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率领五千余名“辫子军”入京调停“府院之争”的张勋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号，旋即被北洋军阀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赶出了北京城，匆匆结束了这场啼笑皆非的闹剧。

早在张勋复辟之初，孙中山便携廖仲恺、朱执信等人由上海南下广州，准备发起新一轮的武装讨伐行动。但一行人尚未抵达广州，便得到了张勋率部被驱逐出京的结果。

影视作品中复辟帝制的张勋

随着复辟闹剧的终结，作为最大受益者的段祺瑞踌躇满志的由天津入京组阁，存续他执掌北洋大权的政治生涯。之所以说他是最大受益者，一来通过张勋复辟，以一种原始野蛮的方式将自己最大政治对手黎元洪逼迫下台，扫除了自己再次组阁的内部障碍；二来随着黎元洪在事变中作出了解散国会的行为，段祺瑞组阁工作面临的外部党派压力，尤其是国民党方面的政治掣肘将不复存在。

最重要的是，自己凭借“再造共和”的美誉继续行使内阁总理的权力，无疑将从根本上确立皖系北洋政府的正统地位。当然，这些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对于自己“非法”就任总理行为，西南地区的实力派军阀唐继尧和陆荣廷等人表达了强烈的反抗意见，随后，孙中山代表国民党方面发去了一封极具谴责警告意味的电文，并着手开始了以“护法运动”为名的前期动员准备。

从成立非常国会到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从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下达对段祺瑞、倪嗣冲、梁启超和汤化龙等“乱国盗权”罪人的通缉令，一切顺应历史潮流的作为标志着新的南北对峙局面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自护国战争以来的又一次新的革命高潮。

位于广州的护法军政府旧址

尽管孙中山革命意志坚决，但却无法改变这个象征护法运动大本营的护法军政府自成立之初表现出来的一种此起彼伏且难以消弭的矛盾与混乱，似乎注定了这场新的革命运动自一开始便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暗淡阴影。

这其中，以盘踞两广的军阀陆荣廷和称霸云南的军阀唐继尧最为明显。

早在护法军政府成立之初，谋求联合的孙中山将广西军阀陆荣廷和云南军阀唐继尧相继拉入到阵营中来，并安排出任仅次于自己“大元帅”地位的元帅职位。但问题是，心怀鬼胎的二人却并抱定坚决态度与孙中山开展政治联合。

对陆荣廷而言，最核心的利益就是两广的地盘。坐拥两广土地、遍布私人势力是他最纯粹且坚定的愿望。换句话说，领兵外出征战尚可以考虑，但以成立军政府名义让外部力量染指自己的辖区，则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和商榷。

广西军阀陆荣廷

偏偏孙中山电邀拥护共和的北洋海军总长程璧光南下广州，派遣陈炯明抽调广东军一部统兵援闽等做法均触动了陆荣廷的“逆鳞”，继而激起了对方的反抗性报复。

为了团结一致，服从护法运动的大局，孙中山以迁就妥协的态度见证了陆荣廷驱逐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和领兵征战的陈炯明。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陆荣廷随后不仅反对就任护法军政府元帅一职，同时联名致电非常国会，公开表示拥护黎元洪重新就任北洋政府大总统，反对新成立的护法军政府。

不仅如此，面对孙中山发出的“来粤共商要政”邀请，不知是担心自己此前的过激态度招来祸患还是抱定拒不出兵援助的态度，总之，陆荣廷以“足疾”为由，拒绝了对方的盛情。

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

联想起多年前袁世凯也曾被晚清当权者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不禁让人觉得有些滑稽可笑。

与陆荣廷这种安土重迁的“土皇帝”心理不同的是，唐继尧对外扩张的愿望更加强烈。

在孙中山公开举起“护法运动”大旗之前，唐继尧、刘显世、刘存厚为首的滇、黔、川军正陷入历时半年之久的军阀混战泥潭。为了确保自己在四川地域内的合法驻防地位，唐继尧必然要持续增兵以挽救滇军的战争危局。

很明显，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为他北上入川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借口，尽管对“护法”、“共和”等词汇没有太深刻的概念和兴趣，但师出有名的政治契机还是让他尽可能的维护与广州护法军政府的联盟关系。

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

当然，唐继尧也同样作出了拒绝出任军政府元帅的决定，同时打出了“靖国军”的旗号。在他看来，仅一个“护法”似乎不足以让自己的扩张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承认，“靖国”就显得声势浩大了许多。

孙中山再次以默许和妥协的姿态认可了唐继尧的行为决定，但也由此让这场以“护法”为名的“三次革命”行动面临更加严峻的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护法战争自一开始便注定会处在一种内外交困的形势危机中。北方的段祺瑞意欲借“武力统一”手段消灭西南军阀异己和政治对手孙中山已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西南军阀实力派则寄希望于“护法”旗号下的军事行动完成势力扩张，同时削弱孙中山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力量。

影视作品中的孙中山

这一点，就日后战场上参战者们一边堂而皇之的拥护护法运动，一边与同样拥护运动的其他力量大打出手、同室操戈的行为也已展露无疑。

当然，就整个历史进程而言，护法运动的失败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至少他证实了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普遍真理：

以军阀为力量载体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道路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