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谈广州暴动

一、暴动的前夜

太雷同志到党中央〔开〕扩大会时，即已决定广州的大暴动了。当时原定的计划，是认为广东全省的确到了一个暴动的局面。而且工人阶级及一般劳苦民众在军阀纷争之下，的确已经除暴动外没有出路了！在大暴动计划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点，在广州必须由工人斗争为发动，号召总罢工，由总罢工化为暴动。第二点，在全省各路，尤其是中路，以及广州近郊，必须竭力注意发动群众，把广州暴动立刻造成一个全省暴动的局面，来完成并保障广州的胜利。

那时广州的工人运动复活起来了，伟大的示威运动，以及零碎的经济斗争，是在不断的暴发。但是新军阀方面的压迫也日益加紧，最后竟解散"省港罢工工人委员会"，这是给广东的党以严重的打击。三千熟练的工人纠察队，以及万余久经战斗的工人也因此大半不能参加这一次的暴动。广州的党和团，工作限于罢工工人及已有力量的工会，有几个工会就做几个工会的工作，不谋扩大，不想把工作深入其他工会以及反动工会中去。这些群众，在这次暴动之中，一部分帮着军阀（如广州暴动中机器工会千人，参加反动军队，助军阀反攻），但大部分是表现得很好的。

时机到了，粤桂之争起，第二方面军大部调往西江，广州仅留很少的反动军队；李福林部是在河南，人数甚少，而且素来不能战斗。广州市内仅有第三师一个团。薛岳一团（皆新兵）、炮兵团、教导团等。教导团是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共十一连半，只消在团内解决少数反动分子，就可以完全做我们的武力。我们自己的枪支只有20多杆，炸弹150枚。省港罢工工人武装较多，但在暴动前被破获机关，失枪支万余，只剩几十了。

军事上现在的确到了暴动的时机了，同时已经有消息说反动军队要解决教导团。我们以前已经损失了省港罢工工人及纠察队，若是教导团让他解决，那么，将没有发动暴动的能力了。为了争取时机，以及不再损失力量，所以省委就赶快的决定12日暴动。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中共省委对于以前所定计划的两点，实际上是没有办到。第一点关于市郊及外县的农运，虽然暴动的计划早已决定，但因为过去对于此项工作缺少注意，所以虽然派了些人，写了些信，但终是起不上来。这是一个极大的欠缺。第二点关于广州工人应由总罢工而发展成为暴动的一点，因为那时时机非常急迫，总罢工不能等待。并且总罢工必须由零星斗争引起，这种零星斗争，在反动军队的严重压迫之下，只有失败。经过许多失败之后，工人中也有些畏缩的心理，他们这种畏缩是对于无武器的罢工斗争之畏缩。所以不知不觉中就以为发动暴动必须以军队为主力，但暴动起来之后，必须发动广大群众才能保持这个胜利。

现在既然认定发动这暴动必须以军事为主力了，所以必须预先提防反动军知道，以致完全失败（因为反动军队究竟比我们多）。所以青年团想在暴动之前（10日）散传单及演讲，也被停止。

当时中共方面，准备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组织革命委员会。太雷专管军事与政治，黄平、周文雍管理工人方面的指挥（因为周文雍是赤卫队总指挥），另以吴毅（市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为秘书，并理党务。因而革命委员会中无工人分子参加，暴动自始至终是革命委员会领导。市委并决定了苏维埃名单，列15人，皆广州工农兵的领袖。技术上的准备则非常欠缺。苏维埃，红军总指挥部、侦探、交通、宣传队等都是仓猝组成。赤卫队的编制、枪械的发给，政府的布告（以及印刷），粮食之征集与分配，捕杀反革命及没收其财产之组织，各工会的负责人工作，都未计划到。甚至苏维埃的大印，到暴动第二天下午才刻好。技术准备的欠缺，对于工作发生严重的影响。

军事的计划，发动时以教导团十一连半分配缴各地敌军之械（第三师之新兵一团、炮兵一团、炮兵团、公安局、观音山、第四军部、广九车站）。铁路工人则攻警署并守卫。西关有薛岳的新兵一团，因无兵可派，不能解决（后来此军即于第二日反攻观音山）。河南李福林的军队，则更无我军去解决。全市占领后，立即将枪械分与工人及俘虏，补充队伍，以攻河南。

计划既定，到10日消息传来，西江的反动军队已在调回，反动派已知广州空虚之非计。于是我方不得不更提早暴动日期，于11日晨3时举行武装暴动。10日夜晚，广州登时戒严，且闻解决教导团的谣言。但至12时后仍无动静，12时后街上已经解严。我们的汽车通行，无人干涉。红军总指挥叶挺同志于10日夜11时才由香港到省。枪声忽起，大暴动起来了！反动派正在瞌睡中。

二、第一步完全胜利

随着第一枪，颈围红带的工人兵士，已经满街发现，唾手而广州市完全占领，只有长堤的战争还在继续。兵士则向西关方面进攻。公安局起先以为是很难到手的，不料一冲而入，毫无抵抗，立刻成为我们的大本营，警察等纷纷弃枪而逃。工人群众平日想枪如想爱人一样，纷纷争取，没有秩序，也无队伍，也无指挥，只向有枪声处跑，加入前线作战。后来把夺到的枪运到公安局散发，工人群众就拥在公安局门口抢枪，汽车一到即空。机器工会革命工人联合会等组织之下的工人也有许多前来参加。据统计，参加这次暴动的工会，有43个，人数上万，有编定的赤卫队有两千人。反动工会的工人来抢枪，其中或许一部分是来捣乱的，但至少有一部分是来革命的。此时编制赤卫队以及军事指挥就成了问题。赤卫队在编制方面，以前是依工会而分的。现在怎样呢？可以说事前没有讨论过，临时就没有办法。因为一方面工会是不见了，而且即使有工会，还有些反革命工会下的工人怎样办法呢？另一方面军队是依人数编的，工人却不懂这种办法，究竟还是依人数编呢？还是依工会编呢？结果依人数编了。这种编法对工人来说是一个突然改变，使工人不习惯，而且因为过去没有准备，不能依次发枪，不能一发枪立刻编定赤卫队。你来我往，编好了上前敌［线］，散了又重编，使工作凌乱非常。对于指挥也发生很大的问题，先就一个队的指挥来说，因为工人不懂军事，所以特派军事同志当指挥，但是工人不相信别人，只相信工人领袖。同时军事工作同志，又因语言不通无法指挥。再就指挥的机关来说，红军总司令部是在公安局，赤卫队总部在省政府，两个指挥机关的关系不好。总司令部不能统计现在有多少力量，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自然调动上计划上发生困难了！同时总司令部的组织又不好，什么人来就直接找总司令，请枪也问他，什么都问他。总司令不在的时候其他人也随便，自由指挥，自由调动，更弄得军事上无头绪。技术工作的不好竟牵连得这样大！

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人就自由作战，有的加入前线，有的徘徊十字街头。加入前线的工人赤卫队非常勇敢！即兵士及军事工作同志，亦自叹弗及。但是因为技术上的训练缺乏，所以往往错打自己人，及有许多无谓的牺牲。

关于赤卫队的问题，恽代英同志曾与我们私人谈话，他的话是值得在此地写出来，以为后来的经验的。他说，赤卫队的编制在暴动开始时最好仍依党的方法，依工会来编。指挥赤卫队的人，仍须工人领袖，但派军事工作同志，做他们的"参谋"。这是非常之对的（省委对广州暴动的决议案，亦指出改编工作方面的错误）。

除了工人之外，农民也起来参加。虽然市郊的工作做得不好，但黄沙及石围塘农民占领东站，广州市有几县逃难来的农民（他们的房屋被地主烧成焦土），此时自动的组织起来向公安局领枪，但也没有枪了。农民之外还有俘虏的兵士，经过一番演说，也高兴来加入战线。这种俘虏，在军事技术上当然比工农好，一切编制调动的困难也少，但是已无枪给他们。不过这些俘虏的农〔兵〕士，多少总是受过军阀的影响，虽然高兴革命，使用时有些不逞〔称］手。例如我们进攻河南的时候，河南李福林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只要我们对他多轰几炮，他们就可以逃之夭夭。但是掌炮的那个兵，死记死守一条规则："城市巷战不用炮"，所以他就始终不肯向河南李福林军开炮。

关于军事方面的还有两点，索性说尽了吧！第一是反动海军之无用，站在旁边不敢动作。第二是那时帝国主义者曾向李福林提议，由他们代为夺回广州，夺还之后，交给李福林。但李福林不敢答应。

其次，讲到苏维埃。本来市委已决定15人的名单，广州工农兵的领袖非常有号召力的，但是一个苏维埃15人当然不够，并且必须以群众大会通过。于是11日下午就召集群众大会来选举苏维埃。在这样军事紧急的时候，群众拿着枪上前线去了，所以开不成功。但是政府是不能不成立的，于是还是成立起来，名单是苏兆征为主席（苏未来时由太雷兼），海陆军太雷，人民及外交黄平，工人周文雍，农民彭湃，司法陈郁，经济何来，秘书长恽代英，红军总司令叶挺，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杨殷。其中的错误，依现在看来是没有广州本地的工农兵领袖，因而不能更多发挥号召作用（广东籍的仅有苏兆征及何来，皆海员工人）。二是没有没收财产委员会及征收粮食委员会。后来，征收粮食的工作，因迫于环境，无组织地做了一些。三是整个的组织事先没有规划，临时非常混乱。

先说整个的工作方面，苏维埃亦设在公安局（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另在一处），公安局在当时自然是最热闹的地方了。苏维埃事前既未准备，又无组织，又无办事人，又无办事范围，所以结果一切问题都集中在他身上，工作方面就凌乱了。苏维埃成立时由洋人（德国人耐曼）起草了一个宣言式的东西，拟用作为第一张的布告的，但是因为原定的印刷地点是西关，当时西关未收复，好容易派人去拿出几百张。而且印刷的字不是大字，而是从前《向导》报题目用的二号字。这"宣言"的影响并不重大，民众不以为是一个行动的政纲，而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宣言。此后政府即没有出什么重要的布告，如关于立即执行捕杀反革命，没收财产，以及政纲之实行等。所以工人同志批评苏维埃说一张布告也没有，政府的布告的确是此后暴动中应当严重注意的。

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可说全无工作，一张布告也没有出，民众不知他在何处。

组织上更无办法的一点，就是人才的缺乏。各种工作要有许多人来做，但是党的同志到那时完全自由行动起来。分配他的工作他不做，有的掮着枪往前线上去了，有的躲在家中不敢出来，也是显出党的薄弱与纪律的废弛。

三、发动群众的工作

关于宣传暴动，以前组织了一些宣传队，数量方面当然是非常不够的，而且工作也做得不好，仅公安局附近有些演讲，其他地方寥寥无几。传单标语极少，传单的印刷，青年团找到六个印刷机关，直到12日才印好10万张，没有来得及发出。

搜捕反动派及没收财产，这两件事苏维埃政府可以说没有决心，并且没有意思去做的。先说搜捕反革命。苏维埃政府没有严厉的布告，对重要的反革命随捉随杀，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亦无布告，民众不知道在那里，所以民众不敢擅杀。捉到了反革命分子，除一小部分自动处置外，其余都送到政府里来。除了几个人立时在"枪毙"二字之下处理掉以外，其余认为形迹可疑的就关起来。小小公安局关了200多人，这些人，此后无从审判，因为捉他们的人已不知去向了。太雷见了这种情形，就下令完全枪毙，那时已是12日了。但是命令下来，找不到执行的人。后来说交杨殷办，终于又被别的事挂住了，一二日未办。太雷死，此事更无人提及。反革命军队一到，这批反动分子做响〔向〕导来捕杀我们的人了！最可惜的，在暴动初起时，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等一批重要人物都在东山居住，那时若派极少的赤卫队去就可以把他们结果掉的，但是全未办到，任彼漏网。重要人物，只有那青年团杀的几个L.Y．领袖。反革命被杀者一共约百人左右。

至于没收财产，是一点也没有做。当时一方面固然是军事忙碌，但同时有一个心理，以为现在暴动成功，将来要什么是〔有］什么，所以就连一点也未做。政府除自己不做外，并且在一般人民中，政府也不去发动他们起来自动没收，以至连枪毙了反革命之后的手上金戒指都没有人拿。不过政府及革命群众虽然未做，趁火打劫的"浪仔"们却挂了红带子自动抢东西，所以仍有小铺子受到劫掠。至于大铺子及银行等，因铁门不是"浪仔"们所能打开，反无损失。中央银行是燃烧而毁的，但金库未动分毫。关于没收财产及捕杀反革命派的事件，第一认清这是发动群众的好方法，苏维埃不组织没收逆产委员会，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之怠工，以及没有严重的布告，都是很大的错误。第二民众自动捕杀反革命，是否怕有报复错报等情形呢？我们认为这是免不掉的事，但究竟很少，而且若是不鼓起群众自动捕杀，一方面则政府将没有办法（不能审判，不能执行），另一方面是失掉鼓动群众的一个最好方法。政府一方面应组织特别队伍来做此事，同时任何革命者都有杀反革命和告发之权。至于没收财产，也有几个意见。一则以为有人要抢掠，二则以为暴动胜利，横竖一切都是我们的，三则恐怕影响前线战士无心战斗，再有一点更重要的则是没收财产，还是群众自发的没收呢？还是有组织的没收？我的意见认为如此：我们必须先认清为何没收反革命财产？有三方面，是表示工人对于统治阶级寝皮食肉的愤恨，一方面是摧毁反革命的经济力量，一方面是充裕自己的财政：因为是表示工人的愤恨，所以不必工人个个都去没收，才算是自动的没收。政府没收了，工人知道了一定可以更增勇气，更增快感。再此〔者］尽可做有组织的没收，归给政府，前线战士只会受好的影响，不会受坏影响的。有许多政府所顾不到的地方，工人可以告发或自己没收交给政府（必须出这样一张布告）。许多小的抢掠，一定免不了，也不用避免的。既然没收的行动对于工人有好影响，所以必须立刻没收，不能说："已经是我们的"的话（暴动时赋与〔予〕各工会农会等团体以捕杀反革命及没收财产之权，是应组织他没收财产与捕杀反革命的好方法）。

四、西关之获得与敌人反攻

11日下午我们已占领西关了！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他们勇往向前的精神，牺牲是很大的。

那时的环境，一方面是河南的敌人尚未肃清，各处敌人的反攻虽然还未到眼前，但是期在不远。各路反动军队都已兼程前来，军事形势更加紧张了！

那时的工作，是集中在编制赤卫队，想以工农俘兵，与教导团组成一师至二师，但是因为指挥的混乱，以及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新的广大群众继起参加暴动，计划迄未实现。

是夜，太雷、黄平与洋人等开了一会，洋人批评军事上之不敏捷，应当乘胜以全力援西关河南。叶挺因为到省很迟（暴动前三小时），所以有许多事情不清楚。徐光英（参谋长更是表现得非常糊涂。于是以太雷为红军总指挥。太雷对于军事是外行，但对于我们军队的情形，是比任何人懂得，可惜少一好参谋！

农民中工作之不好，以致到现在不能起来响应，使军事上失去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广州暴动虽然这样惊天动地，轰轰烈烈，但四郊农民，仅占两个东〔车〕站，杀了一个地主。对于发动农民事前未注意到，暴动起来之后，也未努力设法去做。固然客观上有许多困难。

12日上午依然是进攻的形势。到下午四方八面的警报渐渐紧急起来了。民团，薛岳的新兵，由观音山反攻，冲锋到厚祥街（近赤卫队总部）。周文雍即离总部，而工人一点也不退却，拚命与反动军队作战，竟把他击败，重新占领观音山。但是观音山的一带路上，时有敌人的枪子，时太雷及洋人由群众大会乘汽车回来，在四牌楼遇到敌人，太雷及车夫死在车中，洋人不知怎样脱险回来。广州的汽车夫，虽然生活是优越些，但是这次参加最〔暴〕动非常热烈。有许多因开汽车而被打死。

太雷既死，军事失去了中枢，无人可以接他的手，徐光英非常畏缩，哪能在艰难困苦中处理这样混战的局面？

五、溃退与屠杀

当敌人冲到厚祥街时，公安局仅留恽代英同志一人在指挥。太雷死了，以及敌人被我们打退的消息，他都没有知道。忽而黄平、吴毅回来叫恽代英快走，他们两人就预备在此地拚了。原来他们两人之匆匆回来，还是听到赤卫队总部被占的消息。赤卫队总部与公安局相隔不远，总部既然被占，公安局当然非常危险了。所以他们想把恽代英〔保〕留下来，而自己就在此地拚个一死。但是实际上那时敌人已被我们重新打退赶到观音山去了。

到晚上洋人始到公安局，黄平与洋人开会时，证实了太雷的死耗。同时四方八面消息更紧张，并且有敌人 15分钟即到公安局的消息，那时退路也想不到。洋人就说现在情形既然如此，党及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可以暂退，留军事同志在此指挥，看形势再说。因此黄平、吴毅等即退回秘密地址中去了。这是广州暴动中最后一次会议！

赤卫队及兵士仍不知敌人已到眼前，依旧在前敌打仗及在街上守卫，颈上围了红带，胜利而且得意。支持了一夜。吴毅始从秘密住所中跑出来。及至11时，市内已发现了敌人，下午3时敌人占了公安局。

敌人兵队怕我们，也是非常利害的。经过几次战斗，已认识了工农的勇敢了。观音山上的敌兵，看见公安局的大红旗，不敢冲下来，用炮将红旗轰倒了才敢下来。马房里的马他们不敢公开的来抢，而悄悄的来偷。11时进了广州市，3时才敢跑进空无一人（除了200反革命以外）的公安局！

敌人入市之后，对于毫无防备的工农兵士，就大施屠杀了！到处是枪声，到处是死尸，几乎是见红即杀！广州市登时血流成河！除千余工农兵士向北退走之外，同志牺牲者200余人，赤卫队及兵士牺牲者2000余，民众更不知死了多少！

这一个退却与大牺牲的责任当然完全应由指挥机关负责的！第一，指导机关完全不能估计敌人与自己的力量，就仓惶退却。第二，退却也没有一个决议与计划，群众完全不知道。第三，指导机关于12日晚听到不确的报告而退走，直到次晨仍无退却的命令与计划。在敌人军队摇动，我们的力量还强大的时候，至少是尚可一战的。而且这个一战，我们若拚死在战时向兵士做些宣传工作，甚至可以得到胜利的。即使不能向前进展，退而自守，也只要巷战的技术布置得好一点，也至少可以维持一个相当时期。再不然立刻召集部队，实行退却，也不至损失得如此其大，更不然即集合这次牺牲掉的二千数百人也可冲出条血路，不致全部覆没！至于退却时没有做一个大的破坏，没有将统治阶级的命脉加以根本的打击，指导机关虽然有拚死的心，但人民还是受了空前的大损失。

从13日起，搜捕屠杀更是加紧地进行，国民党军阀，以种种酷辣的手段，施之工农。总计屠杀之数在5000以上！每天枪毙惨杀的总有千人以至400至500之多！国民党撕下了人皮，变成一支〔只〕狗，现在连狗皮都撕下，露出它吃人魔鬼的本样了！搜捕之中负责同志未有损失，洋人亦安全的。

六、影响

固然他在战略上做了部分错误，但他对于全国工农兵士的伟大影响，给革命的胜利以极大的促进。

（一）军阀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尤其是广东从前还是一个军阀的统治，现在呢，桂系、蒋系、粤系（张发奎）、范石生、方鼎英等几派，互相勾结，互相角逐。在整个的青天白日旗之下，促成了蒋桂二系之大分裂，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军阀更加露示（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广州暴动之后，大屠杀不断的进行。广州已经恢复了商团（现名街坊自卫团），军队中已取消政治部。一切民众运动都被禁止，反动组织亦受摧残（如广州的革命工人联合会，系L.Y．的，亦被解散）。对俄绝交也已实行。

（三）社会的破产更加急剧。因为战争的缘故，苛捐杂税增加，纸币跌价（广东的中央基金已被提尽，现跌到四折）,拉夫，派饷，奸淫，掳掠更加利害。因此而工商业日益萧条，物价惊人的腾贵，帝国主义更利用他的特权进行侵略，豪绅地主资本家利用时机剥削工农，禁止工人的斗争，取消一切改良条件，减少工资增加工时，盗匪日益增多。广东现在遍地是匪。

（四）军阀的统治日益衰弱。因为战争的关系，军队统统集中了，因此外县及乡村的反动统治更加薄弱。有许多县份，仅有几十支枪，连防土匪都不够。

（五）工农群众革命情绪之更加高涨。广州暴动更使民众知道，他们是能够夺取政权的，并且更知道暴动夺取政权是他们惟一的出路。尤其在这军阀与豪绅资本家压迫屠杀更加严重的时候。广州暴动失败后，广州的工人仍有斗争，现在且在准备大规模的反抗封闭工会的示威。杨xx同志由南路回来报告，说那边17日听到暴动消息，农民非常高兴，说自己也要暴动；统治阶级及帝国主义惊惶非常，特别戒严；后来失败的消息一到，农民毫不表示灰心，因为叶贺军队之事件，已经告诉他们失败不是什么一回大不了的事了。广东各地的斗争在这次暴动后表示得加倍急剧，民众更认得清楚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分别。

（六）反革命军队之动摇。反革命军队之动摇，只就一件事就证明。暴动之后张发奎的军队退向东江时，有两团人哗变，自己投奔海陆丰去了！这件事，省委事前并不知道，乃纯系自动的行为。广州暴动给兵士群众以极大的影响，在官长方面，引起了旧两派的饭碗问题，旧派骂新派为共产党，稍为左倾的都不能存身，自然只有向我们方面跑。但是若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件事，将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国民党的腐化，就是由于许多军人的投降，弄得军权高于党权，要去掉这个危险，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以及党代表制，在广东是极迫切的需要实行了。

七、尾声

无论如何，广州暴动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广州的暴动是中国大暴动的开始，也是广东暴动最重要的一幕。广州暴动证实了中国革命的无间断性，证实了党的政策确为群众所接受。

广州暴动虽然败退了，虽然有了莫大的损失，但是给我们以无限的教训！广州暴动的教训，乃是血的教训，乃是最重要的教训！无产阶级将接受这个教训，不久的将来，再表现出他更进步的"艺术"出来！送反革命上西天去！完成历史上最伟大的任务﹣﹣中国革命！

B现在我说一说青年团在这次广州事件里的工作

青年团长期处在和平环境里，对武装起义不能适应。暴动以前青年团的工作，9日组织了70余队的宣传队（三人一队），全系学生。本来想于10日在长堤一带讲演写标语等。后因中共省委不许未做，仅在几个学校内及其附近张贴与写了些标语。同时组织少年先锋队，把几个比较忠勇的同志编成，谈不上全体同志参加，更谈不上广大的青年群众参加。后来又决定在11日的夜里（暴动本决定是12日）在几个学校里杀L.Y．分子，及夺取学校警察之武装。至10日夜间，始知暴动时间已提早至11日早晨，即刻出外通知，工人区一个人也找不到，学生区找到很少。那时他们尚不敢行动，直到听到枪声，方才开始动作。L.Y．分子早已逃走，警察已弃枪而去。仅捉到很少的反动派送到苏维埃政府。许多因监守不严逃了，其余后来也放了。此时才召集同志，编少年先锋队，出发没收汽车等（不没收财产）及捕人。11 日毫无秩序的闹了一闹。领得20支枪，并缴（实际上是"收"，因为警察早已逃了）得多支枪，因为同志找不到，没有人拿。11日晚上，少年先锋队之数十人，住宿于公安局旁之某地。时广州形势比较很好，所以连步哨亦不放。12 日晨起身后正在商议出发，一派主张早些，一派恐怕与红军误会主张迟些。同时刘xx又跑到［来］报告说今天一天至少可以无事，孰知报告未完，枪声四起，不久"白军"即入市矣！

不过有几件事比较是差强人意的。一则是他们还自动杀了L.Y. 领袖，并且用共产青年团名义出告示宣布其罪状。二则是他们占了几个印刷机关，印了十万传单预备13日发的，但未发出。此外还想召集青工大会等。但在青工中过去既无什么工作，连同志也找不到，即使有时间开青工大会，也是不会成功的。

最后说到团的情形。

我相信若是这次不亲自来，决计料想不到广东的团是这样病得利害的，爽快的说一句，以前广东是没有适于战斗的团的组织的！

跑来一看，省委的零乱，负责同志工作之无秩序，无目标，无计划，组织之松懈脆弱，此地的工作，要从ABC做起。

所以如此，原因似在于"四·一五"之后，省委是始终未做工作，组织未去收拾，工作毫无。一般比较好的同志，无路可走，连13岁的也跑到党里去了。由此发生了取消主义，而取消主义使病态再深一层！

扩大会以前的情形，各地团部与党是不发生关系的，一切由党包办着。团简直不参加党的会议（因为党不要），所以参加意见，甚至坚持意见等精神，在此地是没有的。即每一件事情发生时（如广州暴动）党与团的分工也无规定，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好在那时广州青年团同志只剩几十个，否则非但是一个大损失，而且还要闹大乱子呢！省委的关系也是如此。党团以前从来不相往来，青年团省委就好像在世外桃源"不知有汉"了！

至于外地的组织，现在尚有5000人。但是好像年久失修的机器一样，要修理过一番，才能使用。同志只有个人的忠勇奋斗，组织两字谈不上，支部更是糟糕。我们只要看广州暴动成功后，连同志都找不到。我曾与香港的一个船厂支部书记（很重要的支部）谈话，虽然很简单，但知道他们 40多个同志连开会都不高兴。可以想见其他省委从未过问的地方，是怎样危险的了！

XX同志来了以后，一切的工作，才开始做起来，与各省委的关系，因为他个人而发生了，工作也部署起来了。

广东的负责同志们，在这次扩大会中，以及我与他们有接触的地方，都表现得很努力，而且很懂得。

党〔的〕负责同志，大都是团员出身，对团的观念〔是〕很好的。我相信在风暴中的广东青年团，只要大刀阔斧的干去，一定可以很快的起来！

广东组织的分布：潮梅一带300余，都是知识分子（那边与闽南一样，无雇农贫者，都到南洋去了）。在东江一带仅海丰为最好，1700人（此乃10月份数目，预备年底到3万人）,陆丰166(10月），其余的组织情形不知。中路广州最近坍台，各县多在原始状态中。西江、北江甚单薄，有组织之地甚少，人数每县十余。南路方面同志尚少，然肯艰苦奋斗。据说南路问题为广东最难解决之问题，因为那边多土匪，游勇流氓，党同志不好，有抽大烟的。琼崖即琼山、文昌二县，团员已有2000人，一区至少有2500人。但取消主义已在实行。而且从前的工作建筑于反对客军等非阶级口号之上，连"国民党反动派"都不知道，是大成问题耳！

省委扩大会开了两天，有党中央代表报告（他更注重组织），团中央代表报告，团务报告，党省委代表报告。决议案中有1．听了共产党（C.P.）中央报告与省委报告决议案。2.听了青年团（C.Y.）中央报告决议案。3．目前任务决议案。4．告全国同志书。5．士兵工作大纲。因为没有预备，所以决议案都是当场起草（除士兵工作外）。时间很不经济。报告及决议案的次序亦颠颠倒倒，对于目前工作等，讨论时无人发言，看出大家心中无底。

12月29日

注：文中［〕里的字，除开头两处外，其他系编者所

加。

后记

给团中央的这个报告，原来的题目是《D.Y．同志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C.Y．在暴动中的工作》。这个报告是1927 年底我在香港写的，距今56年。

广州暴动的消息，12月11日就传到上海。

同日，团中央派我急速起程，去参加广暴。名义是团中央巡视员。我是坐一艘货船去香港的。船到香港，广暴已经失败。党和团的省委员会人员都到了香港。我同他们个别谈话，了解情况。12月中，因原省委书记张太雷牺牲，党中央派了李立三为省委书记，召集中共省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从各同志的叙述中，我才能写出这个报告，寄给团中央。这个报告，反映了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的发言和意见，没有加以夸张和隐瞒。

我自己当时的看法，不论对的错的，这里都不加改动，以存当时的真相。

但是，并不是说我对广州暴动知道一切了。我对于重要的事情还不知道。要感谢周恩来同志，他说出了最重要的事情。

请大家读读《周恩来选集》上卷174页："第六，广州起义。这时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时候……当时正是汪精卫继李济深之后统治广州，汪精卫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工会还有一部分武装。跟张发奎从武汉回到广州的教导团的一部分，已由叶剑英同志当了团长，叶剑英同志说他们也将要被解散。同时，张发奎的军队正好开去挡黄绍兹去了，如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Newmann 此人我后来在莫斯科看见多次，是台尔曼的很亲密的助手，常在台尔曼左右。后来希特勒上台，台尔曼同志被捕，最后被杀害，英勇牺牲。纽曼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作者注），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我还要说，周文雍、吴毅两同志，后来被党派回广州，恢复工作。他们都英勇牺牲了。派他们回去，是不适当的，因为他们在广州熟人太多，极易被捕牺牲。我在香港写了这个报告之后，奉团中央的指示，到海陆丰巡视。也写过一个关于海陆丰的报告，这个报告在党内团内流

传较广。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就算现在这个报告，也是从故纸堆里找出来的。因为署名是D.Y.，许多同志不知道这是我给团中央报告的笔名。对找出这个报告的同志，谨表感谢。

当时许多同志的名字，凡能记得的都写上了，不记得的，只能空着。

一、L.Y．是什么组织？确切的中文名词，记不起了。它的历史很短。回想起来，大约是汪精卫派的青年组织。L是"左派",Y是"青年"。汪已经是反革命，L.Y．也是反革命的组织。

二、广州起义，1928年六大称为"退兵时的一战"。当我1927年12月29日写这个报告时，还没有这个称呼。

现在，事隔半个世纪，可以回顾一下：

在整个民主主义革命中，我党领导过三次城市暴动，时间都在1927年。（一）上海三次起义。反对北洋军阀毕庶澄，迎接北伐军。蒋介石亲自指挥下的北伐军坐视不救，起义还是成功了。北伐军到上海后，实行"四·一二"大屠杀，背叛革命。（二）南昌起义，以革命军队为主力，反对蒋介石、汪精卫。（三）广州起义。以后，是22年的农民战争，再没有城市起义。即使李立三，特别是王明集团，主观上想搞，也没有搞起来。王明集团垮台之后，全党遵循毛泽东同志"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直到1948年，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全国城市一下子一一被我占领。解放了全中国的大陆，只剩下台湾一省。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种战略方针，在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是没有的。这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果然，世界上许多（不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照此办理，取得了胜利。

三、广州起义中，为什么我方对李福林军不开炮，而国民党军队却能对闹市中的我方开炮？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我军有一个迫击炮神炮手赵成章，他的迫击炮在各种地形上都能百发百中。他是在战斗中被我军俘虏过来后加入红军的。在我军抢渡大渡河的战斗中，我们只有一只小船，对岸有敌军。我军突击队乘船在敌前过河，必须压制敌人火力。赵成章只有三发炮弹。团长命令他，必须打中对岸敌人，否则"提头来见"。赵一发中的。赵后来入了党，觉悟提高了，讲起这件事，他说，如果没有"提头来见"的命令，他是打不中的。因为旧军队里当炮兵的，认为杀人是作孽的，有了命令，"提头来见"，那么，作孽就不是由他负责，而是由上级负责了，所以非打中不可。赵成章同志在全国解放后，担任过炮兵副司令，教出了很多神炮手。

广州起义中，我方的炮兵（俘虏）所以不开炮，敌人之所以能叫炮兵向闹市开炮，也许由于我们当时还不懂俘虏炮兵的这种"心理状态"，而敌人却懂得吧。

指挥炮兵，要懂得他的心理状态。别的事情也一样。我们现在的工作千头万绪，许多事情对我们还是陌生的，人员也是不完全熟悉的，所以上述的事，值得借鉴。"外行领导内行",领导不动，应引以为戒。要当领导，必须学习，使自己成为内行。

1983年5月1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