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纪念xxx前夕力挺新阶层一周年　　

　　

　　 苏 杜　　

　　

　　时间 2008-08-31　　

　　 （本文大意：力挺“新阶层”一类的“政治现象”，其实是中国特色的“院外集团”在行动。“图穷匕现” “指鹿为鹿”，是中国特色的“院外集团”行动在升级。“主流经济学家”谈“政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捍卫者”谈“经济”，“政治”“经济”的“错位”是形势发展的必然。）　　

　　

　　

　　去年今日本国中，“新阶层”人别样红。从高端人士到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频频向各级“新阶层” 代表人物“释放善意”。有的说他们人数众多，“目前的新社会阶层人数大约有5000万人，但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5％”。 有的说他们是纳税大户，“年贡献三分之一的税收，年创就业岗位占到国内的半数以上”。 还有的说他们很有钱，“他们掌控约10万亿私人资本”。 《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要求十七大代表中，“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双新组织”)的要占“适当比例”。高端人士还专门发表讲话，说，“要按照中央精神，坚持代表的结构要求，注意把握代表的构成比例，尽可能做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都有代表，使代表的分布更为科学合理，使广大党员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反映”。 北京高层的政策导向立即引发了民企党员们很快进入竞争党代表的“比赛”。在“党代会代表不仅要有先进性，也要具广泛的代表性” 的号召下，许多“新阶层” 人士表示了对在中共内部开拓发展空间的深刻认识。新雅集团此前曾在苍南龙港镇投资3.5亿元，打算在310多亩土地上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引发当地居民不满。但董事长在党代会上，“与所有的代表直接面对，解释了征地的问题”，事情就很快解决了。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即使自己是义乌市政协常委，弟弟翁荣第是金华、义乌两级人大代表，翁荣金还是全力以赴，让弟媳陈筱斐成为义乌两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之一，进入了执政党的核心。《南方周末》道的这些生动实例，令很多民企老板确信，“如果有政治职务，就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十七大前夕，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激烈地竞逐各级党代表，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现象。在浙江温州，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城市，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承认，对温州市参加浙江省十二大的代表名额分配，由于竞争太过激烈，名额一再增加。2007年2月27日上午9时，温州市十次党代会召开。曾宪光作为温州市“双新组织”的代表出席，“几乎毫无准备”地坐在了主席台上。（主据《南方周末》2007年5月10日《民营企业主竞逐各级党代表》）　　

　　尽管“新阶层” 一直受到主流的青睐，尽管十七大并没有成为“新阶层”及其力挺者的盛宴，尽管十七大之后至今“新阶层” 的表现令人感到九分沮丧，但我们仍然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十七大前夕对“新阶层”的阶段性力挺，确实是应该纪念的“政治现象”。　　

　　 这是中国的“院外集团”在行动。　　

　　

　　 在“先进性”“代表性”“共商国是”等“红色包装”遮盖下，中国特色的“院外集团”已经羽丰翼满，遍地腾飞了。他们或者在山头聚会，或者到饭庄论坛，或者著书立说，或者招徒授课，代表着房产地产煤产电产油产粮产这个那个利益集团，在中共及全国两会等决策会议之前，照例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舆论高潮，以此来影响党计国策了。实行西方政治，已经不是一个“争论”的话题，而是一个正在实践的行动。各种面目的“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理论家”，凭借着“讲学”的“自由”，“科学”的“民主”，如吴敬琏一般地，前天到上海苏南，今天到浙江广东，后天又天津北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着共同的利益群体，影响着最可能接受影响的代言人了。十七大之前的力挺“新阶层”是这么回事，现在的“吴敬琏热”也是这么回事。　　

　　 “指鹿为鹿”，中国“院外集团”行动在升级。　　

　　

　　 中国特色的“院外集团”不仅在行动，其行动还在升级，而升级的标志是由以前的指鹿为马“超越自我”到“指鹿为鹿”了。这不是什么人在“打棍子扣帽子”，而在他们自己在如此实践。“主流理论家”的辛子陵说，我们要“直面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吴敬琏更是向“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捍卫者”发起了全面反击，说，“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蒙蔽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煽起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风潮，在意识形态这个他们自认的世袭领地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一旦他们亮明了自己的底牌，即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这样或那样意见，但不反对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不必多加解释，“吴敬琏热”究竟“热”在什么地方，希望影响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三中全会的焦点何在，任何人也会一目了然的。吴敬琏的“北京顺义”之谈“政治体制改革”，之直面“改革开放前的旧路线旧体制旧思想旧观念”，与辛子陵的“直面私有制与资本主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改革开放30年来，种种演变，由表及里，终究是要发展到这一步的，连举遮羞布的人都不耐烦了，还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现在，就是这么个当口儿。　　

　　 “政治”与“经济”的“错位”。　　

　　

　　 吴敬琏、茅于轼等都是“经济学家”，“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 “自认的世袭领地”是“意识形态”，这本来是泾渭分明的事，但是，随着“新阶层”力挺派的与时俱进，“政治”与“经济”的错位了，“主流经济学家”们个个都大谈起了“政治改革” “意识形态”，要“两党制”的，要“权力退出市场”的，要“民主”的，要“自由”的，要“人权”的，不要“牺牲自己帮助别人以免愚蠢”的，说“俄美冲突”梳“国人心态”的，不一而足，一派“政治人”相。而“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们个个却心急如焚，出主意要保卫工厂的，提办法要保卫银行的，敲警钟要保卫粮库的，泣血泪要保卫土地的，倒反成了“经济人”，虽然被指领地是“意识形态”，但“茅氏蠢说” “范跑事件” “家乐福门” “刘退心态”，没有一件是他们挑起的。 其实，这种“政治”与“经济”的“错位”，正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命脉基本掌握其中，做到了美国政府一咳嗽，中国政府就感冒，美国政府连中国政府补贴自己的国民喂头猪也不允许的地步，那“经济”上还有什么大事可做呢？要做的自然是“政治体制改革”。表面上看，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将中国“改革”到中国政府补贴自己的国民养只鸡、种棵葱也要美国政府批准的程度，实际上呢，是在“补构” 这种“经济改革”的“政治正确”，在彻底否定“文革”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上溯到“土地革命”，上溯到“抗日战争”，上溯到“延安窖洞”，上溯到“国共一战” “中共成立” “十月革命” “共产党宣言”，并一直上溯到“清兵入关” “赵宋南渡” “指鹿为马” “大禹治水” 等等，“构建”起“人本私” “民为天” “和为贵” “你爱我我爱你” “宁做太平犬不当乱离人”等“新体制新路线新思想新观念的正确理论”。而“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们呢？他们固守的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一套“旧思想旧观念”，他们正在为夺回失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拼死拼活呢，他们还要为保住社会主义“三农”而不惜以命相许呢。这种“错位”，倒也反映了两家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的共识。　　

　　 纪念十七大前夕阶段性力挺“新阶层”一周年，是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与“北京顺义改革开放30周年”的初衷是一样的。但是，这一周年的纪念是得到力挺呢，还是遇到删贴呢？那就只有由实践来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