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示新政府具有与历史上腐败的政府制度，根本不同的性质，具备让劳动者起来改善劳动条件的运动性，这运动性，现在叫做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性，不同于那种人民群众受制于法律，不允许大鸣大放的专制政府，这也是毛泽东深信社会主义的政府机制，可以永葆青春的奥秘所在。　　

然而谁能想到，为什么会出现欺骗人民利益与愚弄劳动权益的情况，竟然是个极为复杂而棘手的政治问题，劳动人民起来当家作主的愿景，离开我们社会的现实，还远着呢。人民中国，跨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此后的第二步，第三步，都牵扯着官员们的个人利益，走得并不轻松，并不利索，除了转变政府职能，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官僚主义状况中，转变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方向，十分坚定明确之外，这每一步一个脚印的劳动步伐，可都是在克服传统意识的艰难摸索中向前迈出的。这种政治改革的艰难探索，被称为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运动，我们是在后来才知道这种运动的真正意义，属于无产阶级解放利益所必需的重要斗争，所以引起既得权力者的强烈反对，想方设法予以“熄灭”，也导致知识阶层中的成功人士所反对，反对下层劳动者对上层知识界的不礼貌意见，有着很多反感情绪，所以就知识分子队伍中，对待中国的执政党，以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治运动，是难于给一个名声很好的说法。但毛泽东不落俗套，十分清楚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也知道一些人，在回避或有意熄灭阶级的斗争意识，所以，针对经济极左派关于主要矛盾的错误论述，反复阐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人们之间的利益斗争上，人以群分的阶级差别，更是主要的普遍的斗争方式或主要的矛盾方式。因此，中国社会两条道路的阶级矛盾，仍然是根本性矛盾，决不是资本社会十分流行的关于供求矛盾的浅薄思想。　　

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能够包容人类绝大多数人争取政治解放的利益要求，能够以博大的革命情怀，支持并坚决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与资产阶级政治家，回避劳工阶级要求提高政治权益或管理民主的畏惧心理，不敢面对人类劳动在历史进步的节奏中所发出的强烈呼声，是多么地鲜明对照！即便一些受过毛泽东教育的领导人，有着很多辩证法的思想智慧，但他们洞明世事半学问的肤浅政见，与毛泽东洞察社会规律的深层远见，是多么地泾渭分明！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使毛泽东认识到了，并为劳动阶级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政府的职能，仍然存在官僚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不劳动情况，具备剥削人民和维护剥削体制的资产阶级属性，必须利用红色政权的在握，千方百计落实无产阶级的政治职能，才能保证不会出现资本社会的形而上学特征。而增强转变职能之效果的最好办法，还是要帮助人民群众，行使自己的权力，使得人民的授权方式，越来越灵活，依群众劳动所需而相应变化，真正体现当家作主的主动性，这就成了三番五次推行政治运动的来由。但是，只有“文革”运动是最能迅速解决管理权，不能为劳动阶级服务的官僚主义问题（或者叫不劳动主义的问题），最能触动传统上层建筑的情绪与灵魂之宏大举措，触及了围绕劳动者权益的价值流动系统中，最大的瓶颈问题。　　

毛泽东的文革运动，的确是为了转变政府固有的资产阶级职能，清除官员腐败而兴起的。所以说，毛泽东发动政治教育的运动，是遵照毛泽东的转变要求，不可能把职能转变到为老板之间，协调利润分配的印钞机功能上，不是建立一口为企业老板赢利而进行利益周济的财税大锅饭，而是转变到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进行经济预算（是当今改革家，不敢革除的一种计划）管理之外，还要破除旧体制思路上的管理方式，为每一个劳动者的参政议政，提供一条全体群众决策的新思路，这就是破旧立新的文革“主题”，语重心长地凝聚在对红卫兵：“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嘱托中。文革的影响很大，笔者永生难忘，但长期未得领悟，总感到不能有效地学习科技知识而心理不舒服，要不是现在的改革路线，给我们带来了资本经济的深重罪孽，我还是体会不出，文革的深刻含义。也许笔者的觉悟太低，从未关心政治工作的缘故，我的理解比全国人民落后了很多很多年，是直到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时，才忽然发现文革运动的重要性，才第一次领悟到文革的理论意义，真正是关乎普通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一种解放运动，任何人都逃不脱。所以，文革在“处理”管理权的运动速度确实很快，能让那些没有太高职务的基层工人或农民，走上中央领导的岗位，以求替换那些实在不象话的官僚主义者，或者以此寻求一条突破传统框框的组织路线与干部路线，由很高觉悟的劳动者，随时起来站到那个能够监督官僚们的重要岗位，杜绝官僚主义者的发生，消灭官僚阶层内在固有的机制腐败。　　

然而，就笔者的体会来讲，大多数人思想认识的速度依旧很慢，没有很快就认识搞文革有啥意思。而一些左翼人士，至今也还片面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推广，可以靠思想灌输，就能达到。这就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真要理解与应用，就应当在解决人民日常的生活问题中体现出来，而政治宣传的理论工作者，不联系劳动者的利益，不联系干部的骄傲情绪在滋生不劳动的投机想法，无能力解决积重难返的管理问题，那群众把马克思主义用之于劳动生产问题的解决，也就更其困难了。干部不肯带头研究马克思主义，用辩证法来处理劳动者之间的发展关系或利益矛盾，不肯勤奋为集体利益，为每一个劳动者的权益发展，出谋划策，整个企业，以致整个社会的生产运动，离开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方向，也就越来越远。就本人的认知过程来讲，不经历“改革理论”是为老板们服务的特色价值，也就体会不到“文革理论”是为劳工们服务的普遍价值。所以，说教的方式，仅仅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必要的辅助工具，但真要取得马克思主义得以推广运用的社会成果，还得从劳动关系的利益机制上，进行客观规律的揭示与逻辑联系的构想。毛泽东构思了文化运动的革命环境，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工作，有了很大的推进，剩下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问题，仍还没有一起很快推进，依然秉承着“个人掌权，众人服从”的资产阶级模式，这种简单思维所构筑的管理机制，并没有使唯物辩证法取代形而上学思维而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成为“一把手”的管控专制，反而阻碍着马克思主义与劳动者利益之间的科学联系，不能由稀疏到致密，由简单向高级方面的层次发展，加高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隔阂或壁垒，导致了文革中说假话，图虚名的官僚主义现象，很难制止。此种管理方式，无法排解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无法在促使每个人都要投入精力的共同劳动中，以价值交流的丰富联系，实现真正的团结与平等。管理模式的资产阶级属性，不能在文革中排除，决定了管理层面的资产阶级，必将长期存在，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战略方针，亦将伴随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者，长期有效，是无产阶级须臾不能忘记的法律武器。这就是快速行动的革命，不能推进文化革命的运动，很快达成目标实现的缘故，无产阶级的的斗争工具，还不能成为中国取消特权模式的法律体制，　　

那么，毛泽东不顾自身的年迈疲乏，亲自发动了伟大的文革运动，为了尽快解决管理权上存在的瓶颈问题，以便迅速推行社会主义的大民主，为什么欲速却不达呢？原因有三：1、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前者是新诞生的力量，其权力构件的辩证性质，尚待创制，决非一蹴而就，不经过无数次实践探索，是不会看得分明的，而利益斗争的出发点是整个阶级，但这样的阶级斗争，容易被人曲解成私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被不很清晰的利益观所扭曲，所篡改，更被新生力量所赖以存在的旧体制所混淆，所模糊，被借用来进行个人投机的私权斗争。后者是现存旧势力，有着传统习惯做后盾，权力架构是现成的，尽可在模仿中照搬，夺权的目的与架构的维护是一致的，复辟旧时体制的实用效果与个人主义价值的习惯效应，也是一致的，一拍就吻合，就能立即在有着惯性力的传统体制内滑动，获得了赖在那里不肯消逝的存活力，导致了压制新生力量的阻力重重，力量大小非常悬殊；2、无产阶级的权力获得，并不等于无产阶级的管理制度，就已经形成，更不是代表着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较量，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尚待实践探索的管理体制，又是急需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理论创新，毛泽东为人类的社会主义实践，指明了创新的方向，即明确要求用马克思主义，从内在的政府机制，到外在的职能发挥，对整个管理体制进行改造的必要性，也创制了许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措施。毕竟传统的习惯势力太强大了，毛泽东能够保证国家政策的战略方针，坚持在社会主义方向上，实非容易，但战略决策的坚持，还不是具体方法的部署，即还不是直接可操作的管理程序，或者说，可以准确计量的科学手段。具体管理体制的创新程序，正是无产阶级理论创新的难点，也是两种制度决战的制高点，一直被传统力量所占据；3、由此也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形式，即这样的夺权斗争，不应以暴动力为主的武装斗争，而是以文化力为主的大鸣大放，是一种思想理论方面的斗争，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展开姓社姓资的大辩论，分清大是大非的利益界限，称之为文化大革命，是名实相符的，斗争的方式，也是光明正大，不需要遮遮掩掩，只需要人民的参与和关心，让大家一起进行讨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提高领导人的唯物辩证法水平。本质上是阶级之间的权力竞争，是谁对谁实施专制的政治问题，形式上是要明确，授权成本与用权责任之间的逻辑联系，落脚点则是民主管理制度的持续创新，是社会主义秩序的大民主，得以全面推广的一场文化领域的大改革。　　

毛泽东的战略，线索清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靠枪杆子，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靠笔杆子。但是，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路线，并不能战胜有着传统体制这个躯壳保护的旧思想旧文化，一些唯心论与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或思维习惯，仍然牢牢占据着所有具备接班人条件的当权派，而民主管理的体制构建，是一个主要的辩证环节，不但与当事人的辩证思维相链接，还与量变技术的序化逻辑密切相连，这链接其中的三个环节，是由文革的失败教训所引出，就是咱们在前文方法论中强调的三个重要概念，“辩证”、“计量”、“责任”，一个都不能缺，才能启动三个环节的良性循环，真实有效的管理体制，才会按照文革的内在要求而形成。这决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思想创新的革命家，以他有限的个人力量，所能启动的，也不是那群资产阶级思想习惯的知识人，所能发觉的，这就导致了文革对于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的经济成效，并不太明显，也不能巩固。而维系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则是人们“衡量”文革意义的常用指标。不过，单单凭借“资本权”意义上的指标参数，把这种经济成效不太明显的情况，硬说成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则是别有用意的过于夸张，当今老百姓生活状况，存在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诸多问题，并不比那时候好得了多少，而经济发生危机的现实风险，则是有过之无不及，八十年代的中共决议，对于“文革”的一些结论或提法，并非恰当，很难经得起后人的检验。　　

我们觉得：“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意思是改造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就是提高我们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劳动能力，必须革除旧思想的习惯，必须破解旧文化的知识。只有雷厉风行地改造自己，才能有效地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这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需的。而疾风暴雨般地破坏社会机制，也是有一定成效的，不过呢，对于社会机制的重新塑造，那可不是在短短几年中所能完成的，成难败易的定律，在破与立之间的关系上，表现了明显的时间不对称，破字当头，不等于立在其中了，但等于立起来的先决条件。“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革委会，并没有形成完全不同于党委会的管理新模式，并不能铲除管理模式中的形而上学结构，并不能与形而上学的传统影响彻底决裂。历史上，用枪杆子可以很快推进政治问题解决的速度，不等于现在，用笔杆子也可以同样的速度推进思想方法的改革，不等于迅速瓦解旧体制的管控模式，迅速形成每一个人的责任机制。清洗或消毒了管理权运用中的腐败组织，同时也洗去或杀灭了良好的组织细胞，管理权运作的效率，在上层建筑中，处于极低的水平，包括科研与教育事业中，许多的专业课程和实验项目，几乎处于荒废的状态。所以，解放劳动机制的管理新体制，最终不能以十年之久的时间成本而形成。　　

我还觉得，毛泽东并非不清楚领导核心，是不能代替政府领导的管理系统，之所以不设国家主席，是否定个人垄断的管理模式，正在创设过程中初露雏型的萌芽标记，也是文化大革命，未能进行到底的重要标志，只能寄望那些忠诚于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者，过几年重新总结革命的经验，继续创造性地进行改造社会机制的劳动，每隔几年来一次笔杆子的大革命，直至真正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根本性问题。对于文革成效的深深反思，毛主席的晚年生活，焦虑有加，从未轻松过，由于上述三个非常明显的阻碍因素，最终也无法通过疾风暴雨式的速度，很快把“笔杆子”交到广大的劳动者手中，不能让群众掌握相当大的分辨能力，形成有效行使“劳动评价”权力的民主程序，也就没有力量提起笔杆子，起来抵制劳动效率很低的官僚主义，无法维护自己的社会主义权益，不受侵犯，导致了“笔杆子革命”的失败，导致了被剥削阶级再次“夺回控制权”的反动理论，以及由此理论误区引导下的恶意改革，蜂拥而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了新一幕任由资本家嬉闹的改革大戏。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并没有最终形成科学的组织路线，建设起一支可以抵御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继续革命的意志十分刚强的马克思主义接班人队伍，能够接他继续革命班的领导干部，屈指可数，大部分人的笔杆子，都是“通不过考试”的，甚至已经生锈了，如果不顺乎“资本家的思路”，就已经写不出什么妙笔生花的好答卷，“干部决定一切”的思想考核，已经证明，干部决定一切的“机制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借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从未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全面地予以铺开。
社会主义在过渡阶段中的管理体制，本质上就是改革开放的体制，是由无产阶级倡导的体制改革，为劳动者的权益解放，开辟新的前进通道，绝不是凭资产阶级的恢复旧制，来给剥削者的权利滥用，进行一种妨碍人民团结的制度安排。毛泽东的体制，与斯大林的体制，本来就有十分重大的区别，因为毛泽东的独创精神，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受到斯大林模式剩余影响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实施改造，甚至实施革命，但与斯大林思想之间的不同做法或思想分歧，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边缘，只要能够认识清楚无产阶级的利益所在，真心拥护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方向，完全可以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倘若因为无产者利益的抽象性，不可捉摸，因而认识不清，分不清“姓社姓资”的困惑问题，甚至推行资产阶级政策，这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被资产阶级评定为“忘恩负义”的制度构建，社会主义要背叛它赖以产生的基础，即传统体制的躯壳，它是孕育中的婴儿，必须打破曾经赋予它生长因子的胎盘，必须冲出曾经授权于己的老上级老领导之思想框框，是良心循环摆脱恶心循环之纠缠的机制转变，是一种促使政府机制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大转变。一切着眼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体制创新，都属于得罪人的制度建设。所以说，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是对全社会整个的上层建筑，施行最彻底的系统性改革，这样的改革，其难度之大，非我们这般平常人所想象，不能为我们大家所接受，不能为我们缺少学习的工人阶级所理解，不能被缺乏劳苦阶级思想感情的知识分子所支持，也在情理之中，遭遇暂时的失败，当然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曲折性了，更不用说那些政策和策略的贯彻执行中，共产党组织所遭遇到的磕磕碰碰了。但是过分地不理解，从个人出发的不接受，不支持，则是导致一个共产党员，不忠诚，不信仰的重要原因，是中共的组织建设，不能达到完善其党性要求的一个屏障。　　

通过文化大革命，实施上层建筑的大改革，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挫折，既有其奠定中国路线的正确性，又有其提示失败教训的挫伤性，败在小是小非的分清，投入了太大的成本。之所以十分讲究“小是小非”的争执，是因为一些政治野心家的夺权所需，是因为不学无术的人，可以此捷径，取得学术劳动者一样的威望与信任，成为不懂装懂者逞能逞威的政治资本。这就挫伤了很大一部分知识阶层的积极性。大量的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受到，与其改革整个管理系统，还不如保持传统管理的体制，要好得多，有法可依，至于旧体制中能不能违法必究，那就顾不得了。不光是知识分子的满腹牢骚，我们普通工人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改造体制架构的官僚性或呆板性，效果不明显，无法可依的情况非常严重，创设这种改造的理论条件，有效进行大鸣大放的理论能力或组织经验，也不明显。走在运动前头的文革积极分子，是出于权力阴谋的投机家，还是创新领导智慧的革命家？是对个人领导的舆论奉承，还是对领导机制的真知灼见？都是十分模糊的，很难分清。如果说，鉴于这些使”文革”失去应有效力的教训，非得要把导致不良后果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主席一个人，那么我们说他的错误，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恰巧是缩小了，缩到仅仅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而继续革命的用权策略，未能按夺权那样的快速率，很快形成权力公有化的运作机制，很快推进权力机制的揭示与创新，来带动百废待兴之各行各业劳动，都有充分地投入，很难给人以清新的操作思路，让群众一起参与的思辨程序，为每一项工作，每一个劳动，区分利益关系的准确方向，而不是上纲上线的政治惩罚，不是忽略成本计量的空头政治。如果说，毛泽东作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杰出典范，也有个别的思想言论，不可避免地有着形而上学的失误成分，略微缺少一点劳动成本的计量观念，那可以说，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规律在起作用，谁都没有法子一定能够超越历史条件所限定的事，是由于剥削阶级特性的形而上学管理模式，或者叫做传统的特权模式，在人们头脑中，不可避免的习惯影响，是资本家的计量观念，建立在不计量工人们政治权益，严重浪费人权激发与开拓中的重大损失，才导致咱们革命家，无暇去顾及精细的价值计量。这种琐碎的枝节的错误缺点之存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基本道理，决定了任何一个革命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完美圣人。　　

而在文革受制于极左派的形而上学思维及其模式，不计成本地过度政治化，必然要导致负面作用的政治支票，冲击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而使之无法得以有效发挥。空头政治的形成，是一种以空头支票的抽象方式，作为捞取一官半职的政治资本，顺着权力私有化的惯性力，寻取公权私用的价值路径，进行承前启后的持续运作，也是以立竿见影的非对称交易，长期在以偏概全的管理习惯中所积累而成的。这就无法使普通群众的分析能力，能够跨越无形中以权力资本构成的坎坎坷坷，无法大幅度地摆脱形而上学思维的资本家束缚，因而也没能够从经济的，文化的，法律的，就业的，从各行各业的管理模式上，全面铺开体制创新的持续斗争，没有能够把笔杆子斗争，深入到民主集中制的机理上进行模式创新，因而停顿在“革委会”的模式上，这就难以把握两种制度较量的制高点，就在权力构造的辩证法性质上，而技术的开发，思想的辩证，也就不能作为必要环节，紧密跟进。换言之，旧的价值尺度全面地推倒了，新的尺度却未能扎扎实实地建立起来，或者说建立在不可捉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并不能构成约束管理者的权力制衡，导致了价值判别的模糊或游离不定，成本投入很大，社会效益甚微，更多的劳动投入，就难以为继，难以形成循环往复的后劲推动。极少有人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体制架构的理论阐述，也使得毛泽东的眼光，很难感受到知识阶层的无产阶级立场。但人们不知道，斗私批修的文革，正是从劳动者争取解放的长征途中，毛泽东为了爱护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帮助知识分子，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摆脱旧文化的思想框框，来到大有用武之地的劳动阶级中间，在与工农利益相连接的大循环格局上，有所作为。正如前辈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p40　　

但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利益相结合的体制创新，并未呈现出文革中的运行机制具有超强的优势，使得毛泽东的体制理论，与其所处体制模式的矛盾，很容易被一些不懂唯物辩证法的夺权人，进行逻辑依据模糊的权力集中所隔阂，凭感觉而论革命，而论路线的价值尺度，隔断了年事已高，行动力有限的毛泽东，与广大知识分子的紧密联系。这一隔断的影响是巨大的，减少了与知识界的联系，也就增加了与“文革极左派”的联系，使毛泽东的活动形象与语言表达，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或许以身边的勤务员，尚可作为与普通群众直接交往的一种重要的弥补方式了。毛泽东的身体，基本上处在精力疲乏的状况，困在不能与知识阶层保持密切的接触关系，与知识界的沟通也无法充分展开，无法应付需要适当专业知识的众多社会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毕竟在老年状态时，能够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做出非常睿智的科学判断，也是需要大量时间的刻苦劳动，才能得出的。那些非常经典的语录，更是以大量的思考功夫才能精炼出来，令人难以忘怀，成为发展中国所必不可少的思想指针。　　

但毛泽东的反复教导，仍难推动极左派人士，一起投入毛泽东方式的脑力劳动，仍难推动领导层一起拓展唯物辩证法的应用领域，毛泽东的劳动，也就由习惯上的“隔断”而被“极左派”扩大成科技教育事业的“断层”，损害了广大青年学生，努力掌握从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各类专业知识的成才条件。七十年代末期，大批的上山下乡知青，强烈要求返城工作的运动中，可见作为文革中的一支主力军，并非认同文革中所创新的劳动方式或生产成效，可见直接进行毛泽东思想的灌输，并未灌溉出年轻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知识青年农民化，影响颇大，但总究不是劳动青年与生产资料最佳的配置方式，也不是培养人才的唯一途径，没能带技术能力，没能带器材设备，更没法带实验室到农村，因陋就简，仅凭简单劳动的一双手，对于改造农村生产的困难是无法想象的，不但不能像政治运动的速度，迅速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而且也不能在管理模式的创新方面，带来辩证法的思想精神，在民主决策，权力责任，业绩考核这三方面的进步，依然是非常缓慢的，这样的广阔天地，对知识青年作为一种奋斗精神的磨砺，是很为必要的，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而当作一种终身教育，没有相宜的管理措施紧随其后，则是极左派的形而上学管理方式，成为压抑人才培养的社会机制，起着害大于利的作用了，是对劳动力的极大浪费，与毛泽东主张的“算账”观念和与民“服务”，极大地错位了，是极左派的空头政治，架空了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责任，对广大无产阶级青年，不能承担起管理者责任的不良后果，是一种只讲权力的集中，不讲权力效益的形而上学模式，束缚文革运动的有效产出。　　

多数知青的成才规律，是需要一定的知识环境与生产资料的掌握，但从类似原始耕作方式的初始条件出发，要求人们扎根农村的工作指派方式，等于叫人埋入土中不出头的劳动方式，很难适合当代青年的成才规律。毕竟在权力私有制的状况中，大多数人被私人权力所控制的过程中，是很难得到有效激励，很难激发出不一般的自信精神。在劳动条件非常恶劣之下，自信心不是很充足时，对那种“苦其心志”的情况，过于严酷了，也可能摧残心志，对于不当的劳其筋骨，也可能伤筋动骨，一蹶不振，使之丧失原本的劳动能力。极左派的管理方式，不尊重人才发展的规律，其管理不能与真实的社会机制相匹配的效果，使城市文明带动乡村文化的作用小，农村的落后生产，拖累城镇生产的先进性，反作用显得更加之大，大量的劳力投入，不能促成大量的流程化生产，不能塑造大量民主精神的管理机制，劳动成才的数量，少于人才被毁弃、被庸俗化，被边缘化的数量，这能不使广大青年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害怕心理，越来越浓厚吗？所以说，掌控管理权的极左派，自己不能扎根农村接受再教育，也在导致其管理机制，缺乏体恤民情的劳动精神。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很难看到毛泽东所希望培养的，一支真正拥护和捍卫“文革”路线的人才队伍，毛泽东的磨砺教育，被极左派扩化为不负责任的社会压迫之后，对受教育的广大青年来讲，就像遇到了一位极其严厉的老师，严酷得无法让人承受其重，在学生们无法体会出自己勤奋劳动的人生价值，在没有做出一定的奋斗业绩之前，是不太会感恩老师的良苦用心的，非得要待若干年后的历史演变，透悟社会劳动的人生真谛，才会领略到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和决策环境的制约因素。　　

毛泽东路线的要求很严格，对各色人等都有得罪，如果不是因为他建造共和国的前期贡献，那么，中国党内改革派的否定性结论，绝不会让毛泽东的思想旗帜，留一个可供后人思考的醒目位置，甚至在毛泽东执政时，也不可能有容许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丝机会，所以，要论中国革命的继续进程，任何一个大胆的改革家，都不可能会做出惊人成就的，非毛泽东本人莫属。要不是毛泽东焕发出伟大精神的文革魄力，中国人民对于社会机制的辩证性认知，将在遥遥无期的“初级阶段”中，沿着经济中心论的盲从思路，摸索再摸索，须待那个决策路线不变的一百年之后才能醒悟。从发展辩证法政治为出发点，要想有惊人的改革效果，必有惊人的得罪人行为，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脱离，也只好处于形而上学传统惯性所决定的权力模式中，权力体制的改革，说得轻松，做得艰难，惊人之举，还得惊人之毅力，承受官僚阶层的非难，知识阶层的迁怒。没有毛泽东那样成熟的个人条件，任何反形而上学的政治举措，都不可能站得稳脚跟的，只有顺着形而上学思路的改革行为，才有哗众取宠之显著效果。所以，毛泽东的路线，能够站得住脚，不是凭着极左派的空头思维，而是凭着扎根社会机制的辩证思维，具有能看破形而上学币制观念中做多思维的利益概念。毛泽东并非不了解极左派的危害性，但他不辞其咎，自我总结出“文革”方式的两个错误，非常深刻。其实此反思出来的两个错误，并非来自于他要求以文明方式进行批斗的辩证法初衷，其实是来自于极左派之形而上学作法，毕竟自己的身体条件所限，大量的具体的政治任务，要靠极左派去完成，大量的经济事务，也待极左派的虚心学习与知识掌握，去着手推进劳动管理的机制塑造。老一辈革命家的拼命劳作，能量是有限的，为科学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知识分子，对继续革命的理解，也是不够深入的。所以，与其让右派势力的阴谋得逞，还不如让极左派掌权的实践探索，来得更具革命性，也就是说，只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就比右派们来得更具人民性。即便极左派的管理模式，形而上学问题有很多很多，相信会在鼓励劳动阶级“大鸣大放”的社会环境下，逐步得以解决的。能让开放的人民权益，有起来自我解放的能力，总比右派掌权的“管卡压”状况中，革命成本的投入，要少得多，在社会机制的公有化运行中，总相信其中辩证法的成分更多一些。至于下面的劳动群众，在“极左们”的管控下，真有多少话语权，他老人家确实是无法知道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扩展成不科学的批斗行为，也处在缺乏一个有效控制的境地。不过，一句“老九不能走”的话题，不只是对知识分子的肯定，不只是对极左派不学无术之粗枝大叶态度、未肯下功夫研究经济学问之不光明权术的一种否定，而且表露出毛泽东与“极左派”的明显分界，是毛泽东毫无派性主张的必然思想，也是在人生时间的匆匆之中，未把手中权力直接移交于“极左派”的一个原因，希望从温和的领导人那里，获得了发展唯物辩证法的领导方式。从毛泽东反复强调“三要三不要”原则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认同极左派的价值观，也可划入马列主义的真理认识，并不认可极左派是真正懂马列主义的左派，并不认为极左派的言行，都是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具体利益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模式中，权力利益的关注点，明确是在无产阶级一边，具备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属性，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模式的重构，分工负责等于权力分割的现象，也是严重影响着劳动利益在聚会中的价值通路，无法有效疏浚。抓革命的，不善抓生产，促生产的，不能去促革命，两者工作职责的划分，使得两者关系，不能体现在劳动者个人的解放中统一起来，不能使每一个人的政治权益与经济利益，进行互为因果的价值循环。就这样的形而上学模式，仍然不能大量培养起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者，仍然不能避免有些辩证法思想的革命家，不自觉地滑入唯心论思想严重的官僚主义歧途。所以，文革的政治后果，也就难以遏止投机取巧的阴谋家，对于空头政治的极力奉承，难以避免妒贤嫉能的野心家，对于知识分子的强力排斥，也就难以推动充满矛盾意识的民主活动，不断向着更高效率的秩序形式发展，也就无法为每一位劳动者的权益解放，构筑一条思想惯性力也是很强的斗争通道。这就很难使毛泽东革命的路线，在现实的劳动上，成为中国人进步的路径。在革命口号震天响的情况下，毛泽东洞见这些问题的隐忧，有增无减，但凭自己忠于人民忠于党性的硬骨头精神，泰然面对未来的历史评价，按过去方针办，是无悔无怨的。除了几个老战友，尚能理解他的唯物辩证法，周围大批领导人不能真懂马列的境况，使文革理论之权能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真是令人感到极为悲壮的历史一页。　　

毛泽东的管理体制，利益重心，完全偏向于普通人民群众一边，被阶级敌人，谩骂为一种又“无知”又“非礼”的制度，并不奇怪，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论，不好说完全通用，但我觉得，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为群众谋利的制度，就是要让大多数地位低下的人，与地位高的人平起平坐，当然就会变得与有地位人的知识及礼仪不相适应了。一方面，文革结束后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此后的理论界，完全被资产阶级学者所掌控，充分说明知识阶层脱离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倾向非常严重，也是导致他们与毛泽东的思想之间，有严重隔阂的原因之一，或者说是发动文革的重要因素。他们一提“文革”，“阶级”等方面的无产者术语，就显得余怒未息，力挺个人之所谓“冤屈”，还在其次，尤以愤然鞭鞑“公有化”的管理体制，美化资本管理的法律体制，不一而足。就这一种资产阶级情调十分偏激的情况下，充斥于党政文件和大学课程中，对于文革运动的种种非议，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不可能苟同的。就历史学的角度上，评论文革的意义，咱们也不能以缺乏科学思想指导的流行看法为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知识创新不足，大量术语的使用尚未明确规范，关于符合无产者利益的平等与民主概念，也不是非常清晰的，工人劳动与社会效益的挂接逻辑，尚不能以新的视角充分揭示，不能以劳动理论的创新，跟进经济需求的步伐，缺乏能够有力批判资本家理论的文字水平以及组稿力量，不能从批判中有效加工一套无产阶级的法制或币制系统，也就不能形成与资产阶级权威可以对阵的知识体系，显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管理，属于缺乏知识的管理，也是缺少逻辑的顺序，显出了制度性规范的意义严重不足的问题，调整领导干部的组织选拔程序，也就很难筛除那些调皮捣蛋，耍奸卖滑、无巧不沾的人员，在吸收到领导岗位的干部中，同样存在作风霸道，政策观念极低的情况。　　

出于个人利益的受损，一些专家教授与学术权威，往往把无产者的文革运动，与历史上统治者的“焚书坑儒”相提并论，是因为不理解“文革”运动与之不同的性质，属于“批书教儒”。“焚书”是不需用科学理论进行指导的粗暴手段，“坑儒”是不会做思想工作，缺乏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之耐心的恶劣后果。伟大领袖毛泽东，则完全不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为指导，才不得不依赖群众发起一场批判旧文化的运动，制定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政策，最终还是为了通过改造精英阶层的知识结构，来改变管理体制的僵化与腐败，是根据中国社会的阶级规律，所得出的科学思想。知识分子的不理解不觉悟，是十分自然的，不值得计较，中共领导层的改革家也是不理解，不觉悟，这问题非同小可。自觉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却偏要肢解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维，偏偏要曲解毛泽东的革命行动。受制于党内的特色理论，大学的自考课程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特性，也抹去了毛泽东鲜明的阶级性，只剩下按照特色理论构思的三个特性，即所谓的“科学性，独创性，完整性”，把毛泽东思想，肢解成没有阶级性的一般理论，不是专属于无产阶级立场的独创思想。就毛泽东的个人评价，也严重影响到毛泽东领导人民所取得革命成果的维护，说毛泽东的建国功勋，不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是解释成了两座大山，还有一座官僚资产阶级这座大山，在改革家看来，是不应该推翻的，或者就解放后的官员腐败来看，官僚资产阶级也是未曾推翻过的，甚至可以从他们否定文革方式，对于推翻官僚体制的革命意义来看，可以引出腐败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推翻不了的结论，国民党领导与共产党领导，在经济策略方面，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在政府治理系统，一样要有官僚腐败，是无法避免的。还可以从反对文革的特色理论，推断出经济策略的激进方式，就该学学国民党的治理体制，不能老是在反腐败方面过于投入，反腐败是反不出经济效益的，有关文革运动，要想根本上否定中国，对于国民党旧体制的统治，否定那埋头抓经济的改革派，对于照搬资本体制的恶习，是没有发展意义的，所以，必须把文革的反腐败性质，全盘否定。这样的否定，无疑于对于政府腐败的肯定，也确实有理论家肯定了“腐败”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论调。就像反对“抗日”的投降论，自辩为“曲线”能够救国一样，现在轮到反对“抗官”的马屁论，也在转弯抹角地辩解出，“腐败”经济也可以救中国的曲线论，为维护官僚主义的统治利益，寻找理论依据。这样的中国式改革，必然是在维护官僚资产阶级之需，成为其首选的改革方向。否定文革，其实就是否定群众的反腐败斗争，改革理论，其实就是肯定官僚的资产阶级利益，是以手中权力，控制为个人资产的增殖工具。所以，“改革理论”表现出明显的官僚特色，对于反腐败这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方面，讳疾忌医的表现非常严重。毛泽东总结的阶级斗争理论，尚还局限于针对着“官僚阶级”的权力资本，现在又被改革家的资本政策，增加了又一批剥削劳动者的货币资本，作为统治劳动群众的“新势力”，这就是党内这些精英分子，在不理解的前提下，盲目否定文革理论的决策后果。他们不理解“唯物”，就是以群众利益观为基准，他们不相信“辩证”，就应以劳动为发展的路径，两者不可分的管理关系，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构成了毛泽东一系列关于“群众劳动”的发展思想，是文革运动的阶级性非常鲜明的基本思想。　　

由于文革中的管理体制，未能有效地创新，这就失去了通过夺权反腐败的本质意义，而那种非本质的作用，却是让知识分子记忆犹新，这就为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大兴其投机谋略以及立法为资本的舆论造势，创下了天赐良机，抓住“文革”的非本质错误，实现了他们所希望的，否定“文革”在本质上具有反抗“权力资本家”的进步意义。毕竟资产阶级的知识体系，是现成的，可以信手拈来，未经深层次的剖析，就可以搬来运用，可以不必组织人们去开发，就能附和大家赢利的愿望而自觉推广的，可以不经过繁杂的艰巨斗争，就能达到推广资本管理的系统目标。看起来中国的改革很复杂，其实远远没有属于无产阶级性质的管理目标，来得更复杂，系统更庞大。因此，两种管理系统的目标，纠缠在党内的思想斗争中，经常出现执政党内部的路线偏差，是两大阶级之间矛盾剧烈冲突的反映，但是，党内的路线斗争，是不能等同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有可能是党内领导人的认识差异，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可能属于利益纷争，导向敌我性质的矛盾，使毛泽东路线的利益重心，由工人们一边，转移到利欲熏心的资本家路线上。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属于两大阶级之间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基本上以敌我矛盾的性质为主。　　

经过十年文革的教育，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觉悟，还是有极大的提高，不过，要为无产阶级的管理制度，进行理论方面的创新，就难为他们了，而要抵制由少数资本家学者发动的自由化思潮，那就更加困难了，本来就很困难的问题，怎么能不酝酿出由大量困惑累积而成的知识危机呢？可以这么讲,绝大多数人都是很难做到又红又专的，能够走上白专道路，实属难能可贵，就怕不愿钻研。但是，作为影响体制改革的理论界，非得有一批又红又专的人士不可，不但要有协调各专业的公共知识，还要有比专业人士掌握更多本专业以外的其他专业知识，不但要有综合各专业知识的能力，还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坚强意志，任何时候都有坚持无产阶级利益的原则性。有了又红又专的学术理论或理论家作先导，我们的白专人员，也都会被感染得发红发紫，钻研出浓厚的社会价值，也就不可能为资本家提供私人价值。而没有这些又红又专的特色，作为我们知识阶层的学术领头人之品质保鲜，进行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道路开拓，那我们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士的白专道路，只能听天候命，白费钻研功夫的命运，自当不可避免。不是使自己的专业知识，被抛弃在资本的盈利系统之外，就是纳入没有赢利空间的雇佣体系中，大量的知识工人，其实一样是弱势群体中的一个部队。就像宗教是少数人用共产主义理想，来解除人们推动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生产力的状况一样，围绕资本权的利益而展开的管理系统与知识，是解除知识分子，围绕劳动权而展开管理创新与知识创新的所有能力，最有效的剥夺性工具。　　

其实，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系于对全人类知识系统的能否全面地继承，非得要有比资产阶级深厚得多的知识功底不可，无产绝不等同于无知，但作为无产阶级的学说，此刻却被形似最无知识系统，最无逻辑性的管理系统，展示在人们的眼前。以信仰来抑制思考，或者以思考抵触信仰，使得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挥之不去。毕竟，又红又专的人才，并不能单凭上面的提拔而成长起来，也不能从大庆大寨的模式中大量复制，在“造反有理”的信条上，往往是只见其造反的无序行为，难见其有理的科学根据，使整个知识阶层对于社会主义能够走得通的信心，一落千丈，彻底否定继续革命中的体制探索，另起炉灶的思想动力，也是卯足了劲。中国特色的改革路线，由此发生了相当大的偏差，当属情理之中，但文革结束后的十五，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上，进行社会原理的实践总结，又在人们没有社会主义信心的改革期望中，唱起了资本主义好的春曲，使得路线偏差的严重性，放大成资本家坐庄商品运动的进军号角，进到了开始断送社会主义前程的歪门邪道上，给公有制的企业或事业以致命打击。资本主义击败马克思主义而取得了重大成功的路线错误，有如寓言中《皇帝的新衣》，没有人敢吱声，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像孩子一样天真，而非常质朴的一切提醒与呼唤，都无动于已经近乎麻木的上层建筑。三十年来的改革特色，在中国的领导层中，竟然没有一个有勇气的革命家，能够从创新无产阶级管理知识的角度上，论证中国路线的偏差与失误，能不让我一类的众多小老百姓，深深地愁虑不断吗？上欢下愁，或者上虑下烦，下乐上忧，各界人士多种多样的心理活动，谁都不知道能有多大的空间可以活动，朦朦胧胧中，任由群魔乱舞，咱们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我们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各自位置，相互间都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远隔千山万水。是整个领导层变质了？还是资产阶级专制得太深了？老百姓是无从考证的，也不需要考知。　　

不管后继“领导人”怎么评说毛泽东，对于我们这批毛泽东时代过来，曾经要求进步的青年，在那时的知识学习不算深厚，生活享受十分清贫，甚至可以说，根本不理解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继续革命的既定方针，也都心怀疑虑，但我们怀念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真挚感情，一如既往，依然不能平静，深知毛泽东的思想路线，的确是中国人民得以劳动翻身的基本路线，是专为每一个劳动者的建功立业，在开劈更为宽广之解放道路的关键时刻，指明了一条方向十分清晰的主导性线索，人人都可以做主，同时人人都受到纪律的约束，谁都不能特殊，有了功劳，不等于有了特权的利益，更不可以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必须保持继续进取的谦虚精神。　　

当今一些真正在事业上有成功的人士，也在这一点思想上受益不浅，使他们有了资产阶级的特权地位，仍然保持无产阶级的朴素意识，有了资产，就像没有财产一样，不矜持，不狂妄，有力克制着资本家的贪婪成性，克制着财富欲望的情绪冲动，克制着有钱就有一切的傲慢与偏见，反倒是取得了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的进取能力，在管理工作中，获得一定的辩证法思想。中国的理论界，在市场经济中，寄望于资本家的那种自律意识，虽然是很为空洞的幻想，但在这个思想点上看，并非没有一点根据的，并非说老板阶级思维，一定是很僵化，很保守的。然而，中国的改革理论，对于文革运动在宣传唯物辩证法的伟大功绩，给予妖魔化地过分批判，传达给世界人民以曲解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信息，是非常严重的，致使广大的知识阶层，无法解读中国文化的无产阶级感情，正是人类社会最真挚的大爱精神。　　

中国历史的阶级斗争，与西方的历史，一样地残酷和激烈，但从“儒道佛”的思想涵养来讲，并不逊于西方的宗教道德，要论做人的道德约束，同样是无可挑剔的，只不过，靠它来解决社会竞争的剥削问题，解决世界资本势力垄断人民的经济命脉，动不动就制裁人们反抗剥削的正义力量，以致无数个影响人民群众生存的基本问题，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果坚持要照搬这些传统思想中的封建性文化，不从历史唯物论的视角上，施行批判性的思考加工，只能引申出糊稀泥的思想方法，不可能取得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效果。优秀的传统文化，可能带来良好的道德约束，可能处理能否成为“亲兄弟”的感情关系，但没有科学精神的指导，就不能确认用功与否而“明算账”的逻辑关系；只能教育人们遵守传统制度的规范，不能领导人民改变旧制度的劣根性。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有多少仁人志士，努力奉行孔子一类的仁义道德，希望能够为“天下太平”，带来解放生产力的更佳效果，但最终连自己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至多能附和封建的权势中，少干一点违背良知的蠢事，根本无法挽救中国于落后的封建皇权之内，只能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后边，不得不被竞争势头非常凶悍的资本力狠揍一通。而当野蛮竞争的资本力，坐正中国市场之时，总有一些随机应变的国人，趋炎附势，屈膝于帝国主义的政治构建，构建成一个依附资本势力的傀儡政府，以此换取其个人统治中国人民的法律地位，从而成全了“四大家族”的庞大财力。这些依附海外强盗势力的政治家，及其所代表的整个阶级，能否在凶神恶煞的剥削体制内，施行仁义道德的仁政效果，及其改进施政的运作速率，是可想而知了。而且，当今中国的一些学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意义，常常强调到了超过必须的批判作用，超过了科学继承的扬弃界限，甚至盲从到了否定对于传统文化实行革命的必要价值，把当代资本体制中价值观混乱的不良现象，勉强地归咎于现代科学劳动所引发的思想革命。我们不禁要反思，推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中国改革，究竟是不是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在破坏传统文化中良好的价值尺度，才导致了改革的困难与曲折？　　

文化革命是失败了，但不是失败在对于旧思想旧文化的破坏上，而是失败在人们继续用货币参数来衡量人们之间的进步关系，是一种无形的价值成果，被有形的物质参数，或者说是被习惯于用可见的货币参数来衡量的管理办法，所全盘否定了。否定的原因，恰巧就在这种传统方式的企业私有制，或者说，管理剩余价值的方式，沿用公权私用的模式，未能在文革中彻底铲除，反而得以在文革后强烈地反弹。反弹后的传统方式体制，为什么说是僵化的孤立的一种法律制度呢？这要从私有制的本质关系来观察，也就是从人们所处的劳动关系来观察。从文革中的价值机制来看，货币同样可以量化劳动的资料，可以量化材料、设备、知识、培训和管理技巧，独独不能量化劳动者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这就造成了无形劳动与有形劳动，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难以测算的困难问题，难于形成价值发现的科学机制，此中的难点，咱们在“欲速不达”的三个原因中讨论过，不再聱述。只是强调，形而上学的管控模式，仍然具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属性，仍然具备着使政府官员，离开劳动者立场的充分条件。劳动者精神，没有一定的量化程序而予确立，不劳动精神，也就没有一定的鉴别方式而予以排斥，于是传统的评价方式，也就在计划经济体系内无法铲除了，一边是产生价值的平均必要劳动，是多数人的投入量所决定，紧紧联系着客观世界的运动，另一边是价值评估的价格发现，由管理者一个人的孤立方式所确认，与客观世界的运动，联系得很稀松。这样就产生了管理模式的形而上学问题，使得抓革命的成效，未能在辩证法的思路上，获得彻底战胜形而上学模式的根本胜利。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理论，让位于形而上学的文化习惯，就是因为传统的管理模式，依然成为培养与呵护“形而上学”的温床。　　

一方面，“被管理者”的价值发现权遭剥夺，对整个系统的评价机制不能发挥个人的积极作用，使得普通工人游离于企业的管理系统之外，不需要分析劳动成果，不需要关注劳动成本，只需关注管理者的注意力，是依附管理者的一种“雇佣性”，也是个人很难发展的静止状况，是被管理者的价值观所固化的状态；另一方面，“管理者”有条件利用手中权力，来压制下属的竞争发展，导致了管理双方之间信息沟通的障碍，使得管理者不能了解下属的真实信息，形成了管控生产的视野很孤单，很浅表，远离了客观世界的运动。况且管理性劳动，是一种很复杂的劳动，仅靠专制方式中的个人投入，其持续的后劲，也不一定能保证。把“公权”占为孤立式的私人利益，倒是与传统习气一致，一定能保证的，保证在层层递上的权力阶梯上，可以将精英的个体利益，与群众的集体利益，悄悄地割裂着，悄悄地将集体利益，瓜分到自己可以偷懒的私人需要中，以免被公共利益的责任负担，所拖累，增加自己的劳累。当然，咱们分析管理模式中的形而上学特征，不是为了说明这种模式，在中国社会有什么特殊性，而是在说明此种传统模式的普遍性，普遍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构成了私有制的本质。什么是私有制的本质？简而言之，是某个私人，掌控着公共权力，可以挪作私人所用而不被约束的垄断性，构成了对他人劳动进行控制的一种法律机制，是僵化的、呆板的、独断的形而上学制度，不是充满辩证法属性的新体制。公权可以占为个人所用，可以在个人使用中，不以社会大众为劳动对象，而是直接从劳动工具，通过短路环，分取自己的私人所需。公权的私有化机制，也为生产过程的私有化，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伞。在人们共同劳动的过程中，任何一种私人的垄断，都逃不脱静止性与孤立性的主观特征，逃不脱阻碍社会进步，压制公权发展的形而上学特征。文革的进步意义，就体现在打破传统模式的形而上学特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工人阶级起来向资产阶级管理系统造反，并非不要对生产过程进行管理，而是实行开放式的民主管理，使管理劳动的过程，更加科学有效，把全体员工的劳动积极性，都在共同需要的利益体中，尽情地发挥到最大。伟大的文革运动，正是为这样的先进模式，创下了无产者管理系统，开始起步的发展历程。一些探讨管理体制的文革经验，难道没能给人民带来一点启示吗？在大寨式管理中，探讨群众化的评分方式，给人们的劳动打工分，在工业管理中，探索二参一改三结合等互动方式，都是为了消除垄断，为了超越货币手段的呆板性与独断性。　　

由于人权因素不可量化，或者说，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对公共权力的运作尚难量化，导致了“改革家”很深的成见，可以量化的物态因素，自然成习惯地固化了改革家的头脑。夹杂着对于文革之“乱”所抱有的无奈与恐惧，习惯于将复杂的人际管理，简化成个人模式的传统管理，那么，唯一可以很轻松很方便很符合自己口味的计量方式与效率观念，能不放在第一位吗？于是，为了把反对“文革思想”的斗争进行到底，干脆跟“人的因素第一”理论针锋相对，也来一个“第一”论，叫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是在历史的回眸中，我们一定会看到李鸿章之类“洋务派”的洋洋得意，他们要寻找什么接班的“知音”，就能在二十世纪末的洋务“改革”中获得了回应，后继他们之脚印的人，也在惦记着十九世纪的开放理念，也在抵御外侮的自主意识，与和平外交的洋奴意识，都在现代化的先进模式中，掺和得惟妙惟肖，而且投合霸权势力而借得一点外交筹码，可以除却阶级斗争的心头内忧，起到了一石三鸟的特色作用，可以放心维持自己所不愿割舍的管理模式。也许改革派常常觉得可惜，这一个世纪的中国革命，纯属庸人自扰，只需想办法说服慈禧太，让光绪皇帝，引进几台蒸汽机，咱们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在蒸汽革命中，提前兴旺起来。他们深深觉得，振兴中华之路，应当在科技要素的解放过程中走捷径，人的要素，至多放到第二生产力的位置加以注意，只要在熄灭阶级斗争方面，下功夫运作，就能让劳动者利益，在生产力的解放中，也会随之得到满足，不需要劳动者本人的奋斗牺牲，只需精英们的科技要素，就得到解放了。也许，在改革家看来，全部人类历史，也得要有一个“解放思想”的改革观念，也得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论改写了，应当写成是由精英们书写的“科技”发展史，并不是其它的什么“矛盾”史了，更谈不上阶级斗争史料，不然的话，这“第一位”的东西，不能如愿占据历史地位的“第一”，那中国改革的理论“特色”，不就难以显示其辉煌了，难以体现出可以指导“一百年”的历史深度了？　　

由于改革家的“解放”特色，是将“第一”观念的要素置换，以“科技论”显现出来的，于是“熄灭论”可以牢牢地绑缚在“驯服工具论”上，可以任由“精英论”为所欲为，反正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都得听他们的，全国的共产党员，都应当与中央的私人化领导保持一致。什么“资本家”概念问题，“剥削”制度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包括官员“腐败”，也不过是一个分配不公的问题，在发展生产力的效率观念，被解放得糊里糊涂中，已经不再算“大是大非”问题之后，现在可以有更多理由，需要劳动人民服从传统模式的“管卡压”，服从那些“不劳动人民”的专制利益。资本的运作效率，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大的大是大非问题，需要运用全部国家机器的工作职能，予以维护，无论立法司法行政以及党务军务，统统绑缚在一个中心上，劳动者的牺牲代价，不得不以无形的成本方式，集中在隐藏着黑洞机制的经济中心。　　

那么，是不是说，确定人际关系的制度问题，不算问题呢？在翻新“第一”论的改革家看来，那倒未必，首先要紧的是，坚持把连结每个人总资源的“垄断权”篡在手中，不过这种篡权的方式，有个让我们听了很舒服的说法，叫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至于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思想，那是不容非议的，一非议，就要说您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大多数的人们，可都挡不住这样的“上纲上线”呵，因为服从经济中心论的领导，是第一原则，比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更加地重要。其次，使用权力的方法，就是依赖甚至迷信货币手段，将一切要素进行量化，什么积极性啦，创造性啦，统统要从钱眼里观察这些要素的效率。能不能量化的问题，是顾不得了，没有什么科学性可争论的，也是不该争论的，当以精英的价值观为准，都得由公权形式伴以私权本质的代表们说了算。要说不用这货币手段，就精英阶层的狭隘眼界，也确实找不到什么简便的方法给予创新，站在中国社会的权力中心，并不等于中心权力的智慧，也处在社会智慧的中心，并不等于权力掌控的思维，也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功底。　　

就传统方式的体制僵化问题上，有关货币手段，导致了资本社会两个僵化的基本特征，咱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另一个关于“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也是体制僵化的一个方面，咱们以后还会讨论，只是在顺着“改革家”思路，做了上述说明之后，也说说作者个人的想法，在此提醒一下大家：领导人的思想智慧有没有，还是其次的，思想觉悟才是第一位的。换言之，人的思想因素，不解决好，还轮不到科技可以起到“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我们不能固守着特色理论中的“第一”观念，让自己的思维，跟他们一起固化，一起静止。毕竟，科技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不同于表达劳动过程的现实要素，它不过是衡量现代生产力，强于历史生产力的一个抽象概念，是表达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具有不断提升人类战胜自然过程中的一个进步概念，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如同在说，“发展了的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从这样循环定义的观点中，找不出说明和解决生产力发展中任何问题的新见解。如果单凭领导人的一句“科技话”，就能使中国的生产力，得到科学性的解放，那应该说，被所谓“科技要素”提高了生产率的产品成本，将会普遍降低，接着又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完全可以保障中国的物价水平，紧随改革理论的科技特色，越来越低，只有出现通货紧缩，不应在表面的紧缩现象中，出现物价每年都在上涨的不科学情况，不会令人觉得经济改革的不科学性，越来越严重。事实上，包括整个资本世界的科技要素，都在成为进一步扼制生产力的科技性，在强化生产关系的不科学性。中国社会的革命传统，也被三十年改革的实践检验所证明，只有维护并发展“生产关系”之科学性的政治工作。才有起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但因为经济搞上去的急性子，与他们政治搞不上的慢性子，是硬被凑合一起的，才有此颠三倒四的说法。而在管控生产力的制度约束，已经处僵化的状况中，主导生产力之运动方向的官僚体制，根本没有在改革运动中得以改造，或者说价值判别的标准被垄断在个人模式的固定体制中，根本不想予以改变的状况，却还要别有用意地坚持科技“第一”论，在改革实践的后继进程中，也就很快暴露出别的用意来了。　　

不是因为有什么新的领导智慧，真得可以发挥科技的第一作用力，而是用意在提升“资本”管理的作用力，不敢直白说“资本是第一生产力”，不敢直白说，固化自己权威的特殊地位，只能靠资本家来帮忙一起统治，来领导这批工人阶级加快劳动。官僚体制的精英分子，不肯为劳动者利益，改革僵化了的管理，还要恢复旧体制的管理方式，使得制约生产力的管理因素，由僵化走向腐败。虽说手中权力，挂名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哪里敢与普通工人对话，敢接触具有批评意见的工人思想，去接受有关工人权益的质疑，去推动工人一起管理企业，满脑子的科技要素，或者说是资本要素，反正两个要素，都是一回事，在其头脑中基本属于一个概念，成了“老龄期”的一种思维定势，也是钦定“接班人”的思维框框，至于工人这个要素，根本不需要承认有什么经济效率，早就丢在九霄云外。所以要论社会的经济运行，确实没有什么好的领导办法，只能从资本要素上做文章了。　　

为什么说，领导人的思想觉悟很重要，应当是第一位的呢？在这一个问题上，我觉得，要来一点“精英主义”的意思了，（请注意，我说是一点，不是两点，更不是全要咯）不这样思考，我们的“群众论”就不能战胜“精英论”，我们的历史唯物论，就缺乏辩证性了，也会显得呆板。就是说，在肯定群众创造历史的论点上，依据的是价值创新，是劳动的价值增长与发展，是劳动者群体在书写科技发展的历史，因此归根结底，“工人力”是第一要素，同时，要肯定精英书写的历史功绩，依据的是价值分配，是价值发现的顺序，具有很偶然的领先意义，但不具有永久不能被别人领先的固定意义。中国的文革之所以伟大，是我们由此认识到公有制的分配机制，具有无可估量的发展潜力，具有最彻底的民主意义，最富劳动活力的无限生机，所以这深远的历史影响，应当归功于毛泽东个人，这不是按“一百年”的概念模式，所能计量得了的，而在于新生事物的萌生，尚处初创时期的磨砺阶段，尚未被大家认可的机理，才具有与人们熟视无睹的习惯，截然不同的醒目价值。惊醒的价值创造，需要惊人的艰巨劳动与觉悟，这就是毛泽东的劳动，虽然不被当代的管理层所尊重，但也是没有一个改革家，能够获得毛泽东那样长期受人尊敬的殊荣，没有一个领导人的思想，能够超过毛泽东的原因。有了毛泽东的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就有胜利的保证，否定毛泽东的根本思想，中国社会的进步，就失去了方向与希望。所以说，领导人的思想觉悟高了，在公有制的运作原理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民众的公有制思想，也就进步了；反之，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言论，在民众听了，“干打雷。不下雨”，促使大家的思想品德，也好不到哪儿。这个道理，就包含在共产党领导社会经济的生产运动中，我们把这样的运动逻辑，统称为“以身作则”，我管这样的逻辑，看作社会定理之一，以此提醒大家，是公有制企业资源优化的配置原理之一。　　

但这里的“以身作则定理”，不是指一个普通党员的模范作用，而是指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以及关于维护公有制的政策理论等等，具有领先觉悟的模范作用。如果中央的领导人，失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那么成千上万个党员的模范贡献，也抵不住一个领导人的资本主义路线政策，领导人科技性的智慧可以不比咱们多，阶级性的智慧，可不能太少，不能混同于我辈草民那样，那“市场经济”到底姓社姓资，一谈就糊涂，不经意的一句话，即便说不清楚，也把政治方向都蒙晕了。别的不说，从1978年起算，讨论了十五年的真理标准，也还是搞不懂社会主义的辩证法，以前一百多年的实践标准，都可以忘却，都可以舍弃了，随便凭赖个性特色的一些“解放”之论，就一下子固定了党中央路线的决策标准，就可以当成未来一百年的指导真理，这改革当初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有多少真实的意义呢？大家觉得“资本家”不错，也能够为社会主义做贡献，于是咱们也就不得不糊里糊涂地跟着设计师的思路转悠悠，这思想也算“解放”了。于是有人大胆跟着资本家起哄，一起把公有制企业搞砸了，否定了，也还觉得很“正常”，挺“解放”的，解放到工人资产权被廉价卖断中的彻底剥夺，才看清楚改革家不敢光明正大，进行对话的政治面目。共产党的路线决策，不再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心”里头，社会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舆论，也就兴“风”作浪，资产阶级要求党和国家“撤销政府管理”而持有的私有制欲望，也就越来越强烈，公然成为资本家权力“解放的经济口号”，以经济形式，成为压剥工人政治，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竞争谋略。资本家关于“第一”权之争，可以说无孔不入，不需要复杂的理论阐述，不需要麻烦的民主程序，一个简单的授权，一种便捷的交易，就可以完成。　　

视资本要素为第一的观念，分明是一种落后的思想观念，却能在 “世风”日下的上层建筑，被浸透暴富心理的决策人物，鼓吹成先进的生产力，足见靡靡“南风”，否定文革精神的逆向思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狂热，不是仅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问题，而是在霸王风月的态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反向运动。这反向运动，明显表现在近十五年的许多改革政策，在这资本意识刮起的南风运动中，使我们在重新确认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论，增加了许多困难，很难让人们弄清楚“工人阶级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思想。虽然说，消极的反动要素越多，积聚的革命因素也更多，但积聚的困难性也更大，更加漫长，人民的不必要投入，也将更加地巨大。第一次文革的教训越深刻，那么第二次文革的意义，也就越具有深刻的含义与创新的难度，毛泽东用他十年文革的时间，向中国人民反复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警告大家，一定要全力关切中共中央的方针路线，他留给后人的问题，希望能在中国人民的觉醒中，获得解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所以说，第二次文革的形式，不再停顿在管理权之争方面，而是在决定方针路线方面的理论争夺，更多是在打碎旧管理模式的理论方面，进行一场上层建筑的意识革命。通过对无产阶级人权成本的测算，来阐述劳动者个人的权益解放，有着资本权的解放所没有的生产力意义，为“劳动权”战胜“资本权”，打一场理论界的阶级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文革的失误，值得记取，好心办坏事，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方法，需要改善；文革的本质，必须肯定，诚实办正事，最能解放人的有效方法，应该坚持。坚持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当权派，通过污蔑“文革”的不实之词，大肆否定劳动群众正在觉悟中的解放运动。八十年代之初，中国的无产者，未能有力阻击资产阶级在党内领导权的争夺，但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到了九十年代初，资产阶级不再有所顾忌，一改以往收敛在思想领域的争论，而是直接对劳动人民的所有权，实施剥夺的政策措施，任何反对意见，都没用，基本攻占了无产阶级的舆论阵地，继而展开他们对于劳动者解放理论的全面进攻，向广大企业员工实施资产阶级专政，但他们是不敢坦率承认是专政，而是依靠“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法律武器，对企业生产实施独裁方式的劳动控制。

既然要应对资产阶级疯狂进攻的这场恶战，要打好这场理论界的硬仗，我们就该分析一下，改革家的“第一”论，能够在中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思想，或有其什么成功的地方，就该弄明白，使我们的科学思想，在向领导地位的进军中，碰到了哪些的不科学障碍。换句话说，也要了解，资本思想的科学性在哪里，中国的改革究竟算是成功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的不科学又在哪里。只有通过这种曲里拐弯的分析思路，才能在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探索人民熟知的科学真理，才能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信念，扩化成人民利益中的生活观念，逼使形而上学思维，从领导层的改革路线上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