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王全杰访谈：真共产党官员不会怕财产公示

　　

　　 2008年02月29日

　　

　　2月29日上午10:30，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制革专家王全杰(右)做客腾讯网，讲述官员财产申的相关问题，并与网友互动。

　　

　　
　　引言：这是一个关于“官员财产申制度应该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议。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先生，五年来在两会上三次提出此项议题。在他看来，官员财产申制度局限性太大，而只有财产公示，真正让监督权利回归民众，让大家都能够看到官员透明的收入，才是防止官员腐败的最有效途径。

　　

　　这一议题曾被五十多位代表联名形成议案，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论，也引起包括中纪委的重视。他还建议政府官员、党政官员、公司资产应该列入《公务员法》，赢得了多数人大常委的赞成。但由于种种原因，阻力还是很大。一个议案要最终上升为国家决策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曲折？2月29日上午，王全杰做客腾讯网，讲述了幕后故事，并与网友进行了互动。

　　

　　以下为访谈文字实录：

　　

　　主持人芬芬：亲爱的网民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腾讯新闻频道两会系列访谈，我是主持人芬芬。在今天的两会系列访谈中，即将有新一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即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在我们新代表和新委员还没有到来之前，我很想听听咱们上一届的代表、委员们的心声，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来了一位老代表，已经当了五年的人大代表，他也提了很多的议案和建议。就在昨天，他又新提出了十五件建议。他是谁呢？他就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烟台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全杰先生，欢迎您。

　　

　　
王全杰：各位网友早上好！非常高兴再一次到腾讯网站做客。

　　

　　主持人芬芬：说到“再一次”，其实在年前的时候来过一次，谈了五年的履职经历，相信网民已经对您有了基本的了解。我这儿有您昨天提上去的十五件建议，听说这十五件建议是前期的时候通过媒体发起的系列活动，让很多网民关注您的这次活动，在您这个人大代表最后任职的一百天期间，最后整理出来了这十五件建议。

　　

　　王全杰：不只十五件，前期还有，这次的百日活动一共有二十五件。

　　

　　主持人芬芬：百日活动拿到了八百封信。

　　

　　王全杰：八百多封信，大概是两条多千评论。

　　

　　主持人芬芬：在十五件建议当中，还有另外十件我没有拿到，这里是将“官员财产申制度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议”放在了第一条，有关这条建议，您已经是第三次提起了，第一次是议案的形式，第二次、第三次是以建议的形式提起，您为什么就这个问题这么“耿耿于怀”？

　　

　　王全杰：官员申资产和公司资产的性质不是完全一样的，咱们国家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腐败事件，这些腐败事件为什么会产生？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沉思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我后来通过调查发现，之所以产生这么多贪官，腐败事件这么多，主要原因在于不透明，官员的收入不透明。他收入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他加了什么家产你也不知道。由于不透明，就很可能用各种手段为自己谋私，为自己攫取财富，这样的话使社会越来越腐败。后来我就想怎么样根治一下。一个省设十个纪律检查委员会，设十个监察局，再多设一些检查机构，多设几个反贪局，这是很好的事情。可这种反腐方式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不是向大家公开，不是采用监督形式，不是采用全国人民群众监督，这些都是组织监督，或者党内监督。如果采取把人民群众都纳入监督行列的话，会起到更大的效果。老百姓有时候说越反，腐败越多，而且越反，提升的还越快，很多官员都是带着腐败提升的。原来国土资源部的一个部长，在升官之前就腐败、贪污了。就是说他贪污以后才提拔的，这是很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在反腐败上必须拿出更高明的策略，更加有力的措施，不能仅仅靠上级监督下级，也不能仅仅靠组织的内部监督。比如咱俩互相监督。

　　

　　主持人芬芬：是无效监督。

　　

　　王全杰：有效率，但效率并不是太高。比如我是上级，你向我申你的收入，我会想了你是我提拔上来的，多点少点无所谓，都是自己人嘛，我了解他，他错不了。这个还行吗。如果向老百姓公布的话，你就不至于这样，一举你，你就受不了了，那你就不能当主持了。当官和当老百姓是一个道理。老百姓的监督是最有力的监督，群众监督。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在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就是2005年的会议。

　　

　　主持人芬芬：2005年是第一次提。

　　

　　王全杰：对。

　　

　　主持人芬芬：也是全国首位提出有关将官员财产申制度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人大代表。有八十万人已经被立案查处，还有五十多万人是受到党级处分的，不是以这样的人为敌了吗？

　　

　　王全杰：被立案的是八十万，五十万已经受到了法律和党级的处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越查越多，越反越多。这必须要引起我们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深思、反思，到底我们在制度上还有什么问题。实际上真正的数字，比这个每年查出的的八十万还要更多，我们要深思怎么样解决问题，从制度上解决它。而不是说那个人积极性高，或者那个检察长，那个书记，不是靠人，是靠制度。就是再换一个纪委书记，再换一个检察长，他的眼界是有限的，必须要把这个监督权利交给十三亿老百姓，这才是最彻底的监督。

　　

　　主持人芬芬：把真正的监督权利回归民众，让大家都能够以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监督官员的财产收入，才能保证官员不会腐败。

　　

　　王全杰：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一直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毛泽东主席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人民都是革命的英雄。什么事都躲不过老百姓的眼光，咱们经常讲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比如你贪污，在你贪污的过程中间总会有老百姓知道，而不是你的个别上级知道。在贪污过程中，老百姓知道了，他马上一举就好办了，所以必须公布。公示资产是必要的，必须把你的财产进行公示，公示可以通过媒体，把你向上级申的收入和你家庭财产的总量，都有什么东西，向媒体公布，使老百姓心中有数。这样才能起到群众监督作用，否则你多少，群众不知道，这也没用途。现在可以推断出一个公式，在反腐败中最有力的措施是群众监督，而要想群众监督，就必须群众知情，要想群众知情，就必须媒体公示。这个方式是会缺一不可的。

　　

　　主持人芬芬：需要群众和媒体共同参与监督，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员的腐败，把他们的财产向社会公示，形成良性循环。您是05年第一次以议案的形式提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反馈？

　　

　　王全杰：五十多位代表一致签名，联名提这个议案。提了以后还是很重视的，中纪委都是比较重视的。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引起的争论也很大，非常大，各个纸都转载了，包括新华社和主要的通讯社媒体，都进行了转载，而且也在社会中引起比较大的争论。后来在立法中间就把我请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列席常委会，到常委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关于政府官员、党政官员、公司资产应该列入《公务员法》，让我去讲这个道理。我在会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赢得了大多数常委的赞成。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阻力还是很大，最后还是没有上《公务员法》。没上《公务员法》，我想这个事情可能还是咱们提的过于急了。

　　

　　主持人芬芬：超过了我们实际的发展速度。

　　

　　王全杰：对，2007年3月份开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时候，我又提出了。我说公示资产，从易到难，从上到下，从容易开始，就是说新任的官员，任前公示，这样就把难度降低了很多。如果人人公示，涉及面就太大了。后来我说上任前的公示，比如乡长提拔到县长了，任前公示一次。这样企图降低公示资产的难度，使更多的干部容易能够接受，一步一步来。这是一个策略，也得到了很多领导的支持。

　　

　　主持人芬芬：已经是第三次提这个建议了，在内容方面，牵扯的一些点也会有很大的改变了。

　　

　　王全杰：昨天我提的建议又有了很多补充，因为我吸收了广大网民给我来信，吸收了他们精华，使这个问题更加容易执行，可操作。又提出了哪些新的内容呢？要在全国设立“退脏账户”。因为公示的资产涉及面很大，推行起来非常困难。公示以前咱们设立这些账户，不合理资产或者是说不清的资产，你先在账户里面进行申。比如我想当副省长，或者我现在是副省长，假如有八百万资产，就把我的七百万或者七百五十万，放到这个全国性的账户里面，当然要给我一个收据了，然后我再公布，我的资产只有五十万，其中我儿子的三十万，我外省的十万，我儿子的房子有多少，我自己家的房子有几处，这样一公布就可以了。因为七百五十万，你已经交给国家了，国家替你保密。假如别人揭发说这个领导曾经受贿三百五十万元，不要紧，保护你，因为你已经交了。

　　

　　主持人芬芬：跟案犯一样，提前自首了，国家会保护你，有一个保护私人隐私的义务。

　　

　　王全杰：现在中国的国情，必须保护他们，不保护的话根本推行不了这个制度。保护起来，让他的名誉不受任何论是。比如别人举他了，他曾经受贿三百万，领导看了，没事，他已经交了。使他名誉上、职务上、社会声誉上不上损害，否则的话这个阻力太大了。我第三次向全国人大提出，党政官员公示资产，主要的地方就在于，一个是在公示以前设立这个账户，要把这个弄清楚了，而且如何对这些退脏的官员进行保护，也说清楚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主持人芬芬：已经在任职前有了一些不良行径的，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王全杰：是，不保护的话没法推行，因为涉及面太大了，否则的话你根本推行不了，而且国家根本不可能推行这个法律。还有一条，从上到下，先从省级和省级以上，县级或者是地市级的干部先不公布，是自上而下，而不是先从科长，一般的通讯员、公务员、汽车司机公布，这样就麻烦了。

　　

　　主持人芬芬：上面的领导干部先来做榜样，让下面得更多人以效仿。

　　

　　王全杰：我相信我这个制度一定能推行开，我相信我们党一定会推行这个办法。

　　

　　主持人芬芬：您讲它一定能推行开，是把它放到《公务员法》里面，还是再建一项制度。

　　

　　王全杰：不太可能放在《公务员法》里面，很有可能是申公示财产制度。必须是独立于当地政府，独立于当地的党政机关，也独立于当地的法院，因为法官们也要申。独立于当地同级的检察院。

　　

　　主持人芬芬：您的意思是，有了这项财产公示制度以后，各个地方还要设立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关部门，专门掌握这一项权利，受理这项工作。

　　

　　王全杰：对，而且向社会公布。两个字最关键“公布”，或者是“公示”，向人民公示。我现在已经看清了，我们的共产党确实有这个决心，如果在反腐败上不下决心的话，我们共产党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胡锦涛书记讲的道理。如果在反腐败上不下决心的话，会直接关系到党的生命力。而且全世界已经有97个国家应用了，全世界一千万以上人口的国家大部分都采用了，朝鲜社会主义共和国可能没有采用。这个公示资产制度全世界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像英国他们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最近的三十年发展特别快。比如韩国、日本，我们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都使用了这个办法，而且都是比较有效的。台湾最近可能还要改一些制度。

　　

　　我这次提的公示制度，还有一个道理，就是要加强托管制度。比如我当了部长，在我当部长以前，我的直系亲属，我的儿子已经有五千万了，或者有一个亿资产，他的资产是合法的，但我当了部长以后，这怎么办，我的权利很大，我能给我儿子创造很多商机，这样的情况怎么样？托管，你的儿子不能再参与经商，你本人也不能参与经商。你把这些资产托管给某某托管公司，把你儿子解放出来。托管这个公司，每年都必须公布这个账目，比如收入多少，利润率是多少，就看你这个部长是不是利用自己的职权给你儿子的公司提供赚钱的方便。这是在我提出的公示资产里面新的内容。

　　

　　主持人芬芬：其实我跟众多的网民、公众一样，都是非常支持您的这项建立。从您谈到有关遏制官员的腐败，包括官员对于子女工作上的扶持等等，我们都是非常赞同的，但真正具体实施起来，有没有觉得您这个想法过于理想化了，或者对于国家来说要具体实施下来，操作会比较困难？

　　

　　王全杰：看你是不是下决心了，看你如何认识腐败了。如果向我们胡锦涛书记那样认识，腐败问题直接威胁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如果这样认识的话，再怎么困难也要实行。我认为困难还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共产党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都是人民资产，怎么会怕公布呢。资产阶级那么坏，像帝国主义是剥削人民的，他们当官是剥削人民的，他们都敢公布，我们是代表人民利益，是人民的公仆，怎么不敢公布呢。从我们党的性质，我们国家的性质，我们的资产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容易公示得多。我从小就受共产党影响，一直是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没有资产的，而且是没有资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还有什么资产不可向外面公布呢。国外他们都敢公布，哪儿有共产党害怕人民的，这是毛主席说的，让人民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共产阶级先锋队，不怕公布。我们的制度都是光明磊落的。按照我们党的性质来说，按照我们国家的性质来说，我们更容易公示资产，比剥削人民的资本主义，对人民实行专政的资本主义要强多了，他们都敢跟人民公布，我们有什么不敢的。

　　

　　主持人芬芬：从人民行使权利，人民的监督权利来说，官员的财产公示应该是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要促进它很快地能够推进起来。官员财产公示了以后，就能够有效地遏制了腐败问题？平时大家都说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我要腐败的话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难道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渠道来解决官员的腐败问题吗？

　　

　　王全杰：每个制度都有缺陷，但公示财产这个制度被全世界公认为“阳光制度”、“阳光法案”、“终极反腐”。在终极制度中间肯定有逃脱的，但除了把资产晾给老百姓以外，还有什么再高明的，还有比这个再高明的办法吗？现在我们是领导监督，组织内部监督，自己监督自己，我们这种监督是非常有限的，有局限性，一年五十万人受到党级国法的处分，八十万人被立案，这样的状态下还能说我们现在不采用公示制度，这个没有多大的理由了。既然全世界都在这么做，咱们和世界接接轨不行吗，我们人民币都和世界兑换了，接轨了，这个还有什么不能接轨的。除了这个办法以外，还有更高明的也可以拿出来，大家都可以出谋划策，这是很有力的办法，全世界已经公认了，屡试不爽，共产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公示制度才行。这些年，我在思考，在查资料，看理论书，就集中地研究这个问题，下了很大的工夫，我相信这个办法确实是有效的，尽管不可能全部把腐败消灭，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防止腐败。

　　

　　主持人芬芬：谢谢您。您说到的财产公示制度应该是有效遏制官员腐败的一种途径，也是您近年来一直着力深入的向人大常委会反应的一个建议。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官员腐败最根本的根源在哪里，腐败是因为他的财产没有很好的公示，而引起这么多腐败？我们能否找到根源，遏制这个腐败的事情发生？

　　

　　王全杰：思想的根源是主要的。就是说，在这块土壤上，支撑了这种思想。再从根源来说，它是一种世界观，世界观上没有解决问题。世界观解决问题要靠整个社会的教育，靠文化，靠教育，靠学习，靠整个社会的推动。但这些东西都是一种自觉性、自我革命的东西。光有自我革命，没有制度不行，所以必须制度化，全国实行公示制度，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光风化日之下。世界观和制度还不一样，世界观是在文化领域、思想领域去做。

　　

　　主持人芬芬：还是回归到信息的透明度，公民对于官员平等地参与、监督，或者行使自己正当权利的渠道。我们在您十五份建议当中看到了，其中有一条特别跟我们网络媒体相关，应该能够引起广大网络媒体关注的一条建议，就是关于开放网络记者对于两会采访的建议。这个建议，从目前来说好像在这方面，网络记者能够直接采访两会的权利还是没有得到的，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了解到这样一个建议的呢？

　　

　　王全杰：我以前不太上网，上网也是查一些技术上的内容，一些时政信息是通过纸来看。我上网的时间不过三四年的时间，我一上网就发现网络是太好的东西了，反应问题的速度很快，覆盖面很大，而且无孔不入，这是非常好的东西。我们国家对网络也特别重视，国家支持网络发展，听说再过几个月又要大提出了，所以国家对网络是很支持的。网络这么快，这么好的工具，咱们不应该宣传人大制度吗？我发现一个问题，网络媒体应该比纸面媒体更快一些，先于纸面媒体，而且我发现，在人大代表的一些消息上面，纸面媒体先于网络媒体。我好几次都想提一提，让网络记者进入两会，和代表直接接触，可以进入代表驻地，当然不一定都进入大会，人也太多了，可能会影响代表听会。但可以进入代表驻地，利用网络的渗透性深入到代表中间，同时再把消息带给普通的网民，这样的话覆盖面就大了，这对我们巩固和发展人大代表，对于我们宣传人大制度是大大有好处的。

　　

　　主持人芬芬：如果能够推行的话，对于人大制度的进一步开放，或者说人大里面的一些消息也能够更快地普及到我们众多网民。这是利好的消息。

　　

　　王全杰：网络的快捷性能够体现在人大上，体现在两会上，这是最好的，而不能再落后于纸面媒体，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开放的。当然网络有一个特殊性，很多网络办的不太正规，可以建一些正规的，一步一步地再往下开放。看人家获得采访权了，肯定是人家办的好，我也要努力，提升了各个网站争取获得采访权的积极性。

　　

　　主持人芬芬：在您这几年当代表的生涯当中也是充分地利用了网络渠道，收取更多网民的建议，包括把您一些好的建议、议案在自己的博客里面公布，让众多网民发表他们的一些观点。从代表履职的角度来说，众多网民和我们的整个网络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王全杰：我认为用网络的办法与老百姓沟通，要比别的方式沟通得更快。我的博客也是最近才开的，之前认为博客就是在上面写日记，我认为这个也可以在下面写。2007年3月4号人大开预备会的时候，新华社的副社长何先生说，我们新华网有新华博客，您能不能在这里开一个博客，后来新华社副总编吴副总也在说，我给你讲讲究竟怎么样开博客，不是像您想像中的。他们俩一讲，我听着挺高兴。后来他们帮我在新华网开了第一个博客，很多老百姓都来点击，而且提出很多建议，我才发现网络的优势太厉害了。过去我征求群众意见，是靠我到社区去，到学校去，有时候他们也不敢说。有一次，我到县里面采访一个中学，他们也不敢说，但他们乱收费，我去了以后，老师不敢说，学生更吓的不行了。但有了网络，就可以说了，网络能够保证发言人的私密性。我也是头一次尝到了好处，后来我在咱们腾讯网也开了博客，腾讯还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号，你们帮我维持博客也有一年的时间了，也看到了很多网民的支持和他们建议。我也是特别高兴，一天的点击量就是十万，这是不得了的。平时哪儿有，一天就有十万人跟你谈话。当人民代表就必须跟人民保持联系，必须听人民的话，听到人民的言论，反应人民言论。要想听到言论，利用网络的互动性是最好的。

　　

　　主持人芬芬：现在也有机会上上网。

　　

　　王全杰：也上上网，听听老百姓的建议，然后把这些建议汇总起来，向全国人大提出来，向中央的各个部门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是很好的办法。

　　

　　主持人芬芬：我这里也有一份您五年来提的所有议案和建议的清单，我通过其他的渠道，包括一些媒体人跟我说，有很多代表、代表很有可能在五年期间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份议案或者是提案，您能提这么多，而且在最后的一段时间，您说截止到3月5号上午九点之前，您还是第十届人大代表。您还是依然听取老百姓的建议，了解群众的疾苦，提到您这个建议、文案当中去，是什么力量能够让您在最后的时间里面，包括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全力以赴地为民众呼吁具体的一些民生问题。

　　

　　王全杰：当代表也有代表的很多苦衷，当五年代表，也有一个议案都不提的，也没问题，而且还连任。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有责任感和义务感。既然是人大代表，那咱们就要努力地干好这些事情，干什么事，像什么事。为什么提出这么多建议，我看到咱们的百姓，最基层的群众，他们的话语权还是有限的，很多意见不能反应到中央最上层。只有靠写信、上访，中国的信访，我已经看到很多人花很大的力量去信访，但还是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建议让上级知道。我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国家授予我法定的话语权，就是我的提议案权利，我提建议的权利，而且我通过这种法定形式，法定文书，给国家提上去了。全国人大收到以后，马上就给我一个红头文件，比如说我已经收到了你的建议。全国人大转到每个部门，必须是省部级部门，必须是红头文件，对你的建议做出答复，而且必须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签发。按照国家法律，三个月以内你的建议必须给予答复，这是国家的规定。三个月不答复的话，必须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告不能答复的原因，最多不能延迟到六个月。这是非常好的。看到老百姓上访这么困难，我心理非常难受。我既然有这个话语权为什么不利用呢，既然有这个渠道，国家法律的东西，我再不利用不是愧对百姓吗，愧对选民，再一个也是愧对自己的人生，因为自己有人大代表的这个过程和职务，人生能有几次获得给老百姓，给人民服务的机会呢。过去封建社会还讲如何把老百姓的意见反应上去，还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社会进步到现在了，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再不这么办还行吗。

　　

　　网友：您好王老师，请针对目前官员的财产申制度的诚信度，谈谈您的看法。

　　

　　王全杰：我们国家从95年就开始了官员的收入申制度，收入申制度到现在为止已经执行了十三年，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不能说它没有效果。但是，很多地方把官员的收入申制度流于形式，把工资填上去就行了。这有很大的局限性，诚信度受到很大影响。我有一次到了一个乡镇，镇长对我特别热情，一块吃饭，他抽中华烟，我说你烟瘾多吗？他说不大，一天大概是两盒。我说一天两盒还不大吗？他说我们农村比我烟瘾大的还有很多。后来我一算，两盒中华烟就是一百。又说到了他们的工资，他说我们这是贫困地区，乡镇干部一个月就是八百块。我说你把这些钱抽完了，还养活老婆、孩子们，还穿衣服吗。中午吃的饭也特别好，我心里很难受，因为都是朋友，我也不好意思说。后来我说，你一个月就申八百块钱，连抽烟的钱都没申够。刚才这位提的问题很好，申制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是有效的，不是说申制度不好，自己的酬，心里总是得胆寒一下，得犹豫一下。当然，买中华烟的人不一定是抽中华的，买海参的不一定是吃海参的，买茅台的不一定是喝茅台的。公示制度有了，一个月的申里面，中华烟就抽了六条，这就是几千块钱了，群众举就可以了。

　　

　　主持人芬芬：您刚刚也说到了今年的3月5号上午九点即将结束您这五届当人大代表的这样一段经历，我相信在您心目中的人大代表情结，包括您为人民服务，为我们广大民众反应他们的一些疾苦和呼声的情结，不是以这个时间线为终止，您以后还会继续通过您的影响力，通过您的一些合适渠道来反馈这方面的建议或者意见吗？

　　

　　王全杰：我还会做的，现在从内心来说，能够反应群众的意见，我自己觉得很光明，是一种使命感。获得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从中国传统观念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事情。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我不能连任了，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叫咱连任再连任，组织不提名了，不让做候选人了，那咱就不做候选人了。但我这个情结还有，不是做代表的情结，是给老百姓多说话的情结，反应老百姓意见的情结。一旦投入进去，夜不能寐的。但即使我不当代表了，我服从组织安排，不做新一代人大代表的候选人，但我仍然要想办法给老百姓多说话。我当代表的时候也是老百姓，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比如通过人民来信、来访，我很可能把老百姓的信寄给有关部门，但是我不具备这种法律的程序、手段，可能为大家服务的手段就有限了。但我希望以前和我保持联系的网民继续跟我联系，大家还都是朋友，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把老百姓的意见反应出来，受到社会重视，公众重视。我相信社会越往前发展，民众程度越高。

　　

　　主持人芬芬：谢谢王全杰代表做客我们今天的访谈，跟我们谈了有关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议，以及有关于网络媒体应该在两会期间拥有一个采访权的这样两个话题。我们也希望，新一任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能够学习您身上全心为民办事的精神，真正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谢谢您，谢谢网友。

　　

　　王全杰：谢谢各位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