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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四川成都的中国核动力科技馆里有一处专区，用来陈列中国核动力事业发展过程中有标志性意义的“老物件”。这些“老物件”范围很广，从核工业创业者的生活用品、用过的文具，乃至当年获得的锦旗等无所不包。

在丰富的藏品中，有一大一小两部电话机显得非常扎眼。一部是体型硕大的军用加密电话机，电话机操纵面板排列着密密麻麻的按钮，暗示着电话机的极端重要性和通话内容的高度敏感性。这部电话机将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主控室和各个操作室连接起来，作为“大脑”和“四肢”相连的神经系统。一部是小巧到可随身携带的电话机，这部电话虽然体型很小、使用频率很低，但每一次拨通都直达中央高层，每一次通话都是影响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关键决策。

这两部电话机当年就被分别装在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主控室以及相邻的房间，是印证中国核动力创业时期那段峥嵘岁月的珍贵实物。

壹

专线直通中南海

1968年的一天，在位于西南大山深处的九〇九基地，中国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施工现场，负责该项目的两位副总工程师彭士禄和赵仁恺紧皱的眉头下是两颗焦灼的心。在1965年8月召开的中央专委第十一次和十三次专门会议上，明确要求必须在1970年底建成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工程土建施工自1966年开工以来，一晃两年过去，摆在彭士禄和赵仁恺面前的是一个处于瘫痪状态的工地。当时，模式堆主厂房基建才挖了一个不足1000立方米的大坑。施工后勤也无法保障，道路状况更加恶劣，进入现场的车也少了。

高度的使命感让彭士禄和赵仁恺决定必须结束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他俩和时任所长的周圣洋一同找到当时二机部派到施工现场担任现场指挥长的何谦，通过何谦向二机部反映了基地建设的客观情况。二机部接到汇报后及时向国防科委“核潜艇工程协调办公室”通报了情况。

九〇九基地的现状此前已经引起了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委的高度重视。因文革干扰和破坏，核潜艇设备仪器仪表近四千家生产厂处于停工停产和瘫痪状态，1967年8月30日，在病中的聂荣臻元帅闻讯，不顾个人安危，签发了核潜艇工程研制史上震撼中华大地的《特别公函》。几乎一夜之间，在核潜艇整个工程的每个基地和生产厂，人们奔走相告，自觉地恢复生产，近乎瘫痪的国防工业力量得到了复苏。时隔近一年，1968年7月18日，当毛泽东主席从周恩来总理处得悉陆上模式堆生产现场处于瘫痪状态后，果断地发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致成都军区的电令，命令成都军区派一名师职干部和一个工兵营帮助基建。这就是著名的“718批示”。成都军区立即执行了批示，为提前完成陆上模式堆的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

随着各项工作逐渐进入正轨和关键期，九〇九基地与外界的通讯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对此，何谦向九〇九基地军管会主任王汉亭反映了这个情况。王汉亭专门向成都军区打了报告。成都军区随即派出专门的通讯部队于1970年4月架设了这部直通中南海的专线电话。这直接体现了党中央对陆上模式堆工程建设的高度重视。

贰

电话机旁的那把藤椅

据当年在现场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陆上模式堆满功率实验的主控室在306房间，这个房间摆满了各种控制设备和操作平台，以及为工作人员准备的一排椅子。考虑到主控室的关键作用，指挥部决定在306的门外除加装防护外，还专门设置了一名战士站岗，只有持特别通行证的技术人员和干部工人才能进入。而直通中南海的专线电话机则被设置在306隔壁的307房间。

事实上，307房间原来为物理控制设计人员放置测量工具的地方。该房间很小，只能容下两三人。后来，为了放置电话机，室内特意又添置了一张小办公桌。因此，除了测量工具再加上两部电话机电话机，307显得很拥挤。

就在狭小的307房间，在保密电话机旁，还安放了一把小藤椅。这是启堆领导小组专门为只有一个肾脏的李宜传摆放的，大家都十分关心这个拼命三郎，他已在主控室呆了两个多月了。他是“素有单机运行”的控制专家，当时担任中央控制室副主任。从1970年初主控室进入安装阶段后，李宜传吃住都在现场，每天的饭菜都由别人送进主控室。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李宜传在反应堆安装前因病已切除了一个肾，大家怕他身体吃不消，劝他不要和大家一样坚持，多注意休息。但李宜传不仅没有离开，还干脆把被子搬到控制值班室。当李宜传需要休息时，就从306来到隔壁307，坐在藤椅上挨着电话机和衣而睡。他就这样坚持在现场办公，直至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达到满功率。后来，李宜传又拖着病残之躯再次请战，奔赴核潜艇试验第一线，终因劳累过度牺牲在试验现场的工作岗位上。李宜传的遗体也被安葬在核潜艇试验基地附近，与他毕生钟爱的核动力事业默默相伴。

叁

周总理的嘱托直达现场

1970年初，九〇九基地成立模式堆启堆运行小组。陆上模式堆能启动成功才能说明前期所有工作的成效，这是一次全面考验。中国大陆境内首次实现核能发电的光辉时刻即将到来。

7月16日晚，正当启堆动员会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于17日凌晨2时启堆之时，电话铃骤然响起。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罗舜初将军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刚才来电话……有什么消息要随时报告，确定启堆时间后，须马上报告总理。启堆后，必须保证电话线路的畅通，此事已通知电话局和成都军区。”罗舜初得悉3个小时后就要启堆的消息后，说：“我马上向周总理汇报。”时间一分分过去，大家都屏住了呼吸等待北京的消息。突然，电话铃又急促地响起，现场指挥彭士禄立即拿起了电话。罗舜初在电话中说：“周总理知道启堆消息后指示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

7月17日凌晨2时，模式堆动力装置按计划在热态下开始启动。一场消息直通中南海的模式堆动力装置启动提升功率的试验，就此拉开序幕。小小的中央专线电话机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它将见证中国核工业发展一个历史性节点。

经过20多小时的紧张操作，反应堆控制棒指示仪上显示：物理、热工等均正常。但堆顶观察测量却送来“堆顶物理测量管与堆顶部件焊接处有渗漏”的信息。“立即降温降压！”彭士禄对值班长下达了停堆的命令。随后，彭士禄沉重地走到电话机前，向罗舜初作了情况汇报。

7月23日凌晨6时，反应堆经过再三检查和三次对渗漏处打压检验，再次具备了提升功率的条件。经国防科委批准，罗舜初将军通过电话告诉现场：周总理曾10多个小时守候在电话机前询问反应堆抢修情况，并指示下阶段试验“要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必须全力以赴，丝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数据”。

又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调试后，8月30日下午，306房间里的气氛非常严肃紧张。房间里当时挤着十多位军管会及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18时20分，设计人员徐炎初和另一名技术人员高锦昌两人改自动调压阀为手动，两人同时在主机两侧用双手提起阀闸，仅仅几分钟后，主机已达到满功率运行状态。

当时负责计算功率值的是黄士鉴，彭士禄就坐在他对面静静等待计算的结果。经过三遍严谨的核算，黄士鉴才向彭士禄报告说：“满功率到了，还超出一点！”彭士禄听了微微一笑，挺身站起来，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向307房间向周总理汇报试验结果，很多领导跟着彭士禄一起走出房间。在冲刺满功率的时间里，指挥部的专线电话一直和总理办公室的电话保持着畅通的联系。

1970年8月30日18时30分，陆上模式堆第一次实现满功率运行。消息传出后，现场内外一片欢呼雀跃，掌声雷动，鞭炮齐鸣，有人高兴地跳起来，很多人流下了眼泪。这一时刻将永载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史册。

随着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以及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这两部电话机早已功成身退。如今，它们作为中国核动力科技馆的珍贵藏品，静静地躺在橱窗里，向每一个参观者讲述着中国核动力事业创业时期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作者：郑可 郭勇

摄影：李小菊 杨溢

责编：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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