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公有制企业改制浪潮一波高过一波，经过20多年时间的发展，到2004年前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曾轰动一时的“MBO大讨论”，在这期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退民进”成为一个媒体和民众当中热门度非常高的词语。2004年8月，郎咸平撰文指出TCL、海尔、格林柯尔等大企业存在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MBO是用银行的钱，变相收购国家的资产，其言论引发了一轮波及我国学术界、企业界和媒体的MBO是非争论，“郎顾之争”也成了这场“MBO大讨论”当中的一个插曲。这场正被国人所日趋淡忘的大争论，在现在看来基本上可以算作我国企业改革的重要“分水岭”，自此“国退民进”淡出民众的视野，“国进民退”作为一种现象和趋势成为了新的热点话题，而“山西煤矿重组”、“山钢并购日钢”、“中粮入股蒙牛”、“央企地王”等一连串事件更是将“国进民退”概念推向风口浪尖。　　

从目前社会上的争论来看，“国进民退”现象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有资本对民营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民营资本从一些企业和领域退出，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有山西国有煤企对中小煤矿的重组，河北钢铁从中信泰富手中收购石钢80％的股权，宝钢兼并宁波建龙钢铁，以及北京基建收购银泰股份。第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性行业，如石油化工、钢铁、金融、电信、铁路，国有企业所占的份额越来越高，且伴随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利润迅速增加，其员工的薪酬也达到了令人艳羡的地步。第三、国家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政策明显倾斜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从中分享到的利益有限。第四、由于企业规模较小，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多体现为民营企融资难，银行贷款更多流向了国有企业，占相当比例的民企不得不借助于“民间借贷”，还不得不承担“非法集资”的风险。第五、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有大集团公司之间“抱团取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相互之间比较集中地签订了大批以“互为供应商”为重要内容的“战略合作协议”，部分企业还开展了与战略伙伴之间的“党建共建”活动，增进彼此之间的协同合作，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增强了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客观上对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存在着一定的“挤出效应”。第六、国有企业的地位越来越稳，对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目前国企特别是央企，成为各大高校毕业生除公务员之外最受青睐的去向，并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跨国公司，民企在人才争夺方面更显劣势。

　　

尽管部分学者和有关部门一再否认“国进民退”现象的存在，但笔者通过对一些行业的深入了解认为，这个概念从国民经济全局来讲确实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从某些关键性行业来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难以回避。在此基础上，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并非其他，而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笔者承认国进民退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但并不对此进行批判，而是从整体上认同这一做法，该表面上“倒行逆施”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大智慧。

　　

任何理论和主张必须以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发展阶段为适用范围，抛开具体条件抽象去谈理论，可能不但不会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反而还会适得其反，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重大问题更是如此。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着“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的争论，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二者谁也没有真正压倒谁，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也是这样，而以日韩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更是带有非常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尽管存在着令人诟病的“官商勾结”问题，但从整体上来看“日韩模式”还是成功的。谈到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实体当中，经济腾飞越早的国家在早期越崇尚于“自由放任”，而经济腾飞越晚的国家在早期“政府干预”的色彩越浓，后发国家鲜有靠“自由放任”而实现经济起飞的案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说奉行“政府不干涉”自由经济理论是一种谬误，而是说这种理念必须和特定环境相结合才更有意义。

　　

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腾飞，发端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各国的起点相对而言并不算太大，即使在英国，各产业之间的集中度也并不算高，英法又处于世界经济和国际霸权的引领地位。这一时期，无论在英法本土，还是在全球范围内，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差距还没有大到难以逾越的程度。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企业“由小到大再到强”原生态式发展，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也支撑着他们在国际社会上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其“政府不干涉”的主流思想也主要是针对原有封建体制对资本发展束缚的。美国基本算得上现有资本主义强国当中“第一个后发国家”，美国独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发展好自己的经济，增强自己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美国的先贤们倍感他们当时的产业竞争力难以同英法所抗衡，按照英国所定的极端“放任自由”经济发展规则，其不可避免地会继续成为英国经济的附庸，独立战争的成果也会付之东流。基于以上因素，再加上美英之间的特殊的文化渊源关系，美国在建国后长达近百年的时间内，对内实施了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则实施了坚决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在欧美等国陆续展开，英美等国开始出现了一批在国际上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寡头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差距开始变得难以逾越，在日本这样“后发国家”靠自由放任原生态发展，产业肯定会发展的相当缓慢，并随时都有被欧美寡头们吃掉的危险，这样明显不符合大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圣贤们基于世界经济大势和国内民间资本短缺、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的现实考虑，动用国家力量，兴办了一批规模宏大的“国有企业”，并在发展成熟之后以“半卖半送”的形式出售给私人。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众多私人财阀就是这样诞生的。站在道义上来讲，日本国民经济产业体制的这一确立过程，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赤裸裸地对人民进行掠夺，属于典型的“劫贫济富”行为。但如果放在长时段、大跨度的历史视角来看，当时的明治政府也有自己的苦衷。民间资本缺乏、海外寡头虎视眈眈、自发的私营经济发展太慢、日本壮大的机会稍瞬即逝，不动用国家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就不能迅速为自己奠定在国际上能够站得住脚的产业经济体系。而在产业经济体系业已健全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所固有的产权不清、效率低下、成本倚高等诸多问题同样困惑着明治时期的精英们，长期下去势必会造成日本国力的下降，因此他们在“国企”高度垄断的基础上实施了“国退民进”的私有化政策。除此之外，作为后发国家的“日本模式”，还带有贸易保护和以战养战、以战促发的鲜明特征。由国家出面组建大企业集团，然后再私有化的产业格局确立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也被二战后的韩国和台湾所借鉴，作为世界500强企业的韩国浦项钢铁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前苏联也是通过高度国有化，“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内，建立起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配套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其由非常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时至今日，俄罗斯虽然国力大不如前，但仍是世界多级格局中极其重要的力量。

　　

由于种种原因，清季以来中国的民营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国现有的民营经济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到1992年其地位才真正开始确立了下来。但此时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相比英法美日韩产业起步阶段更为严苛。我们的民营经济发展不但面临着资金短缺、经验不足、管理落后、没有技术、人才匮乏等问题，而且此时在大多数行业基本都有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不光是我国起步没多久的民营企业，即使在国内实力强大的中央企业，在高度分散的状态下都难以与同行业的国际巨头所抗衡。如果国家不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并购重组政策，而一味听取某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民意”，实施“政府不干涉的自由经济”，我们的民企和国企在市场竞争中，无异于“刚上幼儿园的学生与社科院院士一同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其结局可想而知，我国整个国民经济都会被外资所控制，中国永久性得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再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事实上，这并非笔者信口开河，“拉美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造成的，而我国日化和可乐行业近乎“全面沦陷”的现状就说明了这一点。而铁矿石价格谈判连年败北、“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现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课题是进一步推动并购重组，组建特大型企业并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形成韩日那样一大批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通过产业救国、产业强国来早就中华民族的万世基业，真正实现民族复兴。

　　

事实上，国家自1978年以来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先是剥离掉问题最为严重的大批中小企业，得以集中精力去经营好关系国计民生的一批规模以上的企业，这一时期基本是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接下来就是按照行业以及领域组建大的国有集团公司，这一阶段基本上是在1998年到2005年之间完成的；进入2005年以来，国家在上一个阶段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又开始对各重点行业进一步推行提高产业集中度、加速并购重组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各个领域大型国企之间的合作，组建“联合舰队”，捆绑出海，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和全球性品牌，从整体上提高中国民族企业的竞争力和国家的世界影响力。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组建联合舰队、捆绑出海”模式，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成功经验所在，也是我国政府早已确定下来的一项发展战略，但在2008年之前，各个领域中由于部门和地方利益的冲突执行的并不太好，只是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才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而“国进民退”的激烈争论，也恰好发生在这一时期。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发生的三大阶段看，前两个阶段基本上是以“国退民进”为主要特征，而后一个阶段是以“国进民退”为主要特征。但无论是“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都是国家基于“做大做强”中国民族产业体系而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所采取的不同理性选择，“智者谋于局”，非寻常人所能懂。

　　

从世界经济历史来看，经济学理论的盛行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基本上都是与当时经济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相关的。自由主义经济特别是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大致盛行于整个19世纪，这一时期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主要解决的是以英法为代表的欧美所面临的发展问题，事实证明也行之有效。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在随着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盛行的，并在二战后“六七十年代”的西方达到了顶峰，主要解决的是进入成熟期后市场经济的发展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早期极端自由市场经济的匡正。而在“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则是要解决在“去殖民化浪潮”中新近独立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问题的，在此领域也诞生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反极端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目前在世界各国甚至在标榜“最市场化”的美国之经济实践中，资本主义早期的极端自由经济理论也被抛弃，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还总有那么一大批“著名学者”抱着“自由经济”不放，在现阶段仍极力鼓吹“国退民进”，其经济学水平还停留在19世纪。不结合大的环境和历史背景去空谈“市场化”、“私有化”，最起码在方法论上是存在问题的，属于一种典型的“点思维”和“线思维”，而非“面思维”和“立体网状思维”，于国于民都非常有害。

　　

在解决了这个思维框架基础上，我们再来具体看待现有的“国进民退”现象。目前民营企业所遇到的“企业融资难”、“争取订单难”和“人才招聘难”，从另一个视角上讲，是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规模较小的国企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并非民营企业所特有，只不过是民营企业里面中小企业的比例远远超过公有制企业罢了。而在煤炭、钢铁当行业的整合重组过程中，国企兼并民企确实是主流，但也不乏民企为兼并主体，民企兼并公有制企业的案例，例如沈文荣朱正下的民营企业沙钢2007年以来并购了淮阴钢铁、江苏永钢、河南永兴钢铁、江苏锡兴钢铁，其中淮阴钢铁、江苏永钢并购之前都属于典型的公有制企业；即使在颇受争议的“2009山西煤矿重组”中，民营企业作为接管主体的比例高达30%，而朔州形成了国有和民营煤炭企业各占半壁江山的办矿格局，吕梁民营煤炭企业的矿井数和产能都占到了60%。从以上案例中我们也可以清晰看到，煤炭和钢铁行业的并购重组在本质上是“大并小，强并弱”，绝非以“国企并购民企”为指导思想，只是由于民营企业大多实力较小，被整合的案例要远远多于整合别人的案例罢了，这些行业的国企由于实力较强，规模较大，相对拥有更多兼并别人的机会，从整体给人留下了“国进民退”的印象。

　　

再拿“山钢并购日钢”来说，媒体上一再宣扬“亏损企业收购盈利企业”，并为杜双华鸣冤，同时有意无意地向受众“屏蔽”了其他方面的重要背景信息。2009年日照钢铁钢材产量突破了1000万吨大关，而同年济南钢铁的钢材产量为1070万吨，莱芜钢铁的钢材产量为1102万吨。2009年度中国企业500强的排行中，山东钢铁集团（济钢、莱钢两家）以年营业收入1205.04亿元名列第47位，日照钢铁以471.87名列第120位。日照钢铁的产品以普通带钢、棒材、高线、H型钢为主；而莱钢的产品以型钢、板带、棒材、优钢为主，同时还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冷轧板、磁悬浮列车轨排用钢、海洋石油平台结构用钢、铁道车辆用耐候钢、汽车大梁H型钢、热轧抗震钢、高品质齿轮钢、轴承钢、海洋系泊链用钢、石油管线等；而济钢产品以中板、中厚板、热轧薄板、冷轧薄板为主，更有冷轧薄板、镀锌板和彩涂板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其锅炉容器钢板、高强度建筑结构用中厚钢板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造船用钢板、锅炉容器钢板等国内市场占有率居行业前列。众所周知，所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都是建立在强大的研发实力基础上的，尽管日钢与济钢、莱钢在产量上已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上，但其在研发实力、产品结构、节能降耗、营收水平等重要指标上仍与济钢和莱钢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一点恐怕连杜双华自己都难以否认。企业短期内的亏损本来属于很正常的事情，绝大多数企业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而仅仅以2009年上半年两家企业的盈亏数据来断定孰优孰劣，本来就有失公正，更何况日照钢铁并没有说明自己2009年上半年的盈亏情况，只是避重就轻地公告说“2009年上半年通过广大员工的不懈努力，实现了内部降本6.6亿元的骄人成绩”，如果就此数据与山钢“2009年年上半年累计亏损了12.85亿元”作比，得出“国企山钢巨亏”、“民企日钢盈利”的结论，也只能说明有关媒体非常浮躁，太不负责任，相关记者和编辑缺乏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有损其媒体的公信力。

　　

在国家刺激内需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当中，15000亿元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10000亿元用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4000亿元投向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用于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用于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资分别为3700亿元；2100亿元投向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1500亿元用于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从资金投向安排，我们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4万亿投资”主要用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这里又会涉及到一个所需配套产品的档次问题，也就是说其所需采购的物料不是每家企业都能生产的，存在着很大的技术壁垒。就以铁路行业为例，本轮投资主要集中在高铁和货运专线的建设方面，所需的钢轨是百米钢轨或者耐磨性能要求非常高的重轨，目前国内只有包钢、鞍钢、武钢、攀钢这么几家企业可以生产。再如，变压器中常用的冷轧取向硅钢片，在国内也只有武钢、宝钢等少数几个企业可以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大批技术相对落后，产品附加值低的民营企业被排斥在供应商之外，也自然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了。

　　

综上所述，对于“国进民退”现象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味利用这些事情来抱怨国家和政府。在众多的“国进民退”现象当中，有一些确实跟国家的政策导向和长远战略有很大关系，而有一些纯属由企业自身规模、技术实力和产品结构而导致的非常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尽管在“国进民退”现象中仍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容回避的细节性问题，但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我们必须经历这样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别无他途。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上，笔者是非常赞同“国进民退”战略的。

　　

当然，从长远角度来看，任何一项举措和战略都会存在一些负面效应，我国目前大力推进的“国进民退”战略也是这样。针对这个问题，张宏良老师就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在目前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下，存在着严重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关系，部分企业“亏了国家财政买单，赚了公司员工分享”。事实上，这种现象是由国企所有人缺位造成的，在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国有企业中都不同程度存在过。其解决的办法就是国家减持或者完全出售股权，向人民、管理层或者其他社会精英出让股份，让国有企业由国有化转为社会化，借以克服国企所存在的固有弊端，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当然，这只是企业发展的最终归属，在其真正具备与国际垄断资本相抗衡的能力之前，目前的战略是最为现实的一个选择。日本明治时期用20-3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过程，但受严酷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的这个进程可能要漫长地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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