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黄觉：

静下心来想想，喝狼奶也没什么不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民族，哪个是喝羊奶喝出来的？不都得靠龇牙么？从前是在战场上打，现在是战场商场两边打。中国后来遭人欺负，恐怕就是狼奶喝得少了，对外眦不出牙了。果真是喝了狼奶长了狼性，对自己倒未见得有多少坏处，只有被吓着的人会大惊小怪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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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黄纪苏：

T女士硬是比浩力肯多往深里想，往后把“女士”改成“女史”，你别不好意思。

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内容，就是官僚体制一种资源转变为官、商、西方等多种资源。既然是资源，书记们在向老板转型时不免手拎肩扛，很少有挂冠封印两袖清风出衙门的事情。知识精英也一样，面对新宝藏，他们也不会简单放弃旧宝藏，而是发明了一种面面俱到的绝技，这种技艺一旦炉火纯青，便能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既然是资源，最大值才是最终的考虑。几种资源，最好一个不能少，如果一个特别多也行，全看最后得数哪个大。如果减去某项资源等于其他资源翻番增倍，虽然人文知识精英算术欠佳，也还是能算得过来这个帐。得数摆着，再在官、商、西方之间取舍就容易了。李大同答记者时得意洋洋，说他能在一场大旋风中处于焦点位置真此生不虚。李的成就感显然是一番加减乘除后的结果。头些年有位吴宏达回国偷拍共产暴政结果被拘了几天，回到美国四处讲演，收费无数。我同学的朋友去凑热闹，因为都是上海人，开讲前用乡音劝他实事求是一点。你猜吴说什么？这帮美国傻X不蒙他们蒙谁呀！张艺谋跟刘晓波谈心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九十年代初我在美国看报看见的。技老如此，能不赚得钵满罐满？(写《不为人知毛泽东》的那个张戎，我一位朋友前几年在伦敦还拜访了她，寒暄时夸她是当今英语世界最流行的中国作家，张立即纠正道，怎么是“当今”，是古往今来！这位朋友用“商人”一词概括对张的印象)前一向另有某君或静气不足，或运气欠佳，反官反得如丧家之犬，只好以暴土狼烟的裸奔向注意力经济方面找补损失。裸奔奔来的资源虽为不良资产，但市场经济却有只认绝对值而不管正负数的妙处，过段日子大家只记得他四蹄生风过而不记得他一丝不挂过，也是可以预见的。从资源索取角度观摩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浩力也许不同意。但经济人理性人的视角没有理由不用在这些人身上，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最推崇的世界观－－看什么都这个角度，除了看他们自己。浩力你们制定的学术规范，有不让怀疑学者水平及人格一条，我一直觉得可笑，怎么把宫廷画师的行为准则搁社会科学这儿来了。“科学”就是实事求是，长什么样就画什么样。

T女史的“真正”宽容不知是否有“绝对”宽容的意思，那我则不知道太阳底下有没有过这回事。最近报载英国史学家因否认纳粹大屠杀被判刑三年，说明宽容的故乡还没咱们这儿宽容。那位史家只说了没屠杀就判刑，而有人说了圆明园该烧却自由自在。又，自由主义的一条滚动广告词是“我虽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一定捍卫你的发表观点的权力”。可惜这回李大同他们的言论自由却是有固定尺寸的，不小于二尺一，不大于二尺二，小了自己穿不进去，太大了无干的人也钻进来，那就成“暴民政治”了－－中青报李方也说民主要放到大小正合资产阶级的腰围，放太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就上台了。再看朱厚泽诸老所列该捍卫没捍卫住的名单，全是发表他们观点的刊物。他们的“我虽…我定…”若有半点诚意，也应该多少意思意思，把《中流》《真理的追求》包括在内。倒是网上毛主义者老田撰文批判袁的“汉奸言论”，同时反对中宣部封刊息争的做法。自由主义的帽子带老田这样人头上比他们头上还合适些，这是中国当今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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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T女士：

纪苏太过刻薄了！虽然文是美文。想那“裸奔”断不是“理性人”的上选，反正不可能是李大同们策划的先“裸”后奔。当然实在被搞得一无所有，索性一“奔”，也不失为绝处谋生之举，那确实就不能说里面没有算度了。可“六四”后奔到海外的精英们谁人不是“只记得他四蹄生风过而不记得他一丝不挂过”似的落寞悲凉，只怕见那些没“裸”过的小兄弟们现在国内赚得钵满罐满，牙都恨出来了。

我虽妇人，但所言宽容并不是无原则的良善，而是最简单的，让别人说话，只要不违法。袁伟时可以说，王小东也可以说；貌似温文者可以说，貌似不羁者也没有拒斥的道理。所谓言论多元自由。右派以此为标榜遭新左们攻讦，那左派们也该作出个样子来嘛。不要老鸹站在猪身上——只说人家黑。我有党无派，只认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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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拜读过了，平心而论，真的透彻犀利．之前对冰点事件也有所耳闻，看了黄老师的文章，才觉得清醒一点．

我的一些朋友里，也确实有那种只要中央反对的他就支持，只要中央支持的他就反对，好象中央永远是弱智和反人民，唯有自己才是自由与民意的化身．我对这种言论和心态都持反对态度．不论什么事，还是应该客观综观地看待，这样才能相对保持独立与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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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杨鹏致黄纪苏信：

呵呵，每个阶级甚至每个人，都习惯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民利益，以博取支持。马克思早说过了。所以，关键是看谁的利益和谁的原则最有力量。恐怕这是真实。公，如果是各阶层利益的平衡点，这就对了。我认同开放言论和社会组织，让各阶层的话语和政治代表和平博弈，由投票表决来决定平衡点。冰点事件，我关注的是政府处理的方式，并不太关注袁文观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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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黄纪苏致杨鹏信：

没错，就像你或马克思说的，“每个阶级甚至每个人都习惯将自己利益说成是全民利益”。蒙着来的确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习惯，但肯定不是好习惯。所以这些年大家（包括自由派和新左翼）才热火朝天地揭穿国内国际各种靓妆。这次李大同他们轮到自己也打算蒙着来，精华素、眼影膏一层又一层，那就别怪其他人继续撕画皮、扒牌坊的工作了。
不同群体各自的利益是有共同点的，这也没错。社会中上层的利益和中下层的利益都是利益，都需要表达，都需要一定的言论自由环境，洪水来了，猫跟耗子都活不了。所以，我们从来没赞同过中宣部到处贴封条，包括这一次对《冰点》。在维护共同言论空间方面，我们这些人比自由派人士还要真诚些。王小东评袁文章中讲得很清楚，不同意封《冰点》的做法。就连认定袁文为“汉奸言论”的毛主义者老田，也鄙斥封刊止争的做法。而自由派人士呢，杨兄不举别人就举你吧，你在《亚洲周刊》的文章里把“左翼愤青”的言论提到那样的地步，这是在寻找共同的平衡点－－“公”－－么？
咱们以往议论过不少民主，那就再接着议论几句。民主需要共同的言论空间，同时也需要不同的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有明确认识，需要各方尽量坦诚一点，是共同的就说共同的，明明不是共同的也别故意说混了，大家清水摸鱼，谁也别混水摸鱼。你们推崇的“经济人”、“博弈”、“契约”，还有“市场理性”，不就是鼓励大家在分清楚利益的基础进行选择么？还是说分房的例子。从前我所在的那个单位从来没分我过房，可领导一到向上面要房的时候就对我笑容满面，催我填写要房申请。我说到底有没有我的份，给个明白话我再填。他想了想说，只能拿你当分母，恐怕当不了分子，就算帮帮同事忙吧。我权衡了一下，决定就当分母，首先是冲着他不骗我，其次是我想让一部分人先有房，我就等到共同有房那天吧。民主就是人民在明白怎么回事的基础上做自己的主，否则跟专制有什么两样？改革开放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但我很认同它所树立的理性价值观（虽然也有可议之处）。理性的核心是真理原则，真是一柄双刃剑，对中国革命的老神话它毫不留情，对改革开放的新神话它也不必客气。不明真相的结果是文革大民主，是红茶菌、特异功能，是颠倒四六运动之类的集体行为。集体行为往往一哄而起，然后一哄而散，这样的事，我们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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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黄纪苏致S女士：

你朋友们的情况，并非个别，反官在知识分子中早已是普遍的社会心理了。主要原因当然是共产党历年犯下的错误，反的合理性也在那里。但其中“时趋”“从众”的含量说来也不低，用台北前局长龙应台的话说，就是“对任何统治者都绝对地不信任”。如果对舆论不存一副媚骨，龙女士这种自己未必相信的昏话，讲得出口么？

一些人之所以那么热衷于吃反官饭，以致吃成了专业户，就是因为这饭有地方吃，而且容易吃。1980年代、1990年代到欧美吃（包括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最近几年可以到资本家那儿吃。民间普遍的反官心理，更为他们提供了沽名钓誉的好去所，看他们竿了线了钩了桶了，外加胡床也就是小马扎，早出晚归，乐此不疲。其实反了官他们也吃不了太多亏，王小东分析得透彻，真正跟他们发生接触的，是共产党的中层官僚，这些官僚无立场，无激情，饮食男女而已，看摊拿钱而已，你爱反不反，他才懒得理你。更何况，党内还有一个强大的集团跟他们里应外合。更何况，整个官僚体系这么多年弥漫着一种沉船（也叫“转型”“接轨”）心理，跟船边漂着的木板、水盆、轮胎之类交朋友留后路，是官僚阶层的普遍行为（腐败的心理原因一半在这儿），这一点傻子也能看明白。当然，对于反官也要具体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前一阵的太石村事件，年轻自由主义者郭飞熊我看就值得钦佩，有点仁人志士的意思。而刘晓波围个“民主”头巾，拖条“三百年殖民地”尾巴，也往里挤，真跟《阿Q正传》里五十开外的邹七嫂见处女跑她也跑似的，拿到春晚倒挺有娱乐效果的。

不少朋友认为此时对袁李说三道四不合时宜，也是顾忌反官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的存在，说明对极左反弹的历史过程还没完结，极左欠下的债还会为极右提供各种消费卡，让他们疯狂购物，满载而去。而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舆论，不可能听任袁伟时种“历史学家”用“拳匪”“反人类罪”肆意侮辱本民族的受难者（郭飞熊提出的“人伦底线”值得认真思考），也不可能听由李大同举着“天下公器”的通行证，拉着一党一派的私货，办完事一脚油门又开进《正气歌》。老说“独立知识分子”，真正要独立，就不能一点不破费，包括得罪以反官为时尚的社会心理。我一个朋友过去高考数学考五分，大家都啧啧称奇，因为不通到那地步也属罕见。同样，中宣部真要举手投足事事皆错，那不成千古奇观了？是是非非，错的就反对，对的就不反对。中宣部动不就动就贴封条既愚蠢也专横，应该反对。但这回说袁伟时文章美化帝国主义侵略，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话有错么？这个问题对知识分子的“独立”判断还真是个考察。如果心里不觉有错（私下很多人都认为没错），但碍于是中宣部说的，不敢说没错，只好“宽容”“全面”的兜圈子，那么考察就不能说通过了，还需留下继续查看。

中国社会利益本来四分五裂，就应该在四分五裂的真相前或前提下讨论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合之道，实事求是地探讨解决诸如民主、自由一类问题的办法――其实产权都明晰了，这点利益又何必蒙着混着说呢。用官－民对立来简化中国当前的矛盾，在许多人或许是思想懒惰（“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思路），在一些人则是别有用心、混水摸鱼。还是以车做喻：中国资产阶级的宝马宾力车队载着亲朋死党以及丰乳肥臀在大道上载欣载奔，“撞了白撞”的警笛鬼哭狼嚎不说，还把诋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传单撒得纷纷扬扬。其中一辆车熄火抛锚，车主摇下玻璃慷慨陈词，让周围的路人都来推车：这是我们的车，也是你们的车，但归根结底是咱们的车，也就是公车――还愣着干吗，赶紧动手啊！我们这次针对冰点事件所做的，无非是向路人介绍一个事实：这车虽然理论上可以当公车，但一直在拉私货，而且私货本身已多得超载，就算车主有一心为公的愿望，恐怕也没那地方了。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路人或是散开，或是帮着推，或是从此改行当轿夫，把轿车当轿子抬，那都是人家自己的选择了。这种明白真相的选择，才是未来民主所需要的真正“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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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关于贺卫方《治史者应当谦逊》：

看到这些道貌岸然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大人物，党同伐异，一点公正、一点道理、一点羞耻都不讲，真是实在令人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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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

其实，“就学问的类型和特点”来说，治史倒是不用太谦逊，因为历史是一次性，过去时，而且死无对证。诗无达诂，史也一样。最需要谦逊的是三月份的天气预报。比较需要谦逊的是法学中的破案，以贺卫方在此文中泄露的推理判断能力，放到那个岗位格外要谦逊――教学没事。

他这篇文章我看了一大半时，还以为是在批评袁伟时呢，后来发现不是。所以，我也需要特别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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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

贺卫方的文章指责张海鹏（在《中青报》发表批袁伟时文章的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不“谦逊”。可我看张海鹏的文章基本上是在用史料说理的，但他加进去的那些意识形态语言确实毫无必要，且招人烦，包括招我烦。问题是，张老先生至少没骂人，而袁伟时是破口大骂别人的。贺卫方为什么不对袁伟时说“治史者当谦逊”，却要破口大骂张海鹏呢？拉偏手也不能拉得这么肆无忌惮吧！另外，我们再看看贺卫方自己“谦逊”了没有呢？贺卫方在文章的最后结尾说：“建议他顺便读一下该报第一版，那里有一个标题仿佛就是给他量身定制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逃脱不了失败命运”。这里我倒想说一下了，贺卫方先生讲：由于历史上的事并非我们亲历，所以治史当谦逊，这话一点不错；然而，历史上的事我们至少还有史料，至于未来的“历史潮流”呢？我们非但没有亲历，连史料都没有，贺卫方先生是否也应该“谦逊”一点，不要动不动就以为自己代表了“历史潮流”呢？
说实在的，看了贺卫方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表现出来的逻辑能力，我深深地怀疑他是否有足够的智力从事法学研究。我怀疑他今天的地位完全来自他从官方获得的垄断权力，否则，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凭他的智力是不可能在法学领域获得如此之高的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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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老博：

共干李大同在共党喉舌报纸发表中大袁伟识为八国联军平反文章，被其组织撤职“发配”新闻研究所，遂向“国际社会”众机关报哭诉。此前，北大焦国标呼吁美国解放军快发爱国者导弹，速速摧毁爱国贼维护的专制制度。此类翻案文章蔚然成风！知识分子庚子后果有进步！走向共和原来如此走法！秦桧站起来了，洪承畴站起来了，让克林德也站起来吧，把克林德碑从中山公园请出来，重新立在西总布胡同。小右们痛恨的郭沫若“保卫和平”四个字当然要先磨去。
我不揣简陋，为这也许重立的克林德碑撰联一副。横批就用一战胜利后重撰的“公理战胜”。袁教授们可以继续寻找此碑初立时德文、拉丁文、中文写就的谢罪辞，也许美国解放军杀入北京时，袁教授们可以替下我这副：

蓝血精英拒纳共产乱党，不同何日致大同
八国文明降伏义和妖孽，旧识毕竟是伟识
横批：“公理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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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2月28日黄纪苏答《南方都市报》问关于在演讲要点：

李大同先生标榜其主编的《冰点》为“天下公器”，恐怕是大言欺世。据较熟悉此刊的网友观察，该刊所载多为自由主义立场或倾向的观点。其实这一点从《冰点部分作者声明》的署名也不难判断。反映特定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声音本无问题。问题在于，借用公众的名义对于被借用了名义而实际并未被代表的那部分公众，有失公平――就像过去单位真分房子没你，充当分母老有你。这并非诛心之论，李大同答记者问时讲，言论绝不能完全放开，一放开就要出现“暴民政治”，便清楚地说明他们要求的言论自由是有固定尺寸的，要不大不小正合他们的腰围。自由主义有条滚动广告十分动人：“我虽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一定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力”。这种贤人君子的态度与李面对驳袁文章“眼泪都要笑出来”的态势，出入不可谓小。再看江平李锐诸老的宣言，其中所一一列举该捍卫而没捍卫住的刊物，虽说不上自由主义的一言堂，但倾向是明显的。他们平日朗朗上口的“我虽…我定…”若有半点诚意，也应该多少意思一下，把前几年被封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包括在内。
再扯开一点。这些年，不少大老板也都穿上“民间”的迷彩服，收获本应向烤白薯磨豆浆倾斜的社会同情。这些年，张艺谋辈让党政机关单位出钱买票“帮帮中国电影”，也是把自己的钱包跟全“民族”的利益混为一谈。这些年，从经济崛起走向政治崛起的资产阶级为更上层楼，开始了向 “民主”的进军――这个民主自然也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中青报一位资深记者李方最近发表在《凤凰周刊》上的文章说得坦率：把民粹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送上台的民主政治最好别搞。再扯远一点。这些年，南美左翼、伊朗民粹主义以及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通过民选纷纷上台，对此美国保守主义精英慌忙反思他们前一向的民主策略，叶公子高似的。

所有这些，都说明拿公章办私事的方式还在继续，尽管人换了，名换了，地方也换了。应该向公众指出这一点，让他们清楚，言论自由、政治民主在社会中的分布并不像某些人所介绍的那样均匀；它们的实现也并不像某些势力所宣传的那样单纯。明白了这些美好价值在现实中的真实处境，对于我们健康地追求它们，扎实地建设它们，公平地享用它们，其好处恐怕要大于不明就里时的一哄而进，发现不对后的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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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黄纪苏致“自由亚洲电台”柯华女士信

柯华女士，

那天来电话采访，我问你是哪个媒体，你说是广州的；再问，则说是《南方都市报》的。后来从友人处得知道你是自由亚洲电台的。

那天我在电话里一再强调，为了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我们最好书面问答。后来才知道你给电话录了音，而且马上就播出了，我还认认真真做文字答复呢。

事情不算大，但也可以因小见大。自由只是你们自己的“自由”，跟你的诚信、我的权利，是无关的。

祝好

黄纪苏

20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