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最近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台了土地流转方面的政策，以及2020年全国可以达到全民奔小康的福音。仔细看来，确实是有诸多赞赏称道之处，尤其是高层也找到、知道了优农惠农政策实施的障碍、保障和底线，因此，能否确保，或守住“三不”红线(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事关重大。

郎中开出了一副好方子，下面的问题就要看跑堂的和药铺掌柜了。跑堂的不立即而是拖延抓药时间，你也是干着急；或者跑堂的不去正规药铺而是去信誉差的药铺，你也是没奈何。世上的事，你总不能事无巨细，都去亲历亲为、面面俱到吧？掌柜的再给你点玩小动作，什么假冒伪劣、扣斤少两，那你的一副菩萨济世心肠就会变味，到头来，百姓还是要骂娘。

这些不是没有可能，中国的很多事都是让歪嘴和尚把好经念坏的；政府三令五申的法律法规、设置的红线，偏偏总是有人敢闯；上面的政策下不来，一出中南海就走样（有时，只怕连中南海的门都出不了）；下面的民意上不去。所以，什么令行禁止、政通人和就成了镜中月水中花。这方面例子就顺手举一些吧：

企业改制的镜子。现在中国只剩农村土地一快蛋糕，搞土地流转，一旦守不住底线，就跟当初企业改制工人失业统统下岗下课差不多，农民便会流离失所。

林业三定的镜子。近几年推行林业三定改革，一些地方农民的山产几乎都被林业系统上下有级别的和社会上有关系的人买去了，土地流转一旦守不住底线，其结局就已看到。

《劳动合同法》的镜子。有人说劳动合同法，维护的还是老板们的利益，虽然明确要企业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合同，劳动者也知道此规定，可有人敢找老板去签吗？你去，老板一句话把你封着：你走人得了。《劳动合同法》岂不就是个摆设么？有人说农民要富了，卖土地有钱了，我说他们虽然买卖有协议合同，那有什么用，到时候发生纠纷，你能跟他们打官司吗？你敢吗？你有钱吗？有后台吗？你耗得起吗？

《公务员法》的镜子。他们有条条框框对付你，他们嘴大，有他们说的没你说的，有他们的活路没你的活路。一旦起了纠纷或群体事件，他们的专政机器开动着对付你，这个时候他们把法搬出来跟你对号入座，眼下的《公务员法》便是如此，你找单位要权益，没有，国家困难单位困难，你要跟他过不去，他就拿处罚条款比照你执行。

举报上访劳民伤财的镜子。你举报你上访？平民百姓即使胜算有法有理有据有合同，有红头文件，都是假的，不然为什么有“弱势群体”一说哩？此种国情国况国像，你一介平民有多少钱亏不了呀？

还有工会组织。前不久，全国总工会开了大会，王兆国当选了全总主席。这么多年来，下面的工会似乎消亡，没有开展什么实质性的为工人维权方面工作。新时期新情况新变化，自打企业改制，工人下岗再就业后，工人们已不再是国家的主人，已经沦为替企业主、资本家的打工者。他们的很多权益计划被剥夺干净，尽管国家一再要求或重申——加班另付平时工资的几倍，不能使用童工等，但都是形同虚设，根本被人家置若罔闻、他行他素，如用人单位将上班时间提前、下班时间后延，工资待遇不变；晚上加班，周末节假日加班，没的加班工资事小，你平时请休一天假另外还得扣工资，人家只能划算不能吃亏——这些做法，有谁去替他们申诉或维权？工人们合法权益被损害、侵犯、剥夺，而无处投诉告状，更不能上街请愿或罢工，这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工人们往死路、绝路上走吗？此种情形下，若起纠纷、抗议、群体事件、揭竿而起之类风潮，人们不去支持同情他们，难道还会去支持同情强权强势者么？

……

开头说到药方与抓药配药，这土地流转政策也是差不多情形。买卖或转让后，不能将土地用作他图——用什么保证。现在的地方政府谱子大了去，很少买帐，多年来的土地政策限制与管理起作用了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根本不尿你那一壶，连精简机构裁员，中央财政都须实行补贴来哄着下面办事，那么多地方政府或官员违规操作土地开发，就什么都清楚了。地方政府是不能搞封建割据的苦，否则早动手了，对国家和中央而言他们是尾大不掉、腰大气粗了。

因此讲，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执行，关键在保障，关键在谁触及到红线，即使是天王老子，也要让其下课滚蛋。而做到这些，我认为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众多有识之士所说：一是制度制定科学，二是官员以身作则，三是挡道者万劫不复。否则，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假、大、空；否则，国家就会走入歧途而无可救药。何况眼下农村土地改革到了突破瓶颈之时，何以见得？今年以来，我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天灾人祸：我们曾引以自豪的三大关系——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已三分去其二，还有一分也危在旦夕；我们曾经一雷天下响、令行禁止的号召力，也已荡然无从；政府和一些部门（如宣传口的新闻、广播、记者、网站、媒体；政法口的公、检、法、司）的公信力更是所剩无几；我们守土失责、统一未就……但好在农村这一大块尚能稳定人心，尚未引发多大的危机，换言之，与其他几块改革（如企业、教育、卫生、住房）比较而言也只剩这么一块还算过得去的蛋糕。这就需要我们慎之又慎，若能守住“三不”红线，就有了翻盘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就会重树国家形象，重拾政府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公信力——我们的政府是说话算数言而有信的，是为95%以上人民群众服务的！如此一来，政府在人民群众面前就有威信，说话便有人听，办事也就有人跟，成为受人民群众拥护拥戴的好政府。

当然，要守住“三不”红线，改变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邋遢形象，还须注意把握政策执行中的一些细节、点面问题，比如山区与平原之冷热差别，小岗村与南街村等的典型树立。

山区与平原之冷热差别。土地流转在平原地区是热门话题，是热；在山区、丘陵地区则不是那么热，那就是冷。任何政策出台都不能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就像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民族间的不同样。山区田地特征是梯田多，大一块小一块，农村人讲，那是“斗笠一丘，蓑衣一块”，不适宜机械化操作，费时费工费物。一些农民种它，仅仅是想收点口粮糊个嘴巴；不种它，是算经济帐得不偿失，才给以抛荒出外打工。这些地区即使有少部分稍微平坦点的畈田，那也大多是在村庄附近或马路两边，找眼前趋势，那些田地似乎都在地方官员新农村建设规划之中，不久都将会冒出一排排崭新的房屋。有个数字我没有，那就是这种地方在全国占多少比例？制定政策时对这一块是如何谋篇布局的？

小岗村与南街村等的典型树立。尽管主流不主张不宣传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等典型，但考虑大寨与小岗村有着某种关联，我便想用宋连生所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农业学大寨始末》一书中部分话语对典型加以阐述。

1981年初，中共山西省委向党中央作出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共中央批发了山西省委的这个检查报告，并作了重要批语。其批语强调指出，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对先进典型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予正确指导，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宣传和介绍先进典型，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那种只让人看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点，甚至夸大先进一面，隐瞒落后一面的做法是很错误的。这类误人害己的事，已经很多，今后务必要引为鉴戒。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生产情况和耕作习惯千差万别，农村经济水平也很不相同。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发现、培养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

大家对照一下小岗村与南街村等就知道，对小岗村的扶持是种什么样的扶持？30多年过去起色和变化又在哪？一度被遗弃遗忘的南街村等典型，得到过多少或来自何处的扶持？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他们近况谁又能比？就说大寨吧，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说大寨曾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那是因为大寨精神的精髓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时15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早已尘埃落定。但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丢失。改革开放后的十年间，大寨曾一度沉寂落后，当时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335元，大寨人深切感受到贫穷落后的滋味。在经历了“穷则思变”的思想变革后，大寨迈出了“二次创业”的坚实步伐。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精心打造大寨品牌，使大寨从政治品牌转向经济品牌。

大寨村办的8大集体企业，9大系列产品均冠以“大寨”牌。如“大寨”牌系列酒，大寨核桃露，大寨醋，大寨小杂粮，大寨羊毛衫，大寨衬衣，大寨水泥，大寨铝塑等。让世人重新认识大寨。郭凤莲还专门请来北京著名专业设计公司的设计师为大寨的品牌、发展进行策划，并将大寨品牌在国家工商局进行了注册。

如今大寨因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突出成就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1996年到2000年5年间，大寨村累计上交国家各种税收1280余万元，户均8万元，人均每年纳税5000元，成为昔阳县421个行政村的“纳税第一村”。2001年1至8月，全村实现税收285万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48万元，同比增长25．8%。依靠“名地”开发特色旅游，是大寨人精心打造大寨品牌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寨人富了之后，很快将目光瞄准了生态旅游开发上，先后投资1000多万元绿化了虎头山，绿化面积达1300亩，森林覆盖率达70%。

如今的虎头山万木葱郁，大寨人在虎头山上建起了森林公园，原来修建的梯田也有不少退耕还林。他们还在山上修建了大寨纪念馆、陈永贵墓、郭沫若诗魂碑等历史人文景观，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此凭吊历史遗迹，接受传统教育，或旅游观光度假。大寨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大寨对于四面八方的来宾有了一种无形的，同时也是巨大的吸引力。近年来，到大寨来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每年30万游客给大寨带来600万元的毛收入。据统计，2001年来大寨的游客日均1500余人，1至7月份，旅游综合收入达380万元。旅游已成为大寨的支柱性产业，而且旅游还带动了宾馆、饭店和旅游纪念品等一系列相关行业。如今，农业收入在大寨的经济收入中已居末位，全村508口人、100余户农民，现在已没有单一从事种植、养殖的“纯农户”，80%以上的农民实现了向二、三产业的转移。2001年，大寨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

中国古话讲，“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是金子迟早都会发光”。而我们众星捧月的小岗村呢？他的典型除了穷则思变敢想敢干外，还有什么？敢想敢干之后呢，一盘散沙，缺少素质与精气神，说是扶不起的阿斗不会委屈他。

总之，出台政策既要考虑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地理复杂，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情形，又要有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如果做到了这两点，那么一切就都会扭转过来、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