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如果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话说1965年9月间，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创建者之一的许光达，将坦克第2师工兵连班长王杰英勇保护民兵和人民武装部干部的英雄事迹材料上中央军委。

　　

　　王杰当兵4年，写下了10多万字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成长的心路历程。一字一句，都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一篇一页，都折射出他的理想光辉——

　　

　　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

　　

　　当兵是为人民、为党、为祖国而来的，不管任何工作，党指到哪里就冲到哪里，就是需要献上青春也没有怨言。

　　

　　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为了党，我不怕进刀山入火海；为了党，哪怕粉身碎骨我也甘心情愿。

　　

　　在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部队拉练驻地邳州张楼指导民兵训练进行最后一项“绊发防步兵应用地雷”实爆训练时，为了安全，他让民兵们在训练场等着，独自到几十米外的河边进行了两次成功实爆，然后让大家围成一圈，认真地进行讲解，仔细地做着示范动作。突然，拉火装置出现意外，用于替代地雷的炸药瞬间即将爆炸。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有着丰富爆破经验的王杰只要身体向后一仰，就可以脱离生命危险，然而他却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扑向了炸药包。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部干部得救了，王杰却英勇地牺牲了。

　　

　　毛泽东在党内的一次会议上高度赞扬王杰精神，他动情地说：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全军、全国人民掀起了向王杰学习的热潮。

　　

　　9月14日，毛泽东在《人民日》转载上海《文汇》刊登的《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调查告旁批示道：

　　

　　“‘赤脚医生’就是好。”

　　

　　《文汇》的调查告介绍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王桂珍、上海浦东新区卫校退休教师黄钰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告。

　　

　　所谓的赤脚医生，是指那些在乡村中没有被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他们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还能为产妇接生，从而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防治传染疾病。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后，便在农村一边种田，一边行医。

　　

　　毛泽东看了这篇道，自然是欣喜异常，立即提笔作了批示。

　　

　　9月15日，毛泽东为 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题词：

　　

　　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9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第3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计划的建议。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当面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

　　

　　“吴晗可不可以批判？”

　　

　　彭真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此时，彭真并未真正领会毛泽东这句话的巨大份量，事后，他也未体味出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含义，当然，更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则深知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就加紧了撰写批判吴晗文章的步伐。

　　

　　在上海，姚文元9易其稿，每一稿都是由张春桥把它夹带在《智取威虎山》剧本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请有关人士提出修改意见。文章定稿前，毛泽东不止一次亲自审阅过，他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收到了彭德怀的一封信，心里很高兴。

　　

　　原来，毛泽东早在1965年夏季就提议要彭德怀到外地去挂职，于是，中央就指派彭真在人民大会堂与彭德怀谈话，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最终没有谈成。后来，彭德怀在9月21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忍受不了在吴家花园的谪隐生活，要求到农村去搞点工作。

　　

　　9月23日清晨，毛泽东召见彭德怀。彭德怀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早在那里等着。一见面，彭德怀说：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略带几分伤感地说：

　　

　　“几年不见，你显老了。我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他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说话间，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也来到了颐年堂。毛泽东说：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说：

　　

　　“在庐山会议后，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看，当时，我向主席作了3条保证。”

　　

　　毛泽东问：

　　

　　“哪3条？”

　　

　　彭德怀说：

　　

　　“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毛泽东说：

　　

　　“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问题让历史做结论吧。庐山会议是历史的插曲，已经过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该为后代多想想，多做点事情。”

　　

　　毛泽东又对在座的几位说：

　　

　　“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同志为主，彭德怀同志为副，还有程子华。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

　　

　　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3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德怀同志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1、2、3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发生‘富田事变’时，有人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分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彭德怀同志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3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

　　

　　毛泽东转对彭德怀说：

　　

　　“在我的选集中，还保存了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彭德怀表示，自己的处境到西南三线工作有困难。毛泽东劝他说：

　　

　　“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彭德怀终于接受了去西南搞三线建设的任务。这次谈话，一直谈了5个多小时。毛泽东还和彭德怀等人共进了午餐。

　　

　　彭德怀从毛泽东那里回去后，兴奋地对家人说：

　　

　　“我们谈通了。”

　　

　　自从这次同毛泽东谈话后，彭德怀就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于1965年11月28日离开北京，去成都担任了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他首先问道：

　　

　　“会开得怎么样？”

　　

　　有人说：

　　

　　“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

　　

　　毛泽东说：

　　

　　“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

　　

　　接着，他又问道：

　　

　　“就讨论这个问题吗？”

　　

　　有人说：

　　

　　“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调整、‘四清’4个问题。”

　　

　　毛泽东接着问：

　　

　　“还讨论什么？”

　　

　　有人说，讨论到“小三线建设相当快”。毛泽东说：

　　

　　“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打仗，不怕造反。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

　　

　　“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各省有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毛泽东又讲了10年内战时期的路线错误，他还说：

　　

　　“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

　　

　　10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他在余秋里讲到计划工作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插话说：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5万吨左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个省也造不起来。”

　　

　　继余秋里之后，李先念、彭真分别就财贸、党的建设作了发言。彭真在发言中说：

　　

　　“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

　　

　　毛泽东插话说：

　　

　　“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

　　

　　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说：

　　

　　“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70%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

　　

　　最后，朱德、周恩来分别就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发言。毛泽东曾经插话说：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侵略。”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习。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杨尚昆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岗位，改任广东省委书记；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过地下工作。但是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再说11月10日这一天，上海《文汇》发表了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发表的。文中说：《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对“单干风”、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在于他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实质上是涉及到了1961年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里的一些领导人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

　　

　　本传前面已经叙述过，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与中央其他一些少数领导人之间，经历了一致——分歧——勉强一致——严重对立的过程。毛泽东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严厉地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批评刘少奇、邓子恢、彭德怀等人。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里，他又提出，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中央存在着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实际上正是在寻找突破口。于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就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推到了历史发展的日程表上。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这一天，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嘱令他的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航空版。

　　

　　原来，彭真这个人很多心，早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就曾经有人跟他提起过：“江青在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张春桥来北京肯定和这事有关。”所以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他就立即到处打听有关批判《海瑞罢官》的事，追查有什么背景和后台。他还在文化革命小组会议上问康生：

　　

　　“你知道上海发表那篇文章的背景吗？”

　　

　　康生回答说：

　　

　　“一无所知。我也是在文章发表后才看到的。”

　　

　　彭真又问：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来北京是干什么的？”

　　

　　康生说：

　　

　　“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问题。他找我谈话都是说京剧革命，没有谈起批判《海瑞罢官》的事。”

　　

　　彭真说：

　　

　　“看来上海搞这些名堂连你也瞒着，这成什么话？老让我们处于这样的被动状态，我们还怎么工作？”

　　

　　康生回答：

　　

　　“那你就赶快变被动为主动，也开始批判那出戏算了。《海瑞罢官》确实有问题，我听好多同志反映过这出戏的问题，起码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除了彭真对此极为不满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也都持抵制态度。

　　

　　《戚本禹回忆录》中曾说：“邓小平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社社长范瑾，曾两度打电话问彭真，请示他是否在《北京日》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范瑾就是黄敬的夫人。本传在第七卷中已经交代过，黄敬在1958年2月10日因精神病复发，病逝于广州，年仅46岁。范瑾后来再婚。

　　

　　彭真对范瑾说：

　　

　　“《北京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的重要社论各地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1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

　　

　　11月13日，毛泽东看了毛泽荣的来信，就叫秘书处给他寄去200元钱；还让秘书室另复一信，信中写道：

　　

　　毛泽荣同志：

　　

　　10月25日寄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经看过。他送给你200元，作为对你生活困难的补助。此款已交邮局汇去，请查收。

　　

　　此致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5年11月13日

　　

　　11月13日晚，毛泽东抵达徐州。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7次到徐州，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徐州。

　　

　　11月14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指挥海军在福建崇武海战中击沉了国民党军护卫舰“永昌号”和击伤大型猎潜艇“永泰号”。

　　

　　11月14日下午1时至2时40分，毛泽东接见了徐州地市负责人丁平、关明政，询问了工农业生产和战备情况。尔后，毛泽东问道：

　　

　　“沛县还有刘邦的什么遗址？”

　　

　　丁平、关明政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提议去看看，他还饶有兴趣地讲述韩信点将台、黄楼、戏马台、苏东坡、燕子楼的故事和一些景观的来历。

　　

　　11月15日，毛泽东在停靠蚌埠的专列上同安徽省委负责人谈话，当安徽省委负责人汇到“四清”运动中运用毛主席著作很能解决问题，思想就通了时，毛泽东让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他说：

　　

　　“这本书共有3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这个本子不错。”

　　

　　李葆华等人说：

　　

　　“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我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

　　

　　毛泽东说：

　　

　　“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

　　

　　此后，毛泽东又驱车去了江苏南京。

　　

　　毛泽东此次出行，是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他还在山东、安徽、江苏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等谈到了“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的问题。谈话内容节录如下：

　　

　　一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20亿元不够，30亿元也可能不够。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没有什么浪费。粮食储存一些有好处，反正要吃。棉布存一点，反正要穿。枪炮子弹如果用不着，只好当废铁用。打洞，不过用了点劳动力。

　　

　　三七高射炮有没有？其他炮有没有？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自力更生。中央既没有粮，又没有布匹，现在还有点枪炮，打起仗来枪炮也没有了。我们历史上，就是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冲突这两次靠后方供应了点枪炮。其实真正打起来，中央什么也没有，只有发号施令。

　　

　　敌人登陆要找弱点。青岛工事修得那么好，敌人为什么要在青岛登陆？龙口、成山头，过去日本人就登过陆。越是认为他来不了的地方，设防薄弱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登陆了。

　　

　　还是让敌人进来，尝点甜头，诱敌深入，好消灭他。先消灭他一个营，再一个团，再一个师。

　　

　　二

　　

　　越南仗打得这么好，我们能不能打好？你们看美国人怎么样？只要我们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不主动“挑衅”，就可以把大小三线建设起来，就不怕了。

　　

　　津浦线一带有没有驻军？有没有地方师？抗战时期，我们只有3个师，现在地方有十几个师了。将来打仗都依靠中央是靠不上的。地方有一个师就好办了。

　　

　　三

　　

　　军队过去是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现在军队就是搞些生产，不大做群众工作了。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三大传统，要准备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

　　

　　你们这些省市委书记同志，过去都是在军队里的，现在搞地方工作，就不大问军事了。军队的同志搞了军事，也不问地方工作了。这都不对。搞地方工作的要管军事，搞军队工作的也要管地方工作。

　　

　　一个地方师拨给你们了吧？有了地方师，有了小三线，地方就有了东西了。中央有了大三线，也就有了东西了。

　　

　　美国人来不来，要做两手准备。美国人对我们有些怕。越南海岸线很短，美国也只敢占据几个沿海城市，不敢纵深发展，一怕补给线长，二怕被吃掉。中国海岸线有一万多公里，敌人占领了上海，敢不敢占领苏州？

　　

　　11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目前党员的情况和今后六年接收新党员意见的告》。告中提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是目前党在建设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告还要求改变由于这几年基本上停止接收党员，造成的青年党员过少、第一线党员过少、高等学校学生中党员更少的状况，在今后6年中，在坚持高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地、较多地接收一些新党员。要求各级党委订出具体的规划和办法，认真贯彻执行。

　　

　　正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精神的指导下，1965年，全国提拔了400多名地委以上干部，其中省、部级干部达几十名之多。此外，还挑选了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以培养年轻后备干部。1965年全国新发展党员94．3万人，1966年发展319万人，充实了一批新生力量。

　　

　　11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乘专列抵达上海，下榻在西郊的一栋旧式别墅里。

　　

　　周谷城应邀来到了毛泽东在西郊的下榻处，他一进门，正和陈丕显谈话的毛泽东就起身相迎，笑着说：

　　

　　“又碰到了。”

　　

　　这是毛泽东每次见到周谷城时的常用语，话虽平淡无奇，却透出了老朋友之间的亲切和自然。周谷城同毛泽东握手问候之后，两人便天马行空地聊起来。毛泽东谈到了哲学史的写作，他说：

　　

　　“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

　　

　　周谷城说：

　　

　　“胡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了下文。”

　　

　　毛泽东话题一转，说：

　　

　　“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他们又谈到旧体诗，谈到了晚唐的李商隐。周谷城说着说着就有点忘乎所以了，他仰靠在沙发上，随口用湖南腔哼起了李商隐的一首七言诗：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周谷城把前几句反复吟诵了几遍，可那最后两句竟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知道老朋友忘了，便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调吟道：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周谷城在毛泽东面前不经意地吟唱这首讽喻帝王末路的诗篇，是不太妥当的，而他竟然轻轻松松地念了出来，毛泽东也自自然然地接了下去。毛泽东念出最后一句时，周谷城又跟在他的后面哼，而且感到心情舒畅，超乎寻常。毛泽东和周谷城一样，心情也很舒畅。可周谷城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此生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晤谈。

　　

　　1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为斯特朗80寿辰，派人送给她两张祝贺卡。

　　

　　11月22日，有关部门特意为斯特朗包了一架专机，满载着她和她的30位中外朋友飞抵上海，住进了古朴典雅的锦江饭店。毛泽东将在这里会见她，祝贺她的80大寿。起初，毛泽东只打算会见斯特朗一个人，斯特朗不同意，她说：

　　

　　“我的朋友们这么大老远和我一起来，假如毛主席见我，也应见他们。”

　　

　　11月24日，是斯特朗的80周岁生日。毛泽东将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斯特朗和她的朋友们。

　　

　　天将近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一个大房间的门口迎接客人，江青也站在毛泽东身旁一同迎客。毛泽东看上去身体很好，精神愉快，他首先祝贺斯特朗生日愉快！然后同客人们一一握手，说：

　　

　　“我已经认识你们中的好几位。但大多数人是新的。”

　　

　　当毛泽东与中宣部领导包括副部长吴冷西在内的几位干部握手时，气不打一处来，顿时面有不豫之色。他把客人领进了接待室。这里铺着一个大的地毯，摆放着一个大的椭圆型桌子。毛泽东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到第2幅作品前看了一下，又走向第3幅作品；尔后他让斯特朗坐了首席，自己在相邻的椅子上坐下来。他掏出香烟，点燃了一支，慢悠悠地说：

　　

　　“我，一个吸烟者，是一派，而斯特朗同志是对立的一派，不吸烟派。”

　　

　　斯特朗对毛泽东的这个开场白感到吃惊。身为医生的马海德以为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便挑战似地说道：

　　

　　“你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派别问题吗？”

　　

　　毛泽东说：

　　

　　“当然，在我和医生之间，医生说我不应该吸烟，我说我要吸。我行我素嘛！”

　　

　　他用目光巡视了一下所有在座的人，又说：

　　

　　“你们有多少人吸烟？吸烟的人拿一支香烟举起手来。手里拿一支烟就是吸烟者的标志。”

　　

　　毛泽东说话的口气很轻松。在场的外国朋友不知毛泽东何出此言，而几位中宣部领导干部却深知个中原因：毛泽东还在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事生气呢。他们面面相觑、惶惑不安。

　　

　　原来在上海《文汇》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从11月12日开始，上海的《解放日》、浙江的《浙江日》、山东的《大众日》、江苏的《新华日》、福建的《福建日》、安徽的《安徽日》、江西的《江西日》，都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而《人民日》、《红旗》杂志和北京市各家刊及全国其它各地刊却都拒绝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自然是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使他非常愤慨，于是他就指示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结果，北京连单行本也不予理睬。

　　

　　且说毛泽东看了看在座的人，见没有几个人拿起烟举手，他笑了笑，旁敲侧击地说：

　　

　　“好吧，看来在这方面我也是少数派喽。不管怎样，我还是吸烟，并且劝你们也吸。”

　　

　　午宴开始后，毛泽东以传统的主人姿态，从第一道菜拼盘中，夹了一些，放在斯特朗的碟子里。午宴的气氛虽然并不十分热烈，但毛泽东对斯特朗的关怀与盛情，却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斯特朗还是感到很满意、很愉快。

　　

　　11月26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在上海接见14日在福建崇武海战中，击沉蒋军炮舰“永昌号”和击伤大型猎潜艇“永泰号”的有功人员。接见结束后，江青对罗瑞卿说：

　　

　　“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北京日》都不理睬。”

　　

　　罗瑞卿当场表示说：

　　

　　“我们《解放军》支持。”

　　

　　他马上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一个态度鲜明的编者按。

　　

　　11月29 日，在压下姚文元的文章19天之后，彭真得知《解放军》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得不给范瑾打去电话，要《北京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这样，在《解放军》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的第二天，《北京日》也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加上了彭真亲授的按语。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的《人民日》、《北京日》上作了转载。”

　　

　　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

　　

　　原来在11月27日，林彪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组织人写关于近年来海军思想斗争的材料，他特意嘱咐李作鹏要在这份材料中说明罗瑞卿的表现。

　　

　　此前，罗瑞卿对林彪的“顶峰论”、大搞“突出政治”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彪拉拢他无效，便认为他是妨碍自己向上爬的障碍，就决定除掉他。李作鹏立即召集王宏坤、张秀川等人，秘密整理了材料，说罗瑞卿“怀有巨大的阴谋”；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想当国防部部长”。

　　

　　1965年12月1日，《光明日》也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这个时期，各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均仿照《北京日》加了编者按语。这些按语，强调要根据“双百”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力图把这一讨论局限在学术领域。此后，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向阳生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协作组“方求”等，接二连三地发表批驳姚文的文章。就在江青、张春桥等人积极物色左派，以便组织文章还击时，《红旗》杂志的编委关锋和戚本禹站了出来。戚本禹表示：

　　

　　“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

　　

　　此后，关锋、戚本禹二人来到了上海，与姚文元商谈此事。张春桥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就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而这场论战便成了不久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呈送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在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林彪在这个告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55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1965年12月2日

　　

　　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

　　

　　12月初，毛泽东获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在军人集团10月1日政变夺取掌权后于11月24日被杀害，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写出了《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其词云：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

　　

　　12月6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鼓吹的所谓的“历史主义”。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看到了翦伯赞不断在倡导他的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我就想，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可他们这些教授却认为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写道：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是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12月8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上海，在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参加了，吴冷西也列席了会议。

　　

　　叶群在会议上分3次作了约10个小时的发言，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彪“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

　　

　　12月11日，罗瑞卿被召到上海会议上，但他没有得到申辩的机会。

　　

　　在这次会议期间，林彪提出要打倒罗瑞卿。毛泽东说：

　　

　　“他罗瑞卿只是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也只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还是一片好意嘛。”

　　

　　林彪说：

　　

　　“他反对突出政治就是反对主席。”

　　

　　毛泽东见林彪如此坚持，只好退了一步，说道：

　　

　　“可以先挂起来么。10年不行，20年，挂1万年行不行？”

　　

　　毛泽东不愿意打倒罗瑞卿，但他又不能不同意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务，调离军事领导岗位。

　　

　　林彪建议由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要那么匆忙，还是让他代代吧。”

　　

　　于是，杨成武就出任了代理总参谋长职务。

　　

　　12月15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上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整理稿，他建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

　　

　　这份《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是以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又吸收了4月25日他在政治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

　　

　　毛泽东看了《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稿，批复道：

　　

　　“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太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后来在12月27日，中共中央写了一个通知，连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中央在批语中写道：“……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同时注明：“不登党刊。”

　　

　　12月16日，上海会议结束，会议决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5条意见：

　　

　　“1、性质严重，手段恶劣。2、与彭、黄有别。3、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4、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5、领导有责。”

　　

　　会议还决定：“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欲知罗瑞卿后来的状况如何，请看下一卷便知。

　　

　　东方翁曰：常言道：党内有党，派中有派。此一时期中共党内、军内的状况便是如此。面对着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实力派的挑战，毛泽东不得不处理好军内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从大局出发，压抑着与罗瑞卿的深厚感情，从保护罗瑞卿的目的出发，调动他离开军队，到地方上去工作。以这种有条件的方式，支持三军统帅林彪。舍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可惜罗瑞卿不理解，不愿意离开军队。以至于后来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状况，这也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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