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 2009年07月20日

从2000年《种子法》颁布之后，我国种业开始了市场化进程。种业市场化对促进种子科研与农业生产的结合，以及与国际市场接轨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跨国公司大量涌入，严重挤压了国内种子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其又加紧在我国进行研发布局，对我国的种质资源（又称遗传资源或基因资源）和种子产业安全构成了威胁。

70家外资种业公司进入

跨国种业公司最早以蔬菜和花卉种子为突破口进军中国种子市场。由于政策、法律的限制和对中国市场不熟悉，一些国外公司最先采取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泰国正大集团、荷兰纽内姆种子公司、美国好乐种子等公司都在中国拥有合资公司。另一些国外公司则采取建立办事处或实验站的方式研究中国种子市场，等待时机。比如美国圣尼斯种子公司则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研究中国种子市场近十年。

2000年我国颁布了《种子法》，国内种子市场，特别是蔬菜花卉市场对外资全面开放，蓄势已久的国外大公司如美国圣尼斯、瑞士先正达、法国利马格兰、以色列海泽拉、泰国正大、荷兰比久、荷兰瑞克斯旺、荷兰安莎等迅速在中国注册公司。目前，在中国注册的外资（含合资）种子企业已超过70家，主要从事蔬菜和花卉业务。

国外公司凭借其先进的科技，雄厚的资金，丰富的国际市场运作经验大举进军中国种子市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已控制了我国高端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几乎涉及到所有蔬菜作物。国内主要规模化蔬菜生产基地，特别是出口型蔬菜生产基地，国内种子品种面临全线失守、全军覆没的困境。

在基本控制和稳定中国蔬菜和花卉市场之后，最近几年，国外大公司又开始整合、进军我国大田作物种子市场。

我国种业面临严峻挑战

跨国公司进来可以提高我国种子产业的竞争意识，尽快与国际接轨，但对我们的挑战也是严峻的。

以山东寿光为例，寿光及周边地区蔬菜种植面积84万亩，年产蔬菜40亿公斤，被誉为“中国第一菜园”。寿光蔬菜种业经历3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前，菜农自留种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期，选购国内科研单位种子；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国内种子企业、科研院所生产不出高档种子，他们只能被迫接受国外优质高价的“洋品种”。

而“洋品种”依仗其在品质、产量、抗病性等方面的优势，开价之高，难以想象。在寿光，菜农们不得不接受“一克种子一克金”的现实。比如以色列海泽拉公司推出的番茄种子“189”等、瑞克斯旺公司推出的茄子种子“布利塔”等、先正达公司推出的甜椒种子“方舟”等，每克都在100元上下，折算下来，一粒种子价值3毛多钱，而甜椒品种“蔓迪”更是开出了每克种子180元的天价，1克种子相当于1克铂金。国外公司每年仅在寿光及其周边地区通过销售其高档蔬菜种子就拿走6亿元人民币。

种子是一种特殊商品，事关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我们带来高产优质的农产品，也增大了技术所有者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权。种子生产周期长，如果我国种业市场由“洋品种”占据主导地位，将会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很多种质资源被国外偷取和克隆以后，又反过来成为跨国公司制约我国技术发展的专利手段。跨国公司投入经费搜集发展中国家的种质资源，分离克隆有用的基因并申请专利。

比如，我们的野生大豆种质资源被美国人获取后，他们通过分子标记等手段申请了160多项专利。这样，中国农民种植中国大豆却侵犯了美国的专利，还要向他们交费。

在转基因水稻方面，绿色和平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曾联合公布《国外专利陷阱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报告。这一报告称，目前中国最有可能商业化的3种转基因水稻，其多项专利属于外国公司，这可能导致中国对它的主粮失去控制。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实行本土化战略，保护好我国宝贵的农业种质资源应提到战略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