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相统一，这是对“新时代的硬道理”科学内涵的一个基本定位。

◆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我们越要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持续增强经营主体活力。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三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在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从“硬道理”到“新时代的硬道理”，既一脉相承，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地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又与时俱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深刻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新形势新特点提出的重要规律性认识，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百年大党守正创新的重要成果

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是历史进步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进一步回答了“世界之问”“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是我们党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重要成果。

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说明中提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唯有准确识变，才能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大变局之“变”在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全球竞争越来越激烈；在于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上；在于世界经济的碎片化加剧，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仍然胜过阻力，但全球化的格局、链条、动能、治理等都在发生改变。

世界是中国发展的环境，面对大变局之“变”，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只有牢牢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才能做到“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才能回答好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

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最大的经济，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两者共同构成新时代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这最大的政治与最大的经济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列宁曾提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是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正是凭借这一优势，我们从一个“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国家，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正是凭借这一优势，我们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国家发展上百年的成就，从一个“现代化的迟到国”跃升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实验室”。

只有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才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回答好如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之问”。

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从长征途中的半条被子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从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党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不断取得高质量发展新成就，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高质量发展是高品质生活的前提，新时代的发展必须更加关注“好不好”“优不优”“精不精”等问题。只有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才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才能回答好如何进一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人民之问”。

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是新时代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进一步指导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经济总量从2012年的54万亿元提升到2023年的126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8%；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0.6万美元提升到1.27万美元。与此同时，创新发展动能不断增强，协调发展步伐更加稳健，绿色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开放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共享发展成效显著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高质量发展就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个硬道理，持续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才能不断夯实我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

“新时代的硬道理”具有丰富内涵

新发展理念是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否正确，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遵循，是确保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引。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相统一，这是对“新时代的硬道理”科学内涵的一个基本定位。

新发展格局是战略基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战略性谋划，是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新发展格局之“新”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大国经济一个共同特征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国内消费和投资。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从“基本动力”到“主动力”，内需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新发展格局之“新”在于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集聚效应，以此增强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经济发展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韧性、潜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阐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意味着拥有更多创新场景、更低创新成本，可以获取更高创新收益。当前，全球直接投资的低迷、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以及各国引资竞争的加剧，客观上给我国稳外资带来了挑战，但同时，我国利用外资结构不断优化，外商投资进入领域逐渐从过去的制造业、房地产业为主，开始向服务业及高技术产业集中。我们不为既有发展经验所束缚，不为传统发展模式所制约，不为常规发展眼光所局限，不为已有发展成绩所陶醉。新时代，只要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就一定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重要着力点。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纵观人类发展史上的每一次科技革命的重大突破，都会引发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新时代的硬道理”，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从2023年9月首次公开提出“新质生产力”，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重大部署，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其中，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培育和发展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是增强我国科技实力、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三大变革”是长久动力。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发展路径更加清晰，发展视野更加开阔。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三大变革”既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核心目标，也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途径。质量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主体，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各领域、各层面的质量，包括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整个供给体系质量的全方位提升，使中国制造、中国服务成为高质量的品牌。效率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主线，核心在于优化要素配置结构、提升投入产出效率，以期以既定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其核心是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以创新驱动的“新动力”替代要素投入的“老动力”，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与支撑，也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的前提条件。“三大变革”相互依存，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必须系统推进，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是基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必须始终把住发展方向，抓住发展重心，管住发展风险，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奇迹背后的密码之一就在于坚持寓发展于安全、融安全于发展。当前，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气候、能源、粮食等全球性问题加剧，在一些国家推行“泛安全化”政策的背景下，我国稳外贸稳外资面临新的挑战；从国内来看，如何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是我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关键。发展和安全作为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只有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相得益彰，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以“关键一招”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经济大循环尚存在堵点，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和挑战。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我们越要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持续增强经营主体活力。经营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以及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其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代表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关系在制度上的反映，是持续增强经营主体活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要不断坚持和发展。在所有制方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为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制度保障。在分配方式方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倡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为调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供制度保障。在经济体制方面，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主攻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一要求呢？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角度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此，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我们要以改革不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为着力点，通过改革开放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一新型生产关系的培育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改革开放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加快形成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的机制；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特别是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以此激发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活力，引导各类优质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三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过去4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必定会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推进。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则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当前，全球新一轮经贸规则处于重塑期，正由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边境规则向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流动、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等边境后规则拓展。我们要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基于这一任务要求，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我们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深化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的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扩大制度型开放，既需推动“制度进口”，即加快国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并构建相应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也需走“制度出口”之路，主动推动中国标准、中国管理走出去，为全球经贸发展提供更多制度型公共产品，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更多中国方案，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