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人类智慧的指路明灯　　

田忠国　　

我自小就是个反毛主义者，因为那时候大人们老是让我读书读出声来，特别是读毛主席的书，但我不喜欢读出声音，只喜欢默读。为了反毛，我总是偷偷藏着毛的书，躲到没人的地方去读。从小学到初中，又从初中到高中，我就这么在反毛的路上走过来了，但我又是个毛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因为，在我的记忆深处，毛主义是完美的社会发展科学原理而不是教条。高中毕业后，从家里又到了公社，在公社那个深深的大院里，开始了我读小说和重读毛泽东选集的路程，之后，为了一个铁饭碗，在家人的催逼下，我又成了一个煤黑子。　　

下井呢，挖煤，上井呢，读书，也读“易经”，并不时拿出虽不是禁书但被“决定”是错误的书看。当然，对上边的决定我虽然怀疑，但还是劝自己相信领导和权威，因为他们毕竟经历得多，书读得多，或许他们比毛的理论更科学、更原理，但是，当后来发现，权威们的权威理论并不科学、不原理时，我就成了一个反精英主义者。　　

当反毛主义者时，我并没有受到毛的惩罚，但当我在井下推矿车时，工区区长由原来我推不动时帮着推变成象赶牲口似赶着推时，一次，我以为不过是偶尔为之，但一次次偶尔之后，我才真真的体验到这个世界变了。当然，期间也不是没有人劝我走当老爷的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士途，或者入党，但都被我拒绝了，因为，我总以为，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当老爷，岂不是有辱人类社会文明？若如此，我就只能选择当工人了。　　

有了那些深刻的体验，我便再一次重读“资本论”（初读是高中时代），但读了不多，我就不愿读了，只得重读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思维方法便于接受。我读书的习惯，是从来不太重视文章中说了什么，而是侧重于作者的思维方法，在我看来，要读懂作者的意思，不是探究他在文章中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是怎么思考问题的。我发现，毛泽东的文章就是由价值逻辑构成的逻辑大厦，其思维方法与“易经”的程序逻辑极其接近，具有强烈的精神指向和价值逻辑指向性，并且，其思维方法具有无限的可扩展性，正向逻辑的深处，还能使潜在的、分岔性价值逻辑一一呈现出来。　　

和其他伟人的理论文章对比着读，我又有了新发现，就是新伟人之说，其思维方法往往陷入智障的迷途，因为，在我研读“易经”的过程中，我发现“易经”其实不是一本算卦的书，而是一本程序逻辑的书。所谓程序逻辑，就是程序构成的辩证关系，用美国人的话说，叫“系统思考”，而这个“系统思考”，是靠程序逻辑完成的。更令人称奇的是，程序逻辑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发散性，形成偶合与极变的各种不同的程序逻辑通道。但新伟人过多的是经验，而非是程序逻辑思维法，这就不可避免的走上智慧的盲区。　　

自此，我决定除毛泽东、史铁生、马原、鲁迅、沈从文之外，再不读中国人的书，那怕他再精英我也是不读的，因为，我发现所有精英的书中，都散发着自私的腐臭气。我不相信一个被欲望和感官把灵魂和良知驱逐得无影无踪的人，会有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真实见解，因为，他们所有的所思所想，就是怎么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见解也随利而变。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右派时，我也是根本不相信的，远的右派有孔夫子，近的有和毛泽东顶牛闻名于世的四大右派，再近一点的就是秦辉，但这些右派虽然观点不让人赞同，也存在严重的智障问题，但他们的无私无畏总是令人敬佩，所以，自私者不应是右派，而应该叫兽派才更准确些。　　

对于毛泽东的文章，我们不需要一一列举，随手拿出来，比如下面这段话：“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由此可知，毛泽东是人类智慧的指路明灯！　　

有人认为，秦辉是为信仰而战的右派，但我以为，他在追求信仰的旅途中，走入了思维悖论的迷途。如果他一旦走出思维悖论的迷途，他会感到自己的好多想法是十分狭隘而又可笑的。为少数人求道，就不是真正的求道者，不知　秦辉　先生以为然否？　　

毛泽东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而求道，其思想的光辉是照耀整个人类历史前进的明灯。特别是到了他的晚年，为了实践他伟大的民主梦想：“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又开始了他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通过管理官员的方式管理国家，并不是提一个口号或下一道指令、制定一些制度就可以达到的，而是需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通过管理官员的方式管理国家的思想文化、价值秩序，有了这个基础，才可能建构起完善的制度秩序。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掩盖的事实是，中国有数千年封建思想文化的历史，平等的参与观、发展观、管理观、创造观和分享观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没有平等的当家作主，通过管理官员的方式管理国家的思想观念。要想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通过管理官员的方式管理国家，就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　　

这是我在“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原理指导第四次改革”一文中的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2008年9月9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