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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与实践（上）

作者：李伟

原载：探索

　　摘 要:邓小平的一个历史功绩是，通过观察和平定1989年国内爆发的反革命暴乱，发现这次严重的政治风波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公开揭露了“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向全党再次发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伟大号召，从而确立了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始终贯彻的政治战略方针，动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投入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长期斗争中。

　　作者简介：
　　李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1989年，邓小平向全党再次发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号召。之所以说是再次，是因为二十年前，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过这样的号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再次发出同样的号召呢？是因为八十年代末“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骤然起变，国内爆发了“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反革命暴乱［1］（p331） ，东欧国家接连动乱而导致了社会剧变。这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撕破了四十年来世界和平的外衣，暴露出来一个孕育已久的国际政治的新格局。此时此刻，邓小平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反复提醒和告诫全党：“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1］（p304） ；“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1］（p311）；“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1］（p325）。 通过这堂“大课”，中国共产党人发现和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存亡续绝、以一持万的问题：“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p344）对于帝国主义悄然发动的进攻，社会主义国家是麻木不仁，束手待毙，还是坚决地起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呢？这个事关社会主义存亡与发展的大问题，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政治的焦点、时代的焦点。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是不但勇敢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1］（p347） ，而且坚定地动员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投入到了反击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伟大战争和伟大实践中，续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灿烂的一页。
　　
　　一、树欲静而风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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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形形色色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延续的动力。由此决定了：这个世界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人类就甭想安宁。自十月革命以来，帝国主义就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社会主义国家，从军事进攻的热战到和平演变的冷战，两种手段并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远的不说，从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机会和国家关系的渠道，千方百计干扰和破坏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国内的政治环境和建设环境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平静如水。早在1989年之前，即1986年底，在北京等地就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学潮，那时邓小平在会见加蓬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时说到：“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对于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1］（p204）“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1］（p206） 邓小平用这样的口气讲话，绝非空穴来风，而是针对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现象，即有些人认为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中国的国情，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与“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产生着尖锐的抵触。新中国的发展史一再表明，邓小平所指出的这种社会现象，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2］（p662）， “中国要向哪里去”的斗争［3］（p214）， 从民主革命以来至今没有停止过。
　　邓小平用“没有硝烟”四个字刻画了帝国主义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特征，用“和平演变”四个字揭露了这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的内容和实质。无疑，没有什么问题比世界战争更重大的事情了！对于帝国主义挑起和发动的这场特殊战争，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是躲不开的，是回避不了的。要么积极应战，奋起反击，打退和消灭敌人；要么麻木不仁，束手待毙。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甚至损失惨重——东欧剧变和苏联的亡党亡国。虽然我国的改革也是曲折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成熟就表现在继毛泽东之后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不但识破了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而且坚决地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敢于和善于打破他们的“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从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奋勇前进。
　　邓小平指出的这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悄然打响了。195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举措。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冷静分析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国家崛起的事实，特别是总结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失败于一个贫穷的新中国的教训，对今后的国际战略主动做出重大调整。遗憾的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正陶醉于自己的一片胜利之中，对于资本主义阵营做出的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战略调整，没有做出任何积极的反映，也没有进行积极的应对。
　　在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举措的三年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东欧一些国家发生了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毛泽东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潮中发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从而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3］（p230）。由此，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因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3］（p233）。又过了三年，杜勒斯在1958年、1959年又连续三次宣扬“和平演变”问题。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这个重大战略，着手采取一系列积极防止和平演变的措施，可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关于这个问题，请读者阅读革命老前辈薄一波的著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在中国共产党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个方面开始应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时，苏联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不但继续沉迷于教条主义，而且走上了修正主义的不归之路。他们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的能力，被帝国主义打出的没有炮声和硝烟的“糖衣炮弹”所迷惑。东欧剧变和苏共亡党亡国，不能不说是在那时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打赢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的思想出自1989年邓小平的两次谈话。这年9月，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告诉他：“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1］（p325）两个月后，邓小平会见非洲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时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p324）显然，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世界大战不仅已经在东欧苏联取得了巨大胜利，而且在我国也小有收获，这就是邓小平严肃指出的发生在“我们内部的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1］（p324） “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1］（p344）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邓小平所以能够识破西方国家挑起的“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口号，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强大攻势，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因为他已经在这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革命老前辈吴冷西的名著《十年论战》，详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怎样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多次前往苏联，与苏联共产党、与赫鲁晓夫进行的长期论战。在那段艰辛而难忘的岁月中，邓小平是我们党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战线上的一员主将。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4］（p738）的情况。在作为主帅的毛泽东指挥下，邓小平独当一面，显示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忍不拔的斗争意志和深邃的政治智慧。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中，与苏联修正主义作斗争是邓小平的一项主要工作，占了他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从《十年论战》这本书里，读者能够揣摩出那个年代邓小平主要做了些什么，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作经验是从哪些工作里积累起来的。
　　从邓小平坦城表示的“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1］（p348）， 从他揭露“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从他向全党再次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伟大号召这样连贯的行动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看到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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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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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1］（p123）这段话，是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种阶级斗争现象，做出了这样明确的政治判断和理论概括，也是他果断地领导全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决定。在《邓小平文选》里，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字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疑，讲述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开辟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生动实践，就不能不谈他领导全党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尤其是“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1］（p344）， 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教训，足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个多么重大的问题了。
　　“党内新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5］（p272） 的主体，与其说是在那时产生，不如说是在那时暴露出来的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政治派别——他们坚决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在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下，以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实施西方资本主义“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千方百计地在中国“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1］（p181）。他们是现中国唯一一支有着一定社会基础和强大国际联系的企图推翻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为了达到资本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政治目的，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分化、搅乱和丑化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手段，直至发动了1989年春夏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这就是邓小平在那时深刻指出的：“过去的工作中我们虽然有一些失误，但今年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也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混乱的局面。”［1］（p348） 邓小平的这一讲话，揭露出是些什么人在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所指明的“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这样一批人由来已久，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斗争也由来已久。早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际，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带着它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大陆的时候，就把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称之为“中国还有”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这样的“社会基础”上。那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声言：“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对于艾奇逊远在太平洋彼岸发出的挑衅，毛泽东当即就在这年8月的人民日报写下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一系列社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可以说，改造这个“社会基础”及其与他们——“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拥护者——的斗争，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几十年来，曾经“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大部分人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改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6］（p1486），并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仍有一部分人坚持旧有的政治思想，有的甚至甘心配合“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行径［6］（p1488）， 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敌。这就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严正指出的：“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7］（p552）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国家里“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与执政的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遥相呼应，组成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派别，成为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队伍，形成了从执政党内外搞垮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的动乱之源。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斗争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渗透到执政的共产党内，既是党内斗争又是党外斗争，许多情况被搞得云山雾罩，阵线模糊。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末站住脚以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已演变成“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进行斗争”，这个派别“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共同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8］（p2-3）。在社会主义国家，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多半扮演着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描写的“搅水女人”的角色。这就是邓小平尖锐指出的，“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而“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1］（p198）。
　　详细叙述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非本文的容量所能胜任。我们在这里摘录邓小平的若干讲话，大致可以反映邓小平是怎样揭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邓小平又是怎样领导全党与之进行斗争的。
　　——1981年7月，邓小平针对当时思想战线上不断发生的问题，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朱穆之等人谈话，指出当时思想战线上“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5］（p389）。 谈话列举了思想战线特别是文艺工作存在的若干问题，严肃批评了《苦恋》等作品的错误，指出一些人的言论“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5］（p390）。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5］（p391） 8月1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邓小平的这个谈话。9月上旬，文化部和中国文联联合召开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讨论文艺界如何加强领导、改变涣散软弱状态、增强团结、改进工作等问题。会议一致拥护邓小平这个谈话，提出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对于那种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倾向，要进行正确的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斗争［7］（p759）。但是，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没有得到坚决的贯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没有被遏制，反而得到纵容，“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理论界文艺界导致的严重混乱和精神污染的现象，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大多数人正是在不同程度上这样做的。但是，一些人却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前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那个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至于‘异化’……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1］（p39-47）邓小平明确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p48）。邓小平的有力讲话，大大推动了全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1985年5、6月，邓小平接见台湾学者，向他们解释了大陆为什么处理了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1］（p123）他还特别指出，“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我们依法处理过几个人，他们的问题实际上是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问题，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1］（p124）。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在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时，发生了要不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1］（p181-182）邓小平后来解释说，“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1］（p194）。可以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党内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了。但是，由于“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1］（p196），是年底，北京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冲天安门的游行示威。
　　——1987年2月，在解决了 “大学生闹事”问题后，邓小平会见加蓬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时说：“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对于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理想与我们的不同。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他们却提倡资本主义理想。”［1］（p205） 3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时明确指出：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因为如果不讲，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是乱哄哄的”［1］（p211）。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表明，对于实行什么样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内外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邓小平坚决揭露这一社会现象，告诫全党：“过去一段时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我们党一些同志把思想阵地也交出去了。”［7］（p1291）这是因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p297）。
　　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在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走过来的。显然，只有深刻认识和理解了邓小平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才能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到邓小平为什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一个主要内容，才能了解这条基本路线的由来和发展。1989年邓小平讲过这样两段话，概括了八十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基本走向，是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指南。
　　一段话是1989年9月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讲的：“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1］（p324）
　　另一段话是同年11月邓小平与来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交谈时，对中国这次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作的自我批评和政治分析：“在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和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基本上是做得好的，但也有失误，甚至是重要的失误。两个总书记失职，不是重要的失误吗……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两个总书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政治思想原则问题上的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7］（p1295）
　　改革开放以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不仅是个政治思想问题，也是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令全党和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为什么总在滋生蔓延和难以纠正呢？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1］（p325）邓小平的这番话尖锐地揭露了这些年来反腐败工作成效不大的原因。反腐败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腐败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如同手心手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为因果。反腐败不力实际上反映了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上的软弱无力。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是指导全党真正地、彻底地开展反腐败工作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针。
　　邓小平高度重视并自觉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因为他深刻地懂得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向全党指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5］（p179） 正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理论，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制定了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吴冷西.十年论战［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与实践（下）

　　三、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1989年春夏，在我国平息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此为理由，对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国际制裁”，企图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扼杀社会主义中国，彻底暴露了他们发动和支持我国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立场与宗旨。但是，西方敌对势力的算盘打错了。他们“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1］（p357-358）
　　邓小平告诉来访的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p357-358）
　　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在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未能达到目的的时候，就立刻露出了凶狠恶毒的真面目，试图用硬的一手达到摧毁社会主义的目的。可是这样的手法，在久经革命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显得那样的愚蠢和脆弱。帝国主义不但达不到它的妄想，反而起了教育和动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作用，得出了与它们愿望相反的结果，特别是更彻底地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丑恶面目和反中华民族的实质。
　　面对着西方国家发动的所谓国际制裁，邓小平表现出了他化险为夷的高超的领导艺术，一方面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决顶住，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大胆地团结和动员国际正义力量，实施了一系列巧妙地分化西方国家和化解“国际制裁”的方针政策。
　　邓小平通过会见来访的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公开告诉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国搞谁也动摇不了！”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他们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政治手段，如高级官员不接触”，“这个东西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有这个本领。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事实表明，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在总结经验了。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话。”［1］（p328-329）
　　其后，邓小平利用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来访的机会，郑重地批评美国政府：“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美国公众得到的情报来自‘美国之音’和美国报刊，什么‘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了多少万人，连具体数字都有。‘美国之音’太不像话，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如果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1］（p331）邓小平严肃地告诫:“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1］（p331）邓小平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恢复正常的中美关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1］（p331）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邓小平巧妙地告诉尼克松：“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1］（p332）
　　1989年邓小平退休。但是为了尽快打破“国际制裁”，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国际影响，主动接见来访的国际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改革开放的政策。
　　1990年7月，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告诉他：“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p359）“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1］（p361）

　　在邓小平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了一场坚决、漂亮的自卫反击战。由西方国家发动的所谓国际制裁，就这样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反对下，在他们自身的内部矛盾中，自行瓦解，不了了之，就像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唱过的一首歌:“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9年到1991年两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抵挡住西方敌对势力“制裁”的同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执政的共产党接连倒台，亡党亡国。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波匈事件和60年代捷克事件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内涌起的第三次修正主义浪潮的结局。这次由西方敌对势力掀起的冲击社会主义的滔天巨浪，冲垮了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骤然陷入低潮，世界格局随之发生了巨大改观。
　　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住三次国际修正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呢？俗话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正是邓小平接手毛泽东防修反修的伟大事业，从70年代末以来毫不妥协地持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才必然地产生了这样伟大的历史结果。在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不懈斗争中，邓小平率领中国共产党筑起了一座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进攻的大坝，这座大坝的名字叫做“四项基本原则”。
　　凭借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经验，邓小平深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绝不会是风平浪静的。即使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里，党内党外就一直进行着“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7］ （p552）。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必须“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5］ （p166）。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9年1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使邓小平更坚定了必须在思想政治方面为全党全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确立明确的指导原则。3月底，邓小平亲临已经召开了两个多月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创造性地提出了指导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即“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5］ （p164）。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正如他反复指出的那样，“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做？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5］ （p173）。他以十分明确的态度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5］ （p173）
　　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结果，也清楚地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四个坚持”的挑战与进攻。因为“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1］ （p324）。“四个坚持”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二者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和特征。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成为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引导这对矛盾始终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
　　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揭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真理：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与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中的主要表现和基本内容；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5］（p44）， 是共产党人须臾不可离开的生命线。
　　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斗争中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生动地展现了邓小平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鲜明立场和浩然正气，体现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所在，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四项基本原则就像高耸的灯塔照亮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就像宏伟的大坝保卫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而也成了国际反动势力及其在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千方百计诅咒的对象。对待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是我们准确判断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5］ （p165）。邓小平明确指出，他在这里所说的“政治”不是别的什么事情，而“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5］ （p165）。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实事求是地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5］（p165）。邓小平所以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正确对待和统筹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反映了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和理论创新的严肃态度和科学精神。
　　在表现邓小平一生主要革命活动和理论创造的《邓小平文选》里，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十分丰富，构成了《邓小平文选》的基本内容之一。详尽地叙述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和发展是本文的篇幅不能容纳的。但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有这样一些反复强调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应当牢牢把握的：
　　——“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5］（p205）
　　—— “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5］ （p278）“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5］（p278-279）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人才。”［5］（p323）

　　——“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5］（p358）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1］ （p135）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p141）“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1］（p145）“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1］（p146）
　　——“我们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需要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1］（p201）
　　——“台湾集中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1］（p286）“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美国人骂娘，造谣，没什么了不起。”［1］（p313）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p332）
　　——“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1］（p364-365）
　　在1989年血与火的反革命暴乱中，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经历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双方的立场和面目都展现得一清二楚。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他经过深思熟虑，分析了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告诫全党：“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1］（p305）
　　由此，怎样用四个坚持作为基本思想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不仅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政治思想工作的主题，也是能否正确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条件。
　　正是由于四项基本原则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具有特别重大的地位和作用，就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因而邓小平很早就要求全党：“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5］（p179-180）这是邓小平向每一位共产党员和立志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特别是向从事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的同志提出的一项要求，也是人们在改革开放中进行理论创新所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和有待完成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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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 吴冷西.十年论战［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