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避开反腐败路上的这个陷阱

作者 苏 杜

时间 2008-02-22

反对腐败应该是官民之间的共识吧，但恐怕也不尽然。有的“华人学者”就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得那么好，或许腐败不是一个问题”，还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认为“腐败是经济改革的代价之一”，改革就需要这样的“滑润剂”。他们正在探讨腐败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这是“拥腐派”。 我与他们道不同，相互不足与谋，我从众，是“反腐派”，而且，我还认为，反腐败的路子不仅很长，还很险，必须避开反腐败路上的陷阱。陷阱也许不止一个，但我现在只说这一个。

“反腐派”也不完全“道”一致。“反腐派”的“主流”就认为，腐败不是因“改革开放”产生的，不是因“解放思想”产生的，也不是因“国企改制”产生的，更不是因“明晰产权” “招商引资” “卖”产生的，而是因为“监督缺失”产生的。他们提出，反对腐败从“制度层面”上才能解决彻底，“要想彻底的遏制腐败，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只有通过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真正的消除导致腐败的那些基因。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一个就是实行宪政，一个就是发展民主。”在这一点上，我又不从“主”，我所说的反腐败路上的陷阱，就是指这。

“政制改革” “实行宪政” “发展民主”，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也很有影响，即使在所谓左派人士中，也觉得纪委什么的仿佛不太管用，有的纪委书记本人就是个贪腐分子，还有以“反贪”作武器要挟其他政要的呢，更不用说那些以“共商国是”为已任的“政协”，以“立法审议”为本职的“人大”了，所以反腐败就要“发展民主” “实行宪政” “政制改革”，要“强化监督”。

一党台上，一党台下，相互监督，据说这是很伟大，很普世，很人类共同财富的了。但我看也未必。美国大约是做得十分完美的了，但在中国恐怕不行。什么？还没有实行过你怎么就知道不行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争论，还是让实践来说话” 。我说，中国怎么没有实行过呢？不仅实行过，还实行得时间不算短，我们就是让这一“实践”来说话好了。这“实践”不是别的，便是曾在台下的中共对还在台上的国民党的监督的几十年历史。这监督，全面而又彻底，远甚于美英法日的这个党那个党。中共对国民党的监督，有文的，更有武的，有在“边区”闹“割据”的，还有在“国区”闹“合法”的，罢工罢市，游行示威，教授演讲，学者饿饭，文人办报，名士组团，多有创造，不一而足，但是，这一切是否遏制了执政的国民党的腐败了呢？我不用什么马克思列宁的邪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借用美国作家写的《蒋介石传》，说一下蒋经国先生的一点经历如何？他可是地地道道的新阶层代表，坚决彻底的反马克思反共产党政治家。一九四八年，无论国民党的美国战略伙伴怎样送他大炮飞机、面粉黄油，国民党政府的情形也是挡不住地江河日下了，共区不管它，国区的物价可是一天在几十倍地上涨。抗战时期国币对美元是20∶1一九四六年就成了3350∶1，到年底则到了6500∶1，两个月后又到了12000∶1，九月刷新为38000∶1，十一月又更新为73000∶1，又过几个月，则到了200万∶1，一九四八年八月，历史记录是1100万∶1。通货膨涨令工薪人员的薪金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纸，一洋面袋的纸币还买不回一牙粉袋的面粉，无论国府如何夸奖民众对物价的“承受力”，民众也到了无法活下去的地步了。战略伙伴美国当任总统杜鲁门先生的援助是可观的，但“所有的供给品和现金都流到国民党军官和部长们的私人银行里去了” 。蒋经国先生受命于危难之秋，走马上海滩，非要与大发“国难”财的“带有黑社会性质团伙”较一下真不可。果然，他马到上海，即向黑市商和走私商大举开火，对其中的高级警官也毫不客气。制裁是严厉的，上海滩上不住地响起枪毙那时“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枪声。然而，正在他将要更加严惩尚未严惩之际，一件奇怪而又正常的事情让他马失前蹄。蒋公子截获了杨子江公司的大批货物，但他却无法逮捕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原因很简单，这位总经理不是别人，是孔令侃，他后妈宋美龄女士的外甥，也就是他的表兄弟。而他的后妈亲自出马处理此事，则是他的亲爹蒋总统的安排。结果也很简单，蒋经国先生打道回南京销差，孔总经理出国旅游，杨子公司几个月后搬到了佛罗里达州，人成了外商，公司跨了国，他办不了了。在野中共的“监督”不能说是“缺失”吧，不是什么“左手监督右手”吧，在朝的国民党的“认识”也不可谓不“清醒”吧，举措不可谓不严厉吧，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执政党反腐败”还是就此烟消灰灭。接着，不用我多说了，金陵一场春梦，只换得偏安一屿，“反攻大陆”，留作了隔世笑柄，那时的与现时的理论家实践家都知道的。

不知理论家与实践家是否有雅量也承认这一段历史也算是“检验” “民主政治模式”的“实践”？我想，即使不算数“实践”，但大约总是一点实有的“中国国情”。有其一，就有可能有其二。“实践证明”，一党台上，一党台下，监督在位，政治清明，并不总是那么“普世”，总是那么“规律”，“民主”这个“东西”虽好，也有不灵的时候和地方。这样说，似乎算不上“偏激”，或者“思想僵化”。

我看，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也无论各自的“公”有多么不同，但“私”却大致是一样的，无非是将民脂民膏刮进自己的腰包，增加自家的资产，养育自家的本代和下几代，国内处尊或出国享福。被蒋经国枪毙的国民党高级警官，与被胡温新政缓死的共产党公安部副部长，都沦没在一个相同的走私上，唯一的区别就是那时叫“杨子”，现时称“远华”。这一切，与有无台上台下的“监督”有什么关系呢？再举一个另外的例子。国民党的廖仲凯，出身华侨富商，官做到财政部长，专管军需，致富先富，信手拈来，然而他并未贪腐，成了国共两党都称赞不已的高士。共产党的方志敏，亦非出身寒门，官做到省委书记，中央委员，经手的金钱何止于百万，他也没有贪腐，做了共产党不会忘记的烈士。这两位的不贪不腐反而献出身家性命，也与什么鸟“民主监督”之有无毫不相干。两种毫不相干，都说明了一个实质，贪腐与不贪腐，均为其精神世界所使然。一个心思为民众，有无“监督”，在暗或处明，境顺或境逆，都一个样，勤勉自律，奋斗不息，拒腐蚀，永不沾。如果一个心思为自己，有无“监督”，在暗或处明，在顺时或在逆时，也都一个样，处心积虑，唯利是图，巧名目，饱私囊。倡导“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理念”，鼓励“致富先富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规律”，还标以“理论”，树以“先进”，别说一个党两个党，一百个党也是白搭，谁也“监督”不了谁，只能是飆着劲地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反对贪腐避而不言这个实质，一个劲地唠叨什么“民主”呀，“两党”呀，“普世规律”呀，“人类共同财富”呀，“一党台上一党台下”呀，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招数不是昭然若揭吗？打着“民主”的旗号，唱着“政制改革”的调子，造的是“私” 党上台的舆论。这样的“私” 党，上来一个是一个陷阱，上来两个是两个陷阱，构建的是陷工农大众于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反对贪腐，不避开这个陷阱，行吗？！

要避开这个陷阱，是共产党，就要非讲共产学说不可，就得非讲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这要旗帜鲜明，大声疾呼，没有必要吞吞吐吐，语焉不详，搞什么“极高明而道中庸”，让民众半天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将“阶层”代阶级，将“博弈”代斗争，将“不分社资”代社会主义道路，阶级就消失，斗争就熄灭，道路就不区分了吗？“包身工”转世，欠薪“普世”，讨薪遭砍“创新”，公安局长上门毙杀副书记，“80后”连杀10命，连四个月、四五岁的婴幼儿都不放过，令腥味早早地盖过了年味，一句“个案”就完了？大雪封了路，坚冰压断电，什么“启动应急预案”，什么什么呀，唱得“天天都是好日子”，可那文过饰非的玩艺儿能顶过鸟事？主义，思想，不是什么“桎梏”，而是武器，是比枪炮更厉害的武器，弃了主义，扔了思想，就是放下武器，自投陷阱，束手待毙。

“民主政治”这个政治陷阱，阴毒得很，稍有不慎，跌进去是不难的。我们只要回味一下自己是如何跌进经济陷阱里的，就能品出点味来。“国际分工”我们得了个“中国制造”，“入世”我们也“姓了赵”，那几年一家人高兴得范进中举似的。现在如何？前天烧鞋，昨天退玩具，今天连饺子包子也端回来了，“战略伙伴” 们非在你的“中国制造”里找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不可，我们的发言人还振振有词曰“日方把关不严”，建议人家在炮楼外面再加点宪兵队呀？其实，我们之所以跌进了这经济陷阱，不是我们“主流经济学家”如何如何，而是我们自己丢了“独立自主”那么一丁点主义，一丁点思想，就这么一丁点，就足以让我们尝尽了苦滋味。

也许有人以为陷阱是我这个人臆造出来的。我那有那么大的本事？不信，请看我从“云淡水暖”的一篇文章中抄来的一段“媒体报道”：

“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研究员在美国访问时，曾问过许多美国的战略学家，到底他们认为‘中国怎么做，美国才觉得中国不是威胁了？’，美国人的回答是：‘很简单，共产党改名。’”

刘建飞先生问得好，美国战略学家回答得更好。美国战略学家，不，战略伙伴，毕竟少有儒家辞令，不像我们的国学大师那样“真话不全说”，也许他们觉得是到了说的时候了，谁知道呢，反正，他们给我们说得够明白如画的了。如果面对陷阱不避而跳，那就怪不得战略伙伴不仗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