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腐败发生的本体来说，发生腐败行为的不是普通的农民，不是普通的职工，而是掌握具体职权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是党员，也都可以不是党员，完全是以他是不是掌握具体职权为本质。因为一个普通农民或者普通职工，即使他是党员，他也没有腐败的条件和能力，因为他不掌握具体的某种职权，所以不存在以权谋私的可能性。而一个掌握具体职权的人，不论他是否是党员，他都有腐败的条件和能力。所以说，腐败问题的本质首先并不在于党员的问题，与党员的身份无关。
政府权力的腐败，是危害最大的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政府人员与政府本身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是两个主体，腐败的是人，不是权力，是人在利用权力腐败。而权力之所以能够被利用，是因为权力本身是不可制约的。所以，人和权力是两个意义，人可以腐败，但那取决于权力在客观上的不可制约性。如果一个权力在客观上是受到有效制约的，那么人就没有机会腐败。一个党员如果掌握了不可制约的权力，也难保不会腐败，而一个不掌握具体权力的党员，就没有腐败的机会。所以说，一个人腐败与否，本质上并不在于腐败的人是否是党员，而在于是否是掌握了不可制约的权力。所以腐败不是党的问题，而是权力在客观上不可制约的问题。
党掌握的权力，根本上在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政府的公共权力存在和运行于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与党的执政权力是有关但有差别的两种性质的。党员个人的腐败是因为他掌握了政府的公共权力，是在于政府公共权力性质的腐败，但不能代表党的执政权力的腐败。政府公共权力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基础而存在的，与市场经济有直接关系的是政府的公共权力，不是党的执政权力。所以是政府的权力在腐败，不是党的执政权力在腐败，也就不是党本身的腐败。
党员个人的腐败，是基于政府公共权力的腐败，所以反腐败所打击的是腐败的个人，不是党员。换句话说，不能把党和党员作为腐败的根本因素，起腐败作用的是政府的公共权力所赖以执行的个人，所以反腐败在根本上是要针对与政府公共权力的具体执行有关的人，不论这人是不是党员。
反腐败应当是两个层次的，直接打击腐败行为的是小的方面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效果未必理想；改革体制、完善法制以避免腐败行为发生的是大的方面的。所以，不仅是要坚决依法打击腐败，最根本重要的是必须在体制和法制的关系上加以完善和发展，使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从而在根本上避免腐败。只有这两个方面都具有充分的完善和发展，才能使经济社会良性发展，才能使人民生活真正幸福美好。
中国共产党没有腐败，所以就应当带领人民认真把腐败问题解决好！

“既得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是什么？本人无能，脑子里天生就没有这样的概念含义，不得解释。上网查，在百度百科里面有，如下：所谓既得利益，是指借助于公共权力谋取私人或部门的特殊的、非正常的或不正当的利益。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凭借不合理的制度或社会整合错位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特殊利益群体，即我们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集团就是这些既得利益者思想与行为的群体化，就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其所谓的既得利益而结成的集团。
这里不是有意要说“既得利益腐败”或者“既得利益集团是腐败集团”，是因为在腐败、反腐败以及改革之间，“既得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都是很关键的词汇。既得利益不是腐败，但绝对与腐败有关。
“干部，女干部；首长，女首长；代表，女代表；委员，女委员。”不知道这样的词语说起来是好话还是坏话。就连小孩子都知道，自己的爸妈如果是干部或者大干部，就会在别人的面前高人一等，说话的口气是高高在上的，而别人却像是小狗一样低三下四的。但是孩子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也不明白这其中有什么利益关系和利害关系，所以，孩子只会潜移默化地学习，会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官儿，会有一身的官气。有了官气才具备当官的素质。所以，官气和官老爷的素质都是从狗身上学来的。
那些干部、女干部要么是顾忌利益，要么是顾忌利害关系，会与首长、代表或者委员们很好地打交道，人情世故总是会让相互之间感到满意、快乐和富足。所以，以钱、以色、以性关系为内容来相互交流总是会让相互之间倍感满足，这种满足感远远地超越着普通人的幸福感。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人家那么喜欢钱，喜欢美女，喜欢房事。普通人的爱情、奋斗和幸福远远地比不上人家的这三件宝。所以，反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刹住它的钱，刹住它的女人，刹住它的内裤。
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的坚强领导，是国家的中流砥柱。这话听起来有点儿像骂人，但这不是骂人，确实是这样的。那些腐败的事实和现象，就是真正让别人觉得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个“第一腐败的大党”，所以别人一定会去骂，这当然也不能全怪人家骂得不对。毕竟，全社会的腐败现象是存在的。
人民选择共产党，是要让共产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国家需要共产党，是要让共产党来维护和促进国家根本利益的。不管是谋幸福还是谋利益，都必须得有权力；没有权力，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党必须掌握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这很重要。但是，发展市场经济不是干革命，掌握政权不能用来搞斗争，所以权力的性质和形式要在适应和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有所转变。这种转变有着本质上的两种要求：一是不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二是符合市场经济特性的公共权力的本质。那么，前一种本质仍然是在于党，这不需要什么改变；后一种本质则在于政府。政府不是个斗争工具，而是个职能主体，所以，党执政只能是领导政府，却不能替代政府。当然，在具体的改革当中，党与政府的这种关系基本上得到了正确处理。所以，党的权力与政府的权力之间既有着本质上的关系，又有着客观上的差别，不完全是一回事。
党的权力不直接参与或者说基本不参与市场经济，所以不需要在客观上从经济基础的层面上对党的权力形成制约，而政府的权力由于直接参与市场经济运行当中的各种关系，所以在客观上就要求从经济基础的层面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那么，也恰恰是由于党的权力不需要受到这种制约，所以政府的权力也就随之而没有受到这种制约，这是个自然而然的事实，人们的思想认识没有跟得上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使得掌握权力的干部们有能力以权力相互交流，在人情世故当中满足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和需求，并且排除与己无关的存在于群众和社会当中的各种利害关系。那么，这就必然导致腐败的滋生蔓延，必然会在公共关系上丧失对各种利害关系的正确处理，进而损害到权力关系之外的他人和社会。所以，党对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的领导，实际上是必然损害党本身的“利益”，或者说必然对党自身造成损害。
制约政府的权力，不是制约党的权力，而且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也需要党本身的努力。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政府的权力受到有效制约以及应当采取什么方式来制约政府的权力？无论如何作为，如何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制约，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经济基础当中，能够真正对政府权力的运行产生实际效果的监督，只能是惟一地在于和来源于人民民主。没有基层的人民民主，就没有真正有效的来自经济基础的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因此，只要缺失人民民主这一环节，政府权力的腐败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只有党对政府的从上往下的监管或者只有人民民主的对政府从下往上的监督，都不能真正有效地对政府权力的运行起到切实有效的制约作用，这一上一下的两个方面应当平衡好，协调好，统一好才有效。
腐败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出问题，就必然导致出现腐败问题；经济变化了，腐败也就随之变化；反过来，腐败也必然导致经济基础出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既得利益”一向被认为是改革的阻力，但这也要具体来看。如果说是政治改革，那就不是阻力。因为党的权力天生就具有革命性和斗争性，而“既得利益”本身与党的权力无关，所以不形成阻力。如果说是经济体制改革，那就必然会形成阻力。因为政府权力的不可制约，必然对既得利益形成有效支撑，政府权力的因素对经济改革的利益分配必然形成支持，必然能够取得优先权和决定权，从而造成分配不公。所以，政府权力的不可制约反而会成为经济体制深入改革的阻力因素，损害经济发展和稳定改革。
不可制约的政府权力与腐败是两回事，很难把二者等同起来，但是二者对经济社会所造成的损害之间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干部们是掌握政府权力的人，而腐败是干部们造成的，所以是干部们在腐败着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被腐败了，党就在名义上被腐败了。
所以说，党本身没有腐败，党是被腐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