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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丑闻：这怎么能发生？
“奴隶”丑闻：这怎么能发生？
文森特·科洛——北京
黑窑工人像奴隶一样遭受惨绝人寰的对待，儿童被禁锢在连狗窝都不如的地方。当这些爆炸性的新闻被道出来后，引起了人们强烈的震惊。该事件立即成为网络和公众讨论的焦点，共产党的公信力也严重受挫。
自从五月底第一次被媒体宣扬后，发生在山西省和河南省的“奴隶制丑闻”已经发展成中国政权的一次主要政治危机。截至到6月22日星期五，由于警察的行动591个奴隶民工包括51个孩子被解救了。 据媒介估计仍有千余名孩子被“奴役”。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他们在囚禁中被虐待的非人生活。
但是这次解救行动的开展（据告两省共出动45,000名警察），是由于失踪孩子的父母组织起来在互联网上公开呼吁才得到了大众和媒体的关注。 一部分父母凑钱买车围绕山西的砖厂寻找他们的孩子。 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使得一百多个孩子获得解救。 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警察是不能够依赖的，有时甚至与黑窑主们勾结在一起。
“我们意识到了警察是靠不住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沿每个砖窑逐个寻找”一位来自河南的父亲柴伟如实说。 另一位接受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采访的家长告诉记者，他是如何找到儿子的，同时也看到了在砖厂做苦工的其他孩子。但是当地官员只允许他带走自己的孩子，并说：“你找到自己的孩子就算了，就别管其他闲事了。”更为甚者，两个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竟把刚刚释放出来的一个小童工转卖到另外一家工厂，而不是将其送回父母身边。
家长们寻找和解救孩子们的行动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同情。同样，有关当地政府对此的阻碍的道激起了公愤。这些道也得到了官方媒体的证实。河南一位电视记者告诉路透社：最大的障碍是山西政府的不作为，甚至是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家长们解救自己的孩子 。
什么是“和谐”？
这种“奴隶制”在中国的存在使得胡主席所宣称的“构建和谐社会”成了一席废话。虽然当地政府已经对公众作出交代（黑窑主和当奸商处于地方保护之下的事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受挫。网上论坛和媒体上对此提出疑问，为什么中央政府的反映措施如此滞后？正如东方日上所说，在西安黑窑问题披露后两周中央政府没有任何表示。最初，只是一些低级官员负责对这件事件开展调查，有种说法是这样可以让黑窑主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掩盖其犯罪事实。许多人担心那些保留下来的黑砖窑将会更难被揭露。据道，一些失踪孩子的家长被要求交纳赎金，也就是说这些窑主已经是实际意义上的人质控制者。
这次事件不可能不对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产生严重的影响。6月20日星期三国务院就此事召开会议，温家宝宣布从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吸取教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劳动用工大检查。但是教训到底是什么呢？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这种事件是不可能杜绝的。在类似山西这样的内地省份里，有数不清的非法存在的黑砖窑、黑铸造厂、黑矿，它们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逃脱法律的监管呢？答案当然是政治保护：黑窑主们在周期性查处前就得到警告，劳动监察官员和警察由此得到贿赂，大部分村子控制也被控制在受益者或者亲戚的手中。然而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上周《新华社》一则评论说出真谛，中国早就有禁用童工和禁止虐待工人的相关法律，只不过是这些法律被没起到任何作用罢了。在当今中国永远不会违反的法律就是“赢利”之法。
商业运作及官僚作风
王兵兵便是犯罪者中与当地官员勾结的典型人物。他是山西省洪洞县一个黑砖窑主，现已入狱。王兵兵的父亲是村里的村支书，整个事件没有他从中保护也是不能进行的。现在他已经被解雇并开除党籍，北京新闻称这点惩罚与他的犯罪行为比显得微不足道。山西当地政府官员不仅受到被解救工人及其家人的谴责，也受到黑窑主们的指责。一位被捕砖主的妻子告诉路透社的记者，“政府知道我们是非法的，但是他们只为钱而来，他们的作为也只为钱。”
这个事件史无前例的在官方媒体中引起关注。《中国青年日》称这个事件为“举国震惊的耻辱”。中共的喉舌《人民日》发表社论呼吁“全民大反思”，不然无法面对“和谐”二字。如果没有新闻限制的话，地方性纸的批评将会更为尖锐。《广州日》上写道“这事件不仅是非法用工问题，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血腥的犯罪事实，比如拐卖、绑架、毒打、虐待，甚至是谋杀。所有这些背后地方官员的不作为。”（这是问题关键所在）
关键时刻空头承诺的艺术
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控制影响力----把公众的呼吁控制在可掌控的范围内。命令地方性媒体停止对此事件的道，开展了拘捕行动，国家会因此失去了几个官员，但是这种损失也是减少到了最低点。同以往的做法一样，温家宝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通过出面解决问题，以求得换来大众的满意，让黑砖窑问题在人们的意识中慢慢淡去。但这些没有实际动作的行为只不过是空头承诺罢了。
下面是政府在处理其他事件上类似做法：
•2005年，由于有害化工品外溢在松花江，哈尔滨被迫断水一周。温家宝 “空降” 亲自指挥“清洁战役”，并许下新的诺言。官员们又一次的被警告。但是自从哈尔滨事件后，每三天便会发生一起危险化学品污染中国水域的事故。上个月，由于附近水源污染，有二百三十万人口的无锡不得不切断了主要供水源。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监督安全生产，再加上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腐败勾结，这种不计后果生产模式和漠视安全规程的恶果是不会减弱的。
•另一个反映北京政府空头承诺的事件是煤矿业的人员伤亡 ，这和山西的奴役劳工事件有直接的关系。死于矿难的工人比美国在伊拉克阵亡的士兵还要多。我们五月份道过，温家宝下了硬性命令----关闭所有不安全的黑窑矿，然而事实上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新华社道说温家宝的计划“因地方政府的不作为而成为一纸空文”。
•对于此次黑砖窑事件中央政府事前不可能一无所知。早在2003年，温家宝对在山西永济县发生的诱拐童工案作出了严惩的批示，但是4年后，在山西类似的问题却变的更为严重。
农村权力的真空
黑砖窑事件突显出了执政党对各级地方及地区性政府控制力的不足。中国许多贫困农村已变成一种政治“无人区”，转而由当地有钱人、流氓和宗族头目控制。“国家对农村及农民的控制力量削弱”，广州日道。“在一些县城和村庄出现了权力真空，犯罪势力趁机发展起来达到呼风唤雨的程度。”这种情况从一个被解救的，16岁的砖窑奴工陈呈贡处得到生动的证实，他告诉美联社，经常看到穿制服的警察到山西洪洞县砖厂:“他们从窑主那里拿钱，整个村子由他们控制。”
一些道证实了黑砖窑及其令人发指的活动在当地是众所周知的，但由于政府保护和窑主的力量，很少人敢抗议。一些村民将洪洞县的现实情况描述为“贫穷、机遇和普遍冷漠混杂” 一些村民也告诉路透社记者说，“以前与窑主勾结的官员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解救民工的英雄”。
高级官员应该受惩处
相同的危机管理策略——更多的空头承诺加上几个象征性的逮捕和忏悔能成功地避免一场严重的、国家性的政治危机吗？这仍然是个疑问。直到写稿时这次事件并没有缓和的迹象。6月22日，山西省长于幼军就这次事件发表公开道歉：“作为一省之长，我难辞其咎，深感内疚和痛心，在此，我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然而，这种仪式式的自我批评未必能将于和其他省的领导从沸沸扬扬要求其辞职甚至接受法律的严惩的呼声中解脱出来。
在共产党执政的圈子，于是一位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在去山西当省长前，他曾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深圳市做了5年市长。在其任命之初，他告诉中国国际商务: "我将借鉴的广东、深圳、湖南有效措施和工作思路，转变当地政府的工作作风，推进山西走向一个更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国国际商务】 2006年9月1日）。
“奴隶制”和贩卖人口使公众更多的关注于幼军，这次事件不仅对于幼军，而且对任命他的胡和温都是重大的尴尬。如果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因此次事件降低形象，这将可能更加尴尬。这个职位是两个重要省级职位中级别较高的。张保顺和胡关系密切，因为他来自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派]——这是胡锦涛在党内的部主要支持力量。在即将于9月召开17届党代会的人事变动中，张是四个最有可能进入政治局的人之一。
张和于作为党内两个“明日之星”因黑砖窑事件蒙羞？这将很难避免政治性恶果指向北京方面。无论结果如何,中央领导的威信从此次事件中大受损伤。由于这次事件，他们失去威信，损害了精心打造的“公正” 和“富有同情心”的儒家官员形象——这与多数地方官员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在许多国家，类似的丑闻足以引发重大的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但在这里，在中国至今竟然没有一点点辞职的迹象 ”《 南方都市》惊呼，这是家国营的小。但是这种局面，在中国是不大可能的。近些年来，政治丑闻所引发的群众运动在一些亚洲国家时有发生。例如，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在2004年选举的舞弊的事件还是记忆犹新的。在泰国，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因为泰国总理他信签署了一个可疑的电信协议，经过六个月的运动终于触发了一场军事政变。
即使在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里，这样的一个事件也能发展成政治丑闻，威胁到权力的控制。在互联网上泣血呼吁的400多名父母已经成为潜在的公众力量的代表。如果这些父母和被释放的工人能呼吁利用国庆节进行大游行来给政府施加压力的话，那么政府将很难进行阻止。这个时候国家不可能调动大批的警察转而去镇压、追捕这些抗议者，这会给“富有同情心的”中国政府脸上摸黑。例如，针对在郑州这个交通大枢纽，有大批年轻人被绑架或是诱拐去从事奴工，呼吁“反对奴役”游行，如果现在在互联网或媒体上发动这样的呼吁，肯定会获得中国各地人民的支持。这将给政府施加了无比巨大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政府一贯的“表面工作”。
该如何做？
上周的国务院会议后，温家宝宣布：“非法滥用童工，虐待工人，实施暴力的违法分子将受到严厉惩处。”这个陈述没有任何新意。山西的黑砖窑主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的，但是他们却能绕开法律。政府意见里面缺乏的就是如何惩处和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避免这些循环出现的丑闻的发生。新闻道已明确说出类似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山西和河南。中共的《民主与法制》杂志道说在河北砖窑女童工被逼卖淫；《中国日》也曾道过在中国最为富有的广东省出现类似奴役劳工的事件。
很显然，这类事件不是新鲜事，据最新道这类事件至少10年前就发生过。并且问题带有国际性，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哀落。欧洲每年有二百万妇女被拐卖，大部分是从贫穷、多战争的巴尔干或者前苏联地区卖到发达的西欧。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存在比山西事件更为触目惊心的剥削。此外，人们震惊于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却没有切实行动来改善数以百万计工人的工作环境。集中于珍珠三角洲和其他海岸口的血汗工厂仍然在它们军事化管理、压榨剥削的手段下禁锢工人。山西的黑砖窑主只不过是把这种剥削升为一种“层次”。
警察采取的措施最多只会起到一个暂时的作用。现在被责令关闭的工厂和煤窑不久还会再重新开业。这种情况对于私营煤矿行业来说就像是例行公事，因为他们早就精心设计了一套能够轻而易举规避政府监控的系统。道理非常简单：有市场和利润的地方，就有整装待发的奸商在等待。同样地，在有大量的贫困人口的地方，他们中过半受到集体性歧视而处于极其不利的贫困地位，这样的地方就绝不会缺少犯罪。媒体揭露的众多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也许就是那些被释放的工人不想离开他们曾经蹲过的监狱，原因是至少在那里他们还有食物和遮风避雨的住所。
每年有数百万贫困无助的青少年和年轻人被迫离开农村，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将在哪停留，也不能确定他们将会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政府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年轻人扩大教育、废除中小学和大学的费用以及创造一些体面工作的紧急方案，也没有在农村成立基本的教育和培训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现隐藏在奴隶式的煤矿开采形式和人类交易丑闻背后的真实情形。同样的，缺少独立工会的情况下，工人和工人组成的团体无力抵抗老板和地方官员的公然违法行为。那些骗人的政府组织做出的工资承诺，说的好听点就是空话，说得不好听就是故意欺骗。所谓的可以让煤矿老板和被管理者在一起讨论共同事务的贸易机构如何能发挥独立的作用、听取虐待工人的警告？基于这一点，当前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真正的独立工会。
政府控制——为什么不？
令人惊奇的是，政府经过两个星期的深思熟虑，纪律严明的党（这个党名字的涵义是‘公共财产的党’）组织中没有一个部门提出政府部门重新控制诸如煤矿、金属制造以及建筑材料等产业的观点和建议。不错，陕西省政府已经宣布停止购买由小煤窑被压迫的工人制造的便宜的砖块。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粗糙的、违法的生产形式，相反地，这只能促使小煤窑老板们去寻找新的市场或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
最明显的的解决办法是重建一个国家垄断的建筑材料行业。通过把整个建筑行业和供应商纳入国有体系，黑煤窑就没有藏身之处了。事实上，中央和省级政府都没有提到“国字头”（收归国有化）正是为今日中国的政治现实作了一个注解。在吵吵嚷嚷的抗议煤窑死亡事件的同时，采煤业再次表明了这种机制加快了私有化。
同样的，在猪肉和其他物品价格飞涨的时候，政府意图动用储备猪肉，但是故意避免提到任何有关价格调控的词语。《中国日》上的一篇典型的右翼社论指出：“很明显，没有任何人要求政府按原来的方法进行价格控制。虽然有很多缺点，市场经济总比调控经济来得好。”对那些买不起猪肉的工人和农民说这话吧！中国的“共产”党像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政府一样坚决地---甚至比资本主义政府还要更坚决些---反对那些任何可能表现出逆反它的新自由“改革开放”的措施。那些关于修复国家控制的措施---即使在毛泽东思想下的有效的官僚的非民主的---会加强工人对抗资本的地位，并且引起更多和更大胆的反抗奸商的要求。
“奴隶”丑闻可以成为一个胡-温领导体制下的关键时刻，这吹醒了相当多的阶层的错觉：一个可以改善穷人生活的政府。
真正的变化并不是来自于“中共”或中共领导下的其他民主党派。真正的变化需要建立一个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首先第一步应该建立真正的工会组织来勇敢地抵抗老板们和他们的警卫队。
中国的工人强烈呼吁：
杜绝奴役和贩卖人口。 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那些家长们和被解救出来的“奴工”应该号召建立一个民族节日，在这一天举行游行及示威运动来反对奴隶制度。 建立一个独立、完全民主化的行业联盟，为合理的工资、八小时工作日和安全、人性化的工作环境而战。 将建筑业、金属制造业和煤炭采选业收归国有，对这些基础原料部门和资源进行民主、集中管理。 没收违反劳动法和环境法的企业的财产。让这些资源在民主工会的控制下创造有合理收入和工作环境的就业机会。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奴役和等级制度是必然存在的，因此，努力建立一个民主化社会主义社会是彻底废除他们的根本前提！
星期六, 30 六月 2007.
黑砖窑煤厂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产物—通过独立的工人运动来获得公共权力是唯一的解决途径。文森特·科洛——北京
黑窑工人像奴隶一样遭受惨绝人寰的对待，儿童被禁锢在连狗窝都不如的地方。当这些爆炸性的新闻被道出来后，引起了人们强烈的震惊。该事件立即成为网络和公众讨论的焦点，共产党的公信力也严重受挫。
自从五月底第一次被媒体宣扬后，发生在山西省和河南省的“奴隶制丑闻”已经发展成中国政权的一次主要政治危机。截至到6月22日星期五，由于警察的行动591个奴隶民工包括51个孩子被解救了。 据媒介估计仍有千余名孩子被“奴役”。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他们在囚禁中被虐待的非人生活。
但是这次解救行动的开展（据告两省共出动45,000名警察），是由于失踪孩子的父母组织起来在互联网上公开呼吁才得到了大众和媒体的关注。 一部分父母凑钱买车围绕山西的砖厂寻找他们的孩子。 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使得一百多个孩子获得解救。 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警察是不能够依赖的，有时甚至与黑窑主们勾结在一起。
“我们意识到了警察是靠不住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沿每个砖窑逐个寻找”一位来自河南的父亲柴伟如实说。 另一位接受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采访的家长告诉记者，他是如何找到儿子的，同时也看到了在砖厂做苦工的其他孩子。但是当地官员只允许他带走自己的孩子，并说：“你找到自己的孩子就算了，就别管其他闲事了。”更为甚者，两个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竟把刚刚释放出来的一个小童工转卖到另外一家工厂，而不是将其送回父母身边。
家长们寻找和解救孩子们的行动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同情。同样，有关当地政府对此的阻碍的道激起了公愤。这些道也得到了官方媒体的证实。河南一位电视记者告诉路透社：最大的障碍是山西政府的不作为，甚至是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家长们解救自己的孩子 。
什么是“和谐”？
这种“奴隶制”在中国的存在使得胡主席所宣称的“构建和谐社会”成了一席废话。虽然当地政府已经对公众作出交代（黑窑主和当奸商处于地方保护之下的事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受挫。网上论坛和媒体上对此提出疑问，为什么中央政府的反映措施如此滞后？正如东方日上所说，在西安黑窑问题披露后两周中央政府没有任何表示。最初，只是一些低级官员负责对这件事件开展调查，有种说法是这样可以让黑窑主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掩盖其犯罪事实。许多人担心那些保留下来的黑砖窑将会更难被揭露。据道，一些失踪孩子的家长被要求交纳赎金，也就是说这些窑主已经是实际意义上的人质控制者。
这次事件不可能不对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产生严重的影响。6月20日星期三国务院就此事召开会议，温家宝宣布从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吸取教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劳动用工大检查。但是教训到底是什么呢？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这种事件是不可能杜绝的。在类似山西这样的内地省份里，有数不清的非法存在的黑砖窑、黑铸造厂、黑矿，它们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逃脱法律的监管呢？答案当然是政治保护：黑窑主们在周期性查处前就得到警告，劳动监察官员和警察由此得到贿赂，大部分村子控制也被控制在受益者或者亲戚的手中。然而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上周《新华社》一则评论说出真谛，中国早就有禁用童工和禁止虐待工人的相关法律，只不过是这些法律被没起到任何作用罢了。在当今中国永远不会违反的法律就是“赢利”之法。
商业运作及官僚作风
王兵兵便是犯罪者中与当地官员勾结的典型人物。他是山西省洪洞县一个黑砖窑主，现已入狱。王兵兵的父亲是村里的村支书，整个事件没有他从中保护也是不能进行的。现在他已经被解雇并开除党籍，北京新闻称这点惩罚与他的犯罪行为比显得微不足道。山西当地政府官员不仅受到被解救工人及其家人的谴责，也受到黑窑主们的指责。一位被捕砖主的妻子告诉路透社的记者，“政府知道我们是非法的，但是他们只为钱而来，他们的作为也只为钱。”
这个事件史无前例的在官方媒体中引起关注。《中国青年日》称这个事件为“举国震惊的耻辱”。中共的喉舌《人民日》发表社论呼吁“全民大反思”，不然无法面对“和谐”二字。如果没有新闻限制的话，地方性纸的批评将会更为尖锐。《广州日》上写道“这事件不仅是非法用工问题，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血腥的犯罪事实，比如拐卖、绑架、毒打、虐待，甚至是谋杀。所有这些背后地方官员的不作为。”（这是问题关键所在）
关键时刻空头承诺的艺术
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控制影响力----把公众的呼吁控制在可掌控的范围内。命令地方性媒体停止对此事件的道，开展了拘捕行动，国家会因此失去了几个官员，但是这种损失也是减少到了最低点。同以往的做法一样，温家宝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通过出面解决问题，以求得换来大众的满意，让黑砖窑问题在人们的意识中慢慢淡去。但这些没有实际动作的行为只不过是空头承诺罢了。
下面是政府在处理其他事件上类似做法：
•2005年，由于有害化工品外溢在松花江，哈尔滨被迫断水一周。温家宝 “空降” 亲自指挥“清洁战役”，并许下新的诺言。官员们又一次的被警告。但是自从哈尔滨事件后，每三天便会发生一起危险化学品污染中国水域的事故。上个月，由于附近水源污染，有二百三十万人口的无锡不得不切断了主要供水源。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监督安全生产，再加上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腐败勾结，这种不计后果生产模式和漠视安全规程的恶果是不会减弱的。
•另一个反映北京政府空头承诺的事件是煤矿业的人员伤亡 ，这和山西的奴役劳工事件有直接的关系。死于矿难的工人比美国在伊拉克阵亡的士兵还要多。我们五月份道过，温家宝下了硬性命令----关闭所有不安全的黑窑矿，然而事实上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新华社道说温家宝的计划“因地方政府的不作为而成为一纸空文”。
•对于此次黑砖窑事件中央政府事前不可能一无所知。早在2003年，温家宝对在山西永济县发生的诱拐童工案作出了严惩的批示，但是4年后，在山西类似的问题却变的更为严重。
农村权力的真空
黑砖窑事件突显出了执政党对各级地方及地区性政府控制力的不足。中国许多贫困农村已变成一种政治“无人区”，转而由当地有钱人、流氓和宗族头目控制。“国家对农村及农民的控制力量削弱”，广州日道。“在一些县城和村庄出现了权力真空，犯罪势力趁机发展起来达到呼风唤雨的程度。”这种情况从一个被解救的，16岁的砖窑奴工陈呈贡处得到生动的证实，他告诉美联社，经常看到穿制服的警察到山西洪洞县砖厂:“他们从窑主那里拿钱，整个村子由他们控制。”
一些道证实了黑砖窑及其令人发指的活动在当地是众所周知的，但由于政府保护和窑主的力量，很少人敢抗议。一些村民将洪洞县的现实情况描述为“贫穷、机遇和普遍冷漠混杂” 一些村民也告诉路透社记者说，“以前与窑主勾结的官员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解救民工的英雄”。
高级官员应该受惩处
相同的危机管理策略——更多的空头承诺加上几个象征性的逮捕和忏悔能成功地避免一场严重的、国家性的政治危机吗？这仍然是个疑问。直到写稿时这次事件并没有缓和的迹象。6月22日，山西省长于幼军就这次事件发表公开道歉：“作为一省之长，我难辞其咎，深感内疚和痛心，在此，我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然而，这种仪式式的自我批评未必能将于和其他省的领导从沸沸扬扬要求其辞职甚至接受法律的严惩的呼声中解脱出来。
在共产党执政的圈子，于是一位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在去山西当省长前，他曾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深圳市做了5年市长。在其任命之初，他告诉中国国际商务: "我将借鉴的广东、深圳、湖南有效措施和工作思路，转变当地政府的工作作风，推进山西走向一个更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国国际商务】 2006年9月1日）。
“奴隶制”和贩卖人口使公众更多的关注于幼军，这次事件不仅对于幼军，而且对任命他的胡和温都是重大的尴尬。如果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因此次事件降低形象，这将可能更加尴尬。这个职位是两个重要省级职位中级别较高的。张保顺和胡关系密切，因为他来自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派]——这是胡锦涛在党内的部主要支持力量。在即将于9月召开17届党代会的人事变动中，张是四个最有可能进入政治局的人之一。
张和于作为党内两个“明日之星”因黑砖窑事件蒙羞？这将很难避免政治性恶果指向北京方面。无论结果如何,中央领导的威信从此次事件中大受损伤。由于这次事件，他们失去威信，损害了精心打造的“公正” 和“富有同情心”的儒家官员形象——这与多数地方官员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在许多国家，类似的丑闻足以引发重大的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但在这里，在中国至今竟然没有一点点辞职的迹象 ”《 南方都市》惊呼，这是家国营的小。但是这种局面，在中国是不大可能的。近些年来，政治丑闻所引发的群众运动在一些亚洲国家时有发生。例如，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在2004年选举的舞弊的事件还是记忆犹新的。在泰国，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因为泰国总理他信签署了一个可疑的电信协议，经过六个月的运动终于触发了一场军事政变。
即使在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里，这样的一个事件也能发展成政治丑闻，威胁到权力的控制。在互联网上泣血呼吁的400多名父母已经成为潜在的公众力量的代表。如果这些父母和被释放的工人能呼吁利用国庆节进行大游行来给政府施加压力的话，那么政府将很难进行阻止。这个时候国家不可能调动大批的警察转而去镇压、追捕这些抗议者，这会给“富有同情心的”中国政府脸上摸黑。例如，针对在郑州这个交通大枢纽，有大批年轻人被绑架或是诱拐去从事奴工，呼吁“反对奴役”游行，如果现在在互联网或媒体上发动这样的呼吁，肯定会获得中国各地人民的支持。这将给政府施加了无比巨大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政府一贯的“表面工作”。
该如何做？
上周的国务院会议后，温家宝宣布：“非法滥用童工，虐待工人，实施暴力的违法分子将受到严厉惩处。”这个陈述没有任何新意。山西的黑砖窑主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的，但是他们却能绕开法律。政府意见里面缺乏的就是如何惩处和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避免这些循环出现的丑闻的发生。新闻道已明确说出类似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山西和河南。中共的《民主与法制》杂志道说在河北砖窑女童工被逼卖淫；《中国日》也曾道过在中国最为富有的广东省出现类似奴役劳工的事件。
很显然，这类事件不是新鲜事，据最新道这类事件至少10年前就发生过。并且问题带有国际性，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哀落。欧洲每年有二百万妇女被拐卖，大部分是从贫穷、多战争的巴尔干或者前苏联地区卖到发达的西欧。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存在比山西事件更为触目惊心的剥削。此外，人们震惊于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却没有切实行动来改善数以百万计工人的工作环境。集中于珍珠三角洲和其他海岸口的血汗工厂仍然在它们军事化管理、压榨剥削的手段下禁锢工人。山西的黑砖窑主只不过是把这种剥削升为一种“层次”。
警察采取的措施最多只会起到一个暂时的作用。现在被责令关闭的工厂和煤窑不久还会再重新开业。这种情况对于私营煤矿行业来说就像是例行公事，因为他们早就精心设计了一套能够轻而易举规避政府监控的系统。道理非常简单：有市场和利润的地方，就有整装待发的奸商在等待。同样地，在有大量的贫困人口的地方，他们中过半受到集体性歧视而处于极其不利的贫困地位，这样的地方就绝不会缺少犯罪。媒体揭露的众多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也许就是那些被释放的工人不想离开他们曾经蹲过的监狱，原因是至少在那里他们还有食物和遮风避雨的住所。
每年有数百万贫困无助的青少年和年轻人被迫离开农村，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将在哪停留，也不能确定他们将会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政府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年轻人扩大教育、废除中小学和大学的费用以及创造一些体面工作的紧急方案，也没有在农村成立基本的教育和培训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现隐藏在奴隶式的煤矿开采形式和人类交易丑闻背后的真实情形。同样的，缺少独立工会的情况下，工人和工人组成的团体无力抵抗老板和地方官员的公然违法行为。那些骗人的政府组织做出的工资承诺，说的好听点就是空话，说得不好听就是故意欺骗。所谓的可以让煤矿老板和被管理者在一起讨论共同事务的贸易机构如何能发挥独立的作用、听取虐待工人的警告？基于这一点，当前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真正的独立工会。
政府控制——为什么不？
令人惊奇的是，政府经过两个星期的深思熟虑，纪律严明的党（这个党名字的涵义是‘公共财产的党’）组织中没有一个部门提出政府部门重新控制诸如煤矿、金属制造以及建筑材料等产业的观点和建议。不错，陕西省政府已经宣布停止购买由小煤窑被压迫的工人制造的便宜的砖块。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粗糙的、违法的生产形式，相反地，这只能促使小煤窑老板们去寻找新的市场或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
最明显的的解决办法是重建一个国家垄断的建筑材料行业。通过把整个建筑行业和供应商纳入国有体系，黑煤窑就没有藏身之处了。事实上，中央和省级政府都没有提到“国字头”（收归国有化）正是为今日中国的政治现实作了一个注解。在吵吵嚷嚷的抗议煤窑死亡事件的同时，采煤业再次表明了这种机制加快了私有化。
同样的，在猪肉和其他物品价格飞涨的时候，政府意图动用储备猪肉，但是故意避免提到任何有关价格调控的词语。《中国日》上的一篇典型的右翼社论指出：“很明显，没有任何人要求政府按原来的方法进行价格控制。虽然有很多缺点，市场经济总比调控经济来得好。”对那些买不起猪肉的工人和农民说这话吧！中国的“共产”党像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政府一样坚决地---甚至比资本主义政府还要更坚决些---反对那些任何可能表现出逆反它的新自由“改革开放”的措施。那些关于修复国家控制的措施---即使在毛泽东思想下的有效的官僚的非民主的---会加强工人对抗资本的地位，并且引起更多和更大胆的反抗奸商的要求。
“奴隶”丑闻可以成为一个胡-温领导体制下的关键时刻，这吹醒了相当多的阶层的错觉：一个可以改善穷人生活的政府。
真正的变化并不是来自于“中共”或中共领导下的其他民主党派。真正的变化需要建立一个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首先第一步应该建立真正的工会组织来勇敢地抵抗老板们和他们的警卫队。
中国的工人强烈呼吁：
杜绝奴役和贩卖人口。 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那些家长们和被解救出来的“奴工”应该号召建立一个民族节日，在这一天举行游行及示威运动来反对奴隶制度。 建立一个独立、完全民主化的行业联盟，为合理的工资、八小时工作日和安全、人性化的工作环境而战。 将建筑业、金属制造业和煤炭采选业收归国有，对这些基础原料部门和资源进行民主、集中管理。 没收违反劳动法和环境法的企业的财产。让这些资源在民主工会的控制下创造有合理收入和工作环境的就业机会。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奴役和等级制度是必然存在的，因此，努力建立一个民主化社会主义社会是彻底废除他们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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