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写作的决心：一位非虚构作家对母亲的漫长哀悼

　　幼年的林雪虹与母亲郑锦在裁缝铺。（受访者供图）

　　母亲去世七年后，林雪虹终于完成了对她的哀悼。非虚构作品《林门郑氏》在2025年下半年出版，这是她能抓住的一根浮木，人生之海茫无涯际，需要奋力泅渡。书并不能自洽地完成，尤其在市场不景气的当下，林雪虹得去大大小小的活动、书店，参加播客、对谈，一遍遍重新翻出伤痛，在唯一的故事里，寻找差异的讲述。借着读者和听众的参与，哀悼又被无限地延长。

　　书的最后一页，像一场文字法事的尾声，静悄悄写下两段：

　　“母亲的死亡证书上有她的名字。她死于二〇一八年四月五日下午两点零五分，死因是晚期胆囊癌。

　　她的名字是郑锦。”

　　林雪虹不是中国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身份常令她困扰。她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小镇乌拉港，祖籍属于福建永春。乌拉港所在的雪兰莪州，“包围”着首都吉隆坡。困扰在于，在中国，她常常是隐形的外国人，无论长相还是语言，都会令人们下意识地以为她来自某个南方省份，常被忽视生活经验和文化习惯的差别。

　　在马来西亚，几种语言切换，对林雪虹来说，像呼吸一样自然。在家讲华语，也即我们的普通话；偶尔讲福建话、广东话；见到印度裔店主，就用马来语买东西；在吉隆坡市中心讲英语和马来语。看到不同肤色、种族的人，迅速切换语言，几乎成了一项本能。

　　童年的阅读经历充满了意外与混搭。4岁时翻看父亲从佛堂带回的免费读物《济公游地狱》《济公游天堂》，对着英文地图册封底银河系里的地球，感到恐惧；小学四年级，在中文授课的“华小”，成为全校借书最多的学生，获赠奖品是《杭州通判苏东坡生平漫画》，却误把“杭州”读成“枕州”多年；中学沉迷张爱玲，课堂上学习鲁迅、陶渊明，在台湾读中文系的姐姐带回的书籍，打开了窥探更广阔文学世界的窗口。

　　2005年，23岁的林雪虹踏上了中国北方的土地，天津师范大学提供了全额奖学金。她早就想离开家，离开故乡，那里熟悉的风景也酝酿着把她推远的斥力。心高气傲的她，经常能从家里的空气中，读出压抑、拧巴和酸楚。远方充满了奖励。

　　喜欢电影的她，从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里，看到了一个语言相通，却全然陌生的世界。但是到了中国大陆这么多年，她却并没去过黄土高原。电影毕竟是电影，现实中她发现，经济拮据时，旅行并不是说走就走那么容易。

　　在天津师大的留学生宿舍，同住的是韩国人和日本人，她自然充当起翻译。那时林雪虹没想到，会和比她小两岁的中国同学夏木恋爱，先后去北京读研，早早结婚，锚定在北京、天津生活。南方以南的乌拉港，隔着平原、山脉、丛林和大海，四五千公里之遥。但母亲仍是一个原点，让她惦记，让她厌烦，最终让她悲伤。

　　林，在百家姓中排147位。相传，林氏始祖来自中原，是被商纣王处死的比干的遗腹子。按人口，是中国第16大姓，多分布在福建、广东，全球有大约两千万人。

　　《林门郑氏》不算长，未分章节，没有小标题，因此也没有目录。进入绵密的文字，就像在看一部靠回忆和情绪推动，穿梭于不同时间片段的散文式电影，光线忽明忽暗，或是热带灼人的日头，或是昏幽的室内。女儿的喃喃独白，母亲忽远忽近的形象，纠缠在一起。如果这部电影有两个半小时，大约到40分钟，屏幕上才第一次出现了片名。那是单独一行与正文区别开的楷体字。

　　“林门郑氏”，四个字写在白纸上，贴在殡仪馆存放母亲遗体的巨大冰箱第二层。那是一个给死者做净身仪式的昏暗房间，陈旧，简陋，浴池上铺着铁丝网，冰箱外挂着光滑的白丝绸。墙上，木牌印有“礼体”二字。

　　林雪虹忘不了这一幕，即使成为了遗体，母亲的标记也不是完整的名字，而是两个姓，就像“林”是形，“郑”是依附的影子。

　　郑锦去世后，殡仪馆的冰箱上贴着白纸，写着“林门郑氏”。（受访者供图）

　　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婚姻意味着一个女性加入丈夫的家族，冠夫姓的传统延续数千年。经历了革命历史的中国大陆，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11条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香港到1971年生效的《婚姻条例》，才把冠夫姓从“隐性强制”改为“自愿选择”，而台湾迟至1998年通过法律修订，废除了强制冠夫姓。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母亲去世时，冠夫姓的旧俗再度浮现。

　　林雪虹的父亲叫林金水。直到30岁以后，她才认清了这样的现实：她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小林金水，“苛刻，漠然，喜欢掌控一切，拒绝任何温暖的东西”。与此同时，她也继承了母亲郑锦的性情，“惯于忍受折磨、软弱（仅仅是某种意义上的）、悲悯”。

　　即使母亲得了癌症，在她的最后一个春节，父亲还是会因为找不到一只袜子而对她发火。

　　“你怎么就看不顺眼这一切？”他恼怒地质问，去找别的袜子。

　　“我没有动过你的袜子。我怎么会动它们呢？”母亲解释。

　　父亲在穿上另一双袜子，匆匆出门前，扔下一句：“你总是在跟我作对！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似乎他是一个郁郁寡欢的酋长，家人的义务是服务他，但总是令他不满。

　　林雪虹不相信母亲碰过他的袜子，因为她不敢。

　　1976年，郑锦和林金水结婚，她21岁，他26岁，认识不满一年。母亲会笑眯眯地回忆，父亲的嘴很甜，请她看电影，买五角钱一支的冰激凌甜筒给她，还常等她放工。那时母亲刚开始经营自己的裁缝铺。

　　起初，他们住在他父母家。搬去乌拉港之前，她的裁缝铺开在丫曳镇。每天早上，他骑摩托车载她去店里。他是雪兰莪巴士有限公司的检票员，后来合伙经营一家咖啡店。再后来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不再工作，去赌场把钱花光了，老老实实回到家，煮饭，做家务，帮裁缝铺熨布，当司机。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生气就扔东西，热水壶、电扇、碗碟，暴怒时随手抓到什么就拿来打孩子。她倚赖他，不是经济上，而是精神上。也害怕他，怕他不高兴，照顾不好自己。她希望孩子们像她一样怕他，“爸爸不会同意的”，“爸爸会生气的”。

　　《林门郑氏》作者、马来西亚作家林雪虹。（受访者供图）

　　沿着回忆的肌理，林雪虹想要一层层剥开母亲：第一层是死亡，第二层是林金水巨大的存在感，第三层是她自己吗？

　　结婚前，郑锦有过两段恋情。第一个男友是个帅小伙，性情温和，这段关系被“不怀好意”的旁人破坏了。第二个男孩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接受英文教育，人们会说那是“高贵的家庭”，“和我们不一样”。男孩带她见父母，就在车子刚开上家门口的木桥时，桥断了。果然，男孩的母亲反对他们继续交往，不“门当户对”。

　　郑锦和林金水生了五个孩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林雪虹是老三，出生在早晨。生下她时，郑锦27岁。他们认为她是福星，带火了裁缝铺的生意，还在三年后带来一个弟弟。

　　母亲是如此充满矛盾：勤劳务实，承担起家庭赚钱的重任，却也斤斤计较，会详细记录为每个子女花费的金钱，时不时拿出来念叨；乐于帮助穷人，也爱慕虚荣，将善举当作谈资，对有钱人客气到谄媚；相信“落土八字命”的宿命论，又践行“爱拼才会赢”的奋斗哲学。

　　伯格曼的电影《秋日奏鸣曲》讲述母女冲突，让林雪虹深有共鸣。电影中，成功的钢琴家母亲常年疏离于家庭，渴望母爱的女儿与她之间，充满了嫉妒、仰慕、怨恨的复杂情感，这种母女之间的纠葛和张力，成为跨越文化的普遍现象。

　　对于林雪虹来说，母亲那一代人常常将自己的遗憾投射到女儿身上，“我没有上大学，所以希望你能上大学”。这种爱与期待背后，也可能隐藏着害怕被抛下的失落，而女儿则往往在“想要成为母亲”与“害怕成为母亲”之间挣扎。

　　她与母亲的关系，便充满这样的拉扯。母亲勤劳的品质，她深深珍视并继承；母亲对金钱的过度执着、在家庭中丧失主体性，却是她极力想要摒弃的。比如母亲有买彩票的习惯，林雪虹也曾在缺钱时寄望于中彩票大奖，直到夏木有天惊讶地问“你真的指望能中吗”，她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赌徒基因”。

　　母亲的开销确实很大。早在林雪虹出生的1982年，父母就有了汽车。她不清楚为什么后来家里一直这么拮据，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没有资格去学文学，去读大学，读研究生。多年前，孩子们在领钱时，要在日记本上写下日期、金额以及用途，偶尔还得签下名字。“仿佛你一生下来就注定背负着债务，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我们多年来就是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这种感觉让林雪虹很不好受，“在这样的家庭，挣多少钱便意味着一个人有多成功和坚韧，因为这证明你有能力偿还债务，有能力报恩，自食其力”。

　　记事本上留下了“罪证”：

　　06.01.2002 学杂费 RM2512

　　06.01.2002 生活费 RM400

　　21.02.2002 生活费 RM400

　　01.04.2002 生活费 RM200

　　05.05.2002 生活费 RM200

　　……

　　那是2002年，林雪虹在新纪元学院中文系的第一年，1月到5月，这些马币的开支历历在目。几个孩子相继到城里或国外读书，即使有贷学金、奖学金，有时也打零工，但钱总是不够，需要母亲的资助。

　　不久，林雪虹去往中国。

　　母亲郑锦的记账本。（受访者供图）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父亲总是这样嘲讽母亲。她不敢当面反驳，但会跟林雪虹讲：“如果我不这样拼命工作，我们吃什么？吃什么？”父亲逃避责任，还要嫌弃妻子市侩。母亲含辛茹苦，又被现实感所困。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想钱想疯了”，有了新目标，到私立医院接受化疗和买房子，相中了一间老旧的平房。以前攒钱是为了孩子，现在她要为自己着想了。

　　接受化疗时，她告诉医生，自己是从“山顶”来的，很远。闽南语的山顶是指乡下。那是她的父母、林雪虹的外公外婆生活的地方，加绒丹弄五支。林雪虹记得，那里其实是平地，一片幽暗、阴凉的树林，穿过七歪八倒的椰树、矮小的可可，母亲童年的房子在林子深处，一爿高脚屋，鸡冠花、凤仙花生长在楼梯旁。浴室用木板、铁皮、洋灰搭建，林雪虹曾在这里，被眼睛圆鼓鼓的蟾蜍吓了一跳。外公外婆以种菜为生，很辛苦。

　　母亲相信“女孩子应该要有一门手艺”，于是逃离了“山顶”那片树林。外公给她一枚金戒指，让她留着以后走投无路时救急。她先是来到马六甲的野新，在她二姨妈开的理发厅做学徒，每天跟表姐妹们一起睡，被嘲笑“乡巴佬”。她谨小慎微，学会了察言观色。她跟二姨妈的女儿阿满一起，在街对面的裁缝铺学做衣，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服装图片，老板便教她们缝制出一样的衣服。

　　后来，母亲告诉阿满：“我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她坐大巴来到新加坡，在邻近新加坡海峡的新慧服装美容女学院学习。那片区域也被称为法达摩加纳，意为“复杂蜃景”。正是凭借在那里学到的手艺，回到马来西亚的丫曳镇和乌拉港，母亲把裁缝铺经营得红红火火，带出了许多学徒。一本蓝色笔记本上，记下了1986年到2017年，给车衣女工们的月薪，2018年那页空着。

　　母亲去世两年后，林雪虹的二姐在裁缝铺发现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照片、剪贴簿，还有一张《南洋商报》，上面的日期是1974年9月21日。那年，母亲19岁，泛黄的报纸上刊登着女学院毕业生和教员的黑白合照，母亲很容易被认出来，皮肤黝黑，发型别扭。

　　当五个孩子全都离开家，最小的女儿去台湾读书、工作，母亲尝试过出走，不仅是从山顶去马六甲、新加坡，她也想冲出这个窒息的家。但能去哪儿呢？她离家出走过两次，都只到了家附近的巴士站，甚至没勇气搭上巴士，车站是逃离的终点，坐了一会，又回到家里。

　　林雪虹的出走要决绝得多，从一个永远是夏天的地方，来到四季分明、冬季会下雪的华北。即使在跟夏木结婚之后，她也很清楚，她希望作为一个女性生活，而不是作为女儿、妻子、儿媳。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次回到乌拉港老家，最多只能待7天，一到第8天，父亲肯定会发飙骂人。母亲去世后，她便很少回去了。

　　往返于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二十年，林雪虹体会到两地之间的微妙变化。起初，母亲有点羞于让邻居知道，女儿跟一个中国人交往，母亲对夏木的印象是“很爱吃肉”，因为中国人以前肉吃得少。几年之后，邻居们得知林雪虹跟中国人结婚，以为她嫁了个土豪。他们眼里，中国人人都是土豪。

　　2010年，母亲和大姐来北京旅游，在故宫留影，林雪虹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借住在朋友家，不想在这时见任何人。大姐让林雪虹不要唉声叹气。一年半以后，母亲再次来中国，林雪虹已是新婚妻子，在给几个外国家庭的孩子当中文家教。母亲鼓励她：“一定可以的。慢慢做，越做越大。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郑锦留下的1974年新加坡的旧报纸，上面有她在新慧服装美容女学院的毕业照。（受访者供图）

　　“今天还写吗？”

　　“今天不写了，明天再写吧。”

　　这不是交流写作计划，而是母亲跟乌拉港的朋友讨论赌博，用“写字”代指买万字票。她曾中过一次2000元的大奖，好消息传遍整个街坊。

　　钱永远是个难题，所以母亲指望万字票天降幸运，她的嘴上总是挂着钱，“买这条鱼花了二十二块”“又该交电费了”“学费最晚什么时候缴？”“我给了他一百块”。

　　林雪虹暗暗决定，她要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反对母亲。母亲事无巨细地记账，她从不记账；母亲安安稳稳地开裁缝店，她的每一份工作都做不了太久；母亲的生活太实际，她要经营一种如诗如画的人生，把她和夏木的卧室称为“小旅馆”，后来又称作“切尔西酒店”，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书、电影、咖啡馆，在日本镰仓，寻找川端康成的遗迹和小津安二郎的墓碑，尝试好吃的鳗鱼饭。

　　就是在这次日本旅行途中，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林雪虹赶了回去。那时马来西亚还没对中国免签，夏木错过了葬礼。

　　母亲从来没用势利的眼光评判过夏木，没说过他一句坏话，倒是经常惦记着在北京时，夏木给她打包回来的一份扬州炒饭，“里面有五个虾仁”。

　　母亲不知道，她去世后，夏木生了一场重病，捡回一条命。林雪虹这时辞去收入颇丰的国际学校工作不久，全职写作，频繁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夏木生病的事，林雪虹没有告诉父亲。因为恐高和幽闭恐惧症，父亲从未坐过飞机，他像一个幽灵，蛰居在巨大、神秘的房子里，裁缝铺没开了，成了他的生活空间，他越来越阴郁，又极度缺乏安全感。

　　最终，林雪虹发现，她选择写作，就像一个命运的回旋镖，越反对母亲，越像母亲。写字，如同万字票一样，前途莫测。

　　近年，马来西亚华语作家在中国日益受到关注，黄锦树、黎紫书……林雪虹没有考虑过她应该在这个脉络中占据什么位置，“那是评论家的事”，她说。在马来西亚，用中文写作面临着读者群体狭小的限制，而在中国，作为“外籍作家”，又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学坐标，她称之为“自我放逐”。

　　缺钱的时候，夏木用波拉尼奥的话安慰她：“一个作家不要以自己的贫穷为耻。”2024年，林雪虹的书在马来西亚签了出版合同，有2000马币的预付金，相当于3000多元人民币。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二姐，二姐做财务工作，很会算账，会管理生活，她直接反问林雪虹：“你为什么要为2000块钱，这么折腾，这么辛苦？我可以给你这笔钱。”林雪虹意识到了格格不入，选择沉默，不去解释。

　　“你希望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吗？”南方周末记者问她。“我希望我的作品比我成功，”她想了想，补充道，“过了30岁或者35岁之后，我才慢慢回头看自己所谓的来时路，好像没有规划，热爱每一天，每一天都认真过，步履不停，但又好像乱糟糟的，像一团雾，很朦胧，但美国诗人马克·斯特兰的一句诗真的触动了我：‘时间告诉我，我是什么’。”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责编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