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环境危机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

　雷南•坎托尔　魏文编译

如今，帝国主义的扩张到达世界上最后的角落，加快了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使生物的多样性大幅度减少。这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直接结果，是许多国家向跨国公司无条件开放的直接结果，是把来源于自然的产品变成商品的直接结果，是在出口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之间过分地竞争的直接结果，是来自世界外围地区的原料价格下跌的直接结果，总之，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结果，其代价是对人类和自然的严重破坏。
资本主义是一种深刻不平等和生产大发展的关系，消费能力集中在中心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在那里同时也产生数百万吨废物。汽车、电话、电视机、冰箱、电池等等，很快就没有用处，变成为垃圾……穷国被认为是北方富有者没有节制的消费产生的废物的接收者。
根据生态学者科莫内的看法，地球已经一分为二：北半球拥有大部分工业技术园、工厂、发电厂、汽车、化工厂及由此创造的财富。南半球的人口占多数，但几乎全是绝望的穷人。这种分化的结果造成一种全球令人痛苦的讽刺：南方的穷国尽管被剥夺了世界财富中公正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仍面临在为北方创造这些财富时产生的对环境的风险。
这种二重性并不是某种神圣的或自然的支配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世界新的混乱的目标之一，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应当被看成是西方生态帝国主义的一个特点。事实正是这样，对第三世界环境的大规模开发包括将致命的废物变成为商品，用这些废物进行国际贸易。同时也包括资本将债务交换环境强加给第三世界，建设巨大的焚烧工厂和垃圾场，以及其他许多从表面看没有意义的计划。
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帝国主义统治本身的机制，遭到世界上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的反抗，他们面对着正在破坏我们的地球母亲的环境的罪行，这种破坏使我们的物种生存处于危险之中。为了不让这种事情不停留在理论上的阐述，应当具体指出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以便理解当代帝国主义所采用的新的掠夺方式。
一，在被统治的国家加速破坏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概念有助于理解我们今天所遭受的环境问题的规模，对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保护环境是行不通的。对生态系统可以理解为繁殖生命的整体或场所。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是由无生命的物理－化学环境和和生物表现形式确定的，这些表现形式用于支持微生物、细菌、植物和动物。对于社会来说，生态系统曾经是财富和福利的源泉，不仅是物种的整合，而且也是有机和无机的材料与相互作用和改造的自然力量的结合。使生态系统运行的能源来自太阳，这一能源被吸收后由植物和其他组织通过光合作用变成为食品，它们存在于食物链的基础本身。水是通过各不相同的系统流动的关键因素。可支配的水的数量与温度的最高水平和一定的地点与接受的太阳光一起，基本上决定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植物、昆虫和动物的类型，以及生态系统的组成形式。
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直接的和间接的利益。在直接的利益中突出的有得到作为食品的植物和动物、原料或能源资源，间接的利益包括服务的方式，如控制流失，由工厂储存水，微生物或通过昆虫、鸟和哺乳动物授粉、传播使种子扩散。
我们现在知道，生态系统在数百万年间发生了变化，它是不能替代的，也不能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任何生态系统的消失都意味着消灭人类生存的可能性，理由很简单，“生态系统净化水和空气，使地球成为能生存的星球，保持着生物的多样性和分解，使营养成分的周期得以发生，向我们提供整个关键的职能”。
从眼前的经济方面来说，利用自然资源是一个生存和旅游业的基础，特别是在南方国家，因为农业、林业的开发和渔业创造世界上现有就业岗位的一半，在整个地球上与木材、农产品和渔业有联系的活动比工业产品更重要。因此，降低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会给人类带来破坏性的后果，直接对依靠这些行业生存的穷人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在历史上存在着因自然财富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使某些社会停滞的先例（如中美洲的玛雅人）。但是这种停滞与现在正在发生的停滞在规模上和速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对环境的破坏影响到只是地方性的社会，是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一个逐步破坏的过程，而现在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速度很快，到达地球上的最后一个角落。
生态系统是有活力的，不断地以自然的规律进行繁殖，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破坏力的产生，它可能消失，理由是每个生态系统与环境和生存在那里的生物群体完全是相互作用的，同时也是特别脆弱的。为了满足少数居民（全世界的统治者阶级）贪婪的消费集中地对资源所产生的压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密集开发资源所产生的压力正在破坏生态系统。现存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有一些基本的数字可以说明：由于过度捕捞75%的主要海洋渔业资源已经耗尽，或者说渔业的开发已经到了生物的极限；树木的滥砍滥伐已经使世界的森林覆盖面积减少一半；由于旅游、污染和捕鱼实际上的破坏，58%的珊瑚礁石受到威胁；全世界近15亿公顷的耕地65%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由于全世界大农业过度抽取地下水超过自然补充的比例，每年至少多抽水1600亿立方米。
富人和穷人的行为对于资源、材料和能源的冲击是完全不同的。从全世界来说，存在着一种消费在地理上的不平等，因为一个“发达”国家的居民的消费与一个新殖民国家的居民消费差别很大，谷物和鱼的消费为2比1，肉类的消费3比1，纸张的消费9比1，石油的消费为11比1。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在消费水平上的差别是可能的，因为存在着一种在全世界对可支配的资源的直接占有，供少数人享受，这些人不消耗在自己国家发现的资源，而是企图在更长的时间里保留这些资源，或至少他们对外这样说。在更多的情况下，北方的消费者不知道他们每天的材料、能源是从哪里来的，也不了解生产这些东西对原产地的影响，比如在美国的大城市里使用的铜管，在洛杉矶一个住宅建筑工人安装铜管，但他无法知道这种铜管来自巴布新几内亚的奥克特蒂铜矿。那个大铜矿是一个国际康采恩的财产，每天产生8万吨未处理的矿业垃圾倒入奥克特蒂河，破坏了河里的大部分生物，搞乱了当地俄布开明社区的生存环境。全球化意味着那些产品的所有者从铜管受益，但是他们不了解铜管与奥克特蒂河流域的破坏之间的联系，更不会支付破坏环境的成本。
在日常生活中，少数人消费的商品来自于对全世界生态系统的密集型开发。比如，一个美国的公民需要大约一个生产性的生态系统的5公顷地才能维持他平均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相比之下，为维持发展中国家一个居民的消费需要不到0.5公顷地。在工业化国家人均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达到11000公斤，那里有更多的汽车、工业和家用电器，而在亚洲人均年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不到3000公斤。
但是，更直接地依靠生态系统生存的是印第安人、农民和妇女，他们很少享受在那里生产的产品，他们的生活水平很低，生态系统的破坏使他们立即和直接受到损害。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剥夺和占有生态系统，是非法占有更多资本和金钱的人有更高的消费水平，有更多的可能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产生的商品和服务中受益。当一条河或一个海岸被污染时，鱼减少了，亲身遭受污染的不是北方的消费者，而是南方国家生活在河边或海岸的渔民自己和他们的家庭。
因此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没有生态环境社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态环境实际上是“地球的生产发动机”。无法回避的是生态环境就在我们的周围：森林、草原、河流、海岸和深海的水、岛屿、山以至城市。每个生态系统包含着对生命的特别的挑战和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是在数千年的长时间里形成的；随着无数的物种因阳光、水、营养素和空间而竞争，每个生态系统汇集了生存与效率的教训。如果失去了生态系统，地球就会类似被毁坏的和没有生命的形象，如同1997年美国航天局的摄像机在火星上拍到的图像。
某些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说，没有生态系统人类的生命也是可能的，这种意图只不过是为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进行辩护的一种谎言，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现存的自然的局限。相信一种无限的经济增长是荒谬的。只有那些无耻之徒和说谎者为他们崇拜技术和豪华的消费而感到骄傲，才可能说出这种疯癫的荒唐语言。比如贝里认为，与罗马俱乐部的信念相反，“增长是没有局限的”。他说，“没有任何理由说明我们地球的财富，或至少是工业国家的财富不继续无限地以现在年平均3－5%的速度增长。尽管最后会表明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包围它的太阳系的资源和巨大星球的资源对所有的实际目标来说都是无限的”。
这种对自然愚蠢和傲慢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但不令人吃惊，因为这是成为“世界的主人”的资本主义逻辑的组成部分。对这种逻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比任何人都阐述得更清楚，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上增长的指数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他们或者是疯子，或者不是经济学家。
二，加紧掠夺原料和自然资源
近年来已加紧开发包括石油的原料、森林资源、铜、咖啡、香蕉、矿产、贵金属、钻石等，同时进行绝望的宣传，称这些原料和自然资源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正处在后工业化时代，已经不需要它们，现在拥有的是知识和信息。但是他们所说的“信息时代”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各国总是应当依赖生产的材料来源，为了制造汽车、电视机、电脑、便携式电话和所有其他的东西，不能违反具体的法则，也不能没有任何东西去生产材料。需要在找到有原料和能源的地方进行开采，在合成材料的生产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它可以代替某些产品，但不能避免依靠其他类型的资源的材料，如在汽车某些部件的生产中可以不用铁，而用塑料取代但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石油。
对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来说，材料资源现在和将来继续是重要的，近年来由帝国主义强国进行的战争或挑起的冲突证明了这一点。自然资源的消耗是不可再生的，有一些是能再生的，但由于过分的开发，正在变成不可再生的资源（植物、动物和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享用这些自然资源互相竞争。美国是世界上消费和浪费原料和能源最多的国家，它把控制石油来源和战略性的原料宣布为国家安全的内容，最近几年它组织的战争和屠杀与占有重要的原油储备有联系。在圣菲4号文件中认为控制拉丁美洲的自然资源不仅是美国的优先事项，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当然，这场争夺资源的世界战争是在强国之间进行的，但不是在它们国内，而是在南方的土地上进行，这里变成了战场。这场战争加大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带来明显的对环境的后果，这一趋势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典型的进程的继续。从1770年到1995年225年的时间里，地球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现有资源，这一数字在人类其他阶段的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70%的干旱地区的亚热带森林已经消失，温带地区的森林消失了60%，湿地的亚热带原始森林已经消失了45%。
在南方和东方被统治的国家进行的对材料和能源资源的掠夺，通过按照“结构调整计划”的渠道推动出口已经制度化了，这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里就产生了回到传统的原始经济的情况。这说明对出口和对外贸易的崇拜已经获得合法性和理论上的根据（复活“比较优势”的神话），已经变成为外围国家统治阶级和经济的想象力，他们愿意以快速的方式将一国土地上所有的自然资源奉送，为了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这种出口型的意识形态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他们主要的指数，为掠夺原料和自然资源找借口，有意识地掩盖它对环境的冲击，更糟糕的是他们企图让生态系统由私人资本控制，使自然资源随意资本化，以便从中受益，并称也让所有的人受益。那些人有兴趣将世界上某个地方还留存的一片未开垦的原始林地掠走，所到之处却留下贫困和悲痛，他们“绿色的”演说背后就有这种无耻的言论。
三，对被统治的国家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掠夺和生物盗窃
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正以世界上不同的生态系统存在的自然遗传为基础进行，如亚热带潮湿的原始森林、高山稀疏草地和热带低湿地丛林，其中许多地区曾处在帝国主义的公司和国家的掠夺范围之外。由于跨国公司主要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实验室里对生物学和生物医学研究在技术上的进步，这些在数万年或数百万年间形成的自然资源现在变成了跨国公司或北方科学研究中心一种渴望的商业战利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北方国家对世界上南方国家现有的生物遗传资源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掠夺，跨国公司开始从商业上开发这些资源，被称之为“遗传的资本”。这是一种基于已存在的自然的基础的资本，它应当属于所在地区或地方的居民，但现在被大公司以欺骗的方式占有，这些公司从遗传的基础出发，开发或再生产药品或产品，然后由跨国公司申请专利和占有。这样，生物的多样性变成为遗传的帝国主义新的猎取目标，其根本利益是占有这些财富。新的遗传的殖民主义必然意味着征用已经存在的资源。获胜者是大的生物技术跨国公司和它们的研究人员，失败者是数百万农民和印第安人（他们祖辈传下来的知识、资源、植物和动物已被掠夺）以及世界南方的贫穷居民。从这个角度说，存在一种在遗传方面不平等的交流，其特点是亚热带地区的自然资源被大量地和以欺骗的方式运到帝国主义国家，那里生物的多样性少，存在遗传的高度雷同。
遗传帝国主义对生物多样性的打击加剧对原始森林和那里的居民的谋杀，更多地减少人类已经受到摧残的食品来源，因为我们日常食谱的90%由15种农产品和8种动物产品构成。由于生物技术革命，加剧主要的作物遗传的均质化，一些地方现有的的物种的消失，将遗传庄园制强加于人，这都是由生产食品和农用化工产品的大跨国公司推动实现的。
占有亚热带原始森林和森林的生物财富是帝国主义统治新阶段的一部分，其劫掠和谋杀的程度如同过去殖民主义对世界的掠夺时期一样。对遗传资源的占有是帝国主义中心生物技术受到赞扬的进展的支撑点之一，在那里人减少了，所有的生活方式都简单化为商品，用大资本去估价，而不考虑到这种犯罪的和破坏性的逻辑所造成的有害的后果。
四，有毒废物（核的和放射性的）从北方运到南方
资本主义在大量消费以后产生数量巨大的废物。如果为了制造产品使用有毒的或放射性的材料，如同在微电子工业和其他的工业生产部门中出现的那样，那就产生了放射性的废料。对于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必不可少的是摆脱这些有毒的废料，在有利可图的工业中用它进行交易，这是“世界新秩序”的中心战略，一种有意包围土地和资源的方式。资本主义“发现”这些有毒的废物可以变成为敏感的产品出售给最不受到保护和贫穷的国家，并已开始实施这种贸易战略，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国家“昌盛的企业家们”与他们各自的国家结成联盟，正在完成毒害南方整个国家的土地、大海和空气，随之而来的是人和动物的疾病和死亡。
在每年将数万吨有毒的废物伪装成肥料运走的国家的名单中，美国列在第一位，这些有毒的废物被倾倒在孟加拉、海地、索马里、巴西和其他国家的海滩和生产的土地上。比如，克林顿政府（1993－2001）让美国的大公司将含有高度浓缩的铅、镉、水银的燃烧炉的灰烬与农用化工产品混合在一起。将这些有毒的化工产品出售给外国的政府和代理商，他们对产品的内容没有怀疑，或是装作不见。
将有毒的废物运到地球的南方并不是缺乏眼见的结果或是“技术进步”的必然成果，而是明白无误的环境种族主义的逻辑的组成部分，其明显的目的是污染被认为是低等的国家和人民。这种逻辑的基础是认为人类的一些团体有权消费以至享受，对那些生活在非人道的条件下的人不屑一顾，把有毒的废物运到他们的土地上。这种屠杀式的做法表明全世界的统治阶级的信念，认为他们的存在对地球是有利的，只有富人有权过健康和清洁的生活，而其他人应当甘心情愿地接受这种无情的命运。在他们保持没有控制地消费产品和保护周围的环境有适当条件的同时，污染别人的花园与他们毫无关系。
将污染的废物运到被统治的国家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一些公司赚钱的交易。尽管大部分用来制造产品的原料来自世界的穷国和附属国，当这些材料还有使用价值的时候，也就是说还可以利用的时候，在北方的用户和消费者使用以后就变成了没有用处的垃圾，在南方国家竞争的对手很少。北方的富人这时再次想到那些穷国可以接受他们消费过的废物。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从理论上说被有毒的产品和废物淹没，比如在美国河流和湖泊已经严重污染，大公司就为它们有毒的废物开辟市场，从80年代中开始将数万桶水银的废物倒在南非的河里。
美国出口有毒的废物是与它对世界上穷国的政治战略密切联系进行的。对生态的破坏，强制贫困，镇压起义的战争，腐败和政治上的残暴，倾倒来自外国有毒的废物，都是美国战略本身的组成部分。美国通过有毒废物的交易占有穷国的土地和资源，同时也是一种使农民和村民成为无产者的手段，引导他们接受新的剥削劳动的方式，这同时也是摧毁南方的生态系统的一种手段。
在北方做出更大的努力控制环境的时候，它们的企业和资本家负责推动对世界上南方和东方的污染。美国反对控制危险的废物的运输，封杀其他国家旨在禁止将废物运往穷国的建议。毫不奇怪，美国使海地、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索马里等国家遭受苦难，使它们成为工业垃圾的卸货地区，有意毒害这些被重新殖民化的国家。
五，拒不承认帝国主义对南方国家欠下的生态债务
对生态债务应当理解为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没有支付它们几个世纪以来不加区别地开发南方自然资源用于出口所造成的损失，对当地的生态系统和生存条件的负面影响还没有计算在内。更具体一点说，可以认为这是北方工业化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因掠夺其自然资源、破坏环境和没有利用环境的空间储存废物而欠下的债务，这些工业化国家排放的废气造成温室效应。因此，真正的债务人是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首先是殖民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
与新自由主义的技术官僚、银行家、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代表的共同理解相反，生态债务的概念强调是北方国家欠世界穷国的债务，由于滥用他们的土地、空气、水和植物造成“地表的赤字”，消灭了地球上基本的生命系统。这种赤字的责任对于穷人和富人来说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的消费和生活水平是不同的。因此，生态债务与生态种族主义相联系，因为承受环境被破坏的后果更多的是穷人、农民、印第安人、地位低下的妇女和劳动者。换句话说，为了理解生态债务，必须进行阶级的分析，进行性别和种族的分析，以便确定对环境破坏影响最贫穷的人的方式。
透过历史来看，在最近5个世纪帝国主义国家欠下了世界穷人的债务，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进程的多样性的结果：在南方国家对资源（矿业、海洋、森林和遗传资源）的开采；在生态方面不平等交流的加强，其结果是出口原料，没有在经济中评估开采资源或生产对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冲击；从殖民时代以来的掠夺、破坏和对人和文化的摧残；占有印第安人民对种子、药用植物的传统知识，它们是农产品加工业和生物技术的基础；对最好的耕地和和为了出口对海洋资源的破坏正在削弱南方国家食品的自给率和文化主权；由于工业化国家过度排放废气影响臭氧层，污染了大气层，造成温室效应和气候的不稳定；地球上海洋和森林吸收二氧化碳有能力失去比例；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生产，它们经常对准南方的国家；向南方出售在北方国家不使用的除草剂，在南方国家储存有毒的废料。
关于外债和生态债务的关系应当强调两点：一是出口的价格没有包括各种社会成本和环境的成本，没有计算在内，也就是说是免费的，对知识比如从拉丁美洲出口的关于如何控制某些产品如土豆和玉米的知识也没有付钱。与此同时，在北方大规模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被全世界的植物或海洋免费吸收了，包括在地球的南部。二是支付外债破坏了自然，为了付债应当增加生产，一般来说这是以人们的贫困化为代价的，是对自然更多的榨取。随着用更多的资源出口以支付外债，外债增加了，这些国家失去自然财富。这表明经济和环境明显的不公正，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制度所特有的现象。作为这种不公正的一部分，外债继续收取和支付，这是最糟糕的，但是帝国主义国家所欠下的生态债务从来没人提及，好像不存在似的。
在使依附的国家大量支付的金融外债与世界上统治的国家从来不承认的生态债务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为用于支付外债利息和本金的外汇增加了对自然的开采，然后变成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好挣钱继续付债。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的代价表现为以下的事实：
－加快砍伐森林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将以前大面积肥沃的土地变成沙漠。从1970年以来，森林面积已经从每千个居民11.4平方公里减少到7.3平方公里；
－将最好的耕地用于出口迫使农民去耕种边缘的土地。例如利用陡峭的山坡种植，容易出现水土流失，有助于出现致命的泥石流，如最近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发生的那样。
－增加使用除草剂和化肥。如一些国家的香蕉业使用DBCP除草剂造成男性不育。
－为了养虾破坏热带低湿地，造成沿海地区的洪水。在厄瓜多尔，为了建立供出口的养虾场，70%热带低湿地已被破坏，这影响到传统的移民的生存，增加埃尔尼诺现象引起洪水泛滥的可能性。
－燃料的过度消费，营养价值减少，食品的远距离运输使用的保存材料增多。
－生物的多样性被单一作物和人造的森森取代，对种植的森林进行商业开采获得木材，破坏其余被认为是“废料”的林木。
－过度捕鱼：世界现存的鱼资源正在减少，有四分之一已经枯渴或在消失之中，正在开发的44%已到生物连续性的局限。
－作为石油开采风险的结果，人类自然生存环境受到破坏。比如壳牌公司在尼日尔河三角洲采油造成了损失，那里是奥戈尼人的家园。
为了估量帝国主义国家贪婪的消费者对南方的次消费者所欠下的生态债务，一个适当的方式是进行相差的生态负担能力的比较，它所指的是可耕地、牧区和森林的数量、海洋的生产和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在一定的地理区域人均的量来计算。这个概念在于衡量消费的模式给地球的负担能力带来的影响。可理解为一个特定的物种在某个环境下生存的最大量，而又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在一个国家，生态负担能力是衡量生物生产的面积，为了保持这个国家的资源水平和处理它的废物。当一个国家的生物负担能力高于它的承受能力时，这个国家不得不从某个地方“进口”生物负担的能力，或者是以超过自然繁殖更快的速度去消耗它的自然资本。这可以通过进口食品、燃料或林业产品去实现，或是消耗自己提供的再生的和非再生的资源如化石的燃料。也可能“出口”废料，如过度排放的二氧化碳，它的森林或周围的海洋已不能吸收。已经确定地球上人均生态负担能力为7.7公顷，但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远远超过这个平均数，依附的国家则明显低于这个平均数。比如加拿大的生态负担能力是人均9.6公顷，在孟加拉则只有0.3公顷。从世界各国来说，77%的人口的生态负担能力低于平均数，只有1.02公顷，其余23%的人口（真正的生态债务者）占有全人类生态负担能力的67%。这就是说五分之一的人口利用了三分之二的生态负担能力。这五分之一富有的的生态债务者的消费超出可能持续再生的资源40%，他们每人使用的生态资源是地球上公平地使用的生态能力负担的三倍。
六，不平等的生态交流
在分析帝国主义统治的时候，一般说的是经济上不平等的交流，提出了破坏交流的理论，说明在世界市场上倾向于蔑视初级产品，提高制成品的价格。从长期来看，这种倾向损害原料的生产国。但是没有了解在经济中这种不平等的交流的重要性，必须考虑到不平等的生态的交流，对此研究很少。从环境的结果来说，对依附的国家是负面的。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低价进口南方的产品，没有考虑到这些资源的消耗和持久性。对自然资源今天就发生这种情况，比如木材（日本是世界上主要的木材进口国之一）、矿产、石油和稀有金属。作为这种生态的不平等交流的一部分，还应当考虑到对水、空气、土地和人的毒害，这是帝国主义的公司在依附的国家对农作物施用除草剂的结果，如香蕉公司在尼加拉瓜所做的那样。当跨国公司运去出售和在那里消费时，在生产的地区却留下悲痛、死亡和对各个领域的毒害。
简言之，不平等的生态交流意味着贫穷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没有考虑这些产品在当地造成的后果，或是自然资源的枯渴，与更富裕的地区交换产品和服务。这个概念的政治意义是出口的地区由于它在世界上的依附和屈从的地位，这种不平等的交流造成贫困和丧失主权与自主权，最后损害这些地区的穷人，对他们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挽救的破坏，帝国主义国家和它们的企业则从那里生产的产品获利。
七，大国渔船队侵犯依附国家的领海
最近几十年，随着北方国家鱼和鱼产品消费的增加，破坏性的捕鱼速度已经使全世界主要的渔业资源枯渴，这从南方国家的海洋与河流开始。由于北大西洋渔业资源枯渴的结果，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庞大的船队开往全世界的海域，所到之处渔业资源尽遭破坏。现在公海的鱼被快速行动的大船控制，它们撒大网全捕捞，不考虑鱼的份额，不顾对环境的破坏。这造成数百种海洋鱼类的消失，使世界的捕鱼量大大减少，也使世界各地的手工捕鱼的小渔民贫困和破产，后果很严重，因为南方国家数亿人几百年或几十年来就以捕鱼为生。
八，强制出口动物和植物种类
这种不平等的交易总是由南向北方通过有组织的团伙进行，其目的是运走公司的产品，或是利用动物的一部分（皮、象牙、牙齿）生产奇异的商品去装饰工业化国家的资产阶级。这种大量的非法贸易被认为是第二次地下的贸易活动，仅次于毒品的交易。每年进入非法交易的有5万只灵长目动物、400万只鸟、3.5亿条热带鱼，其中60－80%死在运输途中。这了使这项交易运行，有完整的动物贩卖网络，并与其他的非法活动如贩毒结合在一起，有穷国和富国的国家官员和私人企业家参与。帝国主义对巴西亚马孙的掠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贩运的1200万只动物中，到达最后的目的地的很少，只有十分之一能够经受住旅途的折磨、生存环境的变化、肮脏或虐待。在巴西已有208个物种受到严重威胁。
稀有的动物和植物的市场明显地是从经济和地理的意义上确定的：由亚热带国家供货，在工业化国家找到需求。后者对稀有动物的消费是不能持续的，在提供这些动物的国家里农民和工人的生存条件很差。在国际市场上有突出的稀有动物的消费者，同时制药工业也应当包括在内，它购买有毒的物种如蜘蛛和蛇，用于试验和生产新药和产品。
欧盟是主要的稀有动物的消费者，是世界上第一位爬行类的皮、鹦鹉、王蛇、蟒蛇的进口地区，是仅次于美国的灵长目和猫类的进口地区。在该市场上西班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是赤道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与美国和欧洲其他地方之间的桥梁。
九，结论：资本主义和生态是相互排斥的
我们的时代的环境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因为它的商品性质引导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增加个人的利润。这个决定资本主义职能的基本事实就是消费自然资源的基础，是在人类历史上以空前的速度掠夺自然资源的基础，同时又生产废物和没有节制地污染。从这一观点出发，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反生态的两个特点：在一个资源和能源有限的世界上试图没有限制地生产；制造不能消灭的物质废料，将它运到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所有的环境受到破坏的指数都表明，生态和资本主义不不可挽救的一对矛盾的相反的两极，因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赢利的逻辑和积累的基础之上的，采取什么手段实现这一目标无关紧要，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也不重要。有人反对这一说法，认为今天资本主义也有生态演说和关心“绿地“。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其背后隐藏着大公司掠夺生态和环境直到最后，将其变成大大赢利的商品的利益。这对人类的生存和生命的不同形式的繁殖产生消极的影响。最近几十年帝国主义的扩张的结果已使这种生态商品遍及全世界。
从前景来说，可以指出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关键问题有三个：自然资源的消失，土地的可持续性，世界的社会正义。活的生物的消失正在加速，是6500万年以来最糟糕的，每天大约有10个物种永远消失，每年消失2万种。肥沃的土地是正在迅速消耗的资源，已经变成农村和城市的沙地，没有树木和干旱。在地球升温的过程中土地的持续性也很令人怀疑，其不祥的后果是改变全球的气候，海平面上升，洪水、旱灾、飓风等现象都可能改变地球的物理－化学平衡和生态的平衡。关于世界上的社会正义问题，其表现集中在全世界统治精英的少数阶层的收入和繁荣与数亿人的贫困，这与少数富人占有资源和能源有直接的关系。
本文集中阐述和分析了生态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试图利用这一概念理解和应对我们的时代最令人心寒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根本不是自然灾害或不可控制的力量的结果，如同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之后2005年全年一些人反复所说的那样，或是美国新奥尔良遭飓风袭击以后有人散布的那样。显然，生态帝国主义有多方面的层次应当考虑，以便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贪婪，也是为了组织起来进行抗争，保卫我们所有人的生态系统，我们感到大自然已经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生态商品化的最后猎物。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6年6月9日西班牙《起义报》原题为“生态帝国主义不断掠夺南方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