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关中平原的张家村，正月十五刚过，元宵节的爆竹皮还堆满村广场，村子里就陆陆续续响起了汽车发动的声音。村妇女主任张爱霞（化名）站在广场上，看着村民一拨一拨地离开，忍不住叹长气。这个户籍人口1826人的村庄，上世纪90年代年均新生儿超过60个，如今常住人口已不足1200人。村委会公示栏里，60岁以上老人占比从2010年的18%飙升至现在的32%，而0-14岁儿童比例同期由24%萎缩至9%。去年出生的新生儿登记簿上只有孤零零的8个名字——这是自1958年有档案记录以来，该村首次出现新生儿个位数。一千公里外的江西赣南苏区李家村，村小学的李校长也在发愁：曾经容纳6个年级200多名学生的校舍，现在每个年级只有个位数的学生，2024年附近几个村加起来小升初的孩子也只有5个。这两个村的现象在全国并非少数。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4》提供的数据推算，我国农村总和生育率为1.29。这意味着，我们已跌破1.5这条底线，步入低生育率的困境。

现象：骤减的孩子与暴涨的老人

不就是一个小于“1.5”吗？至于那么危言耸听吗？

先来看一个词：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说，考虑到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

国际上把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根据“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非常困难。只要进入低生育率持续20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走出来恢复到2.1，欧日澳加等发达国家进入低生育率近40年尚未走出泥潭。唯一自救成功的美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刚跌到1.8以下还没突破1.5时，立刻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再加上美国本来就是移民国家，每年会有大量处于生育年龄的移民入籍，最终走出“低生育陷阱”。

《中国人口形势报告2024》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倒数第二，仅比韩国略高一点。2022年我国人口首次进入负增长，此后一路向下。2025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全国总人数比上年末减少139万人。

低生育率带来的将是毁灭性影响：下一代人口比上代少→总人口必然减少→消费必然减少→经济必然萎缩→国力必然下降。往小里说，关系到大众生活的幸福指数；往大里说，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国运”；再往长远一点来说，事关中华民族的存亡。

有人预测，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变，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如果光看数据，很多人觉得比大多数国家还高点，但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预计到2035、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分别达3.27、3.93亿，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未富先老”足以将一个国家拖入深渊。

眼下，中国唯一的自救窗口期，就是趁低生育还没成为文化习惯，迅速采取行动。农村地区，是提高全国生育水平的关键突破口。毕竟与大中城市连1.0都不到生育率相比，农村生育率虽然低些但还有一线希望。过去，农村是人口增长的“蓄水池”，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也长期高于城市。

现实却不乐观，这个被寄予厚望的突破口，并未达预期。

2024年，清华大学周绍杰团队发布的《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婴儿占全国人口比从2000年的0.8%大幅降至2020年的0.3%，这表明我国农村的生育率贡献大幅削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永萍教授团队对12省3000户农村家庭的追踪研究显示，90后农村青年明确表示“只生一个”的比例高达63.7%。

为什么连最讲“传宗接代”的农村人，都不想多生孩子了？一直信奉 “多子多福”的乡土中国，到底在经历着怎样的生育观念地震？

原因：生育意愿坍塌的三重门

一重门：农村生育账本，比你想象中更残酷。

在江西某村庄，90后农民张勇掰着手指算账：奶粉钱，一个月800元，喝到3岁，3万块没了；幼儿园，镇上私立园一年1.2万，城里双语园？想都不敢想；学区房，为了让孩子进县城小学，全家咬牙贷款40万买房，月供2000元……

“老一辈总说‘多双筷子的事’，可现在养孩子哪是添双筷子？简直是供了台碎钞机！”张勇苦笑。

李永萍团队调研发现：农村家庭养一个孩子到18岁，平均花费至少30万。若是男孩，还得额外准备“婚姻成本”——彩礼、房车、婚礼，轻松突破50万大关。

更扎心的是——在河南、山东等“彩礼重灾区”，娶媳妇要“一动不动”（车+房）加“万紫千红”（15万现金），有俩儿子的家庭直接破产！

“以前拼谁家儿子多，现在拼谁家儿子少。”在调研中，华北一位村支书感慨，“生三个儿子？那叫‘自杀式生育’！”

二重门：生育权转移，“子宫是我的，我说不生就不生！”

在传统农村，生育是“家族任务”，女人只是“生育工具”。以前婆婆拍桌子就能定生几个，如今得看儿媳脸色。李永萍团队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女性正在夺回生育主导权，80%的90后农村女性认为“生不生自己说了算”。

生育带来的身体损伤成本、育儿焦虑的心理成本，加上工作或挣钱的机会成本，三者叠加正成为女性衡量生与不生、生多生少的深层原因。

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 的家庭分工中，生育被视为女性的基本责任，女性为生育所付出的身体成本和心理成本被弱化，同时由于女性主要负责操持家庭内务，生育和抚育因而并不影响女性家庭角色的发挥。

然而，现代社会逐渐打破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生育及抚育的漫长周期，限制了女性参与市场的机会和空间，并影响女性的职业流动和晋升。如此一来，年轻女性在面对生育抉择时会更加慎重，生育意愿普遍降低。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指出，传统生育责任被“个人发展”取代，年轻人更看重生活质量，“多子多福”变成“多子多负”。当生育从“家族使命”变成“经济选择题”，曾经被视为“生育主力”的农村，自然也陷入低生育漩涡。

三重门：生孩子目的变了

以前生娃以家族绵延、养儿防老为主导，追求“多子多福”。现代90后00后觉得，生孩子，是为了人生的完整，生育以满足家庭幸福感为核心，所以有一个孩子就可满足情感需求了，二胎三胎不太考虑。

方法：政策善意如何穿透现实坚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中人口发展问题，尤其是农村人口问题，已经显现为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提升农村人口生育水平、抑制和改善“少子化”问题以及应对“老龄化”和“空心化”具有重要意义。

但当农村人也开始“不愿生”，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催生，而是构建一个“敢生能养”的社会——让年轻人不必在“生存”与“生育”间二选一。毕竟，每一代人的选择，都藏着时代的答案。

如何破解困局？——给钱、给假、给服务，从“催生”到“护航”。

首先，留住人，以乡村振兴战略应对农村人口“空心化”。清华大学周绍杰教授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要重点支持那些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产业聚集人口能力强的农村地区，以产业发展为牵引吸引人口回流，进而增强提升农村地区生育的人口基础。

中国农业大学朱启臻教授认为，可以加大家庭农场发展支持力度，让年轻人继承土地经营，增强“留乡”动力，同时多鼓励农村电商、乡村旅游，以创造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减少年轻人“被迫进城”。

其次，有钱生，以政策激励应对农村人口“少子化”。推进落实农村居民生育保险保障制度，建立对生育多孩家庭的阶梯式生育津贴补助机制，降低农村地区家庭生育负担。各地政府可以因地制宜推出生育补贴，像福建德化对三孩家庭提供最高31万元购房补贴，能直接减轻生育负担的当然最好。

但生育成本的组成有很多种，光靠给钱，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也大，给少了，还不管用。比如皖南某县“二孩家庭奖励1万元”政策，仅吸引3%目标群体申请。村民直言：“这钱不够孩子半年奶粉费。”更深层的障碍在于新农合报销目录不含无痛分娩、早教等现代生育配套服务。

再者，帮着养，以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农村婴幼儿“带娃难”。扭转社会观念，让生孩子、养孩子不再是女性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乃至社会的事。构建社会服务体系，帮助解决农村婴幼儿照护、儿童早期发展、婴幼儿医疗服务等难题，共同延长男性陪产假至1个月，推动家庭责任共担，打破“带娃是妈妈的事”观念，让父亲真正成为育儿伙伴。浙江某试点县将男性陪产假纳入村干部考核，使二胎意愿提升15%。

将0-3岁托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让“带娃难”不再逼女性辞职。在四川某村，妇联推出的“共享奶奶”计划走红——留守老人帮忙照看幼儿，年轻父母以劳务时间兑换育儿协助。这种民间智慧提示：比经济支持更紧迫的，是重构乡村互助养育网络。

生育不是数学题，而是社会综合题。低生育率不仅是数字游戏，它意味着更少年轻人缴纳社保、更多老人需要赡养，短期来说你我的养老金都可能缩水，长期来说你我的姓氏和族人都将消失。利他方能利已。若连农村都不愿多生，中国人口问题的“解药”还能从何而来？

记者 | 曾丽清

编辑 | 薛加怡

责编 | 赵宁宁

主编 | 杨公元

监审 | 宋锦峰

资料参考

1.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作者：周绍杰 王拓 胡珺祎:

2.中国青年研究（典型研究）《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农村“光棍”问题区域差异研究》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李永萍

3.《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民众生育意愿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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