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看吃房地产蛋糕

不做房奴

房地产真成西饼蛋糕的朝阳产业了，房地产开发商固然可吃，金融投资投机者坦然可吃，政府欣然可吃，颇感手头宽裕的中下层干部、知识分子可吃，现在风靡一时的所谓中产阶级当然可吃（他们一下子无法花去的超高收入，正一套又一套地在多地多处投入购房，收租养房，保值或增殖、转手），甚至无工资收入的市民、低工资的工人也异想天开去吃，连好不容易在晚年积下来几个钱的退休老人，也想着弄个房保值养老，或者原住房由“养老银行”转租——自己入住养老院。这些，我是到这两年才逐渐明白，有了伟大的“财产性收入”的政策性引导才终于明白的。
其实，房地产蛋糕大宴，从岭南、沿海发展到北方大中城市，早已经闹腾了好多年。早在1988年全民勇闯物价关时，就有先觉者提醒买房比持币高明。
好多年前，旅行到珠三角先富裕起来的地区，亲眼看到地方政府官员、工商实业发家的人们，把原公家的旧宿舍出租给南下的蓝白领打工仔或农民工，在渐次开发的新区建独栋洋房，然后是一个又一个豪宅，如换时装般替换。在长三角，见一些当时大中城市的国营老厂搬出老城中心，另辟城外农地，盖新厂房上新生产线，原址的土地转变成了高价的新颖小区，商住建筑火红起来。当时也觉得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此法在工业基地的东北，在西南、西北的一些工业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等等），沿袭采用，在催生一批批下岗工人、撵走一群群工人居住区的住民（近如武汉青山一冶工人区）同时，也引来了最先的港台、韩国投资者，造就了第一批倒国有房地产致富的买办新贵。后来在京津等北方大中城市，见到一些国营大厂的干部、工人，听他们说市场不景气，生产一直不佳，干脆停了生产，将硕大厂区一片片地和厂房楼宇出租，以至转让出去，也算维持了薪金奖金不亚于其他单位的一时小康。在众多小县城外围，一片片小院、别墅和高级私宅悄然而生（与1970年代的公款盖宅浪潮有所不同）。
我们中的一批人终于在改革开放中富裕了起来！
后来，结识了一批京城的干部，原来总说是低收入感到寒碜的他们，除了薪金渐次、迅猛抬升，公务员成为最抢手的位置，欣喜有加之外，公房和央房的私有化、上市，终于使他们明白，虽然共产党几十年的低工资政策，但是，到今天给了他们一套、两套二环三环内城里的住宅，他们终于成就了可观的、有产的梦想。在北京向国际大都市转型的同时，在房地产飙升同时，常常听到他们在办公室或私下相互传递租房和买卖消息，手里的旧房产已涨到50万、100万，200、300万的卖价（套）……感谢共产党！没有亏我们呀，天生我低工资“必有用”！前些时，贪吞旧城市拆迁补偿费款，动用黑社会势力驱逐原住民的恶性事件，不绝于耳；现在，要不断重新规划或实现规划，政府管理部门和开发商需要对付的，不单是那些小胡同老城区的城市“刁民”，文质彬彬的机关干部和其他公职人员，也等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深入——还有一大笔要赔付的款项。
在京城和其他地方，1990年代以来，学校、科研机关、部队建筑、大中企业等等，沿街建筑竞相改为商业出租，繁华似锦、琳琅满目、灯红酒绿，既活跃了城市第三产业，也聊补公职的收入。但这种繁盛未必是给城市增辉，确实是破坏了城市和公面观瞻，变质了大家的求富心理。特别是，好些政府、事业单位，跑遍关系、巧立名目修建起来的新建筑，也仅仅是用某某“中心”的名义，盖一幢幢宾馆、招待所坐收房钱。君不见：审计署曾经通报、媒体曝光的京城莲花桥东北角，那水利部动用事业款项修建的豪华宾馆？此类违纪建设房产全国该有多少？国家公职人员一改几千年宣扬标榜的“重义轻利”，追房而逐利，在京城和许多省会城市、中小城市，官员和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追求多占福利房，巧立名目设福利低价房，以至追求占经济房、占廉租房、占军转地低价房……目的只有一个：为自己和儿孙谋福利，积聚自己的“财产性收入”。
在房地产商一再宣传造势说市场供给不足的同时，全国空置的成套别墅、商住面积，掠荒待建的土地该有多少？它们积压了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多少资金（几年前，珠三角和海南某些经济发达的中等城市，动辄空置建成面积数百万平方米）？全国每年增加财富的几分之一被抛掷在这个蛋糕陷阱里？加上空前的大幅房贷风险，你能说清楚国家和公民猛食高糖高脂的蛋糕，在金融血液系统里积聚了多少致国家财政经济中风的污垢和病患吗？今年12月13日的《南方周末》，载有华远集团的“地产总理”任志强对房市的分析与高见，他认为每盖好一套房，就要卖出两套房，供需缺口大着呢！而全国住宅面积只有3.48万亿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海南岛，仅占国土面积的0.3%；如果拿出1%的国土来建住宅，16亿人就满足了！（系报上原文数字，记录刊印可能有误）按房产巨鳄的心理和分析，建设投入和积压，还远没有到位呢！我一个老同学在广州做房地产，他早就预言政府将系列费用要开发商承担，会迅速转嫁到客户身上，涨价是必然。
我终于弄懂，我们正在成为全民——食房地产“蛋糕”的国度，供房产“蛋糕”的国度，在买房者蜂拥而至同时，少数人成为把握多套住房的房主（Landlord or‘Houselord’），多数人成为需要一套起码住房的房奴；好多刚就业的青年人“以手抚膺坐长叹”！？我常常与人感叹，我要刚刚就业的话，难有在这金钱高压氛围下挣扎的勇气。我们的干部、知识分子、市民，甚至部分工人，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过去的运动要驱逐的食利的房产主。更可悲的是，我们曾经夸耀我们地大物博，是勤劳勇敢的民族，现在看来，我们似乎是圈地求发展的、掠夺资源促富裕的国家，是靠土地房产维系财富的食利国民。一些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总是说要促进中产阶级的成长，要以房地产拉动内需，看来他们是在引导全民走向误区。
我的一个老朋友，想借退休后的时光写点革命回忆之类，但每每难以进取，力不从心，原因就是他老在那儿倒腾房屋，专注房市，盘算房价和利率，以房养房增殖货币收入，难得静心，精力没法集中。我劝他，你又要回忆革命年华，又要和别人一样去房海股市激流勇进，盘算别人的钱，二者难以周全。没想过你欣欣然挣来的几个钱，正是从没有起码住房和积蓄的打工仔手里获取的吗？
我们难道已经黔驴技穷到不能靠本领创造，而非要靠买卖房产度日了吗？
我们的革命先烈，打土豪分田地，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一个新中国，难道他们期盼的就是一个充斥着新一代地主、房主和数亿房奴的中国吗？我们在1950、60年代用政策剥夺了一个不大的房主阶层（本人并不赞成这种对小有产者的极左的剥夺政策），今天非得活生生创造一个得以哄抬市价、垄断资源、豪夺资源的私有房产主去加盟的剥削阶级吗？革命党的干部、知识分子里形成新的剥削、食利阶级，就是所谓的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转换吗？
我们21世纪的人，为什么非得回到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用过去几千年的小农思维模式和置地养房的传统生活方式，来道貌岸然地圈地，进入所谓的“现代城市化”呢？一个靠吃不动产福利和级差地租生存的民族，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民族；而靠房地产财政、靠“盘活”祖先给予我们的所有资源去“风光”的市政府，总不是一个具有先进执政能力、充满希望的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