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一场空前的瘟疫席卷东南大地，就连南京等重镇也受灾极重。灾情严重的是年二月，又恰是当地卫所军队领钱粮的时候。以明朝制度，倘若军队里有人死去，就要按死亡数削减钱粮。负责钱粮审核的督储侍郎黄懋官，发现领钱粮的振武营，竟无一个士兵死于瘟疫，立刻嘴里骂骂咧咧了：“各卫死人，汝卫中独不死人耶？”

这一句骂，瞬间点了火药桶。虽说明朝文贵武贱，像黄懋官这样手握钱粮大权的“侍郎大人”，平日也是横惯了，对着苦大兵们耍耍官威，也是常见动作。但这次却是闹灾期间，肩负守土之责的振武营将士们，辛苦受累不说，又因疫情闹得家家开支极大，就等着这笔钱粮救急，谁知只等来这句混账话，那哪还忍得了？愤怒的振武营当场抄了刀子，刚耍了官威的黄懋官，也被砍得血肉模糊，然后被挂在大中桥牌坊上示众……

在明代同时期人们眼中，说起这位黄懋官大人的“殉职”，评价也是清一色：活该！大灾面前，十万火急，却还想着抖官威？捅出这么大篓子，可不就是万死难赎其过？

翻看煌煌青史，有时巨大的自然灾害，也恰恰是一面照妖镜，照出多少如黄懋官这般，多少“作精”的嘴脸。

比起“抖官威”的黄懋官大人来，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蝗灾里，众位大宋地方官们，却是另一种“作”法：当漫天的蝗灾突起时，相州兖州等地的地方官们，不思抗灾救百姓，却纷纷提笔写马屁奏章：皇上放心，俺们这里虽说闹蝗虫，但绝对没有蝗灾。为什么呢？因为皇上您皇恩浩荡，连蝗虫们都深受感动，正一拨接一拨的羞愧自杀呢。就算活着的蝗虫，也饿死都不吃庄稼，绝不给大宋添堵。

要是单看这些奏折内容，就算是写《西游记》的吴承恩，也得捂脸表示自愧不如。

如此“作”法，也叫当时的宋真宗信以为真，满以为蝗灾不算个灾，大好的抗灾救灾时机活活耽搁，原本只窜犯几个地区的蝗灾，一口气蔓延到江淮河北陕西各地。甚至有天中午，宋真宗正香喷喷的吃午餐时，一抬头就看到天黑了——黑压压的蝗虫遮蔽了汴京上空，连灿烂的阳光都被遮得无影无踪。刚为“蝗虫羞愧自杀”欣慰不已的宋真宗，当场楞在餐桌上，饭都吃不下去了。

本想靠几篇“马屁奏章”钻空子，谁知却“作”出了惊天大灾。那几位“作精”官员，自然遭到严惩，好好的仕途给“作”没。就连宋真宗本人，也从此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可以说是被“作”垮的。

而到了落后挨打的近代史上，许多官员的“作精”表现，更多了各种简单粗暴的套路。晚清学者薛福成的《庸庵笔记》里，就生动还原了当时治河官员的套路：清王朝仅每年拨给河南河道总督衙署的治河经费，就有数百万两白银。其中被这帮官员用在治河工程里的，竟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其他的钱都用于“大小衙门之应酬”，而且“务极奢侈”。朝廷每年花这么多钱防灾救灾，结果却是“以供贪官污吏之骄奢淫逸”。

而且这帮分着朝廷钱不干活的晚清官员们，也练出了一副厚脸皮。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在郑州濒临决口，灾情十万火急，可河道总督成孚依然只知花天酒地，连去黄河边看一眼都不肯。直到大灾酿成，郑州成了一片泽国，他才扭扭捏捏到了现场。面对乱成一锅粥的局势，他依然半句话没有，竟只是傻傻站在原地，听着灾民们的声讨哭骂。

但综合看来，像薛福成笔下的河道官员们，甚至躲猫猫的成孚总督，别看脸皮厚，放在清末的“作精”里，都还算是好人：至少人家还是拿出钱来干了工程，甚至还敢硬着头皮挨骂。不信就瞧瞧晚清“丁戊奇荒”里的“作精”们，在这场光绪年间受灾人口超过两亿，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万的恐怖天灾里，相关官员的表现，也是突破尺度。

比如灾情最严重的时候，清朝礼部尚书恩承从陕西山西灾区过境，可怜杯水车薪的救灾款，还得用来伺候他。多少从灾区挣扎出来的百姓，又被征发给他充当役夫，一路倒毙无数。就这他还不满足，打着“节俭”的旗号，他每天要吃的酒席，甚至轿夫亲随的吃住费用，都强令灾区官府折价，每日都要“折价”给他数千两白银。哪怕是灾区，他也要把地皮刮尽。

甚至，也同样在晚清连绵不断的天灾里，许多官员抱怨的，不是天灾太多，而是天灾太少。比如光绪年间山东水灾时，有些治河官员就大骂“黄河何不福我而决口乎”。黄河决口百姓死难，竟成了官员们的福分？咄咄怪事，缩影了那个时代，深入骨髓的腐败。

看过类似的“作精”，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那么多“自强”“求富”的大事业，却终改变不了晚清落后挨打的风貌。

甚至看过了煌煌史册，那么多触目惊心的灾害。“作精”猛于天灾，却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振聋发聩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