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粮食时代已逝，中国准备好了吗？

　　

　　
[ lup ] 于2008-05-06 强国论坛


　　读完《新京》5月4日的道：《联合国官员称粮食危机源于过去20年错误政策》，心中反复思考的关键词是两个：“投资农业的必要性”和“廉价粮食时代已逝”。如果说粮价上涨正给全球各地带来一场粮食危机，这场危机源于国际组织或机构低估了投资农业的必要性；我觉得2004年1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正好是与这些机构的评估相反，于是中国在这次国际粮价上涨的狂潮中，国内粮食市场才能稳得住。如果说：“廉价粮食时代已逝”，令人思考的是未来国际粮价的走势对中国粮食生产究竟是祸还是福？

　　

　　中国13亿人，18亿亩耕地，人均耕地不到1.4亩，不足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这是中国国情。按理说中国的粮食价格应当比较高，自从中国把粮食放开之后，粮食价格并没有走高。由于农业产品价格不高，农民收入就不会太高，工业化过程对农业的冲击；加上国际粮价比较低，这种冲击对于中国农业似乎是致命的。2003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只有.5万吨，创14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所确定的“投资农业的必要性”也来自于清醒的认识中国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清醒的认识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中国耕地与人口的矛盾是中国发展中不能忽视的问题，有道说：截至2005年10月底，全国耕地面积18.31亿亩。离“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未来5年耕地保有量为18亿亩的约束性指标仅剩3100万亩。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十五”期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9240万亩，这五年每年可耕土地是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五年以供减少5%。是“十一五”规划中计划控制的新增建设用地的三倍之多。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土地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关闭土地闸门中央的决心是大的，据道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比上年净减少61.01万亩，但是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胡存智表示，考虑到建设占用耕地的必然趋势，生态环境保护和耕地后备资源紧缺的制约，以及农业结构调整和灾毁等难以消解或不可控制因素，我国耕地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依然面临很大挑战。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放言：“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茅于轼的观点是：“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2004年的时候，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对中央一号文件，反映并不是非常坚定，当时国际的粮价比国内低得多，于是就产生一些不同的认识。认为国际粮价低，中国种粮食不划算，种粮不如买粮，种粮食作物不如种经济作物实惠，更有甚者认为农民死守土地没有前途，只要有人来投资一些干部表示能代表当地农民将把土地无偿奉送——“零地价”就是这样出笼的。可以想象，今日中国真是依赖于国外粮食进口，那么中国今天必定会出现不安定，世界性的粮食价格上扬会给中国带来的打击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茅于轼作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并不是糊涂的，我总是还以他是在误导，他说是大国经济利益的代表更恰当一些。茅于轼也应该看看美国是怎样保护本国的农业，保护本国的农业产品。WTO的规则打破了贸易壁垒，但是新的壁垒又出现，各种贸易限制层出不穷。如今中国粮食还能自给，美国《生物能源文摘》5月1日公布最新研究告称：中国人吃肉增加才是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如今中国并不依赖世界粮食，如果真的要向国际上大量购买粮食，中国的日子能够好过吗？

　　

　　老百姓痛骂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我看不是没有道理。就粮食问题而言，如果真的走上向国际大量采购粮食这一步，中国经济离全面崩溃也就不远了。

　　

　　笔者认为“廉价粮食时代已逝”未必是祸，对中国发展未必不利，关键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农业政策，关键是应对这种国际这种新经济格局，中国准备好了没有？

　　

　　世界粮食价格走向将考验中国人的睿智，国内过低的粮食价格对发展粮食生产是不利的，因此适度放开，适当提高国内粮价的时机已经成熟，粮价的提高对国内粮食生产是有利的。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提高的幅度不能过大，不能把粮食价格直接与国际粮价接轨，因为国际间调整粮食生产的潜能显然比国内调整能力强了许多，国际粮价一旦回落，要让国内的粮价也回落对国内粮食生产形成的负面因素不可估量；其二是提高国内粮价国家要有强硬的宏观手段控制收购的主动权，把提高粮价的实惠大部分让农民所得；其三是粮食价格提高过程要防止其它商品搭车涨价，要关注低收入家庭由于粮食价格上扬带来的生活困难。这三条是要做得非常细致，绝不能麻痹大意。

　　

　　种粮农民收入过低的原因是城乡剪刀差引起的，过去也受到国际粮价过低的影响，现在提高粮价促进粮食生产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提高价格不能代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农业的补贴也要随之加大，因为现在粮食生产的成本也在进一步扩大，农资产品价格的上涨的因素不能不考虑在内。国内农民不愿意种粮，有的地方实行季节性抛荒的原因是种粮的成本太高。从中国现有耕地的现状看要继续提高粮食总产量主要的功课在于提高土地产出，提高土地产出就需要加大的经济投入。如果粮食产出增加了，农民增收幅度不大，或者不增反减，必然会直接打击农民种粮积极性。

　　

　　中国东部，中部非粮食主产区，这些地方粮食生产规模不大，土地产出比较高。与工业经济发展相比较，农民宁愿务工，不愿种粮。因此，笔者建议这些地方的省级政府应当有一个统筹规划，从地方财政中也提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反哺当地的粮食生产，发挥中央与地方财政的两个积极性，促进这里的高产良田保持高土地产出。关心粮食安全不能只是国务院一家的事情，地方政府要有所作为，正应为当地工业化程度高，就更应当对粮食生产给与支持；正因为是商品量的销售的大省，就更应当多出钱支持农村，反哺农业。

　　

　　国际间廉价粮食时代已逝的背景非常复杂，未来的国际价格粮食走向有许多未知因素，有石油价格的影响，有自然灾害的影响，也取决于农业大国粮食政策调整的力度。中国13亿人口，不能等待国际间的各国粮食政策的调整，而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要坚定用18亿亩土地养活中国人这个决心，把中国的农业问题搞好，这也是中国对世界持续发展的重大贡献。

　　

　　廉价粮食时代已逝，中国准备好了吗？

　　

　　2008年5月6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