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关于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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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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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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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关于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1]

中文名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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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以中国革命战争为主要实践基础。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而维护旧制度的统治者对人民革命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只能是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和人民大众，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其中既有国内阶级革命战争，也有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优秀军事思想的精华，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论著，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以及革命的主力军、同盟军、领导阶级等重大问题做了科学的分析，并且认识到武装农民的必要性。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揭示了夺取政权与武装斗争的必然联系。同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转进井冈山地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在开创和保卫红色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中，他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论著，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战争双方的实际情况，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思想。他与朱德一起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行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一系列游击战作战原则和战法，蕴涵着敌与我、进与退、打与走、分散与集中等诸多作战指导中的矛盾范畴及其辩证关系。同时，他还论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以及建军的基本原则，涉及党与军队、军与民、官与兵、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等诸多人民军队建设方面的辩证关系。这些思想为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和红军特点的比较完整的运动战作战原则，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战争指导中的战略与战术、进攻与防御、集中与分散、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等一系列矛盾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于在战争中贯彻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情况的作战指导原则，中央苏区取得了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指导占据了统治地位，红军未能打破“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及与之相适应的作战指导原则，结合战争实际论述了军事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及诸多军事辩证法范畴。这一著作标志着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随后，毛泽东又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哲学层次上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为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论著，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中日战争双方各方面的基本特点及其对比关系，合乎逻辑地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科学结论；依据对战争双方各方面基本特点及其对比关系的发展变化趋势的科学分析，预见和论述了战争发展过程的三个基本阶段及其相互转换；根据对中日战争规律的深刻认识，制定了抗日战争的作战指导原则，提出了辩证认识和处理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集中与分散、歼灭与消耗、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灵活性与计划性，以及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诸种作战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方法论原则。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预见和论断，已被战争实践所证实，显示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和高度科学性，标志着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更趋成熟。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反革命内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适时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举行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为最后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撰写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关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文等重要军事著作。这些著述着重分析了战争双方相互矛盾着的诸因素运动变化的情形，预测了战争的进程及发展趋势，解决了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反攻和进攻阶段的转化问题，论述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以及其他斗争形式的相互关系和配合问题，特别是正确地解决了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之间的转换，大兵团条件下运动战、阵地战之间的关系，以及消灭敌有生力量与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军事辩证法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在抗美援朝作战、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根据战争的新特点，进一步发展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互结合、各种作战形式相互结合和相互转化、歼灭战与消耗战相互结合等方面的辩证法思想。在相对和平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中，毛泽东深入研究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人与武器装备的关系，以及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相对和平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方针和原则，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内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毛泽东认为，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在阶级社会中，战争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当人类社会消灭了阶级和国家，即消灭了战争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时，战争也将随之被消灭。但在阶级社会中，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共产党人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毛泽东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认为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但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有其特殊性。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和贯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战争，用以扫除政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政治目的达到即战争结束。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着战争的性质。不同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政治目的不同，战争就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历史上的一切战争都可以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退步的反革命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而战争性质决定着人心向背和军队士气。共产党人拥护正义战争而反对非正义战争，并为反对非正义战争而高举正义战争的旗帜。毛泽东还认为，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还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革命军队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无敌于天下。毛泽东具体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发生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仅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还有强大的封建主义，在一定时期内还有资产阶级的反动派。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残酷的，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唯一道路是武装斗争。由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便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的不平衡，强大的反动统治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广大的农村则是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区域。革命队伍要积聚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时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就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由于反动统治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了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的，因此，把落后的农村造成革命的根据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由此而发生，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将首先在农村区域取得胜利，然后再夺取城市；另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将是长期的和艰苦的，而不能靠一两次暴动在顷刻间取得胜利。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基本规律的研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认为，在战争中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而少打败仗，关键就在于使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很好地符合起来。指挥员之所以会在主观上犯错误，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当然，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有了胜利的基础。毛泽东认为，一切真知都发源于实践。要使战争指导中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不能离开战争实践。对于指导战争的人来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要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必须要有亲身的战争实践，没有长时间的实践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毛泽东认为，认识战争情况的辩证过程大体上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军事指挥员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即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从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第二个阶段是指实行计划的过程。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此时，第一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际，需要重新加以检验。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在战争中，主观与客观统统相符合的事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因此，计划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从认识情况到制订出计划，再从执行计划到作战的终结，这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完成了这一过程，便可以说对这一战争或作战的认识过程完成了，但又可以说认识过程还没有完。因为，新的战争过程需要进行新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一个无限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不断地产生，又不断地解决，人们关于战争的认识也因此而不断发展。毛泽东坚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或书本出发，根据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联系引出事物的规律性，作为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需要详尽地占有客观材料，并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这些材料加以研究，形成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坚持用矛盾分析方法研究和指导战争。毛泽东一贯将战争看作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有规律的运动发展过程。因此，研究和指导战争就要分析战争矛盾各方面的实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