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世界之最

　　

　　刘日新

　　

　　当前中国社会是否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理论界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肯定者忧国忧民,列举一些事实和数据,并用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来加以论证,希望尽快改变这种状态。反对者安富尊荣,根本不承认有关这方面的事实和数据,还说国际上通用的指标不适用于中国;认为提及这个问题是故意炒作,蛊惑人心,反对改革。本文拟谈谈自己的看法,摆事实时尽可能的少涉及国内学者个人的材料,多引用一些国外著名机构和国内权威机构的材料。还要分析一下当前中国这个严峻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由于这个问题大,我的看法肯定带有自己个人的色彩,欢迎批评指正。

　　

　　一、 当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没有正式发表当前全社会居民贫富情况的材料。《２００６年中国统计摘要》只发表了《农村居民贫困状况》一张表,列举了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５年的一些数字。１９７８年贫困标准为每人１００元,农村贫困人口
２.５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３０.７%。到２００５年,贫困标准提高为每人６８３元, 农村贫困人口减为２３６５万人,所占比重下降为２.５%。应当说,这里反映的贫困人口减少的趋势,可能是对的,但具体数据尚值得研究。

　　

　　上世纪末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熔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后来他以此为书名,写了一本书,轰动了中国社会。稍后,一对安徽作家夫妇陈桂棣春 桃,历时二年,跑遍了该省农村,访问了各级党政干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本《中国农民调查》,反映了农民贫穷的生存状况,他们受剥削压迫和拚死抗争的事例。２００４年１月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数３万册,可说是畅销书了(如包括盗版和复印,其数量更大得难以估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就是“三农问题”的由来,使人们对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的社会地位和贫困状况有所了解。现在党和国家经济政策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即源出于此。

　　

　　另据国内外媒体导,在全国进入小康社会的平均数后面,尚有大量未解决温饱人口,包括城镇登记和未登记的失业人口,城市低收入贫困人口和城市低保人口,农村无地、无职业、无社保的“三无”人口,因天灾人祸致贫的人口,等等。对这些人群的数量各方面估计不一,总数可能上亿人。

　　

　　外国对中国贫困人口的估计值得注意。据世界银行的《２００５年世界发展告》,估算了２００３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按贫困线每天生活费不足１美元计算,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１６.６%。(引者按:据此计算出绝对数为
２１４００万贫困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贫困人口在增加,这一比重在提高。美国的大《纽约时》２００６年２月26日转载联合国的数据说:“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大陆有１８%的人口每天生活费支出不足一美元(引者按:据此计算出绝对数为２３５００万贫困人口),在都市的每个角落中都可以发现穷人。”我们的主流学者对许多事情都提出要“与国际接轨”,这里联合国按对世界各国都统一使用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应当说是无可厚非的。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情况,我们的官方对此是忌讳谈论的。但事实客观存在,国内外的学者对此作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且莫提国内学者个人的观察,先说说国外的看法。还是上面提到的《纽约时》说:“在过去的十年里,虽然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据称在在百分之七以上(引者按:据国家统计局数字,从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９%以上),但富人财富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穷人,致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世界银行２００６年１２月1日发布的《贫困评估告》指出,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中国１０%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２.４%。”这个数据一发表,打破了世界纪录 ,推翻了发展经济学(按: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总结一系列国家的经验,提出的“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这个原理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全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应会“水涨船高”。中国近几年的事实恰好与此相反,不能不引起举世震惊。

　　

　　再看国内比较权威的、具体是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告〔２００４〕》,指出:“最高收入１０%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４５%,而最低收入１０%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１.４%。”(本书顾问为多年连任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王春正、朱之鑫,主编孔泾源,经济科学出版社,第３页)这就是说,贫富收入的差距达到了３２.１倍。以上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主要观点和所列数据,基本上吻合,可以说是共识。

　　

　　再谈衡量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这是一个中性指标,不带意识形态性质,二战后世界各国都在使用。国际上公认, 基尼系数在０.２以下,为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在０.４以上,过于不平均,可能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国家统计局机关《中国信息》透露, 中国的基尼系数,１９８４年为０.２４,２００４年为０.４７,二十年翻了一番。贫富差别拉大的速度如此之快,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世界银行在《２００５年世界发展告》中,关于部份国家２００３年贫困及收入分配状况表,中国的基尼系数为０.４４７,除了个别情况特殊的国家外,远远高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一般发展中的国家。例如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也是西方国家贫富悬殊手屈一指的国家,２００３年基尼系数为０.４０８,而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竟比美国高出９.６%。

　　

　　这不是很值得严重关注吗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２００３年基尼系数为０.２４９,中国比它高出约８０%。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２００３年基尼系数为０.３１６,中国比它高出４１%以上。近邻印度这个贫富悬殊举世闻名的发展中的大国,２００３年基尼系数为０.３２５,中国比它高出３７.５%。这些客观存在的严酷事实,难怪要引起国外的尖锐评论了。还是那份《纽约时》的文章,指出:“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经超越美国、日本、韩国及印度。事实上,它已接近１９４９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文章说:“中国至今虽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经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在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份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除了贫富差距,大陆的社会心态也已经发生了畸形变化,许多中国富人把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冷酷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中。当被问及贫富收入差距太大的问题时,一名受访的富人声称:‘如果我们要达成完全的市场经济,就必须牺牲穷人。’”《纽约时》这一段话,有的带有明显的偏见,但提到的一些事实,不是很值得发人深省的吗

　　

　　现在再看看我国主流学者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厉以宁,去年说:“中国贫富差距大吗 中国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杀富济不了贫,…”“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即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的,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８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哪里像一个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家说话,完全是一个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的、赤裸裸的、凶狠的资本家咀脸的大暴露。据媒体透露,这个号称“厉股份”的学者、资本主义改革派兼官僚(全国政协经委副主任),其家属所敛资财在成亿元以上。存在决定意识。这么多的资本决定了他的上述言论,不是很自然的吗

　　

　　另外一个资改派学者樊纲,公开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两极分化…”(媒体介绍,樊纲是“京城四少”之一,曾去美国镀过金,被西方发达国家封为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个研究所一直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众所周知,美国福特基金会和美国中央情局,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还有一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媒体称他是个官僚学者,睁眼不看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困事实,说什么“现在的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听上去好象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是上海滩的大秀才,最近(今年２月8日)答《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基尼系数不适用于中国。以此炒作,是反对改革。前不久他还硬说:“毛泽东时代中国贫富差距最大,那时贫富悬殊远远超过现在。”这些学者不顾事实,蛮不讲理,乱扣帽子,颠倒是非,由此可见一斑。这里需要摆一点历史数据,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关于我国的基尼系数,据统计,１９６４年为０.１８４,１９７８年为０.２。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由０.２６逐步上升至０.３４,９０年代突破了０.４。这一系列数字铁证如山,试问凭什么说毛泽东时代中国贫富悬殊远远超过现在

　　

　　我们的官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同那些十分武断的资改派学者比较起来,倒稍许客观些:承认存在分配不公,并且认为近年来贫富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但总的来说还处在可容忍的范围;而且坚持认为,中国尚未出现两极分化,提出要相当长时间才能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例如,前年国家发改委给予中国老教授协会财经研究所一个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课题,该所征询了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学者的意见,几乎异口同声是这种说法。老教协财经所的研究人员在内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不切实际的意见,认为当前的情况严重得很,内部搞研究,不能人云亦云,只“唯上”,要从实际出发,“要唯实”。但最后课题研究告还是按照委托部门要求的口径交卷了。可见这是一个不能逾越的禁区。

　　

　　二、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达到如此程度,不是偶然的。对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与主流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如所谓这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见《人民日》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７日经济新闻版,樊纲短文《收入差距为何拉大》)试问经济体制改革二十多年了,把改革后出现的现在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归罪于旧体制,这怎么说得过去呢还有所谓产生的原因,是“发展问题”。如樊纲此文认为,只有通过持续长久地发展,才能解决差距拉大的问题。也有人说:“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北大教授张维迎)把当前严峻的分配问题,推拖到未来的发展,这是不负责任,不想解决问题。事实是,从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６年,２８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１２倍多,在世界上的位置由第１０名上升为第４名。试问发展的时间,还不够持续长久吗发展的速度,还不够快吗在世界上排名的地位,还不够高吗只追求发展,不管分配,蛋糕即使做得再大,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试问这样下去,要拖到哪年哪月才解决问题呢

　　

　　我认为,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１、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误导了我国的改革。我国著名的已故老一辈经济学家陈岱孙,曾经指出:“在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又渐渐滋长了一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 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为丁冰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所写的序言,此书１９９５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我认为,陈岱老的估计不幸而言中。由于西方经济学对我国改革的误导,当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是这种悲剧性后果的一种表现。

　　

　　面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汹涌浪潮,我国的正派学者和有关部门也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如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社,１９９４年起组织召开了多次西方经济学学术告会,出版了《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两本书(高鸿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６年出版),收集了与会学者包括陈岱孙、陶大镛、高鸿业、吴易风、胡代光、范家骧、李成瑞、奚兆永、杨德明、丁冰等学者几十篇文章,也有本人三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与产权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这两本书破除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及其对改革的干扰,起了一定作用。
中宣部１９９０年５月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尖锐地指出:“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极力反对我们揭露和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甚至主张加剧两极分化,期望中国出现更多的百万富翁以至亿万富翁,培植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即他们所谓的中产阶级,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宣称:“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中产阶级的形成。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其实,以所谓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和民主社会,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目的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培植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这里把我国那些信奉西方经济学搞自由化的人,他们要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政治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的了。由于高层领导的自由化倾向,反对这种正确意见,不择手段把它压下去了,结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态势愈演愈烈。

　　

　　２、最为严重的是假经济体制改革之名,加速推行私有化,加剧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态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原来本意是要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下放管理权限,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调动企业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更快发展。这在全会的公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时的著作中都讲得很清楚。

　　

　　但后来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传入我国,与资本主义改革派结合起来,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弯曲为经济制度的改革,大搞西化、私有化,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分配的经济基础。

　　

　　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１３页)改革开放前,原来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工厂,普遍实行八级工资制,工资差距一般限制在三至五倍。在农村,生产队普遍实行工分制,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个别时期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钣,干多干少一个样。这是当时已经纠正了错误,不是过去的主流。)在干部中,从１９５５年起至８０年代末实行行政等级工资制, 共计２４级, 月工资１级(国家主席)为５９４元(６０年代困难时期曾自动降低了工资),２４级(办事员)为４５元,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只有十二三倍左右。当时城市生活费用较低,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过去中国收入分配体现的公平精神,在世界上都是闻名的,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赞誉。

　　

　　改革开始后,在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搞小农个体经济。小生产是一种不稳定的经济,个别少数人可能上升为富裕户,多数可能破产变成穷人。据人民网最近(２００７年２月下旬)导,１９７８年揭开农村改革序幕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村民严德民说:“由于一家一户这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差不多有５０%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村长严宏昌(“承包”的带头人之一)的弟弟严富昌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所住草房的屋顶说,这里有一个大窟窿,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一到雨天,这里就漏过不停。由此可见,在宣布全国人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的平均数后面,农村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包括最先改革的地区。

　　

　　十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的历史绝不能在我国重演。”(《促进九十年代农业稳定发展的建议》,１９９２年国务院办公厅作为参阅文件印发,上送中央领导,下发省市部门)。此后,基本建设乱占耕地之风并未刹住。去年全国共减少耕地１０１１万亩,垦复５５０万亩。垦复的生地其肥力和产量,都赶不上原有的熟地。高速公路在外国因要征用私有土地,建设起来较难。而在我国,从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就建成４.１万公里高速公路,１５年赶上美国３０多年的建设,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这是大量圈占农民土地的结果。还有许多建设项目,情况也大多如此。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内地边远地区,就说在中央眼皮底下的京津两个直辖市。据《人民日》今年３月27日导,最近国家审计署查出,北京市六环路一段高等级公路共征地６８１７亩,２００１年８月开工,翌年１０月通车,市政府迟至２００３年才申请征地审批。最近天津市各区县假借新农村建设之名,违法占地之风越演越烈。土地是国家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农民的命根子,一旦被占用了,他们就成了“失地农民”,无依无靠,一下子坠入了贫困人口行列。很难估计清楚,目前全国失地农民到底有几千万人!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从南到北一些省市的农民,由于土地被征用,他们上访无果,就自发的组织“护地队”,打响土地保卫战。(《刊文摘》２００７年１月5日)

　　

　　在农村因病致贫,贫病交加,无钱医治而死亡的人口有增无已。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驻华代表今年２月底说:“尽管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过去３０年人均寿命只增加了３岁。”(引者按: 据查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 从１９８１-２０００年,２０年人均寿命增加了３.６岁。而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２８年按男女分别计算,增加了１３.１—１９.８岁。)世卫组织这位代表又说: “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大量补贴医疗卫生系统,有偿或者无偿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以及预防性护理。在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府撤销了大部份这类补贴,医院和诊所不得不依赖对患者进行收费。一些贫穷的农村地区, 医疗保健要么很少, 要么根本就没有。即使医疗保健能够得到,价格经常高得使一半中国人有病不敢去看。”这些话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我国过去和现在的医疗保健和人均寿命情况,以及目前城市特别是农村居民因病致贫,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的原因。

　　

　　在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反复批判过去的工资制度是搞平均主义,实际是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人为的制造贫富悬殊。对工人公开提出“砸烂铁饭碗”的口号,使广大工人群众跟着共产党闹了几十年革命,好不容易挣到的工作岗位--“铁饭碗”给砸了。使他们时刻处于失业的威胁,重新受到列宁说的资本主义“饥饿的纪律”(相应的封建主义实行的是“棍棒的纪律”)的管制。并且拉开工资差距,实行奖金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以后进一步实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国企改制实质上是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有的是低价出售给私人,有的搞管理层收购(ＭＢＯ),可以说是半卖半送。企业的性质变了,分配关系也变了,实行所谓按要素分配,实质上主要是按资(本)分配。老总(厂长)变成了老板,工人由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力(打工崽)。收入差距大为拉大, 工人的月工资一般几百元,老板的年收入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有几千万元的。这样,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了。

　　

　　３、在经济政策上只抓发展,不抓分配,是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说生产是起点,那么消费就是终点。只单抓生产这个起点,勿视消费这个终点,就会使整个再生产过程不顺畅,甚至受阻和破坏。我们的政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只强调发展生产, 片面的说这是“硬道理”,而忽视分配,似乎这是软道理。这一说法传延至今,有的学者现在仍奉为不可移易的圭臬,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分配问题上,在政策上又提出一些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相矛盾的口号,如“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等等。这些口号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产品分配、特别是按劳分配理论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６-１３页);在实践上,把社会分配问题引向岐途。《哥达纲领批判》指出,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的天赋不同,结婚与否,子女多少,在按劳分配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消费品)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反之,相对应的是另一个人所得到的(消费品)就要少些,也就是要穷些。马克思说:“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社会成员必然会有穷有富,并不可能保证所有的人都富裕起来。特别是在目前,在“让一部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下,于是一部份人公开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大发其财。而另一部份人受剥削压迫,生活越来越艰难,感到失望,有的甚至走上绝路。

　　

　　对“让一部人先富起来”,还有“一切向钱看”这样一句拜金主义的口号相补充。当初人们看到,最先做到这一点的是那些“二进宫”的劳教释放人员。“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们对当时先富起来的这种社会状态,记忆犹新。有位著名经济学家也赶时髦,提出要把“投机倒把”这样一类词汇,从经济学词典中去掉。理论上这样推波助澜,助长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唯利是图,歪风邪气盛行一时。

　　

　　应当指出,后来有相当一部份科技人员和“海归派”办实业公司,凭真本领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富了起来,他们受到社会的尊重。但也有一部份官员下海,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发了横财,有的因之锒铛入狱。在主流媒体反腐倡廉的信息中,有大量这方面的导。

　　

　　在先富起来的群体中,一部份高干子弟成为亿万富豪,特别引起国内外的注目。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发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告,详细纪录了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有８５-９０%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
至２００６年３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财产)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有２７３１０人, 超过１亿元以上的有３２２０人;其中有２９３２人是高干子女,拥有财产２０４５０亿元。他们集中在以下八个省市:广东省,１５６６人;浙江省,４６２人;上海市,２２５人;北京市,１９５人;江苏省,１７２人;山东省,１４２人;福建省,９２人;辽宁省,７９人。

　　

　　该告披露,亿万富豪的资产,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１)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按:俗称“假洋鬼子”)从中获取回佣;(２)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价高出６０-３００%;(３)操纵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４)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贷款,无本获暴利;(５)走私、逃税,每年从日本、欧洲走私来的轿车３-４万辆;(６)金融机构无抵押贷款,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７)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８５%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子弟。一公里高速公路,能获利７００万-１１００万元。(８)抽逃资金到个人账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９)操纵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媒体称,官方研究机构这个调查告,给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发行量相当大的《大众证券》,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８日也扼要导了这个调查告的内容。

　　

　　还有“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口号,这是根本无法实行的。这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个幌子, 多种分配方式主要是按资分配是其实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愈来愈大的私营企业中,老板实行按资分配,追求最大的利润是其天性,怎么可能搞按劳分配呢 在国有企业中,老总们在逐步实行年薪制,纷纷向私企老板看齐;在改制中实行管理层收购(ＭＢＯ),结果他们的收入比工人高出十几倍几十倍不等。这样,公私企业主与职工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

　　

　　主流学者拒不承认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他们的根据是邓小平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又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１１页,第１７２页) 后面的这一句话,是１９８６年９月2日接待美国记者华莱士的谈话,发表在当年９月１５日《人民日》上。到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７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特意删去了原来有的:“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百万富翁很难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这是一句很重要的、但与此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的话,因为此时中国社会不但出现了百万富翁,而且出现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删去此话,避免了《文选》与现实情况不一致的矛盾。但是,现实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原来发表此话的《人民日》已向全世界发布,国内外读者是有据可查的。其实,邓小平晚年也认识到过去这话不对,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６日在与其弟邓垦谈话时说:“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年谱》第１３６３页)所以,主流学者抓住邓小平自己都认为过去讲得不妥、晚年已予以否定的话作为根据,显然这是不足为恁,是没有说服力的。某些部门迄今为止仍用这句话作为一个禁区,限制研究深入一步,是不明智、不妥当的。

　　

　　三、解决中国当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对策

　　

　　由于对当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认识很不一致,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大不相同。首先,我不同意一些学者就分配论分配的意见,如提出主要靠通过财政政策用再分配的办法,从富人多抽一点税收来做扶贫济困事业;有的还提出用西方经济学所谓第三次分配的办法,靠富人的旋舍通过慈善捐款来救济穷人,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治标,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也不赞成那种慢慢来,实际是再拖它十几二十年再说的观点。连邓小平晚年都感到时不我待,财富在一边积累,贫困在另一边积累,担心有一天会出问题。如果再拖延下去,有朝一日积累的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岂不悔之晚矣!我提出的对策是:

　　

　　首先,中国农村重新全面实行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这是解决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治本之策。由于上上下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相去甚远,所以需要多说几句。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是中国贫困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农民是最大的贫困群体。解决了这一部份人的问题,就解决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头。而且所提建议不是生活上临时救济的权宜之策,而是从生产抓起,在制度上安排,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治久安、一劳永逸之计。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中最难实现的一化。中国不搞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而不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就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论述过了的,也是前苏联和中国几十年实践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有位著名学者提出,中国农民要富裕起来,只有减少农民人数。农民人数少了,人均耕地就多了,不就富起来了吗这种意见乍听起来似乎蛮有道理,是高见, 大也多次宣扬过。其实,这样一种简单的减法,是小学生的算术,根本上不可行。目前中国有七亿多农民,现有的十几亿亩耕地最多只需一亿农民耕种就足够了,试问还有六亿多农民往哪里摆这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可见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通盘考虑,是不行的。

　　

　　中国有领导农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的丰富经验。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胜利的。在全国解放前２２年的革命战争中,从江西到陕北,就有领导农民组织互助合作的零星经验。新中国成立后３０年,积累了农业合作化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
１９５６年毛主席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告后,几亿农民响应号召,在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壮举。这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造成农业减产,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每年以５-６%的速度上升,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联系当前的实际,重读此告,回顾这几十年历史,仍可得到不少启示。

　　

　　“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如今大量是被“圈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告还从经济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的关系;从政治上,论述了农业合作化,把巩固工农联盟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只有这样, 工农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否则就有被破坏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１６８-１９１页)这些话至今不仍然有现实意义吗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人民公社化走了一段曲折的路,后来退到以生产队核算的基础上,农业生产又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持续了三十年之久,其巨大影响在我国农村至今依然存在。现在全国从南到北各地坚持下来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有８０００多个,在这里没有“三农问题”,没有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他们在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方面取得的成就,发出耀眼的光芒,是亿万农民前进的方向和榜样。

　　

　　８０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被解散,农村普遍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５月《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风阳花鼓’中唱的那个风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３１５页)１９９０年,他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５５页) 现在时间过去十几二十年了,提出实现第二个飞跃,重新发展集体经济,应当说是时候了。去年政府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用公司加农户的办法,使一部份农民通过这种方式脱贫致富。应当肯定,这是好事,但这只能使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农民受益,内地广大农村是无法实行的。要使全国各地农民普遍脱贫致富,还是重新全面搞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使新农村建设有个载体,比较切实可行。

　　

　　重提合作化,是有不同看法,有阻力的。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 前几年又是写文章,又是答记者问:说他过去是宣传合作化的,现在小岗村的农民教育了我,认识到搞合作化错了; 只有包产到户,才是农民的唯一出路。如今不知道这位学者面对小岗村的现状,又作何感想前几年他说:“小岗村的农民教育了我”,在此只想问一句:马克思和恩格斯教育过你没有作为经济学家,老祖宗的基本著作肯定是读过的,只是因为自己现在已经“转向”,把老祖宗的书丢在脑后罢了。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许多年轻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老祖宗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可能没有涉猎,下面简单提及一下。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深入研究了法国和德国的农民问题,他们关于法德农民问题的几篇著作,对我国当前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深刻指出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只有“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做到大生产优越于小生产。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从事社会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４５３-４５４页)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一文中,对当时德国农民各个阶层作了分析,指出人数最多的农业工人,要把土地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大农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这以下大黑体字都是引者改的)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２９５页)“而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偿,都是一样)…。我们对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３１０页)

　　

　　列宁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工业方面一样,是专以生产者的苦难史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２３页,列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节)所以,他在去世的前一年,特别关心农民和农业问题,以口授方式写了《论合作制》一文,指出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就是社会主义企业。只有实现了完全的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列宁选集》第四卷６８６-６８７页)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致力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农业集体化,构筑了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而此时西方国家则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生产倒退几十年,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城乡居民蒙受了空前的浩劫。当时苏联恰好“一五”计划完成,经济高速发展,消灭了失业,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普遍改善。这一切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苏联追赶美国成为超级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实现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农民摆脱贫困,以及苏联在这方面取得的实际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其次,坚决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是解决目前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须采取的根本措施。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消费资料的分配。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发展尽管有些波折,但总的来说,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对农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城乡集体经济获得蓬勃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既促进了生产持续的快速发展,又保证了广大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促进的条件下, 亿万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用自己的双手,构建了共和国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大厦。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正在向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政策上虽然一贯宣传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但具体执行上许多地方和部门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是改掉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国企改制,实际是将国有制改为私有制,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出卖。正如去年国家体改研究会高尚全会长主持的西山会议上,资本主义改革的“精英”说的“打左灯,向右拐”,肆无忌惮地搞私有化。他们宣布,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已大功告成。

　　

　　在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关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学者,眼看着国有企业的个数不断减少,经营范围不断缩小,比重不断下降, 他们感到忧心忡忡。一些醉心于资本主义改革的人,则额手称庆。１９８０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７６%,至１９９７年,下降为２５.５%。国家统计局的机关《中国信息》头版头条发表文章:《国有企业比重下降无须忧虑》。此时国家统计局宣布,从１９９８年起,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反映国有经济状况。由于这个指标包括的范围扩大了,当年国有企业的比重不降反升,达到了２８.５%,显然比重被人为地夸大,不符合实际情况。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６年中国统计年鉴》,根据经济普查资料,发表了２００４年的工业总产值数据。我据此计算,国有工业所占的比重只有１５.３%了。时间又过去两年了,估计现在的比重还要小于此数。前不久全国工商联发布去年内资私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６５%,这个数据得到了吴仪副总理的确认。这就是说,目前中国私有制已经取代公有制成为主体了,私营企业已经取代国有企业起主导作用了。

　　

　　１９９５年我参加全国总工会召开的研讨会,提交了一篇《论工人阶级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论文,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受压迫剥削的根源。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工人阶级的“命根子”。过去为了消灭剥削, 他们不怕流血牺牲跟随共产党闹革命,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现在为了保护本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利益和美好的明天,他们不怕出大力流大汗,全心全意搞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如果得而复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得吃第二遍苦。当时主要是借鉴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提出中国当代工人阶级要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改革,维护和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可是现在苏联当年资本主义改革的某些理论和后果又在我国重演,西化、私有化改革的结果,出现了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暴发户,他们的年收入几十万、几百万,有的几千万不等。他们挥金如土,住的是豪宅,吃的是豪门宴。与此同时,随着公有制被改革成私有制,几千万工人的铁饭碗被砸烂了,他们下岗失业,一下被抛入了贫困人口的队伍。在职工人也沦为雇用劳动者,社会地位也由主人变成了打工崽,变成被剥削的廉价劳动力,并且随时有被解雇被抛入失业队伍的危险。

　　

　　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每年有６００多亿美元流入中国,就是看中了中国有广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劳保部门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理论界有人认为,这形式上是维护工人的基本利益,实质上是不让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自发的进行配置,包括通过各种形式的劳资斗争和谈判,形成劳动力的价格。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的工人阶级,每年有“春斗”“秋斗”等方式, 通过罢工抗议、游行示威,同资本家斗争,以提高工资。而中国工人阶级,不能这样做。因此,最低工资的规定,实质上是为了确保国内外资本家的最大利润。

　　

　　最近一些省市餐饮业工人反映,在麦当劳等“洋快餐”企业中工作,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超时加班,违规用工,工资低。上海市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很快出来澄清,目前上海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为７５０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６.５元。初步调查,未发现麦当劳、肯德基餐厅存在不执行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行为。广东省劳动保障厅通过调查,发现部份“洋快餐”确有涉嫌违法用工,特别是用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雇用打工的大学生等问题。由此可见,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没有切实维护好工人的利益,而是确保了资本家的利润。

　　

　　目前工人工资一般每月几百元,多的千把元,勉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但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新的“三座大山”压在他们身上,则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城市的下岗失业工人和低收入群体以及其他贫民,生活极其艰难。所有这些人群,是仅次于农民的第二大弱势群体,处于当前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底层。
为了解决城市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必须坚决维护《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制必须立即停止,以防止国有财产的继续流失,人为的制造工人下岗失业,使他们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对前几年改制不当的,要改回去。对那些非法侵占公共财产的,要追回;造成损失的,要赔偿;拒不退赔的,要依法予以制裁。

　　

　　我国的劳动工资政策,要从根本上进行整顿,应当从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富裕,搞现代化用人少的特殊的国情出发,反对实行所谓高薪养廉(高薪是真,养廉是假)的资产阶级的工资政策,以防止贫富悬殊的进一步发展。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倡勤俭建国,克已奉公。 对干部要切实履行“两个务必”,对工人要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应当也最适宜实行巴黎公社的工资政策,和列宁时代最高工资只相当平均熟练工人工资的原则(列宁本人身体力行,每月工资只６００卢布),以体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真正当人民的公仆,杜绝几千年封建社会遗传下来的升官发财思想。各个行业的用工制度,除高新科技和国防军工等领域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强调提高效率外,一般行业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实现充分就业。在国民经济中,普遍的实行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劳动工资政策,是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最后,坚决实行社会主义的财政政策,通过再分配,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以调整社会贫富差距偏大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财政政策,是区别现行的公共财政政策。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政策,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按照小政府化的要求,不搞建设,只管日常开支,实际上是吃饭财政。我们必须摒弃新自由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陈云同志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指出:“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以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陈云文选》第三卷第３０９页)这是社会主义财政必须坚持的原则,也是我国几十年行之有效的经验。过去我们这样做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现在一方面面临完成四个现代化的繁重任务,另一方面要调整收入分配方面差距过大的严峻问题,不把财政的盘子搞大一些,是不能胜任的。

　　

　　过去我国财政集中的程度本来不算高,改革开放后,受西方经济学的误导,反复批判原有经济计划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体制。于是持续十多年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的财权,国家财政实力大为削弱。１９７８年国家财政集中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也只有３１.１%,１９９５年减少至最低点,仅为１０.３%。连世界银行的专家也惊叹: “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像中国这样分散的了。”最近十几年,财政比重逐步有所提高,到２００６年达到了１８.５%,但仍大大低于欧美西方大国的３０-４０%以上,发展中国家２５%以上的水平。

　　

　　目前财政的主要是税收,要增加财政收入主要靠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现在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已大大削弱,但却仍然是主要的税源。私有制经济包括外资企业已在国民经济占有主体地位了,他们提供的税收只占较小的比重。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回率高达２２%(世界银行最新调查,《中国工业》２００６年１１月15日),这是世所罕见的。我国学者十多年前就提出外资企业取消超国民待遇,同内资企业一样公平税负,实行同一所得税率。最近已通过法律,规定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为２５%。估计实行起来还会有麻烦的。外资企业享受优惠惯了,现在要求比过去多交税,他们会想方设法逃税避税的。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筑巢引凤”,表现政绩,擅自推出一些降低税率等土政策,使国家应收税款大量流失,据说达３００亿元之多。现在要他们改变这种“放税”行为,是有难度的。

　　

　　对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北欧各国的政府实行福利政策,提高个人所得税率,大搞社会保障,以笼络人心,缓和阶级斗争,保持社会稳定,被宣称为“人民资本主义”。瑞典模式,被修正主义分子戈尔巴乔夫之流吹捧为“民主社会主义”,他们要学习这种模式。据媒体最近导,这些国家的纳税人反对高税率,说政府养了一批懒汉。有评论说,福利国家正渐行渐远。质言之,是说资产阶级标榜福利这一套骗取劳动者信用的玩意儿,越来越难搞下去了。

　　

　　前几年,国内的高收入阶层也以北欧国家为例,反对提高对高收入者的税率,特别是反对累进所得税率,致使个人所得税法迟迟出不了台。经过多年反复酝酿讨论,现在个人所得税法终于出台了。最近号召年所得１２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自行申个人所得税。但申者不积极,主要是容易监控的工薪阶层申了,那些怕“露富”的大富豪、私企老板、房地产开发商、暴发户、娱乐明星等等,申者则较少。税收是现代国家的一种强制性行为,用来扩大财政收入的规模,进行再分配,实质上是打富济贫,看来任务艰巨。

　　

　　国家集中了必要的财力,除用于必要的高新科技、基础设施、国防军工外,就有可能较大规模地搞社会保障和扶贫济困事业,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了。本文前面对这方面情况已讲得很多,至于具体该如何做,有关职能部门经验丰富,是能够做好这件事情的,这里就没有必要多说了。

　　

　　(全文完,２００７/４/１４)

　　

　　老百姓分享的蛋糕现在比改革开放前小了
---编制“十一五”计划亟应解决的一个问题

　　

　　刘日新

　　

　　党中央、国务院在研究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时特别强调：“越是形势比预料的好，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要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当前最主要的困难和问题是什么？从宏观上看，如果把国内生产总值比作一块大蛋糕，老百姓占有的份额，现在比1978年小了。大家都知道，1978年搞“洋跃进”，积累挤消费，比例关系并不协调。现在搞改革开放已二十多年，还不如那时，岂不是一个大问题吗？

　　

　　当前经济生活中，商品供应超过了社会购买力的增长。有媒体说，库存积压的商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以上，比重超过西方国家若干倍。具体商品品种，绝大多数都有积压。特别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房，供过于求的空置面积，最新媒体导，多达4亿多平方米，占压的资金可能上万亿元，而房地产投资仍在猛增。多年来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老感内需不足，主要靠扩大投资，发建设国债，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有成效的，但恐怕不能年复一年，长此下去。这些现象概括起来，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提高到再生产理论来说，这是生产同消费脱节。马克思说：“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1、94页）当前消费不畅，再生产的终点受阻，循环和周转发生了困难。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用过去的老话说，国民经济要顺利发展，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积累和消费要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现在国民经济的核算制度变了，话不这么说了，但这个理还是客观存在。这就是，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中，投资和消费要保持合理比例，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据统计，2002年用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亿元，其中最终消费为亿元，占比重58.2 %（称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为亿元，占比重39.4 %（或称投资率），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2535亿元，占比重2.4 %。

　　

　　如果我们的分析停留在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这个层面上，还看不出老百姓的生活改善的状况。因为按照我们现行的统计方法，最终消费又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世界银行最新的统计方法，不把两者合起来，直接列出其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以一眼看出居民消费----现改称“家庭最终消费”的状况）在我国，政府消费所占比重比西方国家大，如果只笼统看最终消费率，就看不出居民消费的状况。如2002年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77.7 %，政府消费占22.3 %（美国2000年政府消费只占17.3 %）。经过简单计算，就得出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5.3 %（美国2000年居民最终消费率---现称“家庭最终消费率”为67 %），比1978年的48.8 %，要低3个半百分点。时间过去了近四分之一世纪，人口增加了3亿2千多万人，但老百姓在国内生产总值这块大蛋糕中所占的份额却缩小了，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过去的四个五年计划，除“六五”计划时期居民最终消费率是提高的外（由1980年的50.9 %提高到1985年的52.2 %），其他几个五年计划都比八十年代初期要低，而且每况愈下，到“十五”计划的2001年为46.6 %，2002年为45.3%。据国家计委“十五”计划安排，到2005年居民最终消费率为50 %，还达不到1980年的50.9 %。现在我们的宏观经济面临的状况是，一方面内需不足，扩大再生产乏力；另一方面最终居民消费率却逐步降低。这是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尖锐矛盾，当然这是一个应当、而且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十五”计划的执行，还剩下两年多时间，调整最终居民消费率，还来得及。“十一五”计划正着手准备编制，对最终居民消费率应作重大改变，有步骤地予以提高。建议：以2000年为基点，最终居民消费率大体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58 %左右；投资率大体降低10个百分点，达到28 %左右。这样安排，投资率比发达国家要高很多，可以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居民消费率虽然仍属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比现在提高，可以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既是经济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切实有效的途径；也是政治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举措。

　　

　　提高了居民最终消费率，合理处理了投资和消费（建设和生活）的关系以后，还有一个合理处理居民与居民的关系问题。据世界银行的最新资料，目前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程度，仅次于美国，比日本、欧洲国家都严重。如吉尼系数（对收入分配不均的一种量度）中国1998年为40.3 %，仅次于美国1997年的40.8 %；日本1993年为24.9 %，德国1994年为30.0 %，法国1995年为32.7 %。最高收入10%的群体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同最低收入10%的群体所占比重相比，两者的差距，中国为12.7倍，美国为16.9倍；日本仅为4.5倍，德国为7.2倍，法国为将近9倍。（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告》第236-237页）我们的最终居民消费率提高后，在分配上我赞成雪中送炭，反对锦上添花。“十一五”计划应大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有的生活还相当困难；对高收入阶层，则应当用累进所得税等办法对他们的收入进行控制，以缩小差距，这是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