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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游击队,巴山游击队指挥部旧址

2025-02-17 最新评论条阅读次

在红军长征的途中，曾涌现出不少能征善战的革命队伍。而在毛主席予以高度评价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就曾有过这样一支能打的部队，被人们叫做“巴山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敌后与国军周旋多年，历经敌人围剿、内部叛变等种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困难。

然而，正是这样一支当时红军中的精锐部队，最终却未能跟着大部队开赴延安，而是永远留在了他们最初战斗的地方。那么，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原因？今天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述：巴山游击队的故事。

（巴山游击队战士雕塑）

巴山游击队，因何成立

1934年，因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利，红军被迫开始进行长征。历经湘江之战、四渡赤水等艰苦的战斗，红军于1935年抵达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在此决定了大部队北上的战略部署。而此前经略川陕革命根据地多年的红四方面军，则被要求“竭尽全力，向西发动进攻”，以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进行长征。

然而，正因红四方面军在川陕经略多年，让红军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在红四方面军大部队转移之际，也需要留下一支游击部队，在此地继续和敌人做周旋。经过红四方面军政委、指挥员的探讨，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内的红31军政治部特务队、31军92师277团3营9连、4军12师36团1营2连，分布组成三支大队，总体称之为“川北边区留守阵地游击队”。而这支部队，正是“巴山游击队”的前身。

（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

在确定了部队人员的分配后，接下来红四方面军需要面对的，便是为这支游击部队分配指挥员的问题。最终，红四方面军选定了由刘子才来担任这支游击部队的指挥员，职务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师长”。刘子才于1912年出生，安徽六安人，早年在国民大革命失败后曾参加六霍起义，后随红军长征，驻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有着十分丰富的战斗经验。

（巴山游击队指挥员：刘子才）

1935年3月，在陕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红四方面军西进与北上的障碍基本上被清楚，大部队即将转移之日，正是川北边区留守阵地游击队临危受命之时。临别之际，红四方面军又为这支手机不对抽调了4军12师36团，另派出20多名连级干部，500多支枪，以壮大游击队的敌后力量。此外，当时在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还特地为这支即将在敌后作战的游击队鼓励打气之后，才最终跟着大部队依依不舍地离去。

巴山游击队，如何与敌军周旋

尽管红四方面军在转移之际，依然为川北边区留守阵地游击部队增添了一股力量。但是，深入敌后的巴山游击队，依然在当地面临着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

其一便是当地十分强大且凶恶的敌军。自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川系军阀虽然各自为战，有时还会互相攻伐，但在面对着要“革掉自己命”的红军时，川系军阀调转枪口的方向却是惊人的一致。而在蒋介石穷追不舍的中央军抵达川陕后，两股反动派势力更是沆瀣一气，先后成立“清乡军”、“侦缉队”、“检查所”等穷凶极恶的武装力量，试图将川陕地区的红军彻底剿杀。

（巴山游击队纪念馆）

其二便是敌军对游击队根据地和民间的经济封锁。一方面，敌军派遣乡间的“宣传队”，向当地毫不知情的民众进行宣传，污蔑我军的形象，使得民间百姓不敢与游击队进行交流和贸易。另一方面，敌军则加紧对山区、林间哨所和关卡的建设，放言“一粒粮食都不准进入山区”。试图将山区内的游击队困死、饿死。

面对着敌军的百般阻挠，斗争经验丰富的刘子才也率领着游击队，一一回击了敌军的攻势：面对着敌军武装部队的封锁，刘子才率领游击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先后发动了汉中、白岩河、西沟、旁上、大田坝和唐家坝等地的一系列游击战斗，给予当地反动武装迎头痛击。而在击败这些反动武装之后，游击队则就地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将缴获的粮食和财物中的相当部分分配给当地百姓，救济贫苦的人民，由此加强了游击队和人民之间的联络。久而久之，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主动联系红军，并为红军带来生活必需的货物以及乡村间的情报，由此使得川陕地区敌军在山区和乡村之间的封锁形同虚设。

（巴山游击队雕塑）

经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次战斗，巴山游击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仅有1200人的队伍，最终开辟出了500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使得川陕地区的革命迎来了崭新的局面。

然而，刘子才率领游击队取得的一系列成功，也引发了当地敌军更大的警觉。于是，敌军便派遣更多的兵力，对当地游击部队进行围剿。而前几次相对顺利的战斗，也使得游击队误判了敌我形势，因此在1936年游击队成立的后半年中，游击队遭遇胡宗南部队的打击，经历了挫折。

（胡宗南）

在游击队遭到了敌军的进攻后，游击队内的战士们迅速改变了此前的斗争策略，将游击队最初一个红军独立师的编制，调整为了一个营的编制。从川陕的乡村、林间地带转移至大巴山，“巴山游击队”的名号也正因此得来。随后，赵明恩接替了此前刘子才的指挥员职务，对游击队未来的斗争策略做出了全新的部署调整：赵明恩原是川东游击队的一员，同样很早参加革命，且熟读《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深谙兵法韬略。赵明恩按照诸葛治军的做法，再度扩充巴山游击队的兵员，并将游击队在经历挫折之后，再一次发展壮大。

而面对着围剿日益严峻的敌军部队，赵明思在采取积极斗争策略的同时，也寻找着突破敌军封锁的新办法：一方面，他与川陕地区的各个民团地方武装发展关系，做到“井水不犯河水”，面对来犯的国军部队时，可以做到战线的统一；另一方面，他令驻扎在大巴山的游击队战士积极从事农事、商贸等活动，并设立“厘金局”，欢迎川陕各地的商人来到革命根据地互通有无。就这样，被国军部队围剿的革命根据地，再一次焕发起了勃勃的生机。

巴山游击队两名指挥员，为何壮烈牺牲？

眼看着日益发展壮大的巴山游击队，敌军又一次次向革命根据地发动起了疯狂的围剿。然而，在赵明思的指挥下，巴山游击队采取毛主席之前“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将有一万多人的围剿敌军部队耍得团团转。敌军在巴山一带围剿多年，但却总是被少敌军数量十倍的我军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

见多次围剿，都无法彻底消灭巴山游击队，国军将领李子猷便想出了一条毒计：那就是“放水捉鱼”的策略：李子猷将巴山游击队比作大山中的“鱼”，而山区周围生活的百姓，则是“鱼”赖以生存的水。在李子猷的命令下，在1939年末，国军残暴地将巴山山区附近的百姓全部迁出，烧毁百姓的住房和农田，靠着“坚壁清野”的战术，在巴山一带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试图靠着驱逐当地周边百姓的方式，彻底剿杀我军。

（巴山游击队指挥所旧址）

在此之前，巴山游击队也曾历经过多次这样敌人残酷的围剿。然而，在1939年的年末，巴山一带却经历了严酷的寒冬。高山之上，连续下了数日的大雪，严寒的天气让巴山游击队队员此前的衣物无法御寒，有许多战士并非是和敌军战斗而死，而是因高山上的严寒而牺牲。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恶劣环境，赵明思决定率领巴山游击队的队员进行突围。

然而，在突围期间，敌军采取了“以逸待劳”的战略，准备已久的敌军冲散了游击队的队伍。一时间，游击队队伍的兵员只剩下了五十余人，这让游击队里的一些人内心产生了动摇。1940年1月，巴山游击队的副队长管业元叛变，向敌军泄露了游击队的位置，这使得游击队的行军更加被动。在突围后的第三天，游击队指挥员赵明思信赖的警卫员杨芝芳不甘再跟着游击队受苦，于是便对自己的上司下了毒手，割下了赵明思的头颅向敌人请赏，赵明思英勇就义。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

而此前巴山游击队的指挥员刘子才则率领少部分游击队队员成功突围，并潜伏在乡下，等到敌军虚弱的时候，再组织革命队伍。然而，此前出卖指挥员赵思明的杨芝芳在拿到赏金后，又心生贪欲，又向敌军指认出了刘子才，刘子才因此被捕入狱，并于1940年的6月在四川南江县遭到敌军的杀害，年仅28岁。

巴山游击队，为何未能跟着大部队去延安？

英勇善战的巴山游击队，最终的结局是令人惋惜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当初这支优秀的革命队伍，最终没能跟着大部队前往延安革命根据地呢？

第一点原因，其实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红四方面军此前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经略多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如果彻底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对于红四方面军乃至革命大局而言，都将是一件遗憾的事，而这也是巴山游击队为何坚持留在当地，而未能去延安的原因。

（风雪中的巴山游击队）

第二点原因，便是因为蒋介石等反动派的顽固封锁和围剿。实际上早在1937年，国共就已达成第二次合作，蒋介石的国军部队不应当向身为友军的巴山游击队开火。对此，我党也多次派出人员进行解释。然而，蒋介石却一口咬定巴山游击队不是抗日的“正规部队”，并命令国军进行坚决剿灭，这让巴山游击队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依然面临着敌军封锁的困难。

第三点原因，便是历史的偶然因素。实际上，在1937年时，我党就已经从延安派遣出何孝林等干部，前往游击队革命根据地，让游击队选择机会“北上延安”。然而，当时无论是刘子才，还是赵明思，都不认识何孝林。在红四方面军撤离之际，徐向前等首长给予他们的命令是“坚守根据地”，而在多年的游击战争中，游击队实际上已经和总部失去了联系。因此，面对着一个不熟悉的陌生同志，斗争多年的刘子才、赵思明都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因此便暂缓了北上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