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在历史上走过不少弯路，经常被冠以某个重要领导人的名字，比如“王明路线”、“立三路线”，就是以王明和李立三的名字来命名的。

不过，在历史上有一个“罗明路线”有点奇怪，这个罗明并不是我党的重要人物，为什么却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呢？

其实，“罗明路线”的真正目标，是毛主席。

毛主席自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尤其是开创了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接连打败了国民党的三次重兵围剿，让他的名字开始在中国流传起来，以至于连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都听说了他的大名。

不过，毛主席就像神话故事里的“土地、山神”一样，虽然深得人民的爱戴，却被那些“天上的神仙”看不起。

这些“天上的神仙”是什么人呢？就是长期留洋尤其是留学苏联，喝了大量的“原装马列主义墨水”，自诩“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好像只有他们才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真髓，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动不动就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各种大帽子。

这些人的典型代表，就是王明。

王明长期留在莫斯科，住洋楼，吃洋餐，对中国革命既无贡献，更不了解，却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攀上了共产国际远东事务主席米夫的高枝，成了“红色钦差大臣”。

王明的“小弟”博古回国后，占据了临时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攻击打压本土派，先是说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是“富农路线”，又说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是“狭隘经验论”，甚至直接说毛主席是一个“右倾机会分子”。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中央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让他离开前线，回到后方主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虽然仍然保留着“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身份，但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实权的。

那段时间，毛主席非常苦闷，他深知红军还不是国民党军的对手，只有巧妙运用游击战术，才能与敌人周旋，寻找机会打败敌人。可是，现在却在这些人的操纵下，不顾实际情况，一味模仿欧洲战场硬碰硬的战术，无异于以卵击石！

毛主席急火攻心，病倒了，住进了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院长就是著名的傅连暲。

在住院期间，毛主席有个病友叫罗明，是当时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和毛主席正好在一个病房，两人一见如故，经常畅谈革命情况。

罗明把福建面临的困难告诉了毛主席，福建的红军主力因为要参加第四次反围剿，都回师赣南，只剩下3000多装备和训练都很差的地方武装，根本不是敌军的对手，形势很危险。

毛主席就给罗明讲解了他的游击战术，以及三次反围剿的经验，罗明听后，茅塞顿开，对毛主席也非常佩服。

出院后，罗明立即回到上杭、永岩、龙岩地区，指挥开展游击战，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33年1月，博古的临时中央在上海租界待不住了，就转移到中央苏区，经过福建上杭时，罗明就去见博古，向他汇报工作。

博古还是一副“钦差大臣”的面孔，问罗明：“你一个省委书记，不抓全省工作，来这么偏僻的地方干什么？”

罗明不知道博古与毛主席之间的过节，还兴冲冲地说：“我听从毛主席的吩咐，在这里开展游击战！”

博古一听就火了，说：“什么毛主席？你对中央有什么意见？”

罗明还以为博古真的在征求他的意见，于是就把毛主席给他讲的那些政策说了一遍，期间自然也少不了对毛主席的夸赞。

可想而知，博古越听越生气，不过，他没有当场发作，直到他走后，罗明就接到了中央的责令，让他作检讨。

几天后，中央又下令，江西、福建要猛烈扩大红军，“打造百万铁一般的红军”。

在极左路线时期，所谓的“扩红”，其实带有很大的强制色彩，并不是深得人心的。但是，中央的“扩红”任务非常紧，罗明也只好执行。

不过，这些扩招的红军却都被调去了江西苏区，甚至连福建的地方部队也被调走了，结果，当敌军大举进攻时，福建革命根据地陷入了危机，罗明只好又按照毛主席的办法，发动群众，打游击战。

（图：晚年的罗明）

面对危急的形势，罗明非常着急，就写了一份《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说：“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因此开会、集中武装等等都很难动员，有些群众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到其它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可以看出来，罗明的心情是非常着急的，这份报告也写得很激烈，可想而知，一下子就惹怒了博古。

尤其让博古受不了的，就是这句“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这不是公然站队毛主席、反对中央吗？

于是，早就看罗明不顺眼的博古，决定要敲打敲打他，而且，不仅要敲打罗明，更要敲打毛主席，实际上，博古就是把罗明当作打压毛主席的一个工具。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疑问：王明和博古既然对毛主席这么看不顺眼，为什么不直接打压，还要找罗明这个借口呢？

上面已经提过了，毛泽东的大名早就在共产国际传开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都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对他非常重视，因此就警告过王明等人，对毛泽东只能采取“同志式的影响”，而不能搞“人身消灭”。

因此，博古虽然对毛主席看不顺眼，但也不方便明确制造什么“毛泽东路线”，就正好抓住了罗明的事，制造了一顶“罗明路线”的大帽子，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

很快，中央就掀起了“反击罗明路线”的运动，不仅罗明被解除一切职务，甚至福建根据地几乎所有县委书记、游击队领导，也都被定为“罗明分子”，受到了迫害。

在中央苏区，博古同样举起了大棒，把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人定为“毛派分子”，进行打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博古的矛头指向的是谁。

直到1945年4月20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央对“罗明路线”正式做出了平反。

在随后举行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博古发言说：“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至于罗明，后来在长征中因为受了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罗明再次与组织取得了联系，投身于抗战大业。

建国后，罗明担任过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并在1980年恢复了党籍。

1987年4月28日，罗明在广州去世，享年86岁，善终。

（参考资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年谱》《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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