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

　　

　　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

　　

　　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话说1961年1月下旬的头一个周日，毛远新从清华大学回到菊香书屋，他对伯伯说：

　　

　　“我在清华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下学期转到那里去学习，行吗？”

　　

　　毛泽东同意了毛远新的转学请求。此后，毛远新便在新一学期里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逢到了寒暑假，他就回到毛泽东身边。

　　

　　1月23日下午，何其芳接到了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是毛泽东要见他。何其芳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见已有4人在座。毛泽东示意何其芳坐下来，说道：

　　

　　“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

　　

　　说罢，他把那一段文字念给大家听，然后又让大家传着看。稿子传到何其芳手里，他认真看了一遍，发现毛泽东除了在文章的最后加写的一段以外，还在好几处地方作了修改，其中有两处加写了这样的内容：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毛泽东见何其芳看完了，就对他说：

　　

　　“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不过还可以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内容。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毛泽东还说：

　　

　　“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缺乏舆论准备。抗日战争时期，有《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就有了准备。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些指示、文件，也是做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缺乏这种舆论准备。”

　　

　　他接着将话题转到美学问题上，他说：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

　　

　　有人插话说：

　　

　　“问题在于也有一些相同的。”

　　

　　毛泽东说：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一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史沫特莱说，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怆的东西。”

　　

　　谈话结束了，何其芳在告辞时问毛泽东：

　　

　　“把主席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是不是再送主席看？”

　　

　　毛泽东说：

　　

　　“再送我看看。”

　　

　　1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他们的谈话记录被收集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全文如下：

　　

　　毛泽东：你们在中国还呆些日子吧？我看到日本朋友就高兴。对浅沼（浅沼稻次郎）先生遇难，我们表示哀悼。

　　

　　黑田寿男：浅沼先生作为社会党代表团团长来中国，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继承浅沼的精神并继续发扬他的精神。

　　

　　毛泽东：浅沼先生抓住了日本同美国关系的本质，也抓住了中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和北美加拿大各民族的问题的本质。当时我曾对浅沼先生说过，对这种论点赞同的人有时少一些，有时多一些，但过些时候总会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

　　

　　美国没有办法在各国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各国的协助者，这就是它的同盟军，也就是各国最反动的一小部分人。在中国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部分人，在你们国家就是岸信介一伙人和垄断资本集团。

　　

　　黑田寿男：去年在日本掀起了很大的反对“安全条约”运动，代表垄断资本的政府站在同我们相反的立场上反对我们，用暴力通过了“安全条约”。在这期间，中国举行了很大的游行集会支援我们，我们表示感谢。

　　

　　毛泽东：我们彼此支持，国际斗争总是彼此支持的。你们是处在最前线。前年浅沼访华时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即使一时没有多数人同意，但等到人们了解的时候，总会得到多数人赞成的，要有这样的信心。过了一年，即到了1960年，日本就发生了那样巨大的变化，反对“安全条约”的运动达到那样的高潮，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斗争了。

　　

　　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贸易也停了。我同浅沼先生率领的代表团在武汉东湖会见时，就说过中日关系中断是暂时的现象，过一个时期就会发生变化。贸易方面现在已经开始变化，政治方面还不一定。政治有两个方面，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战后友好关系还有发展；就是同自由民主党的政府，同垄断资本的关系还不成，还要等候。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松村、三木、高碕、河野、石桥，这些人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日本人民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的直接同盟军。自由民主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你们看这话是否有点道理？

　　

　　黑田寿男：反主流派今后如果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对反对“安全条约”更坚决一点，那时就可以说是间接同盟军。

　　

　　毛泽东：欧洲国家同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它们同美国并不完全一致。世界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主要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你们对非洲、拉丁美洲做什么工作没有？

　　

　　黑田寿男：我们有亚洲团结委员会，以这个团体为中心在开展活动，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拥护和平的斗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我们愿意今后进一步动员起来，加强这一活动。

　　

　　毛泽东：非常有必要。

　　

　　黑田寿男：今年在亚洲，主要的问题是老挝问题。老挝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美国就利用日美“安全条约”，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最近日本各工会、各政党、各群众团体和文化团体等开了大会，反对美国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并且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要求美国停止这种干涉行为，也向日本政府示威，要求日本政府不让美国使用日本基地。

　　

　　毛泽东：这很好。

　　

　　黑田寿男：现在日本政府同韩国政府在进行谈判，把南朝鲜政府看作是整个朝鲜的合法政府来解决朝鲜问题，这就妨碍了朝鲜的和平统一。美国利用日韩谈判加强南朝鲜、台湾、日本的军事力量，加强东北亚军事同盟。进行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日本人民，正在反对日韩谈判。

　　

　　毛泽东：反对很有必要。最近同美国有关系的菲律宾、台湾、南朝鲜、南越举行“外长会谈”，日本政府因为害怕日本人民，没有去参加。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去年的斗争使日本政府很害怕，伟大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现在看来，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处在第一个高峰之后和第二个高峰之前，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处于低潮，是在酝酿第二个高潮。你们知道中国几十年的斗争，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而不是每天、每月、每年都在直线发展的。所以你们所领导的人民运动，是大有希望的。可是，有人感到现在运动搞不起来了，有些悲观埋怨；也有部分人可能进行指责，说你们左派过去的斗争搞错了。在这样的时候，用我们的话来说，左派就要硬着头皮顶住。例如，中国辛亥革命以前，1911年4月黄兴在广州领导的军事暴动失败了，牺牲的烈士都葬在黄花岗。失败之后连黄兴本人也跑到了香港，认为失败了，不行了，没有希望了。谁也没有想到，过了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政府。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的大部分人悲观失望，出现了“造神派”，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为了批判他们，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过了10年，俄国革命就胜利了，这时“造神派”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当了列宁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他也不要造神了。我看你们的历史中也会找到这样的事例。

　　

　　你们国家为什么到现在革命还没有胜利呢？看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胜利可能比较晚些，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的空气稀薄，易于突破。例如俄国和中国空气是稀薄的，现在非洲也如此。日本的垄断资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七八个资本主义大国中还是比较薄弱的。原因是：第一打了败仗；第二受美国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看这两方面对日本人民都是有利的：

　　

　　第一，战败了，殖民地都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党应当了解，这个失败不是耻辱，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是胜利。打败仗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耻辱，你们应当展开争论。有部分人不这样看，认为战败了没有面子，于是他们心中有愧，觉得干了坏事。这是因为他们对垄断资本和人民不加区别，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末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

　　

　　第二，被美国统治也要分析。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现在日本不仅有本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国的压迫，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我老早说过，我总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欺负，短时期受压迫是可能的。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日本的经济、文化都走在中国的前面，据说冈山县就有7所大学；我们有个无锡，文化比较发达，但也没有7所大学。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县可以同日本比的。中国要赶上日本还要一定的时间。

　　

　　日本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国会，这是你们的好处，也是缺点。中国没有民主，国民党就是捉人、杀人，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也许是缺点，也许是优点。那末我们有什么出路呢？我们的出路就是学蒋介石，你们能杀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人？我们进行过调查研究，国民党有手，手里有刀有枪；我们也有手，但没有刀枪。如果我们能把国民党手里的刀枪夺过来，不是也可以杀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吗？

　　

　　你们的情况有些不同，有议会制度，比较有些民主，不像中国的国民党那样捉人、杀人，那就可以利用，利用它来搞群众运动。我不大了解你们的情况，大概日本的垄断资本比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聪明些，看来，你们也可利用这一点。他们怕老百姓起来。例如有许多日本友人来中国访问，政府不能禁止；我们去日本，他们也不能禁止，但可以给予种种限制，因为日本政府同蒋介石有外交关系。另外，他们也怕共产党。高碕邀请廖承志同志去访问日本，廖承志同志，你什么时候去？

　　

　　廖承志：现在还没有定。

　　

　　毛泽东：最近总工会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了。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

　　

　　黑田寿男：完全同意。今年民间交流会更多起来。不管池田政府是否愿意，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来往会多起来，两国人民间的亲善关系会加深，一定会签订友好条约。

　　

　　毛泽东：很好，有发展的前途。

　　

　　黑田寿男：我们年初就来中国，也是为了两国人民的亲善。我们从中国朋友那里听到许多有益的话，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情况，对我们有很大好处，表示感谢，并祝主席身体健康。

　　

　　毛泽东：请向日本社会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们问好。

　　

　　1月24日晚，毛泽东把何其芳送来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文又认真看了一遍，在他加写的“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一句话中，又作了重要修改，改成“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特别强调了斗争在事物转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尔后，他在清样上批示道：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

　　

　　1月25日，王观澜与夫人徐明清商议，以徐明清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手作用，将永载史册。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好和坏、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多和少、敌和友、公和私、大和小、上和下、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我的海燕已经闭经4个月了，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此致敬礼！

　　

　　明清1961年1月25日

　　

　　信写好后，王观澜郑重地把3个都是党员的儿女叫在一起，说明了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这封信。他说：

　　

　　“说真话，可能会受到打击。但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我是共产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如受到了打击，不要害怕。”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因担心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当作普通来信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徐明清套了3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的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的江青收，最里边的信封才写的是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毛泽东那里。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3天后，毛泽东亲自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

　　

　　“你们的信收到了，谢谢。”

　　

　　1月26日到1月29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到南京，一路上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3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他在听汇中曾先后插话说：

　　

　　“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

　　

　　“水是混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

　　

　　“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1961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1月20日《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党组：

　　

　　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告》很好，很重要。中央同意告中提出的1961年卫生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各项措施，请你们从实际情况出发，由各级党委书记亲自挂帅，迅速查明病情，采取有效的、因地制宜的具体措施，认真解决目前防治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力争在二、三个月内控制浮肿病、妇女病、小儿营养不良病及其他主要疾病的发展，大部分治好现有病人，严防各种季节性传染病流行，以保证有足够的健康的劳动力投入春耕生产，争取今年农业丰收，促进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央认为，在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足，人民体质有所减弱的情况下，防治疾病，保护劳动力，保护人民健康，应当成为今年全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各级党委今年至少必须抓4次，灾区应当每月抓一次。各级卫生部门应当鼓足干劲，从实际出发，努力做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在整个文教战线上，今年应当把卫生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各级党委要选派得力的干部去充实和加强卫生部门的领导，率领卫生医疗队伍支援农村、支援灾区。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商业、粮食、轻工业、化工、民政、交通等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协同卫生部门，切实解决治病防病所必需的药品、物资、经费和器材等具体问题，务使件件落实。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应当向广大干部普遍进行一次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教育，大兴为群众办好事之风。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决走群众路线，才能把卫生工作做好。各地在防治疾病工作中，还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适当解决医务人员（特别是农村医务人员）的口粮、夜餐粮和工资等具体生活问题，切实注意医务人员的健康。基层卫生队伍的整顿问题，今年应当认真地抓一下，但要注意以有利于当前的治病防病为原则，具体做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

　　

　　中央1961年2月1日

　　

　　2月2日，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给吴启瑞写了一封回信：

　　

　　吴启瑞同志：

　　

　　毛主席嘱：写信转告你，1月25日的来信他已看过，很感谢你，并寄上1000元，以济眉急，作为赠送，不要还的。祝春节好！

　　

　　徐业夫2月2日

　　

　　在3年自然灾害期间，毛泽东还曾嘱咐小女儿李讷请自己恩师王正枢的二女儿王明夏邀集吴启瑞、王人旋、王雪华、王人艺、王人美等同辈老人到家里相聚。不久，毛泽东又嘱咐秘书高智打电话询问吴启瑞的家庭生活情况。文化大革命中，王雪华身患重病，毛泽东安排将她下放在山西的女儿调回身边，侍奉汤药。1973年4月，毛泽东安排将在干校的王人美调回北京治病。

　　

　　正是：滴水之恩涌泉，毛公高风说到今。近观竖子多沐浴，反将国父作仇人。

　　

　　且说2月初的一个早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机要员小李，给毛泽东送来了文件，她正要离去，毛泽东问道：

　　

　　“小李同志，你有没有参加民兵组织？”

　　

　　“参加了。”小李回答说：“我是去年参加的。去年国庆，我还参加了民兵方阵游行呢！”

　　

　　“嗯。早上我看到工作人员组成的民兵出早操，挺精神的哟。好，我来考考你，你为什么要参加民兵？”

　　

　　“响应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呗。”

　　

　　“对，大办民兵，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促进人民公社劳动军事化，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效果不错嘛。”

　　

　　小李想起她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有一张参加民兵训练时拍的照片，便取了出来，说：

　　

　　“我还有一张扶着枪的照片呢。”

　　

　　毛泽东接过照片，饶有兴趣地仔细端详着，只见小李身穿藏蓝色西裤，白色棉布衬衣掖在长裤里，齐耳短发，右手持步枪，昂首站在一株树旁，背景是明净的蓝天和远山。

　　

　　“好英武的模样哟！”

　　

　　小李不好意思地说：

　　

　　“照得不好。”

　　

　　“哎，我看蛮好嘛！”

　　

　　毛泽东放下照片，点燃一支烟，望着窗外，沉思了一会儿，把手中的烟在烟灰缸里弹弹，顺手拿过一本他读过了的介绍地质常识的小册子，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对小李说：

　　

　　“给我拿支笔来。”

　　

　　小李递过一支铅笔，毛泽东手执铅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一首七绝，题目叫《为女民兵题照》，诗云：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放下铅笔，他微笑着说：

　　

　　“小鬼，我把这首诗送给你，好不好？”

　　

　　小李又惊又喜，忙接过小册子看了一遍，激动地说：

　　

　　“主席，您太夸奖我了，我那配得上……”

　　

　　毛泽东说：

　　

　　“哎，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哟！”

　　

　　此后，毛泽东南下到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田家英向他作了汇。田家英说：他带领的小组在浙江嘉善县农村，通过对比调查，发现有一个生产队没有天灾，而是“五风”造成生产下降和人民生活困难。田家英还说，他发现农民对食堂强烈不满。

　　

　　2月6日，毛泽东在驻地汪庄听取了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的汇。毛泽东在听汇时插话说：

　　

　　“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11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说：

　　

　　“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2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南屏会见了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后曾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在谈话中提到中法之间被一堵墙隔开了。毛泽东说：

　　

　　“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关系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中法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人民往来和贸易关系还是可以进行的。”

　　

　　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毛泽东说：

　　

　　“我们的军事学说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运用。据（阿尔及利亚）阿巴斯总理对我说，法国军人也在看我的军事著作，在学习我们的游击战术来对付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人运用某些学说对付法国人，这样他们都运用我们的学说来进行斗争。但是，我们的学说对被压迫人民较容易运用一些，而压迫者却难以运用。我们运用游击战对付日本的时候，日本人也学我们的游击战术来对付我们；我们同蒋介石作战的时候，蒋介石也学我们来对付我们。他们想以敌人的东西进攻敌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2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召见江华、林乎加、薛驹谈话，田家英也在座。他劈头就问：

　　

　　“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

　　

　　毛泽东所说的指标，是指江华原来汇的1961年浙江产粮160亿斤。他不等江华等人回答，又接着说：

　　

　　“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退赔上，他问：

　　

　　“退赔，有没有决心？”

　　

　　林乎加说：

　　

　　“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

　　

　　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4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

　　

　　江华说：

　　

　　“剥夺农民的思想是反动的。”

　　

　　毛泽东说：

　　

　　“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林乎加说，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

　　

　　“也有从北京下去的。1959年10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3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最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历史，引申到理论，系统地论证了很多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精神准备的问题，他说：

　　

　　“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6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北伐。北伐一半，蒋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脸，以后就失败了。我们搞了10年国内革命战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来了3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南方根据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彻底，还不会认识那么深刻。1927年的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丢失，经过这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使抗日战争的路线比较正确。1942年，1943年，1944年，还有1945年半年，我们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风，后开七大，这才为团结、统一和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1949年，有109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

　　

　　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

　　

　　2月10日，毛泽东从杭州前往江西，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的汇。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说到了公社和生产队规模太大的问题。关于食堂问题，他说：

　　

　　“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2月11日，毛泽东到了湖南。

　　

　　此前，胡乔木带领的小组在湖南长沙县、湘潭韶山和湘乡白田、大坪等公社，已经进行了调查。

　　

　　2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及调查组的胡乔木谈话。毛泽东说：

　　

　　“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1个社划成3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

　　

　　胡乔木插话说：

　　

　　“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好？毛泽东说：

　　

　　“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3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3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3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第三个方案，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毛泽东又问：

　　

　　“你们有多少生产队？”

　　

　　胡继宗回答说：

　　

　　“1万5千个。高级社时是5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1万6千个生产队。”

　　

　　毛泽东说：

　　

　　“你们大体上还是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5万个。”

　　

　　胡乔木说：

　　

　　“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

　　

　　毛泽东说：

　　

　　“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

　　

　　胡乔木汇说：

　　

　　“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生产队，那个生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

　　

　　毛泽东说：

　　

　　“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2月12日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张平化、胡乔木单独谈话。张平化说：

　　

　　“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5万多个大队；现在的1100个公社可能变成3000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泽东说：

　　

　　“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15项工作。就叫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上面叫生产大队，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

　　

　　张平化说：

　　

　　“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

　　

　　毛泽东说：

　　

　　“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

　　

　　胡乔木建议说：

　　

　　“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公社。”

　　

　　毛泽东说：

　　

　　“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

　　

　　胡乔木说：

　　

　　“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

　　

　　毛泽东立即纠正说：

　　

　　“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

　　

　　正是：三省奔波好作风，群策群力胜孔明。公社大队生产队，体制探索顺民情。

　　

　　单位要小不要大，毛公胸中已成型。生产小队不要“小”，因为它是最基层。

　　

　　接下来，张平化、胡乔木汇食堂问题，毛泽东提醒他们说：

　　

　　“吃食堂不能勉强，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

　　

　　胡乔木说：

　　

　　“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胡乔木说：

　　

　　“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

　　

　　毛泽东又问：

　　

　　“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

　　

　　张平化回答说：

　　

　　“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5个食堂，以后并成3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5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

　　

　　毛泽东问：

　　

　　“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

　　

　　张平化说：

　　

　　“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

　　

　　毛泽东说：

　　

　　“烤火问题要解决。”

　　

　　张平化：

　　

　　“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

　　

　　毛泽东想到在浙江的调查，就说：

　　

　　“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

　　

　　张平化说：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

　　

　　毛泽东说：

　　

　　“那何必呢？”

　　

　　胡乔木插话说：

　　

　　“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的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

　　

　　张平化接着说：

　　

　　“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

　　

　　毛泽东又问：

　　

　　“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

　　

　　张平化说：

　　

　　“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10%，办得差一点的占20%。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

　　

　　胡乔木补充说：

　　

　　“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听到的湖南对食堂的这种基本肯定，与在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广州。

　　

　　2月15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广州过了春节。春节一过，他就通知3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来广州。

　　

　　2月19日，陈伯达将《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送给毛泽东。这是他在得知毛泽东此前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后，为广东调查小组起草的一份材料。《调查纪要》中写道：

　　

　　“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

　　

　　“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

　　

　　“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

　　

　　毛泽东非常重视广东调查小组的意见，而且从中还受到了启发，几天后便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

　　

　　2月22日，毛泽东在广州与广东、湖南、浙江的3个调查组部分成员会合。

　　

　　2月25日，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召集陶铸、陈伯达、廖鲁言、胡乔木、田家英、赵紫阳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

　　

　　“有的省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好处。”

　　

　　还有人发言说：“大”还是个方向。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意见，就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他说：

　　

　　“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指定，以陶铸为组长，陈伯达为副组长，由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负责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邓力群、许立群、王力、王鲁、逄先知也参加起草工作。要求他们在3月10日写出初稿。

　　

　　再说与毛泽东南巡调查研究的同时，刘少奇在八届九中全会后，也回湖南老家宁乡县搞调研，他接触了农村的真实情况后说：

　　

　　“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有人说是天气不好，去年遭到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根子还在中央。”

　　

　　刘少奇还说，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要犯这个错误。”

　　

　　而此时的邓小平，也乘着专列到了京郊顺义调研。在专列上，他把吴晗从城里叫来，陪着他打桥牌。然后，他让工作人员从村子里搜集一些材料，写成调查告，发回北京，再用电发给正在南方的毛泽东。

　　

　　1961年3月5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3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他们说有400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毛泽东讲完后，转向周恩来问道：

　　

　　“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来就汇了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毛泽东接着说道：

　　

　　“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3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提出了一些顾虑：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有影响；现在变动，影响春耕生产；还有国际影响问题。毛泽东说：

　　

　　“我的家乡湘潭，以前分成上七都、下七都，都还嫌大，后来是21个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21个公社，但现在只有13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1200个公社，湖北只有600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

　　

　　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200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11个生产小队，这11个生产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3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这样，你瞎指挥，我就乱，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社、队要划小，他说：

　　

　　“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小组又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省参加的是王任重。

　　

　　3月7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和王任重谈话，他首先问道：

　　

　　“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

　　

　　王任重作了肯定的回答后，毛泽东说：

　　

　　“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3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他说：

　　

　　“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

　　

　　王任重说：

　　

　　“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

　　

　　毛泽东说：

　　

　　“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40%，农村有20%的人吃食堂就行了。”

　　

　　王任重说：

　　

　　“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的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

　　

　　毛泽东加重语气说：

　　

　　“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他又问：

　　

　　“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

　　

　　王任重说：

　　

　　“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

　　

　　毛泽东说：

　　

　　“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

　　

　　欲知毛泽东对于人民公社内部体制问题如何决断，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1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毛公所说的这一状况，再次验证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著名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从此后的社会实践看，这一类事件还要由于“人为”的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花样翻新，不断重演。本章中已经说过，刘少奇在此次调研中回到了故乡，他说：“有人说是天气不好，去年遭到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根子还在中央。”他又特别强调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不知读者诸君嗅出火药味没有？他不仅不像毛泽东那样认真检讨自己，做好自我批评，反而把枪口对准了别人，对准谁呢？请稍安勿躁，越往下看，你就会越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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