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革命派努力向资改派（词汇体系）学习（草稿）
1、文章写作的追求方向
首先得声明，此问题是针对革命派而言，是在学习并掌握了革命道理的前提下，或者说，是站在无产者立场，为了其革命行动，发挥出改造中国社会的更大作用，才提出了需要学习并研究革命的对象问题。不是为了服从或乞求资改派而去迎合他们所需，是指革命所需，为了有效地制服并取代中国式资改派而言。
有一位叫【siqy】的网友，给我的拙作，提了一个十分宝贵的意见，对我很有启示。一方面，我知道自身的文字能力差，要表达一个意思，很难清晰地让人们确切理解；另一方面，我更明白，不同的阅读对象，有着不同的词汇体系，也相应有着不同的理解角度。这位网友诚恳地对我写道：“文章不足的是;标点符号的运用有些问题，看着有点吃力；文章的结构、条理不是很清晰，如果让基层群众来读，可能会让他们感觉到云里雾里，体会不到文章的中心立意；另外，建议作者摒弃资改派的词汇体系，这种词汇体系的创立本来就是用来麻痹和蒙骗劳动人民的，应该学习毛泽东的文风，写文章就是要让广大的劳苦大众都看得懂。”
网友的提示很宝贵，言词之间，足见这位网友对我的文章很重视，认真地投入了许多时间与精力（还有几位评论者，表达了对于作者的关注之意，在此一并表示作者的感谢），没有他这些诚恳的意见，也不会引出我写作此文“恳请”的一番思索，大概也是相互之间，作用力与反作用的一种头脑运动吧。本想简短地发一个回帖，但觉得问题很重要，需要专门讨论一下。当我写了一些之后，更觉得需要深入分析，顺便把目前的社会问题，在其它文章中要讨论的内容，也略带着在此说一说。这样一来，文章又太长了，如果您有点不耐烦，请准备分几次阅读，至于没有兴趣的，也就不必了。在此先把文章的意思，归结为一句话告您就得了，革命派能否战胜资改派的决定性战役，就在“学习”两字，在于能否学好资改派的“词汇体系”，尤其包括含于其体系内的“知识系统”，是促使资改派的理论得以立足于中国上层建筑，具有支配生产关系功能的一种统治工具，也是本人觉得可以通过批判而为工人阶级所利用的工具性词汇体系，把不属于生产力的东西，化为生产力的知识。如果不同意我这句话，那就容我说说这理由从何而来，最少花一天时间，耐着性子把文章读完了，再帮着评论一下。因为在讨论“学习”这个观点时，咱们不会仅仅当成一种自我的修养措施，最后还是要提出革命派在当前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也是将革命派大规模地组织起来，首先需要采取的第一个举措。
由于我的文章，也想搞一个系列，总觉得不搞系列，就不足以说明社会问题的内在联系或处理线索。大的主题是要让劳动的规范与激励，指向同一个社会目标，小的战术性论述，是以劳动条件的排障与创新，一个接一个地分析。而根本性地改变劳动条件，一旦要提出来，就会涉及最高领导的核心决策，就将引起整个领导层的思想波动。我这样说，也许有点耸人听闻地夸张了，难以叫人置信。但可以坦率地说，这不是我的哗众取宠，而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有着引人入胜的神奇魅力。实在是因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太伟大了，包含着改造社会的一切奥秘，任何一个劳动者，只要肯在马克思研究的崎岖小道上，辛勤地向前攀登一步，都会有所发现，有所创见，领略社会现象背后的政治路径。而一些不想自己努力，总是攀附在别人的思想脉络上，自持清高于一孔之见的绅士，虽然也能有所进步，但进步的速度与成效，就不一定是自己所能希望的。
我对文章写作之目的，是不消加以多说的，三言两语不就完了，而全部问题的分析，就在于实现目的之方法。写文章所要宣传的总体思想，其实就是宣传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推广。我希望网友们，在掌握大量的实践数据或经验之前提下，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思路，深入数据背后的原因，进行持续地分析，不是分析一二个原因，就匆忙做出“姓社姓资”的结论，而是分析为什么会有相反的结论，为什么我们的结论不能付诸实施，为什么革命派理直气壮的政治要求，不能被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央所认可，要分析原因的原因，要分析之后继续分析，原因的原因，不能随便中断，直至深入到看不见的事物内部，揭示社会机制的内在联系，开拓咱们前进的路径。在人的利益动机与劳动过程中，要分析什么叫“私有制”，哪些私有的制度，可以推翻，哪些已经在推翻，哪些很难以推翻，为什么推翻不了，哪些的私有化关系，是不必要推翻的，哪些甚至是不可能推翻的，反而对劳动的发展不利。就这样层层追究下去，就会发现一串又一串的逻辑联系，革命者的动议，就能在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建立起可行性很强的逻辑联系。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要义是“联系”，整个世界都是在相互联系的网络中，都在进行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如果不思考方方面面的相互联系，不将一盘散沙的各种事件发生，联系起来分析，不在脑瓜中建立相应联系的反映网络，而常常停顿在社会现象的罗列，这就很难理解唯物辩证法的中心思想————“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十分显然，我要推广或扩展“唯物辩证法”的应用领域，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在用来交流思想的语言应用上，也还存在着重大的矛盾，面临着两套语言系统之间的隔阂。一方面是唯物辩证法的原理阐述，都围绕在哲学家的词汇系统，很少有生活气息的简明用语，难以打破枯燥乏味的说话习惯，总是干巴巴的。即便党中央的《政治报告》，语言虽很通俗，但也味同嚼蜡，读了令人生厌。然而这样缺乏可读性的文字材料，却是维系并决定全国老百姓命运的重大文件，应该说，从利益所需来看，是人人必读的文件呵；另一方面，老百姓的生活语言，包含着诸多的生活哲理，但恰巧又都是远离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往往是历史唯心论，或者说机械唯物论的翻版，脱离客观世界的真实道理（一般把此种“脱离”，称为“扭曲”），远离人类劳动的历史规律，但从个体实践的视角来认证，并不见有明显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无所谓错与对，是其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利益的竞争所必须的道理。不说也明白，同样有着很大的科学成分，不能全说是错的，但也不能因为来源于生活实践，就得说它是科学的。即便著名人物的个别言词亦如此，简洁，富有生活哲理，适于政治活动的标准。倘若要较真，适于权谋却不适于劳动，从人类的历史规律看这种来自实践的思想，作为判断标准的一些言词，简直是废话，有碍于人们的真理性认识，体现不出对于真理的确认。
就这个意义上看，相对于社会的管理体系说来，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甚至，人们的一些实践，投入了生命的代价，也不足以证明其实践，有什么标准的意义，“标准”性的边边儿都沾不上，谈何“唯一”性呢？成天叫“实事求是”口号的人，现实中所办事情，实际也并非求取“是是非非”的真实道理，只是在求其口号下的意志表达，具有他人不得不服从的权力性而已，并非能说明所办的事情，是不是糟透了。唯一的标准，并不在您和我手中，也未必在三个代表们的手中。人们各自的标准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很难有公认的“唯一”概念。但资本家专制的领导方式内，三个代表者的说话，就是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或者说是规定中国走向何方的唯一标准和标准性依据。他们说“资本权”比“劳动权”重要，作为中国促使劳动权服从的唯一标准，他们说赌博经济可以引导劳动经济，是解放生产力的根本途径，那么，从您的真理标准中，无论意见有多大，都没用，广大的劳动人民有天大的意见，也不算真理的标准。除非像“通钢”人民，用令人醒目的“语言”，尝试他们的表达方式，表达他们以劳动经济主宰企业的意愿及其劳动实践，达到了特色理论所注意的可承受度之外。但他们意志鲜明的说话或正在行动的实践，仍不会比三个代表的说话有用，不一定能成为“中国式”上层建筑所认可的“真理”，更进一步地说，要想界定改革力度超出中国劳工可承受度的标准之一，要想成为付诸全中国人继续实践的真理，还是困难重重的，还得经过三个代表们思想认识这一关检验的，并非需要别人的实践所检验的。
所以说，判断真理的检验标准，可以专制化，主观化，指导实践的标准真理，也就可以分散化，各自为政，真假难分。通过权力的专制作用，影响到实践过程中的真理标准，摇曳不定，只具有权力人的个人主观性，不具有全社会群众的客观性，不以多数人劳动可以复制的成功经验，做为真理标准的形成与进行判断的统一依据。在无法统一起来的情况中，丝毫没有“真理标准”的稳定性，哪有什么“唯一”的道理呢？少数人的投机取巧，不可能为多数人复制，反倒成了社会认可的真理标准，作为成功经验，用以指导社会上人们的实践，把劳动者的成果，转移到不劳动者的手中。这在中国式的“实事”中，也是一种把真理检验出来的标准方式，是在少数人中流行的判断方式，用此方式，可从“实事”中求出许多抓牢机遇的美丽颜色，但恰恰是与人类劳动相逆的一种有色真理。所以，劳动的人民不承认此理之真实性有多少，也不承认美国的霸权地位，可成为各发展中国家，都能提升其世界地位所能复制的真理，根本是当歪门邪道的谬误来看待，是一种歪理。但少数不劳动的人民，主要是有着代表多数人权力的三个代表们，他们的工作也在劳动，但非常不喜欢人民的劳动，所以跟劳动着的大多数人民认识相反，对此中道理的感觉是真切的，有其实际可以抓住的机会主义道理，一点也不假，是有其真实的理性可知，不能不算真理。
所以说，劳动人民与三个代表们之间，也就无法有统一的真理标准，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停止在尚待统一的缓步移动中，不仅有两种语言上的差别，不仅是人民内部矛盾上的认识不同，不仅是思想感情的隔阂问题，而且主导矛盾一方的上层官员，拉开了促使矛盾进一步冲突的档次，守着“权力资本”堆砌的“高高城墙”，推动两者隔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使双方判断事物的语言，差异越来越大，从量变到质变，达到了根本性的不同，进行实践的依据也就大相径庭，赋予“实事求是”概念的真实含义，更是有着不同的实践内容与不同的路径标识。以致判别真理的标准，发生了剧烈的冲撞，出现了许多的命案；以致管理社会的领导人，常常吃不准社会机制在运行中的内在矛盾，要为管理不得稳定的局面有所恐惧。恐怕这无法捉摸的动乱因素，有什么祸从天降的后果，给自己忘乎所以时的不端行为，以某种神秘的因果报应。本文谈到三个代表们，常是指政府的一些腐败官僚，但有时也指党内的官僚主义者，由于目前党政不分的问题，咱的文章讨论还没有展开，本文也就没有给个明确的界定，一般就是指“资改派”而言。
2、两种词汇体系的启发
为了明确劳动力量的投入方向，或者说，为了明确社会资源的调度与使用，就得明确谁在掌握着社会的发展真理。所以，不可避免地在“人民”与“代表”之间，发生了种种的矛盾冲突，以及程度不同的冲突表现，也就构成了人类社会发生阶级斗争的客观因素。但是，那些口口声声代表人民，又住在远离人民的城府内，被高墙围护着的人们，与外界的联系，除了挥舞大旗的各种指令以外，总是要配备着各种轻重武器，随时在向外面人们的个别目标进行点射式的打击，各个击破他们“眼中钉”之同时，丝毫不会承认自己是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坚称是最有利于“和谐”的政治方式，一点也不考虑此种单边的和谐论，真得符合实际，真得能形成否认阶级斗争的双边和谐。但自我的感觉良好，住在空调间里，觉得真是很和谐，很稳定，有似不设城墙那样的稳定作用，天下一片太平，歌舞升平。或者说，是秦王所确定的法制体系，带着很有一种历史深度的法治概念，经过“正统训练”的理论家们，对理论界进行一番苦思冥想的“改革”，对“生产关系”实行放任不管的“开放”，终于改成了可以提供上层的君臣们，用以维持天下秩序的一整套法律武器，名正言顺地依法治国，稳稳当当，成为遥控社会时局的稳定器。国之巩固，可以不管它，这城墙的加宽加高，可有了更好的武器保障，可作为歌颂“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使手中权力有了正统的法律形式。或者说城墙的加固和射击的器材，都有了一体化的契约系统，作为全人类劳动者所公认的形式，进行更为稳固的保障。城门外没有武器的，赤手空拳，不得不被有武器的人所俘虏，所掌控，只能服从权威们的指令，去干城头上挥大旗者所指向的求私之实事。但劳动者的求私活动，受到“不劳动者”的求私行为所骚扰或侵略，因为常常没有武器可以抵御，只能满怀忧愤，成为社会现象中另类意义上的愤青，几乎遍布全世界的企业生产，包括一些不大被人关注的社会角落。
当然，不是每个愤青都会在城头上的引导下而自我释然，难免要寻机捣乱。出于躲避射击的考虑，趁着暗夜，才去扔砖头抛石块，在背地里进行物质要素方面的轻微报复，以稍稍慰藉某种情绪上的精神平衡。或者也有讨好城门上的，以寻找另一种求私路途上的捷径。总之，多数人还是走投无路，没有武器可取，或者购取法律武器的成本太大，根本不可能有获得防卫武器的条件，但他们也有着表示一种做人的本能反应，表示他们“属于人类”这一个最普遍的“真理”，具有对自身劳动过程做主的要求。而且除了一些“讨好者”之外，大多属于人类“劳动”最基本的活动“主体”，不管城头上的君臣们，是否承认其真理有没有“标准”的意义，社会的运行，始终证明着他们不是属于被任意摆布的“物质”要素，不是没有精神意识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是具有灵魂的物质要素，与没有灵魂的物质要素，是不应该相提并论的，倒是应当同城头上的“劳动”者，相提并论，一样有人类的喜怒哀乐。这一点真理，不需要什么实践来检验，除非有人要扣字眼，说我这话不对，那也得让城下的人们说说看，不能凭我这一二个人为准。如果不让说话，当然也就不会说了，他们除了一些原始的反应方式，，尚无什么较为理智的更好办法，得以发泄自身受到攻击时的反抗情绪。此种情绪，常常使他们认识到，不反抗是没有出路的，一味地忍让是无法生存的。但只有毛泽东“阶级斗争”的道理，才使大家知道，个人的反抗是没用的，只有联合起来反抗，才有意义。此种反抗，此种情绪，常常令城上头的人们感到恼怒，却是代表人类要求解放的劳动情结，有着自然本能的应激性，潜存着提高劳动效能的进取精神，与一般的愤青，并不一定相同，自制力还是很强的，还是容易被城府中主人的“和谐要求”所释然的。况且，劳动者的反抗精神，常是激发其劳动潜能的催化剂，也有其维护生产力的进步作用。
城头上的人们，也常被劳动者的反抗情绪所激怒，也有许多“应激性”的进取情绪，但不是基于继续劳动的需要，而是为了不劳动的愿望，为了控制或切断广大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之间的联系。其传承的城墙，本身就建筑在社会劳动与人类利益的隔断上，只因为常要受到劳动者的反抗所影响，不得不在城墙的隔断作用上，想办法做文章，继续地投入大量资金予以维护。世界是狭小的，双方同处人类的劳动系统中，不因为城墙的加高或加宽，失去他们必须的联系，而且这联系有增无减；依赖劳动的利益，仍然将全部的人类活动连结在一起，相互之间或多或少有着作用力与反作用的共存关系，却又充满相互闹矛盾的情绪，严重对立着。“以权为本”的城府人是一个阶级，“以劳为本”的谋生者，是另一个阶级，从来不被允许与城头上的“劳动者”，同处一个级别，如上所述，不被允许相提并论的。以致于毛泽东不得不怀疑城头上的所谓“劳动者”，是否真的也在劳动，想必劳动者之间，不该有那么多的隔阂或障碍，应当是和谐的，团结的。为什么团结不了呢？
这就产生了要对城头上的人加以鉴别的问题，鉴定他们是否属于“劳动者”队伍的问题。为了判别城头上的人，是真劳动还是在假劳动？是负值劳动还是增值意义的劳动？毛泽东主张要打开城门，让城外人进来说说话，听听大家的意见，让大家来研究，这座高墙所维持的劳动秩序，有多少解放劳动力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或者说发挥不了。毛泽东的主张，科学性很明显，为咱们城下人，判断真理的标准，提供了一个思想武器。毋庸置疑，毛泽东的话，将有利于人类加速从思想武器变成物质武器的发展进程。但从“改开派”看来，只看到当初人们涌了进来，一时间没有一个维持秩序的良策，影响到改开派的和谐生活，当然要借此不良秩序，否定毛泽东的主张，百般阻扰劳动人民的鉴定工作。
受到影响的改革家，一有得势的机会，就不会忘记把人们蜂拥而上，打破长期宁静中的片刻混乱，贬值为一场令人可怕的浩劫，公开明确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有着引起动乱的不和谐问题，必须由他们的思想标准来衡定，才算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或表达毛泽东思想，表达改开派一手拿捏着的思想特色。在劳动人民这一方，都觉得毛泽东的晚期思想，更趋成熟，更有利于劳动者的武器取得，以增强人生斗争的历史价值。劳动者深切体会到，唯有毛泽东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唯有毛泽东晚期的一些精辟论断，更能成为劳动解放的真理标准。但改开派始终想不通，总觉得更不利于“权本”阶级的秩序维护，更有损于这座高墙的稳固性，更易失去城头上人们手中武器的作用发挥。他们不存在劳动的解放问题，所以总认为，如果不以官僚们的劳动，做为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中国的社会就要大乱，其掌控的“生产力”就不能发展。所以，劳动力的解放不是问题，官员们的手头生产力，才是个必须要解放的问题。所以，不顾人民的利益所需，要把他们错误否定毛泽东的观点，作为真理的标准，独断地载入了中共的重要文件中，是中共历史文献中的一个败笔。
这个败笔是沉重的，让那些从文革运动中走出来的中国老百姓，蒙受着奇耻大辱，使这些人大半辈子的辛勤劳动，都随着否定文革的错误结论，而付诸东流，分文不值。除非您识时务，早就不满意社会主义的劳动，抓住经商的机会，而大多数人与社会资产之间的联系，则是完全被割断了。即便现今中国的法制，如何地完善，经济增长的财富，如何地富有，也不会对资产权被剥夺的劳动者，就其巨大的损失，给予国家赔偿。少数有幸处在企业单位，含着国有的垄断资源，才有例外，一般人都有着贫困的阴影笼罩着。倒不是说，凭着老百姓的重大牺牲，国家可由此强盛起来，还算有个交代，而是因为，所有这些劳动的价值，同样以国家形式的法律，被官僚们移入另一部分不劳动者的口袋中了。所以，国家也没有能力给予辛勤的劳动者，以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老百姓承受“改革”的压力，也因之不断加码，越来越重，成了压榨老百姓的大山。毛泽东时期，挺有精神工人阶级，被改革的大山，压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与心情舒畅的另一个阶级，是不可能同步喘气的。
因此，从思想情绪的隔阂，从利益关系的隔离，导致了劳动价值的裂变，使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越来越剧烈，却又以十分稳定和谐的表面形式在发展，达到了状如奴隶主统治社会的皇朝格局。劳动要素的现代化形式，并没有改变利益分配的古代化方式，站在劳动资料（其中最重要的资料，就是权力与货币，决定着实物资料的有无变迁）被少数人任意割据的据点上，仍然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由于在双方的劳动之间，筑起了这样一座城府深深的高墙，尚有一些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理由，对于防止人们因为某种不满情绪时，可以抵挡着这些人们乱扔的砖头石块，也是必要的。没有高墙的分断关系，就会使得相互间的劳动秩序，更加无法维持，不劳动主义的腐败思维，就不能以劳动形式的政治活动，展开对于人类生产运动的治理过程。毕竟站在城头上指挥生产运动的劳动者，是有其所处位置的社会价值，是以劳动者人群为对象，进行其必要的社会劳动，此种劳动称为人类社会的管理活动，以调动“物质要素”与“人力要素”有效结合为其职能。
但是，为了维持其活动的利益，需要把劳动对象“物质化”，将与己同等地位的物质“灵魂”，通过非政治化的方式予以压制或减除，使得人力因素从原本属于人类这个平等地位上削弱下去，可以视同自然界的“物力”一样，任其“为所欲为”地摆布，体现其“唯物主义”的治理思想，只需像对“物品”进行控制的方式那样，对待“人品”的控制。这是一种跨越劳动者群体实践的主观想法，跨越了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直接操纵想像中的自然世界，却也能让人们觉得此种主观想法，确有其理，真有其事。但这是“个别”地球人的异想天开，他们不通过研究火箭发射的“劳动”途径，只凭想象中可以偷懒的不劳动“捷径”，直接从月亮上的地理地貌出发，进行月球资源的大“开发”，也叫做“从实际出发”，也真有其“实事”可做，也能够推动“地球人”解放思想，“切合”到他们所指定的“实际”情况中，将地球人付出的绝大部分劳动，投入那开发月球的“实事求是”决策中。通过卫星反馈的月球“信息”，又能显示其开发的真实性，并“承诺”此种开发，一定会带给全部地球人以美满的月球生活，是符合地球村的“根本利益”。当然，此种劳动投入，是不需要物质上的逻辑环节，与月球表面接触的，自有一个虚拟的月球，请大家投入劳动。
以资为本的改革派，正是这样抱着此种“半实半虚”的信息传递，宣扬“权本阶级”的“实事求私”理论，可以在新世纪的中叶，使笼罩着阶级斗争熄灭论而萎靡不振的中国，在物欲主义中获得肢体语言的强大，并从泡沫物质的美丽彩虹，证明了受特色理论支配的中国，可以让人民享受一种虚无缥缈的强国幻觉，算作对现今劳动的科学承诺与目标导向。由此构成了完全不同于劳动阶级的“实事求是”观念与解放目标。“资改派”就像这个开发月球的地球人，主张腾空跨越“劳动关系”的解放这一关，极力回避属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生产关系，远距离操控“生产力”的解放，除了谋求将生产资料的“干部所有制”，名正言顺地明确为私人占有的法律保护之外，再一个因素，就是皇家意识的城府体系，种下了“机械唯物论”的思想根子，或者说“唯生产力论”的资本思想，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必然发展，必然要在物质欲望的膨胀过程中，脱离劳动者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主观和迷信，却顶着唯物主义者的名义说话。
趁着否定毛泽东的历史时期，劳动人民的反抗变得赤手空拳，团结人的阶级斗争，迅即被分化人的斗争熄灭，工人被各种方式的分化，没有一个为本阶级着想的观念，可以统一到相同点，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更加有利于拉开档次的治理思想，抓紧进行“古城墙”的加高加宽，对于武器装备的完善，也成了城头上人们主要的劳动部分。原本在城头上的劳动者中间，也有一些真劳动的人与之意见相左，可能不赞同在加高城墙方面有着太多的投入，那当然统统要被驱赶下来的，假劳动的队伍中容不下真劳动者，不允许在城头上的政治舞台去妨碍假劳动的工作进程。毕竟站在城头上的主人，由于城墙的加高，由于武器装备的完善，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为所欲为，不受约束，缺乏劳动性也就成了必然，而人之头脑的客观性，又是与劳动性紧密联系的，少劳动或不劳动者，无论其唯物论还是辩证法，都是逃不脱主观臆想的种种局限，都会远离劳动社会的现实，但能在继承不劳动者的统治历史方面，靠得更近。在“假劳动”的词典里，词语游戏是其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惯用伎俩，主观意识的物欲主义冒充着唯物主义，一成不变的投机办法诡称于辩证方式，一点不会让人们觉得此伎俩有何欺骗性。由此也说明了改革派之所以热衷于资本的理论，也是有其不劳动性质的历史渊源，根深蒂固，有着悠久的封建意识与现成的权力架构，为其埋下了千年之久的老根。所以说，受到唯心主义本质的“机械唯物论”之影响，城墙上的人，沿着物质欲望的思路上，做事越来越主观，拍脑袋的主观性决策，成了中国式法治体系中的流行病。是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在奉行所谓唯物主义的法治理念中必然伴随的并发症。他们自己不愿踏踏实实劳动的坏习性，也引出了脱离或看不起城下劳动人的坏脾气，脱离了那些以劳动为本分的阶级现实。他们所追逐的，也就是促使广大劳动者的“实事”，被绑缚在急剧摆动的货币“杠杆”上，从而催化成一种虚幻化的不实之求。是他们一心所求的效果，无助于劳动者世界的发展，却有助于官僚主义者的城墙加固，拉开了两者之间进行冲突的更多距离。
因此，生产指挥者的官僚性，不得不靠编造谎言，来证明其劳动的成效。哪怕中国社会的问题，有多严重，也要选取一些有利于说明其统治价值的数据，自圆其说地要人们确认其治理有方的管理业绩，说明其维持权力架构的政治方式是前途无量的，无需理会人民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呼声。这就跟劳动者在自然运动中的生产过程，必须遵守的纪律规范，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管理者不受别人管理的不规范状况，使得“以权为本”的社会城墙，不是起到维护生产秩序的作用，而是分裂社会生产的对立作用。成为站在高墙之上的人，放眼望去，可以欺凌更多更广劳动者群体的立足场所，不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榨干了，不等工农群众的生活困境逼急了，资本阶级与权本阶级之间的协调人，是不会就此收手的，丝毫动摇不了“榨和逼”的治理模式，至多是特色理论中提醒的，关注一下劳动人民对于改革的可承受程度。
据某些政界大员的说法，中国生产力的落后，就在于其中的主体要素，不觉悟，太落后，所以才有与先进分子的管理世界，闹出很僵的矛盾纠纷，此两者之间互不往来的僵持态势，可能再僵持它一百年，也还远远地时间不够，只能靠法律武器来控制，包括原本遗存的行政措施。除非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人们都可以跟先富起来的人一样地享清福，使大家的物质欲望，都有满足的情况，都可以少劳动或不劳动，这时候的“生产关系”，才会形成社会主义的平等方式，才算可以不需要权力资本的社会城墙进行分隔了。如果咱们不承认资改派的此种说法或思路，就会被中国的主流媒体，视作妖魔一样的奇谈怪论，视作毛泽东的文革思想，脱离了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不够“实事求是” ，是必须要反对的极左思维。因此，只要读者您，让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生产力落后，那资改派可是欢天喜地高兴极了，可在世人面前以一百个的理由，需要对中国实行封建皇朝的管理体制，连资本社会作为遮羞布的一点点民主也都派不上用场，因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嘛。社会主义不是出于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而是要等到与“生产关系”无关而独自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自动地送上门来，仅仅作为满足人民的一种文化需要。既然要等待若干年以后再说了，也就无所谓政治工作或者思想工作需要做了，共产党的首席执行官，也就无需担当这么一个政治职责了。
因此，用割裂社会联系的孤立眼光看待一切问题的资改派，也就明确了，资本社会中，略略允许劳动阶级评论政府官员的言论自由，对于中国也是不适用，不能开放的，同排除生产关系的问题一样，政治与经济也是没有相互制约的问题，两者之间也是不搭界的，或者也割断联系的。但可以在保持落后的政治态势之下，为资本经济的剥削手段，献计献策，帮助官员们的经济管理，维持美丽的泡沫色彩。这一个任务，当由资本理论家才能胜任，无产阶级不是“与时俱进”的阶级，甚至可以说是不思进取的懒惰阶级，妨碍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这一点是不需要明说，但可以构成中共路线的主要意思，或者说允许当作路线制定中的主要根据，可以远离无法“俱进”的阶级，体现出独独他们才能“与时”的先进性。
3、革命党不革命，人民怎么办？
不过，中共的这些政客们是身处现代化社会，心怀古代人想法。他们看不到现代中国的信息技术，早就推动了鸿雁传书的现代化，或许能在两者之间增加了信息沟通的可能。只是城府内的人，不大愿意此种“双边和谐”的交流武器，喜欢用不和谐的武器进行交流，留恋不舍那“单边和谐”的治理手段，唯恐这信息交流的渠道拓宽了，这赖以维持自身“和谐”的高墙，也保不住，过去加高加厚的改革投入，都将白投了。长此以往，他们手中的“唯一标准”，或者说以“代表三个”，作为代表整体的“标准作用”，也许面临着被人民实践的最高标准，逐渐取代的可能。所以，在利益分配的权衡方面，将权力集中起来，与多数人的呼声相隔离，让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格局予以维持，是维持安定团结的根本任务。而社会主义的理论中，要求管理者服从被管理人的前提下，维护无产者之间在统治思想上的团结统一，也就由此不需要成为根本任务了。就这样，人民要想不买账也不行。在一盘散沙的基础上，加强各个击破的治理模式，同时继续投资于城墙的建设。是在为捍卫官僚的主观主义，而建设了更多“一言堂”的决策体制，增加了对于“双边和谐”之类武器的防范。就这样，人民不高兴，也没关系，可以王婆卖瓜，自称自赞，自己高兴了就好。
但要是从劳动的观点来看，构成人际关系中许多壁垒的权力资本，并没有起到降低劳动成本的作用，而是成为封锁生产力机制，是不能拓宽交换渠道的“封”闭“建”筑，反而增加了劳动的投入成本，反而因为闭塞而不能在上下之间进行价值流通，增加了额外的耗散，消耗于失控的自然运动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古老“建筑”物，对于劳动者的生产机制，当然都觉得拖累太重了，必然引起人民的议论纷纷，还是要不买账的，将被那些持有“劳动交换论”的人们，一步一步地设法拆除，或者搬迁到别的什么地方。但因为那些建筑在人们心头上的古老城墙，自有一些“古”人在把守着，有着人类控制劳动过程的“所有” 权力，需要靠城墙或各种壁垒进行隔断，才能予以“明确”的充分理由。若没有更加明确的拆墙理由，不可能被允许动一块墙砖，至多是拆东墙补西墙。这人民想拆墙脚，把它推倒的事，无论谁，也都很难想通此理由。就此情景看来，城墙上的人可以高枕无忧，可以把改革的压力加大，加速驱动人民劳动投入。
由秦皇时代的体制改革所“建筑”的，朝朝代代承袭至今的“万里长城”，如果不能在中国的理论界，在人们的心目中，绵延不断地传代下去，那么，得以站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的一些“古”人，也就没有居高临下的立足之地了。这样的形势变化，以“权力资本”为立足的整个阶级，能接受得了吗？一样的脑力劳动，却因高墙的拆解，前后的劳动待遇，大不一样，再也不能过上和谐的安稳日子了，再也不能同货币阶级的奢侈待遇去攀比了，真是于心不甘呵。于是，可与秦皇媲美的改革，以王婆卖瓜的方式，得以持续地继而全面地铺开。主要在于巩固城墙时，受到契约系统的好处，所以，货币作为该系统中的王牌，得到了主人的青睐，要求全城府的指挥系统，都得围绕其旋转。不过，强化了货币这个管理工具，也强化了与此工具融为一体的一群人。很为自然，联合货币阶级的势力，也就成了权力阶级的内在要求。“资本交换论”的自由化膨胀，也就在这统治阶级引导下，进入了中国上层建筑的主流位置，并极力地排斥其对手。任何以“劳动交换论”为主张的思想观念，或者有沾边的文章言论，都将被其消除。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上层建筑，已经培育起自我批判的能力，也就在城墙 “主持人”所抱有“不劳动”思想的控制下，被不断地予以整肃清洗，以严明其所谓的党纪国法。于是，从城下到城上，必须围绕其权力中心的维护而加固，使得“唯我独尊”的官本位意识，顶着钱本位的“理论帽子”，更是通过旧文化旧管理旧法律旧专家，高高地耸立于劳动者群体之上。
毫无疑问，中国的特色理论，正是在保卫“权力资本”这个基点上，才去搬回了“货币资本”的武器，在法律，行政等手段不管用时，不得不加强经济手段的开发，为巩固心目中的“治安”城墙，提供了把守城墙所必用的“先进”器材，诸如证券，期票等等，为一些古文化，古思想，古政治的官僚系统，做出了色彩特殊的贡献。由此也才引出了“资改派”的历史使命，就是上述调控“榨和逼”的协调人，充任权本阶级与货币阶级之间的媒介角色，并为今后全面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体系，准备了还在不断丰富了的体制改革理论。即便网络时代的信息交流，非常畅通，也不可能推倒那阻碍交流和交通的古城墙，甚至还打不通几个可以便捷交通的门道，仍然在把中华民族的资本者与劳动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人群，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世界。这堵具有传统劣根性的社会城墙，以思想政治法律等文化形式而存在，是无形的文化革命所未能推倒的，因而仍然以看不见的无形方式，存在于五彩缤纷的有形世界，天天被人们撞着，却无法为人们所目视。它一直掩藏在中国经济那繁荣中的市场背后，在眼不见为有的墙壁面前，常常让一些正直的劳动者，撞破了头，痛苦难耐，禁不住心头涌起一股“没有爱，只有恨”的思想情绪，凉透了劳动者的世界观。欢快热闹的媒体广告，也不能盖住市场背后的炎凉。因为背后的世界，的确有着冰火两重天的不同氛围，只是某些穷困的人，也还得以稍许体面的穿戴，修饰起来，让人觉得大多数人，也还是幸福的。
————————作者不可能同时跨越两个世界，仅仅因为受到网络时代的影响，也出于沟通两个世界的想法，反映在作者的“词汇体系”，不可避免地也让人觉得不伦不类，类似于跨越者一个显著的烙印。
但是，不同的对象，确实要对应于不同的语言。生产劳动中普遍的信息交流，需要简洁明快的词汇，不能以抽象的词语来传递事物的变化态势，决定了咱们在普通的基层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也是不需要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语言，只需要维持劳动者“生存权”的简单叙述。同时以工人们直接参与管理的“发展权”，直截了当地以实体词汇来进行说明，就可以说得非常地简单明略，有关内容，咱就不必去举例了。但可以说说劳动者，从“生存”态势走出来的“发展”权益，就像“体育运动”这个社会现象一样，对于提高身体某部分的运动能力，只要有一套语汇简单的评价方法，就能提供投资者或教练员的选择依据，做出大量投入的决策，总能产出该类运动的发展后果，产出哗众取宠的体育明星，或者矫揉造作的文艺明星（有的明星，具有鼓舞劳动人民励志奋斗，以社会效益为己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者，又当别论，有其内在的精神品质，支撑其在人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不能一概而论以“哗众取宠”），可以循环往复地吸引社会力量的更多投入。而作为工人们的发展权，劳动者的能力提高，其实也只要在断绝资本家言行的基础上，有着客观的评价系统，也一样能在工人们中，以简单的“词汇体系”进行评价，吸引人们的精力与时间，进行大量的投入，也能产生出卓越成果的“劳动明星”，也可以持续地引起连锁反应。而且，就此类工人操作的岗位上，请那些上层建筑的“高贵者”进行同样的劳动，并不一定能做出比卑贱者更多的贡献，而“卑贱者”一旦有了养尊处优的环境或培训条件，也有很多的勤奋行为，可能做出比高贵者的智能劳动，更多的社会贡献。
因为劳工阶级的“发展权”，同样需要依据对劳动效率的确切评价，才能赋予更多的劳动资料，才能保持劳动投入的后劲，得以持续。而咱们的困难问题，就在决定哪位“工人阶级”（我特意把它当成一个可数名词，因为，每一个工人，都可以代表整个的阶级利益，只不过需要按其劳动的贡献或潜力，才能论定其代表的程度，有着高低大小而已，今后的“代表权”概念，不应习惯地被看作是唯“资改派”才可有的垄断物，不是唯有按照资改派理论中的操作程序，才予认可的一种特色概念），应当认可其占用更多的生产资料，或者相应减少或消除对于生产资料的占用，既是根据过去劳动的绩效，也是根据现行劳动的需要，公有制的管理机制，就是在这两种“根据”之间，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塑造，这个观点，我在《中国式改革之成功，痛在哪儿？》一文中，已经谈到。进一步的讨论，将在以后文章中涉及。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所需，我才把其它文章的内容，有很多部分，在此文中重复论述。
但在这里不谈劳动者的发展权，我要谈的是，劳动机制的科学揭示，本身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准确运用。劳动阶级的解放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促使自己的整个阶级，从简单劳动，向抽象劳动而发展，并不因为分工而丧失了管理社会的必要能力。所以，必要的管理分工，还是有其客观的存在依据，但分工不同于分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关键就是要推动劳工阶级，不仅从简单劳动向抽象劳动发展，也要从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的方面进军。劳工阶级需要学习一点信息交流的语言工具，需要提升语言表达的能力，需要增强管理社会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不能停顿在现时利益的那套生活语言中来思考问题，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个问题的讨论，在今后的文章中，我可能涉及政府决策的那部分进行，从讨论中，明确与世界各国不同的做法。
问题的另一方面，劳动解放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而当今中国社会的劳动演进，每一个的行动步骤，都不是在于劳动阶级本身的决策，而是陷于资改派“控制”中，很为“被动”的党中央政治局，在决定中国法律体系的演变方向。之所以说，咱们的中央领导是被资改派所夹持而处于被动状况，是因为中央政治局的人们，一直被资改派的词汇体系在洗脑。那么，按照“为什么的为什么”，层层递进的分析方法，我们就该承认，资该派的学术理论，与文革极左派的不学无术，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毕竟有着人类精神遗产所积累的知识财富，为其论述的依据。虽然充满着欺骗人的各种错误论调，但决不能全都看作是荒谬的言论。如果资改派的理论体系，一点科学性都没有，一点也没有发展生产力的价值，那咱们党中央领导的“知识水平”，该是怎样的情况呢？真是不可设想，难道我们的党中央，会去接受资改派完全处于“无知”的荒谬理论？我无法想象到前清皇帝当政的局面，“重现”在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情景。所以，应当承认，资改派的理论系统，有其麻痹人民的反动性，但也有其管理社会的科学性，而本人的基本主张，就是利用其科学性，还治其反动性，这方法当是除唯物辩证法之外，其它的都是不可能办得到的。本人的这些主张，来自于劳动大众的社会实践，但不是针对劳动大众的行动要求，而是针对那些规定劳动人民行动的决策者，说给这些决策者们听听，这就需要用决策者所喜欢的词汇体系。
所以说，本人的写作问题，正好与毛泽东提出的“文风”问题相反。毛泽东是针对中高级干部们的缺点，或者是一些党内管宣传的知识分子，是指他们的文章，不能面向基层群众，不能面向工农出身的普通干部，简短通俗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适应生产劳动的快节奏，适应急转直下的战争形势。作者则是从群众中站出来，不是宣传，而是批判！作者的下面，没有人了，作者的上头，跟大家一样，林林总总的头目，不知其数，随时会让作者禁言闭嘴。作者是难得有此网站，可以提出与当今“中宣部”不一致的另类宣传，但与毛泽东的宣传内容与方针是一致的，宣传的对象却是不一致的，是相反的，所以改称为批判一词。是批判当今中共的方针政策，批判党的错误路线，除了本文标题的立意之外，不存在宣传现今共产党路线的必要，而是面向制造错误路线的中国理论界，针对一些有着充裕时间，可以咬文嚼字地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找碴的学术权威，持续地进行着理论原则或概念上的保卫战。是为了让全国的初、中级知识分子，都知道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属于魏巍等一批老同志发起的，批判党内错误路线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文革运动，也是比第一次文革形式，更加文明，更加深刻，更有力度，历时更久远的革命运动。
就本人范围不大的打工经验来看，在工矿企业中，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第二次文革的概念，不存在资改派路线“大是大非”的错对意识，没有一点宣传本文思想的可能条件。倒是浓厚的资本主义意识，也是夹杂在打工者非常不满意于“雇佣地位”的思想中。资改派的“词汇体系”，通过主流媒体的大量宣传，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得真正属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文革运动，在咱们整个打工人的群体中，很难开展起来。以致于笔者如果不参加此番文章写作的劳动，除了对左翼网站进行一般的浏览之外，也是很难留下深刻的阶级斗争印象，或者说，也是很难把个人的命运，与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进行联系起来地认识。只有参与其中的人们，才清楚了解到，咱们和谐社会的表象之下，尖锐复杂的无产阶级斗争，正在依靠网络系统的文革运动，才有可能取得本人所属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当然，我不是指企业中，不需要宣传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而是指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或者理论思想的确立更为重要。我想着重在错误路线上做点分析，并不排斥一些同志，有可利用的条件，着重于基层职工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根据本人对于运动的看法，更为重要的任务，还是在理论界的斗争，必须要取得斗争过程的一定进展，这都是前辈老同志曾经鏖战的阵地。或许我可以推动一些网友，在路线决策的理论根据上，进行一些前沿科学的探索，为无产阶级的理论阵地，重振雄风。魏巍同志已经倒下了，但有一大群前赴后继地跟他走的人，站了起来，接过魏巍同志的笔杆子继续战斗。这是负有重大历史使命的斗争，还是文革中毛泽东的那句话为方针，是文斗，不是武斗。这就是本人参与这次文革运动所奉行的宣传方针。宣传的内容，不外乎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方面。不过是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作者坚决反对被肢解被阉割被扭曲了的毛泽东思想之说法，要准确掌握毛泽东的思想，就得遵循毛泽东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就得尊重毛泽东的劳动，尊重毛泽东辛勤劳动所创立的继续革命理论。
本人只是一个迟到的小卒。这迟到的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不存在的，革命不分先后，来日方长，做贡献的时间有的是。我的时间并不多，没有“方长”两字，想做一个小卒的作用，才有此来恨晚的问题。如果能被革命同志所认可，如果能被中国社会所接纳，作者将感到欣慰，但仍不是最终目的，最后也是要提出自己主张的，不能光批判不建议。只是要在批倒了错误路线之后，革命派同志有了统一的思想认识，才能在此前提下，宣传下一步的革命路线，提出深层次问题的处理思想。然而，那是与当初毛泽东接纳“精兵简政”之建议，也是大不相同的。毛泽东处在权本阶级的模式，有此必须简政的需要。作者基于无权阶级的模式，提出的是反方向的建议，叫做“增兵强政”，要让许多也成为弱势群体的基层知识分子，都参加到革命阵营的战斗中，增加革命战士，扩展政府部门。我以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好兵，全在于有没有培养人的良好机制。在良好的组织系统内，都能成为阶级斗争中优秀的一兵一卒，成为组织广大民众，参与政府管理的骨干分子。将少数人垄断的国家机器，扩展成全社会人都可参与的管理机构，是政府机制压倒市场机制的无产阶级战略问题。这也是中共五次基本路线以来，我们从根本上否定，最后一条路线的错误决策，也是危害祖国危害党的一条人吃人的资本家路线，在最终被觉悟了的中国共产党抛弃以后，重新根据社会化生产的运动规律，提出中国共产党紧贴现实社会的劳动主义路线。
这样的战略性思维，有其否定市场主义的科学道理，但也有借用资本家战术的工具性问题，有许多革命同志会想不通，需要好好学习唯物辩证法，才能有所理解。不学习唯物辩证法，就不会真正搞懂姓社姓资的问题，就会和稀泥，撒手不想去搞懂，任凭姓资的压倒姓社的，或者会把姓社的好东西，也当是姓资的坏水，瞎反对，不知反得有没有道理。如果咱们不能塑造出一个全面地培养人才的教学机制，咱们的批判必败无疑。而不经过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不能选取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的科学工具，也就不能掌握现代经济的管理知识，这样的机制塑造，纯属是一个脱离科学根据的空想。本人参与新世纪的文革运动，才刚刚开始，面临社会的复杂问题，经验不足，措辞不当，难免要碰着一鼻子灰的情况。但是，即便我之灰溜溜地失败了，只要有机会，我还是会坚持自己批评党中央领导的呼声，一直要到党中央的思想禁锢，有如其所说的“开放”口号，落实到“解禁”的媒体政策上，真正达到“言行一致”，才会打住。“中宣部”不对《中流》《真理的追求》两杂志给予解禁，我的批判之声，有可能会越来越大，抓住有限的时间，尽量发挥一个小卒的作用。两杂志的原班人员虽然已经失散了，但我不在乎，我依然要求为原创杂志的宗旨与风格，有一个公开解禁的明确说法，也得要求明确中国的政府法律，究竟是对剥削者专政，还是帮着剥削者去对劳动者实施专政。如果是对剥削者杂志，进行封锁禁锢，作者举双手拥护。但是，对着劳工阶级耍手段，玩把戏，我就沉不住气了。
当然，这是中国的基层人民所进行的文革运动，正在向中国的理论界蔓延的必然趋势，作者的说法，无非表明本人是顺应中国人的思想运动，并非个人脱离现实中国的一种臆想。老百姓的文革运动，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理论界的斗争，才能实现文革的目标。开放两杂志的正义者要求，正是咱们工人阶级，开始进军理论界斗争的一个前兆，或者说文革运动开始扩展的一个冲锋号。所以，第二次文革运动的结束，不是以小小的战役性胜利为其标志，而是在理论界斗争中，获得社会机制的理论突破之后，以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重新得到确立，才能成为结束新时期文革的里程碑。我相信，第二次文革的运动，将会磨练出更多的革命战士，他们年轻有为，有志气有能力，正在发起新时期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为首都北京城的上层建筑，又一次开创曾经留存于中国人民心目中，十分光荣的“遵义会议”而努力奋斗。
4、革命派与资改派
基于这一个理论界的斗争理由，我还觉得，革命派阵营中的战士，必须“知己知彼”，拓宽个人学习的知识面，好好学习资改派理论中，究竟含有哪些科学性，才能有效充实自身的战斗力。只有从自己的努力学习中，缴获敌人的知识武器，来打击敌人的武器攻击，才能以其科学性，剔除其反动性。大量的工具性知识，都要靠自己去“抢”，去“争”，才能“缴获”到咱们的头脑中，总不可能让敌人，送到咱的头脑里。谦让于敌人的关系，送上门的东西，往往是裹着糖衣的炮弹，不是好东西，不进行由表及里的加工措施，必然要中敌人的奸计，成为不知道何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只要咱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真正掌握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就什么都不要怕，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的最高智慧，虽不能代替一切学科的知识，但却是最能吸收各种专业知识的学习工具，能将各领域的劳动，融会贯通，并联合起来产生劳动的整合效应。
以“特色理论”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制服“特色理论”的奉行者，剔除或钳制其违背四项原则方面所制订的政策方针（或者说，剔除那些假劳动，真剥削的政策措施），这就得靠唯物辩证法来建立一条进行制服的论证路径。一方面，可以从理论界展开对于资本理论的充分批判和有力反击，使他们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真得无招架之力；另一方面，可以从政治界，抵御资改派对于党中央政治局的侵略行径，运用他们那套的洗脑词汇，来一个方向上的大调整，向全体中央委员，针对资改派思维，做一个逆向的洗脑运动。
一些网友，不辞辛劳，搜集了许多资改派的管理数据，搜集了一些错误政策的恶劣后果，或者说是错误路线所带来的立法依据、法制工具、违宪政策，对于老百姓不一定有实用的感觉需要，不一定成为工人群众的学习内容，更不属于维持工人日常生活的急需用语。但我觉得是必要的，有利于把不科学的领导决策，揭露出来，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有利于探明劳工们从生存所需到自由发展的准确路径。例如股份化的长虹彩电，被大批量销往美国市场的决策，就是在没有一个旁人给予反对的一言堂情况下所作出的，带来了该彩电企业的几十亿元损失，大量的劳动价值，被专制体制的决策人，投到了太平洋，连一个水花影都看不到，影响到一大批劳动者的发展，甚至是生存的问题。例如私有化的“中国平安”，控制“中石油”的上市股价很有办法，从国内股民那里，赢得盆满钵满，但在海外投资，一掷千金，二百多亿元白送人家，中国人做牛做马的血汗钱，就这样划归私有化的路径上，消失得无形无踪。这样的决策机制，明显是在重蹈历史覆辙，为什么能在中国大地到处流行起来呢？原来是以中共十四大的决策模式，在重复历史上错误的阶级斗争为其前提条件的，是以熄灭论的张扬，瞒天过海地展开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悄悄地实施着对劳动人民的利益，进行疯狂地攻击。没有中共“一言堂”的上层建筑，就不会有经济基础中的错误决策，也不会有企业机制的封建化法律。没有熄灭阶级斗争的单边主义管理体制，也就不会有抑制思想斗争的决策思路，皇帝式的一言堂，也就不会披上三个代表的漂亮外衣，来到中国式的体制改革中，坐正中国式的劳动企业，借用历史传统中残留的古城墙，扯大旗乱挥舞。
今天的国务院领导，看似忙忙碌碌，尽心为民服务，但我看来，不过是瞎忙乎。一个抽象劳动的岗位，一个富有创造性劳动的工作，却不过是干着工人同志一样的普通劳动，是毫无创造性的重复劳动，重复建设，并没有超出具体劳动的一般价值，并没有起着抽象劳动所应有的带动作用。至多是一个小市民的平庸思维，不是引领劳动的路子，而是引导剥削的路径，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证券赌博中。就作者的孤见寡闻而言，并没能看出他们有什么创造性的劳动成果，都是重复先前的简单劳动，从决策方式到决策内容，都在重复此前国务院工作者的劳动经验。而且更多是在重复先前的不良决策，重复历史挫折的覆辙，绝没有积聚大量优点，剔除大部分缺点的明显特色。错误的事件与内容在不断翻新，错误的形式与属性还是老样子。在此种决策中产生大量错误的后果，小心翼翼地不断排除，同时大刀阔斧地纵容其大规模冒出来。因为重复性犯错误的根源，一直没有改变，纹丝不动。如果有谁能够论证当今的国务院，有着许多的独创性劳动，不是模仿与照搬资本社会的简单管理，不是重复历史上的管理体制，比十多年前的国务院有着更多的优秀成就或品质，而不是频繁发生的重大失策，的确没有多少重复性，有的是创造性，甚至比毛泽东的国务院，更具有创造性的劳动意义，那作者自当刮目相看，我的思想脉络，也一定跟着改革派的路线，改革一下，重新审视改革派所导致的后果，认可其为中国社会做出的重大贡献，不会在清算资改派的路线问题上，把国务院领导的低效率问题，作为论述的依据之一。况且，作者也不会有一棍子打死的思维方式，全部抹杀国务院人员的劳动贡献。只是强调一点，毛泽东的国务院，哪怕没有改革开放的大量资源被开采，没有搞活资本经济的各种投机措施，没有所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扯谈口号，也能把中国的科技水平，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当当地提升到了后无来者的水平。毛泽东的“生产关系”学，虽然处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但因为有着足踏实地的劳动思想，也包含着许多的生产力知识，尽管这些知识在今天看来很落后，但毛泽东路线对于科学思维的追求，是举世瞩目的。
举例来说， 2007年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发起，从建国以来影响中国建设进程的数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中，评选出中国当代的“新四大发明”，它们是：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诞生这“新四大发明”的“生产力”条件，全都出自于毛泽东时代。改革后的三十年里，本科生、博士生多如牛毛，时间也不短了，“生产力”的口号喊得震耳欲聋，却不见有中国的知识产权，有什么世界级的影响力。又如联合国在1971年恢复中国合法地位的事实，同样体现了毛泽东开放国门的大智慧，根本不是资改派所称“闭关锁国”的外交战略所能实现的。只不过毛泽东把中国的影响力，扎根于世界人民中，是以劳动阶层为主，迂回着向各国精英阶层包围，可以说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在新时期国际斗争中的延伸。况且，精英阶层的大部分，也都来自于劳动阶层。尼克松的到访，就是此种战略在步步逼近的后果。同时，在小的战术方面，也很注意向着辩证法思维，适应新情况而不断调整，依靠小国家的领导人，发展大国间的关系。一切外交事务的展开，都不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尊严，从未有炸南使馆时的一副窝囊样子。十分显然，毛泽东路线，有着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如果再配以现代社会的生产力技术，其发展潜力之大，更将为世人所刮目相看，不需要向霸权国示弱，也能通过团结小国家，包围大国家的贸易策略，逼使霸权国不敢霸道，而单纯依靠美国领导人的正面接触，谋求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公平交易，完全是片面的主观思维，不是毛泽东的开放性思维所存在的问题；资改派路线，受制于形而上学的死板性，出资换来的先进生产力，发挥不了先进作用，其缺少劳动潜力的情况，明显裸露在个人生活之先进，与劳动社会之生活不相适应的情况，所以才有不受劳动纪律所约束的懒散性，完全地与毛泽东路线不相容，在国际事务中的拙劣表现，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出来。
因为唯物辩证法的运用，需要一种坚执的革命精神，决不是懒惰的不劳动意识所能领略的。毛泽东以他“只争朝夕”的进取精神，勤奋学习的坚持性，维护了他那唯物辩证法意义上的劳动，始终与劳动人民在一起。劳动是人类生命中所特有的辩证法运动，坚持不断地劳动，才能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把握。不劳动者是绝不会掌握可以领导人民劳动的唯物辩证法。
众所周知，中国的劳动人民，在投入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代价是不小的，然而呢？中共十四大的一纸决定，说毁了，就在一朝之间被毁了，说建设，到今天还没有建设起一个框架来，反而连个踪影都不见。如果说，除了对私改造的过渡阶段不算在内，到十四大的中国历史，都算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大约将近三十六年的历史，那么此后的十五年，不但不能算是初级阶段，连个过渡阶段都算不上，只能算作以双倍速度运行的“退级阶段”。因为近十五年所谓“改革”的阶段，与初级阶段有着实质性的改革差异，恰恰属于相反方向的过渡，不是对私改造，不是将干部所有制，进一步向社会主义推进，向群体所有制发展，而是将生产资料以各种投机手法，即以失衡的专制的价值评估，直接划入少数干部的私人账户，从而推动一个个的社会主义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按照资本家所垄断的资产评估方式，进入中断社会主义事业的清算阶段，恢复老板所有制，是逆于社会进步的私有化政策所专制的退步阶段，退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过渡阶段的起点上，就差再退一步，把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也扯了下来，退回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社会体制了。此种退级阶段的特色，当然不是理论设计师所能了解到的。
一个社会体制，就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要学好人好事多不容易，那学坏则非常之快，辛辛苦苦干了四十多年，浪荡堕落只需一年之中。这显然是把持共产党领导的经济极左派，在维持其特权地位的需要，才以极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悍然做出了结束初级阶段的政治决议，心急火燎地将前辈们改革路线上的一些偏差，极力扩张为错误严重的资改派路线，把中国带进危机重重的资本系统。哪怕其标新立异，玩什么新花样的名称，始终不肯承认其政治决策，具有退级阶段的性质与作用，但在劳动世界的词汇体系中是明确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已经被官僚主义者所终结，能够维系劳动人民在社会上说话的地方非常狭窄，就剩下一块没有被摘掉的招牌了。能否召唤中国社会，真正回到初级阶段的发展路径上，也成了悬念顿生的大问题了。这一点，连有些老糊涂的设计师，也可能被蒙在锅里，不明不白。可见要同中央的领导群体，说个明明白白，是多么的重要。当然，设计师有老糊涂时候，属于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如果不能保持脑力劳动的投入，坚持读书学习，仅仅看电视听新闻，这头脑机能的老衰也是必然的，我到那个时候也不会例外。况且，缺乏唯物辩证法思维的设计师，遭遇着八九天安门事件之后的经济机制，呈现出“一管就死”的社会格局，不得不抱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激情绪，着力于“一放就乱”的思想引导，难免要对资本机制的运作，注以极大的兴趣，难免会由于此种关注度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得党中央的经济头脑，也都在发热，深陷于形而上学的发昏中。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
重要的是咱们并不糊涂的明白话，如何不被中共中央当成一种糊涂话。因为一个人堕落到吃喝嫖赌吸白粉的地步，没有别人的干预，是不可能自行收敛的；一个控制社会的政府，一旦迷上了经济赌博的市场机制，也是只有上瘾，不会有自知之明，不可能接受以劳动改造自身的机制塑造，不可能把政府的管理机制，改造成为立足于劳动的踏实机制。只能靠人民起来的反抗行动，才能把官僚主义的政府，从沉迷于开赌场的老板角色中唤醒。重要的是三十年来的改革，到今天还没有改革出来一个新机制，一个有效建设共产党组织的“唤醒机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个缺乏自我批判能力的革命组织，怎么可能避免“革命党不革命”的必然困境呢？如果说，受到毛泽东之辩证法思想的熏陶，前辈一批的革命家，包括特色理论的设计师，尚有领导思想中的辩证法意识，那么可以说，随着设计师的退出政治舞台，中共领导人的辩证法思维，也就大幅度地退出了整个的领导阶层，到底还有多少剩余，已经很难说得清楚，咱们别的不说，坚决地要求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认真贯彻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精神，确实是当务之急，才能准确地全面地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道理。与此同时，也要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社会机制的运行，才能在阐述社会主义的道理中，推动领导人接受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精神。
所以，咱们的真理探讨，关键还是要想方设法地维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保卫共产党体制的前提下，努力向上层建筑的理论头脑，不厌其烦地展开多种思维语言的反复进谏，以望有智有勇的革命家，从中共中央的位置上站出来，大胆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把脉，大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扭转退级阶段重新为“过渡阶段”的新经济政策，为新世纪的皈依“初级阶段”，做出扭转运动方向的战略部署，有力地挽回前辈设计的“初级”声誉。虽然，扭转方向而重新过渡的政策制定，有着很多的困难，喜欢金融市场为导向的资本制度能够保持一成不变的安逸思想，配合国际资本的强大势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新过渡阶段的特大阻力，但有革命派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给劳动人民打气，在用马克思主义团结广大劳动人民，掀起更为强大的决策力量，一起为中央政治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撑腰。一时间，这劳动人民的生活语言，也许不能撑腰，但劳动人民的思想，也是可以用资改派的“词汇体系”来表达，来为革命家撑腰的，这是用唯物辩证法，对于词汇体系进行加工的自然结果。
至于本网站只能面向劳动人民，不能与上层建筑进行对话，那也是次要的问题，只要咱们的理论力量过得硬，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进行“社会现象”的理论阐述，此种阐述的慑服威力，迟早要冲破资改派的阵阵封锁。不久的将来，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旗帜，插上中国理论界的科学殿堂，让辛勤劳动的中华民族，沐浴在科学思想的阳光之下，使一切含着阴谋诡计的低级生命，像病毒与细菌一样，在阳光下萎缩，凋谢。
我私下想与那位帮助我的网友，在这个“词汇体系”的使用方面，有所商榷。如果该网友不同意我的意见，希望您提出更多的确切理由，以便本人得到新的领悟。当然，从词汇体系，扩展到资改派的知识系统，都要摒弃，不一定是该网友评论中的意思，但却是革命派队伍中很有分量的看法，我从中得到启示，总觉得要好好学习资改派理论中，所包含的一些科学道理，才能增进咱们批判“资改理论”的深度和力度。马克思以批判资本社会而著名的《资本论》，好像也是在研究“商品、货币、市场”退出历史舞台的退出机制，并不具有自动性，也不具有人的主观性，即不是出于一些人的愿望，而是在于资本社会中的利益机制，有着人类劳动的利益规律。规律的认识与掌握，是需要劳动的，马克思已经足够的辛劳了，不可能代替咱们所需要的抽象劳动，而且属于大多数人都应参与的劳动，不属于精英分子关起门来，为了一点点的书稿报酬，进行神秘兮兮地吹牛研究，然后在党的大会宣布一下研究成果的创造性，就算发展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些谬误得以流传，与此中缺乏劳动纪律而赢取稿酬的方式，有很大关系，使得违背劳动利益的剥削行径，充斥于权威的理论建树中。）不劳动，或假劳动，是不可能会掌握科学技术的。退出机制的认识与形成，正是在于无产者有关理论工作中的劳动结果。如果不研究资本运作的客观机制，从中拯救出社会机制的运作原理，这《资本论》不是白写了？不是在为资本家的经济论，开发凯恩斯之类新学说，助一臂之力了？不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进行具体劳动到抽象劳动的层层推进，这资本的现成运动，能够凭劳动者的美好愿望而自动退却吗？
无论是工人运动的组织，还是目标的设定，同样需要严格地遵循客观规律，同样需要面对严峻的现实劳动，不能把抽象劳动，或者说理论研究的工作期望，寄托在资本家理论的专家权威们。工人运动具有调节工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客观性，运动目标的实现，建立在劳动利益的有机联系上，不是在不可捉摸的无形联系上，或者说，不是建立在不稳定的感情关联上。所以说，工人阶级的团结关系，不是仅仅思想教育的问题，而是劳动实践中，相互联系的逻辑体现，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给以更高科学水平上的揭示。
贯穿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相联系的主线，叫劳动，穿梭在人与人之间相联系的主线，叫利益，两者交织一起，互相渗透和不断转化，是劳动的社会化性质所决定的。劳动者的利益需求，就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运动属性，“按需分配”就是建立在全体劳动者都要遵守劳动纪律的前提上，没有一个人具备不受约束而脱离劳动的特权地位，在此情况下，才能形成按需分配的劳动机制。不劳动者的利益需求，是自然界对应人类运动的不断发展，并与之成正比关系而增长着的反向阻力。此种阻力，在阶级社会中，需要劳动者进行不懈的斗争才能予以消灭，在“无阶级”社会中，也有着“无阶级”的管理体制，予以转化，或者叫做吸收消化，化阻力为动力，将不利于人类的自然运动，通过人类的理智性劳动，借力使力，转换为劳动力量的组成部分。这种人为的“转换”，就是咱们称作“管理”的高级劳动。此种高级劳动，现在却仍然以原始方式进行着，是因为具有残存片段的封建方式，借助城墙之类的古老载体，得以留存至今。但是推动社会的进步，仍然是意味着推动劳动的规范，日臻完善有效，而绝不是市场经济政策中的无序化运动。加强劳动管理的规范化，是与古城墙的加固，性质完全不同范畴。
个人劳动的自由解放，与劳动规范水平的提高，也是完全成正比的关联度。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从低级劳动向高级劳动发展的基本道理。在资改派的自由化理论中，也无法回避约束人们自由而出现规范化的一些概念，不得不也要发展社会规范的管理工具，也就是“预先约定”的某种联系，不是抛出一个让资本自由化的决策就完毕了，就能真得把预约性质的“计划”概念完全地改革掉了。只不过自由化属于资本家，规范化针对工人们；两者是割裂的，资本家的纪律少了许多，员工们的自由也少了许多。所以说，资改派理论中，许多规范劳动的管理方式，记录劳动成效的统计手段，强化劳动者责任感的许多措施，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学习对象。只不过，咱们提出的加强社会规范，提高劳动的道德水平，或者交叉地看来，咱们是提出劳动规范与社会道德，都一样，都是以全体劳动者的需要出发，不是维护管理者个人的专制所需，但利用个人化管理与语汇系统，为劳工阶级服务，也是可行的。通过这些现代管理的进步方式，展开我们对于“平等管理”的机制思考，或体制创新，剔除其被人垄断的原因，促使管理者受到被管人的约束，将使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在所有这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困惑问题上，发挥出魅力无穷的科学性。
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科技知识越来越丰富，在庞大的人类生产面前，个人的劳动能力，显得越来越渺小，本人的知识浅薄，是因为自己谋身时的劳动比较简单，一般的知识学习，绰绰有余，但轮到要写作，发表文章观点时，就捉襟见肘了。就笔者的情况来讲，社会机制的阐述，是个不断深入的写作过程，需要网友们，联合起来思考。经过一些积极，认真的网友们，通力合作，以求共同完善本网站的革命派，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理解，以及现实运动中的贯彻过程。本人提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考路径，并不一定是非常科学的提法，在语言措词方面的问题很多。但完全可以相信，我要反映的路径，是客观存在的，能否表达其客观性是一个问题，能不能表达得更清晰，是另一个问题。
我之所以不能把党中央直接从该路径做出的决策措施，一下子说出来，一方面影响到资本家的敏感利益，他们在理论上说不通，没法抵触，但行动上，做得通，一切对策应有尽有。我们的思辨逻辑，还没有打通革命队伍中许多想不通的头脑，反而会增加了资本家头脑的谋略，增加了思想阵线的模糊性，对无产者的思想理论进行更多骚扰。我们的政策建议还没有提出，革命派的决策头脑还没有反应过来，资改派手中现成的种种应对措施，已经做出了防范。如果都像国美电器的老板黄光裕那样，喜欢显摆，自动显出狐狸尾巴，那倒是好办了，困难的是自投罗网的人，属于愚蠢的资本阶级一类，不是势力庞大的整个资本阶级所为，资本阶级并非那样愚蠢的，他们操纵着市场，但总是躲藏在市场背后很为纵深的地方。所操纵的重大事件败露后，也很难株连到他们的头上。或者说，本人的思考，总是有着一定的缺陷，还没能说清楚，就遭遇一些不痛快的事，被迫中断，对写作思维来讲，很容易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还受制于党中央领导的麻痹观念，他们政策的制订流程，说快就快，经济上的大跃进措施，很快就推行，说慢也慢，政治上的劳动者策略，迟迟不敢动。思想上处于“不争论”状态，所以没有头脑风暴的高速率，绝不可能迅速理清头绪。他们死抗着一百年不动摇的固定观念，做为最简便最省事的整理方法，整理那些层出无穷的新情况所产生的各种思绪。要说他们一团乱麻，无力理出头绪的的思想混乱，自身是感觉不到的，也许还觉得很委屈，反而认定咱们下层革命派的思维逻辑很混乱，不如他们的条理性来得清晰，没有理解他们的思想体系，没有体会他们执政之苦衷。两者之观念差异，意见不同，虽然尚属人民内部矛盾，却也是真理标准的大裂变，要达到同一，也是颇有难度的。
上面已经谈到，“唯一”这个概念，已在资改派手中，抽取了客观性，当然也就不可能统一了，只可能是裂化，从此引申出一系列的不统一。理论界美其名曰，多元化，多边化。实质上以两元化为主要差异，即剥削者与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差别。劳动者的最终解放，就是要靠“所有权”的一元化。就是说，劳动发展的多样化，是以一元化为基础的。这是从人类四千多年文明史的无数实践中，抽取出来的普遍真理。就像每一个人的脸谱都有很大不同，仔细辨认，很少有人的脸庞可以同他人完全一样，不是千篇一律，不是千人一面的，这是最初的认识。再一探讨，就发现，其实还是要以同一个脸谱标准为前提，认识到人的脸部构建，还是有其共性的。如果脱离这个共同标准，让贪婪的资本家，给他的脸多生一个嘴巴，或者把眼睛放到嘴巴处，此类与众不同的多元化，难道对他们是很为欢迎的好事，可以突出地解放其个性吗？人类的“所有权”，被资本家弄得千奇百怪，就像把自己的嘴脸，扭曲成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别形象，这在未来的劳动世界中，只能看作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像今人回看过去不受劳动者所约束的君皇一样。如果劳动者的生产关系不能获得解放，不能把所有权力，统一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当然也不可能在劳动过程中形成“部分权”的多样化。而多边化的利益关系，也不过是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利益斗争，是此所有权与彼所有权的盲目冲撞，使得资本社会的任何政治家，在分崩离析的政治关系中，束手无策，执政之苦衷，永远也扯不清。
在我记忆中，除了蒋介石对这种苦衷也有深切体会之外，人民群众是没有这类问题的，都要随客观世界的变化，而改变自己对于社会环境的适应性。蒋介石的苦衷，一直存于“以不变应万变”谋略，是当代中国最原版的“不动摇”之论。当然，如果明确以劳动人民意志为服务的原则，那是永远也不需要变化的，永远也不存在“动摇不动摇”的问题，更不会出现稳定不稳定的社会动乱问题。但是靠市场投机，靠资产阶级，靠少数人的精英阶层，毕竟都有心虚的一面，不如依靠劳动，依靠人民来得稳当。不从工人出发，没有劳动做底气的管控行为，要想不变也不行，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不过，不劳动或少劳动而取得暴利者，特别是还有负值量巨大的劳动者，统统归于劳动人民的概念中，以维护熄灭阶级斗争的政治策略，这样的政治家，是不会感觉社会机制中有什么风云变幻的征兆，只当是空穴来风，无所谓，何足挂齿。
要说有记挂的事，是掌控着生产所有权力的资本家，能不能进一步富裕的发展问题，也算是进行改革的政治家，在把大批农民工从家乡建设，引诱到城市资本家的手中控制后，在中国政府为资本阶级的劳动力供应，提供了资源利用的总体策略完成以后，略略表示一下政治家们对于急剧增长的工人队伍，以一点人道的关怀。政治家与工人们的中间横隔着资本阶级，这一个事实是不能多说的，但把资本家发展，提升到政治工作的中心来讲，一定要让国人知道，是安抚民心的稳定举措，是关注着工人阶级对于改革的承受程度，有没有达到不堪剥削而进行反抗的临界度，体现了中国的社会改革，尚属于企业工人十分稀薄的政治价值。
5、学习思维的革命，是最根本的较量
在中国的政治界，改革派热衷于走捷径的投机思维，很自然地要把市场手段奉为统治中国的法宝。但是，就手段而论，不从统治性质而言，操纵市场的过程中，总归要轮流坐庄的管控方式，仍然规定了下一步的政治竞争，必然的政治导向，也要改成以轮流执政的多党方式。或许，此种规定，正是体现了“资本体制”得以盛行于世界各国的基本原理。就是说，市场主义正是清洗官僚主义最有疗效的好办法，这在欧美少数几个作为楷模的国家，可能具有某种疗效的展示。所以，将“官与官”的争夺，转变成“钱与钱”的博弈，否定计划经济，等于否定官员腐败，肯定市场经济，等于没有政府腐败了。所谓的“专家”们，把脉中国经济的一致结论，叫做“国富民穷”，表达了资本家这个“民”，还不够富裕，无法与掌控着国有权的“官富”可攀比，还没能拿出富裕的资金可进行投资，拉动中国的经济。因为一些官僚的富裕状况，还算掌控着屏蔽阳光的高大建筑，真要不允许移居海外而被曝光的话，其富裕程度，可能让海内外都要震惊，足可证明资本理论家对于治理政府腐败的高论，是有其依据的。简单说来，是以货币权力治理权力腐败，中国的反腐败是走资本主义路的最大理由。
体制改革中的特色理论，非常地强调实事求私，换句话说，是非常地物质化，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也不过是一个为GDP服务的指标而已，GDP就等于人民利益这个概念。所以说，“唯物”等同于“物欲”，没有发挥头脑的主观能动性，不是从人之劳动的精神出发，当然也不可能体现人之灵魂的政治智慧，只是从脱离劳动的物欲出发。那么，被动地接受物欲支配的“思想”，也就在官员们要求“解放”的冲动口号下，开始胡思乱想了，至于工人的解放问题，当然属于工人所需要想的，不属他们所想到的。特色理论的贯彻者，任由想象力的发挥，也不可能想像到劳动者的思路上，无非在“货币”与“权力”这两个概念中兜圈子，凭着不劳动的历史传承和现代化的诡辩术语，可以脱离劳动世界而转过来，再翻过去地改换其宣传口径的花样，不断地在欺骗，拆穿，失效，再欺骗，再拆穿，再失效的理论思维中，进行概念意识的词语循环，尾随其后“以不变应万变”的理由，也在不断翻新。不管这货币治理权力的理由是否荒唐，作为三个代表们的护身符，的确是他们屡试不爽的发展依据，可以洗掉“政府腐败”的不良名声，可以证明这些官员一直在忙忙碌碌地“发展”。不过，在小市民的狭隘思路上，除此资本经济的发展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大事业可以发展了。
社会主义的大事业，早已不属于资改派所想的范畴了，早被他们下了个很虚假又很死板的历史结论，认为是遥远的将来才有的范畴，现在要论社会主义这个范畴，除了设计师进行一番修改，赋予资改派的臆想之外，真正要消除什么剥削的问题，根本是弄不懂，想不通，不敢想。只能想想权力与货币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封建时代流行的基本观念，叫做“升官发财”的问题。或者现在又有了“发财升官”的新观念，也是投机政治的政客们，新近开发出的运动机制，在共产党的重要讲话中，明确宣布特色理论的又一个先进观念，说是您当了资本家，就有机会当上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官员了。当然，这类问题的词语，也要有与时俱进的新提法，以免让人觉得不顺耳，改以惯用的“发展”一词来表述，而且有着“先进性”的政治语言，在表达着权力意识上的“道理”，非常之“硬”。不管此道理有几分实际的含义，这硬和软的逻辑，是由政客大员们，一锤定音的。
就资改派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构想来讲，确实有其推脱责任的硬道理，可以把有关社会主义的政策事宜，坚决地推脱到无限期的未来，哪怕劳工阶级怨声载道，也是死认这个远期支票的特色理由。这从另一个角度上看问题，资改派的这个理论观点，也是符合实事求是的某个真理。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明确地告诉咱们的劳动人民，社会主义是靠劳工阶级的斗争，争取得来的，决不是凭着精英阶层的小聪明，捏造出来。要想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就得靠更多无产者的抽象劳动，更多知识性的劳动投入，而不是有产者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微弱作用，所能揭示的理论逻辑，更不是将货币和权力这两者拼凑一下，就算成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与概念创新。凭他们在“权力与货币”的概念中兜圈子，这社会主义的制度，当然是遥遥无期了。因为他们不是劳动一族，他们自身或掌控权力，或掌控货币，根本不能跳出传统的思想框框。
其实，以官为本和以钱为本，两者之间能够依傍着发展，在于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有什么太多隔阂的。因为资本社会中，权力资本的城府，与货币资本的城堡，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只是有了城堡的崛起，比传统的城府体制，多了点管理职能的强化，也多了点管理机制的灵活。对于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或者说，对于伴随劳动过程所产生的高投机心理，由于货币运动的速率加快，搭载的机会也增多了，也就有了借助运动机会，便于挖掘社会资源的取材条件，得以建筑一些微型结构的小城堡。大概是受到“生产力”的冲击作用，使得“生产关系”的运动机制，随着生产力的精细化，也产生了一种大裂变，从传统的宗主国大皇宫，分裂出一个个不同规模的小皇宫。有着货币链条上的传导作用，还有一种裂变方式，那就是将城府内的一部分机构扩建到城外头，美其名曰“中介组织”，其实是跟城府主人一个鼻孔出气的小堡垒，属于生产体系中，吸收劳动价值远远大于其产出的一个个寄生瘤，割断了要放血，不割它又作痛，是资本经济的法律奈何它不得的组织系统，甚至是与法律机构粘连一起，共同生长的神经组织。这些上层建筑的构成，明显要比历史上的建筑群复杂多了，但其基本性质，却是非常简洁，仍然是在构造着人类在劳动灵魂方面的对立面——————整个社会在有机运动中所呈现的精神分裂症。
不过，此处不准备分析“资改派”为了强化管理体系中的经济手段而搬来的货币资本，我的文章已有讨论，更深入的讨论，尚待咱们把资改派，或者资本理论家的许多重要资料掌握之后，而且这结论可以简短，这分析简短不了。仅是说明一下，受到错误路线的约束，对于中央领导的思想麻木，革命派的同志们，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领导人决“不动摇”的改革口号，已经说明他们在坚持“资本权”主导中国社会的运动方向上，走得很远了。其沿着错误路线，以婆婆妈妈地走步样子，所呈现出来的领导思维，达到了不“明智”， 不“思考”， 不 “灵活”，不能进行反省的僵化与麻木状态。不动摇的主导思想，传递着思想不能开放的封闭化信息。事实上领导人本身，也被捆绑在货币资本与权力资本这两个车轮上，处于失控的滑道上摇“摇” 晃晃，却仍然不能反映到他们的头脑中也有所运“动”。只摇不动的口号，说明其头脑缺乏思想，缺少劳动而处于静态中，或者是一种以过去劳动的成绩感，作为现今以一劳永逸的安定感，安于妄自尊大的统治感觉上，认定自己的领导思维，或者说所依据的政策路线，绝对没有问题，可以继续主导中国的社会进程，剩下的问题，就是要制止人民对于中央领导的异议。
因此，随时会有来自“中宣部”错误的管制行为，我希望有条件的革命派人士，应当设法做更多的准备措施。除了加紧理论工作的推进，赢得理论界人士的支持之外，我等小民毫无办法，可以抵御外来的干预，无法摆脱没有批判武器的困境。只能在武器的批判中束手被擒，稍有一点的政府干预，像一颗小虫子那样，咱们就没声响了，没有力量在沉默中爆发，只能在沉默中静候灭亡。咱的生存机制很脆弱，略给一个颠覆政府的罪名，就被和谐得无声无息。所以说，组织更多的人，学习改革开放的各项理论，推动大家投入到批判资改派理论的斗争中，是现今能够操作的，非常宝贵的斗争时机。在网络上展开这样的批判运动，比起上街示威，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能够使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得以有效的贯彻。
毕竟政策措施的制订与执行，时效性很强，必须讲究战术方面的时机把握，中国的革命派，不能一再错过有利的历史转机，但也不能轻举妄动。要么不动，一动就必须动到家，不达目的之政策建议，如果事关国家机密，还是要谨慎些。特别是涉及群众性的反抗运动，决不能像“八九”天安门事件那样，被所谓的“民运”分子所控制，影响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如果一直放任下去，没有当初的果断措施，其后果确实难以收拾，共产党的地位或招牌，早就保不住了。今日之共产党领导，非昔日可比，也是脆弱得很，反抗政府的运动规模越大，越容易被政治野心家所利用与控制，远非毛泽东那样的政治魄力可比。毛泽东可以放手让群众去运动，却仍然不失为共产党的领导威信。也不是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可相比，可以有设计师那样的强硬作风，为维护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有力地调用人民军队，迅速获得政治局面的控制。设计师面对强硬措施以后的经济格局，陷于“一管就死”的担忧，油然而生，才被引向“一放就乱”的思路上，反正有此“六四”事件的强硬措施，对于治乱能力的一次大检阅，也就有了对于经济机制纵容大“乱”，不予适度控制的斗胆心情了，但内中的社会机制，有否可控之“度”的认识，却是越发地糊涂了。把没有边边的思想大乱，也算是一种解放了的思想，甚至捧场为一种新的理论，捧场为创新了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六四”事件的果断决策，是不可能成为允许被重复的历史行为了。在这一个社会背景的问题上，革命派一定要牢记历史的经验，决不能把革命的前程，全部寄望于当今的共产党组织，对党中央的调控能力，不能估计过高，除非中央领导有决心有毅力，痛改错误的路线决策，那就另当别论。
我在讨论中国式改革之痛楚的文章，讨论了中共领导的革命理论与实际行为，有着严重脱节与割裂的情况，因此对其尚有的一些社会主义言论，亦是不能太当真。如果今天的革命派，不能有效地控制政治局面，那么源于反官僚腐败的革命运动，极易被导入反革命的运动方向，破坏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反对暂存于官僚体制中的社会主义方向，成为新一批官僚更换老一代官僚的权本阶级运动，与资本阶级的运动，同流合污，给中国的劳动人民，带来更大的灾害。所以说，没有把握的运动，还是不动为好，不要反官僚，不要反中央的决策举措，但要据理力争，争取每一个产生决策举措的会议，进行大规模的劝谏活动。这样的劝谏，必得掌握相关的知识，必得在思想斗争上首先有突破，突破现有理论框框的束缚。
观察一下当今的思想动态，就可以明白中国社会的稳定性有多少，诸如小儿科一类的幼稚问题：多党制还是一党制，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创造价值还是劳动创造价值等等，普遍存在于重要的“先进分子”中，一直没有真正弄懂。要在目前的思想界或理论界，解释得通，亦是颇费口舌了，若对“中宣部” 的一些小册子，寄予纯清理论界问题的希望，是极不现实的。资本经济在中国充分展开的经济事实，反映到上层建筑，使得资本主义思潮，已经占据了大半壁的江山。中宣部文章中，重复资改派理论的一些老调门，给人以说一套做一套的不良印象，由来已久，再也没有什么好的说服力了。反而折射出此类思想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重大的政策建议提出之前，必须重新扫清不懂政策精神的思想障碍或理论上的绊脚石，必得先排除中共十四大错误路线所设下重重叠叠的决策路障。在我看来，要从资改派的理论台柱上，凿开一个缺口进行暴破，以现代管理的科学经验，以社会管理的科学原理，扳倒资改派的理论体系，对的网友们来讲，问题并不大。
问题很大的是，革命派队伍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运用，缺乏足够的认识，不能像医务人员运用的解剖刀一样，熟练掌握于资改派理论系统的解剖工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增大了咱们要扳倒资改派理论的困难度。是咱们思想认识的提高，还没有达到可以透切批判资改派理论体系所具备的高度。资改派的管理模式取消了，必须立即要有大家拥护的，明显是科学有效的管理新模式，替补上去，而决不是仅仅换几个领导的人选问题，也不是恢复毛泽东时代一些重要措施的问题，更不是什么民主选举的宪政问题。当然，理论位置的替代是没有问题的，咱们有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系统，足够可以填补指导一切理论工作的中心位置，只剩下如何去联系实际的问题，也是咱们不得不在工具性理论方面展开学习的原因。现实劳动的管理体系中，各种各样的工具知识及其功能发挥，就是咱们实践中的劳动条件与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果能使理论与现实之间，得以按照必然性的逻辑工具，有效地一串串挂起钩来，如果让人民看清楚，马克思主义与资改派理论之间，势不两立的地方在哪里，得以断绝各种不应有的利益牵制，那就完全可以推倒他们盘踞在中心位置上，另起炉灶的那一套平庸理论。
革命派的思想理论，能否过得硬的重大问题，就在于知识工具的充分运用。如果不能充分吸收现代科学的管理知识，不承认这些管理知识，有助于我们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机制的内在把握，有助于重新审视资本或货币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作用，那么，无产者管理的体制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从谈起，凭着工厂工人的日常劳动，也不可能有着新机制的揭示条件。革命派否定资改派的理论，不是仅仅一些概念置换，或者是词汇体系的改变，最根本的，是在管理工具的运用方式上，具备着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行动路径，核心就是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方式的较量。如果两者之间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有相同了，那么这种较量也不存在了。因为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较量，是层出无穷，矛盾重重，而唯物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之间，则是如鱼得水，相互依赖，贯通，促进，是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灵魂所在。两者不同性质之间的较量，体现在人们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前者属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后者属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如果体现在劳动过程中科技方式上的矛盾，则是属于人民内部认识方面的矛盾，处在精神制造物质，物质养护精神的矛盾关系中，是人类社会永远存在的供求矛盾。无产阶级要有处理矛盾的新思维，不是从头脑中产生，必须从资本机制的运作中推导出来的。有了经过抽象劳动，而完成了这种推导后的成果展示，就为无产阶级的利益维护，和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能在阶级斗争中，取得有利的支配地位。为了批判而学习资本，为了深化学习而不能放松批判地步步紧逼。社会主义的经济机制，来自于资本的运动，又是远远优于资本运动的社会机制，是对资本机制的重塑。将被动的生产关系，改造为具有“能动性”作用的生产关系，一反数千年文明历史所呈现旧形式的运动规律，也就是依赖着劳动者群体的一起努力，促使那隐含其内的“无阶级”社会之运动规律，渐渐浮出水面——————在资本社会向社会主义进化的发展阶段，“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必然性。
因为劳动力来自于自然力，不等于劳动力不能支配自然力，总是被动地跟在自然力后边；因为生产关系源自生产力，也不总是被动地作用于生产力，现在轮到生产关系的发展，开始主动地支配生产力的时候了。人的生命活动，在有限的自然空间中，具备了决定物质世界的作用；构成社会生命的生产关系，也必然地在铲除资本机制的历史阶段中，具备了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作用。这就是咱们认识未来发展的基本线索。如果说，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又要受制于生产力的进步，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那么，在社会主义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生产关系的发展，是人类劳动获得解放的根本问题，没有生产关系的解放和发展，不可能有劳动者的真正解放和充分发展，已经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人民实践所证实，无论发达的资本社会，还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都具有同样的辩证法规律。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最根本的，就是劳动者利益的自由解放，就是劳动者做主的民主自由，决不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前提的资本者解放。资本者的解放与发展，是反动派的运动规律，不是革命派的运动规律，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性认识，不是发展中国社会的真理。
客观规律的揭示，必得以客观的思维方式做为保证，必得有不同于未经深思的习惯观念，以质变意义上的思维突破。思想方法的革命，就是学习思维的转变，就是劳动者从理论到实践，开始主持“生产关系”的解放运动，而传统形式的经济规律，将加速其被彻底颠覆的命运。犹如人类在数学认识的进程中，“乘方”定律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毁灭之时，紧接着被“积分”定律的统治所取代。（此处的“统治”一词，是拟人化的夸张，并非指数学研究的领域，真有此学术方面的管控行为）革命派的任务，就是在于能否顺应这一个以人类劳动所主导的历史潮流，取得科学的思想认识，有助于中国顺应历史发展的主趋势。当然，以资本机制为学习内容，这在中国的大专院校已经普及，但由革命派的同志，拿起唯物辩证法，一起参与资本机制的分析，除此网站之外，作者就较少看到了，但我相信，越来越多的革命派同志，一定会认识到，跟“资改派”的根本较量，就在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脱离唯物辩证法，就是脱离了真实世界的本质。
如果有人把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矛盾对立，仅仅看作是认识论的问题，那可是大错特错了。在过去，人们通常从认识论来分析此中矛盾，并没有错，但错误的是不能继续把此种分析向前推进，推进入社会生活的具体领域，不能坚持从客观世界出发，从实践的角度来确认此中的矛盾。从实践上讲，唯物辩证法强调客观性，强调尊重客观规律而运动，通常叫“劳动”，并不是主观性很强的活动或消费等等，不可以离开客观世界的自然运动，不可以扭转人体活动所具有的劳动性质，不可以纵容已经退化的动物野性，在人们非理智的放荡中复活；形而上学，则是强调或追求稳定的不变的世界，不愿意这世界变得太快，脑子不能加速地认识世界，不是在劳动基础上，积极主动地与客观世界在运动中产生联系，通常叫此种不劳动的现象，称为“惰性”，对于政府官员来讲，有个专门的法律用语，叫做“不作为”。 简而言之，两者之间是勤奋与懒惰的矛盾。
由此简论，按上面的分析，重新可以表述一下，懒惰者之间的矛盾，无法弥合，勤奋者之间有矛盾，可以沟通，而懒人要想制服劳动，则是不可调和的剧烈冲突。
此矛盾的表现也是辩证的，在两者之间有着互相包含的成分，直至出现转化的情况。懒惰者，并不是不运动，可以在反劳动利益的方向上，积极地依附在劳动者身上而取得其运动的生命力，此种很积极的活动，具有反劳动的作用，通常叫剥削，但往往有着参与劳动的极小部分价值，可归属于假劳动一类。而如果为了制造大量的假劳动，为产生各种剥削者而设置一系列的措施，或者进行理论上的开发论证，此类由极少数人进行的活动，当然也是以劳动的方式，表现出来，是一些处在上层建筑上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但工作的价值，明显是起到了破坏劳动的作用，要比一般剥削者的破坏程度更加厉害，所以咱们称它为“负价值劳动”。包括一些侵吞全国劳动者共同的劳动成果，或者毁弃于海外资本家手中的政府官僚。负价值的劳动者，是制造大量假劳动者的工作母机，越勤奋，对破坏生产力的影响也就越大。在此影响下，原本很正直的劳动，也就有了投机心理的培育条件，以小劳动博取大利益的剥削思想，浸渍了劳动者的诚挚心态，使真劳动演变成假劳动，沦为懒惰者队伍中的一族。
劳动是人类从自然界中提升生命质量的解放途径，是跟动物时代，处在被动地接受大自然支配的野兽活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高级活动。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之一，就是由社会组织提供人民获得解放的劳动武器。不但是物质武器，也包括精神武器。表现在领导社会主义中国的共产党组织，应当以提高人民的劳动性作为其组织存在的第一要义，而不是引导人们去进行各种各样的消费为主要意义，不是靠资本家推动的乱消费作为调控经济的根据。消费为了增强劳动能力，劳动为了规范消费的方向，提高生活消费的品质。生产与消费，不仅在于数量关系的适度比例，更在于运动方向的准确性。所以，诚挚地坚持劳动，也是共产党不同于资本家政党的第一个特征。为劳动人民服务，是资产阶级政府极力要推脱的职责，是由其不劳动的政府官僚所决定的性质，但应当属于中国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劳动者的政府，不是为市场服务，不是把社会上发生各种冲突问题的根本责任，推向市场上的资本家群体。这种一推了之的指导思想，早先就存在于官僚作风中，是人民经常要批评的“踢皮球”概念，属于体制改革应当要革除的对象，而不是明确为维护官僚们敷衍塞责的政策导向，更不是促使勤政者勤于剥削制度的维护，勤于为资本家服务，就冒充着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形象。把政府劳动者应负的社会责任推卸掉，改换为市场责任，与共产党的原旨，与自己直接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发挥，差了十万八千里，只能使中国的上层建筑，变成远离劳动世界的封闭建筑，巩固封建社会中古城墙对于中国人离心离德的隔断作用。当今中国，离开社会主义越来越远，用一个模糊的“经济”概念，笼罩在资改派的改革行径上，常常叫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危机很深的经济社会。其实最根本的危机，就是体现在“经济”这一共产党的中心概念中，只有权力资本与货币资本，毫无劳动的基本观念。因此劳动者及其人权观念，统统可以被阶级斗争熄灭论所抹去，不熄灭劳动者这些主权意识，就不能提高劳动人民任由资改派“榨和逼”的可承受度，但也同时熄灭了资改派领导人民的政治智慧，失去了在党内争取领导权的根本法宝——————唯物辩证法。
改革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坚持，最根本的，体现在领导人的劳动行为上，体现在改革的各项政策中，是坚持主动勤奋，与人民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是停顿在自己的主观成见中，不是静止于过去劳动的成就感中，更不是醉心于投机取巧的偷懒思想，模仿资本政府的敷衍塞责，把自己应予尽力的劳动，摊在市场机制上，当人民是傻瓜，随便愚弄下去。一个懂得唯物辩证法的领导人，是不会想到要把中国的体制改革，引向不愿劳动，无所作为的封闭建筑中。否则，中国人民历尽劫难，才取得上层建筑的一点点无产阶级性质，也将被无情地抹去。这种情景的出现，除了缺乏辩证的领导智慧之外，更多地在于懒惰的惯性力。是缺乏问责制而被惯坏了的懒惰属性。因为人类是具有运动性的生命体，不可能静止在封闭的空间中，不是向这边运动，就是向那边运动，不可能会一直像静物一样，静候在哪儿，呆若木鸡地听候少数人的任意摆布或专制命令的吩咐。而处在上层建筑的位置上，进行着管理社会的工作，是引导人们在有机联系中，进行准确运动的重要工作。此项工作，如果把人们引向劳动投机的消费欲望，这运动的必然结论，叫做贪婪；把人民导向诚信劳动的生产技术，这运动的基本概念，叫做博爱，是让劳动者在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中，体会出感恩社会，回报社会的更高觉悟，闪耀出爱劳动，爱科学，爱人民的高尚情怀。
唯物辩证法讲究的是继续劳动，继续推动自身头脑，在扩建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神经网络中，越来越勤奋。如果说，脑袋的容量不够，那么，少想点个人问题也是一个办法，只要个人生活可以应付得过去就行了，要有追求更多社会生活的希望，但不要有太多的奢望。要反对停顿，反对懒惰，反对孤立化的劳动方式，要丰富自身与社会群体的联系，提高人们劳动的社会化，是咱们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态度与行为方式。
6、学习革命决定了革命的广度与深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战略方针不能随便改变，是应该的，但具体战术的应变方面，如果做不到灵活机动，则是不应该的。从某些革命派的言论来看，的确有这样的问题，资改派的总方向错了，一错皆错，没有可取的科学性，彻底抛弃就成了，就万事大吉了，也有着诸多的一劳永逸之念头。殊不知，咱们处于正义的客观的战略优势，不等于也有着客观的思维方法，不等于也抓得住打击敌人要害的战术时机。在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运动优势，学习敌人的作战技术，承认敌人的活动，也具有人类的辩证法精神，本身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也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吸收人类数千年精神遗产的劳动产物，决不是他头脑中的天才想法。换言之，毛泽东是最勤劳，最富有劳动精神的革命家，所以也是最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
天才在于勤奋，是铁定的社会逻辑，细节决定天才，则是劳动的成功逻辑。由于存在着无穷多的细节问题，需要不断地持续探索，也就决定了人类劳动的创造性是无限的，成才的潜力也是无边的，全在于持之以恒的努力，在于要继续地劳动。不劳动就会向着无边的贪婪性方向而运动。其实这个不要居功自傲的“继续进取”，也就是毛泽东革命的“继续理论”，继续革命的理论，源自继续劳动的思想。任何离开劳动，或者曾经劳动而现在不劳动的人，其能力必将衰退，这也是“用进废退”的生物特性所决定的。所以，我们要持之以恒地努力学习，跟着毛泽东好好劳动。以后的分析，咱们还要把他关于“实践认识与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论，进一步用于“生产与再生产”四环节相循环的流程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统一革命派在战役战术方面的思想认识，纠正大家在解剖“资本机制”时的不正确态度。在没有论述到这一步时，咱们首先要求学好资改派的理论。对于不懂革命道理的人，但已经大学课程的资本理论，了解了许多的经济学知识，希望他们首先得好好学习革命理论，从工人运动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经验上，把握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对于掌握了革命道理，困于不能带领或组织劳工阶级起来斗争的人，那么学好资本的管理系统，就是其首要的任务，应当要研究管理工作的科技要素，科学地组织或安排劳工阶级的个人行为，明确区分有利于团结的纪律措施，还是有碍于团结的专制管理，使之成为拓宽唯物辩证法应用领域的开发工具。
为了打碎货币资本与权力资本相勾结的管理系统，就得要有全体工人参与企业经营的管理体制予以替代，要有建立一套没有“权力资本”的战略措施。无产阶级暂时没有自己的管理武器，但有制造或抓取武器的理论工具。只要做人的灵魂，没有失落，不失为自然界运动中的万物之灵，不失去支配客观世界的劳动力作用，那么推动社会进步的管理成效，一定会在自身劳动的斗争中展示出来的。在过去，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今天，不会管，不懂理，老板帮我们教。我在文章中曾提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是不够有力的，其中把“权力资本”，表述为“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比文革前认识的社会主义道理，有了很大的推进，从现在看来，总体概念仍然很模糊，只能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出于当初十分艰难的历史条件，把阶级斗争的对象，在具体化认识的过程中，予以“缩小化”的提法，并非是当今共产党决议所歪曲的“扩大化”情况。如果说，十五年前的改革开放，咱们要批判“权力资本家”，也还流于“初级阶段”表面理论的模糊论述，不能取得现实逻辑的实证，不能比通常的“官僚主义”提法，更加明确其“官本位”的循环机制，那么，十五年后的现实运动，有了货币资本家为我们充当了这么久、这么多的反面“教员”，已经为咱们的批判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实证依据，为权力资本家演变成货币资本家的必然关系，也提供了铁证如山的逻辑根据，都能够成为咱们理清无产者管理系统的思路或理论，以十分有力的作战工具。无产者“不会管，不懂理”的情况，应当要加快速度地翻转过来了，不能再像过去那种赤手空拳的原始方式，而应当拿起人类精神财富的各种知识武器。文革的批判之不够有力，就因为没有充分地解剖“资产阶级法权”，将其中的管理性要素，具有工具性的科学成分，给予抽取出来，纳入无产阶级的专政系统。劳动者群体应当要比不劳动者懂得更多，应当有着更多的管控力量，发挥出主导社会运动的进步作用，而不是任由“一种劳动，控制大部分劳动”的原始方式。
有了这些管理工具，就能将文革时期倡导的，“批斗与自我批斗”，提升为“管理与自我管理”的生产关系。那些反动学术权威，一见到这“批斗”一词，就要百般污蔑，掺进了文革中一些不端分子的恶劣行径，其实并非都像他们回忆录所说的那样可怕，当时叫做“斗私批修”，咱们人人都要参与，或者写心得体会，或者被领导干部要求积极地发言，表示一下努力劳动的勤奋思想，表达自己对于劳动人民的革命态度，检查自身有没有私心杂念需要纠正，能不能以两不怕的精神，履行自己应当完成的任务。各地情况虽有不同，除了开初一阵子，进行红卫兵大串联的混乱局面，带来了后发的许多武斗事件，此后的很多年中，也都觉得很平常，只要没有“占便宜”的想法，没有欺侮人的举止，也就不会有什么惶惶不安的感觉。而且，大量的心得体会，或各种暴露自己“活思想”的书面材料，其实也是形式主义的应付方式，通常以时事政治的阅读为主，并非有那么多强人所难的麻烦，只是把人们不太重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给予强化一下，加强自我管理与相互管理的关联度。此种管理的体制是不健全的，但是体制发展的生命力是强大的，有着不断完善的发育机制，当初的“党中央”精神，并没有那种萎靡不振，死气沉沉之面貌，并不缺乏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与精神振奋。所以说，毛泽东体制的发展，有其科学性为基础，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有着不健全的问题是，毛泽东的管理体制，没有现成的管理模式可以仿照，还处在摸索阶段，还不能迅速完善各种管理性的工具配备，混进了一些奸刁作滑的投机分子，泄私愤图报复的现象，仍然很严重，敢作敢为的有识之士或革命干部，或者一切正义的行为，也因此被别人的非正义行为所报复，没有一整套非权力化的过滤机制，给予挡住，心情舒畅的管理局面，也就不多了。我是为了明确其中的管理意义，暂且换成此“批斗与自我批斗”的说法，以昭示无产者管理的初期模式，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劳动原理，可以对那一次文革，展开深入的探讨，从中窥见，处在似乎有点混乱的现象背后，一种高度辩证的管理机制正在萌生。
而在新世纪中，有了现代管理的技术性工具，就更能有效地发挥出“文革”的思想精髓，就能顺着《共产党宣言》的思路，不是简单地要消灭资本，而是要没收资产阶级垄断资本收益的专制权力，把这样的权力没收，其本身，就是在消灭旧式私有化的根本制度。因为共产党人，“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此“所有制”中的资产阶级主体，当然不仅是指货币阶级，也要包括官僚阶级，其资本运作的循环机制，不仅是指货币资本，而且也指权力资本。其中予以保留的一般所有制，就是大多数人所具有的权利，不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特殊权力，这是符合劳动者所有权的普遍性制度，不具有特殊性的所有制。这就形成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发展。所以说，我们要“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引号内的话，是宣言中的马克思语）当然，无论是权力资本，还是货币资本，对于资本机制的研究学习，并非所有的革命人都需要，一些已经肩负重任的革命同志，不属此列，仍应按照自身的既定方针或计划而工作。我只是想跟那些拿着马克思的主义在进行战斗，但影响力不是很大的战士，说说其战术，应当有一个大的调整，可否深入理论对手的腹地，从对手的知识体系上，寻找破绽，予以又稳又准地打击。我的个人力量很有限，但革命的战士们，在战术方面，发挥各自所善长的分工，各自负责一个方面的事务，通过取长补短的方式联合起来，这力量就不一般了，就能合成一个大的战役，让理论界都知道，资改派手中的理论，虽然加进了许多由劳动进步所带来的科学工具，但仍然不能改变其全盘要被人民否定的历史结论。工具性的科学含量，掩盖不了阶级性的反动主体，咱们抽取其精华，是为了把资改派窃据的劳动精华夺回来，为彻底废除“资改理论”的不科学价值，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可以说，革命派对于资改派的知识系统能不能进行全面地解剖，加以有效地利用，具有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重大意义，影响到新生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
咱们在上面谈了资改派理论具有的空想性质，脱离生产关系的进步途径，去空谈生产力的解放。然而，源自“权本阶级”的利益所需，其改革理论并不因为空想性质而失效，而是有着联合“货币阶级”之政治谋略的作用。改革当初的中国经济，也算是在“摸索”，但属于没有方向的摸索，既要否定毛泽东摸索的方向性，又提不出比毛泽东对于社会进步方面更为准确的方向性理论。用一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概念，糊弄中国人民的劳动观念，摸着摸着，就摸到了资本社会中，摸到了投机赌博的市场观念中，充当起发展美国经济的附庸国了。当然，这也是特色理论所设定的导向目标，导向“手足”产业需要发达，“头脑”产业不需发达的弱智社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来描述，就是一个被“生产关系”上的锁链，牢牢锁住的，只能像一个奴隶一样埋头苦干的“生产力”，由此把中国对于“生产力”进行改造的方向，定位于资本世界的血汗工厂。资改派也可在与国际资本的接轨中，据此充任世界经济的二老板角色而飞黄腾达地发展了。
因此，在现实方面的运动，资改派不但没能跳越“生产关系”这一道难以逾越的劳动者关口，而且也没能守住中国式“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不得不大踏步地滑落到反动性“生产关系”的运行轨道上。无可奈何花落去，特色理论的社会主义花朵，从此萎谢得没了踪影，改革理论已经蜕变成为被改革的“资本理论”。中国的革命派，若能从中吸取根本性的教训，就是在于资本理论之盛行，既有其起到了劳动者之间关系被隔断的壁垒作用，也有其人类进步的知识体系支承为经济基础的管理学功能，否则就不会有其得以盛行的起码条件。而且也是资改派理论得以欺世盗名，蒙蔽中国劳动阶级的根本性原因，以搬用资本家理论而冒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
因此，学习和批判资改派理论，也等于是对资本理论的解剖，是中国人民对于资本社会的一场大革命，只是眼下以现代科技发展意义上的第二次文革方式而展开的。中国人对这场革命，普遍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大约同作者一样，都受到“唯生产力论”影响而被受骗上当，着重于把精力投入到“生产力”方面。生产力的学问，择其典型的学科，主要是文教卫生与工程科学，是在生产“劳动力素质”与生产“生产资料”这两方面，作者在前十五年改革中，主要的劳动与精力，都在最简单的打工技术之学习，属于工程类的生产力要素，但技术水平不过硬，不能超过人际关系的技术水平，以及学非所用的情况，不能获得改善，对“劳动者关系”的各种问题，感到很困惑。此种困惑是大多数上当受骗者的必然结局。只是在资改派的错误路线，明确提出来之后，我才明白中国的“生产关系”，不能发挥其先进作用的总根源，原来是在中共党内所形成的“资改派”身上。不过，当时还没听说这个术语，仅是沿用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并非现在百姓中流行的说法，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开派”，简称“资改派”。此名称本人也是受网友评论的提醒，才开始启用，可能使用得不很贴切，如果不当，请提出来纠正。我觉得，资本性质不是浓厚的，大概就可以另称呼为“改开派”，是改革前十五年，许多盲目跟随资改派的一些当权派，包括一些反对资本家，但也反对文革运动的老干部。在中共十四大“资改派”的路线决策下，当初本人还曾想着所处的生产关系，“继续先进”的希望，也由此彻底落空了。像水面上的浮萍，在无望中漫无目标地飘荡，一晃又是十五年了，越是改革，我的生产力就越是不值钱。而一些没有生产力的人，只要有一点点生产关系的经验，或者说有一点市场营销方面的“关系学”，这情况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构造资改派的理论体系，并没有与“生产力”的学问，有什么实际的关联度，咱们的一些“生产力”知识，也真不派什么用处。别听资改派那套理论，说毛泽东理论不讲生产力。其实，他们的体改理论，才是谈不上有什么发展生产力的太多作用，别以为您的努力学习，使自己有了一点点生产力，就会解决您的生产关系问题，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个冒充生产关系没有问题的资改派理论，针对生产力的主体，更是忌谈生产力的解放与自由，与之紧密相关的，仍然是生产关系的学问。这种学问，并非需要很多的生产力知识，自有远离生产力的理论体系。其中最为典型的学科，原本叫做“政治经济学”，是生产关系的学问中，较为基础的理论。但此处所指的，主要是围绕着经济管理及其体制演变，由资改派邀请资本理论家一起，另行拼凑起来的一套唯心论与形而上学所堆砌的词汇体系，不是指马克思紧贴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所以，这里所称“资改派”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单指学校中狭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应当还有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等。至于党建理论，法制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我觉得或许要划入上层建筑的学科方面了，但也有着资改派的理论触角，资改派的理论活动，范围是非常广的。当然，广义的上层建筑概念，大约指所有的非物质生产部门了，所以也包括企业中的一般管理，包括财会核算、稽核统计等非物质的工作部门，包括一切的政治经济学关系。此中广义与狭义之分，主要是出于不同的实践需要，界定此概念的现实依据也就有了不一样的情况，并无正确与错误的问题。仅仅因为工具性的观察方式不同，并无社会之需要与不需要的分别，除了毛泽东的管理技术之外，并不会遭遇资改派手中的“唯一标准”，予以肯定或否定的“检验”。
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切管理知识，有利于提高劳动效能的，都是值得咱们重视的学习对象。别以为这些知识体系，已属于右派人士所掌握，左派们就得拒之门外。倒是要正视自身的精力所限，局限着自己未能从具体问题上，进行社会机制的总体把握。就拿“经济学家”这个主体概念来讲，也不同于政治上的反动派，也有着可能超过三分成绩，但也有七分错误的解剖要求，也不能彻底抛弃他们的理论见解，也有其属于社会运动的逻辑映射。有些经济学家，也还有许多的社会主义理念。而且有的时候，他们的确比咱们许多人的思想，有着 “先进”一步，比咱们更早看破“唯生产力论”的欺骗性。他们放弃了自己曾经学习的计算机专业，机电工程等的研究工作，选择“生产关系”上的问题，改行到“经济学”中进行理论研究，向金融或证券方面发展。从中可以看出，咱们在劳动技术方面的“与时俱进”，远不如金融技术，在证券赌博方面的“与时俱进”，远不如资改派，敢于将投机取巧的管理制度，与时俱进地跟随货币阶级的行动速度，同步运用于中国的“生产关系”中，货币阶级发财了，官僚阶级的财运也就来了。在如此的改革形势下，革命派的同志，要想破解社会机制的运动密码，能不去学一点“生产关系”中的金融逻辑？不了解金融机制对于生产关系的作用，不了解市场营销对于社会机制的构成有何作用，当然就少了点可以寻找解放生产关系的科学途径。唯物辩证法要求不能从头脑中的愿望出发，而是面对现实的生产关系，从中找出为大多数人劳动所需要的循环机制，才能消灭少数人控制的所有权结构，亦即拆解上述的城墙建筑。
要想拆解上层建筑的壁垒封闭，加速劳动机制的循环效能，就得从资本机制的解剖开始，就得区分资本主义在战略方面的愚蠢和战术方面的智慧，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更不能学资改派那样，盲目地把它们倒置了。把市场主义的愚蠢，昏庸地捧做万能的法宝，把劳动主义的企业方式，反当成不智慧的计划经济，予以全部丢弃。咱们要同资改派的理论体系进行斗争，就得在条分缕析的过程中，把一个个绳结，给以细致地解开来，然后根据劳动需要，重新审视有否连结的必要。在资改派感到社会问题成堆的一团乱麻中，在革命派的理论系统，应当是明明白白的，不仅明明白白我的心，而且明明白白做我们的事。
作为一个有志参与理论斗争的革命者，向资改派学习的内容确实很多，向企业家学“管理”，向干部们学“行政”，向右派学“对话”（即善于吸引人民大众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良好的知识功底，但在他们语言中的“老百姓”一词，主要含义是民营的资本阶层，以及白领以上的精英阶层，这一点他们是需要含糊其词的，缺乏应有的表达力），向律师学“法制”，还有其它的，可根据各自条件确定。只要能坚持从无产者整个阶级的利益出发，来分析社会的管理问题，那么通过学习，不但不会使我们的思维被搞乱，而且会使咱们手中的解剖刀，在资改派的知识体系中，磨砺的更加锋利，使唯物辩证法的解剖功能，充分地发挥。
因为引导中国社会真正有历史价值的主义，必定具有科学的运动机理。这样的社会主义机理，不是停顿在咱们教条式的理解中，就能说得清楚的，把教条式的明白，当成自己全部的明白，是最不能明事理的一种不明不白。必须从劳动的运作机制出发，联系咱们的现实生活。处在阶级社会中，还得联系阶级的统治，联系阶级的斗争，就得学会解剖那些有着劳动所需的统治方法或斗争方法。学会对于社会机制的层层解剖，才能懂得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道理何在，才能把资改派的路线错误，分析得清清楚楚。还可以区分出，大量的专家学者，受到资改派的词汇体系所束缚，一旦解除了资改派的理论薦束，那些辛勤劳动的学者们，依然会展示出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形象，不会一直被罩着上层建筑的剥削者形象。
而我们提高解剖的能力，也意味着展开对于自身灵魂的解剖，意味着克服自身思想中的不劳动习惯而强化劳动能力的提高，从“解剖与自我解剖”的勤奋劳动中，潜入资本社会的管理系统，真正理解或发现“社会主义”概念中的运作机制，才能明确具体的操作方法与改革路径。在探索这个社会机制的路线上，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剖自己，包括设计师和总书记，一个都不可能例外，更何况我等小民，或者说正想要革命的许多同志。不解剖，就不能进步，更不可能谈什么发展，只能谈幻想。这当然不是说，咱们从老祖宗那里搬来的，也曾经毛泽东加工过的，已很完备的政治经济学观念，还不能成为解剖刀，而是说，解剖刀的磨砺，不能停顿在咱们现成的理论观念中，需要从现实中的政治经济学出发，在与工人们的政治经济学生活相结合中，还得冲破“资改派”设下的政治经济学障碍，才能实现整个阶级的结合。要同资改派的知识体系作斗争，就得包括上层建筑的概念，从路线方针、政策法律、立法依据、财税杠杆、货币调控等等，弄清楚其知识体系与劳动需要之间的逻辑性。弄清楚由这些知识体系所组成的，更为具体，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学。虽然这些知识体系是书面形式的，但确实是支配咱们全社会成员的现实力量，有力地左右咱们的家庭经济。如果不能叫做现实性的政治经济学，那至少也可以确认其“半理论半现实”的性质。如果简单地认为，资改派的理论形成，完全是不科学的，完全不是出于生产力发展所需，或者说，其理论纯属骗人，您早就看出其荒诞透顶，早就在谆谆告诫中国的共产党组织，那么也等于说，不仅中国人民太愚昧，太容易受人愚弄，代表中国政治发展的共产党人，也是愚蠢得不可理喻——————这样的简单化看法，本身就不符合人民的意愿，是脱离中国人之劳动的错误成见。
来自于领袖的教诲，来自于学者的经验，不知其数的好心人，提出了学习的重要性，我不必重复他们语重心长的教导，只是强调，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走向，一直处在糊里糊涂之状，一直被钳制在资改派所莫名其妙的蛮干下，革命派艰巨的历史使命，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对于此方法运用于社会运动的机制分析，比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是显得格外地重要。因为所有能够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老前辈，实在是所剩不多呵。唯物辩证法的劳动意识，基本上瘫痪在专家们的“本本”中，要不实行一点“本本主义”，唤醒当今中国的理论界，他们还不知道唯物辩证法是个什么样的理论体系，整个上层建筑的活动，如同患了“中风”的毛病，其手足根本不听使唤，无法在唯物辩证法的思路上，展开社会化的思想认识，有力地发挥出影响社会运动的导向作用。
7、学习来自于革命的需要，革命取决于学习的进步
不学习就不会革命。要革命，要进步，要成长，就得好好学习。
革命派的战士，不等于纯洁无私的圣人，他们也有着为生存所需的个人利益，也有着公与私的思想矛盾，但矛盾斗争的最终发展，就会发觉辩证法的道理，不为公，哪有私？反过来也一样，不有个人需要的条件，也就不会有更多劳动发展。但是革命与不革命的差别，就在于能否诚信诚意地劳动付出，以最大努力回报社会，决不因为待遇不好而不愿意付出。就是说，有没有与他人共同奋斗的目标，支撑其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一种豁达心理。原因在于人们的劳动，不会停顿在同一水平，总会有进步的。而在集体中的劳动精神，可以有更多的发展条件，所以精神追求也就想着社会发展的大目标，才有把自己的命运，系于共同劳动的目标上。从辩证法确认的个人利益，与没有辩证法的传统制度，诸如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控制劳动的管理制，都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在缺乏唯物辩证法指导的思想界，公有与私有之间的辩证关系，也被糊稀泥的理论混淆不清，就得通过各种的知识学习，才能拿得起，挺得住有着千钧之重的解剖刀，进行社会机制的深入分析与社会主义概念的重新明确。学习能转变人的思想，转变思想的结果，是劳动的智慧，获得了新的觉悟。
本人也是从不懂到初懂，才得以对“文革”的教训，逐渐展开辩证法的深入认识，初步总结了文革挫折的三个逻辑环节。由于涉及到社会机制中，最基本的三个要素，并有着丰富的关联度，读者可能有所不知，需要打破人们普遍抱有的思想框框，才能获得清晰的认识。这三要素属于社会机制的主要环节，说起来很简单，我无需多唠叨，但不加以详尽的说明，就容易淹没在各种理论或各类概念的噪声中，很难分清主次关系而突出其重要性。而且在这个有着密集型联系的概念上，本人的表达还没有尽情发挥，仅是长篇写作中的开始，难免让读者觉得云里雾里，引起人们无穷多的歧义。此种情况，也许可以用一句成语来说明，叫做“盲人摸象”，说的是每一个人只能了解局部，不了解整体——————的确如此，作者也只能了解社会机制的某个片段，需要不断学习，需要深入探讨，才能把社会机制中，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可操作环节，给予明确地表达出来。
但假如用外国的一句流行话，则更能恰当地说明此种情况，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了使大家对于从文革所总结的经验教训，有个清楚的认识，或者说为了把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在现实造型上统一起来，成为以一个独特的舞台形象展示出来，而不是无数个哈姆雷特的混乱情况，那么可以说，仍需要深入展开唯物辩证法的分析，而所有这些分析的展开，其实也是对社会机制的进一步认知，对各种联系进行深入一步的推敲，全靠掌控在资改派手里的那些知识系统（不学无术的资本家，投机取巧的金融家，那当然是不屑关注的），提供为咱们从事脑力劳动的重要工具，接受我们既有基本工具的检验或调校，或者说有机地合成为我们所需要之新的理论工具，从而顺藤摸瓜地弄清楚整个社会机制的运行路线：哪些混成的联系需要割断，予以隔离？哪些孤立的构件，需要建立联系，挂起钩来？
之所以靠他们，并不是指他们的道理，是唯一咱们所要学习的，而是指他们手中掌有实权，是咱们需要进行对话时，必选的“词汇系统”，也是弹劾“资改派”时所必需的词汇系统。当革命派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知道这一种学习的重要性，那么，革命阵营的理论战线，也就有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轻武器和重武器，可以全面推进到外线作战，长驱直入到企业所有权的重构方面，深入到政府机制的重塑方面，而不仅仅在的网站上徘徊滞留。
当然，本网站不乏优秀的著述和人才，本人阅读能力有限，来网时间无多，不是很了解，请读者不要见怪，我说的这些，并不是指已经学富五车的人士，或者正在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想必有其面临的研究任务，在投入社会的抽象劳动中，自有不弃不舍的追求理想。我仅是想提醒那些有着剩余时间或精力的网友们，一些关心革命，愿为革命事业出把力的好心人，请您从无产者的舆论需要出发，多多用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学会在许多管理社会的问题上，扫描“资改派”理论的知识结构，将资改派理论的工具性知识，从中剥离出来，回归到无产者所用，以利于人民大众看清他们不愿意劳动的寄生性质，使那个资改派的理论体系，被剥离的只剩下一堆腐朽的肮脏灵魂，让他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狰狞面目，在裸露出一副醉醺醺的眼睛时，迷茫地看着承载历史文明的中国车轮，回归社会进步的航向上，徐徐启动。更换车轮的时代，就在咱们的手中开拓。
对历史车轮的轮胎进行更换或彻底改造车轮的行动展开，就是劳动者群体艰巨的理论学习与矛盾研究，不是简单劳动的直观动作，不是个人见解的错对问题，而是从社会整体的关键点出发，能否坚持用马克思凝聚全部文明历史的眼光来观察的角度问题。有网友提出，要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此种关键性管理的劳动原理，也是值得商榷的。本人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受到主流媒体的压制，不见天日，已有十多个年头，身处劳动阶级，却一直没有机会面向劳动阶级整体，面向所谓代表劳动阶级的“先进分子”进行对话。可以说，在工人阶级的日常劳动中，谈资本，论剥削，研究《共产党宣言》之类，统统是废话，如果没有一点曲意奉承的雇佣意识，就甭想参加企业的生产劳动，除非您处在企业权力的顶峰位置，但也难免不对工商税务部门抱几分拍马奉承的姿态。一些技术高超的能手，往往出于疏忽，缺少了一点意识，也是碰了钉子，不得不被转变了观念。只是劳动者的固有脾气，大部分工人，决不会没有一点正义感存在的，他们判别是非很是分明，表达的语言则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要论工人的劳动语言，本来就很难有什么哲理性的定义，范畴，概念，抽象等等词语或词汇体系，根本没有从中可以深入探讨或沟通的余地，而本人也极少接触文字工作，自知文字措词的功力之弱，不足以登上大雅之堂的宏观大论，不得不完全摒弃在理论思考方面的投入，让位于为糊口所需的简单劳动。本人并非一个聪慧的劳动者，可没有“边工作边探讨”做学问的本事，所到之处，丝毫不敢进行理论问题的思考学习，为了生存，没有任何超出打工范围的遐想。
今日之遐想，也非一时间的头脑发热，只是网络方式的鸿雁传书，在持续发展，偶然复萌了早已断绝希望的当初之想法，重新试图向中国的上层建筑，宣传本人所理解所体会到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也并非意味着本人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出于那体现中国脊梁的一些革命网站，给我以有力的精神支柱，也就是从一类左翼网站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才开始下决心按马克思主义原则约束自己。约束自己换一个劳动的路径，进入理论摸索的劳动方式。有没有成效，咱就无法算计了，只要能表达出本人对于网站劳动者由衷的拥戴，所写作文章的价值有人给予认可，就算没有白辛苦一场。不过，自从“”给咱们带来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以后，本人并不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格权，或者发展成果的评定权，永久都在三个代表们的手中了，不再像中共十四大的决策时期，一直要由他们的说话，才能认可谁在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可以古城墙的“权力资本”阻断咱们的发言，可借助“货币资本”跟咱们远距离接触，可配备“先进生产力”，对老百姓的劳动利益，玩起了“捉迷藏”，但是，挡不住中国人民要求进步的解放行动，挡不住咱们也拿起思想理论的自卫武器，与之进行近距离的唐突说话。劳动人民“要求劳动，保卫成果”的自卫反击战，就在无产者的文革运动中全面展开。让负值劳动者和假充劳动者，在觉悟了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我觉得，不几年中，资改派理论上的杀手，将在意识形态上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一群又一群地涌现出来。所以说，资改派的理论势力虽很强大，并无什么太可怕的。
我之敢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前出丑，敢于在成群成群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面前，班门弄斧，凭的是自身劳动的实际经验，是无产者文革运动的经验总结，以及文革所传导过来的马克思主义道理，都是属于劳动阶级之利益所必需的科学真理。哪怕没有真理的真理标准，有多少强大势力架在咱们的脖子上，真理的思想，永远不会失掉其本有的光辉。中国的理论家，离开了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理论研究，完全以投机理论为导向，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制成了资本主义的赌博关系，太不象话了。如果不是受到言论限制的专制管束，本人早就要突破中国体制的条条框框，在媒体上去跟这些名噪海外的理论家，争个面红耳赤，看看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究竟有几分的“真理标准”。当然，也不止我一个人要求与他们论理，他们拿了社会给予的优厚待遇，却不肯为社会上的劳动群体服务，不去服从劳动阶级的需要，不懂装懂的架势，到处哄人，真是岂有此理，竟有此理，让众多的小老百姓，为之愤愤不平。我之想同那些专家学者们论理，看不惯他们的高谈阔论，倒不是说，本人对于社会机制的理解一定是对的，或者说，常年在讷口少言的劳动履历中，不经过口语训练，也能保持伶牙俐齿的对话能力，而是说，中国的主流理论，一定是错的，是根本不能准确地表达劳动人民之需要的，即便是前辈的设计师现身于世，也要大骂他们对于改革路线的扭曲，严重损害于“设计”理论的初衷，严重脱离了劳动人民之需要。
此种需要，不是一般的生活口语所能表达，当然得用马克思的哲学词汇了。如果不是这些词汇所具有的抽象性，或者说缺乏直感理解的易懂性，那么劳动群众的意志表达，也就不大容易被假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行替代了。如果普通工人的语言表达，足以说明自己的根本利益，那么请总书记到工厂去一趟，不就把工人们所有问题全解决了？我觉得，革命派队伍的人们，并不会认为，马克思的著作语言，具有很丰富的抽象含义，也是严重脱离了工人们的语言环境，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所需吧！？在提高无产者劳动的理论抽象能力上，能够帮咱们提供许多学习思考的材料，提供咱们可供发言的地方，这首先要感谢“”的网站劳动者，也感谢其他的左翼网站，对本人的写作，有着巨大的帮助，使笔者有机会得以参与中国问题的深入思考，通过自己的学习，推荐大家一起深入改革理论的学习。并且，我还准备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所需，提出自己的一套改革建议，不再因为所处工人兄弟的环境语言所束缚，不再囿于工厂劳动的日常用语中，而说不清楚。如果没有该网站的帮助，本人的改革建议，就很难有趋于成熟的那一天，也没有如本文所撰写的那样，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如果有一天能够在咱们的手中，批倒了资改派的错误路线，那也得感谢许多网友们，在网站上发表了可供我们启发思路的优秀文章。
网站之巨大成功，一定能在打击各种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成为检验“政策产品”优劣标准的科学圣地。当然，在保持严谨之科学态度的前提下，希望网站上更多地放宽各种批评意见，或者另立一个专供大家批判的资料栏，只要不是空洞的反对，不是未经深思的无理取闹，而是有着充分分析的逻辑依据，或者大家不曾有过的辩证异议，都应当允许发言。我就喜欢听别人批评我的声音，以利于提高自身劳动能力，这跟一些鼓励我进步的言论，具有同等的效果。不一定能在批评之后，立即纠正我的缺点，但能使我尽可能减少错误缺点的不良影响，减除本人写作中的不良品质，有利于提高文章的社会品位。
8、改变思维语言，开辟说话思路。
要知道，中国市场上伪劣产品的盛行，商业行径的欺诈不断，追根究源其社会的诱因，就在于主导社会运行的精神产品，也都是伪劣假冒货，诸如物欲主义冒充唯物主义，市侩哲学的投机冒充劳动价值的创造，诸如“政策、决定、法规、人事任免”等等产品的粗制滥造，就在于缺乏切实有效的“检验流程”，随便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就急匆匆投放于中国的社会，主宰着社会劳动的价值流动。没有“检验流程”的原因很多，但传承旧传统的文化习惯，使得抽象劳动的思维语言与普遍劳动的通俗语言，有着巨大的隔离障碍，严重阻碍着劳动人民对于“政策产品”的检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通俗的劳动道理，上升到理论上的分析观念，才能与政策产品的制造者进行对话，把产品接受一方因品质不良严重受损的情况，反映给政策产品的制造者，才能引发那些喜欢用不通俗语言，统治人民思想的一些思想者的思考。同时也推动上层建筑的抽象劳动者，向具体的简单劳动方式回归，也能以简单劳动做其复杂劳动的补充与平衡，以提高其思想的客观性，促进抽象语言与通俗语言之间的交流。
作者在本文的撰写中，借助于作文中常用的比拟写法，写法不算很贴切，但尽可能性，用形象化的方式来表达社会运行中的一些重要道理，也正是为了把抽象的道理，给予通俗化地说明。要说明的话多了，这文章也就没法予以缩短了，但希望能起到使两种语言可以缩短距离的作用。障碍还不能消除，距离该可以缩短，只有当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真正能够思想到位，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位的各种阻力，也就容易排除了。问题不是咱们需要面对，而是促使上层建筑的重要人员，面对工人阶级的发展要求，促使那些调控资本为其唯一治国方式的人知道，其面对的不是劳动谋生的一般说法，不是凭着蒙人手法中的“榨和逼”就能完事的。谋生的说法，可以言简意赅，不假思索，用不着代表三个，代表一个也就足够了；发展的道理，可不是三言两语，用他们这些浅薄的改革理论，就能说得清楚的。即便用“生存”的硬道理，也理不清“发展”的软道理中，有什么简单明确的硬逻辑，也还是被蒙在自己骗自己的特色创新中，是没有理论工作者的劳动创新，只有政治投机家的创新剥削，创出了中国社会的劳动价值，大量流失的巨大黑洞。
说“发展是硬道理”，如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义反复，一样是扯淡。如果把它理解成“生存是硬道理”，那还管用些。但他们喜欢在不管用的概念中兜圈子，至少可以说，糊涂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不懂，只会从形而上学思维中，以割裂方式扯谈，不知道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不知道“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有发展了的“生产关系”去对应，需要以劳动“关系的解放”为前提条件。提高生产力确实很重要，但是，没有生产关系的解放，总是空谈解放生产力，如果不是痴人说梦，那就是故意欺骗人的鬼话，毫无实质性的解放意义。在剥削性质的社会中，强调了唯“资本家”才有的发展是硬道理，那就必然要挤兑劳工者的生存，成为不能约束老板阶级的软道理。劳动关系不能向辩证法方向发展，不劳动的投机关系，就会在单边利益的管理体制中向少数人倾斜，社会发展的重心，就会停顿在少数人的投机利益中而得到迅猛滋长，孤立地去发展少数人对于人类劳动过程中的寄生作用，让劳动人民的拖累，越发加重。不愿注重劳动的所谓 “硬道理”，也就成了束缚生产关系，无法推进生产力的空洞话。所以说，把工人们要求生存权的硬道理，强行绑缚在老板们可发展也可不发展，十分无所谓的软道理上，是一个害人不浅的谬误，也是喜欢扯淡的官僚主义者，扯出了剥削阶级十分贪婪的政策要求。
要想不扯淡，就得以不同的视角，围绕共同的劳动目标，进行详尽的分析，就得详尽到可行动，可操作，从而保障全社会劳动者，在取得劳动资料方面的科学平衡，有利于共同劳动的目标实现，投以最经济的成本代价。文章之长，是许多关联因素的认识，需要充分地展开，才能认识原因的原因，要瞻前顾后，足踏实地，以免言词偏颇，以免夸夸其谈；语句之长，是需要把多句话才能表达清楚的意思，不一定要解释该意思，而尽可能地压缩在一句话中，尽可能保持该句话的意思完整。作者的意思是，对待社会机制的分析认识，不要停留在混笼统的习惯观念中，需要具体再具体，才能使得科学与不科学的分水岭，越来越清晰起来，使得作用力与反作用的辩证法思想，得以熟练地推广运用。从初懂到熟练掌握，不是一个简短的进步过程。但马克思的辩证法，毕竟要比“玄之又玄”的易经占卦，通俗明白，更为贴近生活，并非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困难过程。
因此，本文面对的读者群，可能需要有高中以上的文化，需要对马克思学说有一个必要了解的学习前提，了解政治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基本概念。无需超过本科界限的水平，但仍是需要充分地展开分析，才能理解作者论述的思想脉络。如果不展开分析的话，最最“言简意赅”的概括，就是把千言万语，凝聚在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包含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包含着人类劳动的利益机制，包含着自然运动的客观真理。但是，没有五十卷的马恩著作，对应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进行详尽的分析，也就不可能形成这一句言简意赅的凝重力量。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路打开，往往都“熟视无睹”地在“混笼统”的概念中流失了。
社会问题的分析展开，就是思考中进行不断咀嚼的头脑运动，不运动是不会有思想收获的，必须有抽象的哲理性思维，也要化抽象道理为通俗语言的详尽解释。出于更加通俗的解释所需，我们的写作，不得不形成了长篇的详细论述，故而对于初中以下的读者，虽然较难把握文章分析的内在思路，但也可以从文章论述的普通语言中，大量地找到自己易于理解的章节段落，在多次的阅读中，逐渐领会作者的中心思想，直至全篇文章的思想掌握。这不是指本文，而是指所有的阅读材料，都需要有此认真的学习态度，不能以为读一遍就算理解了。对于刻苦学习的人们来讲，哪怕其文化程度很为初浅，咱们的心思也是想通的，我不以为有太多的语言隔阂。
懂得少的人，觉得太笼统，太简略，不够清晰；懂得多的人，也会觉得太具体，太详细，不够精炼，两种现象并存的结果综合，就显出本文的语言，有着太多的罗嗦，不能在解决工人们的生存出路上，说出个道道来。殊不知，无产者队伍的思想认识，一团乱麻，又各不相同，首先要处理清楚，才有其次的处理门道，可以理解与成立。文章之缺乏条理，是本人思维的粗鲁所致，不能对于这句话到那句话，这一段意思到那一段意思，有个细致的合适的过渡，导致人们阅读时的理解，常被中断而无法连贯，只能跳跃式地行进。语言之不得要领，是大家的理解，各有不同，要论解决社会问题的要害，看门道的人，可以有一致的理解，我在文章中已有提示。不看门道的人，尚有许多的不理解，不是本人的提示，所能一言以蔽之，需要在批判资改派路线中，慢慢道来。而且，革命派队伍中的形而上学思维，需要不断地加以分析，予以甄别，不是一下子就能弄清楚的，不是对所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都能进行有力批判的。为了生存，工人们的雇佣性思维，甚至是阿谀奉行的行为，也有其合乎逻辑的硬道理，不是那些并非处在工人失业困境中的人们所能理解的。脱离实际生活的理论家，可以喊出纯之又纯的无产阶级革命口号，但无解决无产阶级走向领导地位时，所遇各种困难的真正良策。
如果说，工人阶级普遍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维，只顾自己打工挣钱，不顾他人和整个阶级的全局利益，那也是资改派的错误政策所引导的结果，是来自共产党领导人在鼓动社会公众进行市场投机的剥削思想。可以说，工人队伍中不革命的障碍之排除，全在于咱们能否排除那个产生障碍的源头，那个充满资本家思想的错误路线，也就是那个在共产党内取代革命路线的那种市侩路线。 所以说，只要有批判地把资改派的错误路线否定了，对于工人农民来讲，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措施，无需反复地解释，一讲就能沟通，就能有大致的理解，必然是拥护的。以劳动的想法，在劳动者中间进行沟通，是没有太多障碍的。包括资改派中的许多人士，也会拥护革命的，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也有可能站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政策措施的合理与合用，则是必须详尽地论述与推导，才是有着需要大量劳动投入的诸多障碍，不进行劳动力量的巨大投入，是无法克服前进路上之障碍的。
别轻视堆积如山的各类政策文件，其论述中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或肯定，就能解决问题的，而革命派的批判工作，如果不能从文山会海的资料堆积上，全都加以相应的批判，如果在拆除城墙的革命行动中，不是耐心地从一块一块的城砖给以掏空，那么一下子想把城墙推倒的可能，将是遥遥无期了。况且，“官本位”的城墙，真正得以拆除，必须建立在维持秩序的栏杆设置，以及便捷的交通管制都能完备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要让全体劳动人民按本人志愿，自由出入城府的内区工作，也得有次序，守纪律，不能不顾忌交通信号灯而乱来，不能不根据客观情况而任意确定自己所能去的目的地。这中间免不了有些“划地为王”的小区域会重新冒头，一些想不通的同志，就因此责怪这循序渐进的革命措施，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设想，没有他们彻底铲平的方式方法来得痛快。其引起责怪的原因，仍然与形而上学的认识方式有关，不知道疾风暴雨般的痛快，包含着不可控制的混乱，也会引起更多的痛苦，也会带来失败的可能，也是革命派的同志，需要反省的问题。不反省，连劳动阶级所需要的自由和民主，也无法理解，不是当成资本阶级的专利予以抛弃，就是混同于熄灭阶级的人士所想的，当成了无阶级的抽象概念。
在自由与民主的权益保障上，有没有劳动纪律的约束，体现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本质差异，但受到官僚主义者，常常要借用组织关系上的纪律性，维持个人管理的专制性，使人们无法分清，反官僚不应该反纪律的界限区别。同时，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是只要自由，不讲纪律的，或者不曾在要求很严企业中当过工人，所以不知“纪律”为何物，更不懂纪律是自由的前提。故总是以个人角度的孤立眼光，以不劳动的静态思维，来理解人类所需的“自由”，来指导他们争取自由的行动。所以说，同“资本权”挤压劳动力的性质一样，也是一种被物化了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缺乏人之灵魂的主体思想。其后果，不是侵犯他人的劳动，就是束缚自己劳动的前程，不耐于提高劳动能力所必须遵循的各种约束，没法与人类劳动的“社会灵魂”相沟通，只能处在“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静物要素中，能否自由的前途未卜。即便有机会赢利，也无法跳出十分被动的命运，没有多少自由可以自己做主。在资本家的法律体系中，只有货币权力的自由需要维护，人的权益必须服从于货币权力所指定的量值，不维护劳动者支配劳动的权力及其利益的法律措施，无产阶级的法律体系，是围绕劳动过程而展开的纪律约束，是与不劳动法律的性质不一样的。
然后呢？正是此种围绕个人主体的自由或民主的观念，也在现今中国的上层建筑流行着，此类不从劳动阶级利益出发的自由化观念，明显与“没有阶级差异”的人类社会的自由观念是不同的。如果中国的社会，已经到了没有阶级差异的共产主义，说说此种全人类观念的简单民主或物化的自由，或许有点说话根据的余地，可现在的中国尚处两个阶级的僵持和剧烈冲突中，两大阶级之间的真理标准，都无法统一起来，却要大谈空洞的自由和民主，还有谁能相信呢？阶级之间相互影响着，谁都无法摆脱对方影响力的束缚。咱们劳动者想在媒体上说话的自由，都要囿于资本家专制的法律体制而被剥夺了，害怕咱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伤了他们的脸面，失去他们约束劳工阶级自由的控制力。所以说，没有阶级意识，或者说否认阶级的利益所需，否认统治者有着维护统治利益的偏见，国务院领导对于“自由”，“民主”的抽象化言论，也是以一种物化了的观念来陈述，明显缺乏劳动的思想，滑入了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舆论先导中。革命派的同志，也应注意到这些著名人物，在进行一些假充抽象概念的理论阐述，应当针锋相对地与之提出自身阶级出发的有关自由与民主的革命口号，明确社会主义的制度中，只能有劳动的自由，绝不能有剥削者的投机自由。即便要论人人都有的抽象自由，那也得给咱们劳动者一份自由，允许根据劳动需要而提出的言论自由，决不是一定得以官员需要作为界定言论自由的范围，让咱们登上中国的主流媒体说实话。
写到这里，心头不禁涌上感概的思绪，请允许我以《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的杂志名义，向中国的共产党人，强烈呼吁————————还我民主！还我自由！
9、争取说话权利，逐步推进革命。
当然，我是没法把声音送到北京的国家机器，希望有千千万万的网友，能够团结起来，有组织有步骤地把《中流》的声音，传遍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人，最后汇集到中宣部，汇集到正待召开的四中全会。我希望在大部分领导干部怕担责任，不敢直接下达解禁的指令时，能够有人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来讨论表决。若能够伴随着取缔资本家的杂志刊物，或者规定了维护共产党理念，拥护社会主义思想，弘扬劳动者精神等精神文明的基本准则，那是最好的了，证明党中央的政治职能，还是有着一定力度的。是的，如果您是铁肩担道义的领导人，那么就应看到，不抓紧有利时机反击，您所处的邪恶势力不会放过您的正义；如果干了不义之事，那么回头是岸，不回头，人民不会放过，吃了份外的，迟早要吐出来。咱们要求严明党纪，严禁剥削阶级的言论放肆，倒不是怕这些不值得一驳的资本家理论，而是一些流毒不浅的谬误，还在中国的领导阶层中传播流行，资本家的反动观念，还在被“权本阶级”所利用，使得老百姓在官府面前的说理，，如同“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因为，就“货币阶级”的理论而言，“名义”上也是反官僚反腐败，也在为老百姓分析社会问题的解决，但其所有的解决路径，仅仅与老百姓的枝节问题挂钩，作为该理论的诱饵，从根本点上却是违背老百姓利益的，是要赚取资本权压倒劳动权的巨额利润。也就是说，在其理论的“实质”问题上，却是维护着少数人对于多数人实行垄断的封建体系，起到了为官僚们的强词夺理，提供了助纣为虐的帮凶作用，逼使人民的文明斗争，向着不文明的方向演化。所谓的反腐败言论，到了资本理论家那儿，都能成为官员腐败行为的辩护依据和腐败作风的诱发因素，如同“反贪”的工作，是反贪局官员得以“贪污”的来源一样，那些“反腐败”的理论，其实最终还是引起反对“反腐败”的实践及后果。这就是欺骗性很大的一些反动派言论，能够像资本家营销的虚假广告那样导致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这就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中，出现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辩证性现象，这就是不坚持从劳工阶级利益出发而进行思想理论斗争时，很容易被邪恶势力所诱导所利用的缘故，这就是咱们不提高思想理论的分辨能力，必然影响到要文斗之方针的贯彻。而实施文斗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要允许革命派有为劳动者进行说理辩解的发言权，有对于“负值劳动者”的批评权。
咱们还不能提出四大自由的问题，这涉及的困难更大。还是先在解决杂志“开禁”的问题上，看看这些官员们是不是讲道理。开禁两份杂志的事，本属区区小事，但因为包含着思想解放的大事，而且是属于劳动阶级利益，真正的思想解放，在资本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思想界，这可是比登天还难的大事。所以说，作者要把这件事，看作革命派获得解放权力的重大举措。封锁八年了，这打一场抗日战争的时间也够了，难道这和谐是靠社会时间的大量消磨而换来的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需要勇气，只需要思想，难道这科学的发展观，真的没有多少思想的力量，能够迈过这道人为设置的门槛吗？党在四中全会上的决策，按理说，是不该有悬念的，在广大网友们的努力下，为无产者开放言论自由，对剥削者实施禁言取缔，对企业家进行法律约束，我想还是有可行性的。
大家的想法，我不清楚，但集中力量，做当前可做的事，不在无法做到的事情上分散力量，大家该不会有异议吧？要逐步推进“文斗”的步伐，不能妄想一下子把所有的事都搞定。能够推进更多的项目，特别是一些经济政策的迅速纠错，我是拥护的。但就本人看法，向党要求开禁和封禁的政治活动，也是值得大家首先关注的项目，从中团结网友们而形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可以动员网友们，特别是一些努力学习，文思优秀，但苦于报国无门，没有一个为劳动者说真话的地方，可以不同方式团聚一起，为争取正义的思想自由，为自身所处阶级的平等利益，向政府要一个公开说话的平台，让大家积极投身于文化革命运动，让张宏良老师的精辟分析，自由地传播到全国人民都知道。即使不能达到目的，那也是对革命派的凝聚力和组织性，一次初步的检阅，从中总结经验，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准备。亲爱的网友，党中央就要开会了，希望您行动起来，动员更多的人们，为了新世纪的大冤案，呼吁党中央要为劳动者的杂志平反，要尊重劳工阶级的政治要求，我们高呼：工人民主万岁，老板专制滚蛋！
笔者撰写本文的重要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网友，知道并宣传工人言论的自由有多重要，要为工人阶级打造出，能够在大庭广众的媒体上发言的权利，就得苦下功夫，努力学习维权的“政治经济学”知识，而且这是一个被资改派锁定的现实关系，不是停顿在书本上的词汇体系。学习是研究并改造此种“现实关系”的必要途径。咱们无法禁言资本家理论，但要求党中央为底层群众开放言论自由，允许站在工人立场的心声发布，就得借用资改派的词汇体系。不能让党中央，光是允许《炎黄春秋》之类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自由地招摇撞骗，把反社会主义观念的含毒文章，冒充对中国的体制创新进行科学的研究，充塞到危害祖国危害人民的主流媒体上；也得允许工人阶级拥护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允许无产者表达着批判《炎黄春秋》文章的言论自由，揭露其反科学反劳动的险恶用心。如果不能开放《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一类的言论自由，那么，等于在逼迫老百姓去争取“不用言论”的另外自由。本人未曾读过杂志，但从网上曾看到“中流”的资料，深感是被封锁得太无道理，既无应有的听证程序，也无公平的法律根据。换言之，连十分专制的法律，都不拿来当遮羞布修饰一下，就像踩个蚂蚁一样，很随便地把两个杂志掐灭了。冲着唯一的两个工人阶级杂志而来，以皇帝式的口吻，勒令停刊，表现出中国式的管理体制，与劳工阶级的对立情绪，非常地偏激，越改革越封建，越是缺乏理智。对一个为劳动者说实话，很为平常的杂志，竟然触动了政界要人兴师动众，大动干戈，这在中国资改派当成楷模的美国社会，都是少见的奇怪现象，使得那历史上“文革”中一些“武斗”分子，不喜欢“文斗”的这一幕，又在新世纪中，令我等小民一饱眼福。中国人的三个代表，就是当得离奇，能够把“千百万读者”的心声，都由其“一个人代表”去了。好一个“与时俱进”的代表！抹去人民声音的势力之大，看来这“代表”的价值要按数亿元的人民币来计价了，为新中国的领导系统，不知建筑了多少个的“一言堂”。从中可见以货币为中心观念的力量，确实有其悄悄进行阶级斗争的特色威力，大得惊人，能在熄灭论加扑灭令的愚民策略下，不为工人阶级所知道。
我并非说这杂志一个缺点都没有，但其缺点最大，也不至于值得采取高压政策，禁言封闭呀！一个堂堂中央大干部，没有一点劳动的心思，不能与劳动者的思想保持一致，反过来要求具备劳动精神的共产党员，勒令取消劳动观念，去与其所谓“中央精神”保持一致，这在后代人民中听起来，其封建专制的程度真是不可思议，愚昧到保持一致的“原则性”与“权力性”，有着本质区别的常识都没有。要想学学毛泽东的威望，那可完全不一样了，毛泽东在于他高度的原则性，使他特有的人民性，充分地奠定了个人的权力基础，是人民的解放所需，才有让旁人跟着行动而保持的一致性。权力来自于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原。不从劳动人民利益出发的政治家，随着时代的进步，都将被淘汰入历史的垃圾箱。与此同时，一个没有地位的文化工作者，也因为其代表了劳动解放的利益，将被人民赋予高度信任与敬仰的权威力量。劳动人民深切感受到，这两个杂志，为老百姓讲理，为反腐败说话，为中国探索光明的前程，表现了对于中国改革非常鲜明的理性觉悟，不但其维护共产党宗旨的大方向正确无疑，必须要肯定，其一般媒体所没有的原则性，人民性，劳动性，更是难能可贵，值得鼓励。除了“不劳动者”感到不乐意，极力反对之外，对于劳动阶级则是一种希望，是中国思想界正在觉悟的新开端。可党内的一些领导人，昏昏于“经济”概念，把人类最最基本的“劳动”概念，也是最根本的重要概念，都忘得一干二净，成了混混于政治界的投机客，可见其对于“古城墙”的依赖性是多么大，不可能领悟到政治岗位上的劳动特殊性，（政治家的劳动，总是代表着一定阶级的统治，不像一般的知识性劳动，有时并不具有统治意义而呈现出中性作用）不可能承认政治家对于社会的影响作用，从其决策举止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要么是革命，推进古城墙的拆解，要么是反动，维护古城墙的巩固，这种必然逻辑是没有第三个作用的。尤其很难意识到，政治家反动的言和行多起来了，这危害性也就扩大了，再要证明其原本尚有一些立功的革命行为，也就困难多了，都被其反动的言行所抵消了。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干起了打击劳动阶级的政治勾当，冒称是在为民而“执政”，其实冒天下之大不韪，执行特别“专制的政策”，打击了为劳动者说话的革命刊物。正所谓，封了革命者的“嘴”，苦了劳动民的“心”，乐了资本家的“怀”，笑了霸权国的“脸”，壮了贪官们的“胆”，毁了共产党的“名”。
为了重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象和领导威望，恳请有条件的网友，努力劝谏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应当认清新的经济基础，认识新形成的政治势力。必须弄清楚目前形势，工人阶级要说话，老板阶级不让说话，促使了中国主要矛盾严重失衡的局面，在中共十四大以来，达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越来越难以控制，随时会引入反对共产党的暴乱中，引入分崩离析的割据时代。而通过政府对杂志的解禁，则可以开放劳动者的民主言论，其劳动意义上的自由开放，可以达到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和谐稳定，作用非常之大。因为辩证法的科学道理，明确告诉人们，消极地抑制矛盾过程，不如积极地展开矛盾运动，更富有劳动者支配矛盾关系的积极成果。只有从矛盾的展开中，认识和掌控矛盾的运动规律，才能取得人们预期中的矛盾结果。不讲矛盾，就是不讲劳动，就不懂得劳动的矛盾过程，其实就是人生斗争的社会化进程，是把个人生命融入社会系统的历史运动，正在逐步明确劳动者个人的自我价值。阶级斗争熄灭论，明显是一种不利于劳动的消极论调，是劳动斗争糊弄论，也是对劳动者权益进行愚弄的反动论调，属于“生产关系”愚民论，体现出中国的领导阶层，不爱劳动爱投机，不想民主想垄断。
咱们提出的民主要求，是从生产关系的解放出发，强调解放劳动者在提高劳动智能方面的自由，就是让劳动者掌握解决矛盾运动的自主自强。“矛盾”一词的概念，是对客观世界在运动过程中的重点进行描述，“斗争”一词，描述了人类主体在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中，所能发挥的动力作用。文明方式的斗争，就是常说的“劳动”概念。其中为了保卫劳动者成果，为了抵御剥削者的侵略及其进行侵略所依据的游戏规则，对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大调整的管理活动，也是一种抽象形式的劳动，一般叫做“政治”活动，但有被统治者实施此种管理，又换了个说法，改称为革命。至于“不文明”方式的斗争，咱就不用说了。因为我要说的，是对劳动者所需要的，不需要的话，让“不劳动者”去说吧。我恳请革命派多多学习资改派，就是为了维护劳动者所需要的发言权做准备的，我要推动所有的劳动者，都要提高自己的说话能力，一起投入维护说话权利的斗争中。这也是作为劳动者争取民主权力的第一步。至于顶着“民主”的桂冠，成为资本政府的遮羞布，很容易迷惑民众，戏弄选民。还是让资本家所喜爱的那套政治“选举”的制度，因为实践上毫无进步的效果，将在无产者的理论阐述中，被淘汰出局吧。代之以劳动者直接表达行政意愿的新民主方式，将在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下，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样的民主进程，就得从解禁劳动者的革命杂志开始。这是对资改派封锁三十年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思想突破的一个重要斗争，打破坚冰的利器，就是唯物辩证法，就得在资改派词汇体系中，进行反复磨砺或训练的一整套解剖技术。我们要求言论开放的自由，简单地说来，无非就是要求允许人民群众，展开“姓社姓资”的讨论，要求允许坚持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自由发表，不受“特色论”所干预。而且，为了保障此种干预的消除，只要从劳动出发，就该容许革命派批判特色论中的形而上学，不受专制的权力所压制。
给予劳动者以发言权，“解禁”革命派的杂志，此举“解禁”和开放，意义重大。第一，让劳动者说话，消除了政府官员敷衍塞责可以偷懒的自由空间，必须面对劳动者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解答或者立即处理，在触痛自身利益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上，改变了不准人民说话时的麻木状态；第二，治了官员“不作为”的偷懒意识之后，也就有了对于投机偷懒方面错误更多清醒的认识，促使官员的勤政行为，挤占了企图实施腐败行为的活动空间，为消除腐败提供了他们提高自我批判的能力，提供了相互间增加监督和劳动纪律的约束作用，或者说提高审计，稽核，执法等工作效率；第三，官员们的勤政程度的提高，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给予可靠的保障，不会片面地追求“用货币权力治理权力腐败”这种错误的动机和错误的治理思想，是共产党改造国家机器具有更多劳动属性的保障措施；第四，对劳动者发言权的维护，是加强民主管理，实现政治平等的根本途径，是中国式政治体制正待进步的重大决策，也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直接保障，而如果不这样做，一切不能为劳动者提供服务的所谓民主自由，统统将由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社会路径上，断送党和国家的进步前程；第五，有利于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劳工阶级所遭遇的困难问题，即便一时间不能解决，也使劳工们感到有着社会关怀的宽慰，也能在消除社会歧视方面，缩短人们间的思想距离，有了调动劳工阶级在社会生活方面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的大事业，併发出主人翁的高度热情；第六，为劳动者说话，让劳动者有提高说话能力的培育机制，这都是促使中国的上层建筑，更加客观理性地反映经济基础真实状况的重要环节，也是激活经济基础上的劳动者群体，提高他们的思想性和自主性的有力措施。
所以说，解禁的事虽小，解放的理很大，不仅要恢复这两个杂志的社会地位和扩大其影响力，而且要引领更多的知识精英，展开为劳工们说话的事业，全面地拓宽报章杂志的兴办，是在维持该杂志原定方针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写作方向，而不是目前共产党宣传部门所组织所编辑的官样文章。甚至要求政府拨款，给予充分支持，从报纸栏目的设置，从电台节目的安排，专门给予明确的指导思想和贯彻措施，以消除目前媒体上“就事论事”的散乱状态，分不清是反官僚腐败，还是反共产党领导的是非界限，搞不懂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分歧焦点。常常重复错误的观点和错误的论述，使得人们的思想进步不但很慢，而且有时还远离劳动者的思维而大踏步倒退。
我不是说主流媒体上，包括党组织主办的报纸杂志，一点也没有无产者声音。通过近几年的金融危机，许多有良知的理论家，也在对改革中的经济理论进行反思，也为无产者利益的理论研究，多了一些人的投入。但远不如严格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分析逻辑，来得全面深刻，远不如直接从无产者利益出发的规律性认识和对于社会机制的深层次揭示，来得透彻。真正能够变革社会体制，取得更大进步的人类智慧，就在无产阶级群体中，不在有产的精英阶层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主观结论，而是有着一系列的论证环节的。当有着彻底站在无产者立场的刊物，大量发行时，笔者将会以更多事实证明这一点的。或许到那时，咱不必证明，人们在相应的氛围下，也会自然明白了，明白官办的先进者刊物，不如民办的无产者杂志，有更多的治政思想。
本人的批评话，说得尖锐些，是否也会被当成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动言论，现下尚不了解，但就是为了使共产党的领导人，有个警醒的思想认识，警觉到长期固守“特色论”的边际效应，是个严重的问题，其有效作用受制于孤立观念中的思维割裂，受制于言和行不一致的分离特色，不仅失去了发挥其曾经短暂历史作用的饱和点，而且在“作用渐弱” 的运动中，迅速跨越了“零值”作用点，不仅出现了“失效”的问题，而是趋向于负价值的无穷大。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有对应劳动的正负两方面作用，特色理论对于社会作用的负值功能，如果不能得到抑制，就会形成迅速超过其正面作用的负价值，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理论。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论，也有正负价值的两重性，但与其他所有社会理论不同的本质差别，就在于马克思理论是以劳动为基础，不是概念含糊的“经济”思想为基础。所以说，马克思和毛泽东理论的正面作用，永远是大于其中的负面作用，即便有些负作用在增长，也因为以“劳动”为中心的思想观念，保持不变，也因为紧贴劳动者的运动惯性，而得以自动校正。正是此种校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自我批判的精神力量，体现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具有为全人类利益服务所固有的超阶级意义，但不具有为货币阶级之“不劳动”意识服务的任何作用。
而中国特色的经济中心论，实质上是远离劳动而专注于经济的一种货币论，使得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被“特色论”篡改成了一种为GDP指标服务的错误观点，把GDP数据等同于劳动者主体。也就是说，一个个阿拉伯数字就等于一个个人的灵魂，这管理社会的工作，就如孩子们的数字游戏，不是太容易了，随便做个手脚，都能在世人面前蒙混过关？从资改派封锁劳动者杂志这件极为愚昧野蛮的举措上，可见特色理论毫无一点自我批判的反思性质，必须靠咱们劳动者起来推动共产党的反思，反思其抱着不放的“特色理论”中一系列错误观点和由此带给中国领导人的错误决策。资改派无论怎样地吹捧特色理论，所谓中国式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衰减效应，也是遮不住的。在各界劳动者的推动下，各种反思的文章发表，一直未间断，但始终没有一个全面地系统地彻底反思。本人借用这“资改派”一词，并不是要把许多领导人排斥于共产党之外，正是借用此词来表达人民要求领导人彻底整顿党的纪律。这整顿工作也就是彻底的反思和纠正错误，还得由共产党的领导来进行，还是要由这些领导人进行自我批判，全面反思党的错误路线，从路线决策的根本点上，或者说中心点上，纠正那危害党和人民的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严重的特色理论。
此种理论体系，无法自我反省而妄自尊大的特色，非常明显。明明是改革路线出了差错，要让人民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却偏偏要坚持在压制人民反映痛苦心声的前提下，把改革的力度，调节到了让人民承受改革的压力，直达那可承受与不可承受的临界线上。让劳动人民在可承受的底线上进行所谓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论观念，不属于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理论，而是一种让劳动者承受劳动成果被侵吞的错误改制，是在改变中国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出了不爱劳动的人们，欢天喜地进行玩耍的一片新天地，其实不过是由官僚主义者开设了一个引诱人们胡作非为的混乱广场，让劳动世界的人民，承受着剥削者肆意压迫的煎熬。所以，改革者要求人们承受资本家阶级的榨和逼，明显是对生产力的束缚，是剥削手段的释放，也等于劳动手段的被绑。正确的改革方向，应当让资本家，企业家等精英阶层承受改革的一定力度才是对头的，才能使精英阶层真正发挥精英管理的劳动作用，而不是施以“小劳动”窃取“大劳动”的剥削作用。这种反对窃取而从维护劳动者利益出发的改革观念，才有其理论的应用前景，而且辩证性的政策措施下，也同时维护了企业家作为劳动者所应有的一份利益。
“特色论”的辩证性不足，形而上学的惯性很强，各地劳动者出于自身经验才抵制了形而上学而取得成功，反而常常成了维护“特色论”形而上学的错误经验，成了推广唯物辩证法更大的思想阻力。而“特色论”孤立看待社会现象时，无法割断各事务之间的有机联系，往往又是先分化后拼凑，作为体现辩证法思想的一种“联系”方法。就是在此种方法中，形成了“唯生产力论”的思想路线，认为“生产关系”的解放和发展，要等遥远的将来，由发展了的“生产力”送上门来，这种“遥远等待”的概念，也是改革理论所特有的“联系”。鉴于种种形而上学冒充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观念，才有革命派批判“资改派”特色论的强烈要求。咱们要提请党中央注意的这些话，不尖锐就不会认识到，劳动的思想对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劳动论”超越“经济论”的边际效用，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饱和度；就不会明白，让咱们的工人言论，允许向主流媒体公布的重要作用；就不会了解，中国老百姓的发言权，从《中流》被封至今的状况，已经在承受改革力度的底线上，再也无法承受了。
诚然，科学发展观，给特色论带来了一点点辩证性质，但其科学性是不足的，根本没有改变形而上学在党内的统治地位。一方面，以人为本的思想，仅仅作为目标，而不是直接当作是手段，不是为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的体制创新，作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不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上，尽到党组织应尽的使命；另一方面，仍然没有跳出特色论的固定框架，仍然把政府性质的经济中心，搬到共产党组织的工作中心，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共产党拿手的政治工作，被荒废于经济中心论。两者加起来，党政不分的后果，就是党组织变成了国家机器，也影响到取代国家机器的政府机制，很难衔接企业机制，阻挡了政企一体化的社会主趋势，也就是挡住了全社会劳动者价值观的统一化。（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分析，在无产阶级民主机制形成之前，国家主席，应该由外交部长担任，服从国务主席的决策，而党主席应当管军队和党组织，并指导国务主席。这样可有一个比国务院规模大很多的外交系统，适应国际交往，对内服从国务院领导，对外以国家名义进行礼尚往来），目前中央的分工，党政合一，呈现了党不管党，政不尽职的混乱现象，一大摊子的国际事务，关系主权利益的重大得失，也是无人看管，使得党不能领导中国的民主机制，使得劳动者的解放运动，更是无人负责。无法明确政治体制的革命方向，无法铲除资本家的政府模式，后果是劳动者不能自主和民主，相应的价值观不能统一和集中，那么管理者对自己没有纪律而自由，对他人没有自由而纪律，做为相互依存的形而上学模式，牢固地滞留在中国的领导系统中。换言之，不清除束缚劳动精神的特色论，或者说不消灭特色论中的形而上学，唯物辩证法就不能成为大家公认的科学观，就不会有着自由与劳动相一致的认识和措施，也不会有着民主解放与集中统一此两者间的良性循环。诚然，国务系统的管理，要以经济中心论为工作规划，但党务系统的领导，是不应该管经济的，应当是劳动机制的塑造，要有以人为本的劳动人权，作为政治内容。在党政分开后，党组织应当跳过政府系统，直接管理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而不是把劳动人民都推向资本阶级去支配。党中央的科学观，真的要发展，那么，唯物辩证法的精神掌握是必须的；只要党中央加快纠正十四大错误决策的行进步伐，那么，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智慧，就能在科学的发展观中复苏；只要党中央给无产阶级以一点自由的阳光，那么中国的政治局面就会开始变得灿烂起来，那么工人们的生存权益和发展道理，公有制企业的运作机制，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一切的谜团，咱们就 都有可商榷的机会，给予一个接一个地解开。而现实情况中，咱们一直是对中共十四大的错误决策，意见纷纷，却连一点点“话语权”都没有，这领导人的脑瓜，真是封建得要命，一切理论观念的更新从何谈起？
所以，中国社会的“新文革”运动，革命派任务很艰巨，不一定比历史上的革命战争来得轻松。在取得革命成果的运行速率上，远远比革命战争的时期，来得更加缓慢。没有硝烟的战争，也不逊于硝烟战争的剧烈冲突。只不过中国人民的阶级敌人，不是用直接的可为人们察觉到的方式在杀人，而是用一种让老百姓死得很冤屈的方式，或者是感到受骗上当，以追悔莫及的方式，莫名其妙地摆在劳动人民面前。以致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算命先生，有了捉摸人们命运的测算依据，揣摩人们生活背后的血光阴影，倒是比资改派直观地看待市场繁荣的幼稚目光，有着更多无形胜有形的辩证思维。但是，如果不抱着蒙人的迷信手段，真正要对此中因素的层层揭示，那是需要持之以恒地坚持劳动，或者说坚持不屈不饶的斗争，才能追根溯源地挖出那引发血光之祸的社会根源。革命派在方方面面的斗争任务，来不得半点的轻松意思。既要反封建反官僚反对资本主义，成为劳动解放运动中，民主自由的先锋战士；也要成为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共产党领导体制的中流砥柱，从党的领导体系中，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路线及其错误理论。
因为资改派的路线，最为害怕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害怕人民对于社会问题的揭露，此种害怕毕竟不是一种软弱，而是赖在岗位上出勤不出力，不愿解决问题的一种惰性。劳动人民对于政治家此种惰性的容忍，等于纵容其不受约束而继续腐败堕落，继续加重其对于劳动人民的压迫，继续维持其以一个政治家的惰性观念，向几十个几百个政治家释放或传染的方式，向理论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灌输那种偷懒的投机性思维与好逸恶劳的剥削者行径。劳动人民不能容忍压迫与剥削，就得沿着政府腐败的逻辑环节，追根究源地挖出封建主义的老根，从腐败政府到政治失落，再到党的路线错误，再查究决策路线的理论根据，原来是脱离了毛泽东的反封建思想。因此，必须将思想斗争的攻击点，直指那个强调物欲和投机的货币中心论，是一种冒充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堕落观念，套上了不懂装懂的“经济学”词语，来兜售假劳动的伎俩，来骗取真劳动的成果。
要取得劳动斗争的胜利，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资改派可以不用唯物辩证法，革命派可不得不用唯物辩证法，不得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理论进行细致的解剖，或者说，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改派的词汇体系，究竟哪些属于劳动条件所需要的工具性，或者说，属于工具性与人们孤立观察事物而导致主观错误性交织在一起的理论观点；哪些是利益分配所固化的阶级性，属于很想束缚劳动者的一种欺骗性理论，有着引发各种人祸，或者裹着天灾，加重危害劳动人民的因素。只有这样，咱们才能把错误路线的制订者与执行者区分开来，才可能把正在执政的党中央与正在反动的资改派区分开来，才能分清必要的政策措施与不必要的错误决策，才能有效解剖领导干部的言论，常常有着真实性与虚假性同时并存的复杂情况。并由此据理力争，希望咱们的党啊，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开放一切为了劳动所需要的言论自由，希望党的领导，不管中国的体改理论有多么地高深莫测，都应当要弄清楚劳动不劳动的问题，是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也是治党治国的最大问题。从执政者的劳动问题开始抓住解决问题的根本，才能带动全社会解决劳动的根本问题。
10、本文写作的说明，提高成效的设想
本人的劳动能量很小，就社会机制的内在联系，我的认识不可能完美，但愿意为咱们读者所热爱的共同事业，做一点添砖加瓦的小小作用，至于对读者所热爱的个人事业，可能没有什么帮助，也在意料之中。不过，来此阅读文章的人们，大多是有理想有道德的好朋友，咱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也是应该的。但为了尽快把这一点点作用，发挥出来，得以在有生之年完成任务，也非得认真地下一番功夫不可。辞工后的我，仍是忙不过来，囿于自己的知识领域很狭窄，阅读速度很慢，还没有接触到一些恰当的社会实例，还没有找到相关的参考资料，进行论据方面的充实；还没能用确切的语句表达，可以进行合乎逻辑的衔接，以求增加文章观点的可行性论证，增强人们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贯彻力度。既然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宣传企业产品的广告，就得比广告工作，有着更多的要求，更多地讲究社会效益，这就是我比过去工作，以更多的认真态度，对待写作的缘故。
写作上的文字方面问题，我虽粗粗做了修改，勉强对付着，但真要完善起来，也还得花费很多时间，别人看一眼就感觉到不顺眼的文字错误，到了作者的习惯思维中，读上几遍也不能很快发现。希望有赞同本文观点的朋友，一起协作，把我的一些文章，统统做一些修改，不妨先做文字符号或句式方面的改动，将可有可无的词句删除，将标点符号点得准确通顺，将不贴切的词语或词序，另择新词或调整。如果有了文章思路的一致理解，就可以大段地做个修改，也可待我把全系列的文章发完，再在了解全貌的基础上，提出论述结构及分析层次的大调整，以利于阐述社会机制的语言运用，更为精当些，准确些。本文是所有发表的文章中，修改次数最多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仍然存在许多的笔误，没有他人帮助文字上的校正，如果给您的阅读，增加了许多不便，也请谅解，谅解我并非不注意，而是没办法纠正了。
现在本人的任务，受到时间限制，无暇太多地顾及语言运用的问题，主要是把本人已经关注的一些尚未分析但必须分析的社会问题，尽快地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进行对接挂钩，把包含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以较为明白的语言，表达出来。边学习，边写作，然后再整理成文。我以为“写作”，是很有效的“学习”方法，即便没有什么写作能力，只要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或者说口语“表达”能力，同时耐得住安静的心思，不急躁，不计较，也能通过文章“摘要”的方式，很快培养起写作所需要的文字能力。最好是不要盯着文字材料做摘记，而是读了一小段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文章的意思进行复述，从复述不清的地方，再回到文字材料上重读，然而再复述，再重读，从中确定自己理解多少，就记录多少。在耐得住枯燥的记录工作中，自然会明白哪些值得记录，哪些不重要的，可以忽略之。也才会从中体会到，文字劳动的真知灼见，不是凭着吹牛的本领，所能很快地阐明的，而是无数次思考的结晶，是非常缓慢的脑力劳动，必须循序渐进地慢慢领悟。作者的经验就是，不会写作的人，也有学会写作的路子。因为在人们通常的学习中，在慢慢养成的摘记习惯中，也会对文章的理解，产生了自己的一些不同想法。如果时间长了，想法多了，新思维的诞生，也就在您持之以恒的学习中，开始孵化。当能够把自己的想法，有条理地记录下来，当记录下来属于自己所想的东西，也逐渐多起来了，可以整理成较为连贯的想法，写作的欲望，也就会呼之欲出。文章写得不好，没有太大问题，重要的问题，在于节约每一分钟的时间，保持每天的学习，都要有所进步。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的刻苦精神，毛泽东的学习能力之强，直至今天的党中央干部都算在内，从没有一个人的读书之多，可以超过他的。领导中国的先进分子，远远地落在毛泽东后头，一点也不先进，甚至在养尊处优的“韬光养晦”中，养成了懒惰习性，属于不愿“只争朝夕”的不劳动分子，甚至是专门盘算个人利益的负值劳动者。这既是革命派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也是革命派战胜资改派的依据。我祝贺广大热爱“”的网友们，能够投入到为革命而努力读书的活动中，您那读书的坚执精神是无限的，那么您的革命前程也是无量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因为现在的年轻一代，有着比我辈不知要好几倍的学习条件，有着更多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能够与毛泽东读书能力攀比的人，将是不知其数，是我等粗人所望尘莫及的。而且新时期的文革运动，也与历史上的大不一样，既是培养人才的大学校，也是读书人发挥所长的用武之地。可爱的年轻人呵，未来中国的领导人，就将在读者您，一起参与的第二次文革运动中磨练出来，咱们曾经上一代文革的普通人，都愿意为您有志气有抱负的进阶步伐，做下面的铺路石。只要能看到，很有一批为了人类解放而持之以恒的读书人，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如同旭日东升的阳光一样灿烂，咱们大家都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即便您不能成为重要的领导人，但不失为伟大祖国的栋梁之材，为人民的事业，做出比普通劳动者更大的贡献，这就够我感到欣慰了。咱们的劳动努力，都在为了人民的共同事业，咱们就是要造就一种新的社会机制，有力地激励出更多的产出远大于其待遇的良才豪杰。
我的读书不多，荒废了大半生的时间，受历史条件所限，并无什么可抱怨，可后悔的。现在匆匆赶来，自愿投入到人们正在激战的阵线上，看看有什么我能干的一些事情。可能看得不准，但根据自己的可能条件，选择容许我发挥作用的地方，做一些我认为值得做的文章。虽然知识面不够宽阔，也不是一定不能克服的困难，只是容易犯知识性错误，挨人们的批评罢了。目前的写作重点，是放在问题讨论的展开上，需要展开讨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故待以后若有时间的话，再在长篇论述的基础上，予以不同篇幅地浓缩，直至提纲挈领地缩成一个极短的短篇，以适应不同的阅读需要。本文的小标题，也是化了些时间，才添上去的，还觉得有些不贴切，没有把该标题下的重要意思，准确地概括，但有读者需要，便于阅读时掌握文章思路时参考，所以就这么确定了。如果出现离题的情况，请不要受这些小标题的框框所限，还是要以思路的打开为需要，请读者一起加入思考。因为本文不是思考的终结，而是引出读者思考的路子。读书学习，本身也是这个意思，不是对咱们思想的限定，而是思想分析的展开。就学习问题的重要性，前人的分析，已有很多的文章，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上的重复论述，本人不按常见的写作套路来叙述，只按照此问题所粘连的因果关系，展开分析，分析之外另有的一个个原因，有待大家去围绕人类的共同需要，进一步地思考，企望有助于更多人的脑力劳动，投入到咱们都能认同的事业中。
我觉得，执政六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马恩五十卷著作的摘要工作，有所重视，但重视不够。除了毛泽东提出有关专题论述的编撰，或者指定中共领导要认真阅读几部著作的意见之外，其他领导仍有着形而上学束缚的一种教条主义，还没有高度重视马克思理论宝库的资源开发。有着执政条件的领导人，应当组织理论工作者，可以按不同需要，分别几个层次浓缩马恩的原著，在过去四卷本的选集方式上，可以编辑为十卷本的选集，也可以一卷本的选集。尤其要全面加强有关辅导材料的编选，另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系统，将马列的原著，进行详细解释而“扩写”，扩写成一、二百卷。甚至像考古工作者那样，对一些重要的段落，不易明白的词和句，进行逻辑联系的细致分析，把表面字词之下的含义，尽数展开，条分缕析地全部表述出来，把所有的疑议之处，都加以仔细地分析一遍，扩写到一千卷都行，有多少疑难问题需要说明，就给扩写多少。也可以按字数比例，有50%到5%不同的摘要方式，将全部著作的论述内容，给予不同层次地进行“缩写”，直至浓缩成一卷本。这样的有扩有缩，将会大大扩大了马列著作的写作群体和读者群体，创出更多寻根刨底的读者，去阅读全套原著的研究愿望。从文章解释的不同看法，以及对于辅导材料的一些观点和说明，引起争议的不同反响，也会增强人们的思辨能力，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或者说，也为无产者的理论学习，管理智慧的提升，引入了循序渐进的进阶门路。甚至可以调动艺术界的力量，结合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事件，以及众多革命家的具体活动，用各种文艺方式，更多更广泛地丰富无产者的文艺作品，一起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用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从历史纵深处，维护毛泽东思想十分深厚的历史根基。对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也应该有此扩写与摘要的不同方式，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阅读需要。虽然国家的出版社已有所编撰，但投入的力量是不够充分的，没有统一的编撰思路，常受到一些偏执意识，偏执的政治情绪所干扰。
当今中共领导人的智慧不够，同他们不够重视理论宝库的智力开发，密切关联，不能顺着马克思的思路，展开五十卷本的具体认识，也就不会有具体认识上的总体把握，也就不会有着把握社会方向的人类智慧，只好求助于资本家的小聪明了。特别严重的问题是，一些领导人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原著的精神实质上去细心掌握，而是带着严重的功利主义思想框框，不符合胃口的精神实质，也就无法进入他们掌握的思想领域。因此，物质资源的开发，可以趋之若鹜，穷尽到资源越来越稀缺；精神智慧的开发，不是思维活动上的惰性，懒得运动，就是生怕麻烦多多，恐惧劳动者的思想进步，会失去了自己不想进步的各种权力控制。喜欢解放资本家的“理论”，不喜欢解放劳动者的“主义”，有关解放“生产关系”，发展劳动者“权益”的思想言论，恐怕是避之不及。
因此，大量地印发资本家的各种资料，有很多很多的出版社，就是没有一个出版社，能够在今天，也能大量地开印马列毛各种文献的详尽资料。自从十四大错误决策的影响，除了出版界一些正义之士的坚持之外，除了坚持原本的资料出版以外，很少可见有组织人马，加紧马克思主义著作体系上，在社会理论上进行全新系列上的智慧开发，以解决人类解放运动中的紧迫问题。至多是用资改派的理论拼凑，取代原著理论的思想智慧，或者猎奇毛泽东的个人生活，进行一种缺乏思想意识的信息传递。即便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也常常放到被诬蔑，被扭曲的位置上，当靶子来发泄个人恩怨，或供人们取乐，寻开心。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发，远远比不上资本主义开发理论的速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细分系列，当然是无法与资本家的庞大系统可以相比了。现在中国特有的情况，不是从上向下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正在由下而上地敦促领导人，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要再习惯于敷衍了事地应付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要好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要用物欲主义，市场主义，甚至是个人主义等等，统统包裹在“实事求是”论中，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
中国新文革运动中的一个时代强音，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以自身所需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从社会现象的分析上，对照马克思的分析思路，领会马克思处理社会问题的思想智慧，把马克思主义解决人类利益关系的总体策略，运用到中国社会的变革进程中。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中共路线，当然不会具备坚持原则性所必有的稳定性，在摇摇晃晃的政策歧义中，要想不动不变，也是不可能的。以局部工作的经验总结，以社会个别的利益观念，取代全部劳动在总体利益上的策略安排，是无法与毛泽东从总体矛盾上的把握相提并论的，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高屋建瓴的决策气概与战略成果。
提纲挈领地把马列毛著作，进行概括性地摘要，那么可以说，论述社会机制的原理，最终都是一致的，可以将各种著作浓缩到同一个关键点上。而要深入地理解，深入展开分析的语言方式，就都有着个人特色的不同风格，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语言，也有不同的地方，但在摘要过程中的浓缩，则都归于一致，没有丝毫的差别了。若需增进人们对于普遍真理的一致性认识，那么通过不一致的个性语言，往往是成效最好的。但与此个性有冲突的人，也可能效果是不佳的。不过，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展开，常是人们认识共性化的道理，不失为非常必要的手段。就像改革理论的个性特色是非常明显的，本人理解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应用领域的拓展过程中，也有某些个人实践的个性化色彩，不一定适应读者口味，但我所呈现的个性，是融入劳动者的共性中，以维护劳动共性为目标，是为了有助于他人劳动的个性解放，决不是特色理论中，以自己个性，强行替代劳动者的共性，成为抑制他人劳动的个性解放，做为自身解放的前提条件。这样的个性价值，连同其身价，抬得越高，劳动人民就越遭殃。
但是劳动人民的个性解放，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剥削者的解放个性，将被历史所遗弃；劳动需要管理机能的发育与强化，但不需要抑制劳动的管理与垄断。展示个性的色彩有不同，实现个性的解放途径，则是必须相同的，必须遵循人类劳动的纪律约束，不得侵犯他人劳动的成果取得，不能垄断他人管理社会的政治权力。对于本人强调劳动解放的文章论述中，有些语句的个性化，难免带着某种情绪化色彩，令您感到不舒服处，希望读者有所理解，大抵上不会影响到您对于文章修改的方式方法吧。写作或修改文章，都是为了宣传并开拓唯物辩证法的应用领域，提供中国人民以解剖社会机制的解放工具。下一次的文章，咱们就从“经济中心论”开始解剖，为了咱们大家都在实践的“劳动中心论”，获得新的解放做准备，相信咱们在以“劳动”概念，取代“经济”概念的理论斗争中，获得新的进步。
当然，在“解剖与自我解剖”的个性展示中，如果有人要批评我说，专门解剖别人，不愿解剖自身，那就请具体地提出来，必要时，我也尽力答复。您的说话，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不由我控制，而要了解我给予您的态度表示，是百无禁忌，请您尽管说，只要是认真的，不是无聊的扯淡，我都欢迎。不知读者您，意下如何？
本人发表的文章排序，拟作五章，也可能是六章，有长篇组成了一章，也有短篇幅组成一章。去年的不算在系列之内，目前，按顺次有以下三篇，属于系列中第四章中的三节，敬请从以下这些网址中，参考：
第一节是《资本社会的基本特征》但网站上的标题是《同许利人 于 2009-6-1 写到》，主要是说明，契约技术的进步，使得“以资为本”的管理体制，对于推翻或限制“以官为本”的管理体制，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同时又因为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从较为民主的家庭方式，或者叫做手工业方式，扩展成尚处在皇帝那样专制的企业方式中，使得契约制度的副作用极为严重，构成了资本机制的运动障碍。此种障碍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与人权之虚伪，证明了只有无产者争取劳动自由与民主的人权，才具有解放全人类的意义，工人当家是可以解放老板的，但老板绝不会解放工人，这就是工人们不搞“阶级斗争”必然要遭遇的运动障碍。对此障碍的特征描述，为后续文章的排障论述作准备。至于有哪些障碍要排除，因为路径太远，在此文中，无法论述，必先从错误路径的批判入手，不批判资改派的立论基础，不除却“三个代表论”之类害人不浅的错误路线，就不能让中国人民安心于没有压剥的劳动路径，就不能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正规大道，归真反璞。由于此文尚需做很多修改，故未在“”发表，但有文章的草稿，已经在先前发表了，请参考下面的网址：
http://www.sjgczy.com/bbs/forumTopicRead.asp?id=5428&ntime=2009%2D8%2D4+15%3A08%3A05

第二节是《无产者文革之挫折，败在哪里？》，亦即那位【siqy】网友，帮忙评论的那一篇文章。其中文章后的短评，我也已经说明了该文的一些意思，是在总结理论表达与实践操作之间的距离太遥远，教条式的形而上学很严重。而在文章中的讨论，围绕一些历史现象与严重的社会问题所进行的分析，也总结了理论与实践之间，能够挂起钩来的必要环节。对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在第三节有进一步的讨论。这种脱节，存在于文革时期，盛行于改革时期，说穿了，特色理论的改革，其实就是“享受与劳动”之间的脱节，是“以人为本”的舆论方式，掩盖着“以资为本”的生产逻辑，强化了那些促使生活消费与生产环节之间，时不时断流，经常要脱链的反动势力，在中国社会中，越来越逞威的增长势头。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8/97841.html

下面的网址属于第三节，是《中国式改革之成功，痛在哪儿？》，也是我希望人们一起讨论，多提宝贵意见的一篇。文章涉及中国式政治经济学的某些重要问题，长了一点，但可以分几次阅读，我对一些著作的阅读，也是分了好几次，还不一定理解其意，但没有办法，要说清楚来龙去脉，多余的话是难免的。有很多的论述，对一部分人看来是废话，对另一部分人，恰巧就只要这些话，其它部分的语言，不是不需要，而是还没有到需要的时候。需要联系起来的道理分析有很多，需要断开联系的道理也有很多，耐心思考是很重要的。论述的困难，并非资改派的理论，有什么深沉的理论系统，而是资本社会的感性实践，积累了政治经济学的感性材料，内容太多太杂，大量的经济学现象，随便搬一个局部方面的道理，都能把社会机制的真相，封闭的十分地严密，如果不是冲击到劳动阶级的生存问题，是很难使这些已经构成社会法制的道理，在人民的怀疑中，转化为无产者进行必要劳动的对象，全力以赴地解剖它们。毕竟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膨胀为一个巨大的系统，单就金融与证券业，也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这就增加了无产者进行批判的无穷多工作量，也增加了读者，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批判的难度，长篇的政治经济学文章书写困难，也很难让人们持之以恒地阅读下去。所以，本网站尚有许多优秀的批判文章，所起到的批判作用，只能存在于一小部分领域的读者中，咱们的写作意义，更是极为有限，要撼动上层建筑的思想体系，尚待时日，尚待更多的人，磨练成“持之以恒”的研究精神，一起投入劳动的精力与时间，参与把感性材料，抽象成“社会机制”的理性认识。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8/97844.html

本人的写作计划，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宣传与应用领域的推广，旨在鼓动人们以更高的期望值，期望于马克思主义跟劳动者实践的链接中，但同时在文中的论证，包含了一个可以提醒读者的道理，不要把自己的发展期望，系于他人身上，而应当立足于自身学习的不懈努力中，立足自身对于中国政治的参与中，要关心国家大事，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明确一个最富有效率的政治方向，以政治上的进步，带动自身业务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将大有前途，据于这一点，无论您有多年轻，都是我尊敬的老师。在有助于此种链接的问题上，我会尽力做一些论述，但是否如愿完成写作计划，还会受制于个人的各种因素，不确定的，我的主观预计与现实困难会有很多距离。如同十五年前，我曾经做出的写作愿望，随便被现实生活的约束条件所中断，特别是呼天不应，我要求写作文章的必要条件，都不具备，时间精力的投入，更是难以为继，我不可能跳出自己的生存条件而盲目地蛮干。希望有关注我文章的网友，如果文章思路对您觉得有启发，那就沿着这个思路，请您持续地思考下去，关于思考的工具，思考的资料，思考的对象，在我的文章中，也有所提示，不必把期望值，过多转移到作者身上。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作者能力有限，却很尽力，不会放弃可能的利用条件。如果顺利的话，我争取在一个星期左右，按预期，把第四节，初步剖解“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文章整理出来，题目暂拟《当今中国的一个大××》，也是不伦不类的文体，大约两万多字，提供大家一并给以批和评。
在结束本文时，在此再提醒一下，革命派的同志们，要相信全国的干部群众，绝大多数人是热爱社会主义的，是要革命的，如果革命派能够掌握现代经济的科学知识，也就有了团结全国人民的有效纽带，革命形势将会越来越好；但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掌握资本机制的内在规律，那么全国的老百姓，也就不会要革命了，革命的形势也就失去控制了，第一次文革的挫折，也就不能引为第二次文革的教训而予以避免。恳请三思，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