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西德钢产量去年（1960年）是3400万吨，英国2400万吨，西德1960年

　　

　　比1959年增加15%，法国是1700万吨，日本是2200万吨。但他们的生产

　　

　　率是长期积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们才几年，就1800多万吨。”

　　

　　话说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有3项：1、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2、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3、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告。这个会议一直开到1961年1月13日才结束。毛泽东在会议前和会议期间，先后听取了5次汇，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12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12月25日午时，毛泽东坐在床上看文件，他小声招呼卫士封耀松说：

　　

　　“小封啊，我起来吧。”

　　

　　封耀松就照顾他穿好衣服下了床，坐在沙发上。他望着案头堆放的反映各地困难和实际情况的告，心情十分沉重，靠在沙发上点燃香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被一团弥漫的烟雾笼罩了。封耀松说：

　　

　　“主席，我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

　　

　　毛泽东摇摇头，靠在沙发上，只用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了指。封耀松帮他取来香烟，划燃火柴。他吸着烟，重新靠在沙发上，说：

　　

　　“小封啊，你去把叶子龙、李银桥、高智、王敬先、林克和汪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这天中午，毛泽东的部分亲属和他身边的7个人，一起在过道里围在桌前吃饭。既没有酒，也没有肉，就是米饭和几样蔬菜，只是在菜里多放了一点油而已。毛泽东的筷子伸向菜盘，没有夹菜又放下了。他用目光扫视着众人，说：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都下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

　　

　　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了一下，又说：

　　

　　“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不好，要经常下去。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要想法常下基层，多深入实际，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不要老看文件，老看文件是要死人的。你们要下去看看。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听者都无声地点着头，神情肃然。毛泽东问道：

　　

　　“你们都有谁愿意下去啊？”

　　

　　叶子龙、李银桥表态说愿意下去。高智也说愿意下去。毛泽东用手指指叶子龙，又指指李银桥，说：

　　

　　“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叶子龙和李银桥说：

　　

　　“是，主席。”

　　

　　毛泽东转脸望着封耀松，问道：

　　

　　“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说：去！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好，那好。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6人都下去，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要讲实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毛泽东接着讲了战国时代苏秦和张仪的故事，他说，人不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不能成大事的。他又讲到了“左”倾机会主义对他的排挤，他说：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8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和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别人也吃不下去了，纷纷放下了筷子。

　　

　　这天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为毛泽东煮了一茶缸麦片粥，劝他喝下去，然后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悲凉地说：“全国人民都遭了殃，我哪里睡得着啊！”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铅笔，又给叶子龙7人写了一封信，一共写了3页，他写道：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7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6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河南省）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讲，如何用药。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1月2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做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8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信阳告一件，认真一阅。

　　

　　这个时期，毛泽东一改他那豁达开朗的性格，变得寡言少语了。他身边的人，再也很难听到他那乐呵呵的笑声了。

　　

　　据林克回忆：叶子龙一行人临行前，毛泽东找他谈话，说：

　　

　　“你们要过好3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你们下去的同志要组成临时党支部，你担任支部书记。”

　　

　　林克考虑到在下去的干部中，有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士，也有解放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战士，为了便于做思想工作，他说：

　　

　　“是否请一位老同志担任支书？”

　　

　　毛泽东说：

　　

　　“你是否怕承担责任呢？”

　　

　　林克说：

　　

　　“既然主席委托，我是会负起责任的。”

　　

　　毛泽东说：

　　

　　“我看你行，就这样定了。”

　　

　　后来下去的人增加到了13个人，林克建议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担任支书，由他担任副支书，毛泽东表示同意。行前，毛泽东还特意同这13个人合影留念。

　　

　　据林克回忆说，他们一行人于1961年1月16日出发，到河南后，河南省委说重灾区信阳专区已经到了整社工作的收尾阶段，安排他们去了情况稍好一点的许昌专区，参加了鄢陵县马栏公社的整风整社工作。

　　

　　这正是：老圃无芝民墨面，浮夸共产天下先。毛公忧民派“钦差”，竖子故伎敢欺天。

　　

　　再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他插话说：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它财产等，凡是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4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12月31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将要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事先特意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一桌，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天傍晚时分，王鹤滨一家4口人到中南海来看望毛泽东。

　　

　　此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毛泽东刚起床不久。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接待了王鹤滨一家人。

　　

　　王敬先是一个个头瘦小的人，他的面部黝黑，有两只大眼睛，一看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告诉王鹤滨说：

　　

　　“毛主席说不陪你们了，叫你们吃好饭后，再去看他。”

　　

　　说罢，王敬先就去陪着毛泽东到紫光阁参加辞旧迎新晚会。李银桥领着王鹤滨一家来到小会客室里。王鹤滨不住地打量着已经改建过的房舍，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了双层玻璃，感觉不但宽敞多了，而且灯光也格外明亮。李银桥介绍说：

　　

　　“修缮这些房屋时，没有经过主席同意，趁他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才修缮了这所房屋。主席回来后，一见就大发脾气，拒绝在这新改建的房子里居住和办公。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席住在了中南海游泳池附近的房子里，以示抗议。”

　　

　　李银桥所说的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因在游泳池旁，人们就通称为“游泳池”。游泳池旁的房屋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就住在游泳池之侧的室内。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王鹤滨听着李银桥的叙述，回忆着毛泽东那极为简朴的住所和办公室的房子。那时，对毛泽东来说虽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他却一直喜欢那样的明清建筑物。

　　

　　说话间厨师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李银桥把饭菜提了进来，他一边在餐桌上摆着饭菜，一边解释说：

　　

　　“主席指示不要给他吃猪肉，等经济好转了再吃。所以，你们来了也没有准备猪肉给你们吃。你们可要吃饱啊！饭后，我带你们去看主席。”

　　

　　说罢，他便走出了小会客室。王鹤滨感到咽喉有些梗塞了，他心想：毛主席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得太过分了，我们的国家再困难，也能有他吃的猪肉啊！王鹤滨吃着饭，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

　　

　　饭后，李银桥把王鹤滨一家带到了晚会的会场。这个会场是靠近中南海北门的一处不大的平房，在紫光阁的西侧，游泳池的北侧。由于会场比较小，所以参加的人员也不多。

　　

　　毛泽东看到王鹤滨一家很高兴，和他们一一握手，还热情地邀请王鹤滨的爱人叶阿莉跳舞。一曲终了，毛泽东坐下来，招呼王鹤滨坐在他身边。他侧头看着王鹤滨，微笑着说：

　　

　　“王医生，你看，我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比你在的时候还好吧！”

　　

　　“很好！主席。”

　　

　　王鹤滨说罢，打量着毛泽东：看上去他确实很健康，身体瘦了些，正合乎健康的要求，去掉些臃肿，显得精神了。毛泽东见王鹤滨高兴地观察着他，又满面春光地说：

　　

　　“肉少吃了点，加上经常游泳，体重跌去了几公斤，但精神很好。”

　　

　　王鹤滨也说：

　　

　　“主席，游泳是个很好的体育活动，它能使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得到锻炼。”

　　

　　毛泽东听了王鹤滨回答，也加重语气说：

　　

　　“游泳对身体的益处很大。”

　　

　　1961年1月4日上午，何其芳正在文学研究所办公，办公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他拿起话筒一听，是毛泽东的办公室打来的，说是要他立即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要和他谈《不怕鬼的故事》序文的修改问题。

　　

　　此前，何其芳得知毛泽东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中的部分故事，便请毛泽东为该书作序，毛泽东要他先起草一个稿子。何其芳遵嘱起草了序文，几经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

　　

　　何其芳到了菊香书屋，见两位中央负责人正向毛泽东汇工作。毛泽东看见他来了，就招呼他落座，让汇者继续讲下去。那位负责人说：

　　

　　“现在农村的辩论会，名字叫‘辩论会’，实际上成了斗争会。”

　　

　　“以后叫商量和讨论会，大家都可以讲话。”毛泽东说罢，转向何其芳问道：“你不是也被辩论过？你服不服？”

　　

　　何其芳说：

　　

　　“许多意见都是有道理的，对的。”

　　

　　毛泽东又问：

　　

　　“那么，你现在还有威信吗？还能够工作下去吗？”

　　

　　何其芳说：

　　

　　“还可以工作下去。文学研究所的同志过去可能有些盲目地信任我。经过这次运动，大家对我的错误能够辨别了。以后我正确的他们就相信，不正确的他们就不信。”

　　

　　“你比在延安时候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毛泽东高兴地看着何其芳，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把话题转到序文稿子上，他说：“你的问题我现在回答你。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接下来，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回到国内形势上，他说：

　　

　　“《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现在要稳定下来。”

　　

　　谈到逻辑学，毛泽东说：

　　

　　“逻辑就是管写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各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学哪能管那么多。”

　　

　　毛泽东最后谈到了诗，他说：

　　

　　“最近我写了两首近体诗。不过，现在还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我60岁才学作近体诗，所以作得不好。古体诗我过去倒学过。”

　　

　　何其芳看谈话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为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便起身告辞。他刚走出卧室，毛泽东又叫住了他，交代说：

　　

　　“你把序文改好后，再送我看看。”

　　

　　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轻工业部党组《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轻工业部党组《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主要是小商品）生产的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告中所提的各项意见，切切实实地把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工作抓起来，并且一直抓下去。

　　

　　最近时期许多地方日用工业品产量下降，供应紧张，甚至人民生活中每日不可缺的一些必需品和用具，如食盐、火柴、锅、盆、碗、筷之类，也买不到。这些商品的缺少主要是领导上没有抓紧安排，它同农业的歉收并没有不可分的关系，只要好好地安排，狠狠地抓紧，就完全有可能迅速地增加上去。应当指出，在目前农业连续受灾，吃的穿的主要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大力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供应，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缓和市场紧张情况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央要求各级党委以高度关怀人民生活的态度，满腔热情地把这件事办好，一定要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显著的成绩来。

　　

　　（发至县团级）

　　

　　中央1961年1月7日

　　

　　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了在农村工作的具体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为减少货币投放和市场压力，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要分作两步走，即在两年内完成。

　　

　　1961年拿出10亿元，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62年提高棉花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国家拿出25亿元作为退赔补贴；允许适当发展社员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大集体下要有小自由。

　　

　　社员的自留地占当地每人平均占有耕地的比例，由“12条紧急指示信“规定的5%提高到7%；对农村集市贸易要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应放开农村集市贸易，不要过多地加以限制。

　　

　　1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83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87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23位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开幕式上发表了一个对工作会议和全会承上启下的重要讲话，全文如下：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比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中央和省市都有这样的情况。譬如对一、二、三类的县、社、队比较摸底：一类是好的，执行政策，不刮共产风；二类也比较好；三类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全国县、社、队有30%是好的，50%是一般的，20%是坏的。在一个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20%的，有不到20%的。但是，究竟情况怎样，也不是完全清楚，也不完全很准确，只能说大体上是这样。不要以为一、二类社、队都是好的，其中同样也有坏人，三类队中也有好人。××（本文中这一类符号笔者目前还查不出真实名字——笔者注）同志批了河南灵宝县的一个告，指出了一、二类社里也有问题。真正把群众发动以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是摸底的，公社是摸底的，就是我们不大摸底。总的看，好的和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还是好的多。群众知道好坏，就是领导不摸底。我们要有决心。这些地方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要派大批干部去，深入发动群众，扎根串连，找出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分子，采取两头压的方法，否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灵宝县一、二类社尚且有很多问题，也还有坏人，何况三类社？现在我们虽然还不完全摸底，但已向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今后好好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可以更摸底。譬如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现在比较摸底了。口粮搞低标准，瓜菜代，粮食过秤入库，比较摸底了。但也有地方不摸底，河北省还有20%的县、社、队不摸底。口粮标准有的不按省里规定吃，吃多了。

　　

　　至于城市工业问题，比较接近实际。今年（1961年）钢只定××××万吨，煤、木材、矿石、运输还得搞那么多。煤的指标要增加，不但冬季烧煤不够，而且发电用煤也不够。今年着重搞质量、规格、品种。钢的产量已居世界第6位，数量不算少。目前是质量不够，所以今年不着重发展吨数。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问题。调查不需要很多，全国有通海口一个就行了，但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告。三类社队的问题，有信阳地区的整顿经验的告，那么整顿三类社、队的问题就够了。还有河北保定的一个材料很有说服力，这个告说什么时候刮共产风，如何纠正，如何整顿组织，如何改进领导，以及怎样实现大生产。现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阳文件、纪登奎的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别的事放开，带一两个助手，调查一两个社、队。在城市也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城市人民公社。

　　

　　省委第一书记只有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又搞农村又搞城市呢？因此要有个助手，分头去调查，使自己心里有底。心中没底是不能行动的。过去打仗，心中有底，靠什么？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直接指挥的经验少，但有两个办法：一靠陕北打胡宗南的经验，到1947年4、5月间，就靠各地区前方的告，这是阳的；还靠阴的，即各方面的情，所以情况很清楚。现在这些情没有了，死官僚又封锁了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不是用别人的眼睛），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察言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请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我们的同志不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它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保定的告是农村工作部搞的，是个大功劳。通海口是省委派人下去搞的。灵宝县的告是纪登奎同志下去搞的。信阳的告是改造后的地委下去搞的。

　　

　　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党委书记、委员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不作，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门，第一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有30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3个队就行。

　　

　　做工作要有3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资产阶级是讲调查研究的。美国发言人总是说胡志明的军队进入老挝。但究竟进去什么兵、什么官、什么兵种，他们不说。资产阶级比我们老实，不知道就不讲。我们有时没有底。呱哩呱啦一套。但是资产阶级也有冒失鬼，资本主义国家有个杂志说，从1951年到1960年，就把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消灭掉。

　　

　　这次会议，情况逐渐明朗，决心逐步大。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志讲刮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这句话不好听，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区、社各级通通破掉就好了。破掉以后再来真正的白手起家，过去是黑手起家。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现在这种黑手起家是掠夺来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剥夺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方法比我们还高明，他们是逐步使劳动者破产欠债。我们是一下子平调，用这种办法建立社有经济、国营经济。我们的国营经济赚钱太多，到农村中去收购，常常压级压价，剥夺农民，交换非常不等价。这就使工人阶级脱离它的同盟者──农民。这个道理，同志们也懂得，说也好讲，但实行起来决心不大，不那么容易。是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还得看看。这也是不平衡，各省也会是参差不齐的。可能有的省决心大，彻底一些，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有些省决心不大，作得差些。一省之内，几十个县也会是不平衡的，因为领导人的情况不同。一类县、社、队有30%，共产风刮了一下，停得早，1959年3月郑州会议后就停下来了。他们懂得不能剥夺农民，不能黑手起家，决心大，退赔得彻底，以后就不再刮了。有些改变得不彻底，一次再一次刮共产风。去年（1960年）春季，中央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其实去年春季就应该开这样的会，纠正共产风，可是没有开。我们对情况不够明，问题不集中，决心不大，方法也不大那样对头。不是像现在信阳、通海口、保定、灵宝的方法。所以这件事是个大事情，这是一场大斗争。要在实践与斗争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农忙过后还要再搞。一、二类社、队的问题也还不少，还要抓紧搞，下决心搞彻底。总而言之，过去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头，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利。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账，不退赔，这点不对，后来改过来了。上海会议十八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告。1959年3、4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得不够彻底。现在省委、地委同志认识比较深刻了。

　　

　　工业开始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过去搞了的有些还要搞，但有些也不搞，癞了头就让它癞头去吧。

　　

　　长远计划现在搞不出来，我们要再搞10年，从1960年到1969年。这是个革命。中国的封建主义搞了那么多年，民主革命也搞了那么多年，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陈伯达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是否也有个周期率，若干年发展较快，有几年较低。如同行军一样，有大休息，中休息，小休息，要劳逸结合，两个战役间要休整。这次工作会议也有劳有逸，决议文件也不多，开会也不是一直开。过去决议文件多了不灵，少了也可能不灵，譬如郑州会议就只搞了那么一个决议嘛。还是看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头。

　　

　　现在看一个材料说：西德钢产量去年（1960年）是3400万吨，英国2400万吨，西德1960年比1959年增加15%，法国是1700万吨，日本是2200万吨。但他们的生产率是长期积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们才几年，就1800多万吨。今、明、后年，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让帝国主义说我们大跃进垮台了，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增加规格、品种，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劳动生产率很低。1957年我们职工有2400多万人，现在有5000多万人，还要下放。不然，五六个人围着一台机器，一个人做，几个人看，这不行。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陈伯达同志有个材料：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养活30个人，英国26个人，苏联6个半人，我们只有3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4个人，那就看你怎样养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不行。

　　

　　国际形势我看也是好的。原来我们讲要硬着头皮顶住，准备顶它10年。从前年西藏闹事到现在，不过20多个月，现在反华的空气大为稀薄了，但空气还是有，有时还有寒流。莫斯科会议以后，空气还好一些。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实事求是是汉朝的班固在汉书上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就不注意去摸情况了，摸不了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以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不要只讲人家坏话，有的地方工作有错误，人家改了，就要欢迎人家。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全会听取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告。听取了邓小平关于在莫斯科进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告。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见到了舒同，他握着舒同的手说：

　　

　　“你只要认识问题，改了就好。”

　　

　　舒同是在1960年10月下旬被撤职的。柯庆施在山东干部会议上宣布，撤销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其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接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现在听毛泽东如此一说，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后来在1961年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由谭启龙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仍回安徽省委担任第一书记；舒同仍保留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暂时下放到章丘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舒同被调任陕西省委书记。

　　

　　八届九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确定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此期间，陶铸见到了参加会议的黄克诚，他劝黄克诚给毛泽东写一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后来，黄克诚思之再三，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群众、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列主义理论高度认识问题等等。

　　

　　1月18日，在八届九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重新看到了他在30年前写的一篇名为《调查工作》的文章，即《反对本本主义》。

　　

　　这篇发黄的石印小册子是由福建省上杭县茶地乡大燮村的农民赖茂基珍藏的，他在1957年2月献给了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后来在1959年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借阅到这本小册子，田家英知道后，立即转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

　　

　　1月18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议》，全文如下：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中央政治局1960年9月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定，并决议如下：

　　

　　一、1954年，当着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1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为了加强中央对经济建设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加强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时，为了解决中央一级和大批新建厂矿的干部需要，中央决定撤消了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

　　

　　二、在第1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以后，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连续大跃进，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经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自己的基本工业；全国的经济布局也日益趋向合理。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基本建成若干个以一定区域为单位的各有特点、不同水平、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更合理地调动和利用各种人力、物力的资源，来进一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从战略上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基于以上的实际需要，从1958年起，各省、市、自治区就已开始按照中央决定，分别举行过多次的区域性协作会议，随后又成立了协作区委员会。两年多以来的实践表明，协作区在拟订工业的合理布局和统一安排经济发展计划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但由于它仅仅是一个经济工作的协商机构，工作范围和权力都有限，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央现在决定，成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党的中央局，以加强对6个战略性地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建立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工作的领导。

　　

　　三、上述6个新设立的中央局，都是中央的代表机构，它们分别代表中央领导下列各省、市、自治区：

　　

　　中央华北局——北京、河北、内蒙、山西4个省、市、自治区；

　　

　　中央东北局——黑龙江、吉林、辽宁3个省；

　　

　　中央华东局——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山东7个省、市；

　　

　　中央中南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5个省；

　　

　　中央西南局——四川、云南、贵州、西藏4个省、区；

　　

　　中央西北局——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5个省、区。

　　

　　各中央局以建立本地区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为其主要任务。它应当随时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同时，它应当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组织等各项工作，进行全面领导和统一安排，从各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组织建设，并按照地区特点，规定一些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党的任务的完成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

　　

　　（发至省市委书记处和中央部委党组成员。）

　　

　　在上述6个中央局中，由陶铸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1月20日，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写道：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3个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3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2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1个小组（3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3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1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1月20日下午4时

　　

　　此信给3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1月20日（农历腊月初四）晚8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来自家乡的表侄贺凤生。

　　

　　贺凤生是毛泽东二姑家表弟贺晓秋的二儿子，在家乡担任生产队长。他对湖南的浮夸风、共产风意见很大，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进京，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情况。1月14日（农历十一月廿八日），毛泽东派人把他接到了北京。

　　

　　腊月初四晚上，毛泽东一见到贺凤生就微笑着说：

　　

　　“你是我请来的客人，到了几天啦？习惯吗？”

　　

　　贺凤生说：

　　

　　“我已经到了几天啦。”

　　

　　“坐下嘛，”毛泽东招呼着表侄：“有话尽管说，慢慢说嘛。秘书告诉我有一位家乡来的亲戚要见我，我估摸就是你来了。我告诉秘书，请你今晚来谈谈。接来的客人嘛，岂有不见之理。何况你贺凤生还有50根头发跟我姓毛呢，你也是毛家的根蒂哟！”

　　

　　毛泽东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笑完了又说：

　　

　　“1927年我与你的父亲贺晓秋分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了。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非常感谢你的父亲锋芒不减当年。你的父亲还健在吗？我还欠了他的光洋呢。”

　　

　　贺凤生说：

　　

　　“我父亲今年十月初八（此时还是农历腊月初，故贺凤说“今年十月初八”，即1960年11月26日——笔者注），在岳阳我大哥贺林生家里去世了。那时，我还在长沙治病。”

　　

　　“应该给我拍个电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毛泽东听说表弟刚刚去世，立时责怪起贺凤生来。他点了一支烟，又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舍命相救，我毛泽东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站了起来，说：

　　

　　“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同志，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代的共同努力。”

　　

　　他缓了缓自己的情绪，又问道：

　　

　　“寄给你治病的钱，收到了吗？”

　　

　　原来在1960年下半年，贺凤生因搞农田水利建设，在推车运土时不慎摔倒造成骨折，曾有一段时间在长沙治病，花了不少钱，经济上十分困难。贺晓秋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了家中的情况，毛泽东先后两次寄去钱为贺凤生治病。

　　

　　“收到了。一次200元，一次100元。”贺凤生回答后又问道：“那些钱是您个人的还是公家的？”

　　

　　“当然是我个人的啰！那都是我的稿费。”毛泽东说：“我不需要更多的钱，有工资有稿费，又不需要存钱。更何况你们有困难应该帮助，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毛泽东说完，向警卫人员做了个手势，警卫人员退了下去。会客厅里只剩下他与贺凤生两个人了，他说：

　　

　　“你不是说要向我反映下面的情况吗？今天只我们俩谈心，主要想听你们那里的情况，听听你家里的情况，好的坏的都可以告诉我。给你一小时，不！两小时可以吧？”

　　

　　贺凤生也不客气，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对毛泽东说：

　　

　　“我想请您到我们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快饿死人了！”

　　

　　“好一个开头炮！”毛泽东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父亲的锋芒如今也传给你了。讲下去，讲下去，我说过，不管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越具体越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也可以。”

　　

　　“下面真有人骂娘呢。”贺凤生说：“刚解放的时候，农村开始了土改，老百姓分得了田地，感到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了。后来肃反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年一个新花样，一年一个新名堂，农民的劲头可大啦，总感到生活日新月异，幸福美满，像芝麻开花一般，社员们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毛主席。”

　　

　　毛泽东笑着打断了他的话：

　　

　　“不要尽唱赞歌了。”

　　

　　“才不呢！”贺凤生说：“大跃进来了，情况就变了。‘吃喝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刮得不像话，老百姓心中直叫苦哩！”

　　

　　毛泽东说：

　　

　　“有12级台风那么厉害吗？”

　　

　　“它可比12级台风还要利害。”贺凤生说：“大跃进刚提出时，社员劲头可大啦。可是一搞公社化，上面来了命令，要建居民点，要搞乡村规划，农民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房子，一夜之间全部都要拆了去居民点，土坯墙要捣碎了沤肥料，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墙，哭的哭爹，骂的骂娘，一百户两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是集体化，如果老天爷一把火，从东到西几百间茅棚全会烧成灰。这还不算，大办食堂、大办钢铁可就更惨了。刚办食堂那阵子，社员积极性很高，都认为幸福的生活从此开始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了。一个大队开一个食堂，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筷子碗碟全部归公，大锅饭、钵子饭、双蒸饭。‘集体食堂饭喷香，社员心里喜洋洋’。可是好景不长，浪费太严重，吃着吃着就没得吃了。餐餐萝卜、红苕，没得几个油花花，吃得男子大肚子水肿，路也走不动，女人没崽生，瘦得风都吹得起，小孩子一个个面黄肌瘦。”

　　

　　毛泽东越听面色越凝重，大口吸着烟。贺凤生见他听得很认真，喝了一口茶水，接着说：

　　

　　“饥荒起盗心。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家人饿死。胆子稍大一点的人只好跑到田里扯萝卜菜吃。可一旦被干部抓到，一根绳子把你吊起来大半天，弄得你半死不活。”

　　

　　“你这个生产队长怎么样？”

　　

　　“生产队长还不也是个普通社员，如今只有司务长、火头军、保管员不会饿肚子。有饱饭吃我就不来找您了，反正食堂不解散我就住在这里不回去了。”贺凤生越说火气越大：“现在的干部都兴放卫星，实际上是浮夸卫星。不实事求是，搞假场面的是英雄，还可以升官。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地里的稻谷栽到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达到几千斤，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做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好吃好喝的还是那些人。干部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

　　

　　贺凤生喝了口茶水，问毛泽东：

　　

　　“您不是说党和人民是血肉关系吗？现在皮是皮，肉是肉，是中央要咯么搞？还是下面一些干部在腰河里发水？”

　　

　　毛泽东沉重地说：

　　

　　“不是腰河里发水，当时估计形势高了一点，责任在中央。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只有一年多时间，全国就化开了，步子快了。有些真正具备了条件，有些只是为了跟形势，还有些没有具备条件，是一阵风刮起来的。下面有些情况，中央也不一定都清楚。三面红旗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有些问题虽然出在下面，中央却有责任，真是愧对人民，愧对为革命工作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民。”

　　

　　说到这里，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又告诉贺凤生说：

　　

　　“中央准备近期开个3级干部会议，大约六七千人。华容县领导也要来，叫他们来，要好好讲讲这个问题，刹一刹这股风。”

　　

　　贺凤生见毛泽东心情如此沉重，也缓和了许多，他说：

　　

　　“还有一个问题想跟您老人家汇，不知该不该说。我们那里不少地方，现在把人家的祖坟都挖掉了，说是为大跃进改造产粮田，也不事先出个安民告示，有些坟挖出来了没人管，尸骨乱丢。我娘的坟就给人挖开了，到现在也找不到尸骨。”

　　

　　毛泽东听到这里，十分气愤，站起来大声说：

　　

　　“共产党也讲人道嘛，也是爹娘养的嘛！国民党挖我的祖坟我也气愤呢！这个问题要处理好！”

　　

　　他顿了顿接着说：

　　

　　“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么好的礼物给我。我给你两个权力：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我也清楚，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你看好看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场掉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话，叫‘三十吃年饭，尽赶好的搬’。不像你贺凤生无所求也就无所顾虑。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

　　

　　贺凤生关切地问：

　　

　　“那食堂散不散呢？”

　　

　　毛泽东说：

　　

　　“食堂是肯定要散的。我的意见还是要大锅改小锅，大碗改小碗。要让农民吃上饱饭，不能风一阵，雨一阵，任何一级干部都不准搞假家伙。你们华容县那个钱粮湖围湖造田工程，也有可能是个好工程，但下雪吃雪，落雨淋雨，使农民兄弟受苦就不对了。对不起农民兄弟，请你代我向他们道个歉。”

　　

　　不知不觉3个小时过去了，秘书第3次来催毛泽东吃“晚饭”。毛泽东留贺凤生跟他一起吃饭。菜端上来了，贺凤生一看，是普通的4菜一汤，最好的一盘是炒鸡块儿。厨师说：

　　

　　“这一份是主席特意吩咐给你加的。”

　　

　　吃过饭，在北京化工实验场工作的文炳璋来了，他是毛泽东通知来接贺凤生的。

　　

　　第二天，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贺凤生，告诉他说，他反映的情况，已经和刘少奇、周恩来交换了意见。党中央、国务院进行过研究，认为食堂要拆散，生产要恢复，浮夸风要制止。毛泽东还说：

　　

　　“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

　　

　　贺凤生临走前，毛泽东叫来工作人员，送了客人一盒大中华香烟，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条上海产羊毛围巾，一顶东北狐皮帽，一支大号金星钢笔，一个带有毛泽东、朱德头像的笔记本，另外还有25斤全国粮票和50元人民币。毛泽东说：

　　

　　“见面礼怎么样，满意吧？钱不能给的太多，给多了对你贺凤生不利。”

　　

　　说罢，他拉着贺凤生的手说：

　　

　　“走，我送你出新华门。”

　　

　　“嚓”，闪光灯亮了，眼明手快的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非比寻常的场景。

　　

　　据工作人员回忆说，自贺凤生走后，毛泽东忧心如焚，曾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本章上面所引入的贺凤生向毛泽东反映的现象，的确是当时农村中的真实情况。笔者亲身经历了那个时期，对党内从中央到地方那些制造“人祸”的“歪嘴和尚”也是深恶痛绝的。至于饿死人的现象，本传前面已经尽可能地说清楚了，的确应该成为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但是在毛泽东身后，它却被“国粉”一类人无限制地夸大，成了否定大跃进和反对毛泽东时代的口实。这股妖风的风源到底在哪里呢？请看以下事实。

　　

　　据2018年3月27日“红歌会网站”发表署名李书农的文章：《“饿死三千万”原来是蒋经国出资100万美元炮制而成的，你还当它是个宝，脑残才信》一文说：“早些年，公知们合力吹捧‘饿死三千万’这则海外大谣言，使尽所有造谣手法，肆意蛊惑年轻人憎恨前30年的毛泽东时代！如杨继绳还真是把‘饿死三千万’当个宝，正儿八经的去‘考证’，搞了本《墓碑》，结果被孙经先先生扒了皮：《墓碑》里数据基本是伪造，它将死亡人口都当成饿死人口、将迁走的人口户籍也都当成饿死人口……然而，当时美国中情局的一份情就狠打了公知们的脸，这份情表示：毛泽东时代大跃进时期，大跃进没饿死三千万，反增5000万！看来，真是‘黑毛主席靠谣言，粉蒋介石靠谎言’。你可以不喜欢毛主席，但请不要用造谣、传谣、信谣等历史虚无的下三烂手段去攻击、中伤、丑化他！经过人民群众揭发，许多关于毛主席的谣言已被澄清，‘饿死三千万’这个世纪大谣言也已被揭烂批臭了，如果还当它是个宝，那真是脑子进水。然而，对于这个谣言，除了将之打倒，这里还要狠狠地踏上一脚，使之永远不能翻身。实质上，3年‘饿死三千万’最早是出自香港大学荷兰籍教授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这本书里面的内容通篇造假，其无耻谣言更是登峰造极！”“冯客写的这个《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是蒋经国基金会出资100多万美元雇冯客为刀笔炮制而成的。那么问题就一清二楚了，蒋经国基金会就是台湾国民党对外‘反共反毛’、搞意识形态和平演变的组织，他们造谣黑毛主席、黑毛泽东时代虽是卑鄙，但人家是被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义者给打败了的呀，而你中国公知们生长在共和国里，成长在五星红旗下，竟然还信这种境外的谣言，竟然还拿过来作为反共反毛反华的‘武器’，实在是很不应该，良心何在呀？这里贴一下，冯客炮制‘饿死三千万’这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所使用的下三烂手法：该书的封面和一些配图，都使用了民国时期大饥荒的照片（冯客大胆地将饿死2亿人的民国大饥荒的照片一遍遍拿来冒充所谓‘大跃进’饥荒照片。图片上的人物、衣着一看都是民国相，‘大跃进’几个字还是在翻拍时加上去的），其数据也大都是主观臆断，而残渣余孽们依此认为‘饿死三千万’铁证如山。”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从来都不说真话的“国粉”一类人，信奉的是纳粹头子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的一句话：“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果真如此吗？还是请他们想一想杜甫的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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