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贫富分化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收入分配问题，2006年我下面的这篇文章就已经很好地回击了那些精英的“不可避免论”，想不到今天，茅于轼等人还会顽固地坚持着代表少数人利益的观点，并且还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实在是当今主流媒体的话语权都被他们控制了结果啊。

“不可避免论”该收敛一些了

作者：无相

　　就国家发改委的一项报告显示的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到合理值的上限的问题，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几位著名经济学家，请他们谈谈对此的看法。一位经济学家说：“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他的这一观点在一部分官员和学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有的宣称：对中国基尼系数“不要感到有多么严重、可怕”。有的抱怨：过度炒作收入差距于社会无益，只能使这个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有的指责：说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是在危言耸听地制造并不存在的危机感，给“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寻找理论依据。
在这场激烈的大争辩中，我没有必要再加入反对者阵营为反对方摇旗呐喊。因为很多反对的声音都很好，很精辟，而且事实的胜负也已摆在了面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新举措。但是，对于不可避免论的逻辑思维的错误性，我不得不做一番论证。因为它表面上貌似“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而实际上却恰恰“不顾事实、藐视客观规律”的本质特点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正是因了它，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它严重削弱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也正是因了它，这些年来，在许多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管理决策上，我们的一些官员和学者似乎总是真理和客观规律的掌握者，随意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例如：当能源涨价、银行收费、甚至电视台晚间节目停播国歌的时候，他们喊的是“国际惯例”的口号；当谈到百姓收入偏低、贫富差距过大的时候，他们强调的则又是“中国国情”。
所以，今天不把它的错误本质揭露出来，它势必还会严重影响和阻碍目前新一轮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削弱改革的决心和力度，降低改革的成效。
众所周知，市场化改革必然会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这是客观事实，不然邓小平先生也不会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这个差距的拉大有个程度的问题。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适当的收入差距还能起到“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作用；当超过一定程度的时候，收入差距的作用就会发生转化而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影响社会持续、健康和稳步的发展。人类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客观事实。
西方自中世纪挣脱宗教神学的束缚以来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对自然和人自身的发现、对知识和理性的追求，形成和发展了比较完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科学精神和态度，在面对自身社会深重的危机时，不是形而上学地一味强调政治的信仰，而是注意吸收一切先进和有用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成果。例如，吸收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原则催生了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说，并在其理论指导下不同程度地向福利国家进行了转型，“政府开始积极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以帮助和救济社会弱势群体，减少贫富差距，缓解社会不同阶层的盾”。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朝代与政权的更迭的研究和总结，量化了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的程度。这就是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的理论告诉人们，当基尼系数适中的时候，表明收入差距适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也高；当基尼系数偏高，尤其是超过国际警戒线的时候，表明收入差距过大，预示经济发展将停滞，社会问题变严重，随时有可能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就是科学，这就是对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因而得到了世界各国普遍的认同和采用。
“不可避免论”的错误就在于：它只看到了收入差距拉大伴随着市场化进程而产生的必然性，而没有看到差距拉大的不同程度对社会的不同影响和作用。或者说，它只看到了差距拉大有利的一面而强调和夸大其必然性，却没有看到差距拉大不利的一面而否认和忽视人在客观现实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并企图让这种必然性任其自然地发展下去。这也是当今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一部分。结果将如何呢？必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使事物发生转化朝着自己的反面发展而产生另一种必然性。这个道理就好比一个人生下来，伴随着其发育、成长的过程，必然会感感冒、生生病什么的。轻微的小病几乎不用治疗就可在人体免疫机能的作用下进行自身修复而好起来，并且是对免疫机能的一种锻炼。但是，一旦人体自身的免疫机能因为某些原因不够完善，致使小病越来越严重拖成了大病，这时，如果还认为生病具有必然性，还相信人体自身的免疫机能能够进行修复而不去看医生的话，那么，发展到最后，这个病就会危及其个体的健康和生命，不死也要变残废啊！
诚然，任何具有一般规律的客观事物在其活动中，总是离不开具体的时空条件的，因而也总是表现出其具体的特色的。这个“空”处在中国，所以这个“特色”也就是“中国特色”或者“中国国情”。在一般规律与具体特色这一对矛盾的关系中，我认为，即使我们不强调具体特色，但只要依照一般规律来实践，那么这个实践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具体特色。可是这些年来，由于我们过多地强调了“中国国情与特色”，使得我们完全淡化了改革开放之初那种急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的热情，以致于在许多事情上、甚至一些简单的小事情上，我们都争论不休，反过来反过去地经受着所谓“实践”
的折磨。例如，公厕的收费问题、名校该不该成为旅游景点的问题、餐厅能不能自带酒水的问题等等。
谈到基尼系数的“中国国情”，也有着不同的着眼点。“不可避免论”的着眼点在于“肯定和维护”，而我的着眼点则在于“怀疑和探索”：
“从发展的速度看，我国居民收入由世界上最平均的一个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国家只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为国际所罕见”（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特色”吧？
从文化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易中天语），而“群体意识”的主体是“大同思想和理念”，这种“大同思想和理念”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并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更不能不说是“中国国情”吧？
我就纳闷：有着这样“中国国情与特色”的社会，其基尼系数（也就是贫富差距）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快就变成了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国家而社会仍然具有如此强大的承受力以致让一些人觉得没有“多么严重、可怕”呢？
我思来想去，觉得有两个原因。
一是我国的户口制将农民从思想和行为上栓在了土地上，使得有着勤劳节俭美德的农民为生计所迫涌向城市打工的时候以最低的城市消费来节约自己最低的城市收入以期返回家乡使用，哪怕在城市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也可及时返回有着最低消费状态的农村，因而相对缓和了生活的压力和贫富的矛盾。
二是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民众的影响力还很小。谈到这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对前面说过的“资本主义福利经济” 作一番补充说明。不错，目前西方许多发达的工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向福利国家进行了转型。但是，我们必需清楚地看到：正如“天上不会掉馅饼”一样，这样的成果从来就不是精英和富裕阶层等强势群体主动恩赐给弱势人群的一份厚礼，而是靠大多数弱势人群自身长期不懈的努力斗争争取来的胜利果实。是民主宪政制度下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在我国，关于社会存在阶层以及阶层利益的博弈这类问题，随着每个人所处的阶层与地位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以及不同的态度，并且复杂而
又敏感，一般都不愿谈及。但始终还是有事实和数据可以说话的（我将另文阐述）。
总之至此，“不可避免论”是不是该收敛一些了呢？
　　　2006年8月29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