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的经济学?　　

——吴敬琏《极左极右都危险》一文商榷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中国改革》2010年第11期发表了《极左极右都危险》一文。文中用了相当的篇幅分析了中国当前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作为一名著名的经济学家，关注现实的经济问题当然是非常应该的。问题在于他应该用正确的经济学概念、观点和逻辑来进行他的分析。那么，吴敬琏教授是否做到了这一点了呢？我想就以下几个问题来同吴先生商榷。　　

吴先生认为，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是他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那么，吴先生是如何论证他的这个观点的呢？　　

先看看腐败的问题。　　

吴先生首先提出了一个观点：“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多么奇特的观点呀，我们要向吴先生致敬！恕我孤陋寡闻，我不知道吴先生在什么地方论证过租金与贿赂的关系，也不知道有哪位著名经济学家作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将租金与贿赂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一定是一个可以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课题。　　

租金是什么？租金应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吧。我的理解，它是租赁房屋、土地、物品等的价格。我们熟悉的租金有地租、房租、租车费、租用电视线路的费用等。换句话说，是使用者向所有者支付的费用。那么贿赂又是什么呢？贿赂是一个法律名词，是指一些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相关的人支付财务的行为。在经济活动中支付租金是完全符合市场原则的，这一点，享有“吴市场”美誉的吴先生应该不会否认吧。而贿赂则是一种为法的行为。这两者是如何挂上钩的呢？这一点，吴先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我们也没有必要逼他。但是我们从吴先生的话中可以得出一个正常的推论：要想减少贿赂总量，就必须减少租金的总额。而要减少租金的总额，办法无非是两个：取消租赁活动，或者降低租金标准。取消租赁活动，就要求使用者必须成为物品的所有者。这无疑会增加经济活动的成本，在经济上是否可行是需要请教吴先生的。那么降低租金标准呢？租金标准是由市场决定的。难道吴先生是想让我们以行政权力来实现吗？所幸我们只知道“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下限呢？吴先生没有说。大概是从零到“租金总额”之间的某一个数吧。既然我们知道了“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那么，只要存在租赁活动，贿赂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切惩治贿赂犯罪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只要祈祷贿赂总量不要超过“租金总额”就可以了。这大概就是吴先生所要告诉我们的。不过，这还是个小问题。　　

再说垄断。吴先生告诉我们：“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贫富两极分化时指出，造成分化的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或者说，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我们不禁要问吴先生，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了垄断，这还说得过去。因为它确实是垄断产生的原因。但是问题在于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是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呢？换句话说，如果资本有机构成降低了，这种两极分化就缓解了吗？　　

什么是资本的有机构成？资本的有机构成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马克思说：“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他说：“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请问，这里面那一句是在说两极分化是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引起的？　　

那么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有什么作用呢？马克思说：“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在这里，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密切相关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和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剥削进行了深刻的、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但马克思从来没有批评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说，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那么消除两极分化的办法也就只能是降低资本的有机构成。但这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降低。这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呢？而吴先生又有什么办法来阻止“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呢？　　

造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真正原因是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过是它的结果而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分析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夺的秘密，指出资本增值的唯一源泉就是工人的劳动。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除了补偿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外，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此，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情况下，资本推动的劳动力越多，剩余价值就越多。而要推动更多的劳动力，就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都会增加，但是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加得更快一些。这样就带来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但是，不管资本的有机构成如何改变，资本对于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不变的。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我们的。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先生难道连这都看不懂吗？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会带来垄断。而垄断有加重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但是消除资本对工人剥削的途径并不是要消灭垄断。因为垄断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只要有市场竞争，就必然在它展开的过程中生产出垄断来。不管吴敬琏先生如何去诅咒它。问题在于垄断本身也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奈何桥。“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不知吴敬琏先生对这段话是如何理解的。　　

其实，吴敬琏先生强调“资本有机构成”而回避剩余价值，不是没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说明政府和国有企业收入的增加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请看：“我们现在也存在类似问题。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和各种专业人员即‘白领工人’）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我们不知道吴先生是如何得出“资本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这样一个结论的。作为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要有可靠的统计数据的。可惜这个数据国家统计局从来就没有公布过。而民间的估计，国有经济成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不到20%了。我们暂且不论这个数据是否可靠。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包括外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企业是不是资本所有者？它们在总收入中占的份额有多大？恐怕不是微不足道的吧？那么按照吴先生的逻辑，它们对两极分化负有什么责任呢？我们所能知道的是，福布斯排行榜中收入过亿的富豪没有一个是国家领导人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请吴敬琏先生不要告诉我这些人隐瞒了收入。因为隐瞒的收入属于腐败问题，那不是经济学所要考虑的范畴。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民营企业主的收入来源是企业的收入，因为这个企业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兴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从企业本身的活动中获取收益（这个问题还用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解释吗？）。而劳动者的收入则来源于工资和奖金。工资是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结果。奖金不过是从资本的利润中分得的一杯羹。政府和国有企业则是另外一回事。它们确实通过税收和利润获取了收益。但那并不归政府领导人和企业领导人所有，而是作为国家的收入被用于国家运行所需要的地方，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如果说这笔收入在使用上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这是可以讨论的。但要说这造成了两极分化，这可是要做一点经济学分析才可以的事情。吴敬琏先生是国家工作人员（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你的收入来自何方？难道说你从国家拿到的工资或退休金收入就使你成为了两极分化中富有的一极了吗？　　

说到腐败，最典型的腐败就是钱权的交易。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手里当然掌握着社会管理的权力。但是他从国家掌握的生产资料中得到的分配却不多。充其量也就是工薪阶层的水平。钱并不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当然也存在慷国家之慨的问题。这是另一回事。谁有钱呢？吴先生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我们姑且承认贿赂的钱来自租金，那么租金的所有者又是谁呢？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吗？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也是拿国家工资的人。现在动辄上千万的贿赂如果没有上亿的利润作为回报，谁会如此不惜血本呢？答案只有一个，来自于非公有制经济。所以，吴先生把腐败问题算到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帐上，至少是片面的。　　

吴敬琏先生好告诉我们：“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人们的收入差别必然较之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吴市场”当然要为市场经济辩护。的确，一般地说市场经济会导致两极分化，那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思也没有讲过两极分化是由于市场交换和竞争带来的。问题在于，第一，在市场竞争中，总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胜利者是否一夜暴富，那是有疑问的。但是失败者倾家荡产的例子不胜枚举。吴敬琏先生说：“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这还算是说了一句正确的话。因为，市场竞争的胜败一般只与市场竞争的主体相关。即使失败者跳了楼，人们也不过是同情以下而已，并不会去谴责胜利者。但是市场竞争所造成的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无疑会扩大贫穷者的队伍。所以，不管社会对此多么能够容忍，它作为贫困的制造者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二，撇开这种“零和博弈”式的市场竞争不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降低成本。在剩余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成本的降低总是与工资的减少和工作强度的增加相联系的。所以，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资本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流动几乎是资本的必然选择。而政府增加工资的一切努力大会受到来自资本家的顽强抵制。我们不用再去列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引述的素材，只要看一看前一段我国的一些省市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而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立刻就带来了竞争力被削弱的指责。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干预和工会组织的谈判，工资的下降几乎是竞争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说社会对此还能容忍的话，那只不过是因为问题的本质被掩盖在资本家因竞争失败而跳楼的现象当中。经济学家的任务不正是要透过现象去揭开这一秘密吗？　　

吴先生也主张谈判，但是他又说：“在这样的谈判中，与其说是劳动市场决定工资水平，还不如说双方的谈判地位起了决定作用。”这样，劳资谈判似乎就成了劳动力市场以外的事情了。吴先生可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忘记马克思说过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是再生产劳动力的费用，可以忘记马克思曾经说过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工人工资下降的事实。但是吴先生不应该再忘记，西方经济学中对劳资谈判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的研究。如果他把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忘记了，那他的经济学水平也就令人怀疑了。把劳资谈判独立于劳动市场以外，除了撇清资本对工人工资水平的责任外，还增加了政府的责任。而政府的干预不正是吴先生的恶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事例吗？　　

吴敬琏先生所反对的是极左和极右。但是极总是相对而言的。把原来的“极”去掉，本来不太右的东西也就变成了极右了。吴先生将人们对贫富分化的怒火从资本家身上引开而集中到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身上，这样露骨地为资本家辩护的经济学右到了什么程度，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了。　　

吴敬琏先生在文章中还以西班牙为例，论证了极左极右都危险的的道理，并对打破“两暴怪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据说是只有培育出中产阶级，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我们姑且不论这个中产阶级在中国应该如何产生，但就目前法国、西班牙、英国等中产阶级成堆的国家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的现状就足以说明，当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中产阶级也会成为暴民的。不过，那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既然吴先生在他的本行经济学领域都会说出很多外行话，在本行之外说一些胡话也是正常的。我们就不必去苛求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