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适”从哪里来　　

　　

牛海波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普适”的名义下发表所谓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高论”，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教育”他们眼中的所谓普通大众和挑战他们的伦理底线。　　

其实，在这些人中，有不少熟谙所谓的普适的本质，正是这些人把普适打扮地花枝招展，就象金融投资家设计的极其复杂的金融工具和产品，然后不遗余力地推销到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更多的人大概是只能看到“风月宝鉴”的正面，不能甚至不愿看看背后发生了什么。　　

不管对普适的理解有多少差别，比如很多人就把普适用当作普世，但有一点理解是共通的。那就是，我们都是从“人”中去说明普适。因此，要真正把普适说清楚，就要把人说清楚。　　

人的本质隐藏在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动形式中。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但人则不同，人要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识的对象。　　

这样的人，必然是双重意义上的人：首先，做为自然人，一方面，要尊重和服从自然规律，以从自然界中获取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来繁衍后代；另一方面，人不是简单地适应自然，而要改造和超越自然，创造属人的世界。其次，作为社会人，一方面，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被既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发展和创造；另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要不断打破既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实现更高的发展。第三，作为思想的存在，一方面，人是受教育者，被已有的思想所束缚；另一方面，人是新思想的创造者，不断打破着传统的束缚。总之，人是既定秩序的守护者和服从者，又是既定秩序的批判者和超越者；是守护、服从、批判和超越的统一。简而言之，人是双重意义的存在。人的双重存在意味着人是历史性的存在，要在顺应和引导历史的进程中创造和确证自身。“人是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刻，他都正在成为，而又永远尚未成为他们能够成为的那个人。”马克思的表达更为清晰和深刻，他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　　

这样的人，其历史困境和未来命运就取决于时代的生产方式。具体而言，人在分工和交往中的位置，决定着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未来命运。不可否认，人在身体和智力上确实有天赋的差别，甚至对少数人而言，这种差别是不可企及的。但是，这种天赋的差别只是在分工的意义上才能发挥作用，从而对人的社会地位和未来命运发生影响，而不能决定人的命运；相反，一旦脱离了时代的生产方式，这种天赋永远不会为这个时代的社会所承认，形成时代的悲剧。《红楼梦》中的美丽少女在今天的眼光看来，都是“天生我才”一般的人物，但是她们的才华永远都不可能在封建的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条件下走出大观园。甚至，除去她们的宝玉哥哥，没有人能够看到她们超脱流俗的行止见识。事实上，这样的情形并不只是发生在小说中，而是不断在历史中上演，也同样在现实中上演。这样，那些在分工和交往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人渴望打破既存的分工和交往秩序，而那些在分工和交往中处于有利位置的人就要维护既存的分工和交往秩序，这是根本的利益对立。要强调是的，我们不反对分工和交往，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要反对分工和交往的固化，这才是历史的反动。　　

为固化既存的分工和交往秩序，意识形态就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高明且有效的工具。借助意识形态，可以把生产方式带来的根本利益冲突转化为一个包含道德判断的观念差别。比如，所谓的“仇富”的提出，极其巧妙也极其不道德地把一顶道德上的大帽子就盖在了所谓的“穷人”身上，成功捍卫了所谓“富人”的利益，巩固了既定的分工秩序，切断了社会正常流动的通道。　　

显然，所谓的普适，本质上就是某种意识形态，尽管没有人愿意承认。其隐蔽性和实质在于，它把人在生产方式中形成的历史位置固化某种抽象的属性，并归结为人的抽象性假设，或者在自然的名义下，或者在道德的名义下，或者在理性的名义下，比如经济人假设。而抽象的人必然是普遍的永恒的，因此，这种假设其实就是为有利于自己的秩序和利益提供合法的永恒性论证，道理如同皇帝用天子的名义说明自己永恒统治的合法性。当然，我们不因此反对普适。而是要说，普适有普遍性，但只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处于相同位置的人；普适有持久性，但没有永恒；普适有相同的名词，但没有超越根本利益差异的共同定义。　　

因此，劳动者需要用相同的普适性语言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