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暴动爆发

革命先烈发动革命起义

1927 年，国内革命形势严峻，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大革命失败。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于 8 月 7 日召开 “八七会议”，纠正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确定土地革命的任务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

当时的广州，也处于反动势力的血腥统治之下，但同时也具备了起义的条件。一方面，国民党军队爆发粤桂战争，驻守广州的粤军张发奎所部主力调往西江地区进攻桂系黄绍竑部，使得广州城内守备空虚，仅有第四军部分队伍留守；另一方面，广东全省各地的农民军在党的领导下，纷纷举行武装暴动，工农运动基础良好。

在这样的局势下，众多革命先辈挺身而出，张太雷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负责领导全省的武装起义。叶挺、叶剑英等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组织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以及广州工人赤卫队等力量，准备发动起义。

黑夜掩护下的工人赤卫军

原计划在 12 月 13 日发动起义，然而存放的军火暴露，情况危急，于是起义被迫提前。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广州暴动爆发了！随着三声炮响，三颗耀眼的信号弹划破夜空，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约 6000 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

东路，教导团主力在叶挺直接指挥下，迅速将驻在沙河的 1 个步兵团打垮，俘 600 余人，缴获武器一部，继之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今越秀山）等地。南路，警卫团第 3 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第 4 军军部、第 4 军军械库等地攻击，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攻克。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约 2 万人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

起义军民经过 10 个多小时的战斗，除第 4 军军部、军械库和第 4 军第 12 师后方办事处之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缴获各种炮 20 余门，各种枪 1000 余支。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在苏未到广州前由张太雷代理）。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当天，广州市工人、农民和市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革命政府，积极参加起义。

广州暴动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英勇反击，也是工农武装在城市夺取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展现出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人继续为理想奋勇向前。

暴动首日战况

工人赤卫队牺牲的尸首

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广州暴动爆发，起义的景象十分壮观。脖子上扎着红领带的起义官兵和工人赤卫队在黑暗掩护下展开行动，教导团以少胜多，仅有的 3000 多名工人赤卫队，大多拿着刀、棍、铁尺一类简陋的武器冲上街头，制服了各处的警察。许多劳动童子团、共青团员虽只有十几岁，却满是战斗激情，高唱着《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向各个要点冲去，歌声、冲杀声、汽车鸣笛声汇聚成一曲雄壮的乐章，在广州夜空回荡。

首日，起义军就俘虏了 3000 多国民党兵，缴获大量武器和财物，彰显出新生红军的强大战斗力。但作为军事总指挥的叶挺满心忧虑，最棘手的便是可用兵力不足，真正有战斗力的仅是 1300 人的教导团，各处攻坚都得靠调动这部分力量。工人赤卫队虽人数看着不少，可难以打硬仗，甚至编组都困难，正如聂荣臻后来总结所说：“前来参加起义的工人很多，但真正会用武器的人不多，所以不能形成战斗力。” 毕竟旧中国历代统治者惧怕民间拥有兵器和习武，普通老百姓缺乏军事训练，难以在起义时迅速成为有战斗力的队伍。

起义当天上午，领导者们在市公安局大楼内的苏维埃政府开会决定，立即动手将部队扩编为三个师，计划以教导团、警卫团扩编为第一师，工人赤卫队扩编为第二师，海陆丰农军扩编为第三师，只是扩编部队耗时漫长。当时苏联驻广州的副领事喀西士和馆员衔职的乌沙洛夫，实际身份是苏联红军高级指挥员，此次作为暴动专家来协助起义，他们通过电台沟通海参崴呼叫海上支援，然而船运武器至少需要两周时间。

就在这时，国民党回城的先头部队已向城北制高点观音山发起进攻，一旦失守，全城将无法控制。叶挺主张撤出广州，可共产国际代表、德共党员纽曼却另有想法，他教条地搬出列宁的话称 “防御和撤退是起义的死路，起义只能进攻”，还粗鲁地指责叶挺，并针对其他人委婉提出再坚持下去牺牲太大的意见，强调广州起义能多坚持一天，就是对联共和斯大林同志的一份支持。张太雷经过犹豫，最终决定继续坚守，考虑兵力不足，他打算次日开大会动员群众参军，只是时间已然来不及了。

关键决策争议

革命先烈发动革命起义

1927 年 12 月 11 日晚间，在市苏维埃政府的楼内举行了一场决定广州起义命运的激烈会议，领导者们围绕是坚守广州还是撤出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当时作为红军总司令的叶挺，基于对整体军事形势的准确判断，主张立即集合部队出城，撤退到海陆丰地区。因为他深知起义军面临的诸多困境，真正有战斗力的仅是教导团的 1300 余人，工人赤卫队虽人数众多，但缺乏军事训练，难以打硬仗，且扩编部队耗时漫长，苏联方面呼叫海上支援运输武器也至少需要两周时间，而国民党回城的先头部队已向城北制高点观音山发起进攻，一旦此地失守，全城将无法控制，所以及时撤出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然而，共产国际代表、德共党员纽曼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他教条地搬出列宁的话称 “防御和撤退是起义的死路，起义只能进攻”，还十分粗鲁地指责叶挺。并且针对其他委婉提出再坚持下去牺牲太大意见的同志，纽曼强调广州起义能多坚持一天，就是对联共和斯大林同志的一份支持。

在这样针锋相对的局面下，张太雷陷入了犹豫之中。最终，或许是考虑到当时起义承载的诸多期望以及复杂的国际背景等因素，他决定继续坚守广州。同时，考虑到兵力不足的问题，张太雷打算次日开大会动员群众参军，只是残酷的是，时间已然来不及了。

这场关键决策的争议，对广州起义后续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凸显出当时革命斗争中面临的复杂局势以及不同理念间的碰撞。

广州暴动失败

为起义革命献出生命的英雄

1927 年 12 月 12 日，张太雷在参加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后，返回指挥部途中遭到袭击，身中三弹倒在车内牺牲，这让整个广州起义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由于张太雷牺牲前没有指定接替人，加上缺乏联络手段，城内的教导团、警卫团和工人赤卫队之间无法协调，形势严峻时只能各自为战、互不通气。

当时，广州城四面八方都是枪声，反扑的国民党军从多路进攻，重点夺取城北制高点观音山。从上午到下午，教导团主力和徐向前等人指挥的赤卫队虽奋力激战，打退了敌军三个团的几次冲锋，但国民党军援兵不断赶到，而起义军却没有后备兵力可以增援。

这天傍晚，叶挺和聂荣臻在财政厅的天台上观察各处战斗，眼见敌军越来越多，甚至已突入城内，再不撤退就只有全军覆没。恽代英、黄平等领导人和国际代表也都认为应该撤退，可此前只想着坚守，仓促之间没研究应撤到哪里，很难有效组织和通知各部行动。聂荣臻只好跑到教导团指挥所，命令立即撤退去海陆丰。教导团接到通知后，立即通知下属三个营到黄花岗集合。午夜时分，该团千余人陆续集合到黄花岗，许多人因连日战斗过于疲劳，躺在路边就睡着了。

13 日凌晨，教导团出发向城北的花县转移，在敌军缝隙中突出了包围。率领赤卫队一部在观音山作战的徐向前，天黑时因队伍被打散而跑到市苏维埃政府请示，却发现已人去楼空，出来后遇到熟人，才知道撤退消息，于是向东追上了教导团。在城东南指挥作战的叶剑英，半夜才回到苏维埃政府大楼，已找不到其他领导人，幸好他是广东人，在市内有诸多关系，才得以迅速隐蔽起来。叶挺、恽代英、聂荣臻等人也在混战中找到秘密机关，最终脱险。

而教导团主力撤走后，分散在城内的工人赤卫队因没有建立通讯系统，夜间分散在城里联络不上，至天亮后仍在各街道继续战斗。刚赶来参加起义的黄埔军校教导营，也因不知撤退消息而留在城东沙河。教导团的一个女兵班在前一天夜间因未得到通知，在班长游曦率领下仍坚守在珠江边天字码头附近的街垒里，激战几小时后全部牺牲。各处的工人赤卫队至上午都被打散，黄埔教导营被包围后也奋战到最后。

国民党军进城后大肆搜捕屠杀，对抓到的人首先查看脖颈，发现有因扎红领带被汗水渍留下的红印便就地枪杀，据事后统计，被杀者在 5000 人以上。不过，作为起义主力的教导团在失败时保存了下来，并奔向了海陆丰根据地，为革命留存了火种。广州暴动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展现出的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永远值得铭记和传承，也为后续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苏断交缘由

1927 年 12 月 14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对苏联断绝邦交令，声称 “本月 11 日广东事变，究其原因，皆由共党籍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为操纵指示之地”，并且担忧其它各省也有类似事件爆发。出于所谓 “治安起见”，国民政府决定将驻在各省的苏联领事一律撤销，勒令所有各省的苏联国营机关停止营业。

12 月 15 日，外交部长伍朝枢赴苏驻沪总领事馆，面递断绝国交通牒，限苏领事一周内出境。同日，外交部还拟定了中、苏绝交办法三条：一是撤销该领事，要求领事馆人员限期离境；二是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一律勒令停止营业；三是详查苏籍侨民总数，规定苏侨均应领外侨执照。

然而，在这之后，局势进一步恶化，搜查与侵占苏联领事馆房舍，监视、逮捕和杀害苏联外交人员及苏联侨民的案件相继发生，使得双方关系陷入了极其紧张且恶劣的境地。这一断交事件，背后其实也折射出当时复杂的国内政治局势以及国际间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碰撞与冲突，对后续两国关系以及国内的诸多事务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意义回顾

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

1927 年 12 月 11 日爆发的广州暴动，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它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也是工农武装在城市夺取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

这次暴动展现出了革命先辈们英勇无畏的精神，众多革命志士挺身而出，如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他们组织力量向反动势力发起冲击，那一夜起义的景象十分壮观，脖子上扎着红领带的起义官兵和工人赤卫队在黑暗掩护下展开行动，歌声、冲杀声、汽车鸣笛声汇聚成一曲雄壮的乐章，在广州夜空回荡。

同时，广州暴动也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起义当日便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并发布了诸多法令，让 “苏维埃” 的理念在当时进一步传播，也让广大工农群众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奋斗方向，为后续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而且它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高度重视这一起义，联共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将其作为一项大事来讨论，这背后其实也反映出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不同理念间的碰撞。

而在 1927 年 12 月 14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对苏联断绝邦交令，声称广州事变是由共党籍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操纵指示，出于 “治安起见”，决定撤销各省苏联领事，勒令苏联国营机关停止营业等，此后更是发生了搜查与侵占苏联领事馆房舍等恶劣事件，让双方关系陷入极其紧张的境地。这一断交事件折射出当时国内政治局势以及国际间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碰撞与冲突，也对后续两国关系以及国内诸多事务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广州暴动与中苏断交这两件事共同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又艰难的历史阶段，它们所承载的历史意义深远而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