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令人信服地解释过中国。中国，不仅没有更清晰，反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鉴往知今。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认真思考上述问题，不仅在于简单地回顾既往的历史和成就，而是要反思过去,观照当下,谋划未来。具体而言，通过解构当下中国休系，进一步认清并修正、革除其中已表现出来及尚隐而未现的种种弊端和缺陷，以准确把握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方向。这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至关重要的使命。兹事体大，不容不察。

　　

　　全球化与自由化问题：

　　

　　1、在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图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离开全球体系的视域。
2、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不可能终止，这是资本主义运动的内在的利润逻辑使然，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内部有一种强大的动力让全球经济更加紧密的一体化。
3、至于中国发展模式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与其他资本主义模式相比，首先，不是中国模式有什么特别独到的创新，在精神面向上更是如此；其次，也是最关键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没有受到决定性的检验。所以，我暂时看不到，中国模式对国家秩序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和冲击是在规模层面的，而不是在模式层面的。
4、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5、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另一面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6、民族的根本利益就是从根本上保障本民族能够在现实中有尊严地生存下来和创造未来能够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在“弱肉强食”的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成为确立国际关系准则的情况下，在世界正在急剧向政治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影响中华民族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的最大因素就是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一、二代人过几十年艰苦生活为代价，换来整个民族有尊严的现实生存和未来独立自主的发展机会，现在还剩下多少空间？
7.如果说前面十多年是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急剧扩张的时代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的，则是这个体系不断收缩的时代。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体系内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于收缩所带来的痛苦。这是一个相当确定的全球体系前景。不确定的则是，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大国承受不了这种收缩所带来的痛苦而导致政治上的巨变，那么，二战之后的这个全球体系的爆炸就会立即被引发。我们不知道这种发展最终会指向哪里，但显然，变局已经开始。

　　

　　
中国改革：
中国这30年间所走过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前苏联等国家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同时又缺乏真正民主为其保障。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在这30年间取得“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表象下还遮蔽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警惕的暗礁呢？——例如在数年来内需起而不动、及后发劣势问题。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对新自由主义如获至宝，于是乎，中国成了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等一系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改革政策，包括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领域。
改革前人民从一无所有奠定了殷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家底，30年把这个家底差不多倒腾完了，工农由主人变成了弱势群体，人民生活是提高了但是幸福感缺降低了？改革前那么多重大科技进步，30年自主发展了什么？中国的GDP有多少是外资的？人家拿走了利润，给中国留下了GDP中国的外贸出口，换回的是一分不值的美圆然后再买成美国国债！而且产品利润因为中国处于产业链的底端所得利润只有全部利润的可怜的5%！
政府及企业本位一直是中国改革秘而不宣的主题和灵魂，这种隐蔽的转移实际上一直在持续。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没有专家们吹嘘的那么神奇，它只是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特殊制度“优势”，而将其巨大的改革成本分散和隐匿了。
在是不是能够迅速增加GDP，便成为衡量中国改革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执政思维的推动下，并基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及自然禀赋，中国经济被迅疾推上了一条高投资率、高外向型、高污染、低内需、低福利、低人权保障的发展路径。政府对资源的高度控制，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成本的特殊付出方式及释放方式。
高投资率及外贸依存度畸高的经济体
高投资率就一直是中国经济中一个恶疾。但这种疾病是否并没有因为改革而得到根治，反而不断恶化。到2005年底，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率达到48.6%。就此有人调侃道：如果投资率按照这样增长速度下去，到2012年中国将是一个只有投资没有消费的经济体。从逻辑上说，长期的高投资率一定会导致产能过剩并最终引发经济的剧烈调整。然而，在中国极速融于全球体系之后，这种过剩产能却在全球市场中得到了消化。加之，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控制能力将土地、税收、环境、资源以及人力成本压低到极致，这就使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拥有了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价格优势。这样，中国过剩产能的投资者不仅没有受到市场的惩罚，反而获得了利润。这反过来鼓励了政府以及企业的这种微观合理，但宏观上可能引发巨大灾难的投资冲动。这种短暂的成功迷惑了许多人，在他们看来，十数年如一日的超高投资率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吓人。不过，超高投资率与超低消费率的经济增长组合要想得以维系其脆弱的平衡，对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的高度依赖就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其在经济指标上的表现，就是中国变成一个外贸依存度畸高的经济体。到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64%的罕见高度，远远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型经济体，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非常不寻常的，也是相当危险的。这意味着，中国每1元的GDP就有0.64元是通过于外部经济交换而来的，这也同时意味着，一旦外部消费需求滑坡，中国经济就可能遭遇重创。2008年初冬中国经济的急跌已经对这种危险性做出了经典的诠释。

　　

　　
中国经济的财富漏斗：
中国经济发展的财富漏斗主要在五方面，
第一是掠夺是大量出口，使资源和国民财富廉价外流，及大量的吸引外资，也使利润大量地外流，
第二方面掠夺，是在腐败中完成的。主要方式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这个过程，使中国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第三个方面的掠夺，是在社会生产分配过程中完成的。比如，在许多地方民穷如水的情况下，有少数上市公司高管拿着上千万的年薪和资金，有个别人甚至超过6000万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股权的私有化等方面，也实现了财富的掠夺，使全民的财富逐渐集中于极小数人之手。
第四个方面的掠夺，是通过房地产市场完成的。这个掠夺的结果，是少数房地产老板及利益同盟者富甲天下（当然，也有相当多的房地产商、老板并非掠夺者），而房奴也由此遍及全中国。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本质是一个掠夺性的市场，在中国人传统的“安居乐业”的心理引导下，在多年来不断高胀的房地产价格及较为全面的通货膨胀的诱导和压迫下，中国相当部分民众的财富被高企的房价掠夺一空，不少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房奴。更有甚者，有部分买房者不但严重透支了自己的财富及未来若干年可能创造的财富，还透支了父母、岳父母以及其它亲人的财富。
第五个方面的掠夺，是通过金融市场，尤其是中国的证券市场完成的。在缺乏有效监管以及不良专家、媒体的鼓噪声中;在特殊资本的翻云覆雨和无数企业的“跑马圈钱”过程中，畸形的中国证券市场将上亿股民、基民以及多数中产阶级几乎一网打尽，消灭了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也使许多本来财富占有很少的广大民众更加穷困。
现在有一种倾向，只看到自由演化促进繁荣的一面，却忽略了自由演化所造成的毁灭。当自由演化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越来越集中在垄断企业时，崩溃的条件也将要成熟，迅速地繁荣导致迅速地崩溃，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进化和毁灭的轮回，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危机，在自由进化的情况下，危机似乎难以避免。中国经济危机总暴发，是中国经济运行本身的问题以及国家财富分配方式所致。国家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中国国内消费不足，这是中国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至今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改革成果由不到0.4%的家庭，占有了75%以上的改革成果，而99.6%以上的家庭，仅分享到不足25%的改革成果（新华网数据），从改革成果的总量上说，成就是巨大的，但从改革成果的社会分布上看，贫富差距巨大，撕裂了价值目标，存在严重的社会矛盾，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并由社会动荡引发大规模的暴力革命。

　　

　　原始的资本积累
中国成了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等一系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改革政策，包括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领域。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发展都是原始的资本积累，是高成本高付出透支性的资本积累。自由放任下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放荡无羁”的利己行为，使广大人民“天诛地灭”，而不是“精英”所说的“为人民造福”。中国有向“权贵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其实在下层却普遍存在着向“极端资本主义”发展的苗头，各种层出不穷的食品问题可以佐证。
用最小的改革就想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这是幻想和幼稚。经济的改革开放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已经达到了极至，同时经济的改革开放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也走到了尽头，也就是说，只靠经济的改革开放将不再能让中国的经济向前运行。中国的经济要想走出低谷实现二次辉煌，必然要有以重建社会跨过经济大坎儿，才能够实现经济以发展养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局面。
关于重构改革共识以及机制整合

　　

　　中国政府，一直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重中之重的基本国策。其实，离开了社会公平正义这根定海神针，任何所谓的“稳定”都是无根之木，而无根之木是不可靠的，不能长久“稳定”的，其愿望和效果往往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今年接二连三的“群体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在经济增长下滑的背景下，国内积累多年的各种社会矛盾趋于临界，被搁置了三十年的政治改革将会重新获得动力。往更远处看则有，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休克之后，为本轮全球化提供主要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也将面临退潮。继之而起的是各种替代性方案和思想的兴起。
现代政治文明理念里，国家是这么个意思：人们为了保障他们平等的生命，财产，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因此需要在他们之中建立政府，组成国家。因而是国家因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国家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保护其每一个公民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把草民兜儿里的钱掏光，然后再哄着他们喊万岁。重新省视国家应该是1、使公民免于溃乏是国家的责任2、从关注着民生的压制垄断与新经济政策，来促进社会飞跃？3、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4、现在整个社会最大的矛盾直指经济利益，利益参与机会权，获利分配权，标准制定权，话语权等等。这个利益公平的问题不解决，以及解决体制的不健全，中国危机还会来的。5、解决这个利益的机制最关键。老百姓首要问的是：是我要什么利益，大家通过什么机制调节社会各个方面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如何奖励推动这些改革的人获得足够的利益收益。
中国今天很多危机在于自主性丧失。只有掌握了知识，就是掌握了力量，才会掌握主动权。中国目前还仅仅是在大规模模仿西方生产技术方面很有进展，在思想理念与科学技术创新方面还差之甚远。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严重缺乏文明自信心，缺乏自信心的重要表现就是无法辨别西方制度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缺乏批判其明显荒谬之处的道德勇气，不敢尝试西方没有的东西，缺乏试图建立新的世界规则的胆略。

　　

　　要特别提醒一下对民众“仇富”情绪感到担忧的人们：提高劳工收益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的改善，更是企业主和富人们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中穷人没有足够的购买力，富人的钱到哪里去赚？让所谓的“仇富”情绪消弭的根本办法是让穷人也有基本的保障，有机会致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存在普通民众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和占有率严重膨胀的矛盾，也既生产严重过剩和无钱消费的矛盾；既存在国内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和出口退税补贴外国民众的矛盾，也存在内需与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矛盾。

　　

　　而现实中国最大的国情在于：由于国际竞争、意识形态对立及中国民主制度还没建全，合法性焦虑变成了中国政治中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理疾病。于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加准确地说，GDP的高速增长便成为缓解这种焦虑的唯一药方。全世界人口第一，绝大多数农业人口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系统的支持。在城市中，过去的国有企业提供了一个保障系统，维持了城市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随着国企的破产和大面积失业的发生，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几乎正在失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在一个公民权利界定不清楚的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不可避免会畸形化为以资本所有者为中心的社会利益关系。”这是资本的力量使然，“而且是不受约束的资本力量”。

　　

　　
社会现象
二元社会与三农问题：1990年代更加紧密的全球化以来，中国存在两种趋势，一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与世界中产阶级在收入水平上的接轨速度相当快。不是吗？我们的中产阶级及富人们在消费上的胃口和胆量上不是正在大步逼近甚至超越发达国家吗？而第二个趋势则是，国内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却显着拉大。显然，这是国内政治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分配的最后决定者是政治而不是经济，所以缓解差距的最终机制也应该来自政治。形象的说法：城市象欧洲，家村象非洲。中国社科院研究告称，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3.9%。不妨假设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4%，则我国有城市人口5.72亿，农村人口7.28亿。中国农业部部长孙政才8月29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告时说，虽然近年来是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一年，收入比达3.33：1，绝对差距达9646元人民币。中国改革开放从联产承包开始，土地仍然归集体所有。近年来房地产变成地方的支柱产业，也就是把农民的土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捞取财政收入，有些地方官员甚至用农民的土地中饱私囊；另外包括种子、化肥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近年来大幅度涨价，去年以来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率等因素都对农民构成沉重打击。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提出的办法是：采取措施促进农民增收，包括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完善重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加快解决农民的劳务收入和社会保障，继续改善乡村基础设施等。

　　

　　倒“T”字型的社会结构：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种商品、能源、土地都由国家统一划拨调配，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开始对其进行配置。显然，靠近核心资源的人，就有可能率先将资源转化成资本。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中，有三次重大的财富转移。一次是80年代后期在价格双轨制下，催生了一批"官倒"；一次是兴起于21世纪初的国企MBO，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手中；另一次就是土地的资本化，"土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富了一大批炒地、囤地的商人和腐败官员。当然，在这三次财富转移中暴富起来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这种不正当的渠道也不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更多的人在这三十年里，是抓住了时代的机遇，率先解放思想，靠勤劳致富。他们当中包括改革之初的农民、80年代初的个体户，85年前后的一部分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家，88年左右做内贸、外贸的人，93、94年参与早期炒股炒房的人，98年的资本运营高手以及99年之后出现的网络新贵等等。这些人是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当然也会有被改革大潮抛弃的：比如90年代中后期的农民群体、老国企的下岗工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贫民部落等等。我们在关注那些成功者的同时，也不应忽视这些弱势人群。一个刚刚形成雏形的准中产阶层，在股市＆房市“搅肉机”的挤压下，财富迅速因股市和房市的下滑而流失、塌陷。于是中国成为倒“T”字型的社会结构。
中国危机不是单纯的经济危机，而是包含经济危机的社会危机、自然生态危机;由于自然家园的严重破坏，也隐含着民族长期生存发展的深刻危机。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解决中国经济危机的方式，不应是一般金融、经济手段，而是要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多个方面探求应对之策。
我们过去有很多的优势，现在都变成了劣势了，如政策执行力度、计划调节能力、国民诚信度、社会道德崇尚度和价值取向、守法度、社会治安状况等，过去都够得上优秀的，如今变的不及格了，有的甚至突破了底线，今天已到重构的时侯了！
贫富分化的问题困扰着我们的国家。可能国家能力提高了，但是个人生活不一定有改善。当这些市场自由主义鼓舞下的巨大蒙太奇般画面表演在社会现实中时，“人们渐渐基于贫富、贵贱立场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发出自己的言论：富人被绑票了，会有人说‘活该’；工人被伤害了，不少人会表示同情。劫富济贫的心理在生长，贫富对立的情绪在上升。”
中国再次形成了三大政治力量相互对恃的历史格局。一是以中共代表的国家力量；二是以买办集团汉奸学者代表的资产阶级力量；三是以泛左翼爱国联盟为代表的民众力量。
现在社会的四大方面危机或问题
一是，经济畸形发展导致社会断裂所制造的大量贫困人口与所谓“精英”的冲突将会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特权阶层在改革中的优先和利益最大化，既然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制度变迁模型中一个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那么作为这个条件成立的条件和结果，大众（他们经常被称为沉默的多数）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种必然。更通常的情况则是，由于沉默多数在中国政治表决结构中的被动缺席，已经被最小化的大众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计。在中国改革越来越趋近于零和游戏的当下，这种“最小化”已经不再是一种中性的理论假设，而是作为一种野蛮的现实被呈现出来。普遍剥夺在大众中所及激发的愤怒，指向的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另外一个软肋：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危机。在解释中国产权改革为什么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的时候，张维迎非常诚恳的说说“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的确，张维迎非常诚实的道出了中国产权改革的历史真相。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的博弈世界之中，有政府（官僚）、有企业（家），也有学者，但却独独缺少一个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在法律和正义意义上拥有国有产权的大众。在这个博弈中，公众不在场、公共舆论不在场、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在场。于是，这个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在中国的产权改革中，这不是一个推论，而是一个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事实。无需我指出这个正在发生的分赃工程的系统性，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根据经验，大众几乎立即就能判断，谁站在自己一边。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性格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大众一句耳熟能详的教导：“必须有人为（市场）改革付出代价”。那么，谁该为改革付出代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代价的时间将延续多长？事实上，这个提问方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伦理困境。“为什么是我，是我们付出代价，为什么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这可能是大众对精英主义最好的诘问。主流经济学曾经自鸣得意的宣称要从权力手中“骗出一个新体制”。但事实证明，在这个涉及十数亿人口的规模宏大的弱智游戏中，真正受到愚弄的是大众。在腐败盛行的环境下，人们积累财富和获得收入的机会极不均等，穷人很难接受困苦的现实，富人收入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相对剥夺感会使一些人的反社会倾向变得相当明显，它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如果人们都觉得只有腐败或心黑胆大才能富起来，人们就会怀疑其纯洁性，而不是视之为值得尊敬的成功人士。犯罪和对财产的掠夺会因此增加。从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急速演变成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中国社会中被压缩的潜在愤怒情绪可谓相当具有爆炸性。一旦危机袭来，这种愤怒情绪就可能称为社会分裂的导火索。换言之，中国在社会团结方面的巨大破绽很有可能最先暴露在经济危机的火力之下，并成为社会整体性危机的第一个燃点。2008年的瓮安事件实际上就是这种危机最活生生的预言。
第二是，使整个民族丧失了道德底线，是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
以GDP为唯一标准，以中国特殊政治禀赋为条件的发展模式，不仅在经济层面造成了夸张的扭曲，也同样在社会层面及精神文化层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特色”是什么？现实比什么都有说服力。难道新三座大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黄赌毒的泛滥，各种歪理邪说的泛滥是“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中国政府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四的和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倍的管理费用,就换来这么一个每天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而得来的和平和秩序。
不是“意识到发展的紧迫性”，而是“处处不如人”的殖民地意识的复活！而是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的失落！
看现在社会上的各种肆无忌惮、丧心病狂的违法行为，感觉仿佛到了世界末日一样的疯狂。华北黑窑奴隶工;“三鹿毒奶粉”事件;百度承认三鹿公关案;中国富豪形象崩溃背后，不守规则惹祸端。刚刚以英雄的姿态成为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却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销声匿迹甚至沦为阶下囚。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如螃蟹般，一红就死。
“裸体当官”，官员们纷纷把子女配偶送到国外。维京群岛是个面积仅150多平方公里的西印度洋群岛，据香港殷诚国际公司统计，50多万家在维京群岛注册的企业中，大约近20万家与中国企业有关。这里面甚至包括百度、富力地产、国美电器、蒙牛乳业、盛大网络这样的巨头，他们已通过境外借壳，改制成了外独企业。专家指出，众多中国企业对维尔京群岛趋之若鹜，无非三个目的:避税、上市和转移资产。错位的“爱国主义”只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获得垄断利润的一种忽悠手段。
精英危机：经济危机正在向政治领域扩散。与以前对主流经济学家批判的相对克制相比，网民对精英的批判要严厉许多。当草根对精英的厌恶甚至仇视达到今天这样程度的时候，离社会动荡就不远了。此次发生在经济危机有可能演化成一场全面的社会危机。例：揭露、声讨、诛伐许小年＼谢国忠＼侯宁流这些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
赌风鼎盛：不断的赚钱，赚快钱——孜孜不倦的追逐投机生意，已经成为这个浮躁社会的至爱。经济史上发生的各种泡末。什么房地产、股市等等。这样的事除了让人损失惨重之外，最可怕的是打击了人的创新和奋斗精神，把希望寄托于投机之上。
环绕中国周边的庞大境外“赌博网”，将中国视为主要市场。据估算，无奈之下，5年来，我国城镇3/4的居民因无法正常进行住房消费而滞压的资金至少在十几万亿元以上。“这些滞压的‘过剩资金’，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投机功利性，期望通过资金的运作‘钱生钱’，使普通家庭有限的资产可以更快的接近高房价的支出需求。”
对社会的伤害如下：1、经济层面——近年来，每年通过境外赌博、网络赌博及地下六合彩等各种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赌博资金到底有多少，很难有精确统计。据保守估算，每年有几千亿元。2、价值层面——境外赌博玩法多样，返奖率较高，既刺激又充满诱惑。这不可避免会对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产生较大冲击。“一夜暴富”受到追捧，投机心理得到鼓励。在珠三角一些地方，参与境外赌博之风甚至刮进了校园。3、社会层面——目前学术界对如何应对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只有博彩业合法化才能有效打击地下赌博，防止大量资金流失境外。也有人认为合法化会助长社会投机心态，为黑社会提供滋养温床，同时中国博彩业会落入国外赌博集团之手。如何妥善处置这些争议，成为下一步化解社会矛盾的新课题。4、行业层面——地下私彩对国内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产生较大冲击。深圳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拓展部副部长杨绪龙说，地下私彩不用交税，不需提取公益金，其返奖率最少都在90%以上，如此高的返奖率早已超过现行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而且私彩的玩法很灵活，比如私彩中规模最大的足彩，只要想得到的都可以下注，连红黄牌、角球都可以用来竞猜。2002年体育彩票刚出台时，每期可有接近2亿元的销售规模，现在只有1/10左右的规模，其吸引力正逐步下降。
愚民政策：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中国共产党先辈们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份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兑现多少。在今天，中共有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危险，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第三是，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造成对资源和能源的严重破坏，中国社会任何良性和理性的发展都可能会丧失起码的资源支撑。
对国内的最终需求而言，中国的产能似乎已经严重过剩，而对于我们如此庞大的产能而言，中国的资源却是严重的短缺。内需长期启动不了，造成了中国既严重依赖外部资源，也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困局。这三十年我们用三十年时间走过了人家几百年的历程，同时也在环境、资源、社会公正等诸多方面积累了“几百年”的问题。中国危机不是单纯的经济危机，而是包含经济危机的社会危机、自然生态危机;由于自然家园的严重破坏，也隐含着民族长期生存发展的深刻危机。

　　

　　第四是，动荡因素：经济道德资源贫困，亏空的社会资本。
“杨佳袭警案”“人只有逼急了才会干出这样凶残的事。”“不顾忌后果向强大的国家机器发起挑战，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有这样的罪犯，甚至不少。但这样的行为不是受到社会一致谴责，而是得到了民间舆论很大声的喝彩，说明我们的社会系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
“法律作为最底线的社会共识被杨佳们弃置不顾，这不是一天或两天、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情绪长期积累的结果。”杨佳案的确需要我国治安、司法系统做深刻反思，但“更广泛意义上，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前中国社会共识的分裂和稀薄，直接刺激了杨佳那种‘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绝望式暴力的发生。”
“所谓‘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本钱’。用中国当下最热门的词汇来说，就是‘社会和谐’。”他写到，“社会资本越雄厚，这个社会的运转就越顺畅，越有效率。相反，社会资本比较缺乏，国家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秩序、乃至政治秩序都不会很好。”
社会资本在忽视和冷遇中遭到了巨大亏空。而这种亏空直接到后果就是社会共识的分裂和社会利益的分化。
“其中，分解能力最强大的就是财富与权力分配的分化，导致社会价值、意识和地位的割裂。”独立社会评论人刘洪波指出，“这使每个人开始站队，运用站队的观点来看待社会。进而使人们在心理上不接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已分别化了，有富人与穷人，有富人社会与穷人社会。”
民主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来理解，把它从经济增长的及价值中分离出来，民主本身的价值及合法性不需要经济增长来加以证明。民主有其自己的功能，它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正如市场经济有好的坏的一样，民主也有好的民主和坏的民主，在我的理解中，好的民主可以最大程度的消解剥夺，带来稳定，从而最终服务于社会发展。
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替代，威权可以提供秩序这样一种公共品，没有秩序任何经济增长都是谈不上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性是不断消解威权的，这就是说，威权不可能长期存在。这几乎是我们在所有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发现的一个经验事实。这就引来的一个问题。没有威权之后怎么办？我们靠什么来提供秩序公共品？这才是今天中国真正要思考的急迫问题。
人类的进步，不是由上层建筑的领导推动的，而是由民众的抗争推动的。
翻开人类史，不论是非洲史、欧洲史，还是亚洲史，人类的进步都是人类的底层与上层建筑的抗争推动的。奴隶社会，由于奴隶的抗争，进入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由于资产阶级的抗争，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工人、农民与资本家的抗争，部分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于是，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从来都不断的有底层民众的反抗的记录。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缩小人类各阶层之间的差距，最主要的动力于底层民众与上层建筑的抗争。而民众的每一次世界性的抗争，都推动了人类社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同时又促进人类自己进行反思，探讨真理。
人类为这种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民众每一次与上层建筑的抗争，都会导致上层建筑对这种抗争的血腥镇压，而整个人类的文明也承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这种代价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来说，是值得的。所以，抗争性，其实是底层民众的基本性，是不能否认的，也是不能压制的，同时也压制不了。
既然底层民众与上层建筑的抗争是不可违逆的，是任何血腥镇压都抵制不了的，则压制不如顺势而为。长江既然堵不住，当然是顺势引导的好。中国有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我再改一句：顺民者昌，逆民者亡。
允许民众与上层建筑抗争，是人类进步的表现，是人类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缩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