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国际金融炒家的面纱

　　

　　2009年04月04日 中国经营

　　

　　: 郎咸平

　　

　　“他们是非常非常非常聪明的一群人，他们的操控手段之复杂是你无法想象的，动用资金能力之强大更是你不可想象的。更可怕的是，他们与政府关系之暧昧，也是你不可想象的。”

　　

　　通过3个“非常”和3个“不可想象”，郎咸平进一步将“他们”的特征具化为，他们要么“是犹太人，或者是通通的白种人（英文叫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通常在美国沃顿商学院金融系学习，非常讲究门第出身，就像我们魏晋南北朝一样讲究门派。”

　　

　　郎口中的“他们”，正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国际金融炒家”。

　　

　　“国际金融炒家通过对定价权的操控，大幅拉抬能源价格，而中国企业误判能源价格的上升源于需求上升，以为是常态。为了确保原料，避免进一步损失，从而被国际金融炒家误导进行国际收购以及签订各种形式的套期保值合同，最后，能源价格大跌，中国一家伙就被算计了几千亿美元。”郎咸平说。

　　

　　日本的教训和亚洲金融危机

　　

　　为了说明国际金融炒家有多“大鳄”，郎咸平用了日本的教训和亚洲金融危机举例。

　　

　　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强国是日本。1982、1983和1984年，日本贸易盈余已经迅速从69亿美元剧增至205.3亿美元，之后又飙升至336.1亿美元，这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当时，通过出口汽车、家电到美国，日本给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贸易赤字；更让美国人感受到巨大经济压力的是，日本三菱公司还收购了洛克菲勒中心。如同国会山、自由女神像和麦当劳、肯德基一样，洛克菲勒中心也代表着美国精神。在这个时候，一场精心策划的“金融超限战”（超越传统限度的战争，本注）发生了，即国际金融炒家和美国政府合谋攻击日本。

　　

　　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德、法五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在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由于上述4国均对日本存有贸易逆差，因此，在会后签署的联合声明——“广场协议”中约定，五国将联手实现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有序升至，以矫正美元估值过高的局面。按照当时的普遍认识，广场协议主要是为了减缓日本对外收支盈余的急剧上升。而后来之所以将该协议称作阴谋，主要原因在于，只要日本政府一旦签字确认了协议条款，那无疑给国际金融炒家一个明确的信号——日元要大幅升值了。于是，大量国际热钱涌入日本炒日元，而日元则越炒越升值。

　　

　　果不其然，在广场协议发布几小时后，美元开始了对日元的疯狂贬值，进而持续两年未见止跌迹象，高峰时期，美元兑日元一度贬值50％。更重要的是，美国财政部还对日本央行施压，要求其降低利率放宽信贷。

　　

　　由此带来的后果非常可怕。由于利率降低、信贷放宽，日本信贷泛滥，日本各大商社都在借钱做大做强；日本老百姓则借钱炒楼炒股、买产品。于是，当这些钱流入什么市场就造成该市场的泡沫：炒楼，楼市泡沫；炒股，股市泡沫；买产品，通货膨胀。

　　

　　在国际金融炒家和美国政府的合谋下，日本汇率上升、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通货膨胀，十分相似于我国2007年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的情况。

　　

　　后来，当国际金融炒家将热钱撤离日本，负债率甚至高达四五百倍的日本企业财务风险泡沫随之破裂，日本经济的“虚假繁荣”在随后的20年内都未能完全走出萧条。

　　

　　与此相似，1997年之前，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再次重蹈覆辙。从索罗斯1997年狙击泰铢开始，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中国香港为例，股指从危机前的点暴跌至6000点，房价平均下跌了6成。一直到2004年后，通过中央政府的自由行政策，香港才慢慢恢复过来。

　　

　　不止于此，2008年4月，外资非常有秩序、有规律地撤出越南，同样引起了越南经济泡沫的破灭。

　　

　　做局关键：操控定价权

　　

　　统览中国企业的亏损案例，不难发现，这些合同几乎无一例外是在油价147美元/桶前签订的。难道中国的企业在做套期保值时都不知道风险而如此“大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据郎咸平的研究，上述亏损多数情况发生在如下情形。当油价从70美元/桶开始上涨时，一些国际金融资本，譬如雷曼兄弟、高盛等国际金融“马前卒”，开始找到这些公司游说，你是否要买矿产，要不要签订远期石油合同，因为油价很快就会上涨到90美元/桶，所以要赶快。当时，这些中国公司肯定都是不信的。

　　

　　但没过几个月，油价果真90美元/桶了。于是没有签订合同的中国公司开始心痒，虽然还是不敢签。于是马前卒们再次前来，赶快签吧，接下来会到100美元/桶。中国公司还是不敢签。于是国际金融资本再次把油价拉至100美元/桶。如此反复数次，未签的中国公司无不懊悔，毕竟，要签了的话，自己现在已经赚个盆满钵满了。而及至油价达到130美元/桶时，中国公司纷纷开始出手签约。

　　

　　郎咸平发现，就在此时，国际金融资本的“马前卒”罗杰斯等人开始站出来喊油价会达到200美元/桶。中计签约的中国公司越来越多。

　　

　　然而，当油价高至147美元/桶时，美国政府宣布要举行国会听证会，调查为何油价如此飙升；并将一些所谓美籍国际金融炒家喊过来进行一些所谓“处罚”。郎咸平将此称为“二人转”，也即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炒家唱的“双簧”，毕竟，没有见哪个国际金融炒家被判刑。

　　

　　于是，国际油价开始暴跌。

　　

　　事实上，中国企业并非完全做多，对于可能的下跌他们也并非完全没有准备。据郎咸平的研究，深圳南方电力公司（下称“深南电”）曾在油价80~90美元/桶时与高盛对赌，如果油价低于62美元/桶，高盛赢；否则深南电赢。结果，就在如此局中，国际油价一度跌至35美元/桶。

　　

　　“30多美元一桶的油价是什么概念？30多美元一桶是1980年的价格。从1980年到2009年，这30年期间，难道没有通货膨胀吗？” 但事实摆在面前，郎咸平据此指出，“国际金融炒家的最高战略指导思想就是取得定价权”，以后可以不要用供需关系原理来判断国际大宗货物的价格，因为这些价格往往都为国际金融炒家所操纵。

　　

　　事实上，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操纵定价权大赚其利的例子数不胜数。以成为建设银行最大外资股东的美国银行来说，通过压低价格获得股权、并在建设银行上市后获利，美国银行一举获利1300亿元。

　　

　　“每一位读者都亏了100元，乘以13亿人口，刚好等于1300亿元人民币。”

　　

　　
还有多少个“陈久霖”

　　

　　2009年04月04日 中国经营

　　

　　
　　: 周丽敏

　　

　　2009年3月15日，阳光明媚。

　　

　　但对于31家从事海外金融衍生品业务的中央企业来说，这一天是上交金融衍生“投资成绩单”的最后时限。

　　

　　国资发评价（2009）19号文件明确规定：中央企业将金融衍生业务清理整顿书面告要在3月15日前提交国资委。

　　

　　中海油事件后还有多少个陈久霖？套期保值还是投机？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延伸，越来越多的中央企业被公布出海外金融衍生业务巨额亏损的告。

　　

　　东方航空套保浮亏62亿元，国泰航空浮亏76亿元，国航浮亏31亿元（截至2008年10月底），中国远洋集团浮亏近40亿元！这些数据触目惊心。

　　

　　2009年1月8日，国资委网站再次刊登了两年前国资委副主任李伟的讲座。主题即为《国有企业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管理》，其中不仅包含衍生品投资概况和现状的介绍，也重新回顾了“株冶套保巨亏14.6亿元”、“国储铜事件”和“陈久霖事件”（中航油石油期权巨亏5.4亿美元）等企业套保血泪史。

　　

　　国资委在此时“重翻旧案”显然耐人寻味。

　　

　　李伟在文章中称：“非金融企业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目的应该是避险而不是作为盈利手段。中航油、国储铜等事件的教训是，它们希望通过承担衍生产品风险而谋求‘丰厚’利润，忘记了自己用衍生产品套期保值的初衷，忘记了自己的主业。”

　　

　　这一结论用于今日并不过时。

　　

　　遗憾的是，很多央企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主业，在投机与套保似乎难以泾渭分明的投资交易中，依然有太多企业铤而走险。

　　

　　根据各大央企出具的告显示，航空类企业在该轮“套保门”中被“套”最深。从2008年的情况看，东方航空截至2008年底浮亏62亿元；国泰航空则巨亏76亿元；国航在2008年10月底已浮亏31亿元，并在2008年11月发生了588万美元的实际赔付；上航到2008年10月底则浮亏近1亿元。随着2008年最后两个月里原油价格进一步下挫，航空企业燃油套保越陷越深。

　　

　　而在2008年年中及时止步的南航，以燃油套保赚了628万美元成为航空企业套保不亏的唯一案例。

　　

　　同时，以原油为首的大宗商品深跌令“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跌入谷底，中国航运业也随即出现套期保值的巨额浮亏。中国远洋2008年12月16日公告称，因参与FFA交易（远期运费协议），截至2008年9月30日亏损已达39.5亿元。目前，最新的公告还没出来；市场人士认为，显然亏损远不止这么多。

　　

　　不过，企业在能源矿产方面进行套保的遭遇似乎更加触目惊心。在2008年，深南电与高盛进行的原油对赌协议，只要原油浮动价格低于62美元／桶时，深南电每月需按照（62美元／桶—浮动价）×40万桶的金额支付现金给对方。目前，国际原油价格维持在40美元／桶附近，如果继续玩下去，损失可想而知。江西铜业曾在2008年三季中披露投资损失为1.7亿元，并说明“其他流动负债余额比期初增加人民币2.2亿元，主要是期末发生的期货持仓浮动亏损”。

　　

　　为了弄清楚到底有多少央企“触礁”，2009年2月，国资委联合审计署对参与金融衍生投资业务的20多家央企开展了深入调查。其中，东航、中国远洋等重磅央企都被列入审计名单。

　　

　　“目前曝光的案例仍然只是冰山一角，更多可能已经触礁的‘舰队’，由于未必是在上市公司层面操作，至今仍不为人知，比如一些石化和钢铁行业的大型国企等。”国资委一官员向《中国经营》记者透露。

　　

　　在2008年9月国资委的调查中，当时出的亏损数字尚在一两百亿元左右；但经过2008年四季度的市场剧变，情况更加不容乐观。“账面浮亏至少数百亿元。”一位参与调查的官员表示，2008年全部央企的盈利约为6000亿元。

　　

　　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一家央企负责人被处分，有人士戏言：“鸡不杀，猴不怕。”

　　

　　痛定思痛，国资委在2009年3月24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实现稳健经营。

　　

　　无疑，在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全球经济复苏尚未明朗之时，强化对央企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制度迫在眉睫。