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宏观调控成为金融危机推手

　　

　　李国旺

　　

　　
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观目标是防止经济过快向过热发展，防止物价上涨演变成全面的通货膨胀，进而出现成为金融危机。但是，在开放的世界经济面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却是世界经济运行与国内宏观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忽视外部因素改变宏观调控政策不适时而变，就有可能出现宏观调控成为“金融危机”推手的可能，进而对资本市场形成灾难性的打击。为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有必要对当前宏观经济问题进行辩证的分析。

　　

　　国内经济增长过快，是由于外贸增长快速带动投资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外贸增长快速，是由于国际金融体系在进入新世纪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的流动性泛滥带动的需求快速上升造成。流动性泛滥造成了需求上升，进而推高了物价。因此，当前的宏观经济问题带有明显的国际经济变化的因素，当国际经济出现以次贷为标志的新一轮宏观变化时，适时调整是题中之义。

　　

　　在中美利差已经倒挂1%以且人民币升值在5%以上时，就存在国际资金套利行为。当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但不进行投资而仅仅存款于商业银行套利时，通过提高存款保证金率无法冲击销其货币乘数效应造就的流动性泛滥时，提高利率无疑是增加流动性泛滥之举动，即货币当局的调控目标与实际货币运行的结果将刚刚相反，从而有可能重复上年提高印花税率却造就蓝色泡沫一下。如果是这样，货币政策的执行后果是加剧了物价上升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而不是物价稳定，从而引发“经济危机”。

　　

　　当然过度的紧缩货币政策却可能引发流动性泛滥时的“金融危机”：当地产商和地产投资者得不到相应的资金支持无论是利率上升还是贷款收紧引起时，当房价出现下跌趋势时，再进行资金支持可能已经晚点。过去地产调控所以无效，就是因为是控制土地进而减少了供给导致房价持续上升。

　　

　　如果土地与需求同时控制，地产将出现一种心理“拐点”。由于地产业联系的行业广泛，地产业的停滞增长，对其它行业将产生非线性而几何级数的心理冲击。当投资者和消费者由冲动性投资转身持币观望时，地产的需求萎缩将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和钢铁、水泥、化工、建材等行业的发展，当房价出现20%以上下跌时，金融危机的因素就会抬头。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地产业，不是控制供给，而是应当通过政策引导，将“社会主义”性的福利性住房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商品性住房供求有机结合。人均十五平方左右的“社会主义”性的福利性住房计划面向城市低收入者，分流需求从而对火热的需求逐步降温。“市场经济”的商品性住房供给，各城市应当有供地计划，使老百姓对未来供求有基本的了解，防止盲目追价引发房价非理性的大涨后大落。

　　

　　因此，当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特别是物价稳定方面不如财政政策有效时，我们认为，控制物价上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入手，大面积地增加农业产品有效供给，因为在金融脱媒状态下，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的作用不会太大。

　　

　　目前引发国际性的农业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成本和需求上升、产量下降以及粮食库存减少的结果。从成本方面看，农业生产之化肥、农药、农机等价格都在上升。这些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却由于石油价格上升，石油价格上升，是由于美元贬值推动。美元贬值是由于布什政府为了共和党代表的国际军火集团和石油垄断集团利益实施的弱势美元战略。从需求方面看，石油价格上升导致了替代原料特别是生物原料生产的发展，生物燃料行业已经给粮食市场带来了压力，从而出现汽车（脚）与人（口）争夺粮食的现象。新兴经济体收入的不断增加，推动了肉奶制品的消费，进一步增加了农业大宗商品的供给压力。肉奶制品的消费增长，导致粮食需求成倍增长，从而出现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粮食生产和供求中成本推动与需求推动共同增长的局面。

　　

　　成本推动与需求推动的格局下，中国加入WTO时，面对低生产率和低集中度而没有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现状，没有对农民利益的及时保护，农民因而纷纷当民工，即使雪灾回家困难，春天到时还是往城市跑。因此，农民利益保护是国家稳定物价的“牛鼻子”，正如有关专家提出的，要实现宏观政策调控目标，现在必须在财政上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及保护力度：

　　

　　1、按乌拉圭回合谈判签署的《农业协议》实施农业保护政策。

　　

　　(1)价格支持。虽然当前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幅上升，不过仍然是十年来恢复性上升。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导致农民大量进城务工从而出现农民买粮的现象。农民大量进城务工又与三十年来的农业特别是土地政策相关。人多地少，农村土地分割，无法形成规模生产，进而无法在种子、生产、运输、贸易方面的有效的社会分工。为防止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幅上升对CPI的冲击，在农业土地集中经营的历史过程中，国家财政政策方面有必要进行大量补贴。

　　

　　(2)营销贷款。前几年农业产品特别是粮食收购价格下降，直接将农民逼向民工。藏粮于民，需要在营销方面商业银行给予收购贷款。国家集中收购并实施一定的保护价格是必要的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在粮食期货市场已经形成并顺利运转的今天，鼓励民间收购并在收购资金方面给予商业贷款，可以分流国家在粮食储备上的过分压力，也是粮食安全的必然补充措施。

　　

　　(3)牲畜数量补贴。经济水平提高，收入增长必然导致肉蛋禽等消费增长。消费增长时要保护成本上升的条件下价格稳定，政策就得对一定规模生产肉蛋禽企业比照物价和成本上升情况进行一定的补贴，防止出现副食品供应的大起大落。比如生产一万头标准，对生猪生产企业进行补贴，少于15%的生产时，补助取消，高于15%的生产时也不再补贴，这样，根据供求基本平衡的原则，可以稳定生产与消费，特别是这些企业如果与期货交易结合进行套保生产时，更能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

　　

　　(4)面积补贴。对城规模化粮食生产者给予补贴，不达标准的不进行补助，通过政策导向引导农业集中规模化生产，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

　　

　　(5)种子、农药、肥料、灌溉等投入补贴。这些生产成本的补贴有助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生产风险，从而保护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

　　

　　在进行上述财政补贴时，还可以进行某些有补贴的贷款计划。

　　

　　2、全面落实《农业协议》规定允许的“绿箱政策”范围的政策措施。所谓“绿箱政策”，是指政府在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向消费者转移，对农业生产者没有影响的支持措施。主要包括：

　　

　　(1)一般性政府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与咨询服务、检疫、市场促销、基础设施服务等。一般性政府服务是面向农业生产的公共产品，在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仍然不稳固的时候，需要政策上进行大量投入，以固国本。

　　

　　(2)粮食安全的公共储备。除了上述的鼓励民间进行粮食收购与储备，粮食的公共储备水平与质量是一国安全的基础。中国粮食储备多出10%是安全的，如果少了10%，就有可能多支付50%的成本与代价。

　　

　　(3)国内地区间食品援助。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安排下，形成了东部工业化程度高，中度商品粮生产和西部资源型经济的格局。如果将东部看成是中国的城市，中西部就成为中国的农村。农村支援城市和农业补贴工业，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工业化高速进行的条件。对西部不知全粮食生产需要退耕还草和还林地区，国家应当继续执行国内食品援助政策，保护生态，维护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

　　

　　(4)自然灾害救济支付。中国农业仍然处于靠天吃饭阶段，农业没有进入工业化生产阶段，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巨大。国家在实施农业保护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自然灾害对农民生产心理的影响，要通过商业保险救济支付等形式稳定农民生产心理，进而稳定农业生产。实施农业保护政策与鼓励政策，要与商业保险赠与政策结合，从而现代农业生产与现代金融业特别是保险业的发展相适应。政策性商业保险补贴将应当是宏观调控的立竿见影的措施。

　　

　　另外还可以通过投资引导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成立政府、机构和农民共同参与投资的实体，引导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对生产休耕计划和资源休闲计划提供结构调整提供援助援助并对环境规划和保护援助，都可以在保护农业的同时提高农民的收入，从而实现中国农业的稳定高速增长。

　　

　　3、强化《农业协议》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款、保障条款以及国内支持政策的保护作用。

　　

　　（1）改革和完善农产品价格政策体系。全世界多数国家都对国内农业进行了一定保护，即采取了工业补贴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从而在保护农业和维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在控制农业产品涨价的问题上，国家只有对农业生产进行补助，就可以在保护生产者积极性的基础上使消费者利益得到保护。因此，对农业生产补助，是国家财政对全体居民利益的补助。当补助与农业生产的规模数量结合时，价格将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同时，不至出现暴涨暴跌。

　　

　　（2）加强农产品流通、农业信贷、农业风险保护、农业保障、扶贫等保护与支持措施。农业工业化和农业商业化，是在农业生产基础上提高农业内在价值延伸价值链的基本要求。农业信贷、农业风险保护、农业保障、扶贫等都是国家公共服务对农业生产的扶助。这些援助政策与农业工业化和农业商业化，出现真正的农工商业价值链条的延伸，将是国家政策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的产物。

　　

　　（3）在边境保护上，设计合理的关税结构及配额幅度等。为了国家整体利益，我们在对东盟等国农业产品关税减让上做了很大让步。但是，为了保护本国农民利益，国家在财政上应当对相关农业产品生产的地区农民利益进行补助，无论是棕榈油、食糖、橡胶还是其它作物生产。

　　

　　我们认为,当前宏观经济问题是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只有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增加粮食的有效供给，才能达成宏观政策目标；也只有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才能避免过紧的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挤压和可能造成的“金融危机”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