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座大山的背后---试问高房价的成因　　

　　

　　本人才疏学浅，文字能力更是可怜。第一次在乌有发贴，不敢班门弄斧，一些个人的想法，不耻拿出来现眼，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指正。尤其希望先生（如黎阳、宏良等）、“和尚”（如这僧那僧）、道人们给与指导帮助。　　

　　

　　众所周知，改革三十年，高额的教育费用、疯长的房价以及难以承受的昂贵医疗已经逐渐成为了重新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小民苦苦思索，为什么这三座大山得以形成并且越堆越高，越来越重呢？商人暴利，黑了心肠聚敛财富？可既然咱们都承受不起了，不去负担不就行了？既然都市场经济了，大家都不去买它，不就涨不起来了吗？就算拼命炒作，最终没人去消费还不是白搭。就拿房子来说，现在的房价已经涨得大多数人都买不起了，那究竟是什么力量能推动它还在涨呢？这个问题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试着从各种方面去思考仍然怎么想也想不通，后来终于有一位官员和某经济学家话让小民我茅塞顿开：“想不通那你就去死啊。”“房子是丈母娘的刚性需求”（在此感谢一下某官员和某经济学家）。哦，原来这些都是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刚性需求”啊，老百姓不去消费是会死的：　　

　　

　　教育上，依现在的社会环境和“学而优则仕”的状况下，老百姓的子女必须就学，并且学历越高越好，否则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生存，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让老百姓们自然而然的期望自己的孩子通过学习（这里仅指通过考试取得文凭）能有出头之日，尽管他们并不明白作为老百姓的孩子学得再好也难有出头之日（人民的儿子除外）。如果学历不高甚至是文盲，那就只能等着穷死。　　

　　

　　房价，不买房子难道睡马路、睡桥洞？寒冬酷暑风吹雨淋，谁人受得了？那么穷得实在没办法，咱搭个窝棚暂避风雨严寒可不可以？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中国有一支优秀的城管队伍。据我所知，马路边桥洞里被冻死已经现实发生（当然，即便睡马路睡桥洞也仍然是要躲着城管的）。　　

　　

　　医疗就更不用说了，人吃五谷杂粮必然要生病，生病了必然要就医，否则只有等着病死，什么？小病可以不用就医，扛一扛就好了？等拖成大病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问，究竟是谁把这些关乎百姓生死的“刚性需求”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然后轻描淡写的一句：经济杠杆自然调节，这无疑是以资本的名义把刀架在了老百姓的脖子上！作为百姓，还有哪些刚性需求可以被市场化？可以被用来作为榨取血汗的工具？就我目前能首先想得到的，就是转基因主粮，肉贵了可以少吃甚至不吃，主粮能不吃吗？想饿死？　　

　　

　　下文只讨论高房价问题，教育、医疗问题有待有识之士加以论述，至于转基因问题，本文更不赘述，否则容易变成恐怖小说。　　

　　

　　房价为何可以一高再高？其隐含的高风险已经非常清楚，政府也一再出台各种调控措施平抑房价，可笑话的是往往调控措施出台反而促成新一轮的暴涨，玄机何在？　　

　　

　　从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经过轰轰烈烈几年农村改革，短期内的确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与之前的生活物资相对匮乏相比形成了鲜明的记忆；同时沿海经济特区的建立使得当地经济开始迅速起步（其繁华的原因可参照解放后的香港），这一在中国自己土地上建立的“外部”世界其生活方式以及物质丰裕成为中国改革合法性的重要。随着改革在传统的农业领域释放出最后的能量之后，中国农民（尤其是沿海地带和长三角地带农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胆量选择增加收入的新途径——乡镇企业。当时城市的经济改革相对滞后，以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经营手段卑劣著称的乡镇企业居然取得了魔术般的胜利。同时，对外开放在内容及地域上不断扩展，由点及面，从几个孤立的经济特区延展到广大的沿海地带，又一次再现了中国近代史曾经出现过的“沿海中国”格局，这些为后来若干年的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和物质上的基础。在城市方面的改革，面对庞大的官僚体系的守旧（保守派往往主张改良计划经济），采用了“放权让利”，这一模式的基本内容是：官僚体系（包括政府的各种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对中央政策精神的理解，来组织、推动、参与经济活动。为了加快改革的步伐和鼓励积极性，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鼓励“改革试错”，以“猫论”确立了经济发展为唯一要务，同时为确保经济增长目标不受到损害，以“不争论”的方式“防左”（毛的“反右”只是反对，人家可是干脆防止），中国改革于是失去了被监督和修正的可能。城市改革在这样的模式下迅速的开展起来，官僚体系的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即便个别人还存在的一丝顾虑也被“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彻底打消。对于官僚体系来说，只要是推动了经济增长，其任何作为就获得了合法性保障，不管这种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也不管这种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如何脆弱和虚假，更无需对这种经济增长的实际分配后果负责。这大概就是90年代之后干部提拔标准越来越“GDP化”的来由。同样，只要官僚体系还能继续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任何对政治权力的批判及改造努力都将被视为对经济增长的威胁，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因此是“非法”的。　　

　　

　　1984年，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与中国城市的收入差距一度从2.5倍缩小到了1.8倍（之后就更大幅度的拉开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普遍的收入提高以及对外开放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创造了一个个让人目不暇接的消费浪潮。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潮下，以放弃了包括大飞机、航母、计算机、整体工业自动化等等国防、民用工业（因为带不来现钱）为代价，家用电器等象征现代生活品质的消费品快速进入了普通中国人的家庭。自此，老百姓对改革的疑虑烟消云散，对个人前途的憧憬和自信，对改革所能带来美好未来的深信不疑令他们认为自己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坐等改革的奇迹在自己身上发生。这种热切和兴奋被建国35周年的庆典上那面写着“小平，你好！”的横幅表达得淋漓尽致。　　

　　

　　然而，好景并不长。这种放权力与官僚而非放权利与人民的模式使得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变成了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官商和最早一批“跨体制利益集团（权力资本集团）”，老百姓精确的称之为“官倒”。同时应运而生的是曾经被称为“个体户”的私营业者，这些人主要成分是那些被排斥在正规体制之外的城市下层阶级，他们通过长途贩运等最简单但也是最辛苦的方式活跃在流通领域，以填补经济空白，迅速成为了一个个在中国城市中被羡慕的对象，同时形成了城市中最初的财富差别。当时“万元户”的故事对于年轻人的刺激性绝不亚于今天的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无视“马太效应”的良好愿望出台，整个社会投入到了“抢钱”热潮中，由于任何官僚体系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这一模式的隐含意义就变成了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的维护和扩大官僚集团本身的利益。于是整个社会的“抢钱”行为自然少不了权力资本集团的身影。这种民间、官方一起疯狂地抢钱几乎导致了金融危机，直到宏观调控的实施才得以控制，宏观调控重新恢复了地方、民间及中央的权力平衡，自此由以前的“乱抢”变成了有秩序的抢，变成“以权抢钱”，变成“只准我（以权）抢，不准你抢”。（在下扯得远了，见谅）　　

　　

　　中国改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目标是：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为保证经济良好发展，必须保证社会稳定，否则必然影响经济（当然也会影响政权），所以稳定又是压倒一切的。那么，问题来了，资本的本质就是攫取，权力资本集团以及任何已掌握一定资产的人自然都不会例外，攫取必然带来贫富两极的分化以及难以遏制的腐败，当贫困人群的生存出现困难，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我们现行的办法是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既满足资本集团的攫取，又最低限度的保证贫困人群的生存。于是一个荒诞的经济逻辑在经济史中出现了：不保持7％以上的增长速度，社会就不能稳定（太油菜了）。按小民的理解，这言下之意就是，若不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失业问题，金融问题等一系列曾经被速度掩盖的问题就将大白于天下，我想这大概就是党政工作要点中GDP“保八”的缘故吧。　　

　　

　　可是经济发展自有其规律，涨涨停停甚至落落都属正常，只要大的趋势是涨的就不必去计较一时的回落，可中国社会已然承受不起经济回落，于是GDP的涨幅成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尽管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已经意识到“唯GDP论”的危害，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但是一旦经济失速可能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仍然无法回避，所以“保八”依然是维持稳定的重要手段。　　

　　

　　如何才能“保八”呢？靠基于“三来一补”的出口加工业？靠服务业？对于各地政府来说，显然房地产是非常好的选择，以近十年的房地产行业来说，“九五”计划确定的GDP增速是8％，最后实际增长8．6％，“十五”规划确定的是7％，但最后增速是9.5％。GDP的实际增速总是高于规划目标，为什么？很简单，政府卖地，地产商贷款建房，有经济能力的（和没有经济能力的）再从银行贷款来买房，一来二去，钱赚到了，GDP也上去了，政绩也就有了，皆大欢喜。况且，既然买房成了“刚性需求”，那自然人家无论怎么提价你都得受着。政府干预房价？且不说有没有地方政府从房地产中渔利的可能，就从目前的房地产价格早已背离了实际价值（连租金都远远低于银行利息）这一点来看，一旦失去了涨价预期，谁还去买房？没人买房GDP怎么上得去？GDP上不去岂不就成了破坏稳定大局的罪人？所以只要房地产绑定了“保稳”的战车，那么这一经济泡沫就只能越吹越大。　　

　　

　　怎样才能保住泡沫不破？　　

　　

　　泡沫越吹越大终有破的一天，这一点不为人们的美好愿望所改变。况且以美帝为首的西方资本帝国正虎视眈眈的顶着中国这块日益成长起来的肥肉，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势必造成中国经济的重创和中国社会的动荡，帝国主义刚好完成多年的夙愿趁乱加以掠夺，让中国重新回到一穷二白。即便我们自己小心翼翼捧着这个泡沫不让它碎，只要时机合适，帝国主义也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打碎它（这一点，只要留意一下藏在房市中的境外热钱就可明了），届时精英卖国贼们必定里应外合、群魔乱舞以求分得一杯羹。这正应了水火先生《和尚要拆庙》一文（水火先生已潜水多月，不知可安好）。作为无产阶级，尤其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具备在夹缝中奋斗求生存的能力才能最终走向胜利。由于泡沫破灭对中国经济、政治乃至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我们既要阻止它继续膨胀，更要防止它破。在下以一己浅见抛砖引玉，供广大有识之士笑阅，并盼望引来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　　

　　

　　物理学上有个有趣的现象，当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等同，皮球就不会继续鼓胀，而随着外部压力的增大，皮球则会逐渐缩小，小民窃以为这一原理也可应用于房地产泡沫（乃至其他的经济泡沫）。新一代的领导核心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真正合法性所在），抛开GDP的束缚（哪怕出现暂时的经济滑坡也是为了今后更大步的前进），重拾共产主义信仰，带领全国人民杀出帝国主义重重包围。首先，对外拿回我们的黄金，收回我们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债，斩断人民币与美元的联系，撕毁所有不利于中国的所谓条约；对内清除汉奸买办、卖国贼和反动精英（尤其那些把关乎百姓生死的“刚性需求”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反人类精英），领导全国人民走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次，对外加强军力，严阵以待，谨防帝国主义恼羞成怒；对内有序增发货币，按全民共有原则，严格控制其切实流入人民的口袋，利用调控手段，逐步提高物价（尤其是生产资料行业的价格），直到整体物价达到一个新的合理的平衡点。第三，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对外开放，与全世界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共同进步，本着对国家有利的原则，逐步重新确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对内清缴反动派的资产（仅止于反动派），给出相当的时间跨度鼓励贪腐官员自觉改过（可以不记名），惩治拒绝改过的贪腐官员，引导全体官员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增强民主监督，恢复人民群众的“四大”自由，缩小贫富差距，限制生产资料拥有者的剥削，严格实行按劳分配。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引领中华民族开创一个新的纪元。　　

　　后记：来乌有两年有余，学到了很多。决心不再只做个看客，要与同志们一起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