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论之妙用及实质　　

　　

1985年的先富论到2008年的仇富论，出笼时隔二十三年。2008年，右派朋友茅于轼先生就此两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茅于轼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文革时候。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九亿人口彼此监督，不让任何一个人变富。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我们要让全国人民最后都变成富人，目前如果我们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1957年，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　　

在市场经济下，虽然会有人贫困，但是穷人可以变富人，现在很多的富人都是有过去的穷人变过来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下大家都有机会创造财富、走向富裕。市场经济是有它自身的问题，比如容易造成贫富差距过大。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要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经济学中最绕不过去的应该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马克思终其毕生的精力撰写了《资本论》，其核心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他试图通过劳动价值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证明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一套理论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中国人读书读到高中以上的都要学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就是劳动价值论。然而劳动价值论显然和市场经济相冲突。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就必然导致取消私人经济，引入公有经济的政策。所以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劳动价值论的抵制。允许市场的供需定价，劳动者的自由谋职和签订劳动合同，准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作以利润为目标，无一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要推进经济改革就必须放弃劳动价值论，接受交换价值论。　　

我们改革三十年，并没有改变仇富的社会。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从剩余价值论导出的剥削理论。　　

仇视富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这句话年轻人不大能理解。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能够懂得。从1949年解放到1978年改革开始，这三十年就是仇视富人的社会。谁也不敢当富人。穷人最光荣，三代贫农才有资格提干，越穷越革命，越正确。一个人沾上一点富，立刻就倒霉。结果是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绝对没有一个富人。没有谁有私人小汽车，有自己的住房，全都是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要鼓励富人，致富光荣，帮助大家致富，这才有前途。可是剥削理论是悬在富人头顶上的一把剑，叫他们不得安宁。这能是一个和谐社会吗？　　

从根本上说，“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共别人的财产，建立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社会。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已经放弃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而党的名称并没有改，这成为一切混乱的根源之一。事实上，共产党是从“communist party”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没有“共产”的意思。别人的财产，建立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社会。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已经放弃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而党的名称并没有改，这成为一切混乱的根源之一。事实上，共产党是从“communistparty”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没有“共产”的意思。Communist是从commune一词演化而来，是公众参与的意思。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communistparty，但是他们未必想共别人的产，而是追求平等参与。只有中国共产党还坚持着“共产”。原来的名词不改，新概念的确立会处处碰壁。听说李瑞环前主席提议共产党改名字，有不少人响应。这是名正言顺的。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我国的宪法是一部只立不破的大杂烩，老东西和新事物并存，充满着矛盾。好在没有人会较真，也没有人会认真执行。顶多只会给国际舆论界制造一点谈资。在宪法序言中一再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并说明，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在宪法第五条中又说：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如果人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还有什么专政可言。如果讲专政，就有专政者和被专政者的区别，它必定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照字面上的解释，是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应该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可是事实上作为专政的无产阶级现在连影子都不见了，现在真正在实行的是政府专老百姓的政。政府手里有枪，有武装，而老百姓是赤手空拳的。不像在美国，老百姓手里也有枪，是专门用来对付政府的。百姓有持枪权，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尽管因为人人都能持枪，美国每年出了无数命案，但是因为有宪法的规定，持枪权始终没能被取消，怕的就是一旦政府拿枪对付老百姓，老百姓不至于束手无策。其实在美国政府拿枪对付老百姓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我国倒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不可以持枪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为了减少宪法中的矛盾，有人多次建议取消宪法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可能是为了巩固政权，要保持对反政府力量的威慑，至今舍不得取消。有几件典型的案件说明专政的后果并不有利于政权的巩固。一个是发生在北京的城管被小贩砸死的事，政府方面大张旗鼓地宣布死者为烈士，而对小贩所受的委屈一字不提。全国范围内有许多次政府的执法人员打死人的事，可是从来都是尽量掩饰，重罪轻究。今年贵州瓮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打砸烧扰。不但把公安局全烧了，连县政府也一块儿烧。这种事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公众与政府的对立由来已久。其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动辄以武力对付百姓，百姓只有被专政的份。现代国家的共和政体已经彻底取消了专政的观念。所谓共和，从字面上看就是大家放弃武力讲和平。不动用武力，就只有商量的一条路可走。所以共和国都一定是对内放弃了武力的国家，是民主国家，专政就只有枪杆子出政权的国家还在使用着。但其前途一点光明都没有。要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经济学中最绕不过去的应该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马克思终其毕生的精力撰写了《资本论》，其核心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他试图通过劳动价值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证明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一套理论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中国人读书读到高中以上的都要学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就是劳动价值论。然而劳动价值论显然和市场经济相冲突。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就必然导致取消私人经济，引入公有经济的政策。所以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劳动价值论的抵制。允许市场的供需定价，劳动者的自由谋职和签订劳动合同，准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作以利润为目标，无一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要推进经济改革就必须放弃劳动价值论，接受交换价值论。于是是价值理论的大论战。改革以来经济学界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恐怕有三分之一都跟劳动价值论直接间接有关。这和世界上别的国家的经济学界相比较算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过这不是什么好事，而是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在原体制之下中国培养了一批专门教劳动价值论的各个级别的老师，从中学老师到大学教授，进而到研究员和劳动价值论的专家。他们所熟悉的就是劳动价值论，要他们改讲交换价值论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为了生存，就必然捍卫劳动价值论。所以对某些人来讲，这场论战是生死存亡之战。到现在，大学里专门学经济学的已经完全转换到交换价值论，但是在中学和非经济专业的大学里，还是劳动价值论的天下。这些课也是学生不愿意上，老师不愿意教，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叫校方非常为难的事。党的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的领导强调一定要学，而且要学好。可是现实生活却强烈地抵制这种理论。这是另外一个例子，立了交换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没有破，还照样顽强地存在着。劳动价值论是和剥削理论相联系的。不破掉劳动价值论，等于承认剥削理论。一个企业家投资创办企业，如果赚了钱，似乎就是剥削所得。虽然现在没有任何法律，说企业家赚钱是非法的，但是按照劳动价值论，这笔钱不具有正当性。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是可以清算的。这是当前社会最大的隐患。我国在传统上有没有仇富思想，各有各的说法。但是解放后培养仇富思想一直是阶级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是不容置疑的。每次搞运动，发动群众斗“坏人”的时候，都先要忆苦思甜，要控诉旧社会，把仇恨的种子引发出来，再集中到被斗人的身上。“坏人”有各种“坏法”，有国民党特务，有共产党叛徒，有里通外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反毛泽东反江青，还有修正主义，名堂多不胜举。牵连最广的恐怕是剥削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一旦和剥削分子挂上钩，一辈子不得翻身，连子子孙孙也永远没有出头日子，他们不能上大学，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一辈子做受歧视的另类。 “文革”时，成批量地杀人，把人活埋，连小孩妇女都不饶过，这种仇恨心理普遍地存在于广大群众之中。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恨从何而来？就是从剥削理论来的。至今，大部分人仍然认为Communist是从commune一词演化而来，是公众参与的意思。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communist party，但是他们未必想共别人的产，而是追求平等参与。只有中国共产党还坚持着“共产”。原来的名词不改，新概念的确立会处处碰壁。听说李瑞环前主席提议共产党改名字，有不少人响应。这是名正言顺的。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　　

　　

　　

1先富与仇富论之妙用　　

　　

茅于轼先生的先富与仇富论各有妙用。茅于轼们的先富论是为了在己经消灭了资产阶级的中国重新造就新的资产阶级制造依据，在先富论的指导下，由价格双轨制、官倒造就了一批资产阶级，再由价格双轨制搞垮国有企业，由贱卖国企、银行放贷成就一批资产阶级；再由股市圈钱造就一批资产阶级。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后者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时代周报》　6月25日　)　　

茅于轼先生高兴了，他说：1957年，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要鼓励富人，致富光荣，帮助大家致富，这才有前途。现在我们走的是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而且是很成功的一条路。　　

　　

提倡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的x公面对这些现实和论调在九泉下不知作何感想！这当真是他所想要的吗？x公在提出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后，说了许多话，例如：　　

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　　　　

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　　　　

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69113/69684/69696/4949954.html　　　　

　　　　

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个限制，…（《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348217.html　　　

历史的现实与这些讲话己南辕北辙，是否是政策导致两极分化，失败了呢？这难道还不能令当今的人们引出应有的教训和结论吗？　　

　　

　　

而再看茅于轼一类，他们的目的己经达到了，他们欢呼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实现了两极分化，他们举起了反对仇富的旗帜，开始了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他们砍向人民的刀已经举起来了。　　　

他说：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不计其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酷政，赋役繁重，刑法苛刻，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我们这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众，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整的人大都是社会精英份子，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不是没有阻力的。许多人认为把大家都平了反，拿什么来管制老百姓？专政的手段是不能放弃的。这种思想到现在也还有市场。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还保留在宪法里。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换句话讲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本来嘛，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后来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直到最近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告密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那样的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一类的事。　　对我来讲，当时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里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更由于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恢复百姓的宪法权利。所以我更关心的是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的平反问题，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权利联系起来，那是我很关心的事。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　　

茅于轼说：“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他还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是什么？》节选　　

　　

为了巩固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伟大成果，他们高举反对仇富的旗帜，咒骂毛泽东和共产党，说：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共别人的财产，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　　

至此，茅于轼先生的先富与仇富论的妙用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他要造就和保护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他所针对的是怀念毛泽东的95%有很大的“破坏性”贫民。他要共产党改为和谐党。　　

　　

2仇富论的实质　　

2．1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的大暴露　　

　　

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真的是如茅于轼先生所说的是因为仇富吗？　　

　　

几千年来，中国的历代皇公贵族，大地主，直至清庭、近代军阀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以及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之英国资本家、侵略中国之八国联军、日本军国主义，他们穷吗？！这是每个中国公民都会回答的，他们不仅不穷，而且富得流油，是穷奢极侈、贪得无厌、穷兇极恶！普通老百姓，乃至近代工人、农民之穷是因为仇富而受穷的吗！历史事实是最好的回答，在长达五干年的历史中，贫苦的人们没有什么仇富、一直在侍奉着富人、侍奉着公候将相、达官贵人、地主老财，他们并沒有脱贫，他们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受鸦片之毒害，受帝国主义列强之侵略压迫，他们无权仇富，他们也并未由此发财！　　

　　

茅于轼先生这种论调之荒谬在事实面前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了，不攻自破了！他哪道不是站在那些富人，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帝国主义一边为自己为富不仁辩护,麻痹被压迫人民,阻止被压迫人民反抗吗？　　

茅于轼先生那些不符合人类历史之唯心史观的高论，实在应当令那些自称为精英的他的同道们脸面无存，他们的这些见解连小学生也不会认同。　　

　　

历史已经证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从来就是少数人富极，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历史，近代则是受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历史。革命的人们干万不要也千万不应该上他们的当！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历史，牢记：　　

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2．2反马克思主义的、为辩护剥削阶级和张目叫嚣的仇富论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茅于轼先生作为资产者的代表同样也是对马克思无比仇恨，千方百计诽谤他，诅咒他。　　

要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经济学中最绕不过去的应该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马克思终其毕生的精力撰写了《资本论》，其核心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他试图通过劳动价值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证明资本家剥削了工人。　　

劳动价值论是和剥削理论相联系的。不破掉劳动价值论，等于承认剥削理论。　　

剥削理论是悬在富人头顶上的一把剑，叫他们不得安宁。这能是一个和谐社会吗？　　

　　

他还挑拨说：牵连最广的恐怕是剥削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一旦和剥削分子挂上钩，一辈子不得翻身，连子子孙孙也永远没有出头日子，他们不能上大学，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一辈子做受歧视的另类。　　

他进一步造谣：三十年改革的“破”与“立” ——只立不破的三十年改革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 大凡一个创新之举必定有破有立。到底应该先破后立还是先立后破，是有争议的。也有人认为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意思是破和立是同时发生的。这里强调的是破的重要性，通过破，把立完成了。“文革”被大家批评为只破不立，老的都破了，可新的没立起来，造成真空，导致混乱。“文革”的经验说明“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并不正确。那么“立字当头”，破能不能在其中？我发现改革三十年就是一个“只立不破”的过程。它成不成功，让我们来分析一番。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可以说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在此以前总以为自己是天朝大国，独步世界。吃了败仗才有点醒悟，但承认自己落后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可不是容易的事。认不认落后，要不要改革，意见极其对立，斗争极其剧烈。到清朝末年，大体上认了账，愿意改弦更张，立宪治国，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清朝终于难免灭亡的命运。民国以后，要不要学西方的争论暂时被外侮所掩盖。救亡之声压倒了改革和民主之声。但每当救亡形势有点缓和的时候，学不学西方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提倡学西方的可以拿胡适做代表，另外一派主要是左派思潮，可以拿陈独秀做代表。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外侮的问题才算彻底解决。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确实，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大家都盼着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能够埋头建设，过上幸福生活。要搞建设，首先一个问题是搞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在解放初，大家都学“社会发展史”。其中确认人类社会有共同的规律，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大家深信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确实没有别的模式可用。现在我们知道这整个是一条极其错误的路线。不论是在中国或在苏联，或者别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例外地都以死亡巨大的人口为代价，吃了大苦头才勉强转型过来。按照现在社会科学的知识，这条路走不通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根本用不着花费如此大的学习代价。小平同志拨乱反正，他就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搞清楚。从现实来看，现在我们走的是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而且是很成功的一条路。我们确立了一条成功的路，可是那条错误的路——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路并没有被否定。至今在大学和中学里还在教着。青年人没有过去的惨痛经验，只看到现在社会的种种毛病，还可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好”，说不定哪天又走回头路。不要认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准了方向，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已经解决，事实远不是这样。胡锦涛主席反复宣布，改革开放不动摇，并不是无的放矢。现在是两种道路的看法同时存在，所谓的“科学的社会发展史”有五十多年全民教育做基础，根子深得很。我们执行的是一条只立不破的方针，做的是夹生饭。毛泽东提倡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好像已经不大再说起了。可事实上“公”的幻想或噩梦，挥之不去。八十年代要对民营经济开放，社会上有过巨大的争论，说我们是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了。对民营经济的看法在宪法中就修改了三遍，先是允许其存在，后来认为是国家经济的一部份，再后来又承认它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至今还保留着以公有制为主导力量的词条。尽管事实上非公经济无论在数目上，产值上，或就业人数上都超过了公有制企业。世界上经济搞成功的国家没有一个是以公有制为主的，可是我们至今还舍不得放弃这个十分落后，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现在关于土地制度的争论，因为不允许私人占有土地，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得不让土地使用权具有流动性，造成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城市中的土地必须是国有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国”到底是谁又无法明确界定。结果是土地国有制的功能构建了一个观念上的障碍。土地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说明以公为主的思想极大地阻碍了我们的制度选择。 1949年解放以后走的是一条公有制的发展道路。先是在农村搞土改，镇压地主富农，不但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肉体上也消灭了至少几十万人。后来在城市里搞公私合营，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地主富农和资本家都是少数，镇压少数人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是成本极小而收益很大的政治路线。广大工农群众享受翻身得解放的痛快，热情非常高涨，共产党的政权得以巩固。承诺穷人可以翻身解放，可是从来没有兑过现。事实上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解放后穷人一直是最受苦的大众。三年灾荒饿死的大部分是穷人，至今穷人仍然是最缺乏保障的一批人。可是这个口号始终具有号召力。如果真的再次用这个口号来实现社会变革，到后来受苦受难的仍然是社会的最底层。用翻身得解放的口号获取工农群众的支持，实质上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翻身后大多数穷人仍然是穷人。但是口号没有拆穿，没有被破掉。只有市场化的道路能够帮助穷人慢慢摆脱贫困，这是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我国在三十年中大约有三亿人脱贫，这是世界银行客观认可的，是全世界脱贫最成功的国家。但是要完全消灭穷人，统统变成中产阶级，绝非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实现的。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经过了曲折的认识。先是只保护公有财产，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从来是不保护的。我们搞土改，进城以后搞公私合营，后来到“文化大革命”大规模抄家，从来没有保护过私有财产。可是任意侵犯私有财产的社会是一个无规则的社会，根本谈不上发展。我们必须从破坏私有财产改为保护私有财产。最后宪法也把保护私产写进去了。但是对过去任意侵犯私有财产的做法从来没有批判过。到底过去做得对不对，没有说清楚过。中国有几千年农民造反，破坏私产的传统，等着瓜分富人财产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否定过。这种只立不破的做法，既要保护私产，又不肯否定过去的做法，给社会留下动乱的隐患。从根本上说，“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共“文革”时，成批量地杀人，把人活埋，连小孩妇女都不饶过，这种仇恨心理普遍地存在于广大群众之中。有人说：富人都是为富不仁，因为不剥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钱。企业家赚了钱并不心安，有机会就把钱转移到国外，造成每年至少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外流。中国社会是一个对富人不友好的社会。在发达国家，人的道德和贫富无关，富人中有好人，也有坏人，穷人中也一样。可是在我国富人被认为是道德低下的人，因为他们剥削别人。而穷人都是清白高尚的。如果有人为企业家说话，想说他们赚钱是合情合理的，就会挨骂。我们改革三十年，并没有改变仇富的社会。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从剩余价值论导出的剥削理论。它从来没有被彻底批判过。近两年中央领导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目标，深得大家的赞同。这个目标能不能确立，要看不和谐的因素能不能消除掉。其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对剥削理论的看法，就看我们能不能推翻宣传了几十年的，老早过时了的“剩余价值论”。在发达国家里，“剥削”一词已经不用。判断是非靠法律，跟雇佣无关，跟贫富无关。可是在我国，由于“剥削理论”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民性教育，认为雇佣关系就是剥削关系，除非是全民所有制，那个不算剥削，只要是民营企业的雇佣统统都是剥削。尽管没有剥削的“全民所有制”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而在有“剥削”的私有化经济中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十倍，可见“剥削理论”是一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骗局。对和谐社会造成威胁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贫富的对立。即使没有剥削理论，贫富对立的状态仍然是对和谐社会的威胁。在我国，非市场渠道获取财富的机会广泛存在，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走私贩毒，假冒伪劣，都可以致富。用这些方法致富的人和以正常市场行为致富的人很难区别。在所谓的富人中，有多少是非正常渠道致富的，他们占多高的百分比，始终是一个迷。哪怕他们只占很少的比例，也会使反对富人的人理直气壮。但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不正当渠道的收入，贪污腐化并不比我们好多少，仇富的心理却没有我们强。其区别就是我们有几十年的剥削理论的教育，不管是正常渠道或非正常渠道赚的钱，只要是富人统统都不是好人。仇视富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这句话年轻人不大能理解。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能够懂得。从1949年解放到1978年改革开始，这三十年就是仇视富人的社会。谁也不敢当富人。穷人最光荣，三代贫农才有资格提干，越穷越革命，越正确。一个人沾上一点富，立刻就倒霉。结果是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绝对没有一个富人。没有谁有私人小汽车，有自己的住房，全都是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要鼓励富人，致富光荣，帮助大家致富，这才有前途。可是剥削理论是悬在富人头顶上的一把剑，叫他们不得安宁。这能是一个和谐社会吗？前面屡述了只立不破的毛病，那是不是有破有立就好？的确很难说。如果改革当初要破旧观念，恐怕非常困难。所以邓小平说“不争论”，这才有顺利的改革起步。大家觉得改革对大家有好处，就这么干起来。只立不破恐怕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好经验。但是改到今天，再要向前走，过时的观念确实在妨碍着我们前进，现在是不是到了需要解放思想，破旧立新的时候了？请大家思考。（编辑：陆思同）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恨从何而来？就是从剥削理论来的。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仇富而起的，他说：我们改革三十年，并没有改变仇富的社会。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从剩余价值论导出的剥削理论。　　

　　

他一方面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恩主义；另一方面，他说：改革三十年，并没有改变仇富的社会，他还不顾有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事实，进而还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进行无端的攻击，其用心何其毒也！　　

　2009年6月30日　关于葛丽英事件的公告：接网络管理部门通知，网站有关葛丽英事件的文章需要全部删除。而茅于轼的种种谬论在网络上随处可见，两相对比，发人生省，这也从一个侧面使人们看到茅于轼为什么敢于与怀念毛泽东的95%有很大的“破坏性”贫民叫板和为敌了。　　

毛主席亲自对《九评》作了修改，增加了一段：“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个消灭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消灭掉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被灭掉了。” 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至今让人们深思和体会。　　

　200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