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己丑岁蒲月十四日（2009年6月6日），由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和西北大学社会科学系联袂举办的“普世价值与和谐社会构建学术讨论会”在西北大学召开。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会长，西北大学周树智教授，省价值哲学学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王玉樑研究员，权文荣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杨文极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刘进田教授，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吉发教授，戴生岐教授，西安理工大学赵华鹏教授，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曹飞教授，西安政治学院王书道教授，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刘孟学教授，西安市社会科学院李骊明研究员，西北大学李建森教授，高字民教授等三十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在西北大学化工楼一楼会议室里就“普世价值”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现就会议取得的成果作以下简要综述。

一：关于“普世价值”提出的依据和时代背景

（一）：关于“普世价值”提出的现实依据

首先，周树智教授谈了理论依据。周教授认为，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普世价值”既不能讳莫忌深，闭口不谈和全盘否定；也不能没有分析，人云亦云和全盘肯定。应该看到，“普世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书立说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党第四代领导人明确肯定的价值诉求。在马恩所著《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和《费尔巴哈论》等经典名篇中，马恩明确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而这就是“普世价值”。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就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是普世价值。同时，胡锦涛总书记二零零六年四月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讲演中所提到的“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价值”的概念，以及温家宝总理在二零零六年九月接受五家海外媒体的共同采访和二零零七年二月发表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等，都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即“普世价值”）持肯定态度。

其次，刘进田教授和戴生岐教授则分别谈了“普世价值”的人性依据。刘教授认为，“普世价值”的依据是基于人性的共同性基础。他说道，每一个人都在某些方面像所有的人；在有些方面像一部分人；在有些方面谁也不像。前者就是“普世价值”的共同的人性基础。他认为，过去年月我们用阶级性否定人性的共同性，现阶段又用民族性来否定人性的共同性，这都是一种偏差。戴生岐教授则认为，“普世价值”首先是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应该”和“善”。这个“应该”和“善”的人性基础就是“为己利他”，她是最基本的人性和最有广袤性和稳定性的普世性的善性诉求。比她更高的道德境界是仁爱和宽恕，但这些都不具有普世性和根本性。当然，比“为己利他”低一些的“单纯利己”更不能作为“普世价值”。这也就是我们反对“范跑跑”的主要理由。

再次，王玉樑教授则认为，“普世价值”的依据是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比如，我们防“甲流”，是因为这一善举有利于整个人类，所以说就是“普世价值”；再比如，我们现在致力于中美合作，也是基于现实的中美两个国家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来考虑的，离开了人类共同的利益基础，就要慎言“普世价值”。他同时指出，普世价值往往更多地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情况比较复杂，最好还是要对有关这方面的各种观点多做具体分析，不能盲目迎合某些观点。

　　　在总结上述同志发言的基础上，李永胜教授则提出了五个“共同”是“普世价值”的依据。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实践需要”，“共同的意识”（即“全球意识”），“共同的人性”和普遍交往关系中产生的“共同的交往理性”是“普世价值”的综合性依据。

（二）：关于“普世价值”产生的时代背景

　　周树智教授认为，“普世价值”之所以成为热门话题，这是和现阶段左右两派的争论分不开的；同时也是和有正义感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方法论为指导，不断深入地研究相关重大现实理论问题的努力分不开的。刘进田教授则认为，我国现阶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时代任务和民主法治等为主要特征的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也把“普世价值”的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刘学孟教授则认为，“普世价值”现在之所以耸动人们的视听，这是中西方两种相互斗争的意识形态在较量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现象。王宏涛教授则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制约了公平正义价值诉求的实现，这也是催生“普世价值”大讨论成为热点的时代触媒。彭鹏教授则认为，“普世价值”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是和一系列社会灾难的产生分不开的，比如，从传播学角度看，美国好莱坞电影制作中心所制作的一系列灾难片，往往就是承载传播“普世价值”的有效载体；而中国二零零八年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以及人们在抗震救灾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大爱精神，使得“普世价值”的讨论有了一个深厚的现实土壤，并使得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播远流长。戴生岐教授在此基础上则进一步指出，以汶川地震和二零零八北京奥运会这些令人悲欣交集的“宏大叙事”为契机，在此基础上我们民族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回归，也使得“普世价值”的讨论有了一个深厚的民族精神依托。而王文极教授则认为，“普世价值”的讨论之所以方兴未艾，这是和党的十七大以来特别强调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宣传分不开的，而且对“普世价值”的把握，也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精神为指导。

二：关于“普世价值”的概念界定，基本结构要素，本质特征，衡量标准和内容旨归

（一）：关于“普世价值”的概念界定，基本结构要素和本质特征

　　周树智教授认为，所谓“普世价值”，就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所有的人所创造的旨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理论体系，行为模式和价值物的存在体系。而刘进田教授则认为，“普世价值”是人类中低度的也就是大众化的价值追求。而且这一追求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生成和实现的，并且也只有在历史的进程中才能不断从狭隘走向广阔，从多样走向趋同，并最终摆脱动物性的相互残杀，走向文明的“同类不相残”的“类意识”（即“普世价值”）。王书道教授受中央领导人的启发，则提出了对“普世价值”的重新正名的问题。他说，最好用“国际公认价值”代替“普世价值”，否则，就容易遁入西方的话语陷阱，而且“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的确带有西方霸权的色彩和“强制推行”的劣根性。王文极教授和权文荣研究员等人也表达了近似的看法。他们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价值（包括前苏联价值在内）的代名词，而这个价值体系的本质特点就是它的虚伪性和反公平正义性。关于“普世价值”的结构要素，周树智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普世价值”主要有三个要件：一是她有一个客体实然性的价值源泉；二是她有一个主体应然性的价值标准；三是她还有一个实践的未然理想性的价值目标。周树智教授还认为，“普世价值”的特征就是她的非独立性，关系性，人类性，阶级性，科学性，历史性，时效性，暂时性，变通性和发展性等等，而涵盖阶级性和科学性在内的人类性是“普世价值”的最本质特征。戴生岐教授则认为，“普世价值”的最本质特征就是马克思说的“类特性”，而现实的人首先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并且产业工人大军就是“类”的化身。具体看来，人所承载的关系主要有四重，一是“天－－人关系”；二是“人－－人关系”；三是“物－－心关系”；四是“身－－心关系”。从这四重关系中，必然会“媒介”出四个方面的“普世价值”。一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世俗幸福价值诉求；二是在政治活动中产生的公平正义价值诉求；三是在文化产业活动中产生的致力于“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建构的价值诉求；四是在个人心灵活动中产生的人格完善的“本我”提升和建构“超我”境界的社会关爱价值诉求。

（二）：关于“普世价值”的衡量标准和内容旨归

　　彭鹏教授认为，“人的发展”或人性的回归与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应该是衡量一种理论或一种社会行为或一种实践创造物是否体现“普世价值”的唯一标准。周树智教授则认为，“普世价值”存在于人类社会以下四个方面的活动中：一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与活动中产生的“普世价值”；二是人与人在交往活动中产生的“普世价值”；三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普世价值”；四是文化活动领域中产生的“普世价值”。而刘进田教授认为，“普世价值”中渗透的元素主要有欲望，自由，幸福，理性，民主和法治等等。戴生岐教授等学者则认为，“公平正义”原则和价值诉求是“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

三：关于“普世价值”研究的基本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

（一）：关于“普世价值”的研究问题

　　权文荣研究员等人认为，在目前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语境下，应该把以下问题作为研究“普世价值”的重点问题：一是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研究；二是马克思主义普世价值观的研究；三是西方“普世价值”的研究；四是马克思主义普世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关系的研究；五是“普世价值”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赵本义教授认为，应该把经验主义和超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放在当前，应该以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为主；权文荣研究员则认为，应该把“科学的抽象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刘进田教授则从四个方面讲了自己对研究方法的把握：一是从现实性与学术性的统一中考虑；二是从审慎性和勇敢性的统一中考虑；三是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考虑；四是从公共性和文化性的统一中考虑。高字民教授则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急需“玄之又玄”的本质主义的研究方法，而是现象学的或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最为紧要。惟其如此，才能对现实政治进程产生影响力。

（二）：关于“普世价值”的研究取向

李永胜教授和沈睿教授等人则介绍了目前研究“普世价值”必须注意接纳的几个取向：一是超验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取向；二是“应该”或“善”的伦理学的研究取向；三是约定的法律学的研究取向；四是规范论的人类行为学的研究取向；五是“有限论”基础上的普适性的研究取向。

四：关于“普世价值”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周树智教授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普世价值观为指导，才能在纠拨来自左或右两方面对“普世价值”的扭曲，并且形成最广泛的共识，形成最大的合力，为共襄中国特色的有序民主政治建设等宏大叙事做出贡献。他认为，在实事求是的总原则指导下深入研究“普世价值”，可以为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三大制度的优化提供思想价值武器。这三大机制就是在完善党内民主基础上的由内而外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的领导制度；以及自上而下的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政府领导制度和自下而上的有序民主的监督党和政府工作的公民参与制度。戴生岐教授认为，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考量，中国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普世价值”应该把社会关爱价值作为主参量，惟其如此，才能整合经济过程，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中形成的“普世价值”元素于自身，才能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切实可行的价值指导。杨文极教授认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旨归的“普世价值”的研究，必将为克服经济基础中的“消费异化”问题和发展生产力中产生的“三农问题”以及“新三座大山问题”提供价值武器；也同时为政治体制中的不民主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腐败问题提供价值旨归。同时，也会极大地优化我们的精神家园。李永胜教授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是建构利益均衡机制，而利益均衡机制的灵魂则是“普世价值”的核心观念公平正义，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完成公正的制度设计。与会学者中的多数认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对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极有好处，也对于构建和谐世界，坚持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揭露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产生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